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通志卷二百六

译艺文【二十，记六十五】明 明太祖派遣官员祭祀恒岳祠　魏士举 洪武二年春正月四日，群臣前来朝见。皇帝说：“朕自从在临濠起兵，率领众人渡过长江，定都金陵。每当攻取城池，必定祭祀该地境内的山川。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不敢有片刻懈怠。近来命令将领出师中原，平定五岳、四渎、海镇，全部纳入封域。朕依托天地和祖宗的神灵，武功的成就虽然借助人力，但山川神灵实在在暗中帮助了朕。况且自古帝王拥有天下，没有不依礼制尊崇祭祀的。朕怎么敢违背呢？于是亲自选择敦厚朴实、廉洁的臣子，赐给他们衣冠，使他们斋戒沐浴、端正严肃地等待。于是于本月十五日授予祝文和祭币，派遣他们前去。”臣魏士举接受诏令，谨慎办理祭祀事务。二月十九日，在祠庙下祭祀。神灵威严显赫，欣然降临，祭祀十分光明完备。于是磨治石碑，镌刻文字，使之流传久远。神明收纳保藏万类，镇守北方；典礼所尊崇的制度，纲纪维系正在于此。还希望阴阳调和，风雨按时，万物不受灾病，百姓安宁。这是圣明天子对神明的期望，也正是神明赐福我国的灵验。同年二月，藏库副使臣魏某恭谨记载。重修五龙庙记　严琪 城南二里原有一座圣应五龙王庙，兵乱后几乎毁坏殆尽。洪武二年春天不下雨，祈祷后下雨；秋季七月不下雨，祈祷后又下雨，全境得到充分滋润，年成大熟。百姓于是商议说：“圣应五龙王庇护着我们的县邑。”朝代更替之初，主管官员开始治理此地，祈祷总有应验；如果不修葺庙宇，就无从报答神灵的庇佑。众人都说好，争相拿出财力，乐意看它建成。八月召集工匠服役，正殿和庙门依照旧址翻新；左右廊庑共三十四间，全都新建。又设置两座支祠，东边叫田蚕司，西边叫地只司。门的左边叫致思，是祈祷后坐下休息的地方；殿的右边叫陈设，是祭祀时准备祭馔的地方。神像光明显赫，龙神之位设置齐备；内外涂饰丹红，五彩焕然。落成之日，众人请我把始末刻在石上。我考察前进士连紊所作《重修庙碑》，没有记载庙宇起始的缘由。“圣应”这个名称，是元大德年间礼部所赐。所谓五龙，是把上党五龙附会到这里。上党五龙之神名为会应，并没有“圣应”的名号。又考察黎城县境内：向西距县城五十里鳌山有苍龙；又五十多里陇阜山有昭泽龙；西北二十里有岚山龙；向北一百二十里有石囤龙；相距五里左右有蜡岗龙。这些龙都能出云兴雨，其中最为灵异的是昭泽龙。这就是黎城县境内的五龙，古人把它们合并祭祀于此，所以得名。龙是神异之物，能变大也能变小，能飞也能潜藏，变化莫测；它在苍茫昏暗的云气之间蜕变形体，弥漫于宇宙，依托于山川。高兴时降下久雨来滋润万物，发怒时化为冰雹雷霆来伤害万物。难道只是黎城县一地如此吗？建庙祭祀它，上可以报答神明宏大的庇佑，下可以扩大百姓所获得的嘉惠。啊，盛大啊！我才智不敏，辅佐治理这片土地，才能不足以大力庇护百姓，但圣应五龙借助阴阳的大德，使风雨按时、万物没有灾病，功劳关系到国家，不能不记载。于是作祭享诗说：“山川深邃秀美，云气飞扬；神灵处在昏暗云气中，遍布苍穹。膏雨甘露，施布四方。陇阜山的水，吉庆源流长久。鳌峰、石囤和蜡岗，岚山缥缈，参差飞翔。神灵旌旗飘扬，龙纹森然。神灵降临，百姓万物安康。千林枣子结实，百顷桑田茂盛。大田禾黍，秋收丰盛。父老再拜瞻仰神明光辉，千秋万年永远不忘。” 重修神农庙记　杜斆 国家追补祭祀典礼，是为了表示报答功绩；各地建立庙宇、每年祭享，是为了表示感念德泽。洪武三年庚戌年六月，诏令更新天下名山大川以及群神的名号。辛亥年，命有关官署把圣帝贤王春秋两季的祭祀载入典礼，按时举行。仰想炎帝神农氏的庙宇，处处都应当祭祀，只是庙宇建在偏僻荒远之地，未能得到追崇。考察庙址，距离城东南约五十里，村里名叫安化；庙在村中二里处，七里村山水环抱，神像庄严灵异。建庙始于何时，年代久远已无人知晓。世代相传，神农帝曾经遍尝百草，经过这里，乡人感念他的恩德，便建庙每年祭祀。当时洪武癸丑年，乡中老人向明等向众人提议说：“洪荒时代，三皇的纪功之书记载，五帝正兴盛之时，建立了我们的炎帝。他以火德统治天下，百姓只能吃草木，还不知道粒食。炎帝于是种植五谷，教人从事农耕，农业便兴起了。百姓患病，却不知道药物，炎帝于是遍尝百草，制作方书，医道便建立了。农业兴起，百姓粮食充足；医道建立，百姓生命长寿。他的恩泽惠及当时，恩德流传后世。这种功德难道浅薄微小吗？我们这些人坐视庙宇倾塌，墙垣沉没，神灵将依靠什么，敬意将施加在哪里？能这样吗？” 前人为什么感念德泽，在前代创建庙宇；后人为什么背弃德泽，在后代抛弃它？如今正逢年成颇为丰足，贫者贡献劳力，富者贡献财物，使殿宇墙垣一举更新，对神农感德报功的心意也可以稍稍尽到了。”众人全都听从，乐意参加工程，约定日期没有丝毫违误。正殿五间，两侧廊庑各三间，用华饰和金色装饰，四周环绕墙垣，依次建成。于是请我作记，使其流传久远。我说：“追崇祭祀典章，是国家的公事；建庙并每年祭享，是乡人的私事。公祭和私享虽然不同，但报答功绩、感念德泽这一点是相同的。这不是私人创建的滥祀，不是用来迷惑世人、欺诬百姓的祭祀。”因此我详细记录始末，作为这篇记文。

译壶关县新筑南池记 壶关县坐落在太行山顶，地势高而干燥，土质陡峭坚硬，唯独缺少井泉，不能便利百姓。适逢有能力的人挖井，深九仞，才挖到泉水。虽然水脉不断流出，但汲取饮用后从来不能装满一瓶。井水直通州境，连邻近聚落也供给不到，于是只能积雪凿冰，供日常早晚使用。当地百姓仍有饥渴之苦。洪武丙辰年九月，三山郭公任此县县丞，兴利除害，政令教化得以推行。他忧虑百姓饥渴，简直像忧虑自身。第二年丁巳年春三月，他召集群吏、属官和乡里老人，告诉他们：“县治南关的旧地，过去积聚雨水，只是用来洗衣、饮牲畜。如今污泥淤塞，废弃在那里，像无用之物。我将趁农闲借用民力，在这里开凿疏浚，使它通连西郊的大泊，形成深广清澄的水面，只供饮食使用，可以吗？”众人于是举手加额，异口同声说：“这是百姓多么大的福气啊！”于是向州司申报，州司批准了请求。便在十日后召集附近县的民夫，畚箕铁锹一齐动工，不到十天池塘就建成了。池边用木栅栏围护，以防岸边崩塌侵蚀；池岸用墙垣环绕，以隔绝污秽杂物。西南角设置水闸，两壁像鸟翼张开，横向安置闸板；等大雨水流通行时，就提起闸板，让水从石峡流入池中。东北角设置池门，两根楹柱如山对峙，门上设置锁钥；命众人汲水时才打开，沿石级向上登出。水面宽广，便显得开阔、低洼而舒展，仿佛是天地自然造成的。水深则有堤防，水势浩荡，深不可测，宛如阴阳闭合。这样可以免除往返远处取水的劳苦，也可以慰藉人们饥渴干燥的口舌。众人请我为它命名，于是称作“惠泽”，大概取自“因民所利，惠而不费”这句话。唉，这真是堤防啊！我曾考察《易经》的大象辞：泽中无水叫作“困”，泽中有水叫作“节”。泽中有无水，卦象便分别成为“困”和“节”；正如土地有兴废，水质也有清洁和污浊。如今池水由污浊转为清洁，正如卦象由“困”转为“节”。既通过变通来尽力谋利，又推行其事使之畅通，于是把上天的恩泽变成土地的恩泽，又把土地的恩泽变成人民的恩泽。这位公可以说是能够体察《易经》道理来使百姓受利的人了。古代治理国家的人，唯独把水利之事看得最重，所以修筑大泽堤防，勤勉任事的官员，受封者多为公爵。如今这位公既有宽广的器量，又有渊博深厚的学问，因此将来必能由州官、府官而被朝廷任用；他的恩泽遍及天下，那么惠利所到之处，其深厚如渊、流长如水，哪里会有边际呢？县城南面的一些乡绅父老请求写文刻石，记载他的功绩，以示永久，使之不要废弃。公名栢，字永龄，由进士擢升为蒙阳主簿，如今任壶关县丞。《阳城县创建修建庙学记》　宋讷 皇上统治天下的第一个年头，山西局势已经安定，于是下诏命宰臣选拔有才德的人担任郡县官，以安抚慰问百姓。阳城得到知县李侯芾和主簿方侯渭。第二年，阳城县因治理有方而闻名。又过一年，诏令颁下，要求郡县设立学校官员，每所学校又设置训导四人，辅佐教化，并都给予俸禄；确定生员名额，各有等级；部使者督促勉励并加以考察。学校教授道德、六艺、武学、律学和将作等，使学生成为全面的人才，以适应当时的需要，于是天下都欣然归向这种风气。阳城作为县城，四面依傍山麓，庙学背靠城池东南面；学校地基狭窄，房屋低矮简陋。二位侯爷商议说：“作为教化培养人才的地方，反而比不上其他县，这是我们的失职。我们县虽然贫困薄弱，难道就不能扩建并更新它吗？上可以宣扬圣天子崇尚兴建人文教育的盛意，下可以把学校的美好推广到后世吧！”于是察看旧学校，西面有一片荒废的空地，便用道理晓谕百姓，材料聚集起来，劳役也到齐了；筑好地基，督促工程，又让幕宾负责监督，记录工程实情，在中间建起五楹大堂，高大明亮、宏伟华丽，题名为“明伦堂”。左右建斋舍十楹，与大堂十分相称。大堂东面稍靠后处，建造三楹厨房屋舍。又利用庙宇东面的空地，拓宽道路，转向北面，在横街上树立棂星门。这样一来，庙宇的气象和学校的规模，都远远超过了前代。又增加置办祭品，建库房储藏它们。这一年秋天开始兴工，冬天便告落成。准备为学校刻石，派人写信请我宋讷作文。我认为记事应当合宜，便叙述其中的事实。兴建学校应当推究它的根本：礼制开始设立学校时，祭祀先圣先师的释奠礼，并不是专为庙宇设置的；后来才修建庙宇来祭祀孔夫子，成为天下通行的礼制。于是各地郡县，无论大小都建学校，尤其重视庙宇。因学校而尊崇庙宇，因庙宇而彰显学校；如果只建庙而不重视学校，就不合礼制。当今皇上建立皇极，整顿常伦，正值全面扫清天下之际，奖赏勉励、封育百姓，唯恐来不及，规划宏大而深远。二位侯爷兴建学校，这就没有辜负开启教化的志向和乐于培育人才的德意。作为县令，知道重视学校；作为办学者，知道重视讲习，难道是没有见识而这样做的吗？不过，学校已经建立，所施的教化不能不是正确的教化；教育培养已经完备，所学习的内容也不能不是正当的学问。建庙、办学，难道只是让士子们聚居成群，练习言语文章的技巧吗？真正的目的，是要成就人才，阐明此道，救济百姓。道之所以成为道，学之所以成为学，大概不超出《易》《诗》《书》《春秋》之外，也不离开纲常伦理之间。要从具体事物入手穷究事理，反省自身来求得仁德；先详察小学中礼仪文艺等细节，再推求达到典章礼制融会贯通的宏大境界；以平日居家、即使在屋漏之下也不敢为人所知的隐微处为根本，最后充实扩展到天地鬼神显明的境界。这些都与教化有极大的关系，也与学习者有极为切近的关系。如果不把这些道理阐明，谁能够知道呢？唉，这种道理也很深奥吧！圣人在上，天下文明昌盛，吉祥不在于凤凰麒麟，珍宝不在于金玉璧帛；正人端士济济一堂地不断涌现，阐明此道并救济百姓，成为使国家太平的屏障和栋梁。这一切将从今天开始。我宋讷不推辞，乐意写下此文，以勉励同道，也使人不要忘记二位侯爷的德行。《静斋记》　方孝孺

译陵川郝君仲安在浦江治理关市征税，担心内心躁动、思虑烦乱，不能够应对外物，于是在官署旁边开辟一间小斋，左右陈列书籍史册，退朝办公后便收敛双膝，澄心静坐来修养心性，取名“静斋”，希望得到我的文字。关于以静为学的道理，见于《易经》，阐述于《礼记》，在濂溪、洛学诸位君子的著作中尤其完备，人人都在诵读，我不敢拿这些来专门告诫郝君。然而我年轻时曾随几位老儒生在市中游览。宽阔的街道和深长的巷子里，车马往来，鼓乐喧闹；珠玉锦绣的店铺交错陈列在眼前。我心神不定地走着，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到了晚上回去，四五次迷失道路，回到家后回想这一天，凡是眼前接触到的东西，竟然全都无法记住。可是那位老儒生坐在那里，把自己遇到的事情讲给别人听：马匹防止踩坏蹄子，车辆防止损坏车轮，鼓乐是什么乐部，道路上人们说了什么话，歌唱者说了什么歌词，为什么沿着道路来来往往，所有几里之内的事他都认识，没有一点遗漏。我大为惊讶，便问老人：“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忘记这些了。心这种东西，安静时就明亮，活动时就昏乱。你没见过镜子吗？美丑大小都能照见，是因为它安静。假如有人拿着镜子摇动它，那和破碎的瓦鬲有什么区别？”我又问：“我的心怎样才能安静呢？” 老人说：“唉，你为什么看见了却如此昏暗呢？你看见车马，难道没有想乘坐它们的愿望吗？看见悦耳娱目的东西，难道没有想要拥有它们的愿望吗？人只要没有欲望，看宝货就像看瓦砾，看车马就像看草芥，看鼓乐就像听青蛙和蝉的叫声，内心到哪里会不安静呢？你心中存有想要它们的欲望，即使想要安静并恢复明察，能够做到吗？”我听了他的话，才惊醒而有所领悟。退回来修养自己的心性三年，果然和老人没有差别。如今我即使身处朝廷之上，把我放在珍宝库中，我的心也从未动摇；是非、真伪纷纷错杂在眼前，我应对它们也从未劳累。郝君担任这样的职务，与我在市中游览大致相同，而人们都称赞他没有欲望，这大概可以说是懂得“静”了吧？如果能够没有欲望，即使手里拿着笔听取诉讼，口头判定曲直，眼睛察看铢两这样的细微数量，内心的寂静也从未稍有改变，哪里一定要处在一间屋子里才可以安静呢？浦江的风俗淳厚古朴，其中必定有隐居于市井的奇才贤士。郝君暗中寻访并向他们请教，他们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 《云郡府学碑记》　杨荣 永乐癸卯年，我随驾北征，奉命出使大同，亲自拜谒先圣庙，周遍查看殿堂，见其坍坏破损，实在不堪使用；退出来又见学生们济济一堂，颇有揖让礼义的风气，于是劝告镇守诸公加以更新。离开后三年，才有明确诏令修缮学校。都政沈公、固武安侯郑公亨、都将曹公俭各自捐出资财，聚集钱物作为倡导，又调集所属兵民，修建大成殿、东西两庑、棂星门，以及堂舍斋室，无不齐备，这才显得高大、宏伟、宽敞，于是嘱托我作文记述。我想国家历代圣君相承，对于学校政务都诚恳而谨慎地尽力办理，贤才日益兴盛；何况几位公侯身处边疆事务繁重之时，仍知道尊崇圣道、更新学宫，可以说是懂得治理国家的根本，而且见识谋虑远在常人之上。大同县儒学旧时与府学共同排列在同一片区域，县学在前、府学在后。嘉靖十二年遭乱兵焚毁，十四年知府王允修重建，稍微改变地基位置，与府学并列为左府右县。只是县学西部偏僻狭窄，四十多年间科举缺少人才。到万历三年，巡道冯子履在城内西北面购地另建；后来知县解经邦在明伦堂后修建太乙阁；三十四年，知县孙体元重修，开凿泮池，修建奎楼。《白仁岩寺记》　弋谦 从代郡向西走三十多里，就到达茹山。从茹山沿小路进入，再向西走五里左右，便到达崞县，也是代郡所属的县。崞县山上有一座岩石，名叫白仁岩；有一座寺院，名叫白仁岩禅寺，确实是晋代僧人浮屠氏远公最初创建的。寺中有旧碑可以考证，开头记载说，这里的岩石风景秀丽，地势形态奇特怪异：高处使人害怕攀登，深处使人惊骇俯视，险处不能越过，危处不敢仰望。又有名花奇草森然排列在左右，珍禽驯兽往来飞走；祥和的云气瑞丽的雾霭，早晚舒卷；山岚的光彩、林木的影子，上下交错映照。千般姿态万种形状，转眼间就不断变化，令人感叹难以描摹。碑文接着记载，远公凿石为室，以四周墙壁作为门扉。他居住的庵舍被松树藤萝拥护，讲演佛法的台上，鸟兽都静听。又有灵泉和龙祠，每逢年景干旱，祈祷总会下雨，神异的事迹尤其繁多，即使用尽笔墨也不能把它全部记完。碑文最后记载，寺中的楼台亭榭、殿堂廊庑、僧房厨房库房，以及绘画塑像和陶砖制作之类，无不齐备。从那以后，虽有僧人慧开等相继修缮，但历年久远，又屡遭兵火。至于这里的景物和形胜，都是天然形成、开辟以来便有的，本来即使千年过去也如同一日。至于远公经营创建的遗迹，全都残毁消灭，一点也没有留下，剩下的只有荒芜的地基罢了。到了圣朝尊崇佛教、以此辅助国家之后，江黄氏慧庵禅师早年投身竺干寺，拜智原长老为弟子；三十年后佛道修业已经成就，听说北方有名山胜景，便来到五台山游览，看见清凉福地，高兴地捐出自己的衣钵，创建千佛殿。工程完成后，他见寺中僧人纷杂，便自言道：“这里不是我适合居住的地方。”于是离去，来到圆果寺游览，见它靠近喧闹的门户，又自言道：“这里也不是我适合居住的地方。”又离开，最终游到白仁岩一带。他一眼望见这座山，就说：“我应当在这里栖居终老了。”住下不久，看见旧日的地基，仰头叹息，低头流泪，不忍看到它如此残破败坏。于是同僧友防庵谋划，奋然生起兴修的志向，劳累自身、苦心思虑，不怕辛勤劳苦；遍历施主之门化缘，聚集财物购买材料，招募工匠来完成这项工程。远近的人听说后，都称赞慧庵、防庵的志向，从此前来办事、参加工程的人像车轮辐条聚集一样纷纷到来。因此不到几年，正殿、前殿、伽蓝殿、祖师庙，以及山门、禅堂、东西廊庑，全都一一完工。看那建筑宏伟壮阔，佛像容貌庄严，金碧色彩光辉耀眼，黑白彩饰鲜明芬芳，即使与过去刻石所记远公的功业相比，大概也不会超过它。落成那天，请我为它作记。我既然喜爱这座山形势奇伟、为一州绝景，又喜爱乐庵、慧庵、微庵能够使衰败废弛的事业重新兴起，并且最终取得成功，这些事情都值得记载，所以没有推辞，写下了这篇记。《重修后土庙记》　李贤

译汾阴有一座后土庙，是汉武帝修建的。古代的君王在开始营建都城时，要在南郊修筑圜丘，称为泰坛，焚烧柴薪祭祀上天；在北郊修筑方泽，称为泰折，埋土祭祀大地，用来通达祭祀阳神和阴神的道理。起初并不选择远方的地方，到了汉武帝时却不是这样：祭天不在南郊而在甘泉，祭地不在北郊而在汾阴。后世君主凡有所爱好崇尚的，武帝都亲自临幸。祭祀武帝所祭之神的人，汾阴后土庙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也就很合乎情理了。然而郊外祭天只有天子能够举行，社祀祭地则从天子到庶人都可以通行，这是因为尊崇上天而亲近大地。《礼记》说：“社，是用来体现尊崇土地之道的。”又说：“只有举行社祭之事时，才单独出动一乡的人；若为社祭整治田地，国人全都出力；只有社祭时，丘乘之地才供给祭祀用的黍稷。”唉，圣人制定礼制，关于祭地竟如此重视，实在是因为地道广大，是承载万物、产生财货的根本，所以报答根本、追念源头的心意不能不厚重，并不是有所偏袒。不久，吏科给事中樊君冕拿着公文告诉我说：“汾阴后土庙年代久远，倾塌毁坏，有个叫孙能氏的人，率领乡人各自捐出钱财重新修建，庙宇楼阁已经焕然一新。” 他曾经患病，向这座庙祈祷后痊愈；何况凡是因水旱、疾病、瘟疫前来祈祷的人，没有不得到应验的，后土神暗中保佑这一方百姓已经很多了。因此不用等官府驱使，大家都发自诚心动工修建，十多年后已经落成。不急不迫，是为了使工程坚固耐久，希望得到一篇不朽的文章昭示后世，实在是幸事。”我认为后土承载并生养万物的功劳极大，庶民都可以祭祀它，正是为了报答根本、追念源头。如今说到神灵如此应验，大概是因为造化的正气真实而没有虚妄，人能够以诚心感通它，就没有不应验的。而这一方百姓对于报答根本、追念源头的心意，虽然自己未必明白，但由于神灵显验而产生的崇奉敬仰之心，本来并没有不同。先王亲近大地的礼制，也将由此显现出来。我曾看《汾阴图志》，后土庙在汾水与大河交汇的曲折处，称为汾脽。“脽”就是臀部的意思，是说它处在汾水的末端，位于县城西北，历代营建修缮的详细情况都载在碑刻中。元代按时节前来祭祀。本朝祭祀神灵全都遵从古制，后土神的祭祀设在都城郊外，汾阴后土不再列入国家祀典，所以负责崇奉它的是当地百姓。有司官员也应当顺从百姓的愿望，告诫他们不要轻慢，使他们保持敬仰而永不废止。这个县原先名叫汾阴，隋朝改名为宝鼎，宋朝改名为荣河，都是因为后土神显现祥瑞而取的名称。有人说，轩辕黄帝曾清扫土地，在汾脽之上祭祀后土，但这件事的详细情况已经无法考证了。《重修庙学记》　薛瑄 陵川是泽州所属的县，它的庙学自我朝平定天下后就规划营建，到了今天年代已经很久，大成殿、两庑、棂星门以及堂舍斋房等屋宇，全都剥蚀损坏而无人修治，祭祀神灵、培育人才的事务，都失去了应有的样子。知县任通出身乡试举人，到任之初拜谒庙宇、巡视学校，极为担心学校政务没有修治，于是便和属官谋划，趁农闲时砍伐山林，烧制瓦砖，凡是建屋不可缺少的物料，全都准备齐全。于是重新修建大成殿和两庑，增加塑像，更新棂星门；接着明伦堂、两斋也都重建，栋梁椽角、屋瓦，以及墙壁粉饰和丹青彩绘，全都焕然一新，壮丽光彩，巍峨程度都超过从前。甚至神厨、牲房，以及士人会食、退居修习的各种房屋，也全都增加修葺。工程始于天顺三年二月，到这一年九月完工。教谕张瑄、训导郭坚、陈佑，都参与并付出了辛劳。工程完毕后，因进士张瓒请求作文刻石，以示长久流传。我认为学校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自从虞舜设置典乐、司徒等掌管教化事务的官职，到了夏、商、周三代，学校政务已经十分完备；当时有小学、大学，是教人的次序；洒扫应对、六艺八目，是教人的条目。概括说来，归根结底不过是使人知道自己本性所固有的东西，以及职责分内所应当做的事罢了。汉、唐以来历代虽有学校，但要寻求像三代那样兴盛的情形，却寂寥无闻。大概三代之时，圣人之道大为彰明，所以教化方法有其根本；自孟子去世后，道统不再传承，因此教化方法失去了真实。宋代二程和朱子既能够接续孟子的传承，于是深入探究上古教人的方法，认为必须经过小学、大学，通达各部经典的精微义理；归根结底，也在于使人知道本性所固有的分量和职责所应当做的事。二程朱子的学说虽然明白，但屡次受到狂妄之说的压制，所以各位君子的道理始终不能在学校政务中大力推行。到了我大明皇朝，正值文运大盛之际，于是内设成均，外设郡县学校，教人的方法完全以程朱学说为根本，以通达古代圣贤之道；由此学校政务大有恢复三代盛况的可能，这难道是汉唐历代建学校的情形所能相比的吗？如今任县尹知道这是施政的急务，于是大规模更新庙学。对于祭祀神灵的道理，已经把它揭示出来；对于到这里游学的士子，也一定要遵循教化方法来增进学业，求得知道本性所固有的东西和职责所应当做的事情：做儿子的必定孝顺，做臣子的必定忠诚，使大节在当时卓然有立，并流传后世，这样才大概不会辜负我们国家兴建学校、培育人才的本意。” 于是写下这篇记。

译《蒲州重修文庙记》蒲州的庙学占得州治东南方高爽干燥的土地。自从皇明统一天下以来，武功已经停止，文治大为兴盛，于是庙学就在这时开始修建。到了今天，岁月渐久，大成殿以及两庑、门宇、厨房、库房的栋梁椽柱，全都有腐朽、弯曲、穿漏、漫漶、残缺、剥落的地方。大殿的规制也受库房狭窄的限制，每逢春秋释奠，鼎、铏、豆、笾以及几案排列开来，执事人员往来行礼，几乎没有容身之处；进献、灌鬯、起身、俯身又不合礼法，行礼的人都以此为苦。咸宁张公廉，起初以乡贡士的身份屡次升任州判官，当时百姓都安享于他的良好政绩。恰逢州中缺少知州，官吏和百姓相继把他的政绩写成奏状上报朝廷，于是他升任知州。张公想到，庙学是国家尊崇兴建教化之道、培养人才的根本所在，关系十分重大，一州的政务没有比它更应优先办理的。于是便同僚佐商议，估量工程、核算费用，召集工匠、采集材料，扩建大成殿，增建五座门；东西两庑、门宇、厨房、库房中木料和瓦片凡是腐朽折坏的，全部更换；凡是丹青、白垩、泥饰等已经损坏的，也都重新修饰。工程始于正统十二年二月，七月完工。各种费用的筹措，张公处理得很有办法，百姓并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庙宇便告落成。又察看师生讲堂、斋舍、退息之室和厨房等房屋，有的漏坏，有的狭小，准备依次修缮并改建。学正张璁、训导杜翀和柳仪写信来，请求我为这件事撰写记文。我私下考察《春秋》，凡是动用民力，即使合乎时令和制度，也要记载下来，这是为了说明劳役百姓是重大之事。当时鲁僖公修建泮宫，却没有见于经书，是因为兴办学校本来就是政务的首要任务，即使动用民力，也不能废弃。如今郡守张公重新整治庙学，而且没有使百姓诉说劳苦；他懂得把政务的首要任务放在这里，与过去那些做官的人相比，后者都把处理文书、应付考核期会看得比教化和培养人才更紧要，完全不加省察，甚至还尊崇淫祠以求福，奢侈营建私宅来放纵心志。他们拿自己的政绩同张公相比，究竟如何呢？张公其他方面的善政，比这还多，这里只说其中较大的一件罢了。平阳府儒学记 平阳是山右的大郡，统辖所属三十五处，而郡学正是人才和风俗教化所由产生的地方，也是所属各地所应取法的对象。郡中的政务固然不止一端，但没有比学校教育更应优先办理的。如今郡守姜公的德政，他是三衢名门的子弟，早年游学于太学，出任上元县令。上元是应天府事务繁剧的县，素来被称为难治。姜守历任官职九年，法令没有不施行的，于是升任礼部郎官。又过了三年，再升任平阳府知府。他到任之初，先到大成至圣文宣王庙庭进谒，退出来察看庙宇和学校房舍，大多破败简陋，连应当设置的配室也还没有完备。姜守因此把这件事记在心里。过了半年，正值年成丰收、百姓和睦，便筹划制作砖瓦泥土等材料，砍削木材，直到各种所需物料都已备齐。于是租募工匠、集合役夫，先修建神庙，其次修建明伦堂，修建学校大门，以及师生居住的房屋和退息之室，环绕的墙垣和道路，也无不增修整治，使之平坦、便利、平直。又题写泮宫匾额，在上面加盖重屋。工程始于天顺五年二月，共历时五个月完工。学舍因此焕然一新。郡博叶纯以及同僚和诸生，都愿意刻石记载这件事，于是前来请求我撰文。我认为，道的根本源头出自上天。像从前唐、虞、三代教导人的方法，虽然名称各有不同，但都以道为根本。道的彰明，就是人伦的彰明，考察各种典籍便可以看到了。自从孟轲去世以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便不再传承。到了汉、唐以来，间或设置学校、建立经学，配置教师和弟子员，但道既然受到郁塞而不能传承，那么他们用来施教和求学的内容，就只是孜孜不倦地拘泥于训诂和名物，停留在口耳相传、枝节末流的浅陋之处，甚至被异端迷惑，掺杂功名利禄，又沉溺于百家学说和各种技艺的偏颇、曲折、支离。即使有像汉、唐盛时那样众多而优秀、品行端正的生员，也不过是徒然夸耀当时表面的壮观美好，最终不能探究大道的归宿，恢复上古隆盛的明辨人伦之治。到了宋代，河南二程先生出现，才有了接续孟子以来千年不传道统的人。于是他们阐明“性就是理”，以此说明大道的根本源头出自上天；表彰《大学》《中庸》，说明二者互相表里，作为求学进修、探究道的深奥境界的次序。其次研读《论语》《孟子》和周子的学说，认为刚柔、善恶以及中和之理尽在其中罢了。他们认为，为师之道在于张子所说的教人方法，必须改变人的气质，恢复天地赋予人的本性。到了朱子，汇集周敦颐、二程、张载等诸人的学说，上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及鲁国、邹国先贤的道统，注释《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作为讲学的根本；又编集《小学》，作为《大学》的基础；至于《诗经》《易经》，既已有传注义疏，各部经典也都阐发了大纲要旨；《资治通鉴纲目》则说明理一、天人关系以及义理兼顾大小事物。由此，教导人的方法便大体完备了。虽然各人进入此道的途径不同，但最终的归宿都以明道、明伦为根本，就像唐、虞、三代的教育一样。当时，他们虽然同有志之士反复讲论，阐述得极其明白完备，却屡屡受到狂妄言论的阻碍，终于不能把这种教法施行于学校政务，也不能把这种道理推广到天下。到了我皇明统一各方，道统隆盛超过千古，朝廷在京城建立国子监，在地方设置府学、州学、县学；教师和弟子用来讲习《小学》、四书以及各经史义理的内容，都以周、程、张、朱的学说为根本，来寻求尧、舜以来千古圣贤的道统。前代的训诂、词章、异端、功利、偏曲、支离等学说，都不能混杂在其中。因此，濂、洛、关、闽之学得以完备而彰明，学校教育盛行于天下，大有恢复古代明道、明伦盛况的可能。如今平阳郡学关系着人才和风俗教化，姜守知道这是政务的首要任务，在革新教化、治理政事、培养人才方面，都有所作为。现在做教师和学生的人，一定要充分体会圣朝建立学校的用意，共同坚定志向，讲明正统之学而不懈怠；这样或许人才的培养能够真正具有实用价值，良好风俗也能延及所属各地。所谓明伦，将不会成为空话；这正是姜守兴办学校值得称道的地方。于是写下这篇记文。

译重修孔子庙记 皇明平定天下之初，立即尊崇上古圣王的学校政务，设置国子监，在郡县设置学校和孔庙，祭祀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以及七十二弟子；凡是对圣门有功的前代儒者，也都在庙廊中配享。朝廷选拔师儒来培育天下英才，因此内外的学校政务都十分完备。到了历代圣主相继承接，都崇尚师道。如今我皇上治道正与重光相合，尤其重视教育事务，近年来又重新下令，让宪臣分别督察天下的学校政务。天顺七年六月，解州安邑县知县杨罄恭敬接受皇上的命令。原来孔子大成殿以及两庑、门屋都因年代久远而坍塌剥落，没有修治，于是他召集工匠和役夫，估量工程，兴办修缮，拆去栋梁屋宇中腐朽损坏的部分，全部换用优良木材；覆盖屋顶的瓦片也用坚实细密的陶土烧制，直到彩绘装饰没有一处不完整，又重新绘制圣贤的塑像。工程进展不急不缓，到这一年八月完工。于是师生以及县中的老人和百姓纷纷说道：“这项工程，确实是杨县令恭敬顺从皇上的命令，才能够成功；如果不把事情记载下来，拿什么昭示后人呢？”于是前来请求我撰写文辞，准备刻在石上。我认为，学校政务的兴盛或衰落，实际上关系到世道的隆盛或衰败。三代的学校政务兴盛，所以世道稳固，没有什么可非议的。汉、唐以来各代，也都因为能够尊崇学校政务而享有长久国运。只有秦朝焚烧《诗》《书》、废弃学校政务，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皇明建立学校，完全效法上古；既端正圣贤的祭祀，又兴办教导人的方法，于是从周子、二程子、朱子以上，上溯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以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道统，以恢复人的本性为根本，以明辨人伦为先务；异端杂学都不能混杂其中。因此，它的学校政务又不是汉、唐历代所能相比的。如今仅以安邑一县来看，杨罄能够兴举学校政务，那么由京畿直到各方山岳之地担任守令的人，谁敢不恭敬接受皇上的命令，各自兴举本地的学校政务呢？天下英才受到我朝廷教养的恩惠，受到诗书礼义的陶冶，都将以正统之学自我勉励，以古人为期许，思考怎样培育辅助国家宏大的国运，使之延续亿万年之久；这样，世道的隆盛就足以远远追及三代了。杨罄是陕西灵台人，丁卯年举人，政绩有能干之称，兴办学校政务尤其是他的首要政绩，所以众人都希望有一篇记文。于是我叙述这件事，并以诗歌系于文后说：‘只有这座清净的庙宇，是圣贤栖息之所；历经岁月长久，坍塌剥落而无人修治。皇上有重大命令，命令及时修缮治理。凡是担任守臣的，谁不惊惧奋起？杨县令治理安邑，恭谨敬慎地承受诏命；于是修建东西两庑，修建大成殿，以及门屋，没有一处不高标准兴修。栋梁高耸有翼，砖石和柱础坚固；连同圣贤肖像，也终于重新修好，建筑高大宏伟，庄严肃穆。’ 确实称得上合乎典制，神灵济济；士子们于是瞻仰、止息于此。学校仰承正统传承，讲明人伦天理；愿意成就自己的德行，进而任职于百工，竭尽忠诚，以报答圣明，而不是图谋荣华富贵；应当笃守仁义。这样或许学校能够增光，声名流传万世。烈石祠祈祷求雨感应碑记　于谦 阴阳变化深不可测，称作神；真实无妄，称作诚。诚是神的实体，神是诚的神妙作用。所以有诚便有神，无诚便无神，这一点确实不可欺罔。然而神灵显应并不只有一种：有的因山川孕育秀美、众人心中敬仰而显灵，如名山大川能够兴云降雨、使天下受益的，就是这种情况；有的生前建立英名节操，死后享受祭祀而显灵，如古代忠臣烈士载入祭祀典章、能够利国庇民的，就是这种情况。总而言之，都是先以诚意感通，然后才能使神灵显现；否则幽冥与人世之间就会漠然隔绝，彼此不能相通。宣德癸丑年，从春天到夏天，山西全境没有下雨，众人都为年成忧虑。钦差镇守山西都督李公谦向部使者、藩臬诸公以及各郡县官吏询问后，择定吉日，备办礼仪，斋戒沐浴，到郡城西北的烈石祠虔诚祈祷。此祠是赵简子的臣子窦鸣犊享受血食祭祀的地方，屡次显现灵验，因而成为郡人所崇奉之处。那里山川环抱，树木茂盛，早晨的云、傍晚的雾气，常常从檐角、栋梁和屋宇之间升起。祠堂右边有一座池塘，灵泉深处涌出，清澈的水波浩荡荡漾；大龟和巨鱼在天光云影之间出没，隐约显现、恍惚难辨，好像有神灵凭依其间。刚开始祈祷时，灵风吹动衣服，烟霭触及山石，天光景色也渐渐隐伏。神灵听到了祈祷，仿佛有回声，又仿佛有所应答。等到回车时，云气四面下垂，雷电交作，甘霖骤然降下，好像六丁神牵引天上的水瓢向下倾注，雨势盛大，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于是焦枯的禾苗得到灌溉，倒伏的禾苗重新挺立；凡是先前憔悴愁苦、频频皱眉的人，全都欣喜起来，脸上有了喜色。这虽然是神灵的显应，也是诚意感通所造成的。诸公准备立碑来彰显神灵的恩赐，适逢我奉命出巡河南、山西，在太原停留，于是嘱托我撰写碑文。我认为，神灵遗留下来的功烈已经载入可信的史书，本来不必再写；只是圣朝深切怜悯百姓的疾苦，所以任官者都把救灾恤患作为心愿。若不是神灵显灵，又怎么能够使大旱转为丰收呢？接受了神灵的恩赐，把它彰刻在石碑上来报答神灵，这是合乎礼的。于是我记述这次感应，又为此作铭。铭文说：有高大飞檐的祠堂，耸立在西北；神灵的威灵，既显著又赫赫。生前建立英烈，死后享受庙堂祭祀；年年遭逢大旱，百姓忧虑到面有菜色。有贤明的边帅，当时产生怜悯之心；询问谋划，众人意见一致，臬司、方伯斋戒沐浴，虔诚祈祷，无不精诚洁白；恭敬地向神灵祷告，神灵应验没有差错，如同发问便得到回答，如同有所求便能够得到。〔此处原文首字有疑误〕云气聚集成阴，随即降下甘雨，以安慰士女，以滋润庄稼；病人因此苏醒，忧愁的人因此喜悦。降下的福气丰厚充足，哪里会有尽头？神灵没有违背我们的祈求，怎敢迟疑不报答？于是把神灵的恩德刻石树立在庙门前，显赫光彩。从今以后，神与人都得到安适；年年获得丰收，百姓得以生长繁殖；祭祀用的黍稷洁净完备，用来享祀神灵，使神灵降临；永远承受神灵的恩惠，万古不厌。修缮解池围墙壕沟记　彭华

译箕子陈述《洪范》时把食货列为首要政务，孔子作《易传》时强调治理财货、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作奸犯科是合乎义的。圣人治理天下，从来没有不治理财货来使百姓获利的；而治理财货的方法，没有比开发山林川泽的自然资源更应优先的。自从管仲凭借盐利使国家富强以后，后来便有了〔此处“▯”字疑为OCR误字〕盐法。盐的品种不止一种，但自然资源的利益没有超过解池的。解池的围墙壕沟不严密，防守巡察不周，有时杂水流入浸泡，盐就不能结成；有时小人结伙私自偷盗，以至发生争斗而无法禁止。国家设置都转运司，招募百姓把草料粮食运到边地，发给凭券，让他们领取食盐；他们往往能从两淮获利，两浙次之，而解池反而不如它们。难道是主管事务的人还有没有准备周全的地方吗？御史庐陵人王公臣第一次奉皇帝玺书前往察看此事，到任之初便宣布朝廷法令的意旨，严厉惩治贪污，极力禁止奸盗，并且按时出纳，平定盐价；一切应当兴办恢复的事务，无不举行。池边被人侵占、渗漏的土地，全部收归官府，于是环绕解池的围墙壕沟便开始兴建。围绕池子的四面修筑围墙，南北高十三尺，厚度与高度相等；墙顶厚度为墙身厚度的三分之二。东西两面比南北低三尺，厚度又减少二尺。墙外修筑壕沟，深十尺，宽度与深度相等。壕沟外修筑堤坝；堤坝中条山北麓一带原有的部分，也都修复完整。墙下设置二十四座铺，每铺配置五名巡逻士卒。工程始于成化甲午年春正月，数月之后完工。刚开始兴工时，平素靠奸诈谋利的人气势汹汹地散布流言，王公屹然不为所动。他慎重选任负责监督的人，奖赏任用等事都亲自筹划、当面讲明，只求适宜；粮饷以及木板、木料、簸箕、铁锹、砖石等各种物资，也都预先准备妥当。他又亲自慰劳招徕工役，察看他们懒惰还是勤劳，分别加以惩罚或奖励，所以人们争相前往，都乐于把工程完成。盐大获丰收，盗贼不能私自偷取，大商小贩争相聚集在池边，食盐当时销售十分兴旺。解池的利益渐渐超过两浙、两淮了。王公任职留守一年，最终运使孟公征请我撰记，对我说：‘这件事完全是侍御王公的功劳：他为国家兴办自然资源的利益，又不使百姓陷入违法作恶，这是第一件应当记载的事；事情取得成效，他不自我夸耀而把功劳归给别人，这是第二件应当记载的事；何况还希望后来继任的人不要毁坏前人的功业，使这种利益长久延续，这是第三件应当记载的事。不能不记载，于是便为他写下这篇记。’ 霍州颁书阁记　曹端 道充满并运行于宇宙之间，所以没有什么事物不存在，也没有任何时候不如此运行。至于遵循道而实行，根本在于德行，其中没有比三纲五常更重大的；阐明道并传承它，则寄托于文章学问，其中没有比六经四书更精粹的。如果没有阐明并传承道的人，那么能够遵循道而实行的人就少了。因此，从一个人的内心和自身推广到家庭、国家和天下，都不可能没有时而治、时而乱的变化；但道充满流行的本体本来如此，并不改变。远古时代，相继出现作为君主和老师的人，从皇到帝再到王，虽然因应时代而有不同称号，但道却是同一个道。他们的谋议训诫无不极其明白，他们的典章法度无不垂示后世。到了我们的先师孔子，他阐明先王之道、践行先王之德，只可惜没有适逢其时，也没有处在相应的地位。总的说来，他那种以天下为公的心志始终如一。因此，他取用前代圣人的法度和训诫，诵读并传授给弟子，赞助、修订、删定，编成六经，作为万世的准则。又依据帝王在大学中教导人的方法，告知门人曾子，由曾子记述并传授下来，成为《大学》。曾子的弟子有子，又记录孔子传道的话，成为《论语》。到了子思撰作《中庸》，孟子阐述《孟子》七篇，这就是所谓四书，于是同六经一样，成为记载道理的文章、治理世事的方法。唉！孔门的学问，不过是帝王教化的学问；帝王的教化，不过是天地变化的体现，哪里是可以同自私自用、卖弄智巧相比的呢？自秦汉以后，经书残缺，教化松弛，因此士人从书本中追求的，大多把背诵记忆、抄袭剽窃当作功业，却不寻求穷究事理、修养自身的要旨。更严重的，便彻底断绝学问、抛弃书籍，彼此奔逐于荒诞虚妄的领域，道理不能彰明、不能施行，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到了宋代，濂溪、洛学、关学、闽学的大儒相继出现，对于天地万物和人的道理、古今圣贤的深奥义理，无不精心研究。他们的学说各有宗旨，道虽依靠这些学说得以彰明，但实际奉行的人仍然很少。恭敬地想，我太祖高皇帝实行帝王之道，继承帝王的统绪，洗涤三代以来的陋习，恢复三代以上的淳厚风俗，正所谓重新开辟乾坤，使日月再次明亮。他所作的《大诰》三篇，确实足以超过五帝、胜过三王，成为臣民福寿的至宝。太宗文皇帝承继大统，在宣扬光明、处理万机的闲暇，与儒臣讲明帝王之学，切磋治理之道，精心探究圣人传心的方法，编成《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以及《为善阴骘》《孝顺事实》等书，全部颁赐天下学校，作为彰明道理、造就人才的工具。多么美好啊！端先正任霍州学官时，便同诸生在讲堂后面的【原文“▯头”疑为OCR讹字】修建重屋，用来收藏朝廷颁赐的书籍。后来，正值此学与州守、州学中优秀士人以及诸位先生商议，在大成门新建讲堂抱厦、工程开工期间，黄门李公锡、绣衣罗公信、佥宪高公英以军政职务巡按本州，依例拜谒孔庙、劝勉兴学。他们知道此事后，都说：“与其在讲堂前建抱厦，不如在讲堂后建重屋，用来收藏颁赐的书籍。”端先正恭敬地答应了。等到诸生把此事禀告负责土木的官员，当时知州寜津赵公凯、同知溧水叶公茂修筑并恢复了它；不久被雨水冲毁，又禀告州佐建徳徐公镏再次修筑，用石包护，完好坚固、整齐美观，称为石址，并在上面建阁。当时本州及邻近各邑的官吏、士大夫，没有不乐意出资出力相助的。工程从这一年仲春开始，到初秋落成。众人都对端先正说：“何不把这件事刻在石上？”端先正说：“没有石材。”太守赵公便把家中储藏的石料送给端先正，于是他不再推辞，恭敬地写下了这篇记文。《首阳书院记》——李东阳

译蒲州旧有首阳书院，元代至元年间由郡人王弘善所建，因山而得名。进入本朝后，主管州事的人把它改作仓场，书院名称也一并湮没。弘治初年，山阳许侯鹏来任知州，修整庙学之后，向士大夫询问，找到所谓书院的旧址，便计划重新修复。他遍查祠庙，撤去不应祭祀的神祠，就在原址重建。中间建堂，名为“崇德”，用来讲学授业；后面建堂，名为“养正”，用来收藏古今图书典籍。两旁建左右庑，作为学习和练习的场所。最后建三间祠堂，中间祭祀夷齐二位贤人，左边祭祀历代名宦，右边祭祀本乡贤人；总名称仍沿用旧名。书院的制度起源于宋初，后来学校制度大为推行，所谓书院也从未废止。归根到底，都是为培养人才而设。可是，必须有可以作为准则的地方，之后才可以施教；必须有可以遵循的道路，之后才可以求学。圣人是百世之师。孟子称赞伯夷的风操，说它可以使贪婪者廉洁、懦弱者立志；韩愈也说，如果没有伯夷这样的风操，乱臣贼子就会接踵出现在后世。所以，即使在他寄居游历、饥饿而死的地方，他流传下来的风教和余韵仍在人们耳目之间；天下凡有君臣、父子之伦的人，本来就应当从这里得到警戒，更何况受其熏陶浸染、从这片土地走出来的人呢？既然如此，书院设置祭祀，就有它的意义，礼制也并非毫无由来。在这里求学的人，也应当懂得怎样自我勉励吧？《张公敷华重建盐池神祠记》从前山西副使陈君来信对我说：“弘治甲寅年，军队储备缺少赋税供应，有司无法供给。巡抚张公想到只有解池的盐利可以取用，便上奏朝廷，获准支取三十万引盐。我负责巡察河东，实际奉命办理此事。当时年成饥荒、百姓困苦，我先发放粮食赈济，然后才让百姓服役。后来担心大雨，张公也赶到，忧虑更加严重，于是共同向神祈祷。第二天，靠近盐池的州县都下了雨，唯独盐池没有下雨。过了十天，盐大量凝结，课税不费力便达到数额。达到数额的那天，大雨又突然降下。张公归功于神，因而感慨神祠已经倾倒毁坏，便拿出赎罪金，又登记那些占有民居、货物并收取重利的人，让他们各自出资作为木石费用，命安邑县用官府役夫协助。工程始于冬季十月，到第二年四月完工，也仿佛有神在帮助。又过一年，张公以南京兵部侍郎身份北上，详细告诉我说：‘这是敷华赖以舒解忧虑的事情。’我认为天下的地利，盐利最大。煮海制盐，要耗费煮盐之力、砍伐柴薪之劳，还要实行牢盆制度，劳苦非常大，而每年课税仍常常不能足额。只有解池所产之盐，早晨取用，晚上便能恢复，利益无穷。周官所说的‘盬盐’，韩献子所说的‘国之宝’，只是它的产量还必须取决于晴雨、干湿，因而有丰歉。” 虽然天地运行最终归于无形无迹，但土地所在之处，必有神灵主管。神灵使阴气滋润，孕育出大地之神奇与富饶，柳宗元曾经说过这件事。然而所谓神灵，不一定有形体和声音；至于神明昭示、感应回应，有时又不可泯灭，这仍取决于人的作为。所以说：“人有真诚，才有神灵感应。”真心实意为国家和百姓办事，神灵必定会有所回应。有人倡导的事情，便没有人敢于废弃，这不正是这类祠庙的情形吗？况且人所能决定的，不只是祭祀神灵而已；如果能够衡量贵贱，节制赋税收入，像从前那些监司一样，那么公私双方都能获利，不必祈求神灵也自然能够满足。至于豪强之家侵占掠夺，靠近盐池的地方设置障碍、吝惜让利，即使神灵有知，又怎么能出力相助呢？这也是宝应、宝庆封号被议礼者认为不合的原因。我赞许张公、陈公对国家和百姓的真诚，也借此征验神灵的灵验，所以写下这篇记文。” 《初公建冰檗堂记》——康海 潜江初君巡按山西数月，政务通达，事情办成，各项政务都得到整顿。于是兴办废弃的事业，修整倾圮的建筑，经营河东察院。他把处理政务的厅堂题名为“风纪”，退食厅题名为“退思”，私人寝堂题名为“冰檗”。他写信从关内寄来，请我作《冰檗堂记》。我很早就熟知初君的才华和在士大夫间的美誉。正惭愧没有机会亲见他的风采，却奉简命治理盐务。这样一来，所到之地正是我曾经见过的陕西；看它，哪里有过于琐碎苛刻地考察官吏、用升斗合勺去责求市曹，而对细小过失特别计较、对破坏纲纪的巨奸反而疏忽的情形呢？我自认为久居山林，荒废文墨，无法彰显贤者的谋略，充分表达赞美和告诫。看到来信，心中惆怅，已经很久了。志，是事情的开端和条理；观看，是感发的起点。没有所观看的对象，感情从哪里产生？没有记述，事情又怎样完成？所以君子把铭识刻在常用器物上，是为了严肃地警戒自己、谨慎地操守践履。然而器物如果只是空置而不使用，感发有时就会局限于未曾考察。哪里比得上这座堂，出入升降时必然看见，起居睡醒都同时映入眼中，使感受生于内心，坚定于行动，从而有益于政事呢？【原文“明诸▯悉罢”有OCR疑误，句意不明】如今初君全部停止茶盐方面的旧政，处理得比过去更加严厉，唯独让掌管风纪的官员兼领其事。大概利益过于丰厚，奸弊就会产生；枝叶过于繁茂，根本就会被拔除。想要疏通阻滞、排除壅塞，如果没有冰檗般清苦坚贞的操守，就会在转移变通时屡遭挫折，在见闻和判断上陷入昏乱。即使有意志坚强的人，也无能为力。如今初君任期已满，归去了。他已经施行的各项政务，都清楚地留在人们心中。人们无不认为这很困难，但从职责分内说，也只是应尽的常务。可是像这样敦促自己戒慎、努力修养，又不只是御史一职所应如此。凡是做官的人，都希望能够省察自己吗？

译《重修大边记》——周经 《春秋》所讲的内外之分，所谓谨慎，难道是滥用武力、勤于经营远方谋略吗？不过是各自安守分界，巩固封疆防守罢了。祖训告诫不要贪图远地，而对西北戍兵又有随时谨慎防备的训谕，这是高帝为万世防御所作的明见和上策。历代圣主遵守这一原则，选将练兵极为慎重；镇守、巡察当地的人也都用心之上再加用心，视察形势，决定战守。大同距离边塞很近，从前守臣曾在九十里外修筑小城，叫作小边；又在一百里外修筑大城，叫作大边。它们防守边疆十分牢固，但年久之后各有倾塌毁坏。后来守边的人虽曾修缮，却渐渐又被风雨侵蚀，还被人趁夜偷偷挖穿。当时修复的议论虽然强烈，但害怕边患、顾虑劳费，拖延不办，终于使小边仅存，而大边荡然无存。弘治庚申年，边外肆意侵扰，在小边以外占作牧场，百姓和牛马被杀害掠夺，无法计算。官军出征抵御，往往失利。皇帝对此忧虑，于是从山东召来佥都御史刘公宇，从宣府召来都督佥事庄公鉴，让他们共同安抚治理当地百姓，总管军事。他们同心协力，安定整治，法令施行、威势树立，窥伺侵犯者听到消息便逃走。当时是辛酉年。刘公亲自整治边防，精心办理铠甲兵器之事；庄公以及巡按御史韩公春都认为他的建议正确，便具疏陈奏。皇帝特意批准，又下诏命令他们一定要体恤众人、谨慎防守、迅速完成功业。刘公恭敬而尽心地奉行，于是积蓄财用，调集草料粮食，准备畚箕铁锹，防备征调兵士、军校和壮丁百姓，共六万人；分派统帅督率他们的官员有一百五十四人。刘公又亲临当地，怜惜暑雨天气，按时赏赐慰劳，严格限定期限，禁止侵扰暴虐，并交叉编组、彼此牵制以加强防范。当时户部郎中吕君贤在边地督办军储，实际上多有赞助协助；按察副使陈君宽、李君惟聪，布政参议王君璠，参将杨君彪、蔡君瑁，直到都指挥刘江、知府纪经纶，有的主管物资供应，有的部署营垒，有的查究奸弊，有的安抚逃亡者；而佥事王君从鼎专门负责修筑堡寨。他们都竭尽忠诚、勤奋效力，以助成此事。工程从夏季四月开始，到秋季八月结束；凭借天时顺利，乘着人心和协，完成了数十年未能恢复的工程，在四个月内做到这一点，可以说十分艰难。城墙宽一丈五尺，高一丈三尺，绵延从西阳河起，连接偏头关，共九百八十里。增设的侦察哨所达到原来的两倍，增修的堡寨有六百七十座，挑挖的坑堑有一百万处。城防高深，地势如山冈、如河川，防御设施恢复了原状；但刘公认为仍然不够，又采纳建议制造威敌器械，精制兵器，使侦察哨所更加严密、堡寨更加牢固，从今以后或许可以没有边患了。事情上报后，皇帝嘉奖并慰劳他们。晋升刘公为副都御史，参与此事的人各按功劳分别奖赏。副使陈君又同知府胡汝砺商议说：‘刘公安定边疆的功劳太大了，不刻在坚贞的石碑上，凭什么激励后人？’于是准备书信和礼物，派骑使来请我撰文。我认为，设置门柝以防暴乱，用弓箭抵御远敌，以及利用山川险要、城郭沟池的坚固来守卫国家，都是设置险阻、守护国家的办法。劳费只在一时，却能安定有利于百世，诸位君子的功绩，难道不伟大吗？《学田记》——王云凤 宋、元时期学校都有朝廷赏赐的学田，偶尔有未获赏赐的，贤能的守令也一定会为学校设法置办，交给学校使用。洪武十五年，太祖高皇帝认为天下学田多少不一，便制定法令，每年发给粮米：府一千石，州八百石，县六百石。学田有余的归官府，不足的就划拨其他田地补足。后来取消田地，改为由有司征收米粮，直到今天。然而当时各级学校的生员，府学只有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大概凡是在学校学习的，都是领取廪粮供给的人。后来增加了所谓增广生，人数各与廪膳生相同；又有附学生，人数没有限定。因此每所学校中，领取廪粮的不过三四分之一。那些孤贫士人困于饥寒，又迫于婚嫁，却无处申诉的很多。州县有时有闲置田地，官府必定命令胥吏耕种，自己取得收入；否则就因受贿请托，交给别人耕种。若告诉他们‘这是用来供养生员的’，他们却置若罔闻。大体说来，近世士大夫不考察古代礼制，对于文教、化育人才和振兴儒业的事务，形成这种习惯已经不是一天了。辽州旧有几段空闲土地，都是前任守令自己耕种或交给别人耕种的；如今守令杨侯取来交给学校，并向巡抚何公请示，何公批准了他的请求。关于耕种收获的劳役、粮食征收发放的办法，都订有明确的约定。我听说后十分高兴。我从前任陜州知州时，曾拆毁泰山庙，把庙址给学校使用，监司认为不合适。后来我任陕西提学，有学正书院，曾多次想置办几十顷田地，谋划了好几年，有的方面同意、有的方面否决，最终还是没有办成。如今杨侯能够做别人不能做的事，何公能够批准别人不肯批准的请求。这样看来，我的高兴难道只是为了生员个人的温饱吗？我是对此有所感触啊。杨侯喜爱儒学，笃行礼教，又能使上级如此信任他。诸位生员难道不知道怎样来符合杨侯的心意吗？如今求学的人虽然成群结队地整天诵读圣贤之书，却不知道把其中一句话落实到自身，用它来规范行为、形成见识，这同乡里的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等到进入仕途，又用机智巧利来迎合时俗，用奸诈诡谲来追求财富利益，只求自身便利，很少有君主和百姓的念头。这样说来，求学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辽州的生员，从今以后回到这里，应当从所读的书中寻求怎样做人的道理，以主敬来存养内心，以穷理来明辨智慧；实行正道，以恢复本性。困穷时用这些修养家庭，显达时用这些服务社会，那么杨侯的心意或许就不会落空了。杨侯名惠，字泽民，洛阳人；因治理费县有功而升迁来到这里。他爱护抚养贫弱者，招徕安置流亡者，令属吏警惕奸邪，境内没有盗贼，又颁行《吕氏乡约》来教化百姓。他的百姓以及他的政绩，都值得记载下来。《夫子洞记》——乔宇

译平定州西面九里处，山势秀美挺拔，名叫冠山。元代左丞吕公思诚的书院旧址就在这里。读书求学的士人，常常租住在僧寺中。太守孙君朝用在州学读书时，曾在此处求学，常有兴复书院的愿望，却未能实现。等到辞官归乡时，书院已经由汪参政藻督理州务时重修了。孙君看见后感叹说：‘这座山距离郡学很远，诸位士子一年到头不能充分表达释奠之礼的诚意；如果不设置圣人像供瞻拜，早晚又没有地方提醒自己不可懈怠，凭什么来激励学习呢？’于是查看书院南面有一块巨石，高一丈多，宽约为高度的两倍，中间可以凿刻，用来流传久远。便捐出资金，命工匠凿成洞，塑造孔夫子像，以曾子、颜子配祀。又叠石修成两个洞，作为士人休息、游玩和习艺的地方，四周围上墙垣，希望同书院内外相互映衬。工程始于嘉靖五年春二月，冬十一月完工。孙君来信嘱托乔宇为此作记。有人听说后表示疑惑说：‘孔夫子的道理广大如天地，天下各处都以天子礼制建庙祭祀，尊崇已经达到极致。如今却创建石洞作为居处，难道不会流于亵渎吗？’我说：‘佛、道二氏的琳宫梵宇遍布境内，涂饰金碧，油漆彩绘，穷尽奢侈华丽；至于深山岩洞中的神像设置，也没有不是这样的。观看的人不认为奇怪，为什么偏偏把这座夫子洞看作奇怪呢？’有人说：‘他们的方术靠制造幻象来愚弄人，与我们的道不同。泰山和小土丘，明亮的太阳和微弱的火光，有眼睛的人自然能分辨，哪里足以拿来比较高下呢？’我说：‘不是这样。孔圣人的道贯通古今，始终如一，虽然不取决于有没有这个洞，但求学者在这里诵读讲习、饮食起居，在这里瞻仰圣容、拜谒神位，正是为了亲近圣人。亲近圣人，感情就会深厚；在揖让趋拜、面对圣容的过程中，或许会在仰慕圣人如见羹墙、梦寐相接之间，默然契合、恍然领悟。进而对道德性命的美善有所提升，难道只是为了科举取士的资本吗？《蒙卦》的卦辞说“培养正道，是成就圣人的功业”，《兑卦》的象辞说“朋友之间讲习学问”。这种使人感发兴起的妙处，同亲自接受圣人教诲的人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何况礼制依据义理而兴起，借山中石头凿洞，工程也不耗费太多。太守孙君从这里取得意义，可以说探究了众人未曾知道的根本，又在旧有典制未曾完备之处用力，对后来的学子帮助很大。如果说这只是为了取得外观之美，又哪里能够理解太守的本心呢？’疑惑的人释然离去，于是我写下此文作为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八蜡庙记》平定州旧有八蜡庙，位于州城东门外。房屋、院墙年久失修而毁坏，已经不相称于祭祀和防护【原文“掲防”疑有讹误】。大梁蔡侯重夫来任本郡守，拜谒境内应当祭祀的神灵，回头看见这里，感叹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蜡祭是重视农业、祈求丰收的良好制度，难道可以安然看着它而不加以重视吗？这件事确实在我的职责之内，不能拖延。’于是亲自前往筹划，准备材料，召集人众，选取年长而崇尚义气的人，让他们负责这项工程，并掌管收支；各种所需物资全部备齐，没有任何缺乏。过了几个月便告成，正堂三间，神龛数目与蜡祭对象相同；左右庑共六间，以中门相接，四周围以院墙，规模制度高大完备，顿时改变了旧日面貌。于是州中士人请我撰文记载此事。我曾考察各种典籍，伊耆氏开始举行蜡祭。蜡祭有八项：先啬为第一，司啬为第二，农神为第三，邮表畷为第四，猫虎为第五，河坊为第六，水庸为第七，昆虫为第八。蜡祭以先啬为主祭对象。举行大蜡祭时，搜求鬼神，在十二月会聚万物，慰劳农民，使他们休息。年成不能顺利丰收，八蜡祭就不举行。先王制定这样的法则，仁爱达到了极点，义理也贯彻到了极点，正所谓三个农忙时节告知劳作辛苦，以一天的祭祀施加恩泽。历经秦、汉、唐、宋以来，各代都有祭祀。到了本朝尤其尊崇这一典礼，在京城祭祀，在各诸侯国祭祀，在郡县祭祀，并制定法令作为天下的标准，以报答根本、追念始祖，这意义多么重大啊！只是任职地方的官吏，往往不知道应当重视什么，把不先举行这种祭祀称为怠慢，把祭祀不应祭祀的对象称为庸常。怠慢和庸常因循相袭，祠庙祭祀被废弃，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幽冥与显明本是一理，祈求年谷丰歉、水旱、疫病灾害，礼乐都在这里具备，吉凶休咎则在那里显现。接受百姓拥戴而治理他们的人，难道可以忽视这些吗？蔡侯这次修庙，并不只是为了装饰美观、求取声誉，也不是要让百姓像其他淫祀那样谄媚事神、求福避罪，而是要推广国家敬神重农的根本意旨，以此惠养百姓；他的志向难道不值得称赞吗？不过这只是他善政中的一项，今后还会有更大的政绩，应当另行特意记载。于是写下这篇记。《恒山记》北岳在浑源州南面，典籍中记载纷繁，都说它是舜帝北巡狩猎之地，名为恒山。《水经》记载它高三千九百丈，称为元岳。《福地记》记载它周围一百三十里，称为总元之天。我家在太行山白岩旁，距离北岳五百多里，心中私下仰慕它，未能登临观览，怀想它已经二十多年。到了正德改元，我奉天子之命，分别到西蕃、园陵、镇、渎等处传达祭告，途经浑源，距离北岳只有十里左右，于是向南走到山麓。它的气势雄浑深厚，任意生长于天际，盘曲延展于大地，山腹冲入高云，山顶高耸入天。【原文“其颠经赤”疑有脱误】我又喜悦又惊愕，收敛神色，沿山坡向东、再向北面的山岭攀登。这里有许多珍花灵草，枝叶姿态不同寻常，桃花李花芳香，映照分布在道路两旁。登到半山稍作休息，俯视深处、仰窥高处，仿佛沿着虚空穿行。再向上七里便是虎风口，其中有许多横生的松树和挺拔的柏树，形状像飞龙和怒虬，叶子都向四面伸展，茂密蒙覆，奇怪它们为何如此繁盛。随从说：‘这是岳神保护的地方，樵夫砍伐一寸树木都必遭祸患，所以环山一带的斧头不敢到来。’再往上道路更加险峻，攀登两里，才到岳庙。只见倾颓的楹柱和古老的神像，我肃然正容，拜了两拜。岳庙上方有飞石窟，两侧山崖壁立，中间豁然空阔；相传飞石曾飞到曲阳县，如今那里还留有突兀耸立的石头。因此历代害怕登山的人，便到曲阳祭祀，认为岳神的灵气也寄居在那里。然而每年春天，千里之外的百姓来到庙下烧香，有祷告就得到应验，神威显赫于四方，难道仅仅是为了保护松柏吗？于是我在悬崖上题写姓名，在石碑和新庙的墙壁上题诗。再走几十步便是聚仙台，台上有石坪；于是抖擞衣襟登上绝顶，放眼远眺。东面是渔阳、上谷，西面是大同以南的地方，群峰奔来趋向此处；北面尽是浑源、云中的境域，南面望去，五台山隐隐约约在三百里外，而翠屏、五峰、昼锦、封龙等山都在它下面低头伏脊。想到有虞氏君臣在此朝拜的往事，不觉悲怆。又回忆在京都时曾梦见登上高山远眺，如今眼前景象明亮清晰，与梦中完全相同，所以知道远游并非偶然。

译《雁门山记》雁门山在代州北三十五里。《志》说，因为大雁从这里飞出，所以得名；又名雁门塞关，是依山修建的关隘。山西各处的关隘有四十多处，都凭借险隘据守、巩固防御；若论高耸挺拔、雄伟壮盛，雁门关最为突出。因此，赵国的李牧、汉代的郅都都曾在这里备边，匈奴不敢逼近关塞。他们固然都是一时名将，但也不能说不是凭借地势险要才取得这样的成就。到了本朝，特意设置武臣守御，勇猛的将士云集于此，又专门隶属都察院督察。这地方也可以说是紧要而重要了。我在代州向北行走，沿途都是盘旋登高的道路，溪水潺潺流过；百姓全都依山而居，房屋高低错落，景象难以尽述。中午登上关隘，向西转，踏着高岭而行；在绝顶四下眺望，东面有繁峙、五台山耸立，西面有宁武诸山绵延，南面有正阳、石鼓山挺拔，北面是朔州、马邑等临近边塞的地方，长坡陡坂茫茫无际。又看见高悬的旌旗在雉堞上飘扬，寒林古塞在斜阳下依依可见，颇为触动了我对黄沙紫塞的感慨。于是作诗三首，题写在关城楼上。《五台山记》正德丙寅年夏天，我从沙涧驿出发，由南峪口走十五里进入山中。高大的松树和古老的杉树直冲天空，遮蔽山谷。鹿在岩间游走，鸟在丛林中鸣叫。登上山岭到华严口，望见诸台非常近。灵云怪雾、凄风密雪交杂而起，景象恍惚幽深，忽阴忽晴。这种天地造化的奇观，无法用语言描绘。又从十八盘下岭，石路崎岖不平。万道山涧汨汨流淌，水声清冷，像笙箫和箫笛。共跋涉七十里，到达显通寺。沿北冈而来，风景格外绝妙；几十座佛寺拥列在左右。这里以下地势渐渐宽阔平坦，晚上便住在显通寺。第二天早晨山中空旷澄澈，雨后放晴，只觉得树林间阵阵风声。一个和尚进来说：‘各台风雪频繁而猛烈，石头都结冰了，道路也泥泞，不适合攀登。’我笑着没有理会，乘小轿径直上中台。沿山冈走十里，到玉亭寺。山岭间红绿相映，楼阁建在山腰。再走十里到欢喜岭，风果然像隆冬一样猛烈，阻挡得不能前进，便在岭下稍作休息。风忽然和缓，于是登上绝顶，看见四座台峰各自朝向一方，像分开又像织成一体；形势各自秀美挺拔，仿佛在云端争奇斗艳。我便在墙上题写姓名。傍晚下山，游览玉华寺、真容寺、圆通寺，都十分清静幽深、开阔美好。【原文“防寺傍”疑为“访寺傍”或有脱误】寺旁饮用三珠泉的水，芳香清冽，异常甘美；泉水涌动时正像珠子一样。离泉约一百步，观看七宝珠树，高约二丈，下面是一根主干，分出七条枝干，向上又合拢成一根，然后枝叶向四面伸展下垂，最后又聚拢到寺中。第二天离开寺院，行山路经过饭仙，山南的伯峪寺距此二十里；又经过竹林寺，再越过一座山岭，名叫金阁殿，是唐太宗所建，如今已经废弃。下岭就是清凉寺，远望宫殿连接依附在半山岩壁上，俨然像一幅图画。南面有清凉石，周围数丈，层层叠叠、逐级向上，民间传说可以坐下一千人。再走十里，傍晚到达佛光寺，在那里住宿。这里已经出在南台之外了。《霍山记》初夏我到赵城，游览周穆王封赏造父的地方，然后前往中镇。当时正好雨过天晴，我从峪口进入，走十五里到达中镇山下。它的形势可以同各岳相比，山峰秀美高峻，像两翼拱卫而又层叠延展。庙在山麓，我便进去拜谒中镇神像；神像戴冕旒、着绅服、执笏，面向南方居中临视。才来参政汝栗、佥事伯韶也陪同在场。我对二位说：‘我的先祖侍郎在景泰元年，以吏科给事中的身份在这里分赴祭告新帝即位。距今将近六十年，我又有幸承接前人的差事。’二位都感叹说：‘真奇妙啊，祖孙二人相互辉映。’等到遍观历代祭告碑，发现府君的碑竟倒伏碎裂在地，我悲伤不已。二位说：‘先前有关司已经准备石料刻写这次告文，幸好还有一块副碑，您不必悲伤。’庙外都是本山分出的山脉合抱环绕在前面，有几株古松，高数丈，枝干盘曲奇特，像青色旌幢和铁铸树干，枝条都朝向东方。十四日，二位请我游览兴唐寺。寺在庙南的山脚，唐太宗最初建造，断碑仍然存在，依山临谷，格外胜过别处。回来后又住在斋舍。十五日黎明，我穿玄衣、戴祭冠，在殿下肃敬拜谒，完成奉天子之命的告祭；又把这次的告文篆刻在石上，并把先前倒伏的碑文摹刻在副碑上。我想登上霍山山顶，但距离庙宇还有三十多里，荆棘荒草密布，又是熊吼蛇伏的区域，害怕而不敢登山。因此感叹古书说：‘西方最美的地方，有霍山盛产珠玉。’如今也不知道那些珠玉在什么地方了。《龙门山记》我年轻时读《禹书》，读到大禹疏导黄河，从积石山开始，经过龙门，没有一次不遥远地想象那里的情景。如今有幸奉命到西方传达祭祀之事，正要到商汤王庙下行礼，恰好河津距离龙门只有三十里，而且才来二位也一同前往，于是从河津西门出发。当时阴云四面密布，狂风使树木怒号，风势猛烈地兴起。道路被雨水打湿，我们沿石栈道前进，拜谒神禹王庙，并遍览墙壁上的图画。东西两壁都是依次描绘治水、随文刊刻的事迹，每一段都标有经文，形态奇怪瑰丽；就我所见的图画而言，变化雄奇、意境精妙，没有超过这里的。东壁有一幅画，题为“雪窦飞泉”，是尧郡席天章所画；西壁有一幅，题为“烟凝古柏”，是晋溪素庵所画。后屏有两幅图，题为“揭石寻珠，涌露出波”；前楣有一幅，题为“春江晚渡”，是雪轩诚意所画。想来都是宋、元名公的作品，于是我在柱子上题写姓名。二位在飞丹亭下摆酒，俯瞰黄河从西北而来，惊涛骇浪奔腾而下，旋风骤雨相互夹杂而起，水势更加汹涌，苍崖青嶂也被震得回声隆隆。二位又举杯，酒喝到一半，兴致极高，于是命船夫把船划到河边，捕得三条鱼；便又煮鱼，欢快地对饮，联句作诗直到半夜才睡。第二天又登上看鹤楼，眺望远近的河山；俯视洪水，陡峭深绝达百仞，令人凛然生出“居安思危”的警戒。黄河西面是陜西韩城的境域，那里的山也从北面而来，同样号称龙门，与东岸的山遥相照应而中断。《三秦记》说：‘龙门之外有悬泉，两旁有山，水陆都不能通行，鱼鳖也不能上去。’如今看起来确实如此。又沿着河岸向东游览，花草树木繁茂浓密，找到一块高高矗立的悬石，仿佛在等待我，于是用大篆书写“龙门”二字，又写了两首诗，并作《禹门渡》一章。

译《晋祠记》初七日出发，经过太原城西。因为太原人、国子生宋灏擅长篆书和凿刻石碑，于是同他一起出行。向西南行四十五里，到达周代唐叔虞最初受封的地方。唐叔虞在太原县西南有祠，这就是晋祠。下车入内拜谒。祠的右边有晋源神庙，神像是圣母。殿前柱子上都盘绕雕饰着金龙。宋灏题额为“惠远”。祠堂向东临泉而建。泉水从悬瓮山流出，在这里汇成两个穴口向外泄水。穴口宽约二尺，于是用石砌成池塘，池水溢出流成溪水。溪水向北转而向东，漫流充盈，冲开渠道，穿过沟渠，又由支渠经过井田水网，用来灌溉方圆四十里的田地。晋阳百姓靠稻米和粟米为食的，都享受它的利益，称这里土地肥沃。所以每年初秋，携带牲畜和酒到祠下祭祀酬报源神的人，沿路络绎不绝。当时农事正兴起，初生禾苗遍布田野，清流分成数支，环绕在绿色田畦之外。又有垂杨低挂如丝，晴日里花朵吐蕊，掩映着河川水源，颇有江南水乡的景色。各条沟渠之间，就是智伯当年用来灌溉晋阳的地方，共有三支水道一同流入汾河。祠内有唐太宗御制碑，碑后及左右排列着唐、宋石刻。旁边有千年柏树和桑树，树皮黛黑，树干苍劲，树冠覆盖在祠堂上，为祠堂增添了光彩。幽静的鸟儿来往飞鸣于树间。我和宋生在柳树阴下交谈，美好的景色激发了逸兴，于是我作诗，让宋生用篆书刻在祠内的石头上。《汾阳祠记》汾阳祠在荣河东北十里处。我们在商汤王祠向新天子即位行告祭，完毕后，才来二位公子进言说：‘汾阳古祠离这里不远，何不去看看？也可以舒缓随从们一天的劳顿。’二十六日，于是由县城西北行十里到达那里，只见一座荒废的祠庙颓然倚在脽旁。打开门扉，前后明亮的白日照入中堂，鸟在梁上筑巢，苔藓侵入堂内。登堂拜谒后土神，只见神像戴翠冠、穿翟衣。于是沿祠北面寻找汉武帝的明坛，登上轩辕帝的郊台，探访巫锦的鼎区，但都茫茫昏暗，无法辨认。离祠约三百步，就是汾河水流湍急、波涛迅疾之处，河水从河津而来。河边看见一块高大的碑横卧在那里，地下埋着穹形石龟；距离水流只有几步。我们拂去尘土察看，原来是宋真宗西封的文章。大家相互感慨悲伤，于是召集差役，培土加深，穿入木杠转动，又系上绳索牵引，使石碑靠在祠庙所在的地方，希望免于遗忘。二位公子说：‘元鼎年间，这里是汉代天子遥望祭拜的地方，必定有庄严的观台和开辟的道路。即使当时善于游览的人，恐怕也不能到达这里。如今已经荡然成为丘墟，空旷得可以任意步行，何况还有龙门吐云、中条山献奇景，不也值得高兴吗？’ 于是大家在台上举杯饮酒。酒兴正浓时，在祠西找来大船，浮行河上向南；在河心观览景色，俯仰古今，兴致顿时勃发。大家一起吟咏《秋风辞》，我又为此歌唱道：‘皇帝从前来到这里，在坛下停驻；龙车啊，光辉灿烂。皇帝一去啊不再回来，祭坛上只有柏树啊苍苍。悲叹千秋啊万岁，汾河的水啊浩浩荡荡。’歌唱完毕，不知不觉船已抵达崖上。《姑射山记》孟夏十八日清晨，从尧庙出发，才来二位说：‘姑射山，就是庄周所说有神人居住的地方；山下还有龙祠，也很优美，可以去看看。’按《志》记载：‘三登山在襄陵县西南十五里，山脉绵延九十多里，山形像三层台阶。山北有龙斗峪，里面有龙神祠。姑射山从西北蜿蜒而来，支脉平展如石，南面有孔，三层台阶像钩带，因此叫姑射。’乘车到达祠下，祠堂面向东方，宫殿高大幽静，涂着朱漆、饰以白垩。戴冕旒端坐的神像称为龙王。有泉水从山下向东流过，经祠堂南面，跨水建有亭子，规制明洁、宏伟华丽。水气、林光、明风、丽日，都被亭子收纳其中。二位在亭上饮酒，临风作诗；又把座席移到半山，就是泉水源头所在。泉水环抱山麓流出，点点纷纷，像群星拱聚。我命仆人凿开一块石头的覆盖物，聚拢石块计数，竟有一百一十多个泉穴；泉水如流珠喷玉，明亮清澈，一同汇入渠道，灌溉襄陵西北四十多里的田地，向东流入汾河。我和二位盘坐在地，向东远望，远处河流和广阔平原起伏延展，林木像编织的锦绣，青翠与枯脆相杂。我们徘徊谈笑，直到傍晚才回来，住在襄陵察院。泉水潺潺流淌，声音就在床榻下；加上树木竹林茂盛，宛如江南。煮茶作诗，一整夜几乎不能入睡。

译《万泉县凿井记》万泉县隶属平阳，旧称汾阴之地，以“万泉”为名，虽然是因为东谷泉水多，实际上是记载这里水源少。城中原本没有水井，通常只能积存雪水雨水来储水；还要用瓮、瓶、盎、桶到别处取水，往返动辄数十里，挑担背负、牵挽拖曳的艰难，所费力气是平时的百倍。然而百姓没有向官府诉说困难，反而安于这种生活，是因为生长在这里，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三原穆君伯寅以御史身份出巡审察山西，振兴整顿宪法制度，访察民间疾苦，所属郡邑必定亲自走遍。嘉靖戊子年夏四月，他来到万泉，忧虑水源缺乏，便召见父老告谕说：‘水井固然不能强行开凿，但精诚可以感动神灵。’于是发文命稷山县令贾宪前往主持工程，预先斋戒沐浴、告祭神灵，然后开始施工。百姓背着畚箕铁锹赶来参加工程，争先恐后出力，没有人敢落后。不到一个月就凿成了一口井。百姓饮用井水，高兴地说：‘自从设置县治以来，有了这座城郭，就有了这里的人民；有了人民，就应当挖掘这口井。千百年间，大概没有不知道应该挖井的，但最终却不能挖成。过去的井离这里很远，即使有井，也都大约七八十丈深；这口井只有二三十丈，而且清凉甘甜，胜过其他井。’ 如果不是巡按穆君惠爱体恤我们的百姓，我们怎么会有今天？无论老人幼童、妇女，还是远近各处的百姓，大家都来观看，惊异不已，认为这件事真是神奇！众人说这是奇异的功绩，不能不刻在石上，使它永远流传。于是县令张鲸把此事告诉我，和顺县令邹瓒献卿请我写记。我听后感叹说：‘天下的事情，安于旧习、不能振兴创建的总是很多。如果顺应百姓的利益，把利益公平地施给他们，不掺杂私心，那么在一次施政行动之间，神、人都会喜悦，一定会有冥冥中的帮助使它成功。像耿恭挖泉、韩朝宗停井【“息井”或有异文，具体含义不确定】的事，都载在史册上，历历可考可信，并不是偶然获得、侥幸造成的。《易经》说：“水上有风，就是井卦；君子因此慰劳百姓，劝导他们互相帮助。”《尚书》说：“至诚可以感动神灵。”穆君这次举措，合乎人情，适合当地风俗，大概出于惠泽百姓、救济万物的诚意，是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功业，本来就应该这样啊！从今以后，人们将会称它为‘穆公井’，还会把井水的清洁比作他的操守，把泉水给予的福泽比作他的事业；这些都不能不记录，于是写下这篇记文。《熊公重筑池墙碑记》——王九思 盐对于百姓的日常使用，其功用可与五谷相等。只有解盐涌出的水，汇成盐池，绵延一百多里。祥颷轻轻吹拂，从东南方而来。水面凝结，立即变成玉粒一般的盐。大概这是天地覆载所产生的奇珍，也是百姓巨大的幸运。因此整个晋地，以及雍、豫、蜀、汉交界一带，全都仰赖这里。国朝设置运司，任命正副长官，凭借盐池兴办利事，掌握盐引来控制商人，以征收榷课供给国家，以允许流动贩卖来使百姓富足。每年命一名御史来主持这件事；官员的好坏、盐法是否违法，都依照宪法办理。正德丁丑年，南昌熊公天秀正任此职，他清除弊病、剔除积弊，威严推行而恩惠流布。然而守护盐池的士卒每天都因盗贼出没而闻名，熊公前往巡视时，看到围墙只到肩膀高，根本不能防御。他叹道：百姓见到利益却不动心，这不合人情；把国家的利益留给盗贼，是怠慢职守；教唆盗贼再杀掉他们，也不是仁爱。回去后，他告谕主管官吏，想制定一劳永逸的办法，说：告诫你们的役夫，备齐你们的木板和木料，整治你们的工匠与材料，要在五月的吉日对盐池动工，敢于迟误的处罚。又挑选官吏中有才能而且年长的，授予他们方略，令他们前往督工，说：调剂劳逸，按时供应饮食；围墙要坚固，门户要严密；要在十月底完工。于是各方面都遵照命令办理。工程开工的早晨，熊公骑马前往慰劳，参加防守工程的役夫有三万人，没有一个不欣喜。到期限工程完毕，围墙按厚度计算，底宽五尺，高三丈五尺；围成的范围比盐池宽阔，而且还更大。墙外修筑驰道，挖有壕沟，壕沟的深度和宽度与墙厚相同，周围还有水环绕。南、北、西三面各设一座门，门都朝西；门上有楼，以柱数计算，每座各三根。楼与楼之间设置铺房六十处，以柱数计算，每处各一根。凡是门和铺房，都各派人把守。从此以前的盗贼全都散去，守卒夜间安睡，连警戒敲梆子的声音也听不到了。郡县长官相互商议说：只是因为这座盐池，厚重的利益集中于此，盗贼接踵而来，每天在官署庭院中杀人，没有谁害怕死亡。幸亏熊公洞察深远、善于谋划而且决断果断，增设榷课以供公用，改变盗寇使之成为良民，体现了体恤国家的忠心和爱护百姓的仁德。安邑知县张镗把这件事报告给前任史官，王九思撰写碑文以记功。铭文说：条山的北面，大河的东边，开启秘密而产生祥瑞，起始于洪水防治。围成圆形的清水池，珍贵的盐于是兴起。乾道施布，坤道承受，辅助我大明皇帝。良商勤于转运，像流水一样没有阻滞。恩惠遍及各藩镇，以补助国家的财政。看那四面周围，原来是颓败低矮的土埒。收藏财物而不慎，便是教唆盗贼，这种情形怎么能够停止呢？皇帝眷顾这片土地，于是把熊公派来。驱使我的百姓，修筑周密的高墙。高墙巍巍，也非常坚固。参加修筑的百姓，早晚都要谨慎守护。谁说盗寇狡猾？是我们有办法对付他们。谁说百姓美好？正是盗寇使他们改变。士人正在宫中庆贺，商人在道路上歌唱。熊公没有久留于此，已经翱翔于天路之上，这是奉使者的荣耀。秉公撰写这篇铭诗，谨告后来的人。后世还要继续治理它。《山西通志》卷二百六。《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山西通志》。钦定《四库全书》。《山西通志》卷二百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