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通志卷二百四

译县和塔剌实克进议来到本县任职，兴工修饰。其间县尹陈嘉祐舜卿相继到任，看见庙堂、学校和屋舍的工程尚未完成，叹息说：‘这不仅有损政务，也恐怕辜负国家彰明教化的意旨。’于是利用公务之余，与主簿杨弥盛、县尉张焕、典史王铎召集所有参与此事的人，商议各自捐出余俸，同时借助民力，把工程补修完成。县尹亲自督察工程，命人采伐附近山中的奇木美石，征集所属各县的良工和役夫，先从中门、正殿修起，随后修到讲堂、廊庑及各室，凡是损坏残缺的全部修好，不急不缓，百姓也没有诉说劳苦。又依照祭祀典制，在东西二堂绘制历代贤儒的画像。当时命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李公溥光书写大成殿的匾额；其余工程又使冠服、礼器等装饰美好，以庄严每年朔望的礼仪。绘饰所用的丹青，取法于祭祀时的冠服礼器，所有仪式、品物都按常规由有关部门分掌。第二天，直学李并和士大夫武初、乔裕带着前任教谕武公威卿先生的行状，登门作揖，请我为他撰写记文说：‘武公是前上都留守陈公的儿子，勇于任事，从他的施设作为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不仅如此，他还增加了户口，减少了盗贼，简化了诉讼；政事和教化兴盛，赋税和徭役公平，这些都是前任政务中没有做到的。幸而借庙学落成之机，想刻石传布，这件事难道还不伟大吗？’我推辞不得，只好详细陈述事情的始末，希望后来相继任职的人能够接续办理，世世不忘。重修宣圣庙记　　　　宋渤 上党自唐代以来就是驻兵的府署；藩镇制度废止以后，民间风俗经过文治教化，日益崇尚儒学。带着文章技艺参加春官主持的科举考试者，十人中有八九；以词章名列天下前列者，也常有十分之三四。因此乡村、郊野、村落之间大多有学校，师生释菜祭祀的礼仪也都具备，圣人庙宇的形制规模与各地学校相同。金太和年间，潞城东面有个里叫李庄，豪族王备、李格新建学校屋舍，在其中建礼殿，两廊绘有配祀弟子像，规模合乎制度，成为里中弟子弦歌诵读的地方。如今已有一百年，经过风雨侵蚀，梁柱倾斜。王备的孙子王大椿及其弟王大用与乡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商议说：‘我郡先哲凭借实学文章参加科举，名闻海内，士大夫没有不整理衣襟、推重敬仰的。改朝换代以来太平日久，文化日益发展，那些穿衣戴冠、背着书箱、手持简牍的人将要振作而起。何况部使者以劝学奖掖士人为职责，难道我们也不应该有所兴办吗？’这里原有的庙庭和碑刻都还在。王君说：‘工程并不算大，可以恢复旧貌；我想和诸位共同出工出材，拆除破败之处，架起倾斜的梁柱，希望大家能够相助。’众人都答应了。于是有的出钱，有的出工艺，有的供给丹粉颜料，有的负责塑像涂饰，大家相继结伴而来，没有过多久就完工了。于是刻石记载如下。于是刻石记载道：重修德风亭记　　　　王好古 亭子以‘德风’命名，大概是因为教化所及。世道越来越衰落，只依靠刑罚政令，而德行礼教几乎荡然无存。汉、唐以来，政令简略而刑罚繁多。我大元朝有九州，能够扫除秦汉以来的积弊，效法三代而遵循唐虞之道。张侯瞻甫，如今就是承接教化、宣扬教化的人吧？潞郡处在天下的中部，张侯来到这里，政事通达，

译百姓和睦，蝗虫和猛虎都不来侵扰，全境肃然。于是沿着旧址重建这座亭子，并且说：‘政事凭德行才能施行，哪有施行仁德之风却不能使草偃伏的呢？’于是察看地势，顺势挖出泉水，说：‘这泉水可以滋润万物。’便命名为玉露；又说：‘这泉水可以恩泽百姓。’便命名为甘泉。郡中百姓欢欣鼓舞，认为这是前任政事以来从未见过的事。亭子落成那天，大家举酒为张侯祝寿说：‘我侯到来啊，百姓万物因此兴盛；泉水涌出滋润万物啊，亭子建成高耸飞翘；仁风所到之处啊，没有草木不得遂其生长。请给我侯添一杯酒啊，千万不要离开我们！’ 芮王庙记　　　　何南卿

译曾听说鸢鸟飞到高空，影子映流在庭院中，燕地人把它当作雁，越地人把它当作燕子；这不是看得不仔细，而是因为两地相隔太远才会这样。如今芮城以西十五里，背靠高大山冈，有一座芮王庙。考察典籍，芮君的事迹虽然在千年以前，也还可以推求出来。芮这个名称，古代最初因草而著名，所以有芮氏，后来扩展形成芮国。殷纣昏庸暴虐时，虞、芮两国国君争夺田地，长久不能解决。当时周文王任西伯，修养德行、施行善政。两位国君说：‘本国没有能够明断是非的人，西伯是仁人，为什么不去请他裁决呢？’进入周境，看见行路的人互相让路，耕田的人互相让出田界；进入周邑，看见头发斑白的老人不必提携物品，男女各走不同道路；进入周朝廷，看见士人互相谦让，不肯先做大夫，大夫互相谦让，不肯先做卿。两位国君相互说：‘我们所争的东西，是周人所感到可耻的。’回去后便互相谦让，把争议之田弃置为闲田。天下诸侯听说后，四十多个国家欣然归附周文王，这就是文王受命元年。芮本是王畿以内受封的土地，是采邑，所以芮伯世代担任周的卿士，并不只是一个人。巢伯曾来朝见，周王作《旅巢命》；有时在武王时，与六卿一同接受顾命；有时在成王时，作《桑柔》诗以警戒贪婪残暴。有时又在厉王时，与虢仲一同讨伐曲沃；有时在桓王前后，前后屡次见于记载，所跨年代共四百多年。陆德明说‘不是同姓不能封，姬姓不能封’，这也很清楚。后世也曾以芮为国名，并授予公的称号，何况还称王呢？按照《春秋》的原则来衡量，难道不如秦、楚那样僭越吗？死了就记载名字，安葬时再加上称号，这也是《春秋》的书写体例。年代越久远，中间难道没有赐予美好徽号的事吗？考察端拱、明昌两通碑，都说古史称他为王；他们一定有所依据才这样说。由此看来，疑惑就可以像冰一样消解。鲁桓公三年，芮伯出居魏地，芮国另立国君。四年秋，秦军侵犯芮国，反而被芮军击败。秦国不能忍受愤怒，当年冬天请求周王出兵，九军合力包围魏地。当时周王的六军按兵不动，百姓没有忘记芮伯的德行，便为他建立祠庙，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何况我芮国国君过去因互相推让田地而使天下感动，并归附周王，施行成就善业的政道，百姓都受到他的恩泽，当然应当终身祭祀他，这合乎礼制。因此从秦历经汉，越过唐、宋直到现在，庙貌越来越崇高，是有原因的。正殿匾额题为‘桑柔贲荫之殿’；‘贲’，是说他能光耀四境。‘荫’，是说他能覆盖、承载众生。冠以‘桑柔’二字，是取义于芮良夫的用意。门楼高大敞亮，献殿供献祭品，舞庭举行舞蹈，戏台演戏；还有左廊右庑，塑像光彩焕然。梁代开平初年，曾有朝廷诏令重新建立祠庙；后梁显德年间，朝廷又下令重修。宋端拱年间，诏令毁除天下淫祠，此庙因为供奉古代帝王像而没有废除。每年清明和中秋举行祭祀，从未失误。过去崇奉此庙、负责香火的社共有十一处，只有故芮社一直保存而没有更改，其余各社都随时势变迁而更替。岁月流逝，修缮和毁坏不一，谁能一一数清呢？后来从古城把庙迁到此地，只用了五社的力量。百姓是神灵的主人，神灵本来依靠人而施行神迹；如果能够像神灵在面前一样祭祀它，还有什么不会灵验呢？可以借此占卜年成、祈求丰收，可以请求下雨、祈求晴天，可以禳除灾害、祈祷子嗣。这些都是神灵所主管的。百姓和睦、年成丰收，神灵便降下大福，像影随形、声有回响一样，诚恳而准确，丝毫不差。至于持剑显现在宋帝宫中、降下霖雨击退西方胡人的侵寇、使枯焦的庄稼复活而重建庙殿、救张地的灾厄而修建露台等事，自有石碑完整保存，这里不再赘述。大德元年丁酉秋七月中元日，百户郝翔、王祐、张全、吕瑄立碑。彻里公德政碑记　　　　郝希文 天下这样广大，关系百姓祸福最为密切的，没有比地方长官更重要的了。守令的职责，是教化的源头、教养的根本。出任百里之地的县宰，秩禄相当于中二千石。假如不受权势逼迫，不拘泥于职权范围，尽力做自己应当做的事，施展自己的才能，不把一切都束缚在郡守手下，这正是古代对待守令的良好法则。如今天下不得安宁，盗贼不断窃发，占据土地，践踏百姓，哪里数得清。此时拥强兵、专掌一方的人，往往把军粮军需看得最重，名目繁多，何止百端。任用的守令尚且奔走供应都来不及，其中能够把安抚百姓、教养百姓当作自己责任的，十人中也难见一二。假如有像魏文侯、焦循那样的人出任地方官，面对凋敝困苦的百姓和无休止的征求，又能怎么办呢？何况人的贤愚不齐，古今人物也有不及之处，这就是得到人才困难的原因，而在这个时代尤其困难。稷县土地肥厚，泉水甘美，是陶唐氏境内，也是后稷的故墟；风俗崇尚敦厚朴实，节俭却不吝啬。百姓纺纱织布，耕田凿井，每日勤劳、每月谨慎：对上供给公家军储的费用，对下供养父母妻儿。古人所说这里有尧舜遗风、号称容易治理，难道是空话吗？我县监县名叫彻尔特穆尔，字士方，是钦察氏，景州东光人。他于己亥年冬天到任。县尹葛君名禋，字克敬，是霸州文安人，于庚子年春天主持政务。两位侯爷一见如故，肝胆相照，亲如兄弟，于是相互说：‘近来见到同僚不和，因为此事使百姓受害的很多。何况如今正值天下多事之秋，即使不能施行善政来养育百姓，又怎么能沿袭他们的做法来困苦百姓呢？’于是共同制定法度，整顿纲纪，均平赋役，衡量民力有无，察看土地肥瘠，把乡社分为九等。赋役既然均平，事情和物资一到，便按其大小高低加以应对，没有困难。又诚恳聘请师儒，每个社设立一所学校，选取民间俊秀子弟充当生徒；划正疆界，劝勉耕种，疏通沟渠，教导种植和畜牧，使百姓知道本分所应做的事：春夏务农，秋冬讲学。桑麻遍野，学校兴起，衣食有余，人才也文质彬彬。这些都是两位侯爷施行政治教化的结果，并非徒然。去年大旱，从春到夏完全没有雨雪。葛侯于是捐出俸金，购买香和果品，斋戒沐浴，露着头、赤着脚，遍祭群祠，早晚不懈怠地祈祷了好几天，随后大雨倾注，雨水充沛滋润，使凶年变成了近于丰年的年景。

译两位侯爷的德行，不只是能够教化百姓，他们的精诚也能感通神明。唉！假如令长不得其人，只把侵吞百姓财物当作职责，老人不能安居，年轻人不能尽力奉养父母，妨碍春耕、夏耘、秋收三时的农务，放松农闲时的教育，放纵凶恶之徒、伤害贤良，使百姓的脂膏日削月减；他们却安然自得，以为达到目的，这与国家任用他们的根本意旨又相合吗？他们看待葛侯爱民如子、百姓仰戴他如父母的情形，简直与阴阳、昼夜相反。大概只有以诚意端正自身、修养品德、整治家政的功夫为根本，从内心生发而施及百姓，所以他施政宽严得当、刚柔相济，细微事务无不及时回应。治理繁杂事务如同镜子照物，龟卜和猛禽迅速行动，仿佛风驰而至。这确实可以称为循良之吏，所以不能不记载。《诗》说：‘姑射山苍苍，汾水浩荡；其中有贤哲之人，成为百姓的表率。不宽不猛，合乎侯伯的法度。春花秋菊，随时令而芳香。像松树一样茂盛，像竹子一样刚强。爱护百姓，使他们获利；教导劝勉，各有方法。禾稷麻类遍野，两种麦子一片金黄。丰碑永远建立，他的德行永不消亡。’ 杜氏孝感泉记　　　　郝天挺 《尚书》说：‘极其诚恳能够感动神明，这就是诚。达到极诚而不能感动神明的，从来没有。’上天的运行，无声无臭，却能施行神妙作用，这就是神。人的力量没有尽头，智慧却有所穷尽；以穷尽的智慧和力量，感通无声无臭的神明，除了诚心，上天还会首先接受什么呢？修养自身的道理，以孝为最大。所以王祥在隆冬跃入水中求鲤、姜诗住宅附近涌出泉水，都是孝心得到感应的例子。自古以来如此，难道今天就不是这样吗？太原平遥的孝感泉，出在本县西汾村里杜氏祖坟旁边。泉水之所以得名，是由于今四川行省左丞的母亲、沁帅便宜夫人王氏指示地点开凿而成。这个里自开辟以来形成聚落，土质水脉都咸苦，排列着几十口井，全都苦涩刺舌而不能饮用；百姓背着汲水绳、抱着水瓮，远到别处取水，深受其苦。沁帅去世后归葬，夫人扶柩而来，在哀痛之余察看地势开凿水井，用来供奉祭祀所需的水草、食器和锅釜，泉水忽然通畅涌出，唯独甘甜如饴。老人和孩子又惊又喜，称它为‘孝感’。办完葬事后，这一遗泽一直延续到今天，乡民都依赖它。沁帅名丰，起初出身农民。金朝末年兵乱时，凭借才干勇力保据沁州；国初百姓归附，多次随军征战，攻破的城寨中，使数以万计的人得以保全生命。朝廷授予他虎符、金吾卫上将军、绛军节度使、沁州都元帅等职，并许其便宜行事。本州所隶属的亲王，也特意赐给他沁阳公的封号。他放下兵器，安抚教养百姓，赢得了百姓的欢心。乙卯年夏五月去世，享年六十六岁，遗命把他送回西汾州祖坟安葬；沁州人挽留他不肯放行，于是另建祠堂供奉香火。夫人王氏孝敬父母，和睦宗族，治家教子，慈爱严肃而有方法。她生有四个儿子：长子思明，承袭沁州尹，屡次升迁至明威将军、吉州路达噜噶齐；次子思忠，由高丽国经历官升任承务郎、固镇铁冶提举；次子思敬，由汴梁安西路总管被征召授任内台侍御史，不久兼知内省政事，改任资善大夫、四川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他精明练达，明识博辨，见识明敏，气度平和，在内外任职三十多年，因病辞职退居；次子思问，以绥德州知州身份兼任奉议大夫，兼任河东山西道肃政廉访司事。孙子约有三十人，文能通晓经史，武能骑马射箭；出仕的如同依傍日月之光，春秋随从扈驾；居家的守着桑梓旧业，早晚奉养父母。要在孝子门中求忠臣，从这些事上就可以看出极其诚恳能够感动神明。唉！西河的井泉日夜充盈，供乡里解除饥渴，源源不断。杜氏的子孙也日夜繁衍，供国家选用人才，同样源源不断。乡里人来到泉亭的砖砌井边，饮用清凉甘冽的泉水，如果不知道泉水的来源，就会忘本；子孙如果不知道自身的来由，就会忘记孝道。因此应当把这些事刻在石上，告知后来的人。大德三年三月初五日记。颍川忠襄王庙碑记　　　　孙元 至德十一年，妖贼在汝南兴起。第二年攻陷江淮，又一年攻陷河洛，再一年切断函谷关，占据陕川城。秦、晋受到震动骚扰，解县也成了州界。秦、晋相接，殽山、函谷关距离陕州近在咫尺，中间只隔着一条河。陕州百姓无论老少强弱都极其震恐，以为早晚会陷入焚烧、淹溺和水火之中，连埋葬的地方也没有了。不久听说颍川王率领数万大军转战南来，攻下殽关，直逼陕州城。围攻数日后，贼军分派奇兵渡过黄河，蹂躏解县南部。颍川王率骑兵夜渡灵宝，在安邑南原截击，大败贼军。乘胜向北推进数十里，到达平陆的防下阳津。贼军争相投水而死，没有留下一个活口。城中的贼军大为丧气，粮食也将吃尽，于是弃城逃走。第二年，襄樊的贼军进入武关，夺取秦岭，直犯长安。颍川王又率军在同州、华州作战，再次在秦、陇、徽、凤等地作战，大举击破贼军，使其逃往巴蜀，于是平定秦、陇。又过一年春天，东面的贼军分道突入太行，攻陷冀州、云中、雁门、代郡，烽火绵延数千里，大肆抢掠，又向南返回旧道，到达绛州，将要逼近解县。解县百姓再次大为震恐。颍川王又出关，渡过蒲坂，在解县的闻喜驻兵，等待贼军。贼军逃往南山，颍川王设下伏兵横向截击，贼军惊慌，丢弃辎重，分散逃入山谷，被俘获的以万计。晋、冀之地全都平定。数年间，解县四周一直遭受兵火，幸赖颍川王的力量使战乱平息，百姓终于脱离兵灾。又过两年，颍川王平定大梁，安定中原；再过两年，收复鲁地，又攻下齐、夏。六月，他在军中去世。哀悼的消息传到解县，士民以及郡守、僚属相继聚集商议说：天下刚刚发生战乱，群盗所经过的地方焚烧城府，杀害长吏，屠戮百姓，毒害遍及海内，没有不被残害毁灭的。我们解县、梁地全境却城池完整，四野百姓保全，乡邑还有房屋，父子、夫妻、长幼、兄弟各有伦序，饮食有节制，出入有规矩，抱子逗孙，与平时没有不同。像这样究竟是谁赐予我们的呢？传记说：‘对百姓有功，国家就应当祭祀；能够捍卫灾害、抵御祸患，国家就应当祭祀。’颍川王有大功，救活了众多百姓，应当世世代代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享受祭祀。众人异口同声响应，都说：‘安定时要想到危险，受恩时要想到恩惠的来源，这才叫懂得报答。’于是德者当日选择高地，在乾方营建颍川王庙。官府捐出俸金，士民出土木材料，众人乐意出工，不到一个月便告竣工。殿宇高大巍峨，庙貌庄严肃穆。两廊的棂星门拱卫相向，左右有中条山、太华山遮护环抱，前后相应，壮丽雄伟，高耸冠绝全郡。

译事情办完后，同知卜嗣真等人到洛阳向我求取文章，想刻在石上，以昭示于后世而使其永不磨灭。我很欣喜王的功勋事业建立在王室，声望闻达于天下，恩德施及四方；又想到人们感念王的盛德，追思仰慕，永远不能忘怀，这些都是值得记述的。王名察罕特穆尔，字廷瑞，沈丘人。起初任监汝宁府，后来任中书平章政事、知河南山东行枢院事、陕西诸道行御史中丞。去世后，谥号忠襄，追封为颍川王。他的儿子库库特穆尔继承其业，总领大军，确实能够成就功业。如今任太尉、中书平章政事、枢密院事、太子詹事。家乘和国史都详细记载了事情始末，这里就不再记录了。《县尹闗公德政记》　卫元凯 大元朝臣服天下，普遍而广远，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太平日久，人口日益繁多，百姓的安乐与忧患都寄托在地方长官身上。担任这种职务的人，实在难得。只有我县令闗明府治理我们县邑时，能够把这件事做得十分出色。闗公名世杰，字英甫，户籍在晋宁，世代以儒业为生，历任两台属掾，又任宾运府属官，所到之处都有声誉，荐举和征辟的文书接连不断。至元戊寅年春三月到任后，大力布施恩惠、信义，以至诚待人，清除污垢、解决民间疾苦，使困苦疲惫的百姓得以苏息；以清静简约治理，而教令并不繁琐。前任政令在乡都普遍劝农督课，却巧立名目索取财物，搜刮民脂民膏。公说：“农桑有衣食之利，谁肯甘愿懒惰而乐于饥寒呢？如果忧虑得太过，督察得太勤，骑马带着随从，挨家呼唤、逐户召集，使小民停止饮食，准备馈赠来迎接慰劳，连片刻闲暇也没有，又哪里有空顾及自己的事业呢？这虽然名义上是爱护他们，实际上却是在害他们。”每年劝农时，只召集各社的社长告诫晓谕，因此百姓得以不再受吏役侵扰而安定。县邑处在太行山岭上，土地贫瘠，百姓贫困，但爱好学习、崇尚义理。近些年来，学校废弛，礼仪文教破败。公自到任后，立即振兴斯文，建造校舍，延请教师，讲明正统教化。学者听到风声，从四方云集，一时之间文教盛况蔚然可观。况且山野百姓带有豪侠强悍的习气，争相逞强称雄；加倍征收籽息，冒犯越过疆界，纷纷争斗纠缠，喧闹得无法追究。公杜绝私下请托，遵从公议，秉持正直，三言两语之间，就使积累的愤恨和暗中的谋划像冰雪消融一样化解。市井中的年轻人凶悍暴戾、不守规矩，他也一定委婉曲折地刻意劝谕，使他们必定改过才罢休。至于文书事务繁多，他阅览文书没有遗漏；对自己生活很俭朴，淡泊得像儒生一样；博览群书，手不离卷；又重义轻财，致力于救济别人的急难，对文士尤其优厚，收纳、延请、荐举他们，唯恐做得不够。有祈祷便得到美好应验；凡是救济鳏寡，必定优先办理；对贫困而应征税役者予以宽免；对恢复产业者给予优厚安置；对疲弱、衰老、残疾而不能自存的人，抚育救助，设法使他们生活完备。因此三年之间，美善教化大为推行，读书人归向训导，老人遵行礼仪；有权势的奸猾之徒铲除了放纵暴虐之心，狡黠的胥吏恢复了淳厚和善的本性。宪使金公巡视辖部来到县邑，大加怜惜赞赏，立即推荐公的政绩为各县第一，这确实是公论。由此说来，难道他只是办理文书、督促赋税、审断狱讼而已吗？他任期届满将要离任时，十几批父老告诉我说：“我们这些小民承受了您的恩赐，拿什么来报答呢？将把您的事迹刻在金石上，大书深刻，昭示不朽并流传无穷，这就是报答。” 我们这微小破败的县邑，至于知道有人记载或没有记载，对公又有什么损益呢？然而要表示百姓不忘恩德的心意，除了这样又没有别的办法。因此我冒昧接受托付。唉，美好啊！如果换作别人，尚且应当不推辞，何况公对我推施恩惠极其深厚，怎么可以因为文章浅陋而推辞呢？于是采集民间歌谣作铭说：赋税均平，刑罚废置而政事清明；百姓吃饱而嬉游；任用官吏而官吏明察；万物各得其所，田野没有荒废耕作；道路上没有人拾取遗失物，狗夜间不惊叫；奸邪不用拦阻便受到惩罚，廉洁不用强制便兴起；不用发布教令而教化自行推行，不用严厉施政而政事自然成功。没有实际内容的赞誉，君子会以此为羞愧。我赞誉公，几乎没有可羞愧之处，或许可以成为公的荣耀；这不只是彰显清白的名声、传播美好的声誉、满足舆论民情，也将成为后来者效法的准则。《忠义武安王庙记》　宋超 义勇武安王的祠庙遍布天下，唯独我们乐平的最古老、最著名。考察传记，武安王的家世在河东，跟随汉昭烈帝为躲避祸患居住在涿地的楼桑，长久居留在那里；从楼桑到河东必经乐平。想来当年游历经过的地方，乐平应当最多。虽然已经过了千年，武安王应当没有忘记乐平。因此我们乐平的祠庙灵验，胜过各地，百姓有事必定祈祷，祈祷总有应验。旧庙在城南，金正大四年，郡丞范君【缺字】开始改建在南门之内。国朝中统年间，迁到县治北面，虽然每次迁建都增加旧有规模，但因沿袭旧制，仍未达到高大崇盛的程度，而且逼近防市，地方狭窄喧闹，不足以安妥神灵、满足民意。延祐初年春天，乡试溧阳同知翟公辅遵照其父镇抚公的遗命，审察地形曲直和朝向，就在旧址向北扩展三十步，营建新庙。南市崇教院有二顷多的土地，建造新庙，并将庙前空出，连接通衢大道。于是幽深偏远之处变得宽敞开阔，整个建筑焕然一新；栋梁高耸，墙垣整齐，材料坚固，制度良好，黑色涂饰、白粉和朱漆都合乎规格。落成后祭祀神灵，神灵得到安顿，享祭的人也感到欣慰；这一年雨水畅足，五谷大丰收，万物没有疫病灾害。然而工程浩大，费用繁多，公辅独自出力却毫无懈怠之色；他的弟弟庄凤诚心相助，连同县中显贵之家，也互相助成此事。工程完毕后，公辅派使者赶赴京师，请我写记。我想，古今著名大臣和忠烈之士，活着时在当世显赫，死后却寂寂无闻的，不知有多少；只有武安王巍然享受庙祀，列入祭祀典礼，四海之内人们奉其神主而祝祷，时间越久越不衰替，这究竟是修养了什么才达到这样的地步呢？大概是东京失守后，群雄都垂涎欲得天下，汉鼎曹、袁、张、吕、孙氏等人像虎一样窥伺张牙舞爪，笼络和控制豪杰；武安王怀有盖世谋略、绝伦勇武，本来正是群雄愿意屈身拜服的人。但武安王自重如山，对他们一点也不屑一顾，唯独追随困顿无聊的昭烈帝，即使大海枯竭，誓言也不改变；即使金石磨损，最初的心志也不转移。实在因为昭烈帝是汉室后裔，宽厚仁慈、礼贤下士，假如辅佐他兴复汉室，那么义理正当、名分顺理，天下也会蒙受他的恩泽。那些骤然兴起、犯上越分、乘机横行的人，武安王只把他们看作鬼魅盗贼之流，难道肯向他们屈服吗？唉！乌林使曹操败逃，襄樊使于禁被擒，刀兵旌旗如风雨，已有席卷宇宙之势，汉室事业将要成功了。上天不再使火德兴盛，复兴汉室的大功未能完成，这难道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君子评论武安王忠贞义烈、善于选择所事之主，光耀超过萧何、曹参，名次可与吴起、贾谊并列，而雄强勇武远远超过他们。

译然而萧何、曹参、吴起、贾谊还各自能够在当时尽忠，而武安王世世代代享受祭祀，千年之后仍凛然如有生气，只是百姓思念他的义罢了。我独有感触的是，武安王曾在乐平游历旧地，他回顾眷顾并赐福于这里的百姓，是理所当然的；而我们乐平乡里的士人恭敬奉祀武安王，竭尽力量重建庙宇，像办理自己的私事一样，费用再多也不推辞，劳苦再重也不懈怠。他们乐于仰慕忠义，大概出于天性。选择君主而忠于汉室，是武安王的盛大节操；仰慕义理而厚待神灵，是乐平的高雅风俗。这些都关系到民间常理和世代教化，所以不能不记下来。《司马温公塑像记》　李稚宾 设置祠堂，大概是因为思念某人却不能见到他，所以塑立他的像来追想一生。每年按时举行蒸尝之祭，献上芳香祭品，使之通达神明。人的诚意所感通之处，祭祀烟气和草木气息令人凄怆，仿佛神灵真的出现了。这些都出于人心爱慕的诚意。可是人的德行有深厚和浅薄的不同，所以祭祀他们的祠堂也有远近差异，并非可以勉强要求。解州夏县如今是晋宁的属县，正是宋朝司马温国公的故乡。县西三十里叫鸣条冈，就是司马公的祖坟。县学左边有祠堂。郡中人祭祀他，香火至今已经三百年没有断绝。战火之后，祠堂还在，但塑像面貌已经不存在了。皇朝延祐六年，河东佥宪额森布哈公巡视来到县中，在祠堂下拜谒，抬头叹息说：“有祠堂却没有塑像，人们将仰望什么呢？这在典礼上大概是有所缺失了。”县尹李侯荣祖听到这话，退下后与县中年高德劭的人商议，他们都说：“这本来就是本邑百姓日夜不忘却不敢请命的事情。既然侯爷有命，怎敢不竭尽力量办理呢？”于是捐出钱财，命令工匠，择定日子开工，不到一个月，塑像就焕然一新。庆祝完工那天，人们和谐聚会；远近听说的人相继前来观看，无不感叹叹息，仿佛司马公重新活了过来，举手加额，甚至流下眼泪，情景不亚于司马公当日前往洛阳、再赴汴京的时候。唉！盛大德行深入人心，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吗？李侯又想把这件事刻在石上，于是通过宪司幕僚李鹗君请我写记。我以才疏学浅推辞，不敢接受命令。既然无法推辞，便为此写下这些话。唉！具有盛大德行的人很久没有出现在世上了，所以功业才会如此卑微。原因是什么呢？譬如规矩、准绳，必须先治理自己，然后才能治理别人；因此百姓跟随他时，无不从内心喜悦而诚心服从。自身不能治理，却想治理别人，就困难了。自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以来，皋陶、伯夷、后稷、契等人做臣子的事迹，载于书传，可以考察。殷代的伊尹、傅说，周代的毕公、召公，没有一个不是以德行闻名天下的。到了两汉，萧何、曹参之流从刀笔小吏中崛起，考察他们一生，虽然只能取得一时的声誉，但都只是用尽办法成就功名罢了，不能以德化来称说。寥寥无几地到了三国，只有诸葛忠武侯一人而已。唐代有陆宣公，却没有充分任用他；到了宋代，司马公出现了。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很难得吗？司马公的为人，笃实好学，努力践行，清正自守，苦守节操；一举一动都合乎规矩，没有不合礼法的。因此他说话，君主就信任他；他施行的政令，百姓就喜悦。他不被任用时，独自修养自身；被任用时，功业就施及天下。儿童和小卒没有不知道他的姓名，别国远方没有不畏惧他的威势和德行，这难道是声音笑貌所能获得的吗？这是因为他的德行积累得深厚，所以影响才达到长远。天下郡邑都应当祭祀他，把他作为师法对象，何况是他的桑梓故乡呢？然而县宰有贤明和昏庸之别，所以祠堂有兴盛和废弃之异。如果不是额森布哈公倡议，县尹李侯响应，这项功业必定不能如此容易完成。如今祠堂已经修完，本邑百姓在春秋时节前来祭享，拜谒堂下，仰头瞻看司马公清峻古雅而严厉的容貌，低头诵读他所著的《资治通鉴》，如同司马公还活着并亲自教导他们一样，无不修养自身、谨慎行事，不敢做坏事。风俗因此完全改变，都成为君子之儒，这就是县尹李侯的心意，难道不美好吗？请把这些话刻在石上，以待后人。《重修防子庙记》　杨汉卿 上党以北五十里有个地方叫防子，自古以来就在这里建立祠堂。山下有一处旧城址叫宋城，世代相传说商代防子曾居住在那里。考察传记，防是京畿以内的封国，因为以元子分封，所以后来以防为号。到成王时把他封在宋国，以奉祀殷商后裔；这里距离纣王都城不到几百里，难道就是他最初受封的地方吗？旧祠以防子、比干配享：戴着端正冕旒、面向南而坐的，是防子；披散头发、像奴仆一样坐在左边的，是箕子；戴黑色冠帽、称为王子的，坐在右边的，是比干。纣王时，贤臣失去职位，有人背负祭器归附周国，有人装疯而甘作奴仆，有人极力进谏而被剖心；虽然操守表现不同，但道路不同而归宿相同，所以孔子称道说：“殷代有三位仁人。”周朝继起后，诛杀暴君、进用贤能，那些失位而逃亡的人，竟得以在周王室做宾客；那个因装疯而被囚禁的人，得以施展《洪范》的志愿；甚至使死者的遗骨不至腐朽，在他们的墓上加封。这些事以成王、周公那样的圣人尚且尊崇他们到如此程度，可见仁人的功业不只在当时显著，他们的德行还可以惠及后世，理应成为百世所祭祀的人。然而箕子既已获释出囚并受封，后世庙中的形貌却没有改变；当初这样做，难道不是为了保存他们真实的形貌，以彰显美德吗？年代久远，殿宇倾塌，热心公益的人换了地方重新建造，却说箕子披散头发，是僧人；又说比干是王子，名为太子，于是把他们都安置在另外的座位上，跟着祭祀，完全失去了真实面貌。唉！仁人在当时和后世都被抛弃，幸而没有湮没他们的真实情况，反而被这样歪曲诬说，名实相违，亵渎神灵太过分了！按时献祭，本来是要尊重他们，难道合乎神灵的心意吗？我家世代在这里择居，小时候常和孩子们在庙旁嬉戏，仰头看神像，古代制度还清楚可见。后来我跟随仕途回到秦封，再次拜谒祠堂，然而彩绘鲜明灿烂，规制却错乱讹误，没有一处像古制。向当地老人询问缘故，他们说：“神灵的旧像，都是我们亲眼见过的；一旦被世俗讹传改变，就没有人能够革除。”于是我感慨万分，很想改正。古人说，前代贤哲和有美德的人可以启迪后世，所以列入祀典。像这三个人，从殷代到现在，历经数千年，祭祀从未断绝；这固然是先贤的德行不可忘，也或许是圣王的制度保存到今天。但若任由错误荒诞的形象流传，就会使圣贤的事迹寂然无闻。于是我对诸位长者说：“我们县邑奉祀这三位仁人已经很久了，难道可以任凭他们一日之间在防子庙中被诬蔑吗？何不革除世俗讹误，遵循古制，尊奉防子，以箕子、比干配享，彰明哲人的美德，不给神灵留下羞辱，岂不是合宜吗？”

译众人都说对。当时事务很多，没有空闲改正，于是把事情的缘由写在庙墙上。二十多年后，我从河东回来。父老前来告诉我：“您过去曾想纠正三位仁人的祭祀，如今正值时和年丰，百姓安定、乐于从事本业，使神灵享受祭祀、百姓承受福泽，现在正是时候。”于是我和众人祭祀神灵并占卜，得到吉兆，便迁建祀宇，端正神像的衣冠和座位，以恢复明灵居处的旧制，仍题写祠名为“三仁”，使后人不被流俗迷惑，都仰慕常道美德而心怀肃敬。工程始于七月庚子日，十月丙子日落成。乡人请求把旧题刻在庙左的石碑上，于是我写下这篇文章。《赡学田记》　张思敬 治理国家有两种手段，一是教化，一是刑罚。郡县的学校，是古代庠序制度的遗制。从洒扫、应答、进退、待人接物和诚意正心，直到选士、俊士、进士，都是从乡里到邦国，从邦国到国家，再从国家到朝廷逐级选拔。用忠贞来表里贯通，用和乐谦恭来熏陶教养，使义理融入人心，怨恨议论不兴；政事符合时令，阴阳不失调，于是天下达到太平，人才在学校中得到培育。水往低湿处流，草随风倒，不也像下位者跟从上位者吗？因此上位者制定礼乐，首先以礼节文饰自身；自身已经先行示范，仍有顽梗不化的人，便用刑罚使他们整齐归正，难道是能够不做的吗？况且上天对待万物，有雨露来开始滋养，有风霜来最后肃杀，由此可知刑罚在教化之后，正是如此。国朝戊戌初年，父老们刚刚承接科举考试的余风，带领子弟从事进取；有人背着粮食跟随老师，有人阅读经书、亲近益友。当时英俊才士济济一堂，晋宁所辖五十多个城邑，评论者以襄陵为第一。江南平定以后，旧有风俗逐渐改变，早年有声望、有先见的士人日益衰落，书籍像剡藤纸一样低贱，人才比荆山璞玉还难得。到了成宗、武宗两位皇帝，时运处在守成阶段，向四海发布明诏，凡有民社的地方都必须设立学校，学校必须拨给学田。孟子说：“没有君子，就没有人治理野人；没有野人，就没有人供养君子。”教化和养育相互承接，这是长久有益的谋略。本县有学校却没有学田，县尉刘盎奉行有关典章，谨慎地把近城的田地、靠近市廛的地基交付出来，作为供养教谕、维持学校纲纪的费用，又交给直学薄储存；钱粮出纳就与掌管簿籍的人核对，朔日、望日由公家知悉，除非兴修学校和举行释奠祭祀，不敢擅自动用。县令、县长还要不时察看。这样加以防范约束，若再归于乌有，难道忍心被那些身穿士人服饰却以经商填饱肚子的人取走吗？教谕的品级虽然低微，却是一县的模范所在；若能用温厚光明来教养，用廉洁谨慎来守持，还有什么品阶不能提高呢？如果只窥伺细小利益，自我断绝远大前途，还说别人不了解我，那么看着你的人难道只有十只眼睛吗？幸而被宽厚长者遮掩过去，你的脸难道不感到羞愧吗？那些阿谀逢迎的人又将拿这件事来作证；你也是人，和编户百姓有什么不同，却还要再恢复他们的劳役吗？即使不能捐出自己的钱财、耗尽自己的力量，难道不能以至诚报答清福的万分之一吗？我曾经惊叹僧道之流，能够空手结成大功德缘，志向是多么坚定啊！这是因为齐国的缘故。我们所尊礼的殿堂廊庑，都是仰赖官府而建成的；如今却只在里面洋洋自得地讲诵、揖让，难道不但有二三其德，还要从中蛀蚀它吗？这样就是天地之间的罪人了。这样，衣冠怎么能够有可称道之处，教化和养育又怎么能够兴盛呢？我因此记述学田的始末，是为了补救这件事。写到这里，是因为乡校的缘故，惋惜它将要失坠；不知道我的话是否过于直切，只希望后来的人能够受到警戒。后来的君子，应当想到教谕蔡防创办学田的劳苦，赵世举继而修完围墙，郭存道前来请求文章，以图使这件事永垂不朽。至于田地的界畔、贾氏所捐助的书籍，碑阴都已详细记载。延祐五年仲春吉日立石。《松峰书院记》　吕思诚 县治南面的罗庄，孔氏在三都的别墅营建书院，大概罗庄和三都是同一社，又靠近松子岭下，所以命名为松峰。孔氏世代居于曲阜，其后代世世守护孔林、孔庙，私下学习孔子之道而有宗旨、不混乱，这是本来如此的。自从战乱离散，孔氏选择乡里居住在乐平，于是有了孔氏一族。自周代以来直到今天，距离圣人的时代已经如此遥远；但晋地和鲁地彼此相望，近在咫尺，距离圣人的居处又好像并不遥远。人们慨然仿佛听见他的声音，肃然仿佛看见他的容貌，对水木本源的追思，难道会因为地域不同、时代不同而有所间隔吗？罗庄孔克威请求我写记，思诚为松峰书院题写匾额，又书写“夫子燕居殿”一楹和“闻诗”“闻礼”二斋。思诚起身说道：“孔子的道广大无边，孔子的恩泽长久不衰。上天覆盖、大地承载，日月照临，雨露润泽，无不是教化。收拢衣袖、拱手行礼，直到拿琴、叩击脚胫，也无不是教化中的事情。阙党的童子可以奉命传话，互乡的童子也能登堂入室，在孔子身旁收敛容色、屏住气息；这也无不是教化中的人。经历亿万年之久，从王宫国都上至朝廷，下到闾巷，没有地方不设学校，使人能够仰慕孔子，如同看见他在羹墙之间。” 乐平一向被称为仁厚之乡，家家传习《诗》《书》，户户崇尚礼乐，具有文雅君子的风气，难道都是只能在宫墙外仰望孔子的人吗？所以克威建造这所书院，不只是为子孙设立，也希望招来远方的朋友。乡里有氏族在靠近三都的地方拨出三顷土地给书院，作为书院弟子的供给，这件事也不能湮没无闻，因此一并记录下来，使它与孔克威一族一同流传不朽。后来有建作者看见书院庙宇辉煌，规模宏大美盛，孔子仿佛在那里；松涛阵阵，声震山丘，孔子的木铎也仿佛在那里。宰我说孔子远远胜过尧舜，确实是有道理的！从前思诚在冠山建立书院，奎章阁学士院奉中书省、礼部的移文，宣慰司下令冀宁路指挥平定州，筹集书籍一万多卷，又谋划拨置一二顷田地，至今连一亩也没有；想刻石作记，力量又不充足。唉，我对克威感到惭愧。既然拜了两拜而写成此文，既是赞美孔氏的贤能，也是讥刺思诚自己的无能，这就是记。

译《藏山神祠记》盂地是古代仇犹的土地，城的右边有藏山神祠。藏山距离城三十里，山中也有一座祠。至治三年，我担任书州判官，为蒲公所作碑文后到达祠下；碑文详细记载了藏山神的事迹始末以及建祠的缘由。近来我因考察《左氏传》而有所取用，认为庄姬的谗言导致赵氏一族被灭。司马迁认为赵氏是治理灵公时杀贼的功臣，因而与诛杀后党之事相联系；后来又根据韩厥的话，恢复赵氏的爵位和封邑。晋国六卿共同掌握晋国政权，最终归于韩、赵、魏三家。大概三家联合已经很久了。只是赵氏世代都有敢死之士，所以赵氏能够与韩、魏并立。孔子作《春秋》，赞美齐桓公、晋文公的功业，同时也首先揭示桓、文的罪过。从此以后，诸侯相互联合，礼乐和征伐之权下移，积习渐深，陪臣掌握命令，各诸侯国不知道有天子的尊严，客卿不知道有宗国的亲情。因此齐国有田氏篡夺，晋国有三家分晋。孔子作《春秋》，尊崇周王而亲近鲁国，是要拨乱反正，挽救这种弊病。晋国从文公开始称霸，赵衰最初执政；河阳狩猎之事，《春秋》深加隐讳。大夫纷纷仿效，传了一两代以后，才有晋灵公的祸乱。孔子依据董狐的笔法，让赵盾承受首恶之诛。屠岸贾发动大事，《春秋》为什么不记载？公孙杵臼、程婴，比董安于有什么可惭愧的呢？左氏没有记载豫让的壮烈事迹，与公孙杵臼、程婴相比也有所不及。朱子又为什么遗漏了呢？他不取宋代的说法，是因为宋代保存了赵氏孤儿，并封公孙杵臼为成信侯、程婴为忠智侯。董安于曾经在赵氏家庙中享受祭祀，却没有被宋代封爵，这又是为什么呢？赵氏孤儿名武，谥号文子，是赵朔的儿子、赵盾的孙子。即使如此，公孙杵臼的牺牲、程婴对所事之主竭尽忠心，在千年以后血食祭祀难道会没有报答吗？那些窃取富贵的人，入朝怕不能被接纳，出外又怕互相牵连，最终也不能掩盖自己的丑恶，灾祸和败亡随之而来，他们实在对这些人有愧。祠堂在至治年间修葺，至今将近三十年了，已经被风雨摧残破败。达噜噶齐达实特穆尔和乡里的义士祁仲美、郭夷武、从礼、李文亨，又把旧祠改建一新，资助这件事的人很多。达鲁花赤等人的心意，以及乡里的义士，对明神有什么可惭愧的呢？我已经为此写了记，又作迎神、送神词两章，让人歌唱来祭祀。歌词说：山的下面啊，水的岸边，神有祠堂啊，在这片土地。神灵到来啊，仿佛可以看见，风吹满旗啊，鼓声震响。盘中摆满佳肴，酒装满甒；纷纷上前献祭，我边歌唱边起舞。祠堂可以安居，山岭可以藏身；杂陈蔬菜和佳肴，把酒浆献上。雷电交集，风雨相随；神灵离去啊，遥远地不知到了何方。抬头远望也看不到啊，只见山高水长。《重修灵瞻王庙记》阴阳开辟，元气变化，精气散布于天，形体形成于地；凝聚起来成为山岳，疏泄开来成为河流。山川的形成，大概与天地同时。因此山川能够降下云雨，养育万物。平定郡城以西二十五里有座山，叫狮子山，是经书所说因形状相似而命名的山。山麓有座石台，高大巍峨，突出于群石之上，像巨人的帽子。石台上长着菖蒲，向南望是黑水，距离近十里；向北看是石瓮，距离远五里。这大概是相连绵延的一座山。宋代每逢旱灾，乡邑百姓到处祈祷祭祀，都没有应验。当时有六七个儿童在石台旁割草放牧，便把瓶子放在菖蒲下面，把祈祷当作游戏。他们看见菖蒲的芒上凝结着露水，像串垂的旒旗一样，滴落到瓶中；有时露水晒干，瓶中干涸，有时潮湿积水，瓶子就满溢。瓶子满溢后，便有云气碰到石头而升起，云层由极细微逐渐聚合，不到一个早晨，大雨就下得充足，遍及境内。从此以后，偶逢长时间晴旱，乡里人相继仿效那些儿童，把瓶子放在菖蒲下祈祷，多次得到应验，迅速得如声响应声、影随形。于是就在石台下大规模修建祠宇，命名为蒲台神庙，奉祀这位神灵。宋崇宁三年，朝廷赐额“灵瞻”，与黑水、石瓮二神同时获得封号。黑水庙称“普泽”，石瓮庙称“丰济”，都是因为部刺史、西染院使高权的请求。看它感应的事迹，开始显现于儿童的游戏，最终救济了烈日旱灾。大概灵气所居之处，雨露降临的山丘废墟，一定有造物主宰其中。《易经》说：“阴阳变化不可测，就叫作神。”难道不是这样吗？有人说：“晋代有在魏榆显现征兆的事，汉代有在冀南鸣叫的事。”那些固然是奇异之事，已经记载在史传中。至于山泽之气相通，础石湿润而云气生成，这是阴阳交感的正常现象，自然而然，又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呢？对此应答说：“唉，这种说法是不足以同他们谈论最高道理的。况且那些或显现征兆、或发出鸣声的事，只能在当时成为祥瑞，哪里能像这样随祈祷就应验、滋润万物、救济时令呢？又怎么可以同日而语呢？”庙宇隶属阳泉里，里中大姓范宇，是一位热心公益的君子。一天，他率领众人来敲我的门，告诉我说：“蒲台神的事，虽然记载在晋阳方志中，也流传在上艾父老口中，但仍然疏略错讹，恐怕年代渐渐久远，书籍记载又简略，祈祷的人就会越传越错。敢请您详细地记载它，把文章刻在石上，立在庙中，流传到无穷后世，不也是可以的吗？”我按道义不能推辞，所以详细叙述他们的话来告诉后人，于是写成碑文，并作铭说：上天造就高山，作为一方镇护，帮助造物主，掌管这里的雨水和旱情。从前有一年久旱为灾，乡邑百姓举行舞雩祭祀。儿童懂得什么，只把祈祷当作游戏。菖蒲芒上有露水，像垂下的旒旗，自然流入瓶中；有时积潮而满溢，随即便有云气碰石而出，降下甘雨，使干旱的禾苗复苏。祷告屡屡得到应验，不到一个早晨，一勺水气便能由微小聚成千里云雨。功德施及百姓，因此在这里享受血食祭祀。汉代在冀南有鸣声，晋代在魏榆有言语；那些事迹虽然不同，时代也确实各异，但只是显示祥瑞，只是扰乱百姓听闻，哪里能够救济时世？这里却能随祈祷立即应验，滋润我们的百谷，惠及我们的百姓。圣妙之事无法测知，这就叫神。因此详细记述这些话，告诉后人；刻碑并作铭，以记载功德而使之不朽。

译《平定州土风记》关于舆地的书籍，流传已经很久了。《九丘》虽然散佚，但职方氏所掌管的地理事务也从未废止。这个州地处交通要冲，确实是古代著名郡县。可是山川、百姓和物产等情况，如今模糊得无法考察，难道不是典章记载的缺失吗？国人都说可以作记。我考察说：平定是古代并州的地域。三卿分晋后，土地归入赵国。秦代属上党，汉代称上艾，隶属于常山。晋代和魏代改属乐平。乐平就是汉代的沾县。后魏把上艾改名为石艾。隋初属辽州，大业年间划属并州。唐代又改属辽州，后来又属受州。受州废除后，重新隶属于并州。后来石艾改为广阳，迁治于榆关。宋初用兵攻打河东，首先攻下这里，于是升为平定军；熙宁七年，乐平隶属平定军，废除辽州，将平城、和顺二县并入辽山县，隶属平定军。元丰八年恢复辽州，县又归还旧有隶属。金大定年间升为州，如今是冀宁的支邑，乐平隶属于它。乐平东南六十里是古受州，又名赛鱼；西北三十里是承天军；东北九十里是广阳；西南八十里是苇泽县。固关以东八十里、广阳以东五里，是古代上艾的土地。冠山在嘉山以西八里。蒲峰在狮子山西北二十五里。白鸡山在东北二十里。晋主嗣昭经过这里，获得白雉，因而以此命名。黑水，嘉河的源头在嘉山。嘉河经过城中，桃水向下流入泽发。泽发又名阜浆，县泉都在承天军。锡欣有悬泉，赋有流杯池，在城南约二里，是闲闲修禊的地方。介之推妒女祠在悬泉上方，唐高宗巡幸汾阳，经过妒女祠下，就是此处。有人说妒女是介之推的妹妹。英公庙在东面十里的磛石村，李勣曾任并州都督，深受百姓爱戴，所以为他建立祠庙；又说英公本来是殷公。开山也曾任石艾县令。宋祁修撰《唐书》时，为避宋宣祖的讳，将“殷”改为“英”。韩信庙在固关，牛相庙在南十里。牛相不知是哪个年代的人，经过山下时去世。四贤堂在州治东北城角，宋代称思武，金代称涌云。如今保存着闲闲赵公、文献杨公、遗山元公、敬斋李公的遗像，因此以此命名。州境东至井陉一百里，西抵寿阳，里程与到井陉相近。北至盂州九十里，南至辽州一百里，东北到京师一千里。这里的土地贫瘠，百姓劳苦，风俗朴实质直，民风强悍勇猛，难道还保留着陶唐氏的遗风吗？

译《重修丰济王庙记》距离平定州城三十里有个里叫赛鱼，南面临近桃水，有狮子山，因形状像狮子而得名。山上多松、柏、檞、桧，山顶有一面峭壁直落数百仞，旁边有个深如井的洞穴，名叫石瓮。洞上有覆盖着的岩石，像盖子一样。有时发生旱灾，祈祷的人站在一旁用杖挑动瓮口上的石盖，石盖一打开就下雨。雨水已经下得足够，便把石盖照原样放回；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有风从瓮中生成，拔起树木，吹倒禾苗。宋皇祐年间已有记载，诸防典与嘉山、蒲台神同时受到封表。山川所统摄的范围，有关系到一国的，有关系到天下的，有关系到一州、一县、一乡、一里的；大概封表有大小，利益恩泽的远近也随之不同。天地如此广大，覆盖承载如此广阔，国运流转，应该特别通达而达到高峻极致；岳镇海渎、名山大川，无论形体还是神灵，自古至今都共同祭祀。譬如国家设置官职、分掌事务，品级职务有高有低，责任有重有轻，恩德和威势施行流布，神明教化传播融洽。因此在这里修养德行深厚，那么在那里获得感应就深；即使是一社的长官、十人的甲长、五家的邻长，也都是如此。唉！懂得天理，才可以懂得人事；懂得人事，然后才可以懂得天理。里中的儒者李思恭，是一位君子。自上古以来，李氏就是西乡的豪族，推己所有来帮助没有的人，从亲近者到疏远者，从近处到远处，没有不尽其能力范围的。前些年发生旱灾，他向神灵祈祷而得到应验，于是恢复旧有祭祀，请思诚写记，说：“我倡议此事，神灵帮助了我，祠堂已经修好了，您何不替我记下来呢？”思诚说：“这是山川原有的神灵。神灵是否灵验，本在于人的诚意与否。您是诚信之人，因此神灵回应您。祠堂既已恢复，神灵降下的福泽应当没有穷尽，我也只是叙述它的故事罢了。请让我作迎神、送神曲各一章，使每年祭祀和旱晴时祈祷，都能歌唱来使神灵欢乐。”歌词说：“山多么高啊，层层崇起；岩石多么峻峭啊，流水多么舒缓；旁边有个洞穴啊，中间空虚；深得像瓮啊，仿佛有所容纳；上面有覆盖的岩石啊，正要举起；云气牵引雨水啊，雷声翻动风势。神灵要来啊却还未来，使我的心啊忧闷不安；杂陈蔬菜佳肴啊，献上芳美浓厚的祭品；神灵欢乐啊，年成自然丰盛。神灵到来啊没有踪迹，神灵离去啊又往哪里去？天上有云啊，山上有松；且歌且舞啊，敲鼓击钟；我们都欢乐啊，不知何时终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章〕 《开河碑记》　曹大清 我听说兴修水利的人，都是代替上天施行恩惠、增长土地的生产力，使百姓衣食来源不断，这也是为了确定公家的用度。从前夏商周三代时，沟洫水利制度衰替，转而追求适应时务、取得功效，这件事不可不重视。《礼记》说：“蓄水在陂防中以防备，疏荡积水使它顺畅，分配水流使它有次序，舍弃多余的水使它汇入沟渠，把水从沟洫排泄到田野。”大概能够开决就开决，便没有水溢的灾害；能够堵塞就堵塞，便没有干旱的忧患。先王疏通九州、修治九泽，沟洫脉络布满天下，于是没有一处不是水利。秦国自商鞅废除井田、开设阡陌后，魏国史起引漳水灌溉邻近田地，于是河内百姓富裕；郑国和白公在秦谷开凿泾水，于是关中成为肥沃土地。王景重新修治芍陂，庐江境内大获丰收；冯臻开始修建镜湖，会稽百姓获得利益。从此以后，晋代杜预疏通荆襄水道，汉代文公开凿煎防的水口，张【缺字】修筑新丰，李袭引导雷皮水，使天下百姓都蒙受他们的恩泽。到了我大元统一天下，斟酌古今，设置都水监，分别命令有关官员在天下推行水政，把事情交给州牧以及县宰，疏通沟洫渠道，恢复陂湖水利。旱魃造成灾害，就引水灌溉；雨水损害黍稷等谷物，就开闸泄水，使百姓自行便利，不限制时日，这样上可以帮助国家的财政计划，下可以安慰百姓的愿望。如今太谷县东南有恵安的蒲池一处，西庄正北有沾埿的水口，向西在大塔石附近的南面有溥博渊泉，泉水时时涌出。水量按十分计算，专门分给恵安与王诲庄各有定数：恵安用八分，王诲庄用二分，其余各社都没有水利。每逢大雨时节，山洪河水泛涨，因为没有按照定例规定的注水、排水处所，水就从上到下一一灌溉。数年以来，水势不稳定，渠道堵塞，横流向西，冲毁淹没侯城土地数十余顷；又冲击太谷城池三十多年，后来没有丝毫利益，却有很多灾害。幸亏【缺字】河南行中书省委刘公约礼兼任太谷县尹、守御断事官，来到本县整理各种事务时，恰好奉到枢府的明文，近来因濒河水利之事，委任本官负责提调。凡是可以兴办的地方，都听便开挖疏浚，由官府增加人力，完成公共规划。刘公在抚恤百姓的闲暇，遍历乡村，察看原野高低，亲自到奄谷水口，测量高下地势，筹划利害的根源，详细陈述实际情况，采集绘制图本，呈报省院，筹措役夫七百多人。于是委派理问前都漕运使司令史李克▯一同监督、提调这项工程。当年三月二十三日，开始疏通惠安获利渠，堵塞太谷侯城一带造成危害的地方。刘公从早到晚，连吃饭的空闲都没有，只是每天勤勉不懈，勘察规划土木工程，不到十天工程就完工了。唉！春季发生水涝，夏季发生旱灾，这是天时。旱灾能够预先防备而不至于干枯，水患能够预先防范而不至于泛滥，这是人事。人固然不能保证上天没有水旱灾害，但上天也不能凭水旱灾害困扰人。实在是因为我公平素就有相应的治理准备，而不是等到水旱发生以后才处理，这才是救济时势的急务。所属郡县的百姓知道这件事带来的利益非常大，老人孩子欢歌，颂扬之声充满道路，赞美他的德行，都愿意为他立碑。一天，耆老王从礼等对我说：“公自从到任以来，刚满两年，对于有利于百姓的事就兴办，对于有害于百姓的事就除去，只以这些为职责，恭敬谨慎地履行职务，大概只是为了忠于君主、便利百姓罢了。请您写一篇刻文，把它永远留在金石上，不是很好吗？”我坚决推辞说：“我孤陋寡闻，所见浅陋，哪里足以叙述公的实际功效？他们请求了两次、三次仍不停止，因此我忘掉自己的浅陋，采集前代圣人的言论，所以写下这篇记，以等待后来考察民情的人有所凭据。

译称誉公的德行，难道不是会为当代增添光彩吗？”因此又接着写辞说：“伟大的刘公啊，是献康公的后裔；经史学问优长，德行如兰桂芬芳；一心奉公，几句话便能断明案件；既循良又贤能，不贪婪也不残酷；用仁爱渐化百姓，用义理抚摩百姓；士人推重他的品行，百姓得到他的利益；德泽广泛流布，恩惠沾润下土；百姓扛着锄头如云聚集，开凿渠道如同降下甘雨；灌溉我们的田地，使我们的禾黍生长；收割、收获，堆积得像山丘一样；供给公家，进贡王室，使普通百姓有衣穿、有粮食，养活亿万之众。” 洓水书院碑记　　　　王纬 至治壬戌年，县侯特穆尔布哈来到光山县任职。第二年，政务办成，诉讼平息。于是询问同僚和县中有德望的老人说：“如今文治融洽，党庠、家塾在各郡相望。近代又有设置书院、精舍的做法，用来培育人才、推广教化，这也是本县所应当有的。何况先贤司马温国文正公确实出生在本县，众人一致欣然赞同。于是买下县治西侧的旧地，广阔若干亩，沿用旧址并加以增修装饰，命名为洓水书院。正堂有七楹，中间设置司马公像，命名为粹德堂。左边用来接待宾客，右边用来延请教师。开辟斋舍五所，聚集县中优秀人才和有志于学的人，分别教授；还设有休息之所、讲习的房间，以及厨房、粮仓、水井、马厩，没有一样不具备。贫穷而没有资财来求学的人，以及四方来此任职的官员到来时，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又置办若干亩田地，以每年的收入供养书院，也用来供应祭祀事务。士子们文质彬彬，在其中彼此作揖谦让，每天讲习周公、孔子的道理以及《诗》《书》和六艺的学问；明白人伦，敦厚风俗，都由此实现。每逢岁时祭祀，率领各位执事肃然到位，洗手行礼，进退升降，拜伏行礼；祭器摆列整齐洁净，礼仪容态恭谨，神灵来享用祭祀大概是没有疑问的。古代德行施及一乡、教化推行一邑，百姓尚且建庙祭祀而不忘，何况公出生的县邑呢！”唉，公是陕西夏县人，他的德行、功业、出仕和退居情况，史书都有完备记载。他居住在洛阳时，就忧虑国家；出任宰相时，就忧虑百姓。头戴蝉纹冠冕，他不以此为尊贵；盖着布被，他不以此为俭朴。至诚能够感动人心，盛大的德行能够使后世信服。儿童和服役的差役都能诵说公的姓名；他的著述，上自战国，下至五代，足以给后世留下借鉴，他的功劳实在很大。让他列入大儒之中，陪祀先圣，千年以后仍受到无穷的敬仰，也是理所当然的。

译盐池神庙记 皇帝驾临禧殿时，中书省大臣说：陕西都转运盐使司重修盐池神庙已经完工，应当把事情具文刻在石碑上。皇帝下诏说：“可以命翰林臣王纬恭敬承受明诏。”我私下认为，国家生财有道，使百姓富足有制度；对于天地所藏的财富、山泽所产的利益，都用来帮助国家费用、增加民生财富，实在是治理国家的长远规划。所以《禹贡》说海滨土地广阔平坦，贡品有盐和细葛布；《洪范》所说的八种政务，也必定先说食物和财货。周代制度中，太宰以九赋征收财物，以九贡取得诸侯国的贡物来供给国家使用，其根本大概都有所承继。谨按地理志，盐池在晋地河东，春秋时是郇瑕氏的土地，因为土地肥沃富饶又接近盐池，晋人把它视为珍宝。《史记》所说猗顿靠经营盐业兴起，就是这个地方。自秦、汉、魏、晋以来，盐法禁令有松有紧，盐池的盈亏变化也随制度而不同。唐大历十二年，韩滉掌管度支，上奏说盐池产出祥瑞之盐，请求设置神祠，开始赐名为“宝应灵庆池”，其神封为“灵庆公”。宋崇宁四年，东盐池之神封为“资宝公”，西盐池之神封为“惠康公”；澹泉之神封为“晋济公”，盐风之神封为“荐宝侯”。大观二年，把盐池之神晋升为王爵，把荐宝侯封为成宝公。我们圣朝开创之时，太宗英文皇帝全面革新制度，丞相耶律楚材以筹办经费为要务，于是推荐姚行简为解盐使，在路村设置机构，招募一千户亭户为盐商，规划区划。从此聚居的居民更加繁多，商贾更加富集，盐税日益增加，公私都因此便利。癸丑年，宪宗恒肃皇帝以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弟弟的尊贵身份，西征大理，把盐池的全部利益用来供给军饷，在京兆设置从宜府，命右丞李德辉掌管此事。此前连绵大雨损坏了盐，朝廷派使者前往祈祷，后来盐产连同五年的收获一并增加，于是在盐池北面的高地修建庙宇，赐额为“弘济”。后来撤销从宜府，改为陕西都转运盐使司。至元二十九年，改为陕西都转运盐使司，迁置于路村，撤销解盐使司。大德三年秋七月，因为盐课成绩最好，皇帝下诏加封资宝王为永泽王，把资宝王、惠康王加封为广济惠康王，封灵庆神为福源灵庆公，仍赏赐楮币一百五十缗，命陕西行中书省每年五月初一派官员前往祭祀。盐在五行中属水，水的性质是润下；润下便产生咸味，所以盐可以供祭祀、备办膳食、供给百姓生活使用，大概一天也不能缺少。” 从前周王派公阅出使鲁国，鲁国设置白盐、黑盐等各种形状的盐，他辞谢说不敢享用；这又可见礼制对此事的重视。前代制作解盐，是开垦盐畦、引水浇灌来生产；如今则不用烦劳人力，盐自然形成。不像青州、齐地、沧州、瀛州、淮南、浙江沿海地区，要有盐场煎煮的劳苦，也不像蜀地盐井要穿凿开掘的艰难。这是天地的精华、河山的灵秀聚积而成盐池；盐池方圆广达百里，水流停蓄、渗透漫漶，凝结成大量盐粒，白茫茫无边无际，晶莹明亮，无法用言语形容。役夫一万多人，簸箕、铁锹云集，不到十天，盐就堆积得像山一样。它的利益极其广泛，永远也不会枯竭。盐正在凝结时，条山下面有一个风谷。每年夏季第二个月，风应时而来，就吹动沙石、摧折林木，声音隆隆，民间称为盐雨风。又有一处叫濬泉的泉水，四周都是盐碱地，只有这里的水甘甜清冽。取盐时炎热蒸闷，人们靠它解渴、消暑、洗去烦热和汗水，全靠这泉水而不至于生病。唉，真是神奇啊！古书说：山不过是许多拳头大的石头积聚起来的，等到广大起来，宝藏就在那里产生；水不过是一勺一勺积聚起来的，等到深不可测，货财就在那里繁殖。盐池大概就是这样吧？凡是用船车运输盐的地方，遍及梁、雍、陕西、洛阳、河东、河内等地，数千里范围都享受它的利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 计算这一年盐池的收入，以缗计达二千万。至大三年，同知陕西都转运盐使司事焦荣、陕西都转运盐使司副使乔宗亮，见神祠年代久远，栋梁屋宇倾倒毁坏，于是与百姓、盐商商议想要彻底翻修。众人一致乐意捐资相助，但任期结束后仍未能实现。皇庆二年，前陕西都转运盐使司臣阿实克特穆尔、同知都转运盐使司事宋天瑞，于是在旧庙西边的水涯察看，在地势高爽干燥的地方选定位置，营建正殿，四周有重檐翼角；东西两侧的廊庑前面敞开门阔，后面修建寝室，屋脊高飞，檐角交错；台阶高峻整齐，宏大通达而又幽静深邃。工程将要完毕时，命陕西都转运盐使完颜德辉、都转运盐使司副使张呼图克岱尔相继来到任职。于是把高大的庙门建成楼阁，匾额题为“宝庆”，向下俯视盐碱水泽，正对中条山，东面环绕太行山，西面耸立雷首山；阴云雾气早晚聚散，忽然变化，呈现千姿万态，确实是一方奇观。落成那天，把永泽王、资宝王、广济王、惠康王迁入新庙，在旧庙修葺后祭祀成宝公；率领僚属、士人百姓、商贾一同聚集在祠庙之下，鼓舞欢悦，神灵和人们都因此大为和洽。”},{ 于是又以修建庙碑的事情向朝廷请示，所以有了这道诏命。隆重地思念我圣朝富有天下，天所覆盖的地方、地所承载的地方，以及日月照临、雨露滋润的地方，都得到休养生息；除租赋以外，虽然用盐税帮助经费，却不加重百姓负担，而百姓自然富足。这就是所谓国家不把获利当作利益，而把合乎义理当作利益。因此天下百姓安于自己的风俗，乐于自己的职业，逐渐受到仁的熏陶、义的砥砺，和乐安宁，盛况可比三代。与齐国晏子整顿盐政以兴利、展拓盐业之利相比，与汉代东郭咸阳、孔仅经营盐铁以归大农相比，与唐代宰相掌管盐铁并兼理度支相比，远远不可同日而语。如今圣人在上，参与天地化育万物，裁制成就并辅助天地，当然会使土地不吝惜宝物、神灵助成福祉，国家因而富足丰饶。因此彰明、尊崇祭祀之事，加赐封号，建造新庙，刻在金石上，以保佑我大元皇朝亿万年无疆的福祚，神灵也将享有无穷的祭祀。盛大美好啊！臣王纬叩首稽首，作诗系于篇末说：乾坤养育万物，谁是其中的纲纪？万物一同生长，谁能窥见它的端绪？五行各有功用，水德称为首要；发挥生成咸味的作用，以资助国家富足。这里是古代郇瑕的土地，确实肥沃富饶；右边以大河为界，南面耸立中条山；正当实沈星次，划分疆域、确定标志；水汇聚成池，云气蒸腾、雾气升腾；凝结成为盐，像积雪一样堆在高峻山丘上，大概是神力所为，使百姓不感到劳苦。

译自唐代经过宋代，祭祀之事十分显著。伟大的圣元朝拥有天下，万国归于一统，山川进献珍宝，百神各尽职守，灵池的盐产每年增加万亿。大德三年，封号得到加赐。皇庆年间皇帝登临大位，嘉奖神灵的德行，于是修建新庙。新庙高大壮丽，在那里悬挂匾额；礼仪秩序庄严，神灵与人相互和谐，用来记载工程成就。由于神灵的福佑，国家费用富足安康。百姓富足以后又施行教化，颂扬之声洋溢四方，家家户户都可以受到封赏，留下陶唐时代的遗风；万年之久，国运绵延无疆。”},{ 董泽书院记　　　　虞集 帝王治理天下，不过是治理和教化罢了。自古圣贤不一定拥有君位，因此治理和教化之事有所分别。有人在程子墓表上写道：“周公死后，天下没有善于治理的人；孟轲死后，百代没有真正的儒者。治理若不出于真正的儒者，即使表面上有治理，也等于没有治理。”从前伯子所交游请教的老师和朋友，是周子、邵子以及他的叔父程子。程子的学问出自周子、邵子，看起来好像另有源流；等到伯子论述其学问所达到的境界，称为安定而成就，实际上与他们并没有不同。前代圣人已经远去，这几位君子出现之后，圣贤的学问、帝王的道术才开始在天下大为彰明。有人懂得这些道理，便能够把它们落实到实际政事中，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一治一乱所系的关键”。周子、邵子和伯子的学问广大而精微，既高明又平实，浑然融通、气势宏大，没有人能够窥见其全貌。到了叔子时代，邪说更加盛行，等待有人匡正、辟斥而与之争辩的局面出现了。门人只能把他们的学说相互传授，众人本来就害怕利害得失，于是抛弃断绝，不肯遵从。当时有像原宋丞相忠简赵公鼎这样的人，从闻喜县的诸生中奋然自立，独自向邵子的儿子学习邵氏之学，向程子的门人学习程氏之学，得到这些学说后尊崇信奉，以生死相随而不改变。等到他在危难之中辅佐君主，本来或许可以实行自己的道术，却最终因被贬谪而死，这难道不是天意吗？赵公的子孙因此多留居江南，而他的族人在董泽的仍然安然无恙。我国统一天下以后，才得以彼此通报音信。如今的国子博士筼翁，是赵公的六世孙；他获准向朝廷请求，在闻喜县学为赵公建祠。董泽的族人听说此事，来到京师拜见筼翁。筼翁请假，和他们一同回乡，在他们的乡里修建书院，以教化乡人，希望能够承继赵公的遗志。距离赵公的时代已经将近二百年了。筼翁来请我虞集写记，我接受请求后写道：“唉！公做宰相五年，人心和天理所保存的东西已经流传很远了，而损害它们的人却一天天增多，最终不能完全实行自己的志向，难道是上天将要使斯文灭亡吗？但周、邵、张、程的学说到了朱元晦那里，条理得到阐发、说明，并推演到极致，那么上天还没有使斯文灭亡，大概就在这里吧。”博士将要教化乡人，公的德行功业已由国史评定，百代以后人们都可以看到。至于他用来做学问的方法，朱氏所论述的都有了。从前周子说话，必定把伊尹、颜渊合在一起评论；后来的贤人教导求学者也说：“立志以明白道理，以文王自期。”筼翁和董泽人希望树立的志向，大概就应当从这个方面去追求吧。”},{ 藏书记　　　　孔天鉴 河东有十二个郡，平阳是其中的统帅之郡。平阳所属县有十一个，洪洞是其中事务繁重的大县。考察《春秋》时期的地名，作为杨侯国的地方就是阳县；隋义宁元年改名为洪洞，取自县北的镇名。唐、宋沿用这一名称。东面连接景霍山，西面临近长汾水，南面俯视大涧。县城居民繁多，土地田野肥沃丰饶，在其他各县中居于首位。当地风俗喜好学习、崇尚义气，勇于行善。每逢三年一次的大比，优秀人才接连出现，录取人数常常最多。因此程能在西府考试，老郑成为第一；在上都较量文艺，二郭取得乙等。祖庆年轻时便声名远播，居善则凭老成持重而被选拔任用。人才济济，前后相望。我只见他们不断进步，没见过他们停止。虽然各家都设置书楼，私人也收藏文库，但仍担心贫寒的读书人有志于学却没有书，或者免不了借书阅读、亲手抄录的辛劳，不能充分浏览，无从发挥后生的才性。我的朋友承庆先辈奋然首先倡导，把购置书籍的事作为自己的责任。县中的豪杰纷纷响应，欢喜地捐资，各自拿出钱财。于是得到经部书籍若干种、史部书籍若干种、诸子书籍若干种，以至类书、字书，凡是有关文运的书籍，都灿然齐备。唉！这项举措不只是便利自己，而是为了便利众人；不只是供当今使用，也将流传给后世。难道不伟大吗！将来可以看见那些困在干涸车辙中的人，在西江之水中畅游；那些在四方奔波勉强糊口的人，能够饱享太仓的粮食。置身书林学海，浏览其中的精华与实质，探究源流，取得无穷的知识，读尽过去未曾见过的书，使每个人都充分获得自己才性所应当得到的滋养，没有谁不把根本追溯到这件事上。这样一来，房山的藏书就不只是季氏独擅其美；在书市中一点一点搜求，也不必再劳烦汉代人那样辛苦了。凭借这种义举带头影响其他县邑，使人看见后加以仿效，心生羡慕后加以实行；进一步推广，就能达到齐、鲁那样，蔚然成为礼义之乡。这种行善和获利，哪里容易估量呢！承庆是我的同舍朋友，多次写信请求我作记。我寄居乡里任官，日常事务纷繁，不只是才思迟钝，实在也是没有空闲。然而还是勉强写下这篇文字，因为这是可以长存不朽的善事，我也希望能借此在它上面寄托自己的姓名。”},{ 河津县总图记　　　　王思诚 河津原来是耿乡城，是古代殷朝的都城。典籍叙述说：祖乙在耿地居住，盘庚从耿迁到亳。杜预说：皮氏县东南的耿乡就是这里。晋献公灭掉耿国后，把这片土地作为大夫赵夙的采邑。秦代改为皮氏县，汉代隶属河东郡。王莽改名为延平。东汉恢复为皮氏县。后魏七年，武帝巡狩到这里，因龙门山把县改名为龙门县，隶属北乡郡。隋开皇二年废除北乡郡，县隶属绛州；十六年划归蒲州。唐武德二年隶属秦州；贞观十七年秦州撤销，又隶属绛州。宋政和初年隶属河中府；宣和二年改为河津县，至今沿用，仍属河中府。旧县城被汾水冲毁，今皇庆初年迁到县城西北一里姑射山脚下，就是现在的县城。户数一千一百八十一。土地适宜种植小椒，百姓质朴正直、崇尚义气。县境南北七十五里，东西四十里。东至稷山县界史社三十里，南至万泉县界大赵村四十里，西至韩城县界黄河十里，北至吉州界一百八十里，东北至太平县一百五十里，西南至荣河县一百里。”}]},{

译三乡统辖三十二社、九十五村、十三庄。县城内有三坊：宣教坊、集贤坊、明德坊。沃壤乡在县城东北三十里，仆射乡在县城西十里。禹门渡在县城西北二十五里，就是古代的龙门关。按《辛氏三秦记》说：河津名为龙门，黄河从龙门口流出，河面宽不到八十步，船只往来，片刻就可以渡过。黄河的各处水流，没有比这里更便于渡行的；这里旧日就是重要渡口，本朝又重新设置了渡口。黄河渡在县城西十里，汾水渡、北张渡在县城东二十里，具村渡在县城东十里，修福渡在县城南八里，连伯渡在县城西南十里，黄村渡在县城东南二十里。通往万泉县的道路从南门出，通往韩城县的道路从西门出，通往吉州的道路从东门出。禹庙在县城西北的龙门山上，庙前有三通碑，字迹磨灭，已经无法辨认；其中一通碑立于太和年间。临思阁在龙门山顶，俗称防河楼。楼下有水楼，是用来从黄河取水的。五祖庙在禹庙东面，三皇庙在五祖庙下面，宣圣庙在县衙东面，城隍庙在县衙西面，建极宫在禹庙左侧，天庆观在旧城北门，丰岩寺在南门内，觉城寺在旧城东北角。卜子夏墓在县城西北五里辛丰里。司马迁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为他建造石室，立碑并修筑围墙。太史公自己叙述说：“我司马迁出生在龙门，居住在太和坊，这里就是我的坟墓所在之处。”冀亭遗址在县城北十五里。按《左传》说：“季臼出使经过冀地，看见郤缺在锄草，他的妻子给他送饭，两人相敬如宾；季臼把这件事告诉文公，文公便任命郤缺为卿，又把冀地赐给他。”京相璠说：“如今皮氏县有冀亭，就是古代冀国的都城所在地。”杜预说：“皮氏县北有冀亭，今俗称上亭、下亭，又称兴亭，或许就是那个地方。”另外还有如宾乡，如今不知道所在之处。皮氏县在县城西二里，杨村的两座城相对而立，遗址至今还在。龙门在县城西北二十五里。按《水经》说：“龙门山，是大禹开凿的，宽八十步，临近山崖，遗迹还保存着。”《竹书纪年》说：“晋昭公元年，龙门三里之内的黄河水变红；梁惠成王四年，黄河水在龙门变红三天。”京房《易》中的妖异占辞说：“河水变红，百姓恐惧。”《三秦记》说：“鲤鱼到了三月就上游渡过龙门，能够渡过的就变成龙，否则撞伤额头返回。”姑射山在县治东北，黄河经行县城西十里，汾水在县城南八里，于西南十五里处流入黄河。隋代的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是河汾人。如今县城南三十里有通化村。庙下有集贤里，龙门山有石洞，大概是文中子避乱隐居的地方。东皋子王绩，字无功，是文中子的弟弟；他辞去官职，隐居在黄颊山，以弹琴饮酒自娱。贞观十八年撰写《隋书》。如今县城东面有东皋村。王勃，字子安，六岁就擅长写文章，和哥哥王勔、王勮都以文才出名。王勃任沛王府修撰。薛季昶是龙门人，任雍州长史，威名很盛，官至户部侍郎。薛仁贵是龙门人，跟随唐太宗征讨辽地有功，被授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事迹见《唐本传》。如今县城东十里的大黄村，就是他的故里，那里有他的庙。村中如今还有姓薛的人，大概是他的后代。卢防，字子野，永防初年考中进士高第，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工部尚书。卢防在龙门读书，深通《易》，著有《春秋》《孝经》，常常用经义判决案件，当时舆论很称许他。汉代赵岐，字邠卿，是京兆人，任州官时以廉洁著称，后来被乡里推举为皮氏长，压制豪强，讨伐奸恶，大力兴办学校，以能干闻名；他所作的《孟子》注流传于世。唐代王銮任龙门令，以能干闻名，李勉推荐他，当时称赞李勉善于识人。课钞每年三百四十七锭，四十两五钱六分四厘；赋税粟八百三石、七斗六升五合二勺。当地特产有炭窑、磁窑。旌表的节妇有乔薛村史宅的赵氏，以及清涧村蔺宅的妯娌薛氏、曹氏等。《山西通志》卷二百四。《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钦定《四库全书》。《山西通志》卷二百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