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通志卷二百

译艺文〔十九，碑碣十〕。明。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疎庵王公墓碑。张慎言。万历甲午年七月壬午日，已故太宰王公在乡里的宅第去世。到了崇祯癸酉年，外孙慎言才得以为他的墓立碑表彰；此时距离他乘箕升天已经四十年了。舆论认为王公清正严肃，人心都明白喜悦。天下人追述已故宰相江陵的功业，录用他的后裔。唯有我家王公竭力辅佐三朝，声望高高超过众人。古代有人祭祀桥玄的坟墓，寻求魏征的笏板；如今却没有人为我外祖父揭开蔽塞、廓清蒙昧，实在也是盛明朝廷有所等待、尚未施行的举措。孟嘉长久离世，陶渊明刻石；他们对于外祖父，只不过表彰他的超逸情怀和高亮节操，何况我外祖父官位达到三公、孤卿之极，又值日月当空而主持国家权柄呢？王公名国光，字汝观，别号疎庵，世代居住在白巷里。高祖父王聪，生王子文；王子文生王昺，王昺生王承祖。自王子文以下，祖先都追赠与王公相同的官职。祖母和曾祖母等均封为一品夫人。王公生于正德壬申年，当时原太夫人出现了异常征兆。他四岁时，太夫人早逝。继母张太夫人送他到外塾读书，他的深沉机警无人能比。十六岁补为诸生上舍。嘉靖乙未年选为明经，癸卯年考入北雍，甲辰年成为进士。初次出仕，任吴江县令；吴江是事务繁剧的县邑，徭役赋税在江南居前，王公能够胜任职守。他饮冰自持、仰视星辰，清理积压案件，审断疑狱，查剔隐藏的弊害；疏浚沟渠水道，惩治首恶豪猾。后来裁减漕运损耗五万石，与各户应纳额相比较核定，并把每项条令教示下达。吴地狡黠的人因此胆战心惊，弱小的人则得到抚养。戊申年春，听闻母亲丧事，空着钱袋离职而去。庚戌年补任仪封县令。那里土地贫瘠，公便用德政使它得到滋润。当时运送物资的车马接连不断，他裁减驿传费用，甚至因拒绝上官的无理要求而受到责骂，也不退避。公熟悉吏治，屡次任职而声誉更加显著。壬子年任期届满，授任兵部车驾司主事。癸丑年春改任吏部考功司，历任稽勋司员外郎、文选司郎中。铨选各地官员时情况混杂，政府又从旁干扰，喜欢借机谋私，吏部往往因此受到谴责。公用正道加以调剂，像王戎那样简明扼要，像裴楷那样清正通达，使政府方面也屈服了；但他几乎被调往外地，后来迫于公议才留任。己未年升任右通政，庚申年冬请假归养，辛酉年秋入朝，壬戌年夏升任太仆卿。太仆寺原本只是作为养望待迁之地，公却整治其中利弊，绝不把它当作传舍般敷衍。不久升任顺天府尹。外戚、贵宦、权阉和豪侠充斥京城，最难治理。当时京城百姓劳役繁重，许多人瘦弱得难以支撑，公先使他们摆脱困苦，裁减没有定额的征敛一万二千余金。长安因此安静，請托断绝，击鼓鸣冤也停止了，他的声望由此大为兴起。癸酉年破格升任户部右侍郎，总督仓场，督理西苑农事。他想到积贮是国家命运的大事，过去多有隐匿损耗，于是按照旧册核查并调整改革，安排得井井有条。乙丑年春因病请求休养。隆庆丁卯年冬命他镇抚河南，他仍以病请辞。庚午年秋授任刑部左侍郎，恰逢叛人赵全等被俘押到，他撰写审讯文书，详细备述其罪状。辛未年冬升任南京刑部尚书，不久改任户部尚书、总督仓场。公原本就善于筹划，到这时更加勤勉地管理储粮事务。甲戌年春，神宗首次在南郊举行祭祀，赐宴，不久又亲自书写“正己率属”赐给他。丙子年春准予退休，赐给钞币。丁丑年冬，召任吏部尚书。江陵人张居正喜好树立名望，自负有伊尹、周公旦那样的抱负，能够虚心任用人才。公上任后首先选拔起用积压不用的人才。随后提出八件事：采纳实际政务，禁止投递请谒，区分繁杂与简要，议论调任安置，体恤低级官员，停止加纳捐输，责成有关部门，严格捕盗官吏；都关系国家大事。他尤其注意各地守令、方镇所推荐的贤士大夫，几乎每月都上报，从不虚度时日。他更加明确地向圣上陈述事务，使皇帝对奏议能够判定可行或不可行，不必等待补充文书，差不多可以达到君臣都俞的盛世境界了。己卯年冬，任期届满，升任太子太保。庚辰年二月，随从皇帝举行耕耤礼；三月，随从皇帝拜谒皇陵；辛巳年春，随从皇帝检阅武备；壬午年秋，进阶光禄大夫，追赠三代祖先，官职与自己相同。其他宴赐、赏赐服物钱币之类，数不胜数，大概是皇帝对公的倚重和信任格外深厚。江陵去世后，朝中一两位私人党羽都感到不安，彼此嘁嘁喳喳地议论，却不知道应当依附谁。楚人大司空曾省吾想要取代公。于是御史杨寅秋称公为王谦，认为他只是吏部主事；王谦大概是蒲州张文毅公的中表亲戚，杨寅秋有意倾向蒲州，想把两人一起排除。大宦官冯保暗中掌权，先罢免公，后来朝廷议论反复不定，或把人比作香草，或比作臭草，忽而说贤，忽而说佞，过了很久才定下来。有人过去认为公的所求太多；如今看江陵病重，皇上询问后事，他所推荐的是尚书潘晟、梁梦龙等人，却没有提到公，而且公又受到冯保的忌恨，才知道不能因此全面了解公的为人。公回乡那天，闭门养望，重新出仕的机会又极为艰难，门庭冷落得可以张网捕雀，魏其侯的宾客也都散去了。不久又遭到流言中伤，像欧阳永叔那样的毁谤接踵而来，于是更加受到污蔑。唉，这些都是人造成的，公又有什么过错呢！公推求真实、安守本分，居岩穴而观山川，欣赏平泉的奇石，时常醉后漫步履道里的园林，长声吟咏直到尽兴。公的性情超过常人，张太夫人去世时，他还像小孩一样哭泣。辞去政务十三年后，公才去世，享年八十三岁。著有《司农草》《司铨草》《率意稿》，流传于世。公身材高大魁梧，饮食的分量相当于几个人。壮年入朝为官，按资历平稳升迁，历来都有声望和政绩。永陵年间末期，朝廷大权的归属难以预料；公奉守职分、遵循事理，没有丝毫可指摘之处。昭陵把公遗留下来的辅佐冲圣、均衡政务的重任交给他，十年间四次更换，唯独公掌管铨选六年，使百官洗心革面、反省思虑，大法严明而小吏廉洁，这是谁的力量呢？过去人们总是诋毁江陵，其实江陵是挽救时局的宰相，各位大臣同心协力、竭尽智慧，谁能说不是这样？即使一两个党羽在楚地而不在晋地，若把他们并列视为一类，便是只因执掌朝政之人的关系而治罪。考察先朝的宰相姚文敏、尹恭简，都曾遭受横加的恶言，尹恭简离开国家也和我公一样。等到时局变化、事情平定以后，指名评论名臣硕士，没有一个被遗漏。我们山西的宰相王恭襄谴责、追论公；至于重乔庄简、杨襄毅，他们的身名虽然保全，弹劾官员所用的白简上也仍有不少不幸之语，但礼遇并未衰减。公不幸一生含冤，家传事业也收敛锋芒，又眼看旧日知交相继沉沦，于是使陈蕃、窦武难以瞑目，使典章法度少有人谈论，使牛李两党彼此猜隙，使皇帝的明诏不能见行。公南归之时，我相信公在九泉之下不会惭愧；但根据旧日事实和史官的褒贬，也不能不替国家感到惋惜。谨记下公的大义，立碑于墓道；希望后人能成就其宅相之愿。情感悲切，写下幼妇之辞；希望成为贤臣，事情又令人感到踣碑般的悲痛。让董陵的人下马经过此处，仍然想象在星辰之间听到公的脚步声；汉代的柏树高耸入云，仍仿佛要指向朝廷言路。因此，我说到这些时捶胸剖心，刻在美石上的文字难道只是我个人的私情吗？追念往事以劝勉后来者，借此彰显先人的遗德，实在要从今天开始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冀南道兵备副使王公平定寇乱碑》

译我们冀州南部的边境，依靠国家的福佑和安抚，难道不是一向平安无事吗？户口繁衍，鸡犬之声彼此相闻，具有康衢击壤的太平风气，这种情形至今大概已有二百六十年了。过去关中震动邻近地区，我私下曾有忧虑。有人说：“冀地田野本来就不肥美，不足以养饱那些贼寇；而且析城、濩泽的险要地势，是贼寇所忌惮的，没有什么可忧虑的。”我说：这不对。天下一旦有事，豪杰蜂拥而起，就像刘邦、项羽争夺天下时那样；山林泽薮可以用来暂且偷安，否则草泽中的人也会玩命冒险、凭险据守，那时我们这片土地的忧患才会大了。不久，贼首王家印带领上万人渡过汾水向南，闯入了这里。当时使君下檄文命有关官员督促百姓收拾、藏匿财物，不要给乡里留下哪怕一升一斗的东西，使贼寇无法进入；即使进入也毫无所得，不到一天就会因饥饿离去，这样的命令不止下过一两次。但百姓不肯听从。壬申年秋七月，贼寇果然带着十几万兵众，绵延一百多里，逼近高都向西而去，掳掠子女玉帛，满足后才离开。此后几乎每月来一次，沁水以南以及各县东西两面，贼寇立名号、树旗帜的接连不断，有的以万计，有的有几千人。等到揭竿而起、被迫跟从的百姓，已经达到十之五六。至于上党、汾水一带，也不止被贼寇经过数次。于是圣明的君主派遣大将军率领若干偏将副将等人，又命令大中丞亲自到军中巡视，稍有迟误便再三严厉防责边地司马，并停止宣府、大同方面的事务，前来察看这里的情况。又两次派遣军中宾客日夜督察，一点也不敢懈怠。在此以前，百姓既不听使君的檄文，又因为把粮食供给了贼寇而公私财物都被洗劫一空；贼寇经过十五六次，尾随其后的官兵也有同样多的次数。壬申年秋天，局势稍有收获，起初尚且艰难地承担供给军队的费用，父老子弟互相劝勉说：“二百多年才有今天这样的局面，你们难道还吝惜剩余的财物吗？应当把所有困弊的赋税都搜集出来，充作军队的酒浆。”不幸大军过后，又以灾荒告急；贼寇的气焰尚未减弱，我军的征发也没有停止，瓶子空了、酒器也感到羞耻，这可怎么办呢？况且大将军打着旗帜、击着鼓前来，已经更换了好几任；偏将副将以下的材官、蹶张等武官各自率领部属，为满足他们的欲望而奔走，人数多得难以一一计数。然而调度、发动和放纵的关节，愚昧无知的我不知道究竟掌握在谁手里；各方面彼此扞格不合，而文武官员无论远近、内外，叩头呼吁也没有回应。军队仪容和军令文书高高在上地处于其中，这种苦衷实在难以说尽。到今天，贼寇已经逃走，我跟随父老们，认为大概可以从早到晚平安无事了。等到痛苦稍定、回想痛苦，我才请父老们进来询问：“过去芹池的战捷，贼寇已经越过我们的县城，向西走了五六十里；当时偏将军率领两千人马，越过富店后，问明是谁在督率，命令士兵衔枚返回，杀了一千多名贼寇，贼寇于是像鸟兽一样四散逃走。” 至于龙泉的战捷，贼寇以几万人占据润城、白巷、恒……处，正在饮酒酣歌。曹将军出其不意，杀死几千名贼寇，除去坠落山崖沟堑而死的以及俘获的妇女，数目无法计算。计算前后大小各次战捷，这一战是首功。贼寇自龙泉之战后胆气破裂，不再到沁阳饮马。问是谁督促军队赶来？大将军卷起铠甲疾行，夜里从高都出发，行军一百多里，贼寇惊恐万分，仿佛军队从天而降。流寇的祸乱始于关中，其中大半是叛逃的士卒。近来有人越过关隘、逃离队伍，在□鞮之间聚众呼啸，仿效王家印。问是谁晓谕他们祸福？拿出千金犒赏首领和跟从者，他们于是下马投戈，感念恩德而图谋报答。后来都得到了相应的安置和报偿，最终没有造成叛逆的祸害，反而享受了招抚的利益，难道不是这样吗？冀州南部由守臣与巡抚各自划定辖区治理，就像农田各有田界一样。谁能在早晨赶到潞子，晚上又赶到汾水两边奔走？他们艰难支撑，终于积劳成疾，往来奔走于永宁、石楼之间。三交坪的豪杰子原督率兵将，大小作战几十次，杀敌、俘敌所得超过所失，难道不是替人代劳、替人卸担吗？郡县遭受兵灾已经两年多了。鞋子穿破露出脚跟，帽子戴正而帽带却断了，现在正是这种时候。官兵到达的数量与贼寇相当，供给军队的艰苦也同样严重。焚烧劫掠之后，问我们父老为什么不怨恨？” 多年以来，草料军粮数目无法计算，抽丁征亩税，百姓如回声一般应命而办。感念的是谁的恩德，感佩的是谁的道义，才让你们的子弟如此前来呢？军队出征的劳役，我以前从未听说过。上下之间的一切文书，大多不是功令所记载的。过去豪杰之士还说：“我不过是拼上这点鸡肋罢了。”如今国内外多有变故，军令文书在上，诸位守令势不得不强硬地说：“我把这顶官帽官带看作泥土草芥。”问是谁在其中调停？回答说：“我们的百姓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身为父母官，难道不去救火救溺，反而为了区区强硬之名自夸豪举吗？”他们忍辱负重，以忠心侍奉皇上、救助百姓。唉，这真是良工的苦心啊！将要接受命令时便忘了自己的家，拿起鼓槌击鼓时便忘了自身安危。如今还有骄横跋扈、目中无人的人，礼物甚至送到带着丝绸、肉食以及所掠得的美貌女子，穿着绣衣来拜见兵使。有些偏将副将以下的军官，也有一半因闲置不用而追逐玉帛。幸运时便越级冒领功劳，犯罪时却无人承担责任。问是谁驾驭他们？贪婪的人、骄横的人、狡猾欺诈的人，最终都受文法约束；他们能够上奏些许功劳，而我们士卒也只能借助他们的一半力量。宣府、大同并不是无事之地。大中丞统辖整个山西，贼寇像猪突狼奔一样东西奔窜，没有止息。当时风云变幻，战事将在顷刻之间发生。多年以来仓促处理军务，边地司马、御史大夫、巡按直指使者，都是听命于谁的安排而从容接受既定结果的呢？军队兴起以后，既没有只让守令依照常规办事，最终也不至于使军务牵制、军书纷至、文牒诉讼仓促繁忙；这一切大概都是听从谁的禀报而成的呢？客兵造成的祸害，自古以来大概就有记载了。难道只是大将领兵吗？小将也带兵因事而来，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军队全都是客兵。多年以来往返积累下来，大概不止百万之数了。这百万客兵，谁来做主人？是谁使他们来去平安，并且能让他们获得上奏微小功劳的机会？不仅如此，辛未年水峪之战，贼寇以几千人擅自立号“九龙”，在这里形成巢穴，占据五百多里，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有关官员隐瞒不报，负责此事的人即使知道，也说：“姑且等着吧。”假如这些贼寇还没有被斩首，等到紫金一带的贼寇猖獗之时，东西两面互相响应，上党、高都都成了这些贼寇轻车熟路的地方；他们占据一角、互相牵制，以太行山脊为进可攻、退可守之地，恐怕我们今天还不能吃上早饭。是谁提出了转移柴薪、先除祸患的谋略，毅然捣毁他们的巢穴？不幸的是中了埋伏，莽额中伤了两三次，事情几乎危急。后来他奋臂再次呼喊，贼寇首领被杀，于是铲平其巢穴，把俘虏献到宫阙。不久，西边贼寇传来消息，我们于是能够专心部署攻守，不再有东顾之忧。话还没有说完，各位父老便长跪上前说：“如果没有大夫您的话，我们这些小民又哪里知道这些呢？”

译只是前后每一个细节，都是我们王使君的功劳；我们父老子弟享受这无穷的福泽，却也不知道其中竟有这样的艰难。”我说：“确实如此，使君是用什么办法处置这些事情的？”父老说：“恐怕如果不是权谋和术数，事情终究没有办成的道理。”我说：“不，不是这样。”一位眉发皆白、年近九十多岁的老人拄杖走上前来说：“军旅之事，为什么一定要靠权谋术数？我们的使君并不专靠这些，他依靠的正是胆识、才能和智慧。”我说：“确实如此，但权谋术数有时会穷尽，恐怕才识也不能专门依靠。”三晋发生战事，到现在已有三年，不能说不久；其间兵民上下、内外文武以及宦官武臣之间的关系，复杂得难以逐一说清。即使御史大夫、大将军也都更换了三次，期间早晨任命晚上更换的官员更不知有多少。唯独使君无论先后、任职长短和远近，都始终尽心尽力，最终唱出了破斧之歌；这难道是苟且施政、侥幸求得万一吗？我心中已经有所领会，知道其中的关键了：全是使君的诚心和仁爱。权谋术数、胆识才智，有了诚心就能感动人至深，有了仁爱就能深入人心。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各位父老又长跪上前说：“这些话已经说尽了，这样就可以记述我们的使君了，请把它刻在石上告知后来的人，可以吗？” 使君名肇生，是山东掖县人，以司农郎的身份奉诏来到这里。近来贼寇逃到黄河以南，秦、楚地区骚乱不安，朝廷又选派少司马陈公奇瑜节制各省，仍让使君监督他的军队；刻在竹帛、钟鼎上的功勋正新鲜而且还没有止境。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书白公所知墓碑。杨时化 明崇祯己卯年八月十五日，大司空省庵白公在正寝去世，享年八十六岁。公名所知，字廷模，省庵是他的号。先世是陕西清涧人；高祖白清，曾祖白子富，都是县里的诸生。祖父白道，父亲白铎，都是太学生。两代都因公显贵，获赠南京户部左侍郎。母亲太淑人马氏怀孕时，频频梦见大蛇缠绕身体，惊恐异常。后来生下公，时间是嘉靖甲寅年九月十八日。公相貌端正清朗，风度翩翩如玉树临风。六岁学习章句，十岁就擅长写文章，说出的话令人惊异。十六岁补为诸生。原任都御史李栋来县任职，读到公的文章非常赞赏，说：“这不是池中之物。”每逢学使考试和观风试，公都击节称赏，在众多士子中名列第一。壬午年山西乡试中第一名，癸未年赐进士出身。甲申年授任礼部主客司主事。丙戌年调任吏部稽勋司。丁亥年因司徒公患病，请假回乡。己丑年司徒公病危，公忧愁昏乱，甚至不想活下去。司徒公安慰他说：“古人如今还有谁在呢？你只管宽解自己、努力报效国家，不要让老人替你担忧。”服丧期间因哀伤过度而病倒，服丧期满后没有补官，因为舍不得离开马淑人。后来从家中起用，补任考功司主事，大概从公开始才有了因父母居丧后起用的制度。公奉养老母马淑人进京，升任稽勋司员外郎，调到文选司，代理选官事务。公明察自持，发誓秉公办事，人们称他有如冰鉴。升任稽勋司郎中。马淑人年事已高，思念故土，公又请假回乡。乙未年起用为验封司官员，马淑人不愿长途跋涉，公恋恋不舍，也不忍离去。吏部催促了两次，公只好乘一辆车上路。当时孙丕扬任太宰，与公关系极好，便越过考功司改任文选司。适逢首辅新建张位与太宰交恶，公的任命被阻拦。太宰又上疏揭发新建张位奸邪专擅、侵夺吏部权力的情状，终于获罪离职。新建张位更加用力阻挠，选官事务因此壅滞。过了半年，等待铨选的官员有几百人。众人上疏保荐公，他才得以补任文选司。防御使而少宰孙继皋代理部务，因舆论把官员列入名册，几个月间吏部堂上空寂无人。公接任后，接连上疏陈请，获准防调当时在南京的蔡国珍，又上疏请求由代理者重新主持部务，也获准。以郎官身份频繁上疏，随即获得转圜，实属罕见的恩典。此前孙太宰创立抽签制度向公说明，但有关官员认为人选和地区不相宜，往往预先做标记，名义上叫作造签，实际上是为私人谋利。公制定统一办法，不再区分地区事务的繁简，抽签后再当面斟酌。无论远近、冲要偏僻之地，都欢喜感佩、称赞不已。这种情形从未有过。当时神宗常把奏疏留在宫中不批，公早晨上奏、晚上就得到批复；自认为深受皇帝知遇，于是举荐隐逸人才，提拔滞留不用的人。对于那些显然徒有虚名而无实际才能的人，以及卑微地依附权门的人，一定加以裁抑。执政张位因此深深嫉妒公。年例之事开始后，所谓年例，就是每年春秋把一两名言官调到外地，略示考核优劣。铨臣必须接受执政者的意思，才敢发出任命。给事中戴士衡过去曾任新建县令，常常迎合执政，替他攻击别人。公厌恶他的奸邪谄佞，没有让张位知道，便按年例将戴士衡调出。张位看到奏疏，惊愕地说：“我误了戴士衡。”公严肃地说：“是戴士衡误了您，怎么能说是您误了他？”张位大为怀恨。六次选官刚刚结束，公正好因母亲去世回乡服丧。张位趁机指使戴士衡诬奏公违法，所说全无根据，便伪造诏令罢免公的官职。太宰蔡国珍为公扼腕叹息，竭力辩护，甚至以辞官相争。张位因蔡国珍不依附自己而连同他的亲属一并恼怒，于是蔡国珍也被罢免。不久，京城忽然出现妖书《忧危竑议》，说刑部侍郎吕坤撰写《闺范图说》，逢迎郑贵妃，想要动摇国本。书中牵连张养蒙、魏允贞等十人，公也在其中。张养蒙等人各自上疏辩白，幸亏神宗明察公受诬，才得以昭雪。这时戴士衡被贬到外地，后来又发配到烟瘴之地戍守。张位不久也被削去官籍离去。辛丑年，皇太子册立，公恢复冠带和官身。从此每年都有荐举他的奏章。庚申年秋，光宗即位，广泛访求年高德劭的旧臣，起用公为太常少卿，转任光禄卿，晋升南京户部左侍郎，代理部务。当时征收、解送钱粮不能按时进行，军饷因此亏缺，士卒想乘孟冬祭陵时喧闹作乱。公随即张榜告知部属，先发给一个月粮饷，停止商人所有不急迫的请求，以补充军饷。水运兑送的本色粮，他都亲自验看，包揽之人无从从中谋利，欢呼声四处沸腾。甲子年，召任工部左侍郎，修建庆陵，工程完毕后获赐钱币。乙丑年，升任尚书，督理殿门工程。当时临幸学校、祭祀郊外等大典同时举行，工程费用以数万计，国库储藏匮乏，各项劳役都仰赖这些费用。公一人艰难支撑，不激进也不阿附，正如任南京户部时一样，人们更加佩服他的镇定。过了一年多，公见朝政日益紊乱，党争祸患将要兴起，多次上疏请求退休，皇帝下诏赐给驿马让他回乡。丁卯年，按殿门工程叙功，加太子太保。凡参与此事的臣僚都破格优厚叙功，公却只进升一级官阶。公天性孤高纯洁，不喜欢交游。前后居乡四十年，独自住在一间屋里，内宅没有姬妾，门外没有随从车马，座中没有屏风字画，穿布衣、吃粗食，身边只有一个童仆，整天关门默坐，研究性命之学。

译即使在乡里的名望极其显著美好，也不能亲自承受他的杖履之谒。所谓光明洁白、不受污秽，独立自守的君子，说的就是公这样的人。公的原配张夫人，是儒官张从龙的女儿，性情厚重端庄严肃，辅佐公治理内宅，维持家中纲纪，哪怕米盐等细小琐事也没有遗漏。她先公三十六年去世。儿子白允淳，任通判；白忱为廪生；孙白文黼为恩生；曾孙白光昭、白光耀、白光昱，葬在平头村祖坟的东面。杨时化说：“公的大节表现在掌管铨选部门时，公正廉明使人信服，是明朝兴起以来第一等人物，因此刚直不屈而受到执政者嫉恨。《闺范》一案，机关陷阱极深，幸赖神宗圣明，最终得以昭雪。泰昌年间起用废退官员，公勉强出仕，不久魏忠贤掌权，除处理公事外，公闭门不见宾客。当时同郡诸人，有的看重戍守，有的轻视婚配，只有公洁白无染。公虽位列九卿，前后任官所得俸禄只有八年，难以进取而容易退处，品格高举如霞中飞升。《易经》说：‘独立而不恐惧，避世而没有烦闷。’这些品德都可以在公身上看到。公年轻时曾与卫司马一凤同窗研习，两人都以孤高清正互相砥砺。从前杨中丞继宗，清廉而刚强；卫一凤，清廉而有气节；公，清廉而明亮。人们称他们为‘阳城三清’。” 中宪大夫韵衢霍公墓志铭（孙傅庭） 壬申年，已故通政使司韵衢霍公在任所去世。公刚由侍御史升任京兆府丞，不久又升任现在的官职。当时皇上考核名实，台省官员若不是劳绩显著，就不能依次候补。卿寺中主持授爵的人，有的虽按资历得到推升转任，十人中有九人得不到批准。唯独公接连两次升迁，往往早晨上呈启事，晚上就得到批复。皇上正准备重用公，听到讣告后深感悲痛，下诏让宗伯商议，抚恤的诏命很快就要下达。公的儿子太学生霍毓芳遵照遗命，急忙筹划安葬，安葬日期已经确定；他匍匐托请柳州王某写下行状，嘱托我为墓铭作序。我不擅长文章，而且当时正因寇警，每天率领乡人登城守卫，实在没有空暇承担此事。然而我与公交往最深，不能推辞。不久读到柳州所写的行状，内容核实而且可以流传，几乎就是一篇厚重的史传。我正好可以借此代笔报答公于地下，于是依据行状写下墓志，并附上铭文。公名锳，字中明，号韵衢。他的先祖从酆州迁到马邑，始祖名信；传至四世祖提举公仲表，曾祖为廪膳生霍麟，祖父为教谕霍自新，父亲为获赠中宪大夫的霍朝重。配偶为赵恭人，继室为孔恭人。有四个儿子：长子霍钱，次子霍录，三子霍鑛，末子就是公。霍录、霍鑛都是廪生，霍钱后来做官任临洮郡丞，父亲因此获赠中宪公。先因霍钱任郡丞的显贵而获赠承德郎，后来又因公的显贵而加赠中宪大夫。获赠中宪大夫的父亲感应奇异征兆而生下公，公端庄稳重，非同寻常。幼年读书，随即过目不忘，偶然应对也常有奇特言语。刚能作文，便渐渐超出塾师的意料。塾师多次惊叹，后来辞去。公在童年便补为博士弟子，不久领取廪饩。适逢获赠中宪大夫的父亲和孔恭人相继去世，公服丧哀毁，瘦得骨立，艰难操办丧葬，心力全都耗尽，却从未因昼夜劳苦而放下书本。学使者认为他勤学而志向坚定、读礼而竭尽哀情，便表彰他的品行。癸卯年，公以优异成绩在诸生中居首；参加乡试和会试多次失利，便安静自守，除公事外一次也不到官衙。丙辰年考中进士，任任丘县令。任丘实际是三辅中的险要县邑，距都城不过几舍，又是通往东南的要道，供应军需十分艰难。公到任后，一心让百姓休养生息，每天把父老请到庭前，询问他们的疾苦，问清需要整治、剔除的事情才停止。他不喜欢用苛刻急切的办法追求眼前快意，施政敦厚宏大而有法度，百姓自然敬畏，奉行如同头顶三尺之法。县中有许多中贵人，豪强大户凭借权势做奸私之事，有关官员不敢呵问。公一概不放在心上，但凡触犯法律便依法裁治，于是再没有人敢依仗权势肆意妄为。游学之士托人求见权贵，公告诫守门人不得接纳，因此很多人都怏怏不乐。等他们看到公治理县邑的政绩，便都相互折服而离去。县吏有时拿疑难案件来试探公，公摘出案牍中的一两句话说：“你竟以为我不懂功曹所掌的法律吗？”县吏吓得两腿发抖、神色惊惧。县库中有多余金钱若干，公全部登记入账循环使用，不拿一文钱润泽自己的钱袋。县中有个大侠号称天罡，聚集一群无赖，暗中杀人、抢劫，公查出首领，立即逮捕处死，因此盗贼销声匿迹。公两次奉台檄，撤查盐运机构，商人都知道公操守严正，虽敢按惯例送礼，却始终没有对商人横加苛扰。当时柳州管理粮务，天津有运长，某人对柳州说：“你们乡里的霍君真是清廉的官吏啊！”任县期间，荐举公的奏疏几乎满了公车，朝廷以循良异等称许，先后三次下诏褒奖赏赐。辛酉年征召入京，拟任北台，次年补任江西道监察御史。当时上谷一带说山西军饷长期亏欠，有关官员追征拖欠赋税非常急迫，公首先上疏说明重镇军民都困苦，请求发放京城运来的粮饷，缓征荒田赋税，得到皇帝允准，三镇军民都拍额庆幸，感到获得新生。癸亥年巡视东城，京城百姓相互告诫不要触犯清廉的铺役，外戚和勋贵没有一点得到徇私。甲子年奉命巡按甘肃，那里是古代的酒泉、张掖地区；外族从四面虎视眈眈，疲弱的士卒扛着武器，多次呼喊催要军粮。公严厉督促百姓运输接济，又请求留下援助贵州的募兵，以振作军威，防备外族侵入石油井、特克图、芦沟、红井等地。公约束并督促巡抚、总督、道员、镇守和部署将士，多次作战多次取胜，一时之间军功之盛为近世所未有。每年应当举行大阅兵，公的整饬督责比平常更加严谨，对边地官吏的考核优劣十分详实；兼任学政时，规章条令严肃，考核士子，选得潘光祖为第一名，在礼闱中夺魁。乙丑年回朝复命，因为屡次上疏陈述边功，触犯了不受宠的宰相，宰相便从公议论三案的话中挑出罪名，公于是被严厉处分并削去官秩。戊辰年当今皇帝即位，首先录用直言之臣，起用公为原官，骑马入朝，公更加感奋，得以抒发抱负。适逢云中守臣和吏员在兵灾之后没有加强戒备，年景又发生大灾荒，公再次上疏请求把救荒政务融入边防事务，把抚恤百姓融入修治防务之中，所说都切中要害。皇上因此感慨发放国库银两二万，救活的人无法计数，边防也稍稍得到整饬。不久奉特别选派，督理北畿学政。公想到京畿是天下首善之地，把它看得比河防城防还重要，于是更加谨慎自持、发誓公正，分条上奏整顿人心、端正士习的奏疏，共七项：一是奖励德行，二是安守义命，三是伸张节义，四是唤醒羞耻和善恶之心，五是尊崇讲学，六是端正文体，七是重视后场。皇上嘉奖，命有关部门把这些规定著为法令。公严厉檄令各郡县师生努力实行，没有人敢拿旧例敷衍。巡按八郡时，亲手用朱笔、铅笔评定甲乙，凡制艺文章一定要纯正雅正才予以录取。午、未年，京兆士子多有脱颖而出、首先登第者，舆论都佩服他的鉴别才能。其他如修葺孔庙、资助寒门俊秀、提供纸笔和粥饭来勉励文会，他都倾尽俸禄和私囊，毫不吝惜。

译公因劳累憔悴而患病，请求退休未获准，不久升任京兆府尹，抱病勉强接受职事；没过多久又奉命任银台，病势突然更加严重，最终竟一病不起。唉，真令人痛惜！公天性孝顺友爱，年少时失去母亲，侍奉获赠中宪大夫的父亲，辛劳奉养无微不至；父亲患病时侍奉汤药，祈祷愿意代父去死，睡在草席上、以苦菜充饥，终身抱恨。侍奉孔恭人，也像侍奉获赠中宪大夫一样。二哥在外做官，公与长兄、叔兄一同过着贫困生活，早晚都只依靠公所得的馆禄维持，却始终没有提出分家。华封叔兄抬着病体就医时，公开辟棣华馆让他居住，病情稍有好转。公为他备办一杯酒，无法掩饰自己的喜悦。等到兄长去世，公悲痛得想辞官，厚葬收殓，选择墓地送回安葬；兄长的子女婚嫁，都像自己的子女一样操办。族人拖欠赋税、无力迁徙时，公代他们缴清赋金，使他们恢复产业，却不向主事者请求免除。幼年遇到乞丐，他像孩子一样哭泣，便停止进食而拿食物给他。及至显贵，宗族亲戚依靠公供养生活的，不胜枚举。平日公谦和谦让，谨慎沉默，少说话。每当手持弹劾官员的白简时，却激昂直谏，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如辟斥邪说、尊崇讲学等奏疏，深深违逆时局，却始终没有因排斥贬斥而改变操守。公在中台、两河督学时的各种奏议，都还保存着。当时嫉恨公的人诋毁他，甚至说公连豆子和麦子都分辨不清。我当时混迹于京城尘俗之中，到旅舍慰问公，笑着对公说：“弟虽不才，平生刚直强项，很少推许别人，唯独对兄长心悦诚服。兄长难道连豆子和麦子都分辨不清吗？”公听后大笑说：“他们幸好还我原来的官服，让我回去辨认一番，看看我的雅量究竟怎样？”后来公奉诏入朝，我们在雁门相遇，我举酒敬公，约定要乘时建功立业，彼此欷歔，流下眼泪。公也禁不住产生慷慨澄清天下的志向。所以公竭尽全力图报国家，所献言策必定关系军国大计；主持京畿教育时，竭力挽救衰颓风气，阐明发扬文教，以此光大辅佐圣天子的中兴之治。公既已受到特别宠遇，升至尊贵优厚的职位，在台省宰辅方面的事业本来已经指日可待，却突然因劳累死于京城官邸，怎能不令人惋惜！获赠中宪大夫还是诸生时，曾与柳州先文端公互相仰慕友好，彼此期望获赠中宪大夫将来成为辅弼大臣，但最终没有实现。公既身居通显，议论者说完成先人未竟之志，本来正在于公；然而公似乎也有未竟之志，这又怎能不令人惋惜！但公的官阶只有四品，去世之日却惊动皇帝，皇上深为震动悲恻，赐给墓地并增加祭品，使公受到特殊恩典。县里人士感念公的恩德、歌颂公的道义，便请御史台奏请，将公尊祀为乡贤，使后世千秋享受祭祀。公也可以瞑目了。铭文说：他的德行如玉璧，道路如箭直；是古代循良之吏，名声如直指使者。他的进退出处，关系着时局的安危；被群小嫉恨，却得到天子的宠爱。他的才用还没有耗尽，为什么竟然就死了？皇帝在九重宫阙中致以哀悼，墓前两楹尊崇祭祀；千秋以后，听闻他事迹的人也会受到激励而奋起。资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兵部尚书、赠太子少保桐阳卫公及配夫人杨氏墓碑（刘同升） 公名一凤，字白瑞，学者称他为桐阳先生。先世从平阳迁到阳城，世代多有隐德。曾祖卫继高，补为县里的博士弟子生。祖父卫雷雷，父亲卫生防，都因公显贵，获赠南京兵部尚书。祖母程氏、母亲路氏，都获赠夫人。隆庆庚午年，公在乡试中举。万历庚辰年，赐进士出身。癸未年，授刑部主事。戊子年，升任郎中，出守绍兴。刚到任，便因母亲路夫人去世，扶灵柩回乡。辛卯年，补任青州知府。甲午年，升任陕西副使，负责巩昌兵备。因父亲年事已高，公自行弹劾请求离职，主管官员替他请求终养父亲。丁酉年，为父亲服丧。庚子年服丧期满，任青州兵备。大司空庄靖公刘东星特地上疏，请求改任公为山东济宁河道官。癸卯年，升任右参政，又调任青州道。丙午年，升任应天府丞。辛亥年，以右佥都御史巡抚郧阳。甲寅年，晋升南京兵部侍郎。丁巳年，自己陈述请求退休，没有获准。戊午年，晋升南京刑部尚书。己未年，再次请求退休，没有获准。庚申年，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参与机务。上疏辞职后，皇帝温和地谕告说：‘卿有清廉的声望和宏大的谋略，劳绩长期显著；留在枢要之任，是特意选拔任用，不准辞职。’ 天启辛酉年，晋升阶资德大夫、正治上卿。三次上疏请求退休，皇帝才准许。公在家居住了十三年。崇祯癸酉年，在乡里宅第去世。丁丑年，公的儿子廷宪上疏请求恩典，追赠公为太子少保，派官员祭祀并办理安葬，授予公的一个儿子官职。公为人端正方正、沉静少言，崇尚品行和道义。任官清廉正直。还是诸生时，跟随父亲到长安，乡里的前辈户部栗公一见便器重公。公任刑部官员时，精通法律，亲自撰写判词，廷尉没有办法刁难他。吏员也不能从中钻营作奸。大司寇潘季驯一向敬重公，说：‘卫君洁白无染，是国家的杰出人才。’公任青州知府时，政务简约而法纪严肃。巡按使对公不满，想要中伤他。姚江孙鑛任山东巡抚，对各司官员说：‘卫青州有三点是别人不能比的：刚开始做官就以刚直闻名；任绍兴知府才几天，士民便歌颂他的德政；如今喝的只是这个州的水而已，就像富郑公守青州时一样。’巡按使受清议制约，便停止了中伤，反而把公列入荐章。公治理巩昌时，哈济入侵，公为其辅助筹划，捷报传来，皇帝下诏赐金嘉奖。黄家口等地河流决口，公在河边结茅屋居住，面对烈日风沙，不怕劳苦。那年又发生大饥荒，米价突然上涨，有人提议降低米价，公说：‘这样反而会使米价更快上涨。’ 只需预先支给各项役夫的廪饩，暂且把米价抬高，商人一定会聚集而来，米价自然就会下降。果然如公所说。治理河道三年，考核成绩为最优。大司空曾公巡察河道，称赞公治理河道如同治理军队，回朝后向刘公称道。公是鉴察人物的明镜：任青州兵备时，和任青州知府一样。等到任京兆府尹时，妖民刘天绪倡乱，已经颇有迹象。公平息了这场变乱，留在京城使京师安定。郧阳控制三省，盗贼出没。当时秦地贼寇聚众呼啸，各地都骚乱不安。公说：‘这不过是池塘中的小民玩弄兵器罢了。’他采取安抚办法，起草檄文晓谕祸福，派偏将骑马赶去劝谕，贼寇便解散了。又补足旧日亏欠的军饷七千多。公天性恬淡，不争逐仕进，所以从少司马升为大司寇，不久又改任大司马，都是因为在南京任职使他安适。多次上疏请求实现最初退休的愿望，能够在急流中勇退，士大夫都很推重他。闭门居住乡里，与有关官府的书信往来断绝。救济灾荒、抵御盗贼时，倾尽钱囊赈济帮助，乡人都歌颂他的恩德。夫人杨氏，是贞肃公第五代孙女。父亲杨连光，母亲原氏。夫人幽静闲雅、贞洁安静，内宅妇德一向著称。家世显赫，却不忘居家俭约，有时一年到头只穿洗过两次的衣服，完全忘记自己是贵人家的夫人。公四十岁还没有儿子，便选择了几名适宜生子的女子纳入；后来有了子女，爱护他们如同亲生，终身没有多余积蓄。

译即使侄子贫困至极，公也从未随意给予财物。夫人与公一同享年八十多岁。公去世后，夫人悲痛不食，过了十五天也去世了；二人一同祭祀并合葬。儿子是廷宪、廷亮。丁丑年，廷宪考中进士，能够继承家业。刘同升说：‘士大夫一生的出仕和退处，大概是他的大节所在。’出仕则调动有用的鼎鼐之才，退处则成为无瑕的公卿，对世人的益处是一样的。我考察熹宗、光宗年末，逆党宦官掌权，贤者树立名节、凛然有生气的人，难以一一列举。其中也有留恋权位而不肯离去，终于招致奇祸的。我曾听士大夫说：‘一个人若声望不能居于众人之前，做官却不肯居于众人之后，见到时机便勇敢退处，这是很难做到的。’卫公在朝内朝外任职四十多年，才升至大官，最终在陪都南京退休；然而俸禄又领了三年，稍稍拖延岁月，后来加授保傅之职而终老。这或许也是人之常情吧。公见到诏令便撰写《鸿猷》，可见他晚年仍能保全节操，并非偶然。我听说公居乡时，从来不蓄养歌伎，不兴土木，不置田产宅第，这些都是他不屑做的。乡人看不出他有缙绅贵人的奢侈习气，光辉长远而有荣耀，恩泽能够施及子孙，是有原因的。我又听说公任青州知府时，有一个妇人用男子口吻说，某卫所军士被某人殴打致死，尸体被埋了。有神灵告诉她说：‘若不是卫公清廉，不能为你昭雪，为什么不去向他申诉呢？’公一审问，凶犯立即认罪。狱吏的一名侍女被鬼魅附身，官署中多次起火，狱官害怕，便向鬼魅祈祷。鬼魅说：‘大司马坐在公堂上，进出特别艰难，除非把你的女儿送到外面去。’狱吏于是把女儿送了出去，火灾便停止了。这件事也足以看出正气所能镇压邪魅。我要表彰公的大节，又记下这些逸闻，用来告诉那些在出仕和退处之间不肯苟且的人。国朝。田赠君墓表　仇兆鳌 我在戊辰年分校南宫考试时，结识了田克五，于是了解到他尊父霖商君的事迹。后来霖商君去世，田克五派人赴京，带着他亲自撰写的墓志，请我为墓表作序。我已经以文才浅陋推辞了。过了八年，我游历南海，遇到任英德县令的田克五，他请求更加恳切；他的堂兄慎典、协五又再次向我讲述他叔父的逸事。霖商君曾经使自己脱离危难，他所表现的义行是古人也难以做到的。安葬那天，墓志已经磨刻在石上，却没有流传下来。协五撰文叙述这件事，在坟墓下哭泣焚烧。于是他对我说：‘若不是叔父，就没有今天；希望先生为他作表，使他的事迹流传。’唉！使隐微者显明、使幽潜者彰著，是史官的责任。何况先生学问深厚、德行成就，大节又卓然突出呢？况且田克五的请求不向别人提出，只因像我这样孤立少合的人，他不怕三番五次来求我，我怎么敢始终以才疏学浅推辞呢？根据墓志，先生名雨时，霖商是他的字。元朝末年，有位隐士名真，从高平赤土坡迁到阳城化源里，所以家世代为阳城县人。传至九世省祭公名三驱，以孝闻名，生有三个儿子：长子雨化，次子雨公，先生是幼子。先生天性孝顺友爱，专心求学、努力践行，常把磨砺世道、淳厚风俗作为自己的责任。补为博士弟子员，多次在乡试中受挫，于是断绝了求取功名的念头，潜心研究性命之学，尤其精通《易经》。他曾亲手编纂《全史》，把其中有关治乱兴亡、关系世道人心的内容，和《易经》所说的否泰、剥复相互参证，考察它们的根源，大概是以《皇极经世书》为本。有来叩问的人，他只是粗略举例说明，但其中的精微心得终究不能告诉别人。古今谈《易》的人，焦赣、京房都以数理为主，程颐、朱熹专门讲理，只有邵雍精通数理而又以理为根本。《系辞》说“参天两地而倚数”，孟子也说“数过时可然”，那么关于阳九百六的说法，又怎么能全盘否定呢？刘向传述五行，班固因而作《五行志》，借此说明人事以彰显天意，对于世道人心并非没有补益。然而庐陵人讥讽它是诬妄；您的推衍经义，大概与班氏作《五行志》的用意相近，只是您的心得终究难以用言语传授，这正是您谨慎防微之处。您慷慨豪迈而很有大节，曾经救人免于死难，始终不说那个人是谁，我也不知道。闯贼窥伺阳城，声势非常猖獗，县人想迎接他以免祸，您严肃地斥责他们，并对人说：“我是捍卫名教的屏障，难道还要问什么穷困显达吗！”听到的人都因此受到感动。躲避贼乱时，您带着幼子和兄长的遗孤同行；贼兵追来，势不能两全，您舍弃幼子，独自背负兄长的遗孤，仓皇奔走在山谷之间。幼子恐怕不能幸免，当时众人都称赞您的义行，彼此惊叹不已。您说：“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难道是想做邓伯道吗？”兄长的遗孤就是协。五协五把这件事详细地告诉了我，而田子作志时却没有听说，那么您暗中行善而世人不能知道的事，必定还有很多。《志》中所谓“急人之难，耻于见德”，确实如此！您相貌魁梧，声音像洪钟，在人多的场合坚持正论，侃侃而谈，丝毫不作迁就。除了读书之外，不过问家人的生产经营。您家原本富裕，明末兵乱中家道衰落，生活贫困却安守其志，神色安然。您八十二岁去世。您先后娶了三位妻子，她们都先于您去世，暂时安葬在祖坟旁边。康熙庚午年二月，您与她们合葬在城北山头的新墓地，这是合乎礼制的。原配延氏，继配梁氏，生子徽典，是本县诸生，就是前面带着躲避灾难的那个孩子。继配白氏，生子从典，就是克五；他在戊辰年考中进士，做县令，有清廉能干的声誉，因覃恩而追赠您官职如其官阶，延氏、白氏都追赠为孺人。您下葬时，田子遵照遗命，在墓穴中为您撰写墓志铭。我想到您有暗中行善的德行，又潜心研究理学，不能不为您表彰。您一生的琐细节行以及子孙的婚嫁，志书中都记载得很详细，这里不再书写。我只叙述您最为显著的行谊，并且深深惋惜没有看到您研究《易》的著作。后人如果能够珍藏您的遗稿，扩大它的流传，那么您就可以永垂不朽。因此我在墓道上为您立此铭文，并用它告诫您的子孙后代。《前明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级蔡忠襄公墓志铭》汪琬

译前明崇祯十七年春二月初八日，流贼李自成攻陷太原。原任山西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蔡公懋德为此殉难。贼军长驱进入京师。不久，福王在南京称制。于是礼部尚书顾公锡畴上疏，请求褒奖蔡公，说：“京城沦陷，天地崩裂，大小文武官吏相继抱头逃窜，甚至迎降献城，为逆贼倒戈效死力的人，实在很多。至于慷慨赴义的人，却很少见到。臣懋德以一人之身控制防守，全晋之地都充分见到他的功劳；事情到了穷尽、形势十分危急的时候，他洒血与众人盟誓，发誓不与贼人同生。城池陷落那一天，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志愿。他又能倡导率领旗鼓弁流，成为一时节义之士中的冠首。如果不厚加恩典，怎么安慰忠魂，并向世人显示以死勤事者应得的报答呢？”奏疏呈上后，朝廷特准祭祀安葬，建立祠堂，谥号为“忠襄”。当时权臣马士英与顾公素有旧怨，谄媚马士英的人于是弹劾顾公失守之罪，因此追赠和荫封都没有实行。东南士大夫争相扼腕长叹，认为报答蔡公还远远不够。当初蔡公巡抚山西时，正与陕西督臣孙公传庭相互配合，抗击贼军。后来孙公十多万军队在潼关大败，李自成进入西安，又攻掠榆林，蔡公所属的平阳、汾州都大为震动，于是嘱托巡按御史汪宗友守卫太原，自己只率三千疲弱之兵，日夜往来，在黄河边抗拒贼军。他先在大庆渡打败贼军一次，又在风陵渡打败贼军一次，再在吉乡渡打败贼军一次，双方相持了四个月。蔡公多次上疏请求军粮，没有得到答复；请求调发禁军以及大同、宣府的军队来援，也没有得到答复。贼军从榆林出发，声称要进犯太原，于是太原再次告急。汪宗友写信催促蔡公回来保卫晋王，晋王也向蔡公请求救援，使者前后不断。蔡公不得已，把部下士兵分成三部分，派两千人守卫平阳、汾州，亲自带一千人驰入太原。蔡公回来后，汪宗友立即逃走，贼军于是从平阳渡过黄河向北进军。后来汪宗友在路上听说此事，认为是自己催促蔡公回来的缘故，害怕获罪，便谋划把责任推给蔡公以自我解脱，上奏诬陷蔡公不救援平阳。朝廷有诏令蔡公解任听候审查，并命郭景昌代替蔡公巡抚，命阁臣李建泰督率军队前来救援，但两人都逗留不前。李自成派伪使者诱劝蔡公投降，蔡公砍下使者的首级，挂在竹竿上示众。有人劝蔡公说：“贼势已经深入，何不按照旧例出境等待替代者呢？”蔡公毅然说：“我是守土的臣子，应当死在守土之职上。此时存亡只在呼吸之间，怎么能借解任为口实来图谋自身便利呢？”于是向军民发誓。李自成登城攻打太原，因蔡公杀了使者而大怒，带领全部人马五十万人抵达城下。此前，蔡公估量城外险要之地，埋下火炮等待贼军；贼军恰好在炮上扎营，于是蔡公夜间招募壮士发动火炮，杀死无数贼兵，李自成自己也几乎丧命，因此更加愤怒，指挥军队贴近城墙强攻。第二天，大风拔起树木，卷起沙石，白天也昏暗不明，守城墙的士兵都无法站立。又过一天，城池便陷落了。蔡公先起草遗疏，藏在怀中，到这时交给赞画、知县贾士璋，自己则督率部下巷战了很久。眼见形势不能支撑，部下士兵想劫持蔡公逃走，蔡公厉声拒绝，径直下马步行进入三烈祠。三烈祠原本是为祭祀山西各位先贤而建的。当时跟随蔡公的还有几十人，蔡公从容登上祠堂，面向北方叩首，呼喊道：“臣的力量已经耗尽，不敢不以死报国。”向各位先贤的神主牌位拜了两拜后，他解下腰带，在祠堂东面的梁上自缢。跟随他死去的，从中军副总兵应时盛以下共有若干人。李自成进城后急忙悬赏搜捕蔡公，有人指示尸体所在，贼军便将尸体砍伤后丢弃在海子。材官段可达查访得知此事，暗中买来棺材草草安葬在南门外东冈。我 本朝顺治五年，蔡公的儿子方炳、方炌前去背负蔡公的灵柩回太原，人们没有不含泪为他们送行的。又过三年，择定吴县妙明山山麓作为葬地，方炳拿着蔡公的行状来请求撰写墓志铭。唉！替人谋划军队，军队失败就应当为之而死；替人谋划邦国城邑，城邑危亡就应当与之同亡。蔡公既然奉诏解任，本来完全可以找借口为自己开脱。即使暂且在边境等待获罪，也可以；否则与众人一起逃奔，等待贼军出现破绽以图后计，也可以。但蔡公都不这样认为。蔡公治理太原不过两年左右，自从三秦瓦解以后，内部没有隔夜的粮食储备，外部也没有像蚂蚁、蝼蛄那样微小却可依靠的援兵，只能张开空弓、裹着空腹，竭力同虎狼抗争。到了最后，贼军用利益诱惑他，他不为所动；用死亡恐吓他，他也不后悔；以身殉国，保全节操于地下，这难道是仓促之间能够做到的吗？蔡公平素尊奉王文成公的学说，到老年还聚集诸生讲论不止。假如幸运而功成名就、享有封爵，那就是文成公；不幸而身死国破、尸体弃于沟壑，那就是蔡公。虽然遭遇不同，但同样可以不朽。蔡公还是举子时，得到王文成公的《传习录》，读后感叹说：“圣学的源流就在这里，我从今以后知道应当尊奉谁了。” 所以他谈论学问，把致知、格物作为根本，把至诚作为归宿，把“知及之、仁守之、庄以莅之、动以礼”作为循序渐进的层次，把发愤、质疑、深造自得作为用功的方法，而特别推尊王文成公，认为他是正统传承。由王文成公上溯朱熹、陆九渊等儒者，由这些儒者再上溯孔子、孟子，源流派别洞若观火。由此才知道，蔡公之死，是期望自己不愧于所学，不辜负君主和父亲，这正是孔子所说的“成仁”和孟子所说的“舍生取义”。与普通男女拘守小节的谅解相比，实在有天壤之别。根据行状，蔡公名懋德，字维立，别号云怡。祖先世代居住在河南新蔡，宋室南渡初年才迁到吴地。曾祖安，从太仓迁到昆山。祖父畴，获赠某官。父亲允忠，获赠某官。到蔡公这一代，三代都冒用陈姓；蔡公显贵后才恢复本姓，改归蔡姓。他在万历末年考中进士，初任杭州推官。上级推荐他的治理政绩为第一，本应入朝任给事中，却因触犯同县阁臣顾秉谦，改任礼部某司主事。后来又触怒太监魏忠贤，告假回乡。魏忠贤被诛后，他重新补任礼部官职，历任员外郎、郎中，出任按察司副使，提督江西学政，改任嘉湖道，升任布政使司右参政兼按察司佥事。遭逢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后补任井陉道，升任左参政，改任宁前道。我

译本朝军队大举入关时，蔡公有守城之功，也有松山战功；又因触犯阁部杨嗣昌，功劳没有得到叙录，改任济南道，升任山东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他所任之地都很有声望，受到上级倚重。在宁前时，祖大寿将军镇守边地已久，士卒颇为骄纵，蔡公对此忧虑，进入军营，先假意同祖大寿和善交谈了很久。祖大寿高兴后，蔡公才慢慢说道：“边境事务紧急，幸亏幕府同心协力，难道敢互相为难吗？只是您的部下把商民当作鱼肉，任意侵害，将军您不知道。我请求惩治他们，以保全将军的美名，使之有始有终。”祖大寿恭敬地答应了，边地百姓因此得以安宁。总监高起潜尤其尊贵蛮横，蔡公写信责备他说：“我与贵监相见的礼仪，礼典中没有记载；宪纲和体统，应当依据义理来确定。贵监如果身份不肯屈下，就是凶恶的德行；我们这些官员如果身份不能伸展，就是失去职守。如今如果只让我们尊崇朝廷命令，而贵监却常常能够使士大夫屈节，欢然地沟通宾主之情，那么贵监可以享有谦谦君子的声誉，我们也能伸张正直不阿的气节，岂不是双方都能成全吗？”高起潜无法驳难。适逢因灾异奉诏议论政事，蔡公极力指出，平定天下必需有经世济民的才略；而这种经世济民的才略如果不以圣贤大道为根本，只知见小利、求速效，最终不足以拨乱反正。他又说，儒者的心学没有得到阐明，往往只知结党同类、攻击异己，祸乱实际上就由此埋下根基。蔡公升任山西巡抚后，庄烈帝在中左门召见他，问治理天下的要领。蔡公首先说，四方多事，都是由于百姓贫困而成为盗贼；臣负责安抚，应当先让贫苦百姓有饭吃。又说，爱护百姓没有比考察官吏更优先的，考察官吏没有比先考察自己更优先；如果臣不公正、不廉洁，凭什么使属吏心服而接受考察？又说，军队富足以后才能强盛；想要设置屯田，就必须使永不起科的命令得到信实执行。庄烈帝很赞赏并采纳了这些意见。他始终坚持正道、不向权势屈服，大致就是这样。明朝末年，朝廷中那些大官贵人，只知道各自把持门户，日夜用言语互相攻击；像蔡公这样的贤能之人，却总是被弃置、排斥到外地去。假如当时给予蔡公便宜行事之权，资助他调遣军队，使他能够左右支撑、抵御西北，那么天下局势还可以挽救。危急倾覆之时他们不加体恤，反而彼此践踏社稷、使国家覆亡，究竟是谁掌握着国家大权？蔡公难道能代替他们承担罪责吗？可是议论蔡公的人还说：“失守太原，又说没有救援平阳。”凭蔡公的风采气节，已经足以与日月争辉；那些卑劣琐碎、蛀蚀国家、败坏宗社的人，事后竟还厚着脸皮，逞私意来压制公论，既不惩治自己的内心，反而怨恨正直之人，难道不是应该让人流泪痛哭吗？蔡公享年五十九岁，妻子徐淑人比他晚十五年去世。儿子三人：长子方熺，是国子监生，徐淑人所生；方炳、方炌，是次子和幼子。方炳是长洲县学生，侧室顾氏所生；方炌是苏州府学生，侧室叶氏所生。女儿二人，女婿管熙、陈哲庸，都是诸生。孙子孙女若干人。方炳所作行状，叙述蔡公的官政很详尽，我只略述其中大要，又作招魂辞来铭记蔡公：“公啊，请归来吧！雁门山高耸险峻，道路遥远艰阻啊。河流浩荡奔涌，蛟龙蝌蚪盘踞其中啊。归来吧归来吧，不要久留在外啊。公啊，请归来吧！高高的三尺坟墓，封土像马鬃一样啊。苍松、桧树、楸树，森然排列成行啊。归来吧归来吧，乘着云龙而来啊。公啊，请归来吧！雕刻的椽子、朱红的楹柱，有高大的祠堂啊。羊羔肉、兔肉，杂以小猪肉煮熟啊。归来吧归来吧，献上清醇的酒啊。公啊，请归来吧！浩浩元气，烈烈长风啊。大书特书，载入史册啊。归来吧归来吧，经过千亿年，美名也不会泯灭啊。” 《李水部墓志铭》　刁包 从前范忠宣为李水部撰写墓志铭，那篇文章至今还在流传。我才疏不敏，哪里敢奢望赶上忠宣呢？但今天这位李水部，本来就不愧为有宋的李水部。我请求继承忠宣的事业来为他说几句话，可以吗？忠宣的文章能够使李水部更加受人尊重，我的文章未必能使李水部更加受人尊重；但我私下希望凭李水部的德行来使我的文章增重。我是在他治理百里小县时同他结交的。那座百里之邑与我的祁县相距不过两驿。起初偶然相遇一次，便欢快得如同平生旧交。后来各自遵守不越境交往的礼义，只以文章技艺相互往来。时间久了，志趣相同、道义相合，贤者循良，受到如陈蕃下榻相待；我这个布衣则乘坐如康节先生所乘的车。每次携手相见，整日谈经讲道，成为常事。凡是当地有声望的士人，没有不登门请教的，仿佛鹅湖、白鹿洞书院讲学的旧事。他将要调入京城时，前一天辞去地方政务，第二天屈尊来到我这个下邑，用“斯文在兹”四字题在我的宅第。登堂拜见老母，送给她衣服，住了两夜便启程。我也一同前往；当时他已经整理行装准备上路，于是我在西门外设帐饯行，举酒为他壮行。士人百姓攀住车辕送行，前后济济一堂。先生不以此为荣耀，唯独以我一人为他祖道送行而高兴。如今海内各位君子的知交很多，在先生那里，我确实算是其中显著的一位。去年先生去世，我不胜同道凋零的感伤。今年夏天，他的次子不远千里，带着厚重的礼物，拿来行状和两个兄长的书信，请我撰写墓志铭。我按道义不能推辞，因此仿效范忠宣来写这篇文章。根据行状，先生名甲黄，字九影，别号金漳。他的先世都具有明德，高祖父纪生东峪公天宠，天宠生小峪公之馨，之馨生赠君冲虚先生养志；冲虚先生以明经任忻州广文。他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忠诚廉洁，各种美德无不具备，被追赠为文林郎。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就是先生。先生天生禀赋不凡，五岁入小学，便说出令人惊异的话。舅父严斋高公感叹他是非凡的孩子。十三岁成为诸生，十九岁取得廪生资格。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县令文澄吾先生为他设西席，以宾客之礼相待。潞州宪副王公宾吾创建书院，四方英才都聚集在那里。先生年纪最小，众人却推举他主持文坛。丁卯年成为选士，庚午年考取乡荐。过了一年，遭逢母亲去世，凡是殡殓、安葬、祭祀，都完全依照文公《家礼》，一切都诚敬笃实。贼乱时，他奉养父亲居住在城内，帮助县令筹划坚守。那时山谷中逃窜的百姓稍有可疑，当权者便把他们以奸细论罪处死，先生从旁为他们申辩，使许多人得以活命。

译甲申年听到朝廷变故，他奉父亲藏在山中，与友人何君云辉以及“两玉”在乡里的绣屏柳浪之间放情啸傲，有时对着月亮吟诗，有时登高作赋。不久父亲去世，他哀痛毁损自身，如同母丧时一样。他建造了一座小园，名为磊园，亲手栽种花木、竹子、桃树、李树等，繁茂葱郁，颇为可观。父亲、兄长和子弟们陶然相处其中，不知道天地间还有什么快乐能够替代这种快乐。他生性爱好游览，龙门、熊耳、清泉等山，都有题咏，曾一时传诵。壬辰年，亲友都劝他出仕，说：“您早年就有经世济民的宏才大略，却要在山林中终老，难道是上天造就人才的本意吗？”他勉强参加礼部会试，没有考中，被授予安邑教谕。先生说：“教和学是相互促进的，这正是我的职责。”到了安邑，他首先取法曹靖修先生在霍州、蒲州施教的成规，逐条亲自实行。县中有弘运书院，少宗伯吕见齐先生在那里主持，一见先生，便结为不分尊卑的朋友。先生远师薛文清，近师曹真予，以讲学为事业。邻近州县前来从学的人很多，于是创建尊经阁收藏经史，修建文昌祠以振兴文运，修缮苜蓿斋，作为师生藏修、休息和游息的处所。过了七年，调任安平县令。安邑士人建祠立碑，就像霍州、蒲州人士舍不得放弃靖修先生一样。庚子年到任安平，安平是京畿附近的小县，处在交通要冲，疲敝而难以治理；前任县令大多把催征赋税当作急务，因而狱讼、盗案没有一天停歇。先生到任后，把教化作为首要事务，取《圣谕》六言，逐字疏解、逐句解释；每逢朔望，便率领乡绅士民到公廨大集会，命乡老开导他们说明大义，详尽明白而恳切真挚，宛如家人父子相互劝诫。他又作了几首劝谕民俗的歌谣，四境传唱，听到的人常常流泪。因此不再专事鞭打扑责，而百姓乐于输纳赋税，诉讼、监狱和盗贼之事也渐渐平息。至于教育士子，他每季度更换评语和品第，予以奖励。间或同我在紫阳、姚江两派学说细微异同之处辨析，远近学者都尊奉他。有诸生为母亲庐墓，先生多次到他的墓道，赐给廪米；督学使者听说后，表彰其孝行，社会风俗大为改变。有恶少凭借小技艺在宫中挂名，仗势欺凌乡里，长官都无法奈何他。先生一概依法处置，他的同党彼此告诫，不敢再触犯。有个强项县令，手下有庶民任职，竟把百姓看作奇货，暗中把私盐塞进别人囊袋，再将人捆来押到公堂。那人惊惧得不能说话，先生审问他，立即查明实情，反而把诬陷者按罪治罪，人们称先生为神明的县令。辛丑年，主管部门发文核查户口虚实，各州县多半通过增加户额来博取能干的声誉。先生愤然说：“百姓的力量还有多少？再加赋税、加徭役，他们承受得了吗？”于是凡是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以及困苦无告的人，都免除其负担。每逢办公的日子，他常常到下午才开始吃饭，忙碌到呕血。旧例每个社要供给官府银五十金，先生一文不取。国法最重视缉捕逃人，每捕获一名逃犯，往往株连几十家。先生说：“朝廷难道喜欢这样吗？凡是缉捕到的，只押解本犯，不要牵连无辜。”有个从京城回来的诸生说：“不进督捕堂，不会知道博陵县令的暗中德行是无边无际的。”任满三年，政绩考核为优，晋升为冬曹官，督理宝源钱务，把长期积弊全部清理干净。又派他到古北口荒寒之地负责铸钱，租用居民，使他们劳苦憔悴，经营此事以充裕国家财用。等到回到京城官邸复命，空闲时便竭力诵读。他曾对侄子吉说：“我读《资治通鉴》和二十一史，就像吃珍美的膳食，不是不爽口，只是终究嫌它过于华丽；读《周易》以及性理诸书，就像布帛和五谷，天天使用也不厌倦。”他一生以理学自任，任博陵县令时，常与沧州严斋戴先生往来请教，书信往返片刻不停。在京城任官时，又多次同北平退谷孙先生来往，勤勉地讨论道学，著有数万言的《磊园集》，收藏在家中。他为我所作的《斯文正统序》《同寿集序》《辨道录》序，都是必将流传的文章。晚年又留心文字学，广泛购买古代名人的真迹，亲手装制成一卷，题名为“自持”；他的行囊可以说并不贫乏了。先生道学修养深厚，技艺又精湛，三晋之地共同推许他为文献之士，这是有道理的！他去世前一晚，还同同僚饮酒欢笑，第二天闭目去世。乡里的人十天内舂米都不互相撞杵，以此表示哀悼。先生生于万历三十年壬寅六月，卒于康熙五年丙午十二月初。初封文林郎，后来升任工部都水司主政，晋升为承德郎。儿子三人：馥、馡、馝。孙子二人：孝辉、焜辉。曾孙一人：仙枝。铭文说：“从前有李水部，范忠宣为他作铭；今天有李水部，我用六为他作铭。忠宣所铭的李水部，以经世济民著名；用六所铭的李水部，以道学成名。忠宣家学传承横渠之道学，却专门替水部讲经世济民；自古以来本来就有不以道学为名、而有经世功业的人。用六仰望忠宣的经世之学而惭愧，于是兼替水部阐明道学。天下本来没有不包含经世之道的道学，前一位水部把经世济民作为道学，后一位水部把道学作为经世济民。究竟是道学呢，还是经世济民呢？” 前后两位李水部，都足以芬芳后世、为人称道。皇清诰授通议大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望西田公。墓志铭　徐嘉炎 公姓田，名喜□，字子湄，又号望西，是山西大同府马邑人。他的先祖从丰州迁来。五世祖彭明，在成化甲辰年考中进士，官至陕西左布政使。曾祖世芳，任太谷教谕。祖父嘉种、父亲大稔，都是本县诸生。公官至三品，祖父、父亲都因公的官阶获赠同等官职。兄弟五人，公为长子。十五岁补为博士弟子员，十九岁考中顺治辛卯科山西乡试。又过十年考中进士，选入内弘文院任庶吉士。康熙壬寅年，因父亲去世回乡服丧。丧服期满后的丙午年，授内秘书院检讨。第二年丁未，充任会试同考官。己酉年，以思念母亲为由请假回乡。壬子年，补任翰林院检讨。此前翰林官统属于内三院，后来改三院为内阁，又另设翰林院，公所补任的仍是原来的官职。丙辰年，始升国子监司业。己未年，升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修撰。乙丑年，升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读。不久升翰林侍讲学士。丙寅年，充任日讲起居注官；戊辰年，升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庚午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辛未年，因母亲梁太恭人去世离职。甲戌年，被起用补任学士，到了京师，却因疾病不能办公，于是请假回乡。乙亥年，卒于乡里住宅。公年幼时便有文名，刚到二十岁就考中贤书，历任翰林词臣，以文史为职责，以讲习为修业。自任史官直到任詹事府长官，历次承受御试，都受到称赞，负责纂修 世祖章皇帝《实录》《三朝圣训》《政治典训》等书，都因勤勉敏捷而受到称誉；任官朴实诚恳，通达事理，不崇尚虚名，尤其重视人才。他担任会试同考官以及任少司成时所甄选、拔擢和教育的人，都是当时有名望的人才，直到今天仍被称为善于得士。

译在癸、甲、乙、丙几年之间，皇上把翰林词臣视为升任重要官职的阶梯，特别留意并慎重选拔；凡有升迁调任，必定命令选取声望卓著的人，不完全拘泥于资历次序。因此当时的士人不免竞相养成矫饰锋芒的习气，以夸耀光彩、扬名立声，希望早晚登上通显之位，而公处在这种风气之中，却安然淡泊、退让自守，不故意标榜奇异，离开众人而独自交游，唯独应当发言时却仿佛沉默。总的说来，他有如黄金和美玉般纯和精粹的资质，有从容深沉的器度；从未求胜于人，而别人也没有谁能胜过他。因此深受 皇上的知遇，每当公应当升迁时，往往都能得到俞允 获准担任讲官，这是翰林词林中的高级遴选；文墨之士济济一堂，而 皇上认为公是北方的杰出人才，特意任用他；至于学士一职，更是格外慎重，因为要出入宫禁近侍之地，参与机要事务，所以每逢职位空缺，必定反复咨询。公被擢升时，奏请后很快便得到批准，这难道不是因为皇上深知公的才德吗？公因母亲服丧而解职，服丧期满后立即补任学士，却最终因病回到乡里。一年多后去世。皇上听说公病逝，为之悲伤，交给有关部门按照常典办理。赐给祭祀和安葬之礼，礼制规格比照二品官，恩典并没有吝惜。评论者说，公与贤君相得，始终都可以无憾；只是惋惜公的仕途竟止于此。至于公一生的嘉言美行，重重合乎规范，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亲族，善待故旧，不宣扬别人的过错，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乡人称赞他，国人歌颂他，本来有许多事情无需等待别人撰文论述。我私下考察公所出生的地方，实在是云中、代北一带，土地夹杂边远鄙陋之气。《尔雅》所说的崆峒人，武帝所说的就是这片土地。贤能豪杰之士受到山川灵秀的孕育而生，必定有其不凡之处。至于风俗声教所形成的局限，当明朝庆历年间，山阴王文端公从翰林词臣做到宰相，成为一代名臣。此后将近百年，公继承了他的事业；两地相距仅七十里，名声和实际功业前后辉映于玉署。然而文端公虽身居高位，却受困于宫廷和官府，功业没有显著建立。公生逢太平清明的时代，可说是遇上盛世，只是受限于寿命，未能达到更高的官位，这些都令人叹息。嘉炎在丁巳年游学国子监时，公正是国子监的老师；我忝居翰林词林，又与公一同担任起居注官，跟随在讲幄左右，几乎有十年。公如冬日暖阳，又如春风化人，我怎敢忘记公的神色呢？公生于崇祯癸酉年六月二十三日巳时，卒于康熙乙亥年二月十八日亥时，享年六十三岁。妻子符淑人，继妻罗淑人，都有贤德，且都先于公去世。儿子四人：邰植，任州同知；邰茁，为拔贡生；邰栗；邰秀，都以读书为业。女儿三人，分别嫁给廪生刘杲、进士冯壅、太学生霍焞。孙子二人，孙女七人。邰植等将于康熙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择日把公和两位淑人安葬在司马泊的新墓地，并请嘉炎为墓志作记。嘉炎不敢以文才浅陋为由推辞，于是为公撰写墓志，并系以铭文：铭曰：齐国田氏是著名望族，公家姓氏世代绵延。公为敬仲的远代后裔，有虞舜的德泽可以凭依。越过营丘以来，又迁居幽陵。云中、代北一带，积雪深厚、寒气凝结。顾念上天生下我公，文采光华腾跃。鳣堂之中受到震动，龙门之下得到赏识。辛丑年时，登上甲第。正当这时，圣明君主如龙兴起，像苍穹从四方升起，像太阳刚刚升起。南方的金、东方的箭，彩绦飞舞，红绫辉映；作为天家的羽翼，五色云气蒸腾。公是晋地的珍宝，如屈产之乘；进入道山、蓬闼，声名在山川之间相互应和。凤鸟般的师表，麒麟般的仪范；百姓所尊崇，国家所依赖，才德如珠斗贯穿星纬，如玉壶映照冰雪。历经三十年，声誉始终不衰。终于辅佐内阁，盛美的声名蔚然。削杖而归，邪祟竖子却相互凌辱。再次进入国门，竟又患上重病。逢龙蛇之岁，箕尾星也随之上升。哲人如梁木倾折，悲痛实在难以承受。北方山岳高耸，北地寒霜凛冽。上天不肯留下这样的人，又有谁能说是憎恨他呢？把这些话刻在幽深的墓穴中，下笔战战兢兢。哪里敢说足以成为严谨的史传，只希望多少能够留下凭证。《开化寺碑》　朱彝尊 用泥土塑成神像，再涂上彩色装饰，穿绿衣、戴黑头巾，两个童子在两旁侍立，前面拴着一匹白马，说道：“文昌神的这种形象，古代有过吗？我无法知道。”筑起房屋作为宫殿，雕刻椽子、涂饰朱红楹柱，旁边有三道门，每道门有三条通道，像王者的居所，用来供文章之神栖息，称作帝君；古代有过这种做法吗？我无法知道。”那么，祭祀文昌就不对吗？回答说：“怎么能说不对呢？”司马迁《天官书》说：“北斗斗魁上方排列的六颗星叫文昌：第一颗叫上将，第二颗叫次将，第三颗叫贵相，第四颗叫司命，第五颗叫司中，第六颗叫司禄。”班固《汉书·天文志》说：“第五颗叫司禄，第六颗叫司灾。”

译《晋志》则说第四颗叫司禄，第五颗叫司命，第六颗叫司寇，这就是文昌诸星的名称。《尚书》说：“祭祀六宗。”孟康认为六宗包括星辰、风伯、雨师、司中、司命。周礼规定，大宗伯用柴薪燔燎祭祀司中、司命，小宗伯在郊外占卜祭祀四类神祇。《月令》说，季冬之月要遍祭天上的神祇，郑康成认为其中包括司中、司命。汉代律令说：“祭祀司命。”这些就是文献中所见祭祀文昌的记载。至于今天所称帝君的名号，只是出自道士的说法。他们说，凡是凭文章而进身的士人，姓名都由帝君登记；帝君能够掌握他们升降进退的权柄，因此天下争相祭祀他，甚至把他的神像迁入学宫，与孔子并列供奉。唉，实在太过分了！道书称帝君之神多次降临人世，必定成为王侯将相。可以知道姓名的，周代是张仲，晋代是凉王吕光，五代是蜀主孟昶。我曾经对这种说法感到奇怪，认为帝君既然能够用文章教化成就天下，那么他降生为人时，应该具有远异于凡俗的才华，阐发天地间的大文章，以垂教于世。张仲年代久远，暂且不论；至于孟昶所能做的，只听说他打球骑马罢了。至于吕光，史书讥讽他不喜欢读书，那么这与帝君掌管文章的道理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明白了。古代祭祀的文昌，是司中、司命；而今天称为帝君的，大概其实是司禄。世上享有优厚俸禄的人，并不都是擅长文章的人，所以司禄也未必以文章为职事。假如天下士人有才的不一定得禄，得禄的不一定有才，那么帝君掌握升降进退的权力，不就太重了吗？即便如此，把它祭祀在学宫中仍是错误的。推究道士之所以夸大帝君，不过是想动摇孔子的地位罢了。他们说，诗书虽然是孔子的教诲，但富贵利达都由帝君掌管，孔子并不参与。浅陋的儒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于是把帝君迁入学宫祭祀，神灵怎么会安于这种地方呢？开化寺是大同士人另行修建、用来供奉所谓帝君的。它的堂室制度不卑陋也不奢侈，与世间崇奉的祠庙相比并不逾越规制，神灵在这里安居是合宜的。我悲叹世人只顺从道士的说法，没有空闲考究文昌名称的意义；又感慨世俗把帝君与孔子一同祭祀于学宫的错误，而大同人独独做得正确。文章写成后，又附诗说：“那高明的文昌，是帝车旁的星次。观察天象，它的形状像头戴筐笼。考察古代开始祭祀，祭的是司命和司中。如今世人所尊崇的，却是司禄。有庄严的学宫，祭祀孔子。” 在偏殿杂乱祭祀，并不是国家的礼制。美好的边塞之地，开辟了高大的门户。建造堂屋和台阶，庭院整齐平正。祭祀典礼既已统一，祭牲和美酒也很合时宜。保佑我辈士人，使他们从这里的先民处承受福禄。先民有话说：“礼制失落在民间。”我作这首诗，谨敢把它告诉后来的人。考察武陵太守的星象传说：“三台星，第一颗叫司命，第二颗叫司中，第三颗叫司禄。”《星经》又说：“司命二星在虚宿以北，司禄二星在司命以北，司危二星在司禄以北，司中二星在司危以北。”大概这是四司鬼官的长官。《祭法》说：“天子为百姓立七种祭祀，诸侯立五种祭祀。”其中一种叫司命。郑康成认为，这是居于人间的小神，负责察看人的小过错并作出谴责警告。熊安生也说：“这不是上天的司命，所以祭祀在宫室之中。”汉代制度由此掌管。荆巫应劭说：“刻木制成长一尺二寸的人像，出行者放在箱子里，居住者另建小屋，在春秋两季祭祀。”屈平作《九歌》，把司命分为大、小二司；我怀疑所谓少司命就是《星经》所说的司命，因此他的辞句多近于《山鬼》。而大司命的辞句说：“大开天门啊！”又说：“乘着清气啊，驾驭阴阳。”这就是文昌的第四颗星。【自注】《虸蚄庙碑》天子的大蜡祭有八项，其中祭祀堤防和水沟的祝辞说：“昆虫不要作乱。”《诗经》说：“除去螟虫、螣虫，以及蝼蛄、害虫，不要损害我的禾苗。”所以要祭祀方神和土地神，向田祖报祭，向天宗祈求丰年。先王对于农事的勤劳，可以说十分完备了。我考察《周官》，凡是伤害百姓的凶鸟、蛰兽、狸虫、水神以及蛀蚀之物，无不由官府掌管。牡菊、牡橭、象牙、蜃灰、方书、灵鼓等，其驱除祈禳的方法也都记载得很详尽。只是危害庄稼的昆虫没有列入，为什么呢？难道其中有未详尽之处吗？不是这样。大概鸟兽和各种虫蛊造成的灾异，世间并不常见，因此驱除祈禳的方法很少流传；如果没有专门的官员掌管，就无法消除百姓的疑惑。至于昆虫危害庄稼，农民都知道怎样驱赶；农民不能驱赶的，官府也不能除去。所以先王特意把这件事责成田畯，把祈求寄托于田祖，并为此举行把害虫投入烈火的仪式，这样灾害便可以除去。先王治理人事、侍奉神灵的方法，大概没有不合宜的。虸蚄庙距离汾州府治一十五里。丙午年八月，我到神庙拜谒，看到廊庑所立的碑，大多粗俗而没有文采。乡里有位隐逸君子胡庭，请我说：“您何不写篇文章记述此事？” 我想到，这位神的名号在前代并不显著，但主管百姓的农事，与古代的田祖相近。至于“虸蚄”，是危害庄稼的虫，陆玑认为它属于螟虫一类。神以此为名，就如同翨氏、蝈氏以害虫名称命名其官职一样。唉！自从佛教徒、道士的说法兴起，先王祭祀典籍所记载的神灵、鬼怪名称，往往暗中被他们改易。世上祈祷报谢的人，时间久了便不再考察其中的本义。从前我年幼时，江南飞蝗遮天蔽野，看到人们所禳祭的神灵，都是佛道两家的无稽之说，蝗灾最终也没有消除。我心里知道这是错误，曾经感慨儒者不能以古人为师，动辄被佛道两家迷惑。至于这位神的名号，还遵循古代遗意；当地人准备牲畜、击鼓，在这里举行酬神祭祀，也与祈年、方社之祭相去不远。若不是胡庭的话，我本来就要借此把道理告诉世上的君子。倘若不幸遭遇严重旱灾、螽虫蝗卵之灾，就应当以本地百姓祭祀此神的做法为准则，不违背先王报祭的意义，也不被佛教徒、道士的说法迷惑，这样或许就可以了。最后用诗作结：“汾水北岸，那里的土地肥沃丰美。叫虸，叫蚄，正使你的庄稼发痒受害。神明主管此职，因其名称而不受惩罚。大田已经丰收，于是清除灾害，献上豆器盛装的祭品。” 农夫所祈求的，只是黍和稻；农夫所报答的，是从边角小路而来。我跟随籥章，唱起《豳雅》；辨明神的名号，向四方华夏宣告。皇清诰授光禄大夫、经筵讲官、文渊阁大学士，兼任吏部职务。《尚书说岩陈公墓志铭》　李光地 康熙五十一年四月十九日，大学士、泽州陈公在京城宅第因病去世。皇上深为悲痛，命有关官署办理丧事，赐给秘器入殓。特意召皇三子诚亲王，率侍卫内大臣前往吊唁祭奠，九卿也都到会。公病重以前，

译皇上还派侍医携带秘药和珍贵膳食，早晚探视；中官前来慰问，接连不断。皇上曾召医官询问病情，直到漏下三鼓。皇上仍然点着蜡烛，等待他去世的那一天。皇上亲自作诗哀悼他，赐谥号“文贞”，赙赠十分丰厚，派官员护送灵柩回乡安葬，葬期已经确定。他的儿子带着行状来请求撰写墓志铭。李光地是陈公的后辈，与公长期同在仕途，不能推辞。公起初名敬，后来加廷字，是馆选那天，章皇帝所赐。字子端，另字说岩，世代是泽州人。曾祖三乐、祖父经济、父亲昌期，都追赠与公相同的官职。曾祖母卢氏、祖母范氏、生母李氏、继母张氏，都封为一品夫人。公的祖父是州里的诸生，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凭进士出身累官至御史。公的父亲是选拔贡生，喜好行善、乐于守义。明朝末年流寇杀掠，泽州正当冲要，便在山间筑楼防御。国初姜瓖叛乱时，其党羽张斗光占据州治，用书信招降公，公撕碎书信，登楼抵抗。后来遇到旱荒，公拿出仓中粮谷，烧掉积欠券据，乡人都感激他。张夫人梦见神人赐给玉匣珠囊，写完此事后便生下公。公幼年就聪颖不凡，稍长跟随御史公的长子、庶常君学习，勤奋治学、善于作文，远远超过同辈。丁酉年乡试中举，戊戌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辛丑年 当今皇上即位，授任秘书院检讨。他请假回乡侍奉母亲，四年后返回，补任原官，转任国子监司业，升任弘文院侍读。第二年翰林院重新设置，改任侍讲，转任侍读，充任 日讲起居注，升任詹事府詹事，不久迁任内阁学士，充任经筵讲官，终于成为翰林院掌院学士，教习庶吉士。经筵讲席初设时，公首先被选中，讲解切实恳切，超出单纯解释文句的范围。每次在弘德殿讲完，便侍值内廷，成为常例。母亲去世，他离职服丧；服丧期满后补任原官，照旧担任日讲官。升任礼部侍郎。太宗 《世祖圣训》总裁一职空缺，无人担任。皇上把这个职务交给公。公虽迁任学士等其他官职，仍主持文章事务。公刚到部任职时，杜绝请托，禁止馈赠，各司官员都戒惧严肃，吏员不敢违犯。转任吏部侍郎，仍兼翰林学士。按照钱法，钱币事务本应由户部督理，但皇上认为公不徇私，命他兼管此事。公清理积弊，直到他在任时，没人敢贪取一文钱。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仍照旧管理钱法。御史台纲纪肃然，命令得到执行，禁令得到遵守。当时有人建议把旗兵调到外城屯驻、缉捕盗贼，御史李时谦认为不便，部议否定了他的意见。皇上拿这件事询问公，公极力陈述李时谦的意见是正确的，事情于是停止。由于社会风气崇尚奢侈浪费，官吏又多贪污滥权，公上疏说：“贪婪还是廉洁，是天下的大关键；奢侈还是节俭，是贪廉的根本。不节俭便不能廉洁，天下就会陷于饥寒；饥寒切身，奸邪盗乱就会兴起。请求下令朝廷大臣详细制定官民冠服、婚嫁和丧葬的制度。”这样的奏疏多次上呈，所涉及的都是国家财政和百姓生计的大事，大多得到批准。公弹劾云抚亏空军饷、辜负国家，案件审结时涉及九十多万两银子。他任职三年，风采严峻整肃，朝廷内外都畏惧他。转任工部尚书，历任户部，不久改任吏部，平定选官制度中积压堵塞的问题，重新制定数项条例，声望和实际政绩日益提高。然而他性情高亢刚直，不合于世俗，起初曾弹劾云抚。奏疏上呈后，有见识的人赞叹他的正直，却也为他感到危险。到了这时，楚抚案件发生，忌恨他的人以公有牵连为由，将他牵扯进来并加以追究，最终没有查出任何结果。公想到事情虽然已经完全澄清，按情理也应当引咎辞职，便写了恳切的奏疏，获准以原官职离任，并带着书局随行；又 命他每四天到内廷值班一次。这样过了两年，起用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又任工部尚书，改任刑部尚书。他援引法律审理案件，不把苛刻审察、深文周纳当作能干；因父母忧离职时，户部尚书职位正好空缺。皇上命令将此职位悬缺等待他。公服丧期满七天后，调任吏部，主持铨选法。临到选任时驳回不合格者，吏员往往借机谋利，公告诫负责驳回的人必须提前呈交稿件，使弊端无法施行。有一天深夜，有人袖藏千金作为贽礼前来，公斥责他离去。直到任满，公从未接见过一个候选官员。桐城张文端公退休后，公于是总理吏部事务。癸未年四月，公在南书房被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按照旧例，大臣进入内阁后便不再侍值内廷。兼任经筵讲官的，只有公和张文端公两人。公以阁臣身份兼任内廷值班，处在中枢参与裁决机密事务，谨慎小心。凡皇上召见当面交谈的事情，即使由中官转达，也从未泄露一句。即使公的儿子、学士壮履跟随公在内廷值班，公也不因此徇私。在内阁任职六年后，上折请求归乡，皇上慰留而不准。庚寅年冬十一月，公极力请求退休。皇上优厚恩赐，准其致仕，感谢 恩典的日期。皇上谕告说：“卿是德高年长、值得称道的完人。”当时正在编纂 御制文集，等到完成后才准其离去。恰逢京口张文正公随驾。皇帝到热河，在行宫去世。诏令公暂时入内办理事务，仍不准辞职。既已得到 命令，便不再请求俸禄；奏章必定系 于告假退休的官衔。第二年 皇帝到霸州，公再次上疏请求归乡。皇上认为臣光地因病请假，谕令其回宫后再奏。三月二十四日，不幸患病；过了二十六天便去世。公生于前一个戊寅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巳时，享年七十五岁。正妻王氏，封一品夫人；侧室李氏，因儿子显贵封孺人。儿子三人：谦吉，监生，任江南淮安府同知；豫朋，甲戌年进士，选为馆职后调任外官，现任仪制司员外郎；壮履，丁丑年进士。壮履任日讲官、起居注侍读学士，现任编修。女儿三人：长女嫁张璐，次女嫁张櫀，幼女许配张国相，都是仕宦家族。孙子八人，孙女十三人。公天资异禀，九岁时曾作《牡丹赋》，其中有“要使物皆春”的句子，听到的人已经惊叹他的气度。公广泛涉猎经史，喜爱河津薛文清的《读书录》，从中获得的益处尤其多。公擅长书法，善于吟诗作文，流传下来后人人都珍视。在史馆任职时，前后辈都是名士，公与他们纵横驰骋、上下相较，彼此都推重谦让。做官五十多年，始终没有离开文字方面的职务。往来于馆阁之间，出入台省，也都兼任 经筵讲官和内廷值班，撰写高雅文章和典制文字，篇册丰富充实而流丽，对杜甫诗歌有深厚造诣，钩章摘句，超过通常的解释。公留心人才，爱好风雅。新城王司寇士桢、长洲汪内翰琬，由部曹改任史职；平湖陆龙其、猗氏邵嗣尧，由知县被选拔为御史，都是公推荐的。壬戌、辛未、癸未年主持乡试，会试，所得人才很多。丙戌年，光地承蒙 恩典入内廷值班，与公及京口公共同任职。京口公综核大小事务，每天忙到宴饮时分仍忘记疲劳。公批拟奏章，我在闲暇时编纂文书，端正跪坐，每次都服用两剂。晚年相信真灵，所作《位业》一篇，虽然机要事务堆积，胸襟却深远超拔，萧然超出尘俗之外。公在乡里的别业名为午亭庄。太行山横在庄前，沁水从下面流过；即使仕途显贵，也从未忘记归乡。告假退休的那一天，

译皇上亲笔题写“午亭山村”和“春归乔木浓阴茂，秋到黄花晚节香”，以示宠荣。公亲自删定所著《尊闻堂集》，编为五十卷，名为《午亭文编》。另有著作数十种。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安葬在紫云新阡。墓志铭说：“黄河水浩荡奔流，太行山高大雄伟。云气舒展，降雨滋润，泽州正处在其中。山川降下精华，奇异之人在此孕育。值此国运昌盛之时，大大施展所积蓄的才学。身近日月，步履星辰。文章是国家的光华，恩泽滋润百姓。时世清平，风俗良善，教化成就，道统长久。谨慎小心，愿国家长享寿考。” 皇帝怜悯他的辛劳，又惋惜他的离去。他获准退休却还没有离开，又入朝掌管政务；不到一年，便在任上去世。皇帝悲痛至深。恩典和抚恤独备。公五十多年功名始终、德行完整，是一代罕见的元老。墓上有高大的树木，墓道树木如斧削、如堂宇。只有公的墓把铭文藏入幽冥，既坚固又安稳，千秋万年之后，仍将山环水绕。皇清诰授荣禄大夫、广西提督，追赠太子少保张公墓 志　钱以垲 康熙五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广西提督张公在任上去世，遗疏也传到了朝廷。皇上为此震惊悲悼，下令有关官署评定他的功劳。特赠太子少保，赐祭，赐葬，待遇超过通常规格。公挥动金钺，掌握虎符，越过山岭、航行海上，远行万里统率军队。自束发起从军，直到白首仍掌握军权、建立功勋。朝廷深切思念旧臣，按照礼制办理他的身后事。所赐荣典远远超过同辈，真可说是遇事不避艰难，死后仍享有余荣。公名旺，字月宇，居住在山西太原府兴县。追赠给公的文能，是公的儿子，世代务农。公生来英异，不喜欢农事，身材魁梧高大，能骑马奔驰、左右射箭；性情沉静少言，恭谨温和，有学士的风度。康熙庚戌年，开始受到宣府总戎赏识，从低级军官起授为偏将。此时吴三桂、耿精忠等作乱，公随主将援救漳州，奋力作战，功劳列为上等。又跟从出征尚之信的叛军，追击困兽般的贼军，等待上天诛灭他们。城上炮、弩、石块齐发，烟尘飞扬，密集如猬刺；公手持短刀大声呼喊，率先登上城墙，贼军势力溃败，大军随后跟进，城池于是攻破。后来又奉调山海关，前后凭军功补任福建督标左营游击。圣明天子神武英明，大将也奉命效力，南北盗寇逐渐被削平，但海岛上逃窜潜伏的小股贼徒仍造成祸害。康熙十九年二月，朝廷大规模从海上出兵，公也参加了。公一向是骑战将领，善于在平坦沙地、旷野、丛山和长坡之间纵马驰骋。面对艨艟斗舰，如蛟龙盘曲、龙腾飞扬，能不头晕目眩、沉溺困顿的人很少，何况还要擒贼呢？金门战役中，大司马不熟悉水师，名将用兵也不能舍弃骑兵而乘船，唯独公率领偏师在龙虎山与贼军相遇，多次击败他们，夺取营垒，大小数十战，于是接连平定各处寨堡。疾风迅雷般的威势，迎刃而解、破竹直进的形势，即使古代的虎臣，又怎能超过他呢？天子嘉奖公的勇猛，召见并慰问他，提升为掌管军政的将领。四年后，升任江南提督，驻扎松江府。当时正值战乱之后，百姓中多有奸猾之徒，军队散卒侵扰欺侮街坊，强横顽劣，无法禁制；而 国家制度规定，文官和武官互不隶属。太守治理百姓，营将治理军队。因此军民互相控告，最终也无人过问谁是谁非，公便亲自处理。他率领的部属比地方守土官更贤能，严格告诫军队，不许欺暴百姓；因此百姓归附他，常常前来请他审理狱讼。公虽然不接受馈礼，但来访者从未断绝。我家住在浙江嘉善县，距离松江只有几十里，听说此事后，心中暗自钦佩。三十七年，公改任广西提督，政绩如同在江南。我当时在粤东 茂名一带任职，与粤西百姓交错相处。那些捆柴负薪的人往来边境，都称赞公的美德，赞不绝口，正 国家定都之初，许多拔剑长吟、勇武有志的人从草莽间崛起，做到常伯这样的高官，难道还少吗？至于英明刚毅而持重，坚强有力、永不懈怠的人，若不是我公，还能有谁与之相称？公叱咤风云，奔赴敌阵如同奔赴仇人，是多么雄伟！等到他执掌法纪、守卫疆土，军政清明肃穆，又像儒者一样。他行动时如雷霆，停止时如山岳，本来足以把功勋铭刻于太常之中，使门第光大。在他去世时，有大星坠落营中，数道红色光芒流入地下。唉！作为国家屏障的辅佐之臣，上合钩陈星象，公真是一代伟人！康熙五十二年四月十八日，赐葬于康宁庄常升原。他的孤子自谦等人与我有一面之交，叩头请求我撰文。我浅陋无能，不足以彰扬他的美德功业，但又不忍重重违背他们的请求，于是揭示他光明磊落的遗德、勤劳建立的功绩，尤其重要的刻在碑上。至于他的姓族、亲党等，铭文中已有详述，这里不再赘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山西通志》卷二百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钦定《四库全书》《山西通志》卷二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