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通志卷一百七十九

译《地形志》说：肆州雁门郡有原平县。注：前汉属太原，后汉、晋属雁门。境内有阴馆城、楼烦城、广武城、龙渊神祠、亚泽神祠。雁门郡，注：秦代设置，光武帝建武十五年撤销，二十七年恢复；天兴年间属司州，太和十八年又改属其他建置。辖两个县：原平、广武。恒州繁峙郡有繁峙县，注：两汉、晋属雁门，后来改属廓州。武定元年设置，治所在肆州敷城界的郭城。辖三个郡：广安郡、永定郡、建安郡，均为武定元年设置。《隋志》说：后魏设置石城县，东魏设置廓州，有广安、永定、建安三郡寄治于山城。后齐废除三郡，改为北显州。后周废除，开皇十年改县名为平寇。大业初年改为崞县。又有云中城，东魏曾寄置恒州，不久废除。境内有无京山、崞山、土城山。《通典》说，汉代楼烦郡的波城县在今县城以东。《舆地要览》说：楼烦旧城，在今天太原府崞县以东十五里的太阳都。唐代分割五防、崞二县设置武延县，后来改名唐林；后梁改名白鹿，后晋改名广武；宋代并入崞县，元代升为崞州。保德州。春秋时期，这里是晋国的林涛塞，后来被林胡、襜林占据。赵武灵王收复了它。如淳说：“襜褴在代地。” 《赵世家》说：赵国北面有林胡。《匈奴传》说：晋国北面有林胡、楼烦。保德州在唐、宋时期都属于岚州。宋淳化四年设置定羌军，景德元年改称保德军。金大定二十二年升为州，十一年设置附郭的保德县。元光元年六月升为防御州。元宪宗七年撤销保德县；至元二年，把隩州【河曲】、芭州【在河套】撤销并入本州【《秦边纪》说：芭州在府谷县南五里】；至元三年又把岢岚军并入这里；至元四年割出岢岚，隶属管州，隩州仍归本州。旧芭州在保德州境内黄河西北面，元代设置芭州，后来撤销并入保德州。长城在州城南面偏桥村西，抵达黄河南岸，与兴县相接，长八十里。明成化年间，调太原左右卫的小马儿官军前往保德防守。正德年间，改隶石隰冀宁道，冬季调拨冀宁官军防守。万历初年，偏关设置保德仓，由保德州同监督粮食的收发。万历十六年冬，调拨八角、利民二处，官兵三百人冬春轮换戍守。保德州界的辨析：据《旧通志》，宋代设置保德军，不久建立为州，管辖五里，与西河、麟府、丰三州互为表里，用来控制西夏，隶属河东道。元初隶属府州，即今陕西府谷县一带。至元年间，才把隩、芭二州并入保德。因此元代的保德包括河曲，又兼有河套，直接跨越陕西北部，并不只是管辖黄河以东。明代改州为县，后来又改为州，隶属太原府。现在改为直隶州，专门管辖河曲州西北部，与府谷、神木相对，黄河从中间流过。河曲县。宋代火山军原本属于岚州地。太平兴国七年，因为北山时常有烟火喷涌，建立为军。治平四年设置火山县，四年后废除。金大定二十二年，把旧火山军升为州，后来改为隩州。兴定二年九月，改隶岚州。兴定四年，迁治到黄河滩的许父寨，辖河曲一县。河曲县设置于贞元元年；至元初年，州、县都撤销并入保德州。明代仍设置河曲县，隶属太原府。现在河曲隶属保德，占据天桥的险要形势，同时拥有火山、隩州的旧址。县城位于河流弯曲的地方，所以称为河曲。春秋鲁文公十二年，秦、晋交战于河曲，实在蒲坂雷首一带，是今天永济匼河镇的地方，并不是这里的河曲。解州。春秋鲁僖公二十四年，秦伯护送公子重耳回国，渡过黄河，包围令狐，进入桑泉，夺取臼衰。杜预注说：“桑泉在河东解县以西，解县东南有臼城。”又注说：“解梁，就是今天河东解县一带。” 颜师古注说，“解”读音为“蟹”。章怀太子注说，解县隶属河东郡，旧城在今天蒲州桑泉县东南。王符说：河东解邑有张城、西张城。周赧王二十一年，秦军在解地击败魏军。《路史》说：解是唐叔后裔的封地，位于今天河中临晋东南；解旧城在桑泉以南、虞乡以东三十里【此城仍属解地；鲁僖公十五年以解梁贿赂秦国的解梁，不是鲁昭公二十二年的解】。后魏分为两个解县【南解在虞乡，北解在临晋】。解因蚩尤被肢解而得名【《集韵》说“解”读“蟹”，此说错误】。《地形志》说：北乡郡有北猗氏县。注：太和十一年设置，境内有解城。考察起来，这里所说的“有解城”，并不完全等于解州治所。比如陕州、河北郡所辖的北安邑、南安邑、河北、太阳四县，就是今天解州所管辖的地方。《旧唐志》说，解县原是隋代的虞乡县。武德元年改为解县，隶属虞州；蒲州另行设置虞乡县。贞观十七年，撤销解县并入虞乡。贞观二十二年，又分割设置解县，隶属蒲州。宋代解州辖闻喜、安邑二县，夏、平、芮三县隶属陕州。金代解州为上等刺史州，宋代称庆成军防御州。金初设置解梁郡军，后来废为刺史州；贞祐三年重新升为节镇，军名为宝昌；兴定四年迁治到平陆县。《元志》说：解州原是唐代蒲州的解县。五代后汉乾祐年间设置解州，宋代属京兆府，金代升为宝昌军，元至元四年把司候并入解县。《旧志》说，春秋时期解地称解梁【就是晋献公灭魏后把魏地作为解梁城的地方】，临晋称桑泉；二者本来非常接近、互相毗邻，但各自分疆设治。到汉代设置解县时，二地合为一县，直到魏、晋时期都没有改变。后魏太和年间，才设置南解，把临晋分为北解县，分成两个县。三门尚未凿通时，解地全是水，称为渤澥水；因为水泽众多、桥梁密布，所以称为解梁。马淑援说：“解本来是渤澥退水后的地方，因此以此命名；由此歌咏风土、观览泽国，还可以想见古代的意味。”

译解地辨析：考察起来，渤澥是海水分出的支流，也是泉水汇聚归流的地方。解县东面有盐池，位于黄河转弯处，有一片深广平坦的区域，天然产出瑞花。旧名叫海眼，就是柳宗元所说的神奇汁液在阴暗处流淌、孕育灵秀、富足的大地母神，以此赐予天下，与海共同成就功业的地方。马淑援的说法似乎值得玩味。有人说，解因蚩尤被肢解而得名；有人说，州治古代有迎薰阁，盐池中流传着舜弹琴的地方。大概都是取解地高阜之意。自从三门凿通以后，水退而泽地、桥梁增多，所以旧称解梁。后魏分为南、北两个解县，都不是今天的州治。隋大业九年才把州治迁到这里。后汉书河南尹有大解城，注说：《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军队驻扎在解，杜预说县城西南有大解、小解；这件事不能用来说明河东的解地。安邑县。蚩尤城在盐池东南二里。《山海经》说：蚩尤制造兵器，攻打黄帝；黄帝于是命令应龙在冀州旷野进攻蚩尤。应龙蓄积水势，蚩尤请风伯、雨师施展法术，刮起大风、降下暴雨；黄帝于是降下天女魃使风雨停止，最终杀死蚩尤。魃不能再回到天上，她居住的地方便不再下雨。叔均把这件事告诉天帝，天帝把魃安置在赤水以北；想驱逐她的人，如今神灵向北行进，必须先清除水道，疏通沟渠；蚩尤的血变成了卤水。《太康地理志》说，舜的都城在安邑，安邑的蒲坂。《帝王世纪》说：禹的都城在安邑。《夏本纪》说：帝相出居商丘，少康又返回安邑。考察《东坡指掌图》：夏后氏的都城在安邑，阳城是禹为躲避商均而居住的地方，并不是都城。不过，这个安邑也不是今天的安邑县，应当在夏县、安邑之间才对。《通典》说：“尧、舜的旧都，今天县城西面有鸣条陌，商汤曾在这里与夏军交战。”鸣条陌见于《后汉郡国志》。《汉志》说，蒲坂有河丘亭，注释说：“《左传》鲁文公十二年，秦、晋在河曲交战，杜预说：河曲在县城以南。商汤讨伐夏桀，孔安国说：在河曲以南。” 《帝王世纪》说：安邑县西面有鸣条陌，商汤在昆吾亭交战。《左传》说：昆吾在同一天灭亡。《地道记》说：咸山在南面。《尚书序》说：伊尹辅佐商汤，从陑地进军，于是在鸣条的旷野交战，作《汤誓》。夏军大败，商汤于是追击，攻伐三朡，俘获那里的珍宝玉器。谊伯、仲伯作《典宝》。商汤从夏地回来，到达大坰，仲虺作《诰》。商汤废黜夏的天命后，又回到亳地，作《汤诰》。咎单作《明居》。蔡氏说：陑在河曲以南，鸣条在安邑以西；三朡是国名，今定陶就是它的所在地；大坰就是荥泽，在卫州境内；咎单是臣子的名字。《典宝》《明居》是两篇篇名，都已经亡佚。另有一种说法认为，三朡是潞地的三▯山。《通志》说，安邑就是韩国。《通鉴前编》说，夏后禹在韩地即位。金履祥说：考察自唐虞以来，帝都都在冀州；冀州本来有州牧，并非天子亲自治理，因此甸服的百姓分布在黄河南北。羿在黄河阻挡太康，使他不能回到旧都，所以《五子之歌》只哀叹冀都灭亡，痛惜旧有事业和典章的丧失。当时黄河以南还没有遭受祸乱。汲郡古文称太康居住在斟鄩，郦道元说河南有鄩地，薛氏说就是今天拱州的太康县，即汉代的阳夏，是太康旧城所在。《传》也称帝相居住在帝丘，大体都在兖州、豫州一带，也就是大河东南部。这样看来，太康被羿阻挡，不能渡过黄河，于是改都到南夏。根据《传》所说，从仲康到后相，都在兖州、豫州一带，即古代大河的东南面。羿占据冀方的都城，借助夏民取代夏的政权，称帝夷羿；寒浞又取代了他，这些事都发生在冀州境内、大河以北。到寒浞灭亡帝相，夏的统绪才中断；四十多年后，少康终于恢复了旧有的事业。《白虎通》说：“夏称夏邑，商称商邑，周称京师。” 《汉志·安邑》注说：巫咸山在南面，盐池在西南面。魏绛从魏地迁到这里，直到魏惠王迁都大梁。这里有铁官、盐官。王莽时称河东。河东郡，注：秦代设置，王莽时称兆阳，有根仓、经仓。齐国子说：“安邑是魏国的柱国。” 《地形志》说：河北郡有北安邑县。注：两汉、晋代称安邑，隶属河东，后来改属其他建置。太和十一年设置为郡，十八年又恢复隶属原郡。南安邑县，注：太和十一年设置，境内有中条山。唐代河中府安邑县，注说：义宁元年，以安邑、虞乡、夏三地设置安邑郡。武德元年改称虞州，又分割设置桐乡县。武德三年，分割安邑设置兴乐县。贞观元年撤销。贞观十七年，虞州废除，撤销桐乡并入闻喜，把安邑、解二县划归这里。至德二年，改安邑为虞邑。乾元元年，隶属陕州。大历四年恢复旧名。元和三年重新归属河中府。境内有龙池宫，开元八年设置；有盐池，与解县各有一池。大历十二年产出乳盐，赐名宝应庆灵池，并产银盐。河中府出产盐，有海府、安邑府。元宪宗在即位前的藩邸中设置河解府，安邑由它管辖。张京俊《舜陵辨》说：安邑县治西北三十里的曲马村有鸣条冈，舜陵就在这里。湖广永州府九疑山也有舜陵，历代都把祭祀典礼送到那里，这成为千古疑案。我曾私下考察，古代祭祀并不在坟墓举行，所以帝王陵寝在古文中并不见记载。元魏太和年间，才下诏在平阳祭祀尧，在河东祭祀舜，在安邑祭祀禹、汤。到了唐代宗永泰二年，下诏免除道州舜庙附近佃户的赋役，让他们负责洒扫，这是应道州刺史元结的请求。唐代张谓《道州舜庙碑》又说：“过去没有陵墓和庙宇，天子有祭祀之事，都在山下举行，于是才修建庙宇。”这就是永州有舜庙的开始。宋建隆年间，又下诏让天下在帝王陵墓设置守陵人员，禁止砍柴放牧；从太昊以下十六位帝王，各给守陵户五户。这是永州有舜陵的开始，大概是遵循《史记》的记载。考察关于帝舜死后埋葬地点的说法，古文中共有九条：《尚书》说“舜三十岁开始被征用，三十岁开始任职，在位五十年，到远方巡视时去世”；《礼记·祭法》说“舜辛勤处理众多政务，死在野外”；《檀弓》说“舜葬在苍梧的旷野，大概是两位妃子没有跟随他”。

译《国语》中展禽说：“舜辛勤处理民政，死在野外。”《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到负夏，死在鸣条。”《山海经》记载舜陵的地方不止一处：《海内南经》说：“苍梧山，帝舜葬在山南，丹朱葬在山北。”《大荒南经》说：“南海之中有汜天山，赤水在那里流到尽头；赤水以东有苍梧的旷野，是舜和均叔的葬地。”又说：“帝尧、帝舜、帝喾葬在岳山。”《山海内经》又说：“南方有苍梧丘、苍梧渊，其中有九疑山，是舜的葬地，位于长沙零陵境内。”《孔子家语·帝命》第二十二章说：“我继承尧过去的职务，只是恭敬自守罢了；治理平地而成就天下，巡视四海，每五年开始一次；在位三十年，继承帝位五十年，登临方岳，死在苍梧旷野，便葬在那里。”《竹书纪年》说：“四十九年，帝居住在鸣条；五十年，登临而死。”司马迁《史记》说：“舜即位三十九年，向南巡视，死于苍梧旷野，葬在九疑山，这就是零陵。”这九部书中，《尚书》的时代最早，只说舜去世，没有说地点。《檀弓》是为合葬之事所作的引文，虽然说在苍梧，也不能马上断定就是南方荒远地区的苍梧。《礼记》和《国语》的说法，叙述语气好像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不知道是展禽引用古代礼制的话，还是汉代儒者把《国语》的话杂入《礼经》？其中说“辛勤处理众多政务，死在野外”，是《祭法》引用的话。舜任命官员、分掌职务、治理平地而成就天下，这些都是舜的政事。如果把南巡说成辛勤处理众多政务，那就太末节了。因此，两部书所说的“辛勤处理众多政务”“辛勤处理民政”，恐怕也不能用南巡来落实。《山海经》内容博杂却缺乏条理，《家语》则取用《尚书》《檀弓》《国语》的话杂糅成文，更不是亲有所见。既然《孟子》和《史记》两书的是非已经辨明，那么千古的疑问也就剖析清楚了。我私下认为，《孟子》的话一定有确切根据；《檀弓》《国语》在孟子时代，恐怕还没有南巡的解释，即使已经有这种说法，也不是孟子所采用的。秦火之后，典籍残缺，《史记》取《国语》《世本》《国策》等编成；它说“向南巡视，死于苍梧，葬在九疑”，不能没有值得商榷之处。况且《尚书》说：“召见禹，你治理帝位已经三十三年，我因年老疲倦于政务，你只要不要懈怠，总领我的民众。” 《尚书》又说：“正月初一早晨，我在神宗接受天命，率领百官，像帝尧当初那样。”可见禹已经代行天子的事务了。如今却说舜“向南巡视”，难道一百一十岁的天子还要驱车到南方荒远之地吗？那么禹所代行的究竟是什么事务？这是第一处值得商榷的地方。况且天子死后七个月下葬，各国诸侯都要循道路前来会葬；如今说葬在九疑，当时诸侯难道都赶赴南方荒远之地了吗？还是没有去？苍梧还在九疑以南五百里，为什么不直接葬在苍梧，却又返回九疑？这又是一处值得商榷的地方。而且把《尚书》的“陟方”解释为“巡狩”，蔡九峰注也对此表示怀疑。我私下认为，“五十载陟方”一句，是总叙舜在帝位上的年数，并不是说他当时去巡视。叙述在位年数，为什么要说“陟方”？大概是因为“陟方”是天子的事情，岳牧不能与之相同，所以用它叙述在位年数，就如同说“五十年做天子”。不过，舜年老厌倦政务以后，为什么还把这些事系在帝位年数上？这也如同帝舜代行二十年政务，尧却从未离开天子之位。如今《史记》中的“巡狩”二字，实际上本于“陟方”；即使不算诬妄，其中“南”字又有什么根据呢？这又是一处值得商榷的地方。这样看来，司马子长的话似乎不能与孟子争论高下。唯一令人疑惑的是，司马子长出生在龙门，距离鸣条不到二百里，他为什么舍弃安邑的舜陵不说，却远远取南方荒远之地作为葬地呢？他在《五帝赞》中说：“我曾向西到崆峒，向北经过涿鹿，向东逐渐到达海边，向南渡过长江、淮河。我所到的地方，那里的长者往往都各自传说黄帝、尧、舜曾在当地活动，风俗教化本来就各不相同。”总的说来，不脱离古文记载的说法，较为接近事实。既然说“较为接近事实”，也就没有一定认为就是事实。晋太康年间，有盗墓者挖掘魏襄王墓，得到数车竹简书；《纪年》记载从黄帝到周赧王十二年的事，《舜纪》说：“四十九年，帝居住在鸣条；五十年，登临而死，与孟子的说法相合。”魏国承接晋国称霸之后的余绪，又居处于三位圣人的旧都，文化典章完备程度由此可知。竹书的记载并非没有根据。这样看来，舜没有葬在永州，而葬在安邑鸣条，就可以确定了。我曾见李卓吾有《洞庭湘妃辨》，也说舜陵在安邑，考证辨析十分详尽，似乎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地方。徐司马又根据自己听闻的材料加以补充，我现在叙述这些旁证，也只是私下想有所增益罢了。《舜陵后辨》。关于舜不葬在零陵一事，我已经说过了。后来有一天读《西汉书》，才知道司马迁所依据的错误，源自孔安国。《西汉儒林传》说：“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用今文解释它。后来遭遇巫蛊之祸，朝廷多事，没有在学宫中立为学官。而司马迁也曾向孔安国求学，所以他的书中记载《尧典》等篇，多采用古文说法。”现在考察孔安国注《尚书》：“五十载陟方”，解释说：“方，就是道。”意思是舜在位五十年，登上南方的道路，巡狩天下，死在苍梧郊野，于是葬在那里。这就是司马迁《史记》所说“南巡狩，崩于苍梧”的依据，并不是古史传文有确实根据，而是取自孔安国对经文的解释。孔安国的说法既然误导了司马迁，但孔安国自己也有承袭前人错误之处。孔安国是孔子的后代；宰我与《檀弓》篇所涉及的人物都是孔子的弟子。二戴所编的《礼记》记述《宰我五帝德》和《檀弓》篇，都有舜葬于苍梧的文字。想来孔安国当时，鸣条的苍梧之名已经湮没无传，而南方的苍梧又冒称这一名称，所以错误地把舜说成南巡。只是难道没有想到，古文中的“方国”以及秦汉的郡县名称，经过两千多年仍然可以沿用而不改变吗？

译而且只说“苍梧”，不说“方国”，那就应当是天子畿内的土地。孔安国却拿秦汉郡县的名称来解释《尚书》的“陟方”，让它符合自己的说法，难道不是大错吗？《孔子家语》记载《五帝德》一篇，又增加“陟方岳”三个字，也改变了《尚书》的原文。这也出自孔安国吗？辨析问题好比猜射覆，事实一旦揭开，辨说就可以不必采用了。之所以把两种说法都保存下来，大概是因为不经过辨析，就无法洗清群书中的疑惑；不考察事实，也无法说明辨析的结果究竟是否正确。事情和道理的核验，自然有相互印证之处。譬如程伯淳推算仓柱，人心的灵明，不可以一概斥为虚妄。那么，安邑的舜陵果真正确吗？孟子叙述讨伐桀的事情说“从牧宫出发”，《尚书》说“从鸣条出发”，可见“鸣条”“牧宫”都是宫名，大概是郊外的离宫。《竹书》说：“舜晚年居住在鸣条。”注文说：“鸣条有苍梧山。”这样看来，舜死在鸣条、葬在苍梧，并没有什么不同。《晋书》说安邑是旧日舜都，也不是没有根据。《风土记》说：“旧说舜葬在上虞。”这句话也可以解释得通。虞大概是舜最初受封的城邑，也是舜的儿子均叔的封地。如果说的是会稽的上虞，那就不对了。现在蒲州东南八十里有苍陵谷，离妫汭水不远。王肃说：“妫汭，是虞地的名称。”那么苍陵谷也是古代虞地。现在中条山依据《竹书》考察，古代必定有苍梧这个名称，所以《檀弓》等书都说舜葬在苍梧，也不是凭空捏造。至于零陵的说法，确实荒唐。夏县 《世纪》说，禹有时居住在安邑，又说禹从安邑迁到晋阳。《汉书·地理志》说，从平阳迁到安邑。《路史》说，夏地就是现在陕西的夏县，唐代隶属绛州。周成王把夏公封在这里，爵位原本是侯爵。庄辛说：“尧时汉代安邑的土地，大概就是昌阳、翟之名。”《世纪》说，夏地就是现在的阳泽。《地形志》说：河北郡有北安邑县，汉、晋时属河东郡；又有南安邑县，太和十一年设置。《通典》说：汉代安邑县的土地，大概因夏禹建都于此而得名。夏都安邑城在今夏县北十五里。后魏神瑞元年，另在禹都旧城以西四十里设置安邑城，又分安邑东部的土地设置夏县，因夏禹都城之名而得名。夏县城在禹都旧城南十五里。《元和郡县志》说：夏县就是今安邑县的土地。太和十一年另行设置，太和十八年改为夏县。唐代夏县属绛州，乾元年间改属陕州。考察《文中子》的记载，夏城在隋代也属绛州，并不只是唐代如此。旧时有夏城，在夏县西北十五里，是禹时建都所修筑的城，现在称为禹王城。《唐志》说，陕州有夏台府。旧《唐志》说，安邑、夏县在天宝以后增加管辖户数一万八千五百户，这是河南躲避战乱的百姓全都向北进入中条山的缘故。平陆县 《史记》说，周武王把周章的弟弟虞仲封在周地以北、夏朝故墟的地方，因此称为虞仲，并列为诸侯。殷代诸侯中有虞国，《诗经》所说“虞芮争讼而使事情得到公正解决”就是指此。周武王时虞国灭亡，武王便把周章的弟弟封在它的旧地，于是有了虞仲这个名称。古代“吴”“虞”二字多可通用。杨用修说：“吴本来就是‘虞’字的省写。” 《路史》说，这是鄍地。陕州平陆县东北二十里有鄍城，讨伐它的人后来把这里作为虞氏的封邑。《路史》说，夏阳是序的封地，后来被晋国灭掉。现在陕州平陆县可以见到欧忞《广记》的记载。杜预注说，下阳就是河东的大阳。马融说，叔被封在上阳，仲被封在下阳。按语认为，这两地都是虢国的封邑，不可能由两个人分别分封在那里。服虔说，地点在同州的下阳。《汉书·地理志》说，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水经注》说，大河之阳就是大阳。《路史》说，南虢的上阳城在陕县硖石镇以西三十六里、常阳驿东南；北虢为男爵，今陕县以西四十五里有故虢城。这就是大阳，也就是虢仲后来所居的城邑。《地形志》说：河北郡的大阳县，注文说，汉、晋两代属河东郡，后来属有虞城、下阳城。《唐志》说，陕州有河北府。金兴定四年，解州宝昌军迁到平陆县治所。考察可知，西汉、东汉的西河郡都有平陆县，并不是这里的平陆县。这里的平陆县，到唐代才有这个名称。《平芮界辨》。唐代的陕州陕郡，本来是弘农郡，义宁元年设置，武德元年称陕州，三年兼置南韩州，四年废南韩州，天宝元年改郡名，天祐元年改为兴唐府。所辖县依次为次畿、赤县：陕县、硖石、灵宝、夏、芮城、平陆六县。夏县、芮城、平陆现在属解州，唐代却属陕州。况且陕县注文有大阳关，就是茅津，又称陕津；贞观十一年修造浮桥，有南北利人渠。现在茅津北岸属平陆，可见平陆也兼有唐代陕县的土地。平陆南岸与陕州交界，西南到灵宝，东南到渑池；芮城南岸与阌乡交界，西南到华阴、潼关，东南到灵宝。今天这两个县同河东、陕州的分界，都以黄河为界。静乐有石峡山，《明一统志》《广舆记》都说晋人借道于虞、从这里出兵，这是大错特错，差了千里。袭击敌人时人人都知道这条路不便利，何况晋献公时都城在故绛，渡过洓水就可以从安邑翻山到平陆，怎么会向南绕行再向北走呢？芮城县 《路史》说：文王调解虞、芮两国的争讼，等到武王率军讨伐殷商时，便收编了虞军和芮军。《六韬》。《路史》又说：芮国君为伯爵，今陕州芮城县西二十里有芮国故城。《九域志》说那里有芮君祠。芮是商代的国家。西伯初年，虞、芮两国争讼，今平陆西六十里的闲原就是当时争夺的田地，东西长七里，南北长十二里。周代芮国任司徒。《尚书》注文说，周代同姓的畿内国封为大夫；《寰宇记》说，周司徒封芮为附庸。这不同于杜预所说的冯翊临晋县芮乡；临晋城在朝邑西南二里。秦穆公二年灭梁、芮，唐武德二年设置芮州。《水经》说：黄河从河北城南面向东流，经由芮城。《后汉志》载《河北诗》说，魏国有韩亭。《汉书·地理志》注文说：“《诗经》中的魏国，晋献公灭掉它，把它封给大夫毕万。毕万的曾孙绛迁到安邑。” 欧阳修《十五国里次解》说：“魏国本来是舜的土地，唐尧把它作为封地。因为舜先于尧，所以可以说明晋国的混乱，并不是魏国狭小俭陋之类的原因。”

译《路史》记载：周景王十二年，即鲁昭公九年，周使詹伯向晋国辞谢说：“我们从夏王时代以来，因为后稷的功劳，所以得到魏、骀、芮、岐、毕，作为我们的西土；武王攻克殷商后，蒲姑、商奄成为我们的东土；巴、濮、楚、邓成为我们的南土；肃慎、燕、亳成为我们的北土。这样说来，周的先祖曾经接受过魏地。”平陆就是古代河东的河北县，春秋时属晋国。《鲁诗世学》说，毕公最初受封为毕伯，成王时晋升为魏侯；传了十多代，晋侯佹诸灭掉魏国，毕万降为晋国大夫，得到魏地作为食邑。此说与其他说法稍有不同。《路史》说，现在陕州治下的平陆有古魏城，在河北县，位于黄河东北面，城南、城西距离黄河各二十多里，北面距首山十里左右。因此《魏风》写有《十亩》诗。魏国被晋国灭掉后，晋把它赐给毕万（鲁闵公二年）。芮万逃奔魏国，所以有人认为魏是毕万的封邑，且与晋同姓。《路史》说，魏在安邑，芮靠近郑地。郑樵说，河中府河西县在熙宁三年省并入河东县。《括地志》说：毕原在雍州万年县西北二十八里。《太平寰宇记》说，芮城北五里有魏城，就是毕万受封的地方，城周八里。《水经注》说，两座城之间有段干木墓。段干木是晋国的贤人，魏文侯经过他家门口时，扶轼表示敬意；所谓“德行尊重万古，芳名胜过古今”，说的就是他。《汲冢竹书纪年》说：晋武公元年，晋国还只有一军。芮人攻取京地，荀人董伯都反叛。这里不只是大荔的故芮国，也有一个芮国。《纪年》又说：武公七年，芮伯万的母亲芮姜驱逐芮伯万，芮伯万出奔魏国。八年，周军、虢军包围魏国，俘获芮伯万并把他带到东方。九年，戎人在郏斯城迎接芮伯万；这也可能是芮伯万旧有封地的遗迹。《地形志》说：陕州的河北郡统辖四县：北安邑、南安邑、河北、太阳。恒农郡有北陕县。注文说：汉、晋时称为陕，属地有曲沃城、邓芝祠。刘良臣说：芮国为姬姓，国君是伯爵，大概自夏、商以来就已存在，如耿国一类，并不是周初才开始分封。山西通志依据河东夫芮王庙记和陆德明“周代不是同姓不封”的说法，认为周初封的是同姓，却不知道文王当初调解虞、芮争讼时，芮国君究竟是谁。考察传记记载，都说芮为姬姓，并没有“周封”二字。有人说，朱文公《魏诗传》也说周初封同姓，庙记大概本于此。这里所说的文公，是就毕、魏而言；毕万是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的后代，毕地在今长安，国家灭亡后，毕万成为晋国大夫，攻取魏地，晋献公把这块土地作为毕万的采邑，也就是芮地。芮地后来称魏，是因为芮伯万被母亲驱逐，秦人接纳他，使他居住在魏地；两地相距只有一舍（芮伯城西二十里是郑村，魏侯城北五里），于是后来不再称芮而称魏，就像魏侯被迫迁到梁地后称梁一样。文公认为这不是义理精微之处，所以没有详细考证。马淑援说：“解州旧志记载，州西南六十里有魏国故城，现在隶属芮地，毕万墓也在那里；认为这是古魏所在地，已经比较接近了。但《史记》没有说古魏在哪里，《水经注》说魏城处于山河之间，也没有明确指出古魏。芮地又相传河北城是魏文侯城，我想这难道就是古魏城吗？议论者因为城在今芮地，便说芮就是古魏，却不知道古魏、芮本来相邻，晋国初年把魏赐给毕万，芮并入魏国，那是后来的事情。况且《国风》中《葛屦》等篇，都是魏国灭亡以前的作品；朱子在《魏风》下明白作了注解，说其地在析城以西、雷首以北，这已经确切指明解州就是古魏之地。” 薛一鹗说：“芮城的地形，东北方向逐渐升高，直到山地；山东南方向是下坡，直到黄河成为县治所在，数十里都是平坦开阔的土地。” 《芮魏辨》。据刘良臣的说法，魏就是芮；而马淑援又说古魏在解州。考察郑康成《诗谱》，魏国在《禹贡》所说冀州雷首山以北、析城山以西南，背靠黄河曲流，北面渡过汾水，四至十分清楚。《诗经》所说“那汾水边低湿的土地，河水清澈而且泛起涟漪”等句，也可以证明古魏地域广大。芮地正处于析城、雷首和黄河曲流之间，因此不能把魏只限定在解州境内，再因为芮伯迁居魏地，便说从此称魏而不称芮。这个说法尤其值得玩味。《芮城界辨》。芮地在汉代以后都以芮为名，河北县属河东郡，后魏属河北郡。汉代临晋县隶属左冯翊，注文说：秦国攻取大荔后，将其改名；那里有河水祠，是芮乡、古芮国所在地。《后汉书》注文及虞让国的记载、《周本纪》注文关于虞、芮的记载，也都说芮在冯翊临晋县。考察虞、芮两国互相谦让的闲田，在今天平陆、芮城交界处；汉代重泉、临晋在黄河西岸，难道古代芮地都归古临晋管辖吗？从今天永济城西一直到南、东一百多里，难道都是后魏临晋县所属吗？《地形志》河北县注文说：汉、晋属河东郡，有芮城，城中有妫水、首阳山和伯夷、叔齐墓。这样看来，永济城南的土地过去多属芮地，而芮又属河东郡，为什么还要称为临晋呢？《隋书》注文说：旧时设置安戎，后周改置；又设置永乐郡，后来省入芮县，因此与永济的辖地分合没有定规。唐武德二年，以芮城、河北、永乐设置芮州；贞观元年废芮州，把永乐隶属鼎州，芮城、河北属陕郡。宋代沿袭这一制度，金代才改为与平陆县一同隶属解州。绛州 《左传》鲁庄公二十六年记载：春天，士蒍担任大司空。夏天，士蒍修筑绛城，使宫室更加深固。注文说：绛，是晋国都城，即今平阳绛邑县。鲁僖公十三年，秦国把粮食运给晋国，从雍地到绛地接连不断。注文说：绛是晋国都城。正义说：秦都在雍，雍地靠近渭水；晋都在绛，绛地靠近汾水。渭水从雍向东流，到弘农华阴县注入黄河；再由黄河逆流向北，到河东汾阴县，才向东流入汾水，沿汾水逆流向东便可通到绛。因此杜预说，是从渭水转运到黄河、汾水。鲁成公六年，晋国谋划迁离旧绛，诸位大夫都说：“一定要住在郇瑕氏的封邑。”韩献子说：“不如迁到新田。”晋侯听从了他的意见。夏四月丁丑日，晋国迁到新田。冬季，鲁国文子到晋国祝贺迁都。杜预注文说：“晋国后来又把新田改称绛，所以这里称为故绛。”新田就是平阳绛邑县。按照杜预的注文，绛和新田都在晋国的平阳绛邑县境内。《前汉书》闻喜县注文说：“这里是故曲沃，晋武公从晋阳迁到此处。”关于绛地，注文说：“晋武公从曲沃迁到这里。”《晋书》的注文也相同。《后汉书》绛邑县注文中，杜预说：“这里是故绛。”闻喜县注文说，晋国搜狩的清源在县北；又说曲沃在县东一百多里。

译考察可知，古代曲沃距离闻喜只有几里，本来属于同一地区；但说晋武公迁到绛，就与《左传》的记载不合。《左传》所说的事情都在晋献公时代，说晋国从晋阳迁到曲沃，更与“把叔父成师封在曲沃”的说法相矛盾。杜预注文说：“曲沃是晋国另行分封给成师的封邑，在河东闻喜县。”翼是晋国旧都，在平阳绛邑县东。《水经注》说：“水从绛山西北流出，注入浍水。”应劭说：“绛水从绛县西南流出，大概是因为故绛而得名。”又说：“晋国离开故绛，居住在新田，新田又称绛，也就是绛阳。”大概是因为它在绛水、浍水之阳。《通典》说：春秋时这里是绛国，就是故绛和新田两座都城所在地。考察杜预注文、《水经注》和《通典》，可以相互核实。李汝宽对此有辨析，详见《闻喜》。旧志说，成侯服人迁到曲沃，历经五世；穆侯费生迁到绛；又传两代到昭侯，迁到翼；曲沃武公灭掉晋国后，也仍然以翼为都城。晋献公九年夏，士蒍修筑绛城。西魏、后周把这里作为重要的军事重镇。隋代设置绛郡，注文说：后魏设置东雍州，后周改为绛州。唐武德初年设置总管府，隶属绛、潞、盖、沁、建、泽、韩、晋、吕、浍、秦、蒲、芮、虞、邵十五州。武德二年，恢复州制。宋代设置绛郡防御使。金天会六年设置绛阳军节度使。崇庆元年改为晋安府，行元帅府事，又设置宣抚司。兴定二年十二月，升为晋安府，统辖河东南路兵马。三年三月，设置河东南路转运司。元初设置节度使，行元帅府事务；晋安府撤销后，仍为绛州，隶属平阳路。《翼绛、闻喜、曲沃等地通辨》。闻喜县本来就是曲沃，这一点从《汉书》的两句话可以考明两县的沿革。至于景公从绛迁到新田，还应当考察故绛、新绛、南绛、北绛的区别，以及新田之地都被称为绛的情况。春秋以前，晋国都城在翼，从武侯、成侯到昭侯都在旧都。后来把成师，即桓叔，封在曲沃；传一代为庄伯，再传一代为武公。其间潘父迎立成师，晋人拒绝；周平王、桓王派虢公、虢仲率兵攻打曲沃，双方反复奔突，都发生在今天闻喜、翼城的境地。到周釐王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武公完全兼并晋地，才以翼为都。献公八年，听从士蒍的建议，修筑聚城并在那里建都，命名为绛，即今绛县县治南面的车厢城。九年才正式定都绛，即今太平县南的晋城（《通典》说晋武公迁到这里）。杜预注文说：“绛是晋国都城。”《正义》又说：晋都绛，绛地靠近汾水；运粮的行动从雍到绛接连不断，应当发生在今天太平、绛州、稷山之间。太平又有古晋城遗址，这就是翼和太平都称绛的原因。只是翼称绛，新田也称绛；如今翼城南有北绛村，就是故绛城，即翼地的绛城。《水经注》引应劭说：“绛水从绛县西南流出”，大概是以故绛为说；这里指的就是车厢城。后来晋国从绛迁到新田，又把绛都称为故绛；至于曲沃东南二里的绛邑城，才是新绛，不是故绛。后魏从绛县土地中分置曲沃县，与闻喜县同属正平郡；又在今翼城设置北绛郡，统辖小乡、北绛二县；又在今绛县设置南绛郡，并统辖绛县。后周改为绛州，隋、唐、宋以后设置绛州、绛郡，于是统辖南、北绛地。杜预注文说：汾水发源于太原，经过绛县北面，向西南流入黄河；浍水发源于平阳绛县南面，向西流入汾水。杜预注释绛和新田时，都说是今平阳绛邑县。由此可知，现在绛州、曲沃等地都可称为绛，也都可称为新田。汉代绛邑的辖地相当广大，范晔《后汉书》说绛邑有翼城，说明今绛县东西都在其范围内，不能把车厢城当作唯一证据。旧《通志》在曲沃、绛县条下都说是春秋晋都新田之地，李在涧据此立论辨析，十分清楚，但仍有没有完全说明的地方，所以把各方面材料会通起来，以扩充他的说法。《春秋传》说：“下国有宗庙，称为国。”因此绛地称为下国。这种说法应当考察。现在绛州、绛县旧志都引用聚城作为证据。太平县南二十五里有古晋城，也称为士蒍所筑。按地形和里数推算，晋城南二十五里就是今天的绛州。绛州距绛县一百里，绛县距翼城七十里，距曲沃五十里，距太平七十里；闻喜距绛县八十五里，距太平也只有一百里。曲沃在汉、晋时尚未设县，后魏太和十一年才开始设置，后周又恢复设置；最初都统属于绛邑，县治在太平县的晋城。考察《通典》“晋国从曲沃迁到这里，这里是汉代闻喜县的土地”两句话，就知道闻喜就是绛，并不是两个地方。太平和乡宁都是古代临汾，但临汾的边界只到晋城为止；晋城以南都是闻喜、绛邑的土地。因此，汉、晋以后绛邑的范围比今天绛县广大；隋、唐以后的绛州、绛郡，比北魏的绛郡也进一步扩大。至于新田，确实在曲沃，汾水和浍水在此交汇：汾水在城西十八里，浍水在城南二里，这是明显的证据。太平、绛州以南也是汾水流经之地，并且逐渐接近黄河。曲沃尤其是两条水流交汇的地方。古曲沃在闻喜，毫无疑问；而聚城在绛，杜预注说“新田是今天平阳绛邑县”，大概是因为曲沃尚未设县以前，这片土地大多隶属于绛邑。不能因为今天州县的疆界不同，就把它划分成两个地方。闻喜县 《汉书》说，汉武帝元鼎六年将要到缑氏，驻留在左邑桐乡时，听到南越已经被攻破，于是把左邑改名为闻喜县。《汉书·地理志》说：闻喜县，故地是曲沃，晋武公从晋阳迁到这里；汉武帝巡行经过此地时改名。秦代称左邑，王莽时称兆亭。《后汉书·地理志》说，闻喜县本来就是曲沃。注文引《博物记》说：“县治在洓水流经的地方，曲沃在县东北几里处，距离晋国有六七百里。”《毛诗谱注》中可见稷山亭，注文说在县西五十里。《左传》说：“宣公十五年，晋侯……” 晋侯在稷山整顿军队，有洓水流经此地。《左传》记载吕相与秦绝交时说：“攻打我国的洓川。”这里还有洮水。《水经注》说：汾水又向西流，经清源城北面；这里原来是清阳亭。城北有清源，晋侯曾在清源举行搜狩，并在那里编组三军。《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说晋国在清源举行搜狩。杜预注文说：“清源在闻喜县北。”马融《广成颂》说：“采清源。”注文说：“清源在河东闻喜县北。”成公十八年，大夫们在清源迎接晋侯，杜预注文与上文相同。

译《地形志》说：正平郡有闻喜县。注文说，汉、晋两代属河东郡，后来属正平郡。东雍州有正平郡。注文说：原为南太平县，神瑞元年改为征平县。太和十八年，正平郡重新统辖两个县：闻喜、曲沃。《通典》说：闻喜也是古曲沃的土地，是汉代左邑县的桐乡。旧《唐志》说：“闻喜是汉代的县。隋代为桐乡县。武德元年分置闻喜县。曲沃是汉代绛县的土地。后魏设置曲沃县。绛是汉代闻喜县。后来……” 后魏设置南绛州，又设置绛县。考察旧《唐地理志》，曲沃、闻喜两县的沿革自然清楚，不必再聚集争论。李汝宽《闻喜曲沃辨》说：今天的闻喜，就是古代曲沃；今天的曲沃，就是古代新田。凭什么知道呢？考察《史记》，晋昭侯把文侯的弟弟成师封在曲沃；《索隐》注文说，曲沃是河东的县名，汉武帝改名为闻喜。因此，故曲沃改为桐乡，桐乡又改为闻喜；这里没有涉及桐乡被省略书写的问题。晋国骊姬请求让申生住在曲沃，以便加速祸患，韦昭解释说：曲沃是晋国宗室的封邑，就是今天河东的闻喜。《春秋》鲁襄公二十二年，晋国栾盈进入曲沃；林尧叟注文说，曲沃在河东闻喜县。前汉《地理志》河东郡二十四县中有闻喜，注文说是故曲沃。后汉《郡国志》说闻喜县本来就是曲沃。《晋地理志》说闻喜故地就是曲沃。《文选》潘岳《笙赋》说，河汾之间的珍宝中，有曲沃出产的悬匏；注文引《汉书》说，河东闻喜县就是故曲沃。《纲目集览》说，闻喜本来是绛州曲沃县，汉武帝改名闻喜；这难道不是闻喜本为古曲沃的证据吗？鲁成公六年，晋国迁到新田，说那里有汾水、浍水可以冲走污秽。直到后魏才设置曲沃县，这就像汉武帝把修武改名为获嘉，后来又另设一个修武县一样。今天曲沃人熟悉本地的城邑乡里，都说这里是新田郡；汾水、浍水两条河也确实都在其境内。《曲沃志》也说，这里就是春秋晋国新田的土地。这难道不是今天曲沃即古新田的证据吗？有人说，《诗传》既然说唐侯封其子燮，改国号为晋，后来迁到曲沃，那么曲沃就是晋国都城。又说昭侯把成师封在曲沃，难道会把都城作为成师的封邑吗？回答说，《史书》不是说过吗：曲沃城邑比翼大，而翼是晋君的都城。大概当时晋国已经从曲沃迁都到翼，于是把旧都曲沃封给成师，这就是桓叔。后来桓叔的孙子武公最终灭掉晋国，代替晋国成为诸侯，仍然以曲沃为都。到他的儿子献公才定都绛，就是今天的绛州。到景公时又从绛迁到新田，重新把新田命名为绛，而把旧都绛称为故绛。《山西通志》在曲沃、绛县条下都说是春秋晋国新田之地，确实正确。到汉代才把绛设置为绛县，当时还没有曲沃县。后魏才设置曲沃县，是从绛县土地中分置的。明白这一点，三县的沿革就十分清楚，而曲沃新志中的说法多有错误。曲沃人李廷宝撰写志书说：鲁成公六年，晋人谋划迁离故绛，韩献子说：“不如迁到新田，那里土厚水深，居住在那里不易生病，而且有汾水、浍水可以冲走污秽。” 现在浍水在曲沃县南二里，汾水在曲沃县西十八里，所以《通考》把曲沃说成晋国都城新田的所在地。若是今天的闻喜，距离浍水就很远了。李廷宝以此为证，说今天的曲沃就是古新田，这是正确的；但如果以此证明今天的曲沃就是桓叔所封的曲沃，那就不对了。为什么呢？桓叔所封的曲沃，是古代的曲沃。既然把今天的曲沃说成新田，又把它说成古曲沃，难道是把新田和古曲沃当成同一个地方吗？如果是同一个地方，晋人谋划迁离故绛时，就应当说重新迁都曲沃，为什么却说迁到新田呢？况且旧都的水土情况，晋人难道不知道，竟然还要等韩献子仔细谋划吗？李廷宝把《通考》所说的曲沃当作古曲沃，不仅误解了马氏的意思，而且自相矛盾得非常厉害。他所举的其他证据也大多类似，不值得我再烦琐赘述。李汝宽《桐宫辨》说，各志书都把闻喜说成桐宫、商汤陵墓所在地，我私下对此很怀疑。考察《汉书·刘向传》，其中历数帝王陵墓说：“殷汤没有可考的葬处。”颜师古说：“意思是传记文献中没有见到记载。”汉代距离古代还不远，刘向、班固又是当时的大儒，尚且不知道商汤葬在哪里，各志书凭什么知道它在闻喜呢？司马光是宋代大儒，他撰写《闻喜宣圣庙记》时也没有提到这件事。金代有张邦彦，撰写《宣圣庙记》，根据当时儒生、父老的说法，认为文庙就是古代汤陵；他引用《尚书》和孔安国的注文来证明，又极力批评魏文帝《皇览》所说“汤葬在济阴”是错误的。大概是因为当地有桐乡这个地名，又有很多古柏，于是附会而成。孔安国注《尚书》的“桐宫”，只说“这是商汤的葬地”，没有说在什么地方，张邦彦怎么知道它指的就是这里呢？《宣圣庙记》又说：“这里大概与清源相接。”所以鲁僖公三十一年晋国在清源举行搜狩，杜预注文说：“在闻喜县北。”当时虽然还没有闻喜这个名称，但桐地的事实也许可以从《春秋》的记载中看出。可是《尚书》注文和疏都没有说桐宫与清源相接，其他书也没有这样的记载，张邦彦凭什么知道它与清源相接，并把这当作桐地事实呢？把桐乡当作桐宫，已经属于毫无根据；又把文庙当作汤陵，难道不是齐东野人的荒诞言论吗？后来考察《平阳府志》《山西通志》，虽然都把闻喜说成汤陵所在地，但在荣河县又都说汤陵在县北百祥村以西，元至元癸未年沉入汾河，后来把石棺迁到别处；洪武初年在陵墓东面修建寝庙，以便每年按时祭祀；正德元年，少卿乔宇题请批准修建祠堂。又考察《文献通考》《大明一统志》，都说“汤葬在汾阴”。隋代制度又规定在汾阴祭祀商汤，汾阴就是荣河。再考察丘文庄公《大学衍义补》说：“我朝帝王陵庙，既命主管官员每年按时修葺，又每隔三年发给祝文、香和帛，派太常寺乐舞生携带这些物品前往所在地，命有关官员举行祭祀，共三十六位帝王，殷汤也在其中。”虽然没有说出所在地，但也可见朝廷必定知道其所在地，而不可能在闻喜。根据《汉书》，汤陵所在地无法知道；根据《尚书》注文，虽知道桐是汤陵，却不知道桐在哪里；根据《文献通考》等书及乔宇题文，虽直接指向荣河，却仍不能完全相信。

译张邦彦起初不知道对疑问存而不论，却轻易相信儒生、父老的话；后来又凭借博学强辨，连孔安国、元凯的本意也弄错了。以至于正德年间邑学教官王绅修志时，便把桐宫当作本县旧事；州志根据县志，府志根据州志，省志根据府志，各种志书都错了，这是谁的过错呢？曲沃志又说，桐乡城在县西南驿乔村，世代相传伊尹曾把太甲放逐到这里。这样一来，汤陵的所在地更多了，难道两地的父老竟比汉代儒者还高明得多吗？河津县 《尚书》说：祖乙迁都到耿。晋献公十六年灭掉耿国。服虔说：“耿国君是姬姓。” 《史记》说，晋献公把耿地赐给赵夙。《索隐》说，今河东皮氏县有耿乡。晋灼说，耿在河东皮氏县的岸头亭。《汉书·地理志》说，皮氏县的耿乡就是故耿国；晋献公灭掉耿国后，把它赐给大夫赵夙。传到十代以后，献侯迁到中牟，那里有冀亭；王莽时改名为延平。《地理志》说，皮氏县在汾水以南，耿城就在这里。《括地志》说：绛州龙门县东南十二里有耿城，是故耿国。皮氏故城在绛州龙门县西一百八十步。《正义》说，在县西一百四十步。县东一里有耿乡城，又名旧县城。旧志说，秦代把县治迁到阳村，改为皮氏县。后魏又改称龙门，并重新修筑耿乡城。考察魏襄王六年，秦国攻取皮氏；焦惠王九年，渡过黄河攻取皮氏；十三年进攻皮氏，未能攻下便撤兵。可见战国时已经有皮氏，并不是秦代才改名。杜预说：“平阳皮氏县东南有耿乡，耿国都城的遗址在县东南。史书说，它在蒲州北一百八十里。《通志》说，在吉州南面。”《尚书》传说：“土地盐碱低洼，地势低陷狭窄。” 《地形志》说：晋州有河西郡，天平四年设置，统辖一县：夏阳。考察可知，当时东魏设置郡县，是为了向关西夸耀，并不是实际的辖境。东雍州高梁郡统辖两个县：高凉。注文说，太和十一年从龙门县分置，有高凉、闇阁、骊姬墓。另有龙门县。注文说：这里原为皮氏县，汉、晋两代属河东郡，晋代属平阳郡；真君七年改属其他辖区，有临汾城。南汾州北乡郡统辖两个县：龙门、汾阴。龙门郡统辖两个县：西太平、汾阳。隋开皇初年废除龙门郡，设置龙门县，隶属河东郡。《唐书》在河东郡龙门县下注说：武德二年，把县治迁到秦州东部。武德五年分置万春县。贞观十七年废州，将万春县省并入龙门县，隶属绛州。元和初年，改属这里。这里有龙门关和高祖庙。贞观年间设置龙门仓，开元二年建置。元代皇庆初年，旧城东西南三面都被水淹没，汾水因此向西北移动一里；现在的县城就是这里。皮氏城在县城西面的杨村，是秦代修筑的，如今已经湮没。考察可知，今天的河津就是龙门。宋、金、元三代都属河中府，明代属蒲州，如今隶属绛州。这是因为它的土地在汾水以北。郑玄笺说：“梁山，就是今天冯翊夏阳以西北的梁山。韩国是姬姓国家，后来被晋国灭掉，所以晋国大夫韩氏把它作为封邑名称。” 《路史》说，周平王的儿子唐被封在梁山，称为梁伯。《千姓编》记载，唐平王的小儿子张士佩说：“韩大概是侯爵、伯爵一类的国家。”后来晋国大夫韩武子万在韩原取得食邑，于是韩原成为封邑。韩武子的后代献子厥随封地之姓改为韩氏，这就是韩厥。献子的后代宣子迁居州地，州是苏忿生的州邑。宣子的后代贞子迁居平阳。到韩氏分裂晋国时，最初作为食邑的韩原，便分给了魏国。魏国封都在今天的开封，号称大梁，而韩原当时称为少梁。因为它与秦国接壤，所以加强了戍守。韩原有龙门，龙门属于雍州地域。顾炎武说：“《竹书纪年》记载，周平王十四年，晋人灭掉韩国。考察《左传》僖公十五年，晋侯与秦伯在韩地交战；上文说渡过黄河，下文说到达韩地。又说：‘敌寇已经深入。’可见韩地在河东，不是今天的韩城。所以杜预解释时只说韩是晋地。《正义》引用《括地志》说：‘韩原在同州韩城县西南’，这是错误的。鲁文公十年，晋人攻打秦国，攻取少梁，才开始得到今天韩城的土地；这更能说明晋、秦在韩地交战的韩，不是这里。” 辨析韩国与韩原：两者常被混为一谈，都是因为没有详考其封建始末。周初分封的韩，《左传》所说“邢、晋、应、韩”，都是武王之子、成王之弟的封国。韩国都城在并州，按周代《职方》所载位于正北，所以《诗经》说：“那高大的韩城，是燕国军队修完的。”当时周王赐予韩国的命令，是让它全部受领追貊等北方诸国；后来宣王因韩侯始立而来朝见，使他恢复祖先的封地，诗人因此赞美他。这是春秋以前的韩。周平王时，晋灭韩，将其封地赐给桓叔之子万，万成为韩武子，食采地在韩原。三代以后，韩厥即韩献子居卿位，韩宣子迁居州，韩贞子迁居平阳；这是春秋时期的韩。又过了几代，韩景侯与赵、魏一同列为诸侯，瓜分晋地；传了十多代到韩王安，土地才全部并入秦国，改置为颍川郡；这是春秋以后的韩。考察《韩奕》诗，郑玄笺注说它在左冯翊夏阳西北；《括地志》说在同州韩城县西南；朱熹注因此把梁山作为韩国的镇山，而杜预只注说“韩是晋地”，没有说明所在。王肃又说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北魏《地形志》也说范阳郡方城县有韩侯城。《日知录》根据《水经注》“圣水流经方城县故城北面，又向东南流经韩城东面”两句话，认为韩国靠近燕国，并非同州的韩城，可以作为一种说法备用。赐给人的土地和作为食采地的城邑，必定不会相距太远。现在考察《左传》所说的韩原战地，虽然不知道是否就是韩武子的采邑，但传文说“渡过黄河，晋侯的车败坏”，后来又说“三次败退到了韩地”，那么韩原应当在河东无疑；否则杜预为什么注说它是晋地呢？况且史伯回答郑桓公说：“武王的儿子应、韩都不在了。”杜预注说：“韩在河东郡的辖界内。”这虽然不完全符合王肃、北魏《地形志》等人的说法，但河东有韩原，是可以考查的。《通志》说“安邑就是韩国”，《通鉴前编》说“夏后禹在韩即位”，《汉书》说“河北的诗歌属于魏国，那里有韩亭”；现在襄垣县有韩城，传说是赵襄子所筑，后周曾在这里设置韩州。这些名称又会因时代和地点而变化，但它们距离黄河已经很远，未必就是韩原战事所发生的那个韩。

译《史记》说少梁改名为夏阳。少梁是古代梁国，秦灭梁国后，此地在韩城县南二十二里。唐代改名为韩城县。夏阳原来就是少梁，秦惠文王十一年改名。按《禹贡》，梁山在西北，龙门山也在这里。华池在韩城西南十七里，在夏阳故城西北四里。高门距华池三里。顾炎武说：“《左传》桓公九年，梁伯攻打曲沃。注释说：梁国在冯翊夏阳县。郤芮说：‘梁国靠近秦国，因此感到幸运’，就是这个意思。《汉书·地理志》说：‘冯翊夏阳县，原来是少梁。’《水经注》却说：‘大梁是周代梁伯居住的地方。梁伯喜欢兴修土木，把城修得很大，称为新里。百姓疲惫而溃散，秦于是攻取了它。’后来魏惠王从安邑迁都，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迁都到大梁。’说的就是这件事。这是把少梁误认为大梁，却不知道大梁并不靠近秦国。【《后汉书·郡国志》河南尹梁国旧注又引《博物记》说：‘梁伯喜欢兴修土木，现在梁地有很多城’，也错了。】秦孝公二十三年，秦与晋在岸门交战。魏哀王二年，秦国派樗里子攻取魏国的曲沃，赶走犀首，退到岸门。刘氏说：“河东郡皮氏县有岸门亭。”把“赶走犀首、退到岸门”系在“攻取曲沃”之下，那么《索隐》所引刘氏的说法是对的，徐广、颍阴以及《正义》所说在许州长社县，则是错的。《地形志》说：华山郡夏阳县有梁山、龙门山和黑水城。由此可见，梁山、龙门山被分作两座山。稷山县。《隋书》注说：“后魏称为高凉，开皇十八年改为现在的名称。这里有后魏设置的龙门郡，开皇初年废除。又有后周设置的勋州，改名为绛州，开皇初年迁移治所。” 《唐书》注说：本县原属绛州，唐代隶属河中府。宋、金、元三代都隶属绛州。绛县。《水经注》说：翼是晋国旧都，后来晋献公又向北扩建城池，城方圆二里，又命名为绛庄。晋献公二十六年，士蒍修筑绛城，使宫室更加深固，说的就是这件事。杜预《绛注》说：平阳郡绛邑县就是这里，现在县城南十里有车厢城。晋献公九年开始以绛为都，晋景公十五年从绛迁到新田，又把新田重新命名为绛。旧《通志》说：绛县就是晋国都城新田。《通典》说：春秋时期，晋武公从曲沃迁到这里；这里原是汉代闻喜县的土地。《路史》说，绛穆侯居住此地，见于《诗谱》；鲁庄公二十六年，士蒍在这里筑城。汉代这里设县，现今隶属绛州。境内有绛山、绛水，有故绛城，在翼城东南、曲沃南二里。晋景公迁到新田，又把新田称为绛，于是把翼称为故绛。后魏设置北绛县，在翼城南；绛地在绛都。考察《左传》杜预注，把绛邑称为故绛；《路史》把翼称为故绛，二者并不矛盾。晋国各地都可以用“绛”命名；说翼时，是相对于绛都而言，所以称为故绛；说绛都时，是相对于新田而言，也称为故绛。《史记》说，绛侯周勃的食邑有八千一百八十户，大概是一个邑实际包括三个邑。汉代绛县兼并曲沃、翼城的土地，合并归入绛地。《地形志》说：晋州有南绛郡。注：建义初年设置，治所在防交川，辖县二个，其中有南绛县。注：太和十八年设置，隶属正平郡；建义初年隶属小乡。注：建义元年废除，有小乡城。元至元二年，撤销垣曲县；至元八十六年，重新设置垣曲县，绛县仍旧。垣曲县。亳城在县城西十二里。元致和元年的石碑说：这是殷商烈祖成汤圣王居住的亳国旧都。《韵府》说：垣曲西面有亳原，商汤曾在这里向民众宣誓。南面有葛伯城，西面有童子坪。张象蒲撰《亳都辨》。唐、虞、夏、殷的旧都都在平阳境内，但旧志只记载殷迁都到耿，没有涉及亳，是不知道亳在垣曲。垣曲面对景山，靠近黄河，附近连接葛伯寨。五代后周时，这里名为亳城县。《汉书音义》称济阴亳县，是因为济水出自济源山，而济源山在县城东面。桐乡在亳城北面，就是伊尹放逐太甲的地方，今为闻喜。汤陵在亳城西面，历代都列入祭祀典章，今为荣河。这些地方距离垣曲都不到二百里，商汤妃子的墓和庙也都在垣曲境内，因此这里是亳地，十分明显。孟子说：“汤居住在亳，与葛国相邻。”世间传说把亳州作为亳地，把长葛作为葛地，本来就是荒谬，不值得争辩。传记中所说的亳地有三种：说亳在谷熟的，是皇甫谧；说亳在防县的，是杜预；说亳在偃师的，是郑康成。所说的葛地有两种：一说宁陵有葛伯国，一说郾城有葛伯城。唉，亳和葛为什么有这么多说法呢？我曾考察过，谷熟就是今天的夏邑。但考城也叫谷熟；防县有大小两个，大防在商丘北面，小防在商丘南面；无论指哪一个，都没有确切说明，果真可信吗？” 《归德志》称帝喾在商丘的亳城建都，商汤从商丘迁到这里。《河南志》又称偃师县是帝喾的都城，成汤居住的西亳就是那里。按《左传》，帝喾把儿子阏伯封在商丘，让他主持大火星的祭祀，因此有阏伯台、阏伯墓和阏伯庙。既然已经把儿子封在商丘，又在那里建都，按理说不合适；而且既然都在商丘，为什么又说都在偃师？这就成了两个都城。偃师在最西面，距离景山不远，论者引用“景员维河”来附会证明。考察黄河从潼关向下，进入阌乡县境，经过灵宝、陕州、神池、新安、孟津等县，直到开封，并没有听说经过偃师。所谓“员河”究竟在哪里？偃师靠近景山，却不称为景亳；防城没有景山，却称为景亳，这也是无法理解的。至于说宁陵有葛国，是为了证明亳在商丘的说法。然而宁陵其实是甯城，并不是葛乡，大概是论者妄说。郾城距离三亳很远，怎么会有葛国？大概是好事者想用偃师的葛城来证明偃师就是亳地，而偃、郾两字音近，讹传讹，最终又牵连到这里罢了。《括地志》说：“商汤墓在北亳。”《皇览》说：“在济阴亳县。” 刘向却直接说商汤没有葬处，这些说法都不可信，那么偃师的商汤墓也是伪造的。孔安国认为桐是商汤的葬地，郑康成说桐地有商王的别宫，这些说法都不符合实际；但《晋太康地记》说尸乡有亳坂，东面有城，是太甲被放逐的地方。若相信这句话，那么为什么不称那里为桐？而自秦代以来，所谓桐乡竟然在靠近垣曲的闻喜吗？垣曲地处偏僻，道路险阻，著名公卿和大学者很少到过，所以它的遗迹不见于著述。当地守土和生长于此的人承袭错误，不再考察核实。像这样的情况，大概到处都是，哪里说得尽呢？”},{

译《左传》记载：文公二年春，秦国的孟明视率军攻打晋国，以报复殽山之战。二月，晋军迎战，先且居统率中军，赵衰辅佐他。王官无地统率戎军，狐鞫居任右军将领。甲子日，两军在彭衙交战，狼瞫率领自己的部属冲击秦军，战死在那里。晋军乘势追击，大败秦军。晋人称这支秦军为“拜赐之师”。襄公元年，晋国包围宋国的彭城。晋人把驻守彭城的五名大夫安置在瓠丘。注文说：垣曲县东南有瓠丘，就是今天的阳壶城。襄公二十三年，齐国攻打晋国，驻军于郫邵，堵塞少水，以报复平阴之战。注文说：少水就是沁水。《路史》说：郫是晋地；赵盾杀公子乐的地方有郫氏。魏献文帝四年，在阳壶城南一里设置邵郡，南面临近大河；又在城西郭设置白水县。《文献通考》说：白水县有彭衙，是晋、秦交战的地方。按：郃阳西北有彭衙城，杜甫《彭衙行》说：“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现与《文献通考》相互考核。《路史》说：垣县轵关以南，经过苖亭西面的亭。这里原是周代的苖邑，是贲皇的采邑。《汉书·地理志》垣县注文说：“《禹贡》所说的王屋山在县东北，沇水发源于此，向东南到武德县流入黄河；又从荥阳以北的地中涌出，向东流到琅琊入海，经过九个郡，流程一千八百四十里。” 《地形志·东雍州》注文说：东雍州由世祖设置，太和年间撤废，天平初年恢复，统辖三个郡：邵郡、高凉郡、正平郡。邵郡注文说：皇兴四年设置。邵上郡，太和年间并入河内，孝昌年间改制，后来又统辖四个县。白水县注文说，有马头山。清廉县注文说，有清廉山、白马山。苌平县注文说，有王屋山。西太平县属洛州新安郡，天平初年设置。东垣县注文说，前汉、后汉和晋朝时属河东，后来改属其他地方。后周把邵郡改置于亳城，又设置邵州，把白水县改为亳城县。隋开皇初年，郡制废除；大业初年，州制废除，改为垣县。又把后魏设置的清廉县和后周设置的蒲原县省并入垣县。《唐书》注文说：“义宁元年，以垣县、王屋县设置邵原郡，又设置清廉县、宅城县。武德元年，改称邵州。二年，设置长泉县。同年把长泉县隶属于怀州，后来省撤。五年，把亳城县省并入垣县。贞观元年，州制废除，将清廉县省并入垣县，归属本州。龙朔三年，隶属于洛州。长安二年，恢复原制。贞元三年，隶属于陕州。元和三年，恢复原制。” 俱利城在渑池县西面。《通典》说：这里是秦昭王与赵惠文王会盟的地方，所以称为俱利。邵原县在济源县西面，唐代设置，后来不久废除。按：垣曲是古代的邵地，邵郡、邵州、邵原都因召公分陕而得名。《文献通考》说，垣县有古代的皋落城，就是周公、召公分陕治理的地方。按：《东雍州》统辖邵郡、高凉郡、正平郡三个郡。然而《晋州平阳郡》注文说：“从河东分置晋州。”真君四年设置东雍州，太和十一年撤废，改置汾州。《定阳郡》注文说：“旧属东雍州，延兴四年分属此州。”孝昌年间陷落，寄治于西河。这样看来，真君年间的禽昌、平阳、襄陵、临汾、泰平，以及延兴年间的定阳、昌宁，都属于东雍州。吉州。商王祖乙元年丙申日，王都在相毁坏，于是迁都到耿。《史记》说：祖乙即位后，当时都城在相，又遭遇黄河决口的灾患，于是从相迁都到耿。《书序》说：祖乙在耿城毁坏，作《祖乙》。九年甲辰日，耿城又毁坏，迁都到邢。巫贤任相，商朝的国运重新兴盛。祖乙在位十九年，儿子祖辛即位。前编说：耿在河中府龙门县，邢在邢州龙冈县。商王祖辛元年乙卯，在位十六年，弟弟沃甲即位。商王沃甲元年辛未，在位二十五年，祖辛的儿子祖丁即位。商王祖丁元年丙申，在位三十二年，沃甲的儿子南庚即位。商王南庚元年戊辰，在位二十五年，祖丁的儿子即位。阳甲即位。商王阳甲元年癸巳，在位七年。弟弟盘庚即位。殷王盘庚元年庚子，迁都到殷，并改国号为殷。耿城在州的东南方，殷王祖乙曾迁都于耿，隋代设置耿州，州名取自这里。盘庚从耿迁都到殷，作《盘庚》三篇；殷就是今天的河南偃师。汉代有骐侯国，属河东。《文献通考》记载汉代北屈县。《左传》所说“屈地产的马匹”，就是这个地方。《地形志》记载：晋州定阳郡，兴和四年设置，统辖三个县：平昌、西五城、胥。敷城郡，天平四年设置，统辖一个县：敷城。【附录在定阳郡之后，后来该郡隶属晋州，并不是肆州的敷城郡。】汾州定阳郡，旧时隶属东雍州。东雍州在延兴四年分属汾州，孝昌年间沦陷，寄治于西河，统辖两个县：定阳，延兴四年设置；昌宁。【与上文相同。】南汾州统辖九个郡，以下为北部。吐京郡统辖四个县：平昌、北平昌、石城、吐京。西五城郡统辖三个县：西五城、昌宁、平昌。南吐京郡统辖一个县：新城。西定阳郡统辖一个县：洛陵。定阳郡统辖一个县：永宁。北乡郡统辖两个县：龙门、汾阴。五城郡统辖两个县：五城、平昌。中阳郡统辖两个县：洛陵、昌宁。龙门郡统辖两个县：西太平、汾阳。按：南汾州是东魏、西魏争夺的地区，东魏设置了州、郡、县。《隋志》记载：文城郡由东魏设置，南汾州后来由后周改为汾州，北齐改为西汾州；后周平定北齐后，设置总管府，开皇四年撤废府制，十六年改为耿州，后来又恢复为汾州，统辖四个县。吉昌县注文说：后魏称为定阳县，并设置定阳郡；开皇初年郡制废除，开皇十八年县改名为吉昌；大业初年设置文城郡，有风山。文城县注文说：后魏设置，有石门山、伍城。昌宁县注文说：后魏设置平昌县，后来废除，隋末恢复设置，唐代改名为吕香，五代周时废除。《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慈州，元魏时称南汾州，隋代改为耿州，又改为文城郡。武德元年改为汾州，五年改为南汾州，八年改为慈州，因为该郡靠近慈乌戍。吉昌县是隋代的县。文城县，元魏时称仵城县，隋代改为文城；显庆三年迁到仵城县东北的文城村设置。唐天祐年间又改称屈邑，有孟门山、石鼓山。仵城县由后魏设置，县名取自镇戍之名。

译宋代设置慈州团练使。《宋史》说：“慈州旧时统辖吉乡、文城、乡宁三个县。”熙宁五年废除慈州，将吉乡县隶属于隰州，并在县治设置吉乡军使；同时把文城县省为镇，隶属于吉乡军。又把乡宁县隶属于晋州襄陵县。元祐元年，恢复吉乡军为慈州，统辖吉乡一县。金天德三年，把慈州改为耿州，设置文城郡军。明昌元年，改名为吉州，统辖吉乡、乡宁两个县。元初，吉州统辖司候司和吉乡、乡宁两个县。中统二年，把司候司并入吉乡县。至元二年，省撤吉乡县。三年，又省撤乡宁县，并入州。后来恢复设置乡宁县，州统辖一个县。乡宁县。《史记》说：唐地在河水、汾水以东一百里，所以称为唐叔虞。《世本》说：舜居住在鄂。宋忠说：鄂地如今在大夏。正义说：《括地志》记载，鄂城故址在慈州昌宁县东二里。考察它与绛州夏县相近。夏禹的都城安邑故城在县城东北十五里，所以说它在大夏。然而说舜封在河水、汾水以东一百里的地方，正好应当在晋州平阳县，却不符合在鄂的说法，具体情况不详。《路史》说：鄂在翼地。九宗嘉父在随地迎接晋侯并把他接回鄂地，称为鄂侯；鄂是晋地【隐公六年】。城南一里有鄂侯旧营垒【相传鄂侯城在南北两山之间，如今县治占据北面的营垒】。《路史》说，鲁僖公十六年有狐厨。如今晋州治所临汾西北有狐谷亭。《地形志》说，定阳郡昌宁县，延兴四年设置，有阴城、阳城两座城。《隋志》说，文城郡昌宁县，后魏设置，并曾设置内阳郡，开皇初年废郡；境内有壶口山、崿山。《旧唐志》说，慈州昌宁县原是汉代临汾县的土地，后魏分置太平县，又从太平县分置昌宁县。吕香原本是平昌县，义宁元年从仵城县分置平昌县，贞观元年改名吕香，因旧镇得名。上元三年把治所迁到旧平昌城，府城南面设置今天的县治。后魏从太平县分置昌宁县，后唐改名为乡宁县；宋元祐年间把吕香县并入乡宁县。古乡宁县在泊城，后来被河水淹没。隰州。《路史》说，谷地属于隰州，那里有谷城，但不是姬姓的谷国。考察起来，这就是《九域志》所说神农氏曾经遍尝百谷的地方，今天的合桑村就是那里。《通考》说，隰州在春秋时称蒲城，是晋文公重耳居住的地方。晋定公九年，晋国有一千辆兵车驻扎在中牟。《地形志》说，汾州原为镇，延和三年设置；太和十二年设置州，治所在蒲子城。孝昌年间陷落，迁治西河，辖四郡：西河郡、吐京郡、五城郡、定阳郡。《隋志》说，龙泉郡原为后周设置的汾州；开皇四年设置西汾州总管府，开皇五年改为隰州总管府，大业初年府废，辖五县：隰川县。注：后周设置，起初称长寿县；又设置龙泉郡，开皇初年郡废，县改名隰川，大业初年又设置龙泉郡。另有永和、楼山、石楼、蒲县。【龙泉废郡在州治北二里。】唐代隰州称大宁郡，原为龙泉郡，天宝元年改名。起初设置常安县，贞观初年并入蒲县。现在有蒲子村古城，就是重耳居住的地方。宋代设置为团练州。《宋书》说：“慈州旧时辖吉乡、文城、乡宁三县。”熙宁五年废除慈州，把吉乡县隶属隰州，并在县治设置吉乡军使，仍将文城县省为镇。元祐元年恢复慈州。《金志》说：上刺史，宋代称大宁郡团练，原为大宁郡军刺史；天会六年改为南隰州，以区别于北京的隰州；天德三年去掉“南”字，辖隰州、仵城、蒲、大宁、永和、石楼六县。《路史》说，隰州的吉乡以北二十一里有古屈城，就是北屈。黄河以北有中牟，在隰州北面，是赵献侯迁治的地方，属于晋地，臣瓒的说法很详细。这里是辨析吉州与隰州疆界的记载。隰州之名始于隋开皇四年，唐代沿用，不能把古代的南汾州、西汾州概括当作今天的汾州，这一点在汾州府条下已经辨明。但明洪武二年，隰州隶属平阳府，辖大宁、石楼、永和三县；万历四十二年，才改为石楼县隶属汾州。洪武二年，蒲县也隶属平阳府。本朝雍正二年，改为隶属吉州。后来又因为蒲县是隰州的门户，改隶隰州。这也是汾州、吉州、隰州三地隶属关系分合的辨析。蒲县。周宣王三十八年，晋人在汾隰击败北戎【志书说，战事在蒲地，是为了防守汾隰】。《左传》说晋文公居住在蒲城，杜预说：“就是今天的蒲子县。”刘昭的注解也相同。梁襄王七年，秦国使我方的蒲阳投降；《正义》说，地点在隰州隰川县蒲邑故城。魏景湣王三年，秦攻取了魏国的垣阳。衍括《地志》说：古垣地原本是魏王的垣邑，在绛州垣县西北二十里。蒲邑故城在隰州隰川县南四十五里，在蒲水北面，所以称为蒲阳。魏景湣王三年时，恐怕秦国早已攻取了隰州以南的蒲地，所以一并记录下来以备考证。《汉志》蒲子县注中，应劭说：“汉武帝设置。”颜师古说：“是重耳居住的地方。”《地形志》说：晋州有北五城郡，兴和二年设置，辖三个县：平昌、石城、北平昌、胥【原文县数与所列县名有矛盾】。晋州又有五城郡，天平年间设置，辖三个县：北枣、南枣、胥，天平二年设置；永安县，元象元年设置。汾州有五城郡，正平二年设置，孝昌年间陷落，寄治西河，辖三个县：五城，世宗庙号称京军，有鸡亭；平昌，世宗庙号称刑军，有白马谷；石城，世宗庙号称定阳。胥县，太和二十一年改置。考察可知，北魏设置汾州，治所在蒲子城。魏孝文帝设置石城县。后周大象三年，改为蒲子县。隋大业三年，迁移县治；大业二年又设置新城县，不久改为蒲县。唐武德元年，把县治迁到城东。如今石城、新城都早已废弃，由此可知，北魏汾州治所在蒲子城，实际上就是治在石城县。北魏蒲子县注说：始光三年设置，真君七年并入平河县。永安年间，与定襄、阳曲、平寇、驴夷同属永安郡。北齐河清二年也设置蒲子县。考察起来，这个蒲子县是肆州的蒲子，不是汾州的蒲子。

译《隋志·龙泉郡》蒲县注说：后周设置，曾有伍城郡、石城郡和石城县，周末一并废除。又有后魏的平昌县，开皇年间改名蒲川，大业初年并入蒲县。文城郡伍城县注说：后魏设置，称刑军县，后来改为武城县；又设置武城郡，开皇初年郡废，又把后魏平昌县废入；大业初年又把大宁县废入。隋代把蒲子县迁治到县城东北的故箕城，大业初年迁治新城，改名蒲县，隶属龙泉郡。唐代隰州蒲县注说：武德二年以蒲县设置昌州，并设置仵城、常安、昌原三个县。贞观元年废除昌州，省并昌原、仵城、常安三县，蒲县前来隶属。县西南有常安原。金兴定四年，平阳公胡天祚说：“隰州境内，蒲县处在最重要的冲要位置，请升格为州。”金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让大宁县隶属蒲州。考察蒲县，它不仅是隰州的门户，也是延安以西往来的重要交通要地，所以…… 本朝雍正八年，上奏请求把蒲县由吉州改为隶属隰州。大宁县。《国语》二五篇说：“对晋献公说：‘蒲与二屈，是君主的疆土。’” 旧志北屈县注说：《禹贡》所说的壶口山在县东南。王莽改名为朕北。应劭说：有南屈，所以称为北屈。臣瓒说：《汲郡古文》记载，翟章救援郑国，驻扎在南屈。颜师古说：这里就是晋公子夷吾居住的地方。县城西面的阜城寨有夷吾宫【参见石楼县条】。《旧唐志》说，大宁县原是汉代北屈县的土地，隋代称仵城县。武德三年在隋代大宁县旧城设置中州，因此改名为大宁【当时同时设置大义、白龙二县】。贞观元年废除中州以及大义、白龙二县，把大宁县隶属隰州。《金志》记载有孔山、黄河、白斤水。《路史》说，屈地是夷吾的采邑，隶属隰州；有故屈城，就是南屈。旧志说，春秋时期，蒲、屈两个邑都是晋地；如今分别属于吉州、隰州，包括蒲县、大宁县、石楼县。隰州和蒲县原来都属于蒲地，而吉州的大宁、石楼原来都属于屈地。所以汉代时，吉州、大宁都称北屈县，石楼称吐军县，屈产地在永和县。汉代狐讘县隶属河东郡。后魏太武帝筑城，设置石羊军。孝文帝时迁到狐讘城，石羊军于是废除。《隋志》说：龙泉郡永和县，后周设置，原称临河县和临河郡；开皇初年郡废，开皇十八年县改名。境内有关官楼山。楼山县注说：后周设置，原称归化县；开皇十八年改名。有北石楼山和孔山。《旧唐志》说，永和县原是汉代狐讘县，隋代改为永和县。武德二年，永和县西部隶属东和州，又分置楼山县；永和县隶属隰州。贞观初年，将楼山县省并入永和县。县西北有永和关【楼山县废址在城南】。《金志》记载有楼山、横河、仙芝水、永和关。附录。王复初撰《禖祓神像考》。石像共有三尊，都戴幞头、披帔；男子居中，身着副袆，女子分列左右，都是盘腿坐姿。石像十分古老，没有碑记可以考证。旧匾额题作“禖祓之神”。《五经要义》说：“高辛氏在高禖祭祀，因此生了契；禖就是禖祠，是用来求子的神。古代有禖氏这一官职，后来因此把它作为神来奉祀。”周代的禖神见于《月令》，汉代的禖神见于本纪；从此以后，魏、晋、齐、隋各代都有祭祀。晋元康六年，高禖坛上的石碑从中间裂开，晋人采纳束晳的意见，将它埋掉后重新刻立。以石头作为禖神的主象，自有来历；但究竟是什么形状，还不能确定。如今有三尊石像，题作“禖”，究竟对不对呢？禖是天子的祭祀对象，天子的祭祀不是天子便不能举行，民间怎么会有禖神像？难道是在改朝换代之际流落民间，祭祀者把它建庙供奉起来的吗？祓除是祓祭。《诗经》说：“用祓祭来祈求没有儿子”，意思是以祓祭求子。平原郡厌次县有汉代大中大夫东方朔的庙，塑有素色人像，另有两位夫人侍立。拿它来和今天的石像比较，这些石像又像是东方朔的像。汉武帝曾命东方朔撰写禖祝，难道后人因为他撰写祝文，便把他作为禖神祭祀，就像古代以勾龙配祀社神、以玄冥配祀水神那样吗？”},{ 如今在原有像的前面又增设了一尊像，并增加了许多侍卫，只恐流传久远以后，连所谓的“禖”也无法知晓了。未免把遗漏的事物当作……宋祖……。谨慎记下这些，准备刻在石上，等待博学通达的人来详加考订。陆龟蒙《象耕鸟耘辨》说：世人都说，舜处在平民地位时，在历山耕田，大象替他耕地，鸟替他除草，这是圣德感召所致。我的看法是：这不过是奇异的说法，和圣德有什么关系呢？孔子叙述舜时说：“深明睿智，文德显著。”圣德达到这样就足够了，哪里还谈得上感召呢？不过，“象耕鸟耘”的说法，我是从农家听来的，请允许我试着辨析它。我观察耕田的人，走路端直而缓慢，举起农具开垦土地，希望挖得深；兽类中形体魁伟的，没有超过大象的，大象行走必定端直，脚步必定踩得深，因此效法它的端直和深沉，就叫作“象耕”。除草的人要除去杂草，举手动作务求迅速，唯恐耽误时间；鸟啄食时也务求迅速，唯恐食物被别的鸟夺去，因此效法它的迅速和戒惧，就叫作“鸟耘”。等到禹治水的功业大告成功，然后把他推荐给上天；他做事端直而且深入，难道不是从“象耕”中取得的意义吗？除掉四凶，是怕它们危害政事；做事迅速而且有所戒惧，难道不是从“鸟耘”中取得的意义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舜在雷泽捕鱼、在黄河岸边制陶时，却一点也没有受到感召，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圣德也有时会不成其为圣德吗？孟子说：“尧、舜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好事的人把他们加以夸张，以迎合怪异的说法，并不是圣人的本意。”我忧虑这类书把异端说法写下来，便驱除它，使之合乎正道；世人会听从我的说法吗？即使不听从，我也不能改变自己的论说。

译王翰《禹砖辨》说：夏县向西十五里有一座禹的故城，城中的居民聚居成村。有人掘地得到一块砖，方圆一尺多，中间画着十二个方格，每格可以容纳一个字，用篆书写成，文字是：“海内勋臣，岁丰登谷，路无饥人，虽累千百，不异人。”传说这是禹烧制的砖，人人争相把它当作宝物，有的甚至到千里之外用贵重财物交换；如果有人得到它，便认为这是丰厚的恩惠，准备把它送给别人，认为艰难的事情也可以因此办成。元朝末年事务纷乱，夏县处于交通要冲，使臣络绎不绝地来到县中，便向县官索求此砖；县官也向百姓索取，于是上下都深受其害。当时的名公和博学大儒没有一个人辨析它，难道不是爱好奇异、喜好奇珍的过错吗？我私下为此作辨析。考察文字，它起源于仓颉的鸟迹书；即使到了禹的时代，字体也不可能不稍有变化，哪里会有篆书呢？篆书开始于周宣王时史籀所创制的字体，如今拿各类石刻拓本来考察，这一点尤其明白。现在竟然把篆书说成禹时的文字，这是不可信的第一点。详细考察它的文义，内容浅薄，也不像古代典诰谋议那样典雅，这是不可信的第二点。有人诘难说：“禹是舜的臣子，出仕和处境必定有与舜相同的地方；烧制砖瓦的事情，难道不就是和舜在黄河岸边制陶的事情相同吗？”我说：“舜和禹同为圣人，这是相同之处；但他们的出处、贵贱却有所不同。为什么呢？瞽瞍是平民，而舜是他的儿子，并且得不到父亲的亲爱，他的困窘可想而知。耕种、制陶、捕鱼等事情，不能不亲自去做。鲧是尧任命的方伯，禹是他的儿子；父亲担任方伯，儿子却从事制陶冶炼，怎么可以呢？”这是不可信的第三点。禹的都城在安邑，这座城就是禹的都城。既然称作都城，就一定是在舜去世而禹登上天子之位以后；哪里有已经做天子还从事制陶的道理呢？看这块砖上的文字，全都是记载德行、歌颂功绩的话。“海内勋臣”这样的称呼，由君主用来称臣下是可以的；禹难道可以自称为臣，并说自己对海内有功吗？这是不可信的第五点。又有人说：“称臣的人，说的是益，就像后世契约文书和誓辞中的说法一样。”我说：“按照当时的情况考察，舜辅佐尧，禹辅佐舜，从来没有这种称法，难道到了禹时偏偏独有这种做法吗？这分明是春秋、秦、汉时代的做法，夏、商、周三代哪里会有这种事呢？”这是不可信的第六点。又考察《史记》说：禹即位一年后把益推荐给上天，后来过了七年，禹巡行各地而死；这样看来，禹在位时益还没有做出什么功绩，怎么可以把“海内勋臣”作为空泛的美称加在他身上呢？从《孟子》的记载也可以知道这一点。这是不可信的第七点。说是把它用于▯、瓦棺、纸衣等事，未必是为了追求砖瓦器物的奢侈；刻上铭文并收藏起来，是东汉以后才有的事情。如今这些砖散落在四野，并不是在一处发现的，我私下怀疑，故城与司马公的墓相近，当时安葬司马公时，一定是在附近烧制砖瓦；剩下没有用完的砖既然无处安置，就一定埋藏起来。详细考察它的文义，字形笔画也很相近似。否则，为什么在宋代以前从未见到，而在宋代以后才发现？为什么史籍中没有记载，反而拘泥于传闻，并且不把它说成禹时之物呢？这件事必定如此。我姑且加以辨析，以解除后来人的疑惑。马骙说：《论语》称：“虞仲、夷逸，隐居而放言。”那么，这里的仲雍就是称为虞仲。如今周章的弟弟却是虞仲的孙子，为什么也称为虞仲呢？大概是因为周章的弟弟字仲，最初受封于虞，所以称为虞仲；而仲雍本来字仲，是虞地的始祖，因此后来也称为虞仲。所以祖父和孙子有相同的称号。靳荣晋《恭世子申生辨》说：古代的贤者不幸处在父子、君臣关系发生变故的处境中，只要心中有确定的见解可以据此作出决断，就无暇顾及死后的毁誉了。从前骊姬诬陷太子申生犯有大逆之罪，晋献公相信了她的话，于是杀死了申生的老师杜原欵。杀死他的老师，就是将要杀死太子的征兆，所以申生害怕而逃往新城。公子重耳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心意告诉献公呢？”太子说：“不可以。献公宠爱骊姬，我若这样做，就是伤害父亲的心。”重耳说：“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不逃走呢？”太子说：“不可以。君王会认为我是想弑君，天下难道有不敬父亲的国家吗？我还能逃到哪里去呢？”申生又派人向狐突辞别说：“我申生不敢吝惜自己的生命；即使如此，我的君父年老了，儿子年少，国家又多灾难，伯氏如果能够出走并谋划救助我的君父，我申生就算承受了恩赐而死。”于是申生自缢而死。唉！申生不仅爱护自己的君父，而且还顾念到骊姬的儿子以及国家；如果不是贤者，能够做到这样吗？他想逃亡到别的国家，却又恐怕蒙受弑君的罪名，与其这样，不如死去更好。至于死后的毁誉，又哪里有空闲去计较呢？《春秋》记载“晋侯杀其世子申生”，不说“申生自杀”，而说“晋侯杀了他”，这是圣人用来归罪于他的父亲、并为他的儿子感到悲痛的写法。如今谈论申生的人，有的还责怪他，却不知依据的是哪部书。有人说：“书中写‘晋侯’，是厌恶他使用谗言；直称申生的名字，是斥责他陷害父亲，所以用名称和爵号来表示褒贬。”《春秋》依据事实直书善恶，因此凡是写“郑伯”“许男”“宋公”等，都是已经确定的称号。如果认为《左传》通过名称和爵号来表示褒贬，那也不是圣人作《春秋》的本意。经文写“晋侯杀其世子”，善恶已经彰明较著。如今不遵循经文，凭臆测妄作解释，或者相信后世儒者穿凿附会、毫无根据的言论来妄加褒贬，圣人的本意果真会是这样吗？卫太子伋没有逃避父母之难，与申生的事情有什么不同？然而太史公为他悲伤却不责怪他，这是明白昭著、无法掩盖的事实。后世的乱臣贼子听到申生的事迹，一定会产生恐惧戒惧之心；因此申生对万世有功，又怎么能责怪他呢？献公在位时，贤能的卿大夫并不少，却没听说有人说一句话为他洗雪冤屈。唉！假如祁奚、叔向不是生在那个时候，而是生在另一个时代，申生大概就不至于不能免于死亡了。

译俞汝为《介之推辨》说：晋文公实在太狡诈了！我经过绵山，访求介之推的遗事，看见山势回环起伏，蜿蜒周围数百里，或像深奥的堂室，或像重叠的屋宇，或像反复的波浪；而且山涧峡谷中冰雪层层，即使到了夏天也不融化。于是我倚着车辕叹道：“焚烧这座山谈何容易！这里不是丰茂茅草、广阔原野那样可以纵火焚烧的地方，也不是丛林密集、薪柴堆积的山。石涧交错，崖谷曲折，介之推可能已经伏藏起来了；否则就是逃走了。即使他不爱惜生命而想借此博取高名，又怎么忍心抱着母亲投进烈火中呢？这不合人情，不可信；可是史官却把它写了下来，没有人纠正其中的错误。难道记载这件过失另有缘故，焚山之火另有命令吗？或者既是为了记载时日，又是为了给邑名留下依据，于是便据此记载而不加怀疑吗？正因为两方面都据此记载，所以才说晋文公狡诈。”介之推同晋文公共历患难十九年，甚至割下自己的股肉进献，难道不是和晋文公结交得很深吗？他一定在隐居时看透了晋文公的本性。既然禄位没有给他，完全可以离去；离去还怕不够远，入山还怕不够深，怎么肯困守在一角，母子相抱等待焚烧呢？况且晋文公寻找介之推，并非出于真心，只是无法解释悬书上的内容，想用这件事加以掩饰罢了。难道他不知道逃亡者必定不会回来，却故意催逼他吗？难道晋文公不知道这座山不能焚烧，却故意下令焚山吗？难道不知道介之推一定不会被烧死，却故意把事情夸大吗？这一切只是为了蒙蔽世人的耳目，并不是为了介之推。当时如果用谦卑的言辞向他道歉，以优厚的禄位招请他，没有不来的人；如今却因发怒而焚山，反而更加促成了他的逃亡。假如介之推真是这样，他会这样做吗？否则，山既然已经焚烧，为什么还要禁止用火？尸骨已经化为灰烬，封给他的田地又有什么用？为什么不录用介之推的后代，把介田的收入作为禄赏给他们？为什么不收取母子二人的灰烬，用封介田的方式来封葬他们？这些事情都没有听说，只是用空洞的言辞发布命令。晋文公实在太狡诈了！有人说：“这座山隶属于灵石县，那里有介之推的墓。”我远望那座墓，不过是颓然的一座土丘罢了。郡志说介之推不可能隐匿；即使隐匿了，也没有无法追寻的道理。因此我辨析认为这种说法不对。既然可以焚烧，就应该可以追踪；既然追踪不到，焚山哪会那么容易？陈棐《先师孔子回车庙解》。鄢陵人陈子在谏诤机构任职时因进言被贬出京，后来逐渐升迁为泽郡知郡。经过太行天井关时，关上有孔子庙，名叫回车庙。石头上有车辙，深一尺，长数十步。庙宇倾斜破败、腐朽漏雨，后面的讲堂只剩旧址。陈子到郡任职后，首先修葺并扩建它，如今已经完整、开阔而壮丽。有客人问回车之说，陈子说：“孔圣人的车从未登上太行山。考察《史记·世家》，孔子在卫国得不到任用，准备向西去见赵简子，到了黄河边听说窦鸣犊、舜华被杀，面对黄河叹道：‘水势多么壮美浩荡啊！我孔丘不能渡过它，这是命啊。’于是返回陬乡休息，作《陬操》来哀悼他们，然后回到卫国。这就是《世家》所说的‘至河’，指的是黄河。《禹贡》说疏导黄河，向东经过洛水入黄河处，到达大伾山；向北经过绛水，到达大陆泽。《括地志》说：‘大伾山，就是今天黎阳东面的山。’《索隐》则说：‘大陆在钜鹿。到了我朝，黎阳就是北直隶浚县，而钜鹿的大陆泽则在宁晋境内。’古代黄河经过洛汭后即向东北流，卫国在黄河东南面，所以从卫国前往晋国，必定渡过黄河，然后才能到达太行；越过太行，才进入晋国境内。” 孔子当时既然到了黄河边就返回了，说明他没有渡过黄河。既然没有渡过黄河，就没有到达太行山脚下。说太行山顶有孔子回车的车辙，是妄说。”客人说：“既然孔子没有在太行回车，为什么那里会有庙呢？”陈子说：“我听到过这种解释。《水经注》说：‘野王县西北有旧防城，正当太行山南路；防水又向东南流经孔子庙东面。庙庭中有碑，魏太和元年，孔灵度等人因旧庙屋宇毁坏坍塌，请求上级修复。野王县令范众爱、河中太守元真以及刺史咸阳公高允上表奏闻，在庙中立碑，并且说：按诸子之书和史籍的记载，都说孔子面对黄河叹息，这并不是太行回车的说法。鲁国孔氏有人在洛阳任官，于是居住在庙下，奉祀孔子四时祭祀。这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大概是孔氏迁居山下后，追思圣祖，所以建立庙宇保存祭享；这就像刘累迁居鲁地，在山东建立尧祠一样。《水经注》的说法，明白得可以考察。”郦道元是北魏人，“太和”是魏孝文帝的年号。既然说旧庙屋宇已经毁坏，说明这座庙在元魏以前、两汉或三国时期就已建成，不过创建者应当是孔氏。客人说：“如果确实如此，为什么汉、魏时期的《水经》已经把它称为回车庙呢？” 陈子说：“想去晋国却最终没有去，是孔子的实际经历；通往晋国的道路而又处在晋国境内的地方，就是太行山。登上太行山顶，苍茫地向远处眺望。”可以明确看见的，是黄河渡口所在的地方。后人追思孔圣人，在山顶徘徊，眺望孔子临河掉转车辕的地方，因而把庙叫作回车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何况孔圣人的道遍及天下，功德施于百姓，从国都直到乡村学校，都祭祀他。所以先代正人说：‘从天子直到乡邑，普遍祭祀、遍及天下的，只有社稷和孔子。’又说：‘仲尼之道，和王者教化一样，无论远近都能施行。’大概《春秋》举行释奠祭祀的先师，是诗、书、礼、乐的老师；孔子则是人道的主宰。凡有君臣、父子关系存在的地方，就有祭祀他的地方。把庙建在关镇，并不算多。客人说：‘那么车辙石迹又是怎么来的呢？’陈子说：‘这不能作为可信的依据。如果不是天然形成的，就是人为造成的。古人也有精诚感动金石的事情，例如箭射入石中，箭羽都没入石内；又如刺入山中而泉水涌出，这大概都是一时情势紧迫、义气激愤而感动天地的偶然事件。即使孔子在太行回车，又有什么紧迫愤激之事能使他的意志感动石头呢？”

译何况太行山道路绵延数十里，为什么偏偏只有这几尺见方的地方有车辙呢？地理志说，沁水以西孔山的洞穴中，石头上有车辙。地方老人传说这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人工造成的。我认为，这处痕迹如果不是在洞穴之内、车马无法到达的地方，那么后人也一定会把它指说成仙灵的遗迹、孔庙的遗迹，或许就是类似的情况。否则，就是好事者因为回车这个名称而仿造出来的。怎么能据此当作可信呢？”客人说：“这里名叫天井关，但民间也叫拦车关。父老传说，孔子看见黄鼠拱立，或者说看见小儿拱手作揖，因此回车。如今说车辙是虚妄，难道父老的传说就一定全是诬妄吗？”陈子说：“天井关这个名称已经很古老了。古地理志说：‘高都县有天井关。’蔡邕说：‘太行山上有天井关，在井的北面，因此得名。’所以刘歆《遂初赋》说：‘奔驰在太行险峻的山坡，进入天井高峻的关隘。’《史记》《汉书》记载，光武帝建元二年，派司空王梁向北镇守天井关，攻打赤眉军的别部；可见此关在两汉、三国以前就已设置。至于拦车这个名称，果真是民间因附会回车的妄说而逐渐讹传出来的；而‘狼车’又是‘拦车’流传中的讹变。” 如今只称天井关就可以了；拦车、狼车这些名称，应当全部革除删去，以断绝错误的传说。”于是客人瞪大眼睛追问道：“我提出五个疑问，您解释了五个，回车的含义已经清楚了。请把它示给世人，于是我就写成《回车庙解碑》，赠给主持祠祀的人。” 襄垣刘龙《壶关三老茂碑》。颜师古注释“三老茂”说：“荀悦《汉纪》称作令狐茂，不知依据何处。等到考察《汉纪》，却只说‘壶关三老’，连‘茂’字也失掉了。不知颜师古又是从哪里得到这个字的？”《后汉书·郡国志》又引用《上党记》说：“令狐征君隐居在城东山中，距离郡城六十里，死后葬在那座山上；他就是汉武帝末年上书为戾太子申诉冤屈的人。”前代史书既失去了他的姓氏，也没有“征君”的称号。根据《璋志》，他的称号与《上党记》相合，因此颜师古并非毫无根据。《汉记》的传刻本，或许是近代把逸失的文字删去了；难道是令狐璋想认令狐茂为祖先，于是取《上党记》的记载附会成自己的谱系吗？令狐是姓，在壶关这个小地方很少见，大概不会有很多家族。虽然两人相隔年代久远，但如果名贤后代没有断绝，那么令狐璋出自令狐茂之后，也合乎道理。何况他的志文得自令狐茂隐居的山中；假使他妄称令狐茂为祖先，死后的墓碑又怎么能留在这里？他的坟墓彼此相连，居处和昭穆次序相承相传，应该不是从外地迁来的。考察唐代令狐璋的墓碑，是三原人张友直在崇贤村寺中得到的；碑中写三老的姓名，并据此表明其世代谱系，说：“先祖令狐茂，辅佐周室，光大汉朝。” 这只不过是华丽的修饰之辞，没有必要加以辨析。徐乐是无终人。旧《通志》把他列入广昌。考察可知，无终就是玉田，《路史》说得很清楚，不能弄错。黄山谷说：“班氏因为鬭谷于莵而得姓，凡是班姓都应当从‘斑’字；史书写作‘班’，是错误的。” 北魏蔡袭及其儿子蔡祐，《明一统志》和旧《通志》都把他们列在泽州高平。考察本传可知，他们的祖先是陈留圉县人；曾祖蔡绍任夏州镇将，迁居高平。父亲蔡袭，名声显著于西州。正光年间，他背离叛贼向东归顺。蔡祐年幼时侍奉母亲，以孝闻名。周文帝在原州时，召他为帐下亲信；后来迁至夏州，便任命他为都督，屡次升迁至侍中，并赐姓大利稽氏。这应当是原州高平，不是建州长平郡的高平。后周田弘慷慨而有谋略，侍奉周文帝，因功赐姓纥干氏。考察他的早年经历，万俟丑奴、尔朱天光进入关中时，田弘从原州归顺。周文帝统率军队后，田弘求见并谈论政事，于是受到知遇。他的居住地属于原州高平郡，不是建州长平郡。旧《通志》把他列入泽州，错了。隋代长孙晟及其儿子长孙行布，旧《通志》把他们列入大同。考察长孙嵩，他是代地人；他的侄子叫长孙道生，经过六代才传到长孙晟。长孙晟起初在北周任司卫上士，隋开皇年间任骁卫将军。魏太和十九年，才开始定都洛阳；孝武帝永熙三年，迁往长安。长孙晟的父亲长孙兕确实随同西迁，在此以前居住洛阳，已经奉诏成为洛阳人了。他在朔州、并州有任官事迹，应列入名宦。孙思邈是隋代京兆华阴人，居住在太白山。隋文帝以博士之职征召他，他没有应召；唐贞观、显庆年间又召他到京师，他仍不接受官职；上元元年回到山中，永淳初年去世，享年一百多岁。他曾经流寓洪洞，后来住在虞乡南郭里；当地传说有孙思邈的墓，核实后才知道其实是元代孙真人、大方先生的墓。赵孟頫书写的碑文可以作为依据。李而洵《三温名字考》说：我读《新唐书》，温大雅字彦弘，弟弟温彦博字大临，温大有字彦将；三人是兄弟，却有两人的名字都以“大”为名、以“彦”为字，另一个则以“彦”为名、以“大”为字，实在非常奇异。《宰相世系表》却说：“彦将，字大有”，并说“博、雅相同”。后来我看到《大唐创业起居注》，知道此书是温大雅撰写的，其中说：“隋炀帝派使者夜里到太原，温彦将在城西门楼上住宿，首先看见使者，报告哥哥温彦弘，温彦弘骑马飞驰去启奏皇帝。皇帝正在睡觉，听说后惊起，拉着温彦弘的手笑了起来。”据此可知，三温的名字都从“彦”字；而这部书开头题作“大雅奉敕撰”，不应在书中擅自称自己的字。后来详细考察，唐高宗太子讳“弘”，被武后毒死，追尊为“孝敬皇帝”，庙号“义宗”。因此避讳“弘”字的人，把弘文馆改称昭文馆，把弘农县改称恒农县，把徐弘敏改称徐有功，把韦弘机改称韦机等。这样看来，温大雅这个名字实际上是后人因避讳而改写的。再看颜真卿叙述温氏兴盛时说：“思鲁、大雅、愍楚、彦博、游秦、彦将三人的名字，难道这样才更真实吗？” 唐代《高士廉旧志》和《正祀考》把高士廉列入霍州，说州东库拔村有他的墓。考察高氏是巨族，祖先出自渤海；神武帝的祖先迁居怀朔镇，文襄帝才出生在晋地，其他族人并不居住在怀朔。

译据《太真外传》记载：“杨国忠是弘农华阴人，迁居蒲州永乐的独头村。他的父亲杨元琰曾任蜀州司户参军。”唐史记载的杨元琰，是虢州阌乡人，由梓州参军历任刑部尚书，封晋魏国公，后迁任太子宾客，开元六年去世。古人说他心在王室，曾定计斩杀二张，不依附武三思，因此遭遇这场祸患。但这里所说的杨元琰虽然同名，其官职、品秩和籍贯都不相合，不能混为一人。” 《张睢阳传》说他是邓州南阳人；《芮城志》说他是县南张村人。明代吴甡所作《公祠记》说：迁葬在芮城，子孙于是便在这里定居。浩然正气和英武风范，本来就应当同这片土地一起长存不灭。柳氏世谱说，柳宗元属于西眷，柳楚贤属于东眷，都是柳景猷的后代。旧志把柳楚贤列入虞乡，把柳宗元列入解州。考察柳宗元叔父殿中侍御的墓表，写道：“邑籍在虞乡。”那么柳宗元或许应当和柳楚贤一同列入虞乡吧？王禹偁《五代史司空图传辨》引“《五代史》缺文”说：司空图字表圣，自称泗州人，有杰出的才华。咸通年间考中进士，平素喜爱写文章，急于求取仕进，很是自我夸耀，正直之士都鄙视他。他在使府任职，后来入朝，迅速历任清贵显要的官职。巢贼之乱时，皇帝车驾流离迁徙；司空图在中条山有祖先留下的产业，极为喜爱那里的林泉，便从礼部员外郎任上到那里避难，每天以诗酒自娱。当时天下动荡，士人多去依附他，彼此推重奖誉，因此声名大振。昭宗复位后，以户部侍郎召他到京师。司空图自恃有才而轻慢世俗，认为自己应当做宰相；当时人厌恶他，朝廷稍稍压制他的锐气，他愤懑不平，以有病为由辞职，再次回到中条山。他给人写信，不署官职和品位，只称“知非子”，又称“耐辱居士”。他的居处在祯贻溪上方，结茅屋居住，命名为休休亭，曾亲自作《休休亭记》等文。【以上是《梁史》的旧文。】考察司空图是河中虞乡人，年轻时有文采，却没有受到乡里的称誉。防御使王凝由尚书郎出任绛州刺史，司空图带文章拜见他，受到王凝的赏识；后来入朝任知制诰，升中书舍人，主持贡举，选拔司空图为上等。没过多久，王凝出任宣州观察使，征召司空图为从事。渡江以后，御史府奏请任司空图为监察御史，下诏召回；司空图感念王凝知遇之恩，不忍轻易离开，幕府任期满一百天仍未赴朝，因此受到御史台弹劾。于是他以原官分司东都，随后被召拜为礼部员外郎，不久又任知制诰。所以他文集中有文章说：“留恋恩德而耽误诏命，被贬系于洛阳，至今十年，才得进入中书；这难道是急于求取仕进的人吗？” 旧史对他一向记载不详。他一见唐朝政局日益偏僻乖张，知道天下必将大乱，便弃官归隐中条山。不久，朝廷以中书舍人征召他，又授任礼部侍郎、户部侍郎，他都没有出仕。后来昭宗播迁到华下，王图因为那里靠近皇帝车驾，立即赶去问候，随后又回到山中，所以他的诗说：“多病的形貌已是五十三岁，谁怜悯我还要借着笏板赶赴朝参？”这难道是有意谋求宰相之位吗？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请王图撰写碑文，得到数千匹绢，王图把绢放在虞乡市中，任由乡人取用，一天便全部取尽。当时盗贼遍地，唯独不进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靠王图在那里避难，得以免祸的很多。昭宗东迁后，又以兵部侍郎征召王图到洛下，却被柳璨阻挠；王图只拜谢一次便退去。梁祖受禅后，以礼部尚书征召他，他以年老多病为辞，最终去世，享年八十多岁。又考察梁室大臣，乃至敬翔、李振、杜晓、杨涉等人，都是唐朝旧族，本来凭忠义立身，享受重侯厚禄达三百多年，却在一旦之间向朱梁委身投效。其中更有甚者，还赞成弑君叛逆之事。只有王图凭清廉正直避世，终身不仕。梁祖死后，《梁史》故意搜罗王图的小过失，以磨灭他的大节，确实是有原因的。柳璨任宰相时，臣下大多被放逐。王图任监察御史时，尤其谨慎畏惧。昭宗举行郊祀礼完毕，王图上奏章恳切请求退休，说：“考察臣的本意，并不是为了做官的荣耀；从我衰弱羸病的身体便可以验证，希望能够保全名声和节操。”皇帝特意下诏准许他归山，诏书大意说：“既然以高尚自守而傲视世俗，仿佛移山以求取名声；内心只以临流漱洗为乐，做官并不专为俸禄。既不是伯夷，也不是柳下惠，却特意忘却匡正朝廷之时；反复省察思考之后，应当顺从隐遁栖居的志愿，放归中条山。”这篇诏书的辞句，是柳璨撰写的。当时人多把王图比作四皓和二疏来称誉他。只有僧人虚中说：“道士装束，水边白鹤识得春天；醉倒的野人，还要人扶。”这是说他操守端正、时时检束自身，并不是傲视世俗的人。又说：“有时观看皇帝的诏札，特意把朝服挂起来。”这是说他尊奉皇帝、内心存有诚敬，并不是为了邀取君主的宠信。《桑维翰传》说，桑维翰是河南人；他的墓和故宅在浮山县治东北五十里的夹榆村。旧《通志》记载了这件事，大概是因为河南是东都，那里聚集着许多来自五方的人。《京东考古录》说：《一统志》记载：“杨令公祠在密云县古北口，祭祀宋代的杨业。”考察《杨业传》，杨业一生从未到过燕地，何况古北口又在燕地东北二百多里，那里早已属于契丹，杨业怎么可能到达这里？而且史书明明说的是雁门的北口，却把它说成密云的古北口；撰写志书的人连东西都分辨不清，还谈什么史传呢？又考察《辽史·耶律色珍传》，说继业败逃到狼牙村，与《宋史》的记载大致相同。《密云县志》说：“威灵庙在古北口北门外一里，祭祀宋代追赠太尉、任大同军节度使的杨公。”成化十八年，礼部尚书周洪范作记，全文引用《宋史》，却没有辨明雁门北口并不在此地。《丰润县志》说：“令公村在县西十五里，宋代杨业曾在这里屯兵抗拒辽军，因有功而得名。”这也是沿袭《一统志》的说法而造成的错误。狄武襄，有人说是陕西清涧人，有人说是汾州西河人，彼此说法不同。《粤述》所记载的就是这样，应当以本传为依据。宋代吴玠任陕西诸路都统，后来追赠少师；他的弟弟吴璘同样节制陕西诸军，后来追赠太师。考察本传，吴玠实际是陕西德顺军人，旧《通志》却把他编入盂县，这是错误的。

译《明季杂史稿》说王云凤任国子监祭酒，是张璁、蔡京推荐的；又说他曾推荐杨时，秦桧也曾推荐胡安国。张璁、秦桧不过是自己收取天下声望罢了，这对两位贤人有什么妨害？又说王云凤刊刻逆瑾的条例，并把它们置于国学之中。王云凤曾上疏请求斩杀李广，以泄神人与人的愤怒。他在给首辅杨一清的信中说：“天下人的指责和注视极其严厉，后世的是非令人畏惧。”后来朝廷起用他任宣府巡抚，他却推辞；起用他督理两淮盐课，他又推辞。既然如此，他又怎么会贪恋祭酒这一官职，而反倒顾念一生的操守，将它全部抛弃呢？孙继鲁说：“或许有人因为他刚直而屡屡触犯庸俗众人，便想极力诬陷他，于是编造毫无根据的谤言吧？这大概才近于笃实公允的论断。” 《山西通志》卷一百七十九。钦定《四库全书》。《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遗事【一】。上古以来相传的典章制度，以及各种器物，都应当加以研究考订。又有些事情虽然不专属于晋地，却是由晋人首先创始，并且历代都曾赐予诏命、加以优厚尊崇的，称为“遗制”。至于有些事情不能收入本纪、列传，但史书又应当具备记载的，称为“遗闻”。把“遗制”和“遗闻”合在一起，总题为“遗事”，是为了保存掌故。本志设置“遗事”一门。上古时，仓帝史皇氏创制文字，使字形和位置组成文辞，以声韵相互生成文字。《明堂位》说：“女娲的笙簧。”【郑玄注说：“就是笙中的簧。”《帝王世纪》说：“女娲氏承袭庖牺氏的制度，开始制作笙簧。”】风后作《握机经》，开始制定军队的陈列阵法。唐代官员六十人。命令倕担任工官，调和钟律，使器用便利。命令毋句氏制作离磬。制作七▯徽，创作《大唐之歌》。设置瞽叟，把五▯的瑟改为十五▯；又命延益增加八▯，成为二十三▯。制作《咸池》之舞，并创作《经首》之诗，用来享祀上帝；将它命名为《大咸》。玄圭，见于《禹贡》。《禹》赐给玄圭，以告知他的功业已经完成。【郑玄传说：玄，是天的颜色。正义说：赐给他天色的圭，是说上天的功业已经完成。】虞代官员六十人。【《尚书》说：“设置官职只有一百人。”郑康成说：“虞代官员六十人。”唐代官员人数没有听说。尧、舜遵循同一治道，或许都设官六十人。若把属官计算在内，那么总数都达到一百人。】舜制定十二州牧。虞代五服、周代九服的制度论述如下：关于虞代五服和周代九服的制度，有人认为尧的五服本来只有二千五百里，禹又在五服之外各扩展五百里，所以说“辅成五服，达到五千里”。又有人认为尧的五服本来就是五千里；周代设置九畿，每畿五百里，而且王畿不在九畿之内，四方相距共为万里，大概是禹制五服数目的两倍。我独自认为两者其实是同一种制度。尧设置通连王畿在内的五服，称为侯、甸、绥、要、荒；每一服以内又分为三百里、二百里，这样一面就是五百里，四面相距一千里，所以总计五千里。周制除去一千里的王畿之外，称王畿以外方圆五百里的地区为甸服；这样两面相距五百里，九服都是如此，合计只有四千五百里；连同王畿计算，则为五千五百里。《大行人》所说的夷、镇、蕃三服，统称为九州之外的地区，只用贵重宝物作为贽礼。禹对于九州之外，称为外薄四海，并都设置五长；可见对这些地方的治理详略又各不相同。若说周公扩大了疆域，不也是错误吗？比如舜把象封在有庳，羲和在嵎夷测日，禹南巡到防稽，疏导弱水直到流沙；这些四方边远之地，都是古人足迹所到之处，周代所谓扩大疆域又在哪里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千二百里〕 至于土贡中北方进贡皮衣，南方进贡象牙，那么由北至南一直达到朔方、南海，也就可以知道了。可见天下舆地图籍，古代和今天其实一样；不同的地方，只是畿服划分的界限罢了。【《日知录》说：古代天子常居住在冀州，后人沿袭这一点，于是把冀州作为中国的称号。《楚辞·九欹览》说：“冀州啊，还有余地。”《淮南子》说女娲氏杀死黑龙来救济冀州。《路史》说：“中国总称为冀州。”《谷梁传》说：“郑是与周同姓的国家，位于冀州。”正义说：冀州是天下中央的州，唐、虞、夏、殷都曾在那里建都。因为郑国接近王畿，所以举冀州来说明。】《益稷谟》说：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孔安国传说：日、月、星是三辰；华是花草，虫是雉鸟；把三辰、山、龙、华虫画在衣服和旌旗上。正义说：日月星取其照临之义，山取其能够兴起云雨，龙取其变化无方，华取其有文采，雉取其性情耿介。】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孔安国传说：藻是有纹理的水草；火画成火字；粉像粟米或冰；米像聚集的米粒；黼像斧头的形状；黻是两个“己”字相背；葛的精细织物叫絺；五色齐备叫绣。正义说：藻取其有文采，火取其炎上，粉取其洁白，米取其能养人，黼取其能防御，黻取其善恶相背。孔安国传说：天子穿戴日月以下各章纹饰的服饰；诸侯穿龙衮以下的服饰，直到黼黻；士穿藻、火，大夫再加粉、米。】《王制》说：有虞氏戴冕服祭祀，穿深衣奉养老人。【郑玄注说：皇属于冕的一类，冕上绘有羽饰；凡属冕服，都是上衣黑色、下裳浅红色。有虞氏的冕服有十二章纹饰。】《祭法》说：有虞氏在大禘祭中祭祀黄帝，在南郊祭祀喾；尊黄帝为始祖，尊尧为宗祖。郑玄注：有虞氏以前崇尚德行，大禘、郊祭、祖祭、宗祭所配享的，都是有德之人。正义说：冬至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举行大禘时以黄帝配享；夏历正月建寅之月，在南郊祭祀感生之帝，以喾配享；在明堂祭祀五天帝、五人帝和五人神，以颛顼和尧配享。“祖”是始祖，“宗”是尊祖。《郊特牲》说：有虞氏举行祭祀时，崇尚使用血和腥肉、熟肉等祭品，先用气来祭祀。郑玄注：“尚”是说先行进献。《祭义》说：从前有虞氏尊重德行而崇尚年长者。正义说：虞氏帝王的德行宏大，所以尊重德行；在有德之人中，年纪大的人排在前面，因此在德行之中又崇尚年齿。宗庙中的彝尊，也用山、龙、华虫等纹饰装饰。《王制》说：有虞氏在上庠奉养老年国人，在下庠奉养普通老年人。郑玄注：上庠是右学，即大学，在国都西郭；下庠是左学，即小学，在国都之中。《王制》说：凡是奉养老人，有虞氏采用燕礼。卢氏说：举行燕礼时脱鞋登堂；崔氏说：燕礼是在俎上进献熟肉，行一次献酒之礼，坐着饮酒直到醉倒。虞氏帝王之道宏大，所以奉养老人采用燕礼。有虞氏创作《大唐之歌》，用歌声赞美帝王的美德。乐曲演奏完毕，彩凤就飞来了。因此，这种乐曲唱道：“船只张列在辟雍，鸧鸧之声彼此相应，八方之风回旋不止。凤凰和鸣喈喈。”这是说乐声和谐。《尚书大传》说：“第一次祭祀岱泰山，进献两位伯的乐舞。阳伯的乐舞，舞者作侏离舞，歌声相当于余谣，名叫《晳阳》。羲伯的乐舞，舞者作鼚哉舞，歌声相当于大谣，名叫《南阳》。中等祭祀在大交霍山，进献两位伯的乐舞。夏伯的乐舞，舞者作缦曳舞，歌声相当于中谣，名叫《初虑》。羲伯的乐舞，舞者作将阳舞，歌声相当于大谣，名叫《朱干》。秋季祭祀栁谷华山，进献两位伯的乐舞。秋伯的乐舞，舞者作蔡俶舞，歌声相当于大谣，名叫《苓落》。和伯的乐舞，舞者作玄鹤舞，歌声相当于中谣，名叫《归来》。冬季祭祀幽都▯山，进献两位伯的乐舞。冬伯的乐舞，作齐落舞，歌唱道：‘缦缦并论，八音四防，归格于祢祖。’采用特祭。〔祭祀▯山时，和伯的乐舞缺失。〕 《益稷谟》说：敲击发出鸣响的玉球。孔安国传：球是玉磬。《释器》说：球就是玉。乐器中只有磬使用玉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