山西通志卷二百二

译从此以后，我不再喜爱见到可供玩赏的东西。即使偶尔又收藏了它们，后来被别人取走，也不再惋惜。把它们比作烟云从眼前飘过、百鸟的声音从耳边掠过，难道不是欣然接受它们，离去后就不再挂念吗？这样一来，书画两种东西常常能给我带来快乐，却不能成为我的祸患。驸马都尉王君晋卿虽然身处外戚之家，却奉行礼义，学习问道、诗书，常常同贫寒士人相互较量。平日里他摒弃膏粱厚味，远离声色，专心从事书画。在私宅东面建造宝绘堂，用来收藏自己的书画，并请求我写文章作记。他恐怕自己不幸像我年轻时那样沉溺于喜好，所以我用这些话告诫他，希望他能够保全其中的快乐而远离其中的祸患。熙宁十年七月二十日记。《伯夷叔齐祠记》　黄庭坚 伯夷、叔齐的墓在河东蒲坂雷首山的南面，《水经》《地志》中都有记载，可以考证，并非妄说。在墓上建庙，却不知道始于何时。凭二人的贤德推想，大概应当是唐、晋两地祭祀典礼中的旧制，年代已经很久了。元祐六年，我的同年进士、临菑人王辟之在河东县政绩有成，于是利用元祐四年九月大享赦书所允许的钱款七万，以及拆除淫祠所得的屋材，建造新庙，共三十二楹。尊重德行、崇尚贤人，听到这件事的人都受到鼓舞。神像和祭祀器物都符合规制。五月辛未日，在庙中举行祭祀，于是大家共同商议记下年月，请豫章人黄庭坚作文。我谨慎考察伯夷、叔齐，他们大概是国君的两个儿子，逃离自己的国家，不肯占有君位。我曾经探求其中的道理：伯夷没有被立为君，他的宗族和国人中一定有人不满意；叔齐被立为君，他的宗族和国人中也一定有人不满意。当时纣王又在上位，残暴地对待诸侯，那么二人离开自己的国家，难道也是为了躲避纣王吗？二人虽然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但其国家的社稷祭祀一定仍像往常一样享有血食。事情虽然没有明确见于经典，但考察曹国子臧、吴国季札的传记来推求，我认为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孔子认为，他们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体；自身处境虽困窘，内心却保持清白；被废弃虽不得志，却合乎权变；他们求仁而得仁，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又说：“齐景公有四千匹马，死的时候，百姓却没有什么可以称道他的。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下，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们。”孟子认为，不是自己的君主就不侍奉，不是自己的百姓就不役使；不在品行邪恶的人朝廷里任职，也不同品行邪恶的人交谈。所以，听到伯夷遗风的人，贪婪者会变得廉洁，懦弱者会立定志向。这就是伯夷、叔齐的行为。至于说他们进谏周武王却不被采用，离去后饿死，我对此有所怀疑。阳夏人谢景平说：“关于这两人的事，凡是孔子、孟子没有说过的，都可以不信。它最初大概出自庄周，只是空言，并无事实。后来司马迁作《史记·列传》，韩愈又作颂文和传记来叙述三人，于是空言便成了事实。若说三家之学，都有违于圣人之处。只是他们凭文章名闻天下，后世学者又没有深入考察，所以就跟着相信了。”依我看，谢氏的议论，可以说是笃信而又好学；不过，这种话只能对有智慧的人说。我看如今做官吏的，消磨时日、虚度岁月，真正办理政事的人很少。政事尚且不能办好，又哪里有空闲教化百姓？如今河东有一位县吏，治理事务勤敏迅速，政事办成后又举行常典祭祀来教化百姓，可以说是懂得根本了。因此我乐意替他写下此文，并把我所听闻的伯夷、叔齐之事一并记下，告知后人。《仓颉庙科斗书记》　秦观 有人认为文字契刻始于伏羲，也有人认为始于仓颉。大概伏羲画八卦时，文字契刻已经出现了征兆；到了仓颉观察鸟兽足迹，文字契刻才变得完备。也就是说，文字始于伏羲，而由仓颉完成。古代儿童八岁入小学，所以《周官》说保氏掌管教国子学习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些称为“小学”。秦代焚烧典籍以后，才开始使用篆书、隶书，于是古文灭绝了。汉武帝时，鲁共王拆毁孔子旧宅，在墙壁中得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当时的人已经不知道还有古文，便称它为科斗书。后来北平侯张苍献上《春秋左氏传》，各郡国也常常在山川中发现鼎彝器物，上面的铭文是前代古文，彼此都很相似。当时王莽任司空时，甄丰改订古文，有人说古文就是孔氏墙壁中的书。魏初传授古文的人有邯郸淳、卫觊；有人把摹写的邯郸淳《尚书》拿给他看，邯郸淳竟不能辨别。到了正始年间，逐渐失去了邯郸淳的笔法，于是借着“科斗”之名，仿效它的形状。太康元年，汲县人盗掘魏襄王墓，得到十多万字的竹简书，是魏国流传下来的文献，字形仍有些相似之处。古书也有好几种，其中有一卷论述楚国事迹的，写得最为精工。从前齐文惠太子任雍州刺史时，盗掘楚王墓，也得到竹简。竹简用青丝编缀，宽几寸，长二尺，竹皮、竹节都像新的一样。有人得到十多枚竹简，王僧防说那是科斗书，记载了《周官》中缺失的文字。由此看来，凡是称为古文的，都是仓颉遗留下来的笔法。古文虽然不是科斗书，但世人曾把它称作科斗书，只是因为它与科斗书相似罢了。这件法帖题为《仓颉书》，却完全不像科斗书，反而接近大篆、小篆，看来很值得怀疑。《大飨礼成蒙恩恭记》　文彦博 元丰三年深秋，皇帝在明堂举行大飨礼。我当时任魏地长官，被召来陪侍祭祀。大礼庆成后第四天，特蒙制恩，晋升为太尉，负责保厘洛郊。我已是七十五岁的老年。此前多年，我上奏十几次，请求退休，圣恩俯怜老臣，曲加体念，都没有准许。如今又优厚地晋升我的公位，使我镇守别都。我自知衰老残弱，不敢承当这一任命，俯伏辞让，前后再三，最终仍未获准。于是于闰九月二十三日入朝辞行。第二天出都，皇帝仍在琼林苑赐宴，并由二府大臣陪同。既有中使前来送行，宫中又拿出宝器，让我饮用天子所赐的美酒，尽情享受鱼藻之乐。又赐给我御诗，以荣耀我的出行。我恭敬地思量这深厚恩德，承受这特殊恩宠，自近世直到本朝，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宰辅大臣惇奉诏作序，事情和意义已经叙述得很详尽。我即使穷尽语言，也不能表达完内心的感受，只知道自己背负天地养育生成之德，感激之下继而流泪。陛下聪明睿智，文采灿然，帝王功业因此作歌，光大继承前代典章。陛下即位以来已经十四年，而英韶之乐的声韵、《云汉》般的诗章，百官希望听到、万物希望看见，已经很久了，却始终没有机会得见。为什么我这个老臣首先蒙受上天赐予的恩典，荣耀和幸运都到了极点，远远超出常人？我刚到都城门，消息就已经传遍宫禁；刚抵达洛宅，又得以向官吏百姓夸示此事。因此将它绘图、铸金、刻石，使它永远流传，将与日月一样光明，与天地一样长久。还要使我的子子孙孙世代相继，互相勉励，保守这份恩德，也能够永远传下去。这样，老臣也就可以不朽了。元丰四年正月三日，谨记。

译《谒李卫公神祠记》　吕升卿 卫国李公辅佐唐室，功勋德业第一；生前显露奇异节操，死后成为显赫神灵，这本来就是合乎道理的。史传称公是京兆人。元符元年九月，我巡行所属州县，进入潞城境内，到达微子岭，那里有显灵王庙。查看古代刻石，才知道这是卫公的祠庙，庙貌十分壮盛。邑人祭祀他，虔诚信奉，都说神灵威严，祈求什么就应验什么。我询问最初建庙的缘由，他们说：“显灵王曾在这里登记户籍居住。”这与唐史记载不同，其中无法考证。当时我从朔方漕运使任上调往河东，经过涉邑进入境内，于十五日进入庙中，备具礼仪表示敬意。谨记。《修太师温国公坟记》　司马富 元祐元年九月初一日，尚书左仆射司马公在任上去世。第二天，皇上派使者传诏给他的孤子司马康说：“我的忠臣，为国家竭尽劳瘁，以至损折了寿命，我非常怜悯他。按照从官的葬礼安葬他，以报答他的功劳。”司马康叩头泣血，辞谢说：“陛下的先臣，确实有俭朴的德行，平生多次告诫子孙要薄葬，并把这作为自己的终制，手书还保存着。如今朝廷规定的葬制规模很大，向上耗费官府财物，向下劳烦百姓民力，恐怕不是先臣的本意。臣不敢接受，坚决辞谢。”第二天，皇上又派使者告谕司马康说：“如果这样，拿什么来报答他？你父亲的忠心和勤劳，我自会酬答，这不是你可以推辞的。”皇上又告谕各位大臣，让他们晓谕司马康不可辞谢的旨意。司马康回答说：“臣遵奉先人的教训，不敢不把这些情况奏闻。先臣的志愿如此，陛下如果以君命改变它，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臣岂敢不听从陛下的命令。”于是诏令尚书户部侍郎赵瞻、入内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送公的葬具回到陕州夏县故里住宅。此前，皇上已经命入内内侍省供奉官李永言、开封县尉廷挟、太史礼直官乘驿车前往洓川先祖墓地，相地选择墓址。于是十月甲午日开挖墓穴，征发陕、解、蒲、华四州的士卒挖土，又选取上方的各种工匠制作葬具。十一月，又命司马富提举此事。十二月丙戌日，墓葬完工。按原定制度，墓穴用砖砌成，设石门，中间设置仪椁，里面供奉李公的神主。工程刚开始，便对司马康说：“奉敕营造的葬制虽然依据旧章，但其中不妥当的地方，稍作减省改动也可以。”我私下想到，丞相的志向是喜欢实用、厌恶虚饰；石门难以取得，仪椁又华丽浪费，费用很大。这两样东西的费用，足以抵得上其余一百多项，而且实际上对安葬没有用处。如果能够省去它们，就可以减少官府费用的十分之五六，也不使百姓疲困，怎么样？司马康回答：“可以。”于是用柏木代替石门，撤去仪椁不再使用，不到规定时间工程就完成了，百姓也没有受到困扰。李公善于安抚士卒，防止他们遭受饥寒，并且知道他们的劳苦，所以从工程开始到完工，没有一个人饿死；由此可知他的才能。这次工程，我司马富确实参与并总管其事。想到叔父的忠诚勤勉，想到他侍奉圣主的仁德以及圣主报答功劳的恩典，我不禁叹息感泣，不能自已。况且使者将要奉命办理此事时，机敏而能顺应实际，费用少而百姓安宁，劳工省而事情办成；对上足以符合圣君优待贤能、体恤百姓的意旨，对下足以慰藉忠臣崇尚俭朴、爱惜民物的心意，不能不把它记下来。因此作了这篇记。《修忠清粹德碑楼记》　司马桂 丞相司马公安葬后的第二年，天子命翰林学士苏公撰写司马公墓道碑文，编次叙述他的重大节操和卓著功勋，并在碑额上亲自书写篆字，题为“忠清粹德之碑”。又命内侍李永言和堂孙司马桂督率将作监的工匠，调发士卒、招募民夫，在墓的东南面建楼，让他们居住。李永言、司马桂接受命令后，立即裁减浮华，降低规模，简约制度，使它不奢侈超过前人，也不使后人荒废。共用七个月完工，土木、金石、泥瓦、彩绘等工程，总计耗费一万六千余工，而节省下来的工数也与此相当。楼的总体格局，底部东西相距共四丈五尺；上层有四道门，每门两扇窗；下层有两道门，每门一道门槛。又建复阁环绕碑亭，回廊环绕复阁，四面筑起曲折的围墙，作为遮蔽和防卫。这只是大概情形。至于屋脊相连、柱子成行，以及宽度、延伸和长度等详细尺寸，工匠那里保存有记录。我私下常想到，本朝元老的功德既然如此，而天子的褒奖抚恤又如此隆重，不能让它被轻视而默默无闻。我曾想阐明朝廷的意旨，宣扬君臣的美德，刻石记载事实，使天下后世明白知道；这也不敢只当作主管官署例行的文书而已。我看古代使国家达到大治的盛况，没有超过三代的鼎盛时期；这不只是君主圣明，也是因为臣子尽忠。不只是臣子贤能，也是因为君主能够依礼相待。上面以礼相待来任用臣下，下面竭尽忠诚来报答君上，所以当时的太平盛世几乎无所不能达到，而后世仰望它，仿佛无法企及。从前大臣有辅佐君主、尽力弼亮的功劳，有广泛谋划、勤于进言纳谏的劳绩，天子在他们生前记录，死后也记录；因此把他们的名号藏在盟府，配享宗庙，书于旌旗和常法，刻在钟鼎之上，使他们与日月一同流传，金石也不能磨灭。用来记载功勋，可以说达到极致了。即便如此，又不如巨大的石碑和宏伟的碑字，陈列丰厚功绩，巍然立在墓道前，使千年之后的人知道尧舜这样的君主有稷、契这样的臣子；看碑文仿佛看见其人，思念其人仿佛生在那个时代，遥想并高高仰慕却又不能相见，便会唏嘘叹息而不能自胜。不只是士大夫能够在上层社会讲论谈述，连民间百姓也将在下层社会歌唱吟诵；它超过古代的地方，难道还不多吗？唉，后人看今天，也将会如此，何况亲身处在当时、亲眼看到这件事的人，怎么能够默不作声呢？《寿阳新学记》　李毅

译太原所属九县中，寿阳距离府城有两个驿站，处在山谷之间；东面正当井陉、常山的道路，北面连接定襄、雁门，是战国时期各国用兵之地。经过五代战乱，又被僭伪政权占有，所以当地风俗强悍勇武，年轻而有才干的人大多带着弓箭，骑着鞍马，学习骑射。自大宋以来，从未有乡举之士应诏入仕。然而此地土地虽然贫瘠狭小，百姓却勤于劳作，大都廉洁节俭、自给自足；所以争斗诉讼很少，质朴而尊奉义理，也不凭意气互相欺凌。元祐初年，张不渝来任此县县令，下达命令一定守信，待百姓一定真诚；不到几个月，百姓便服从他的教化，公堂上没有积压的诉讼。张公喜欢百姓淳朴，却忧虑他们不通晓学问，习惯于旧俗，于是考虑设法改革。县里旧有孔子庙，因年久失修而破败简陋，不能遮蔽风雨；春秋两季举行释奠礼，只有县官行礼，没有学生相助。张君看着叹息说：“想要洗涤旧习、改变风俗，这就是根本。”于是开始打算扩建整修。他规划测量建筑规模，却担心旧址靠近市场、低洼狭窄。恰逢县里的士人李光国献出东南角的土地，于是谋划迁建。大姓听说这项工程，彼此欣然相助，备办优良木材、坚实砖瓦以及修筑工程的费用。于是测量土地，在中央建正殿，安置先圣孔子的塑像；在左右排列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四位贤人；其次把十哲分列东西两廊；又绘制七十二弟子像。讲学有堂，诵读有斋，收藏祭器有库，宾客住宿、厨房和浴室也各有处所。总共建成房屋数十楹，庚午年春季开工，到这一年冬季完工。随后按照礼制召集县里有学问、有德行的人，安排他们担任教师；张君首先派自己的儿子入学，和其他学生同列学习。从此，县民子弟中稍有才秀、可以学习的，和从前以驰马射猎为事的那些人，都舍弃了宽大奇异、后襟较短的服装以及弓箭游玩的器具，穿宽衣、系博带，专心从事笔墨、经书、史籍的学习，举止温文有礼。张君到学校来很高兴，于是写信叙述此事，嘱托我作记。我认为，学校不修整，学生轻佻放纵、游荡于城阙之间，《诗经·子衿》所讽刺的，是在上位者的过错；乡校保存下来，学生却在其中游玩并议论执政者，而上面明知如此还要毁掉乡校，则是学者的过错。如今张君治理政事，不拘泥于细枝末节，只把教化风俗、培养人才作为急务，可以说是懂得根本。士人进入学校，在这里游息、在这里用餐、在这里讲习先王之道，将来必定会有成就很大的人才出现，经典学业和品行都明达宏伟，可以立于朝廷；即使才智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也不会失去做善人的机会；有的人或许凭文章考中科举，显著地出现在世间，人们都会说这是张君兴办学校的成效，难道不是美事吗？如果只是群居在华美房屋之下，吃饱后嬉戏，不致力于考察古今、精研道义，倚着几案聚首交谈，言语不涉及义理，只议论县政的是非，那么恐怕不是张君的本意。将来如果没有像子产那样的人来治理，这所学校的兴废也就难以预料了。张君名元淳，字不渝。世代以文才儒学显达，而不渝又以政事著称。元祐七年二月初十日。《重修武安王庙记》　郑咸 侯凭借忠义大节侍奉昭烈帝，成为左右抵御外侮的臣子，名声传遍天下后世。即使老农和小孩，也都能说出他的事迹。但人们都只认为侯英勇善战，是能抵挡万人之敌罢了；这还不足以真正了解侯。当汉朝将要灭亡时，曹孟德凭奸雄的资质挟持天子，占据中原，虎视眈眈地看着邻国，认为袁本初尚且不值得一提，何况他的部下呢？唯独先主刘备力量微弱，却想同他较量，与之抗争；然而屡次交战，多次失败。士人在这个时候，心中怀有离去或留下打算的，便可以选择君主而侍奉他。如果对忠义大节没有明确认识，谁肯抗拒强者、帮助弱者，离开安稳而投身危险呢？爵禄富贵，是人们非常想要的东西。把万钟俸禄看得如同一介轻物，把千乘之国看得如同匹夫所有的卑贱之物，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是因为忠心竭尽、义理胜过一切罢了。侯表面上把孟德当作汉臣，实际上却视他为汉朝仇敌；先主本来就是刘氏宗族，侯也曾接受汉朝爵号。如果要选择所侍奉的人，应当选择曹操吗，还是选择刘备呢？曹操和刘备力量悬殊，即使愚人也知道。巴蜀几个郡，拿来抵抗天下一半的力量，成功根本遥不可待。侯难道会因此稍稍动摇心意吗？秋霜严厉，见到阳光就消融；南方的金属坚硬，遇到钢铁也会折断。然而侯的忠义凛然不可侵犯，即使富贵在前、死亡在后，也不能改变他的志节。孔融、杨彪都是德高望重的元老，一旦稍稍触犯孟德，就被杀戮或囚禁。侯被孟德俘获后，孟德却不敢对他无礼。等到侯离去时，孟德只是久久注视，不敢追赶。这样看来，侯之所以胜过孟德的地方实在很多；大概是有办法使他内心折服、使他的气势受挫，难道只是在战阵之间吗？侯原本在郡城西面有一座神庙，庙宇久未修治，乡里父老共同经营，使它更加完整焕新。当时我任太守张公的别驾，张公共同实行宽和从容、镇定安静的政事，百姓因此和乐。每天有余暇，可以用来致力于神庙修缮。那么神灵能够安居于此，难道是没有缘由的吗？《善治坊西街文庙碑记》　张特 唐代吴道子画过孔子任鲁国司寇时的两幅像：孔子乘车、众弟子跟随的，称为“图”；孔子站立、颜渊侍立身旁的，称为“小影”。司门郎中王伯瑜把小影传给仙源孔氏，大概是孔子的第四十七代孙、袭封衍圣公孔蒙所收藏的。后来流传到棣州，摹刻在州学中。世人绘画宣圣孔子，往往错误荒谬，不足以作为考证和信据。这幅小影以及当今朝廷诏令孔氏家族献给秘阁的画像，就是这一原本。由此可知，它没有虚妄。石刻后面有东武人赵挺之的题字：“圣人既然不能亲眼见到，如今诵读他的书，考察他的事迹，又刻画他的衣冠，以及他庄严肃穆、盛德充盈的容貌，日夜想象，专心体会。”当时我暂代高平县政务，县里兴建学校，忧虑没有真实的孔子画像可供奉。棣州教授袁百之偶然把这幅画像寄来，我欣喜地接受它，像符契相合一样。于是把它示范给工匠，让他们依照画像制作，另行摹刻于石上，安置在文庙墙壁上，希望能够流传无穷。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奉议郎、权知泽州高平县事兼兵马都监、飞骑尉、赐绯鱼袋张特记文并立石。《重修太宁庙记》　杨照

译后土神载于祭祀典籍，起源于轩辕时代，扫地设祭，历史已经很久了。到了周代，礼仪制度完备。按《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祭祀昊天上帝，注释说：“昊天，就是天。”又说：“用青色玉璧礼敬天，用黄色玉琮礼敬地。”注释说：“祭地在夏至日举行，这里说的是神居昆仑山的地神。”又说：“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用来祭祀天神；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用来祭祀地祇。”注释说：“地祇是在北郊祭祀的，指神州大地之神以及社稷之神，并不是整个大地。”又说：“天子举行大封禅时，要先告祭后土。”注释说：“后土，就是土地之神。”既然地祇不是整个大地，那么就知道后土是土地上最尊贵的神。有人把它称为土地而又称“后”，难道不是因为它是万物的主宰吗？考察《周礼》，后土是昊天上帝的配神。汉武帝元鼎年间，开始在汾阴脽上泽中方丘建立祠庙，皇帝巡幸时便前往祭祀，用来祈求百姓五谷生长、年岁丰收。当时有宝鼎显现，显示神灵应验；《秋风辞》的歌谣直到今天还在流传。汉孝宣帝、孝元帝、成帝年间以及东汉光武帝，都沿袭了这一做法。唐开元年间，明皇在坛上重新修建祠庙，以勾龙氏作为配神。开元年间的记文记述了皇帝临幸祠庙的礼仪，称其盛况在当时无比。然而，把配享的典制考察于古礼并不相合，这难道也是唐代儒者的浅陋吗？我大宋接受天命即位，扫除五代的僭伪政权，使天下统一。章圣皇帝承接太祖、太宗积累的美好国运，祥符年间，天下安宁，人口和物产富足，礼乐完备，天地神祇没有不亲自祭祀的。至于封禅泰山、祭祀汾阴，超越历代帝王的礼典；皇帝车驾出行，临幸行宫和祠庙，都重新建造一新。于是天地清明，上下共同助顺；皇帝车驾所到之处，荣光充满河东。难道不是因为皇帝恭敬谨慎，圣母协同感应，美好的祥瑞得到验证，各种福物不吝惜地因感召而出现吗？因此皇上命令改县名为荣河，建立军额为庆成，宫庙称为太宁，并赐予名号。唉，他盛大承受大地厚德，可以说无愧于古代了。元祐丙寅年，我暂任此地官职，到任处理政务第三天，恭敬地拜谒祠庙，叩首再拜，瞻仰礼拜神像，感慨叹息说：“帝王的祭祀，没有比祭祀天地更大的。脽上的祠庙距祥符年间已经八十多年，年代并不算远，头发已经斑白的老人尚且还有一些在世，都能谈说当时礼仪的盛大。看看如今庙貌坍塌，楼阁倾倒，不能与当时的祭祀相称，难道不是守土之臣因循苟简，不能遵行朝廷恭敬奉祀天地的礼仪吗？” 我私下对此深感痛惜。丁卯年，才开始积聚地租等收入的余款，修缮外门和楼阁，并向监司巡行考察时禀报。工程估算的费用，于是委托监兵杜诏、太宁宫主尹从寿主持管理工程。东西两边装饰御碑的楼，四角修补城隅的缺口。金字匾额和碑刻，绘饰得光彩灿烂。前殿、后寝，革除旧物，翻修一新。邓丘的台榭，用砖替换木材。破败的修新，毁坏的重建，倾斜的扶正，倒塌的竖立，漫漶磨灭的重新装饰得华美，疏漏的恢复原状。共用钱一百一十万，役使二万四千三百余人。所需木材、颜料、白土、瓦和砖等物资，不摊派给百姓，不耗费官府现款，也没有额外劳烦便筹集完成。工程始于戊辰年二月的戊辰日，终于当年九月的己巳日。落成之日，邦人前来瞻仰观看，远近百姓都为此欢欣鼓舞，扶老携幼前来享祭，更加恭敬。礼书不是说过吗？即使天子也必定有尊敬的对象。把天当作父亲，把地当作母亲，亲自实行孝敬慈爱来教化四海，这可以说是真诚而又至极了。要使这些百姓知道尊天如父、报地如母，不是靠家喻户晓就能做到的，大概是因为后土之礼完成，教化的根本也就树立了。四时恭敬祭祀的典礼，难道敢忽视吗？我杨照充任此职三年，承受诏命，丝毫不敢懈怠。因此写下修建工程的始末，用来记载年月，希望后来的人有幸与我一样重视此事。谨作此记。《绛州思堂记》　张绎 我任金台太守时，喜欢沉默而深入地思考。到任六个月，在治所东侧建了一座堂，命名为“思”，并且打算在进堂时思考如何竭尽忠诚，退堂时思考如何弥补过失，以尽到自己的才力。有位客人诘难我说：“天下有什么可思虑的？最终归宿相同而道路不同，目标一致而思虑各异。天下有什么可思虑的，你为什么还要思考呢？”我笑着说：“你只知道其中一方面，不知道另一方面。恭敬地守住你的职位，喜好正直，神明会听见这些，并赐给你大福，这是人道的常理，我又有什么可思虑的？太阳落下月亮升起，月亮落下太阳升起，这是天道的常理，我又有什么可思虑的？你见过世上那些矫饰情态、扰乱心志、违背颓败局势而成就自己行为的人吗？富贵还没有来临时，他们便说巧言软语，望着别人露出喜悦而乞怜的神色；得不到时就忧愁不安。患难到来时，他们便发出悲愁无聊的声音，像老鼠一样躲藏、像鸟一样伏低，好像不能容身，只求万分之一的侥幸和险阻；得不到时又忧愁不安。唉，尚未来到的事情果真能够到来，已经到来的事情果真能够离去吗？正因为不知道这个道理而勉强思虑，天下才开始纷纷多事。这就是所谓心神不定地来来往往，朋友也顺着你的思虑而来。你所谓的‘不思’，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吧？” 客人说：“对。”我说：“你只知道有些事情不该勉强思虑，哪里知道应当思虑却不思虑，也是很大的忧患呢？”客人惊愕不已。我指着庭中的杏树说：“你看庭院中的杏树，在春天尚未来临时，不过是一截枯木罢了。然而到了春天开花，秋天凋落，究竟是因为什么呢？你能够思考它为什么开花，思考它为什么凋落，那么生死的道理就全明白了。你看座位旁的蜡烛，到了半夜，明亮得可以看见幽暗隐秘之处；把它吹灭，瞪大眼睛也看不见山丘，究竟是因为什么呢？你能够思考它为什么能看见，思考它为什么看不见，那么鬼神的道理就全明白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惑’，孟子所说的‘思考就能得到，不思考就得不到’。不这样的话，你却想舍弃这些道理，去追求道家之流和佛教徒的说法，离弃人情、断绝思虑，独自坐在荒僻困苦的地方，把我们的君臣父子关系看得漫不经心，仿佛江湖上偶然相遇的人一样；颓废糜烂、毁坏放荡，不能自行收敛，却还说‘我的道最终不过是和野兽一起死、和树木一起腐烂罢了’，我又有什么可思虑的？唉，这种道理，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道理；你难道不愿意学习它吗？”于是客人开始茫然若失，便拍着大腿唱道：“春雨湿润啊，花草芬芳；秋风吹来啊，花落露霜。”

译一去一来，是天地的常理；他不知道这些，为什么要自寻苦恼而茫然无措？思考吧，思考吧；我们的君臣父子关系，才是真正的道之深奥、德之光明。”客人离去后，我担心这些话不能流传，愿意和求学的人共同分享，于是命寿安人张绎记下此事，河南人吴仅书写。《重修灵显王李卫公庙记》　张山 从前隋朝暴虐残害百姓，上帝震怒，于是眷顾唐朝，神尧皇帝如龙飞起，确实有圣子辅佐，平定天下，统一四方，延续了三百年。当时有一位上将，辅佐皇帝建立功业，庇护百姓，功勋高达上天，被封为卫国公，谥号景武。他姓李，名和字都显著载于旧史。当他四处征讨不服的国家时，指日便可奏报成功，即使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也没有谁能超过他。向南平定萧铣，开置一百个郡；向东擒获辅公祏，使共同负固者归顺；向北讨伐突厥，颉利可汗被擒，开拓土地，从阴山直到沙漠；向西讨伐吐谷浑，使伏允低头请罪，又另立其王，全国请求投降。唐朝威势震动扩展，洋溢于四方。我私下考察李公的起始，他忠义慷慨，向皇帝告发江都之变，坚守大节，不可动摇。等到君臣关系确定后，他便奉上贽礼接受官职，接受册命并记录功勋。功成事毕后，就闭门自守，以保全自身。即使有高唐王的诬陷欺罔，也不能加害于他。这说明他进退取舍，既明智又通达。所以能够保有盛大名声，享有长寿。等他去世，铁山、积石用来标志他的坟墓，斑剑、羽葆用来送葬，哀荣的礼仪完备了，始终如一的节操也尽显了。我又考察李公的兵法流传到今天的，名叫《对问》。其中讲仁义、奇正，讲虚实、天官，讲时日、鬼神，讲龟蛇出入变化，运用起来神妙莫测。因此我国立在学校中，命令老师和弟子讲习学习它，可以说功业施于国家，法则施于百姓，祭祀他是应该的。从前大概曾经显现灵验，暗中帮助军威，于是进封王爵，谥号灵显，以此报答神明。潞城这里是微子的故墟，向北走十里，有重重山冈、层叠山岭，土厚水深，风俗淳朴，适宜神灵安居。于是在那里建庙，已有一百多年，载入祭祀典籍，按时举行礼祭。水灾、旱灾、疫病，祈祷没有不应验的。祭祀用的牲牢和供献，附近几个郡都来参与。年代渐久，庙宇被风雨摧坏，百姓于是共同拆旧更新。不到规定时间，便建得雄伟华美。又架石筑桥，便利道路；凿磨石料立碑，准备记载他们的功劳。百姓工程完成后，来向县令报告。县令谷君认为这些事值得记载，嘱托我作记，并且纠正神像的冠冕服饰。我感叹说：“夷狄成为中原祸患已经很久了。平城使高祖受困，冒顿侮慢吕后；汉武帝发怒而滥用武力，穷尽兵力，几乎因此造成混乱；呼韩邪单于向汉宣帝称臣，实在是由刘邦当年的祸端引起的。唐高祖兴起时，曾屈身受辱，而李公总领将帅，生擒可汗，消灭那些丑类，对上洗雪国家耻辱，对下减轻百姓负担，近古以来只有这一人。” 本来就应当把这些事刻在金石上，以流传后世。”我不敢以才疏学浅推辞。此前，英公、鄂公立像在旁侍立，这不合礼制。谷君已经命令另建一室安置他们。绍圣元年，岁在甲戌，四月十二日记。《长子县令崔公祠堂记》　管防 古代的县令，都是选拔贤能之人；想要任用他们，必先让他们试着治理百姓，所以佩铜章、系黑色绶带，出任方圆百里的县宰，都能为职事竭尽劳瘁。自汉代以来，号称循吏的人数不胜数。长子县旧有唐代县令崔君的祠堂。崔君名元靖，曾任此县县令，以政绩奇异著称，但唐史没有记载。县城东北几里有一块碑，大概记载他的事迹；后来年代久远，碑文磨灭，只是当地老人相传说：山中有老虎伤人，崔君向神灵祈祷，不用强弓毒箭，而只派一个普通人追赶老虎，终于将它杀死。崔君离任后，县人便为他建立祠堂，刻石纪念。唉，崔君的德行远远超过常人，即使去世数百年，他遗留下来的风俗和功业，仍然可以想见并令人敬畏。从前紫芝任鲁山县令时，有盗贼被关在狱中，恰逢老虎为害，盗贼请求捕虎赎罪，属吏认为这是诡计，紫芝却答应了。第二天，盗贼背着老虎尸体回来，全县都为之感叹，唐史还赞美并记载了这件事。崔君有这样奇异的政绩，却唯独不能在青史中留下姓名，这是多么不幸啊！管城的宋君卓然出众，有古人的风范；崇宁五年来到这里施行政令，刚到任便听说这件事，惊叹说：“崔君活着时能替百姓除害，死后一定还能给百姓带来福祉。”第二年，他命令改建并修新祠堂，将使县人在水旱、疾病、疫灾时按时前来祈祷。谁能说崔君没有灵验呢？《待济亭记》　邵伯温 芮是一个县邑，受大河阻隔，又被中条山限制，百姓见识浅陋，风俗鄙俗；官员车马平时很少到来，偶尔有人经过，他们便惊惶逃避，认为那是非常奇怪的事。做官的往往只占有一处山谷，安于鄙陋，再也没有兴办建设的念头。从县城向东走三十里，下越重重山冈，渡过洪水，才能到达桃林驿，道路连接在那里。平时部使者、府官巡视，大多经过这条道路。夏天，狂暴的水流上涨；严寒时，坚冰凝结；遇到狂风暴雨，船不能渡河，人们只好暴露在原野，徘徊于草莽之间，茫然四顾，没有休息停留的地方。官吏失职，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呢？我前些时候代理此县政务，曾私下筹划解决此事，却没有完成就离开了。如今再次暂代此职，也已经一年了。才力浅薄、力量微弱，不能补益政绩，但县里的政务缺失，不敢不努力弥补。于是砍伐道路旁无用的树木，雇用农闲时的工人，在河岸边建了一座亭子；厨房、马厩以及各种器具，也大略准备齐全。门的两旁又建起狭屋，可以容纳行人居住，并且用作亭子的藩篱。到了夜里，豆粟、饮水、柴火等物，都能够在那里求取。因此题名为“待济”。我每次读《易经》读到《需卦·彖辞》说：“需，就是等待；危险在前面，刚健而不陷入其中，这样就不会困穷。” 我没有不把这句话反复读上三遍，从中体会圣人的深刻意义。凭借乾卦的刚健，涉渡坎卦所象征的险难，本来应当不觉得困难，却还要有所等待，那么君子的出仕或退处、言语和行动，难道可以不谨慎吗？也一定要有所等待，然后才能有所成功。假如违背这个道理，不懂得衡量、揣度和谋划，竟然迎合时势而昧于事理，任凭性情直来直往，那么平地也会突然掀起波涛，意外祸患会从不可预料之处发生；哪里只是有沉沦溺水的危险，简直足以败坏天下的事情，留下无穷的忧患。即使死上万次，又有什么益处呢？我年轻时地位卑贱，险阻艰难都经历过了。我说话立论、处世行事时畏缩不振，大多也是这样。回头看从前，任意妄为，招来罪过、取得羞辱，至今想起仍不寒而栗。现在用“待济”来命名这座亭子，姑且用来警戒自己罢了。各位君子，不要讥笑我。政和元年正月十五日，河南邵伯温记。《重修敷应侯庙记》　张刚

译政和癸巳年夏季六月，我从保安前往武乡赴任，进入县境所见大致都是童山。等到县衙，向东南望去，只见山谷之间茂林繁盛，气象葱郁，便怀疑那里有奇异之处。向官吏百姓询问，有人回答说：“那是旧日的龙泉神。崇宁年间赐庙额为仁济，大观初年封赐爵秩，称为敷应侯，祈祷没有不应验的。”我考察政务第三天，按惯例应当诚敬拜谒，于是渡河向东，走了将近五里，才进入山门。一条小路通向幽深处，曲折地登上高处；杂树异花，灌木丛交错密布；山花芬芳，野鸟和鸣；绿荫蒙蒙，细流潺潺。虽然正值盛夏，气候却像中秋一样，是尘世之外极为优美的地方，适宜神灵居住。然而回头看神祠，面向北方，只有一座殿和两侧的廊翼，完全没有廊庑。堂前有三间破屋，桶梁折断、瓦片散落，屋柱腐烂、墙垣坍塌；庭院不过几席之地，杂草茂盛荒芜，破败狭窄，实在不配作为神明的居所。我想修缮它，却还没有空闲。到了第二年秋季七月，长期晴天不下雨，旱魃造成灾害，庄稼枯槁，百姓人心惶惶，忧愁得不知道还能不能收获一粒粮食。我心中不安，于是择日洁净斋戒，亲自率领官吏百姓前往祠庙诚恳祈祷。不到十天，大量甘雨降下，禾苗蓬勃地生长起来。选定良辰吉日致谢，坊郭以及五管二十九村的百姓，拿着羊和酒来祭祀的人不约而同地赶来了。祭祀完毕，我召集父老，当面告诉他们说：“神享受百姓的祭祀，百姓依赖神的福佑。正当旱灾时，我本来就应当替百姓向神祈祷；等到下雨后，我也应当率领百姓报答神灵。如今神的恩惠泽及一方，功劳和利益十分广大，我想修建庙宇，不奢华也不简陋，只求适中，希望稍稍表达报答神灵的心意。”父老们欣然同意，于是召集工匠，招募匠人，各自拿出所有资财，规划营造，众人合力施工。用夯土板筑成的基址高一丈七尺有余，横长三十步，纵宽六步；又增建门和廊庑，两侧房屋共二十一间，塑像分别排列，斋房、供献和厨舍一应俱全。中间有三座门，门的北面有一座轩，名叫凌虚轩，因为它用板筑建成，凌空高出，仿佛处在青天之中。轩下有洞，名叫通微洞，因为它从外面直通内部，幽深得无法测量。庙宇两侧的廊庑回廊，全都架木设置栏杆，用来供游览观赏、开阔视野。栏杆下面都建有厦屋和飞檐，用来承接雨水，防止墙基垫坏倒塌。第一年地基建成，第二年屋宇建成，第三年栏杆、栋梁和厦屋建成，都是为了分期缓缓使用民力，依次完成。两侧廊庑的西面有一方池水，清澈深静，名叫灵应池。从池向西，沿着山腰小路行走，外面有泉水沸腾涌出，名叫灵应泉，因为遇到旱灾来这里取水祈祷，没有不应验的。泉的东南方，在上面的龛岩之间，石壁上有一尊石佛，百姓称它为圣佛，于是建了一座小堂，名叫圣佛堂。世俗传说，祈求子嗣的人只要心意虔诚就能得到，所以称佛为圣佛。从圣佛堂向东南登上陡坡，有一块盘石，大约有席子那么大，又高又平，于是就依地势建了一座圆屋，把旧亭的名称移到这里，以符合它的实际，称为拂云亭。因为从亭下俯视可以看到林木泉水，仰头望去，亭子仿佛隐约处在云间。泉水北面，沿山路逐渐下到山麓，这座亭子改名为松风亭，旧名拂云亭，因为四周松树缭绕，天籁不时鸣响，清风吹来，一阵接一阵，连绵不断。龙泉的景色，以这座亭子最为突出。我一向有喜爱泉石烟霞的癖好，十分爱这里，于是作词说：“眺望东南，山势郁然高峻；神灵居处幽深，宅在山的北面。松树森森，茂密成林；泉水涟漪，山石高峻。早霞灿烂，晚云深沉；厌倦时便知归返，逸游的野禽自由飞翔。可叹身居冗杂官场，精力难以胜任；牙齿将尽而衰老，白发渐渐侵染。退朝用餐后有闲暇，尽情登临；观览美景，触动我一向的本心。归去吧，归去吧，心中思绪郁结沉重；放笔挥毫，发出清新的声音。” 《隆德府知府韩公生祠记》，吴景修撰。上党这个地方，肘接京洛，脚踏蒲津，倚靠太原，跨连河朔，所辖八邑，又借兵于五州，实在是古代冀州的雄强藩镇。朝廷选求州牧，一定只取贤能之人；若不是德行深厚、声望隆重的一时伟人，能够遍察民情、通晓治国体制，足以托付承宣布政之任的，从来不会轻易授予这一职位。宣和二年秋，许昌人韩公从金州调来镇守此邦，进入境内便发文书，免除远道迎接奔走的劳苦；只乘一辆车，骑一匹疲马，不做任何华丽装饰。等到开府听政时，偶然遇到钱币流通受阻，城郭中停业罢市达数月。韩公推究法令本意，斟酌百姓情况，不必多加指示，弊端便被除去，利益来源重新畅通，公私双方都受到恩惠。河东实行均籴，远为边防军需提供帮助，韩公忧念这里的百姓，竭尽力量仍感不足，于是上奏章直达朝廷，特别获准隆德府缴纳廪输时予以宽免，皇帝温和地下诏准许，大事小事都使人欢呼。至于宣扬德泽、劝勉督促农桑、甄别善良、怜悯救济鳏寡，他把爱民作为根本；同时惩罚凶恶、憎恨恶人，揭发奸邪、查获隐伏罪恶，号称神明。巨大的蛀虫和积久的奸邪，一旦便被铲除，斩断根株，穷追其藏匿的巢穴，全境安乐，和气融洽，嘉禾甘露、芝草等祥瑞纷纷出现，以彰显循良官吏的功效。父老们拄杖相互说道：“贤良的二千石官员，政绩这样好，百年以来从未听闻；即使龚遂、黄霸、召公、杜母，果真有超过他的吗？” 大体考察自古以来循良官吏中政绩最优异的，不只是增加俸秩、赏赐金帛，实际上是用来等待进入鳯阁鸾台任职的人选。我公世代笃守忠贞，功勋在于王室；在金州政绩有成，已经受到褒奖，隆德府的士民又叩击天门陈述善政，乞求让他长期留任。我私下担心诏书和任命一经颁下，他就会升迁到显贵近臣之列，像霖雨一样惠及天下，这不是千里之内的百姓所能私自挽留的。屯留全邑百姓仰赖他的恩德，却无从报答，于是在佛寺中绘制他的画像，按祭祀礼仪供奉；谨慎采集他政绩中最突出的事迹，刻在石碑上，使子孙传扬歌颂，这样也就无愧于桐乡了。公名昭，字用晦，宣和四年五月十五日记。《敕赐应润庙记》，余彦和撰。

译并、汾一带是古代的良郡。平陶处在两个大国之间，又号称事务繁剧的县邑。县邑南面五十里有一座山，名叫超山。山势高大而厚重，俯视县城。山岩中有泉水流出，源头虽然不大，但舀来品尝，水清凉而甘滑。老人们相传，每逢旱灾便到这里祈祷，从来没有不应验的。我余彦和任职此县时，连续两年春夏发生旱灾，率领百姓三次祈祷，都像回声一样立即应验。泉旁虽旧有祠庙，却已经坍坏无人修理，荆棘丛生也无人清除。于是我晓谕居住在这里的百姓，将祠庙修整起来，百姓亲自前来服役，不久便建成了。庙宇建成后，又想到应当确定名号。不立名号，就不能充分表达报答神灵的道理。况且自古以来凡是对百姓有功德的，都载入祀典；所以根据功德确立名号，是为了永远报答神灵。余彦和把事情的详情禀告郡守，前后共请求两次，都因意见不合而未能实行。等到周侯治理此地，像父母一样爱护百姓，百姓想要的事情没有不顺从的。于是余彦和再次把事情写成奏状禀告周侯，请他上奏朝廷，朝廷于是赐予庙名“应润”。我曾考察《易经·系辞》说：“雨水用来滋润万物。”《尚书·洪范》说：“水的性质是向下滋润。”这座山的泉水能够生云化雨，举行祈雨仪式必有应验，理应得到这个名称，并用它来祭祀神灵的功德。如今圣明的天子道德可以感格皇天，恩德遍及百姓，说要下雨就下雨，说要晴朗就晴朗，年年谷物多次丰收，天下已经十分富足。然而仍然用正道安定神灵，安抚怀柔的礼仪没有不完备的，因此山川鬼神也无不安宁，不仅安处而已，还能接受职分、显示灵验来救济万物，这难道不是怀柔的功效吗？庙号颁下以后，周侯又撰写祝文，派我余彦和择定日期，斋戒后到祠庙下祭告。这一天，全境之内老少都赶来，无不欢呼击鼓起舞，感叹长叹，说若不是我周侯，就不能成就这件事；都希望记下年月，使后来的人知道我侯爱护百姓的恩德，也知道他的德行无愧于神灵，而神灵享用这里百姓的祭祀，永远没有穷尽，其功德也无愧于祀典。宣和元年十二月初十日记。《重修关圣庙记》，田特秀撰。忠诚却没有远见，不能选择有道的君主，处在当代便无法建立功业。比如范增替项羽谋划，即使愤怒地撞击玉斗，也免不了成为彭城的废人。勇猛却缺少义气，不能坚守侍奉君主的节操，死后也无法成就名声。比如吕布反复无常，即使巧妙地射中戟枝，也免不了成为白门楼下被捆绑的俘虏。忠诚而有远见，勇敢而笃守义气，侍奉明君，抗守大节，建立卓越功勋，扬名天下，光明磊落、挺然独立于千古之中的，只有关公这样伟大的人。昔日汉室气数将尽，群雄在野外争斗，曹操怀着奸雄之心，挟持天子来号令四方，虽然名义上是汉朝丞相，实际上却是汉朝的贼臣。先主是汉朝宗室后裔，禀有宽厚的资质，具有英雄气概，对下将要解除百姓倒悬之苦，对上则担心高祖、光武帝的基业无人祭祀。于是屈尊礼待士人，希望保全汉室旧业。关公在这时认为，投靠曹操便是帮助贼人作恶逆乱，投靠刘备便是辅佐正统、合乎义理顺理成章。于是携带见面礼投奔先主，如云从龙虎，周旋奔走以抵御外侮，至死不改。等到督守荆州时，降服于禁，斩杀庞德，梁郏、陆浑一带遥相接受他的印信号令，威势声名显赫，震动华夏。曹操谋划迁都许昌以避其锋芒，江东请求联姻以结交友好，使西南偏僻鄙陋的蜀地，屹然成为三足鼎立中的强国。两个敌对势力相互窥伺却不敢妄动，难道不是关公的力量吗？当时诸葛孔明自称是管仲、乐毅一类的人物，轻易不肯认可别人，曾说马孟起兼有文武才能，是一世英杰，应当与张翼德并驾争先，但仍不及美髯公那样超群绝伦。世人多说关公在万众之中策马刺杀颜良，于是解了白马之围，以此称颂关公，这难道是真正了解关公吗？况且关公平生喜爱《春秋左氏传》。当初先主在许昌，与曹操一同打猎，关公劝先主杀曹操，先主没有听从。等到他们在夏口漂泊于江边，关公便愤怒地说：“往日如果听从我的话，哪里会有今天的困境！”由此可知关公好学通晓古事，见识深远，又有远胜常人的地方。下邳之战时，关公被曹操俘获，曹操以厚礼相待；关公把高官厚禄看得如草土一般，将所得赏赐全部封存后离去。唉！士人处境困窘时才能显出节义。当曹氏势力炽盛、炎汉力量衰弱之时，侍奉君主而不忘根本，见到利益而不丧失义理，这哪里是吕布之流可以同日而语的？解县确实是关公的故里，庙在郡城西面，春秋两季举行祈祀，远近四方的人奔走迎送，只怕落在后面。本朝考虑到关公庙年久将要破败，特地下达明确诏令将它修缮一新。我既为叙述关公忠贞节义的美好功业而高兴，也将以此作为对天下后世臣子的规范。《晋恭世子祠碑记》，吴勉之撰。鼷鼠以啃食皮草为口腹之乐，钻洞贯穴，却不知道疼痛；进谗言的人以花言巧语离间骨肉、残杀亲人，却不知道其中虚伪。假如采取这种做法的人，究竟存着什么心思呢？大概是嫉妒的妇人和小人为了图利而这样做的。然而这种话不能动摇明察的君主，却足以迷惑普通人。这就是说，甜言蜜语造成的祸害，在言辞中越发深重；言辞越甜美，人的内心就越可怕。过去晋献公听信骊姬的谗言，使申生在新城自杀。《春秋》说：“晋侯杀了他的世子申生。”这样书写晋侯，是厌恶他使用谗言。称名写申生，是斥责他使父亲陷于恶名。申生死去不如逃走，虽然保全了作为儿子的恭敬之道，却又失去了显扬父亲的孝道。给他谥号“恭”，也含有微妙的防范之意。国人怜悯他无罪，为他建屋祭祀，直到如今千百年，百姓的心意仍未衰减，祠宇也不断修葺，这正是要给后人留下借鉴。有人说：“父子之间的道理出于天性。难道晋献公对别人慈爱，却不慈爱自己的儿子吗？何况夺去慈爱、忍心伤害亲子，也不是进谗者本人的事情。”起初，骊姬想要诬陷申生，便和优施、二五两个宠臣共同谋划，窥伺机会，把谗言说得甜美动听。仅仅十年，事情就办成了；这本来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完成的，而是逐渐受到香臭熏染的结果。开始时先称赞申生贤能，指出晋公的过错；接着称说申生得到众人拥护，使晋公害怕他将要采取强力行动；最后在祭肉中放毒，以此取得晋公的信任。

译如果申生不是天生神明，亲自具有明智哲 discernment，又有谁能够辨明这些谗言呢？况且骊姬是嫉妒的妇人，想使自己的儿子尊贵、自己得福；优施、二五都是小人，一心满足欲望、贪图贿赂。可见他们确实是为了图利而这样做的，这就是嫉妇和小人的常情。看看如今的谗言，有的甚至比这更严重：大多穿着儒服，诵读圣贤之书，窃取君子的名声，列身于士人之中，却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实际德行；他们不顾自身私利，离间君臣、父子、兄弟、亲戚、僚友、交朋，甚至导致诛杀残虐、争斗违逆、仇恨厌恶和断绝关系，实在比嫉妇和小人为图利而作恶更加严重。天啊，喜好进谗的人，果真是造物者使他们如此吗？如果是造物者使他们如此，为什么不把他们造造成蛇蝎蜂虿一类的东西？即使它们对人有毒害，人也能躲避它们，那样就太明白了。如果是本性使他们如此，为什么不堵塞他们的听觉使其聋，遮蔽他们的视觉使其瞎，封闭他们的言语使其哑？即使谗言产生于心中，他们的耳目也不能窥伺别人的空隙，嘴巴也不能说出甜言蜜语；这样就能使君臣、父子、兄弟、亲戚、僚友、交朋各尽其道，彼此恭敬和睦、互相劝勉爱护，那么天下就可以无为而治了。又何必用过度的祸患使人畏惧邪恶，用降下灾殃来谴责奸邪呢？《释名》说：“碑，就是悲。” 申生因遭谗言而死，谁不为他悲伤？看看今天的谗言，更加令人悲痛。一定要端正其中的道理，所以谨作铭文说：“周文王将要称王，太伯逃往荆地；避让圣贤、谦让王位，宏大的基业终于成就。晋文公将要称霸，申生自缢而死；恶行成熟、党羽破裂，宏图大业才开始亨通。太伯的出奔，申生的死亡，一个启发了周文王，一个开启了重耳的事业。保全自己生命的是贤者，害死自己生命的是鄙夫；两者优劣相差，远隔千里。即使说是遭受谗言，谁又不知道真相？言辞足以辨明，就应离去以摧毁谗言；不伤害父亲的心意，何必解除父亲的疑惑？陷害父亲而丧失生命，只是徒然使人悲伤。唉！人若制造谗言，上天也会迅速使他灭绝。骊姬被鞭打而亡，奚齐被军队杀死；谋划不善，很快就遭到屠灭。谨告诫进谗的人，报应必会清楚显现。” 《唐卫公晋封灵显王碑记》，杨义方撰。《易经》说：天地发生变化，刚柔相互推移，运行周遍六虚，首先出现在万物之上；阴阳变化不可测知，这大概就是神妙之道吧？《尚书》说：敬慎明察，文理深思，温和恭敬，诚信充实；因此五福一齐到来，百种祥瑞降临。吉凶产生的根源，大概在人事吧？扶助天下的危难者，必定凭据天下的安定；消除天下的闭塞者，必定享有天下的通泰。尊贵显盛是天命，文武才略是才能。活着应当封侯，正有班超那样的气概；死后应当享受庙祀，梁竦的话何其壮烈。自有百姓以来，处在辅佐帝王的地位，功德永垂不朽，神灵变化无方，从来没有像灵显王这样的人。灵显王姓李，是颛顼的后裔。查阅地志、考验河图，舆鬼五星、鹑首等星宿排列在秦地的分野，金城绵延千里。王名靖，雍州京兆人。昔日在大唐辅佐开国，享有崇高福禄；到了晋室时期，又凭聪明才智降下显灵，活着便地位尊贵，登上三公之位。灵显王起初出仕隋朝，任马邑郡丞，他仕途屈伸竟有如此变化。君子自身清明，能察见尚未显露的征兆；贤者以忠信供人任用。唐高祖神尧皇帝尚未显达时，潜藏才能、顺应时势，整顿军队于北门，向极北边塞展示兵力，拥有十万张弓弩；英雄豪杰于是产生震动天下的时机，披甲士卒三千，怀有慷慨澄清天下的志向。灵显王秘密察觉其中的变化，预先洞见细微征兆，自行上锁闭门而上书进言，使道路闭塞、对方不得前进，便是如此。太宗的名号飞扬于帝王谱系，功德遍及天下。当时授灵显王为荆州总管，武德四年在江陵击破萧铣，武德六年在陈郡擒获辅公祏，授扬州府长史、安州大都督。禹贡所说的九州，最初开辟荆州之地；《汉书》所说的七郡，都隶属于桂林。能够兼任文武重职，确实艰难。因此授灵显王为刑部尚书、中书令，转任兵部尚书，封代国公。至于阴山、瀚海和大昴西街，高祖的愤恨终于得以雪除。当时天子正在咨询边疆事务，彰显军威，驱逐夷狄以端正疆界；听到鼓声便思求将帅，于是举行类祭、祃祭，在北门祭祀蚩尤，配备五甲五兵，在东壁统领羽林军。因此封灵显王为定襄道总管，讨伐突厥。皇帝嘉奖他，于是授任尚书左仆射，这是进用贤能的官职。文帝临朝听政，正思念李牧、邓禹这样的将领，授予斧钺，于是出兵征伐西零。又授灵显王为西海道大总管，向西整顿甲兵，统率四百乘战车，驻守青海、南山一带，面对五十国的风土。灵显王以征战建立功名，事迹光耀彝鼎；穿着轩车礼服、弁冕，官位达到人臣顶点；享寿接近耄期，官阶累升至开府；谥号景武，以彰明他的功绩。死后追赠司徒，以厚待他的身后，这是他尊贵到如此程度。至于骊山洞穴腾跃的精气、尼丘山所禀受的精粹，《十翼》考察《连山》的卦象，《九畴》观察洛水之书，武侯八阵图、充国治理四夷的学问，没有不通晓幽微、探索隐秘、竭尽思虑、精深研究的，都是因为洞察细微。因此能够辅佐天下的适宜之道，是由于善于应变。因此能够成就天下的事务。汾川的大儒文中子，是灵显王的老师。变化不可测知，称为“灵”；死后永垂不朽，称为“显”。那么“灵显”的含义，大概就由此而来吧？晋高祖突然占有四方，开始建立帝王事业，但大功尚未完成，战事在郊外兴起，凶暴盗贼举兵，向下据守成皋的险要；王师举旗抗战，于是越过溱水、洧水一带。主将洁诚斋戒，专门寻求神灵暗中相助，神明显现在梦中，于是降下伟大的祥符。等到军队卷甲疾行，第二天早晨请求会见，右边大旗下传来枭鸟鸣叫，果然召来胜利之风，鲜血染红长河，大败强敌。哪里只是钟山的草木能够变成人形，或即墨的军队假称得到神助而已呢？因此奏章飞速上达，诏册降下嘉美，青史在日华之下分明记录，盛大的典礼增加了王爵封号。宫门显赫，朝廷辉煌；雕饰的屋脊高耸，如鸟翼张开；层层楼阁耸立，仿佛霞光升起；环绕的墙垣有百堵之多，尺度合乎九筵的规制。流星从绮丽的窗前掠过，回望……位于雕绣的椽木之间【缺二字】。汉代以来，腊祭常存黄石之祠；春露秋霜，始终没有废止皋陶的祭祀。他的功德和神异变化，也有如此。于是我曾翻阅美好的传记，恭敬地拜谒祠庭，诵读尚父的丹书，预先听闻英雄烈士的事迹；赞叹东方朔的画像，略略激发壮烈之心。拂拭碑面，抽笔写下铭文：“天道混沌，圣人使它得到治理；王者承受天命变革，贤臣辅佐他。生时成为宰辅，地位尊贵而为帝师；死后成为明神，神灵作用光明。祭祀他用明洁的粢盛，他的尊贵是什么？手持旌旗和斧钺，他的神威是什么？顺应天命辅佐征伐，神灵因功绩显著，容貌因庙宇而得到供奉。祭祀永不停止，神灵永不止息。啊，光明坚贞的美石，永远刻录英雄功烈。” 《重修南神庙碑记》，孙俨撰。

译县城南面十里有一座山，层层山峦高耸对峙，高大的松树茂密成荫。山上有古祠，民间称为南神垴。大概是汉文帝的祠庙。按史书记载，汉文帝是汉高祖的第二个儿子，击破陈豨的军队，平定代地，立他为代王。吕后临朝时，吕氏诸人专横放肆，大臣陈平、周勃担心刘氏江山危险，认为文帝贤明仁孝，名声传遍天下，于是迎接他奉守国家社稷。文帝谦逊退让，恭敬节俭、节省费用，早晚忧虑勤劳，不敢安逸享乐。因为珍惜十户人家的财产而停止修建露台，因怜悯缇萦而废除肉刑，劝勉农桑而免除田租，怜悯老弱而赏赐粮食丝帛。他的仁德施行、恩德遍布，虽然充满天地，但其潜藏的德行开始显露，大概是从代地开始的。这个县属于代地，百姓建祠祭祀他是适宜的。然而本县土地多石而焦枯贫瘠，旱时容易干涸，水灾时容易毁坏，灾害一来便立即饥荒，懒惰则会失去生计。如今全境百姓家庭和睦协作，民众崇尚谦逊谨慎，灾害不发生，丰收屡屡到来，难道不是文帝的孝道、俭德和芳烈尚未泯灭，遇到不便之事便总是设法使百姓获利，直到今天仍未忘怀吗？不然，为什么安康、福寿会这样多呢？乡人准备祭祀，只忧虑不能有所报答，于是重新修建了祠庙。《重修昌宁公庙碑记》，作者佚名。大卤是幽深险要的地区，属于《禹贡》所说的冀州地域。有虞时代划定疆界，分封郊野，设置十二牧，这里也是其中之一。朝廷削平僭越的营垒，把治所迁到唐明。谨慎选择人才实在艰难，不是皇家重臣和声望卓著的人，不能参与这一选任。因此，只有具有安抚边疆谋略、处理繁剧事务才能的人，才能开始使这里达到嘉靖。到了六十年以后，当时称为得人。昌宁公就是金天氏的远代后裔，世代掌管水官，通治汾水、洮水，阻挡大泽水患，并且能够继承发扬祖业，居于太原。《春秋左氏传》记载得很详细。过去建祠时，祠庙位于大泽北岸，水流深静，神泉涌出，洪波浩渺，蒲苇繁茂，鱼鸟游泳。百姓依靠耕田聚居，享受他留下的水利利益。有时水涝形成灾害，或一时久不下雨，府帅便用牲畜和财帛举行禜祭，必定像回声应声那样得到验证。等到天地间六气变化，阴晴导致疾病，编户百姓用猪蹄祈祷，往往获得不需用药便痊愈的喜悦。因此在晋阳境内广泛询问各种祭祀，昌宁公的祠祀最为超过前代。晋天福年间，开始有册封昌宁公的名号，载入地方志。冬官贰卿李公，常常从枢密院出任这里的长官；他见识敏锐、周详通达，才能宏大、学识广博。第一天颁举条教，第二天除去盗贼侵扰，第三天访察百姓疾苦，第四天抑制权贵豪强。他的明察足以照见奸邪，恩惠足以改善风俗，清正朴素足以成为万物的准则，端正诚实足以约束他人。他崇尚礼让来教化下属，秉持公正来治理事务。吏胥屏息恭敬地服役，百姓安居而受到恩赐。各种政务都得到整治推行，千里之内安宁无事。丰收之年既然已经到来，缪乱乖戾的气息也不再发生，于是大力阐明政教，施行文教化育，明察整顿军纪，完备武备经略；种植五谷，是为了勉励农业生产；疏导沟渠，是为了增加财利；慰问推荐廉能之士，是为了进用贤者；招致延请才俊奇异之士，是为了以礼待士。一个月之内，便向军府报告政绩。监狱空了一年，长满了深草。等到天恩大赦，狱中没有拘系的囚犯，只需率领属吏拜受诏书而已。于是停止其他事务，只把慰劳军队、在营垒迎接使者车驾作为要务。李公有一天巡视春令，在考察、荐举各城的次序中，遍游境内，前往灵府拜谒。他看见堂宇低矮简陋、神像昏暗蒙尘，惆怅地叹息，很久都不高兴。于是告诉僚属说：“圣人的制度，布列在典籍中；恩泽施加于百姓，能以死勤于职事，以劳苦安定国家，能够抵御大灾，能够捍卫大患。不是具备这五种功德的，不在祭祀典册之内。昌宁公活着时以劳苦安定国家，死后又能抵御大灾。千年以后，英风仍未泯灭。如今即使装饰庙貌，也已历经多年；荒芜废坏到了这种程度，人们将仰望什么呢？蒯良所居的馆舍，尚且一天之内也必定修葺，何况这是清洁、禀告神灵的地方，栋宇摧毁坍塌，风雨不能遮蔽，难道还想向它为百姓求福吗？” 于是他收起疑虑之心，特意再次晓谕属官。便命清源县令薛宗孺总领修建事务，由平晋县簿阎焕亲自督办。于是核算板筑工程，估量财用，择定吉日，集合各种工役。一丝一毫的费用，都由长官供给；千百项工程，都由众多士人乐意承担。不扰乱民力，不耽误农时，不砍伐山林，不烦劳鞭杖。工程开始于启蛰，完工于小满。神像仪容庄严，夏屋高大宏伟；庭院台阶整齐，寝庙高大鲜明，制度焕然一新，恍如神灵变化，都是出自李公的精力。议论者说，李公宣扬教化于内外，声望正盛，不敢把狱讼和市场事务作为寄托，入朝参与执掌政务，使君主达到尧舜之治，使百姓进入仁爱长寿的境地。那么这座祠庙，远近百姓都会来求神灵保佑，感念我公往日的爱护，乐意作歌章来歌咏，铸刻铭文来记载，使美名流芳不朽。共建正殿，以及东西两廊，前面高大的门扉向外开启，中间矗立高亭，后面又设置防事作为接待宾客的场所。建成屋宇八十二楹，于是让愚陋的我刻石记事，承蒙李公垂爱，不敢坚决推辞。过去孔融因为甄子孝的名声，让他配享邑社；刘涓因为太伯庙毁坏，立即修建房屋，事迹流传于信史，清芳播扬后世。由此可见，英雄成就事业，古今是一致的。李公长期任职，受授镇守一方的重任，成为王国的藩篱屏障。他推究本地风俗，深刻洞察治政体要，百姓安于本业，颂扬之声传遍道路。他在处理政务、运刃自如之余，把兴利除弊作为自己的责任。近来他出任潭州长官，修缮驿传馆舍，今状元、紫微宋公为此作记。近来他坐镇此地，又营建园林亭台，并命嗣令、内翰为之记述此事。两位贤者的宏大文笔，当时号称后来之燕国公、许国公。我读他们的文章，只觉得精神耗尽，显露出自己的浅陋，难以符合指令，惭愧自己昏昧而不能彰显华美，本来就不能征引来说明李公盛大的功勋和美德，只好姑且用直笔记下此事，谨慎地题写其目而已。《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钦定《四库全书》。《山西通志》卷二百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