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六

译《罪言疏》　郝经 我私下听说，上天所赐予的事物，能够奉行承受，叫作顺应天意；上天赐予而不去顺应，叫作抛弃天意。天意可以抛弃吗？所以凡是拥有天下和国家的人，即使是一名百姓、一尺土地，也不敢忽视而不加治理。这不只是为了顺应天意，也是为了奉承上天。国家光复并拥有天下五十多年，疆域绵延广大，横跨数万里，权力所及之处，没有不臣服的。可惜纲纪还没有完全建立，法度还没有完全施行，治国之道还没有完全推行，上天所赐予的还没有完全承受，人民的愿望也还没有完全满足。近年来，关右、河南以及黄河以北的河朔，很少见到治理的措施；其中河朔没有治理好的地方，河东、河阳尤其严重。近年河阳三城也正在整治、洗刷和分割治理，停滞不前的只剩河东罢了。河东内外有山河之险，是形势优越的地区，控制并连接边远的夷夏诸地，俯视中原，古人称为冀州的天府，面向南方治理天下。上党又号称天下的腹心，因此尧、舜、禹三位圣王相继称帝为王，互相以此为都邑，用来巩固鼎命、临制诸侯，是最高的政治成就。到了后世，五霸相继兴起，唯独晋国做了诸侯的盟主一百多年。汉、晋以来，从刘元海以下，李唐、后唐、石晋、刘汉，都由此地建立国家。金源氏也凭平阳一道甲于天下。所以河东是九州之首，难道能让它分裂停滞，困苦疲敝到极点，反而居于九州之下吗？我私下思考，国家实行封建、设置制度，不只是为了私下增强根本、让亲王贤臣共同享有，也是要显示大公之道。既分封本国，使诸王世代享有，如同殷、周的诸侯；汉地各道，则分别让侯伯专制本道，如同唐代藩镇。又让诸侯分食汉地各道，侯伯各有所隶属，这又像汉代的郡国，使尊卑相承、强弱相制，进退有序，不敢互相逾越，条理井然，如同农夫划分田界；分拨公赋，让他们作为私有食禄，这也是一代的新制度，并非错误。平阳一道隶属于防都大王，又兼辖真定、河间道内古城等五处，因为属籍最尊贵，所以分得的土地最大，户数也特别多。假如像其他各道一样，每十户缴纳四斤丝，一户包纳银二两，自然不会困苦。近年来公赋仍按旧额征收，而王府赋税都要求缴纳黄金，不收银、绢及其他杂物，因此唯独比其他各道更加困苦。河东的土产中蔬菜多于桑树，土地适宜种麻，专门纺纱织布，所以有大布、卷布、板布等；除供自己穿用外，还要折算价值，换取白银，以供应官赋。百姓淳朴，官吏质实，但本道征收的银课却特别高；天下制造器皿，远至万里运输进献，也还不至于辜负王府。又必须进贡黄金，先把白银折算成十倍，再折算到十五倍，最后甚至折算到二十、三十倍。白银二两，只能换得黄金一钱。从出售布匹到得到白银，再到换得黄金，费用增加了十倍。空尽筐篚中的纺织品，耗尽妻女的首饰钗钏，仍然不能凑足数额。遭受榜打、拷掠、戴械拘系，承受不尽的痛苦；不敢逃走求生，已经到了极点。如今王府又要把本道细分，使各位妃妾、王子分别向百姓征收。本道的州郡，竟分成五十、七十个名目。有的人得到一座城或几个村落，各自派官员前去监督。即使像汉代分封诸王、王子和诸侯那样，各自供养官吏，仍然不够；何况除了进贡黄金之外，又无节制地搜刮呢？于是百姓辗转迁徙、逃亡离散；帝王的都邑、豪杰聚集之地、礼乐盛行的风土和富庶的人民，都荒废空虚、湮没无存，完全变成穷山恶水，甚至出现人相互吞食的惨状。本来被视为各道中最尊贵的地方，如今却成了困苦疲敝最严重的地方。国家经过数十年浴血奋战才拥有这片土地，为什么唯独重视陕右、河南以及河阳，设置河东却不加过问？坐视百姓颠沛辗转而不加怜恤，难道他们就不是国家的子民吗？这是上天赐予的中原首善之地，难道可以把它割裂出去而不接受治理吗？愿陛下降下一道明诏，约束王府，停止进贡黄金，停止这种细分辖地的做法；让它像各道一样，选拔明达能干、通晓政务的人担任总管，使其掌握纲领，统一号令；减轻征敛、薄收赋税以养护民力，简约安静、不事烦扰以安定民心，减少官吏以去除冗食，清理刑罚以施行仁爱和利益，明确赏罚以安定升降黜陟，设置学校以激励风俗，厚重节义以树立廉耻。这样，分裂的地方就会统一，停滞的政务就会振兴。九州之首可以恢复其地位，治理天下的关键也可以影响四方、推动天下。这样就能够真正承受上天的赐予，上天还会无穷无尽地继续赐予国家。我郝经本是泽州人，在外地寄食二十多年，不能回去拜祭祖坟，守护先世留下的破旧房屋，因此希望治理故乡的心情比别人更加迫切。京城遥远，我只能徒然遥望思念；太行山色黯淡凋零，我伸长脖子、抬头远望它而已。身居官位、掌握权势而能够以仁德治理天下的人，难道可以对此毫不在意吗？这不是平民应当说的话，所以援引杜牧的先例，命名为《罪言》，冒犯威严，谨托使者上报。《河东陕西分界食盐疏》　特穆尔布哈 近来防务委派的巡历官到奉元东道，按照至元元年各州县的户口额数办理盐课。陕西运司的官员不思考转运的方法，每年预先派人分路携带盐引，散发到各州县；刚过十来天，就限期用杖责追缴钞钱，根本不问百姓有没有钱。按我所考察，各处运司的旧例，都是由运官招募商人运销，只有陕西等地近年把盐引分给民户。比如陕西行省食盐户应当缴纳的盐课，多于二十万三千一百六十四锭；其中巩昌、延安等处认定的课钞为一万六千二百七十一锭，庆阳、环州、凤翔、兴元等处每年办理的课钞为一万七千九百八十五锭。其余课钞，先因关陕旱灾饥荒，百姓大多流散，按照中书省咨文，以至顺三年盐课十分为标准，减免四分；到现在三年了，仍有亏欠。大概是因为户口残破了十分之八九，即使有人恢复旧业，家产也已经空了。近来年成颇为丰收，但物价很低，获得钞钱十分困难，本司官员都强令有关部门征办，不分贫富高下，一概发给盐引；少的也不少于二三引，每引收价银三锭。富家尚且无力承办，贫民怎么能够筹措？卖掉一年的粮食还抵不上一个盐引的价钱，宽限就只好借贷并支付利息，催逼紧急时就典卖妻子儿女。

译即使盐引拿到手，因财力窘迫不能装运，也只好听从各处盐商的强迫压价收买。旧债还没有偿清，新盐引又送来；百姓的力量有限，官府的赋税却没有穷尽。况且宁夏所产的韦红盐池不办理盐课，除巩昌等处依照旧例认纳干课、听便食用外，该盐池与陕西环州相邻一百多里。红盐味甘而价格低，解盐味苦而价格高，百姓私下互相贩运交换，无法禁绝。综合考虑，河东盐池的盐，除供捞盐户口食用外，今后办理盐课的盐引数量，应当由运官设法招募商人兴贩。遇到应当运销的盐，不得让各类人员侵扰商人。韦红盐的办法是：运司每年分派官吏监督，听任百姓采盐，制定抽分之法，依例发卖，每引收取课钞三锭。黄河以西的盐，允许百姓食用并按运司原定额数办理课钞；如果有人夹带到黄河东南，就按私盐法治罪。陕西贩运解盐的商人不禁。这样或许可以使官民双方都便利，盐课也不会亏欠。明 《抑制末业疏》　高巍 如今天下百姓，致力于农业这个根本行业的少，从事商业这个末业的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从事农业的人，土地有租税，成年男子有差役；一年三季辛苦务农，一季缴纳赋税，全年忧劳勤苦，全家都劳累艰难。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日常生活往往就会不足。现在做商人的，坐在街市店铺里，每天操纵市场，窥测时机买进卖出，低价买入、高价卖出，获得十分的利润，却只缴纳极少的税，对国家的用度有什么好处呢？他们乘坐坚固的车马，冬天有温暖、夏天有清凉，妻子儿女不用承受劳身之苦，饮食有多种美味，四季都有合身的衣服，全年悠闲自在，没有被督责缴纳粮草的忧患。因此从事末业的人越来越多。过去周代，住宅周围土地荒芜的人要缴纳里布；汉代，不种桑麻的人不得穿锦绢，所以有的处罚他们，有的羞辱他们，使人们长期致力于农业这个根本。如今想使从事末业的人转而务农、把荒田全部开垦，就应当减轻农民的税粮来体恤农民，加重商人的税课来抑制商贾。这样不过三五年，靠末业游食的人不用等到督责劝勉，自然就会转向田亩务农了。《为方政辨明受诬疏》　杨士奇 我防备钦发下镇守大同太监郭敬题本两本，所奏的是总兵官都督方政专权等事。我看所奏各项事情，还不知道是真是假。方政自永乐、宣德年间奉命率兵在外，一向都有功绩。这个人确实廉洁勤勉、公正无私，对上能够恭敬地侍奉朝廷，对下能够抚恤军民，这是众所周知、众所共同推举的。哪里会有刚到大同不到三个月，就出现许多过失的道理？况且听说郭敬在那里与曹俭勾结作恶，专门贪图利益，不管理边防，以致屡次错失战机。宣宗皇帝多次派遣敕书严厉责备他，他仍不改过。郭敬刚听说朝廷命方政到大同任总兵时，心里就已经不高兴，曾亲自到文渊阁，在我们面前极力诋毁方政的短处，极力夸赞曹俭的才能。我们已经料定方政到那里后，他们必然不合，郭敬或许会设法陷害方政。如今果然如此。我私下考虑，在当前边务紧急的时候，对于可以任用的大臣，朝廷应当加以保全。因此想请皇上下敕告谕郭敬，命他改过自新，从今以后与方政和睦合作、共同办事。又担心方政知道郭敬上奏他违法等事，真假尚未明白，心中必然疑惧不安。如果不写敕书前去解除方政的疑虑，使他像从前一样安心办事，那么官军就会观望不服，必然不听从他的号令，耽误边防事务。因此现在拟写敕书底稿两道，封缄进呈，请求裁决。《上讲学疏》　薛瑄 大理寺右寺丞臣薛瑄谨题《为缉熙圣学事》：我切实看到，近来有臣下进言，希望开设经筵以光明圣学。虽然皇上已经答应采纳，却尚未施行，大概是想等军旅之事平定后再开讲。我愚昧地认为，正值圣主中兴之时、国运艰难之日，正应讲论为学和治国的道理，不可有一天延缓。过去汉光武帝亲自穿着铠甲，讨伐平定群凶，尚且放下兵器讲习经艺，停下战马讨论治国之道，在军旅之间也从未有一天废弃学习，所以能够把群盗看得如鸿毛般容易，恢复大业如同反掌一般；这就是讲学有助于成就大功。唐太宗兴起义兵，扫除寇乱，当时在潜邸跟随他起兵的臣子，都是有文学和智谋的人；他们日久相处，共同讨论为学和达到治理的道理，常常在夜半以后还阅读，自己忘记疲倦，所以能够铲除僭伪势力，拯救百姓；这就是讲学有助于平定大难。近来漠北凶恶的敌虏虽然横行成为寇患，但内外抵御外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一旦号令施行，便如风吹草伏，并不像汉、唐开创初期那样艰难，难道可以在这个时候稍稍放缓讲学之事吗？伏望皇上命廷臣共同议定经筵仪式，务求简约，不崇尚奢华；仍广泛选拔公卿、侍从以及文学之臣，要求他们学术纯正、持身端方、谋虑深远、才识卓越、通晓古今、明白熟悉治国体制，选一二十人，使他们轮流入值。恭逢皇上临朝视事的空闲，每天到便殿，立即召各位臣下进讲。所讲的书，先讲《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兼讲《尚书》《春秋》以及各代史书；史书则讲《资治通鉴》《纲目》。务必要详细陈述圣贤修身治人的要领，恳切开导并告诉帝王端正内心、施行治理的方法，直到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以及汉、唐、宋以来，君主实行什么道路天下才会安治，因为什么事情天下才会乖乱，以及奖善罚恶的典章、任用贤能斥退奸邪的方法，都要全部陈述在皇上面前。这样，负责劝讲的臣子或许可以每天修明自己的职务；讲读官的职责既然得到履行，即使皇上聪明而具有最高智慧的资质确实是上天所赐，早晚不断启发辅导的力量也会对圣心有所助益，使圣学日益更新、圣德日益彰明。用它来修明治国之道，就是端正内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于是治道便会产生修明的效果；用它来抵御夷虏，就是整顿军政来选拔将帅，选拔将帅来训练士卒，训练士卒来讨伐夷虏，于是夷虏便有被消灭的日期。这就是讲学有助于成就大功、平定大难，应当赶快施行而不应延缓的道理。

译况且汉光武帝、唐太宗，只是一时的英明君主罢了，尚且能够在局势纷乱之时勤于讲学，以取得平定靖乱的功绩。伏望皇上具有唐尧、虞舜那样的圣德，将要建立殷、周中兴那样的伟大功业。如果能在此时举行开讲之事，以光明圣学，那么神圣的功业和圣明的德行就会高出千古，又哪里是汉、唐两位君主所能相比的呢？臣以衰老怯弱的资质、迂曲浅陋的章句之学，忝列科第，屡次承蒙法从之职。过去曾获罪于先朝，被放归田里，本来准备终老乡园，死于沟壑。幸而蒙皇上登临九五、国运开启昌盛时期，将要建立莫大的治国功业。因此皇上没有遗弃我这个草野中的卑微士人，从平民之中征召我，授予清要的官职；我日夜思虑，却惭愧没有什么可以补报。故而冒死妄自陈述前面的意见，伏望皇上开启如天日般的光明而施行它，我至为恳切不胜。《复大同守御疏》　于谦 镇守大同太监裴当上奏说：制御敌虏的办法，在于预先有备而无忧患；用兵的方略，贵在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如今大同现有的操练官军，除东西两路外，马队官军只有六千多员名，近距离防守还够，远距离作战就不足。步队官军虽有八千八百多员名，只能排列营垒、列成阵势，不能争先趋利。人数中也有精壮勇士，只因没有马，都只能步行操练。请求敕令有关部门酌量调来一万多骑精锐马队官军，另外带来数千匹备用马；每匹马随防带粮数斗，便供军队食用，也可以节省边储。这些备用马匹，听任我们从步队中选人骑马操练。如果马、步军人数太少，就依据正统十四年原先从各卫所选取的余丁以及大同府民壮，参照原数酌量增减，整顿防务、配备齐全，等待有警时相机调用。这样军威就会强盛，边疆事务便有所作为，人员没有浮冗，供给也不会缺乏。我们再考察大同府四州七县的百姓，生长在边地，安于当地习俗，性情本已勇悍，尤其能忍耐饥寒。从古到今，他们多被调往腹里及迤南卫所服军役。各所属卫所，有相距二三千里的，也有相距五七千里的；有的因年深日久，抛弃家庭、失去产业，愿意服役的人少，因事故不能到任的人多；有的因为路途遥远，中途死亡；有的因为不服水土，到达卫所后死亡；有的因为贪赃官吏接受请托，私自放走。被起解的人还没有到达，逃亡的人又不断出现；所属卫所没有真正可用的人，原籍却受到清查勾取的骚扰，既要签发长途解送，又要收取盘缠。何况如今经过战火以来，乡里凋敝到了极点，军队既不能补足，民户也因此受到损害。如果能够就近在大同等卫所服军役，他们愿意自己准备鞍马，不敢立即领取粮饷和赏赐，奋勇杀敌，以图获得报效的机会。我切实认为，天下卫所情况相同的很多，祖宗制度难以更改；但国家政务有常规也有权宜，夷狄事务有紧急也有缓慢。如今北方敌虏与西方夷人、大同与其他地方，不仅事理和形势的轻重不同，实际事机的缓急也相差悬殊。如果不先处理应当重视、应当紧急的事情，而把应当轻视、应当缓办的事情放在前面，那么掌守常规、使用权宜的道理，就没有可取之处。请求敕令有关部门从长计议：除太原府等处边卫的军役外，其余不论在京或在外的卫所中校尉、力士、旗军等人员，今后遇到逃亡或事故，在营中无人补充队伍、按例应当清查勾取的，都不作为常例处理，一律在大同就近按照姓名充当军役，听任他们自己准备鞍马，暂且不给粮饷和赏赐，在大同前后二卫的管辖下带领操练；以后人数积累到一定数量，再另行设立卫所管辖，同时让原先的卫所注销其籍册，永远不再勾补。这样，这些人既免受背井离乡的痛苦，又能实现安家恋土的愿望。如果抚恤得当、训练有法，遇到紧急警报时，他们一方面不忍抛弃祖宗坟墓，另一方面不忍毁掉宗族产业，必然都心怀仇敌，乐于战斗。这同从山西、河南调来操练防备的官军相比，主客身份既不同，坚强脆弱也有差异。这样或许可以使民户没有离散的祸患，军卫又得到有用的士兵，所谓一举两得。我们考察认为，裴当所说的要点是：大同府所属州县清查解送到各卫所的校尉、力士、旗军、幼军等，一律在大同附近卫所服军役。由于校尉、力士、幼军都是随侍等类人员，重要人数不多，难以留在当地；至于清查解送的各卫旗军，是否可以准许不按常例留在当地操练，听候调遣杀敌？等到边境安宁后，再另行决定；仍命有关衙门和军卫把勾取收发过的旗军姓名分类造册，交送兵部，以备查考，不许借此为由滋生事端、扰害百姓。因为奉有钦依，兵部将有关事理具文上奏。《请求厘正祀典疏》　马文升 据考证，帝舜继承尧之后，开始划分十二州，封禅十二座山。大概每州都要封禅，选取山势高大者，作为一州的镇山，如同五岳、五镇之神。向东封泰山为东岳，在今山东泰安州；封沂山为东镇，在今青州府临朐县南。封衡山为南岳，在今湖广衡山县；封会稽山为南镇，在今浙江会稽县西。封华山为西岳，在今陕西华阴县；封吴山为西镇，在今陇州北。封恒山为北岳，在今大同府浑源州；封医巫闾山为北镇，在今辽东广宁卫中。封嵩山为中岳，在今河南府登封县；封霍山为中镇，在今山西霍州。又封四海、四渎之神：东海之神在今莱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广东南海县；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怀庆府济源县。志书记载，因为济源通向北海，所以在此祭祀。淮渎之神在今南阳府泌阳县；江渎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渎之神也在蒲州；济渎之神也在济源县。

译三代以后，历经秦、汉、隋、唐，都在原来封禅的山上祭祀。到了五代失去黄河北部土地，宋朝拥有天下却不能统一，北方被契丹占据，后来以白沟河为界，因此在真定府曲阳县祭祀北岳恒山。民间传说有“飞来石”的说法，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祭祀医巫闾山。大概宋朝建都汴京，而真定在汴京北方，这也是不得已采取的权宜办法。等到我朝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眷顾和天命，全部拥有天下，建都金陵，看到真定远在京师北方，所以沿袭旧例，未曾厘正。到我朝太宗文皇帝迁都北平，而真定府反在京师南方，当时礼官也没有明确提出更正，仍然在曲阳县祭祀北岳，只有北镇仍在广宁祭祀。如果认为北岳原在真定，那么《周礼》记载恒山是并州的镇山，位于正北；我朝《一统志》也记载恒山在浑源州南二十里，就是北岳。由此看来，北岳应当在浑源州，毫无疑问。如今本州北岳庙的遗址仍在，年高的老人还能够口耳相传。我朝洪武初年确定岳、镇、海、渎之神，削去历代追赠的帝号，正可以作为万世遵行的法则。唯独北岳仍在帝都南方祭祀，祭祀的不是原来封禅的山，确实是礼典中的缺失。臣不是礼官，考据未必完全正确，但这关系到国家的重要事务，不可不加以厘正。请求敕令礼部再次详细考察。如果像臣所说确实正确，就明白具奏，并行文给山西及大同巡抚官员，等到年成丰收时，在浑源州恒山旧址一带筹措钱粮，修建北岳神祠，务求不奢侈也不狭窄。如果旧殿还存在，就不必重新建造，只须修缮。工程完毕后，由有关部门具奏。再请求敕令翰林院撰写碑文，刻石立于庙中，以流传永久。今后凡祭祀北岳之神，都在这里行礼，这样几百年来的礼典缺失就能在今日得到纠正，我朝的盛事也能昭示后世。《为急缺宝石西珠事》　韩文 自古帝王治理天下，不以远方珍物为宝，不以过度奇巧为贵，一方面是为了杜绝蛊惑人心的苗头，另一方面是为了培养清廉节俭的德行。我朝历代圣主相承，也都用这种办法来教化推动四方。自宣德年以来，番国停止进献珍宝，朝廷严格禁止收取采办，正是认为奇异物品没有益处，只会白白耗费财用。何况皇上刚开始继承大统，一举一动都关系到治国大体，正应涵养德性，摒弃奇异玩物。书经说：“慎重对待事情的结局。”现在正是时候。近来承运库太监龙绶题奏，御用监揭帖中开头说：“如今举行大婚礼，所需宝石、西珠，应当奏请户部筹办。”臣等看到，祖宗以来举行婚礼，珍宝费用一向都从内藏支取，外廷人员不得过问。为什么到了今天却要敕令户部筹办呢？况且前代遗留下来的、历朝积蓄的番国珍物和海中宝物，全都收藏在内库。如今却说缺乏，要向外面收买。臣等仰承圣恩，虽微小贡献也无法报答，反复思量，实在难以筹办。只是国家举行大婚，怎么敢不仰遵皇上的德意，一一办理？但天下太平已经很久，采办和进贡都已停止，即使想收买，又到哪里去取得呢？何况如今内库连赏赐都不充足，外部边饷又告匮乏，自三月以来还不到一年，陆续运送出去的银子已经超过三百余万两。在国家凋敝困乏之际，却想办理这种难以得到的物品，不仅形势上办不到，实际力量也承受不起。查考成化末年，太监梁芳等人引荐奸邪，收买宝石，虚耗库藏。等到先帝登极，深刻察觉这一弊端，把梁芳以及发卖宝石的人章瑾等都依法处置，直到今天人们仍感到痛快。没想到今天又有这样的举动，一旦开了这个头，奸巧之人就会借机钻营，蛊惑圣心，其危害将不可胜言。况且先帝初政时禁止此事，而皇上初政时却要实行此事，难道在继承并发扬先帝事业的道理上还不够纯正吗？伏望皇上俯念各地灾害频繁、百姓困苦不堪、赋役征取繁多、库藏更加空虚，敕令御用监、承运监太监等官员龙绶等，将内库现有的宝石珍珠逐一挑选，不必另行求购，只要挑出数量足以使用的来选用，务使旧有典制不废、大礼能够完成；仍然禁止左右近侍不得借此为由惑乱皇上的听闻。这样不违背成法，勤俭的德行就会日益隆盛，继承祖业的孝心也会更加光大，尧舜之治就不难达到。《陈述愚见以广开视听疏》　乔宇 臣今年二月奉命前往祭祀山西中镇霍山诸神，经过太原、大同、平阳、蒲、潞、辽、沁等府州。凡是道路经过地区的利弊、边塞军民的疾苦，我都曾用心访察询问，略知一二。虽然不敢比拟周代巡行各地、广泛询问民情的义举，但臣报效国家的微薄诚心，自有不能停止的地方。谨将所听闻的事情拾取整理，冒昧上达天听。然而这只是一个地方的事务；至于四海广大区域，还有许多是我不能知道的。朝廷施政教化的根本，更有比这些重要的事情。我曾听说宋代韩琦告诫仁宗，说外患的发生必然始于内患，于是逐条指出纲纪不立、忠臣奸臣不能分辨、赏罚不明、号令不被信守、浮费没有节制、横加赏赐没有常规、贪图宴安逸乐、宫廷游乐纵欲奢靡、接受后宫请托、容许亲近之人侥幸得利这十件内患，可以说是深深懂得治国根本的人。臣仰思陛下具有圣明资质，应当以尧舜为法，不能只以仁宗为标准；臣虽然愚昧，却私下仰慕韩琦，故敢诵述这些话献给陛下。伏愿陛下端正内心、穷究事理，节制财用、戒除游乐，每天接见贤臣，讲求政务治理；从宫闱附近推及天下遥远之处，有次序地推行教化，使教化没有遗漏，务必让每一个百姓、每一件事物都蒙受尧舜的恩泽。这样就能光明昭著地施行新政，足以慰藉列圣在天之灵。

译内患平定以后，外患自然会消除，区区西北地区，不值得再使皇上为此日夜忧劳。一是抚恤边民。臣私下认为，大同府所属的应州、山阴、马邑等州县，都是空旷分散的平地，距离边墙不远，百姓依村堡居住，没有园林、桑树、枣树所带来的收益。虽然有田地可以耕种，收获却不多，何况连年敌军深入，侵扰庄稼，抢掠人畜，百姓无法生活。这同腹里地区不同。去年已经蒙受宽大诏令，将山西、陕西弘治十八年以前拖欠的粮草停止征收，但主管部门不能奉行，催征官吏以整理粮储为名，催逼得像星火一样急迫，连同旧欠一起缴纳，民间愁怨的声音无法上达。古人所说“黄纸已经放免，白纸仍然催征”，臣亲眼看到了这种弊端。伏望陛下怜悯边民疾苦，特意敕令有关部门，除已经征收入官的以外，正德二年所欠秋粮秋草减半征收，使百姓稍得休息；宽免一分，百姓就能受到一分恩赐。二是厚待边军。大同、宣府二镇紧压边境，军士常常被调遣，在风沙中冲突作战，辛苦万分，却只有每月粮食、每年布匹，此外没有其他经营。近年以来法度松弛，各地官府诛求剥削的痛苦日益加重；平时既不能休养，士气突然遇敌时，又怎么能要求他们勇敢作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自从去年游击等部败兵受挫以后，士卒寒心，军威武力不振。臣经过雁门关，亲自走过广武驿以北的村落，那里全是敌人杀伤、抢掠、俘掳过的地方，百姓财物萧条，令人悲痛。伏望皇上怜悯边军贫困，时时敕令当地巡抚、巡按官务必以爱护养育士卒为重，严格告诫一切官员、旗甲、人等，不许侵扣、冒领军士的月粮和花布。若有人借口使用而侵扣，合计达到折银一两以上的，就交付审问，直到查问完毕。旗甲、人等发往本地最边远的墩台长期哨守；指挥以下官员长期带俸差操，不许推举管军、管事等妨碍势豪，若有违者上奏，从重处治。三是扩大储蓄。臣听说治理国家的道理，必须重视农桑并致力于积聚。如果不根据收入制定支出，怎么能够预备灾荒呢？古代没有六年的储蓄，尚且被认为是紧急之事；拿今天与古代相比，实在令人寒心。去年秋天，山西、陕西两布政司的庄稼没有成熟，各地预备仓等处所储粮谷很少；从邻近地方买粮，又苦于搬运，乡村小民都只能站着等待逃亡，没有人力财力的就坐以待毙。所幸今年夏麦收成颇好，稍微可以接济，否则几乎到了狼狈不堪的地步。请求敕令有关部门转行文给巡抚、巡按官以及府、州、县等衙门：除预备仓粮按照年额收储外，今后凡是审问刑事案件的衙门，对于各种轻重罪犯缴纳粮食赎罪以及缴纳纸张等项目，不许按照近年的惯例收银后解送官府，一律按照旧例缴纳粮食，送入当地预备仓，并严格建立簿籍以供查考。年复一年，仓库储粮自然会逐渐充足；遇到荒歉，就根据情况赈济百姓，使他们免受逃亡、流离、受冻、挨饿的祸患。四是减少一省的摊派。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富足还是贫困，关系到国家的盛衰。臣所经过的州县，田地日益开垦，人口日益繁多，与过去大不相同；然而百姓的储蓄一向很少，日常用度总是苦于不足。臣曾经探求其中的过错：税粮、草束的年额有定数，但国家用度没有常规，冗食人员太多，差役重叠，摊派频繁，各种木材、颜料等物品到处增加。再加上连年转运边饷，民力疲竭，没有安宁停止的时候。所以一遇荒歉，不是流徙四方，就是填尸沟壑。谈到这里，实在令人痛心。伏望皇上以节省财用、使百姓粮食充足为念，特意敕令有关部门，将一切颜料等物在山西、陕西两布政司免除摊派。这样或许财用有所积蓄，民力不至于过度劳苦，遇到灾害也能够支撑，不至于颠沛流离、失去住所。五是谨慎选用守令。臣认为，亲近百姓的职务在郡县，任用得人，百姓就能受到福泽；任用不得其人，百姓就会受到祸害。如今天下守令之中，操行清白、才能见识优长的固然有人，但也有贪污败坏、损害政务的，有巧加修饰、弄虚作假以求取名誉的，有昏昧而不了解民情、把法令交给胥吏办理的，有暗弱懦怯、不能制服豪强狡猾之徒、使善良百姓得不到区别对待的，有刑罚严酷、把人命视如草芥的。如果上级没有鼓励、惩罚、劝勉的办法，那么资质中等的人凭什么努力进取，百姓的利弊又由谁来兴革？何况山西、陕西连年兵荒，治理百姓的官员尤其应当慎重选择。请求敕令有关部门转行文给两地巡抚、巡按官，务必多加纠察，随时巡历，彻底革除迎送的弊端，不要把奔走奉承当作恭敬；仍将官员分为三等：廉洁而有作为的列为上等；谨慎守住本分、不能伤害百姓但办事才能稍有不足的列为中等；操守和办事能力都不足、即使在剥削方面很机巧的列为下等。上等官员必须列入表彰举荐，中等官员略加慰勉，下等官员必须斥退罢免。这样或许人心知道应当受到什么惩罚、得到什么劝勉，可以挽救士风，使其趋于正道，百姓也能得到实际的恩惠。重视祭祀典礼。古代帝王中凡是对天下建立过大功德的，都应世代享受祭祀和血食，并不是可以随意亵渎淫祀的对象。因此皇上自登大宝之初，开始采用殷代礼制，就派臣等前往祭祀历代帝王。臣谨考证：商汤王陵在荣河县北面向西十里处，旧传陵墓已经被河水侵蚀毁坏，不复存在，历代都在河岸东边近处设位祭祀。但那里屋宇低矮狭窄，地势浅陋，不能用来举行尊贵的祭祀、安妥圣灵。当年臣祭祀礼毕，曾与陪祭官参政才宽、佥事来天球商议，庙后有三四亩空地，可以建造三间殿堂、两庑以及数间牲房。伏望陛下重视帝王祭祀，特地下令有关部门转行山西布政司、按察司，命分巡、分守官亲自勘察，拨用无碍的官银，酌量调拨民夫，扩建修葺，或可避免因陋就简的过失，以隆盛一代的典礼。面奏武宗皇帝七条意见的奏疏　王云凤

译国子监祭酒臣王云凤谨奏：为面奏政事。臣恭敬地看到《大明律》中有一条规定：凡国家政令有得有失，准许五府、六部官员当面奏陈处理；又有一条规定：如果百工技艺之人有应当进言的事情，准许直接到御前奏报。臣忝列公卿之后，有机会侍奉经筵，偶然有所见闻，便直言上奏。伏乞圣明采纳施行，一概遵循祖训，以恢复皇上居寝和御临的常规。臣恭敬地看到《皇明祖训》说：‘朕以乾清宫为正寝，后妃宫院各有其所。’又说：‘我平日修身的准则，是没有亲近优伶、沉溺狎玩之失，也没有沉醉歌唱、连夜饮酒之乐。’臣每次庄重诵读，都私下感叹：‘圣德真伟大，圣言真高明！这正是治道高出百代、福庆流传万世的原因。’天子对于皇后，就如同上天对于大地，要借助皇后生养万物的功劳，也借助她辅佐昼夜的作用。天子率领公卿大夫治理天下的外政，皇后率领妃嫔、妇官治理天下的内政。古代帝王，如黄帝的嫘祖、帝喾的四妃、舜的二女、禹的涂山氏、汤的有莘氏、文王的太姒、武王的邑姜，直到我圣祖以及后世历代圣君相承，都是上天所生的圣女，具备坤道仪范、与君德相合，所以子孙圣明，繁衍无穷；她们并不像破旧鞋子那样可以丢弃，也不像赘疣那样毫无用处。如今皇上舍弃乾清宫的正寝，居住在豹房的别宫，废弃后妃应有的大礼，亲近群小而沉溺淫戏，违背帝王的常道，废弃祖宗的家法，治国之道失去根本，各种事务失去纲纪，奸人因此萌生异心，百姓因此思乱，四海危急得像累叠的鸡蛋，天下已有土崩瓦解之势。如果不趁现在立即彻底改弦更张，实在恐怕日后后悔也来不及了。况且天子有过失，就像日月发生食相，天下都看得见，不可能遮掩。只要皇上俯从众人的意见而改正，就能恢复到没有过失的状态。成汤那样圣明，仲虺还称赞他改过不吝；高宗那样贤明，傅说仍告诫他要听从劝谏。这说明圣人真正认为帝王可贵之处，不在于没有过失，而在于能够改过；不在于没有可劝谏的事情，而在于能够听从臣下的劝谏。伏望皇上向上思念社稷托付之重，向下顾念子孙继承帝业的美好，警惕地自我反省，不要等到一天结束，立即回驾乾清宫，安居正寝；把身边的宦官、义子、娼妓优伶、妇女以及番僧等全部驱逐，一切游乐、歌唱饮酒和不合礼法、没有根据的事情，再也不要做。这样，宫闱就会清明肃静，和气就会发生祥瑞，教化可以兴起，纪纲可以建立，圣嗣也会兴盛，子孙众多而昌盛。而且臣所说奸人萌生异心、百姓思乱，是因为如今天下盗贼时时偷偷发生，早晨在东边刚被消灭，晚上又在西边出现，只是由于皇储尚未确立，而皇上游乐不止，臣下没有人敢于进谏争辩、使皇上归于正道，所以他们萌发非分之念，彼此煽动罢了。从前宋臣富弼告诫他的君主说：‘陛下不采纳臣下的劝谏，奸雄就更加高兴，以为朝廷内外都乱了，必定会发生变故。’《吕氏春秋》也说：‘朝廷大臣多贤能，身边近臣多忠诚，君主有过失，大家都交相劝谏争辩，那么国家会日益安定，君主会日益尊贵，天下会日益归服。’伏望皇上思考如何使天下人心归服，不要让奸雄更加得意，那就是天下的大幸。又请恢复早朝，把它作为勤政的根本。臣私下认为，天下大小官员没有一个不是每天早晨坐在衙门处理事务，四海亿万百姓之家也没有一家不是每天早晨起身治理家业。官员一天不坐衙，吏民必定惊讶并嘲笑他，一天的事务也必定因此耽误；每天都这样，官员和差役互相仿效，职务一定会废弛。百姓之家一天不早起，邻里必定惊讶并嘲笑，洒扫、耕作、砍柴都会落在人后；每天都这样，家业必定衰败。何况人君是天下臣民的主人，四海的安危、治乱都系于一身，所以《尚书》说：‘不要教人沉溺于安逸欲望；拥有国家，就应战战兢兢、勤勤恳恳，一天之内、两天之内要处理万般事务。’这是说天子不可不勤政，不能率领天下人以安逸为榜样。恭敬地说，我太祖高皇帝的旧制是一天三次朝见，历代圣君相承，都遵守为家法；即使有时午朝、晚朝举行两次，有时暂时免除，但每天早朝从未有一天废止。如今陛下常常免除早朝，文武百官披星赶路，赶到日出时却空手返回；偶尔举行一次早朝，又到了午后。侍卫军士丢盔弃戈，狼藉地躺在宫阙之下，枕着大腿、靠着肩膀，散漫地睡觉或坐着；四夷来朝人员也横七竖八地枕藉在地上，再没有队列。大概从早朝等到午时，不能饮食，身体疲倦，自然会这样。看见的人惊骇，听说的人忧虑叹息。如今法度日益松弛，人心日益玩忽，盗贼尚未消灭，难道没有原因吗？伏望皇上警惕省察，想到做君主的艰难，念及为天下表率必须勤勉，恢复每日常朝的成法，遵守日出临朝的旧章；早朝之后，经筵日讲也每日接续，不要废止。这样圣德流布，必定比驿站传递还快；天下吏民都会因勤勉自励，人心全都喜悦，太平就可以实现。惟愿圣明留意。还请清理身边的人，以防受蛊惑的祸害。《尚书》说：‘从前文王、武王时期大小臣子……’ 都怀有忠良之心；侍御、仆从等近侍，防备不正之人，使他们早晚辅佐君主；君主出入起居，防止有不恭敬之处；发布号令，防止有不善之处；这样百姓就会安乐，万国都会得到福庆。侍御、仆从并不像公卿将相那样尊贵重要，谁不会认为他们微贱而可以忽视呢？然而，他们却关系到君主的起居和号令，关系到下民和万邦的大事。这是因为左右近习之人与人君朝夕亲近熟悉：用对了人，他就会进献善言、办理正事，潜移默化地培养君德，使君德日益增长，万事都能治理；用错了人，就会带来淫乐、戏弄等事，千变万化，日积月累地熏染君心，使君主自以为圣明而志向受惑，心意昏乱，甚至一身之内举动都违背正道，一家之中至亲也变得如胡越般疏远。唐朝仇士良曾教他的党羽巩固宠信说：‘不能让天子闲下来，应当经常用奢靡之事娱乐他的耳目，使这些事情一天比一天、一个月比一个月兴盛，让他没有空暇顾及其他事务，这样我们才能达到目的。千万不要让他读书、亲近儒臣；他看见前代兴亡，心里知道忧惧，我们这些人就会被疏远斥退。’这是万世都应引以为戒的大戒。伏望皇上考察那些早晚在身边亲近侍奉君主的人：究竟是正人，还是邪人？其中是否有人正在施行仇士良巩固宠信的手段？

译忠厚笃实、老成稳重而少惹事的人，是正人，就应留下；狐媚蛊惑、淫巧百出的人，是邪人，就应斥退。务必使前后左右没有不是正人的，每天所看见的没有不是正事，所听见的没有不是正言，内心不受外物牵扰而守住至正之道，使仇士良之流无法施展其术，那就是天下的大幸。还应亲近君子，以堵塞邪僻之人进身的门户。臣听说晋国屠黍说：‘国家将要兴盛，上天必定给它留下贤人和极力进谏之士；国家将要灭亡，上天必定给它留下乱臣和善于谄媚之士。’宋代朱熹说：‘君子和小人交替消长，正直诚信、博学多闻的士人被疏远，谗谄面谀之人就会到来。’臣认为，臣下贤能还是不肖，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其中确实有天意存在。若人君果真能够远离小人、亲近君子，那么谗谄面谀之士也必定远离，正直诚信、博学多闻之士也必定到来。可是人君身处深宫、居于九重之上，想要遍知群臣的贤与不肖，也很不容易。所以说，帝王的德行没有比知人善任更重要的，人主的职责没有比评定宰相更优先的。人主只要能够知道宰相贤能还是不肖就够了。本朝不设置宰相，由六部相互牵制办理政务，后来又设置内阁居中参与谋议，那么如今内阁大臣和六部尚书、侍郎，都承担着前代宰相的职责。本朝不设置谏官，而政令有缺失时准许府、部大臣当面奏报，那么如今内阁、六部和都察院也承担着进谏争辩的责任。这些大臣如果都由公正廉洁、刚正敏达、敢于进言的人担任，而阿谀奉承、软弱圆滑、贪婪淫乱、奸险邪曲之徒不能混杂其中，那么对上足以辅成君主的德行，对下足以惠养军民，对内足以振兴朝廷纲纪，对外足以消除、压制官场邪恶；正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类汇聚在一起，天下贤能之人无不为国家所用，天下事务也不会有一丝弊病。若让不肖之人居于职位，他们心里只把结交、贪污、保宠、固位当作要务；甜言蜜语、和颜悦色足以使人欢喜，淫邪言辞和错误学说足以改变人的意向，诡秘行踪足以给奸人提供方便。奸人既使人君的德性受到蛊惑败坏，臣僚之间又相互仿效，志节之士隐退不出；从朝廷直到天下，无不是小人掌权。人君想单靠法度防范约束，他们就连同法度一起破坏；想靠台谏官纠察，他们就连同台谏官一起做奸。有司残害百姓而上面不知道，百姓怨恨而上面不追问，天下的动乱就从这里开始了。伏惟圣明留意，天下幸甚。裁革镇守太监，以消除军民的祸害。臣私下认为，宦官自古就有，本来只是宫闱洒扫和守门传命的职役。汉、唐以来，有时让他们参与政务、掌握兵权，国家没有不遭受他们的祸害，天下没有不受他们毒害的，而这些人自己也没有能够保全自身、保全家族的。大概将相的大权，不是传令使役之辈所能承担的；权势一旦达到极盛，也不是身受熏腐之刑的人所能承受的。虽然说是宠爱他们，实际上却是在害他们。本朝设置司礼监，本来只是为了收掌章奏、传递皇帝诏令，如今政权却归于它。设置内官、御马等监，以及织染、针工、酒醋等局，是为了掌管服饰、饮食和器用，虽然仿照《周礼》中酒浆、醯染等职掌，但周代官职都统属于冢宰；如今各部却不能查问它们收支的数目，户部也不能申诉它们征收过重，事务权力于是归于宦官。内至京营，外至各边，都有提督太监；一旦设置镇守太监，兵权也归于宦官。这虽然是蛊惑国家政事的祸害，但还没有直接殃及百姓。到了正统以后，十三布政司又各自设置镇守太监，于是司、府、州、县、卫、所的军民事务，没有一件不在他们掌握之中。难道天下不能有一件事没有宦官、一个地方没有宦官吗？如今镇守内官中，依臣所见，能够清廉安静、守持自身的，像江西的邓原、河南的蓝忠，只是千万人中的一两个，其余没有不贪污的。这些人本来就没有忠君孝亲之心，原先图谋的只是侥幸求取富贵，所以忍心接受这种差事。从小到大，父兄亲友的教训、朋友交游的议论，没有不是围绕财利一事。等到共同在内府衙门办事，早晚谋划的也没有不是财利；日积月累，钱袋充足，便谋求各处镇守的馈送，送给司礼监的多达一万多两。没有钱的就向人借贷；到了地方，便胁迫官府，向军民摊派征敛，千方百计搜罗财物，前任搜刮饱了才离开，后任又接着搜刮。况且府、州、县官有治理百姓的事务，布政、按察官有钱粮、诉讼的事务，抚、按官有抚恤安定、纠察违法的事务，唯独太监无所事事，却孤坐在一方之上，名义上叫镇守，实际上如同把猛虎放在一方来防备百姓。何况正统以前各地没有设置太监，地方也未曾不安；如今镇守太监的权力日益强盛，而各地盗贼蜂拥而起，只能坐视不能救援。镇守太监有无，对于地方事务几乎没有任何损益。臣乞请圣明从宫中裁决，将各处镇守太监一律召回，以后不再派遣。如果暂时还来不及这样做，那么请选用像邓原、蓝忠那样清廉安静、知耻自守的人，然后再任用他们，这样天下军民该多么幸运啊！谨慎对待个人的爱好，以树立风俗教化的根基。臣听说孔子说过：‘在上位的人喜欢什么，下面的人一定会有更加过分的表现。’所以在上的人所喜好之事不能不慎重，因为那是百姓的表率。臣考察自古以来的情形：人君喜好文学，臣民就以诗书来应和；喜好德化，臣民就以礼让来应和；喜好勇力，勇猛之士就会来归附；喜好音乐，优伶就会聚集。孔子的话不是偶然说的。如今天下百姓贫困、盗贼兴起，在市井废墟上驰骋兵马，在耕田桑野间操弄干戈。陛下应当以德化自持，以文学教化天下，却喜好盔甲弓箭之物，留意驰马试剑之事，这是向天下显示自己所喜好的东西。愚昧的百姓看见上面的德行，盗贼怎么能够平息呢？臣私下揣想圣意，大概是因为各处盗贼不平，边方警报未息，想让顽抗教化的人听到后产生畏惧之心，让抵御敌人的人受到感发而产生奋勇激励之气罢了。然而汉灵帝曾在平乐观讲习武事，召集步兵、骑士数万人，结营列阵，皇帝亲自披甲戴胄，骑马绕阵三周后回来。当时天下盗贼蜂起，评论者并不称赞此举，反而说盗寇在远方，却在近处布设阵势，不足以显示果敢坚毅，只是滥用武力。

译大概先王用德行来彰显自己，而不炫耀武力；圣人崇尚道义，而不好勇斗狠，所以应当谨慎风俗教化的源头，防止百姓仿效。何况人君以一身面对天下之上，臣下谁贤谁不肖，议论什么对什么错，人情哪些真诚哪些虚伪，事务哪些可行哪些应停止，号令哪些应急哪些应缓，如果不是我心中的明察足以知晓这些，如同悬挂明镜能够辨别人容美丑，如同挥动利器能够剖解木材的盘结错杂，就必然昏乱迷惑，把贤人当成不肖，把不肖当成贤人，把对的当成错的，把错的当成对的，把真诚当成虚伪，把虚伪当成真诚；施行、停止以及缓急之间，也都会失当。然而要使内心明察，必须读书。不读《大学》，就无法知道古人明德、新民的道理；不读《尚书》，就无法知道古代帝王修身致治的事迹。此外，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以及近来大学士丘濬的《大学衍义补》，对古今治乱的事迹和本朝制度讲得很详细，都可以开拓扩大心胸和见识，作为处理万事的根本。皇上如果能留心这几部书，圣明的照察必定会有所收获；又必须以主敬作为根本，使威仪举止都有典章法则，言语、笑容、行走、坐卧都不显出懈怠放肆，一切游戏驰马之事都不足以动摇我的心、夺去我的志，那么聪明睿智都会由此产生，用人、罢免、赏赐、惩罚以及万事万物来到面前时，便会清楚分明，没有难以处理的了。这样，天下自然会在诗书、礼让之中受到教化；如果盗贼果真还没有平定，那么军旅之事交给兵部办理就足够了。务求以絜矩之道使天下人心归服。臣私下认为，《大学》是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的方法，也是孔门传授道理的书。至于它功用的极致，谈到平定天下，不过是说要与百姓同好同恶，而不能独占天下利益。人情中最大的好恶，没有超过贤人与不肖之分的，也没有超过利益的，所以说得尤其切近。后人以用人和理财来解释这段话，朱子为了防止偏差，反而使其道理隐晦不明，导致做君主的不知道用人不当、贪得无厌，就无法通达天下人的情感、使天下人心归服；以至丧身亡国，前人走过的覆辙后人接着重蹈，都由此而来。伏望皇上召集有道的儒臣，把这一章讲论研究清楚，使圣心明白知道：君子是天下人共同喜爱的人，小人是天下人共同憎恶的人；富足是天下人共同喜爱的，贫穷是天下人共同憎恶的。用人时一定要审察他究竟是君子还是小人；果真是君子，就应当喜爱天下人共同喜爱的君子而任用他；如果是小人，就应当憎恶天下人共同憎恶的小人而斥退他。至于理财，则应说：我是天下的主人，天下的财物都是我的财物；天下的百姓都依赖我的供养，与左右近习之人并无不同。告诫镇守太监不要进献财物，以平息百姓的怨恨；革除左右近侍进奉财物的做法，以堵塞聚敛财富的开端。这样，亲近贤人、安享利益的人各得其所，陛下就能享有万万载太平之乐，永远获得万万世无穷的声誉。选择小官，以充分落实养育百姓的实际责任。现查得，州同知、判官、吏目、知县、县丞、主簿等官，最接近百姓，而多数由岁贡监生担任。天顺、正统以前，岁贡监生考选上来以后，在吏部听候，即行选用，所以当时官员多能任用得人，天下安定。自从有生员纳马、纳银、纳粟入监的事例后，便使岁贡监生积压，到听选十二三年以上才得到选用，大多已经衰老，不能胜任。间或有尚未十分衰老的，又多半受到奉养父母、抚育子女的费用以及往返道路费用的逼迫，饥寒切身，志气沮丧。一旦获得官职，颇有才干的只顾贪求财物，性情朴实的则呆坐着袖手旁观。吏胥乘机利用，制造出各种奸弊。百姓的疾苦和流离迁徙，都不再过问。虽然有任满三年朝觐、考核升降的制度，但天下大小官员有二万五六千余人，吏部无法全部了解其贤能与否，只能凭巡按御史的揭帖上报。这些官员既然数量繁多而难以了解，又因为地位卑微而容易被忽视。御史依靠布政司、按察司，两司依靠府，府依靠州县，彼此抄写誊录；考语大略按照自己的意想改换，基本只是大同小异而已。其中又有通过贿赂的，有托请交游的，有迎合上司喜怒私情的。被罢黜的人有的不是百姓共同憎恶的，得到留任的人有的也不是百姓共同喜爱的。升降考核不足以起到奖惩作用，善人受到阻抑，恶人更加肆意。臣希望吏部在三年朝觐之外，仍依旧例，或三年一次、或六年一次，请两京堂上官中一向以廉明著称者，考察天下官员。所到之处拘集审问百姓，凡百姓所憎恶的，立即予以罢免，不让贪婪暴虐、年老昏聩、懦弱无能之徒长久危害百姓。巡按御史仍按旧制骑驴遍历州县，秘密而细致地访察。按察司官不要一味姑息，纵容贪暴、罢软的官员，使他们成为百姓的祸害。然而，要使吏部选用官员能够得人，根本在于国子监的教养；要使吏部选人不受阻塞，根本在于国子监的调停。如今纳银监生中，想让年长者先获得出身，年幼者排在后面，不许童稚之人混在五六十岁老弱者的行列中。每一季度酌量进行行取，堵塞他们长期羁旅奔走、流浪偷薄的弊端。近年增加的正历，应当全部查明革除，不要让人假托在国子监进修之地而空积在吏部听选之间；也不必削减年资、让求学者因急于求成而走捷径，扰乱他们安心读书的志向。以后纳马、纳银、纳粟的事例，永久停止。岁贡生到国子监后，务必严格教训，使他们各自勤修学业，勉励操守。年老残疾者，送交吏部，授予官职直到终身。那些不遵守学规、不孝、不悌、淫荡放纵而无耻、诽谤师长、不堪教养的人，送交审问，黜退发遣；仍乞请敕令各提学官，每年考核岁贡生时，务必取得学校和邻里共同保结查验，不许虚妄上报。违者，将该生黜退发遣为民；共同作保查验的人，严加治罪。务必使十多年之间把旧日积压的监生全部选用完，以后监生到吏部听选，立即选用。吏部选用之时，仿照王翱、尹旻的旧规，务必详细考察其身材仪表、言语应对、书法和判词，量才选用。为原杰、顾佐请求谥号的奏疏　王世贞

译臣听说，谥号用来尊崇名声，一个节字就能概括一生的恩德，所以有时一个字的褒奖，荣耀胜过华美的礼服，这就是谥法。即使是功勋德行卓著的旧臣，风范谋略没有泯灭，恩泽仍留在人间，如果名声不再被人提起、臣在部外又不能举荐，臣私下实在惭愧。臣到郧阳任职后，拜谒南京兵部尚书、赠太子少保原杰的祠堂，退下后召见吏民，询问有关文学和掌故之事，所有能讲述原杰事迹的人，说起来都兴致勃勃，仿佛滔滔不绝。按原杰在成化年间历任显要职务，任户部左侍郎时，与侍郎叶盛、王恕的声名不相上下；不久改任副都御史，抚治郧阳，任满九年，升任右都御史，又升南京兵部尚书，行至南阳去世。在此以前，关陕、川蜀、荆襄的饥民有几十万人，流离聚集在山谷，无法衣食，于是肆意作乱。先由刘尚书白圭讨伐，以招抚取胜；继由左都御史项忠讨伐，以剿杀取胜。前后招抚、斩杀总计数万人，驱逐余众，使他们回归故土，但他们随即又散而复聚，再次收敛又再次起事。进言者认为刑杀过度，触犯上天和气，于是商议让原杰代替项忠。原杰招徕安抚流民，使各自安定从事寄居的产业；招募乡民建立邑，提升邑为郡，增设都司、卫所加以弹压，使烽火劫掠的战场逐渐变为耕田植桑、安居乐业的土地，使操持矛戟、锄耰的风俗变成士绅冠带、礼让相处的风气。国家获得开辟土地的名声，百姓懂得生存安乐的道理，确实都是原杰的功劳。臣又考察，河南太康县故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顾佐，先任京兆尹，不久掌管银台，以公正廉洁闻名朝野。当时章皇帝想到士大夫之间贪污不法，临朝凭几叹息，于是因先少师杨士奇的推荐，破格让顾佐掌管台宪，并赐给他玺书。顾佐于是奏请罢免违法的御史十多人，整顿宪纲，考核衡量文武官员，于是使那些向都门献媚求进的人望见都门便远远退却，使骑羊石、走北里的权贵也回避不前。大概一百五十年间士风肃然，台宪纲纪更加震肃，正是顾佐的功劳。原杰升迁劳碌至死，顾佐任满考核后致仕并安享终年，他们的功勋德行本来就应该显著褒扬，现行法令也没有什么妨碍；只是因为后嗣单薄，家门冷落，无人为他们请谥，加上年代久远，士大夫不能查考追寻，所以趁着访问年高有德之人，隆庆朝的褒典又只追及前朝，竟使名哲永远埋没，表彰谥号长期受阻，而那些碌碌无为、尸位素餐的臣子反而有的排在他们之前，恐怕这不是张大国家纲维、激励臣节的办法。伏惟皇上即位后颁布诏书，首先为壬午年死于义举的臣子昭雪；后来又因漕运筹划追录故尚书宋礼，赐予优厚完备的典礼；近来又因御史回道，考察督责官员，台臣振作，举明宪典，接连有一百多条进言。这两位大臣，必定应当加以褒录。如果蒙受敕令下达有关部门查核，果然臣所说不虚，请议定为南京兵部尚书原杰、都察院左都御史顾佐核实事迹、评定谥号；顾佐仍酌情追赠一官。臣怀着如《缁衣》所说的诚意，于是忘却了尸祝代祷的戒忌。核查屯田戍守的奏疏　胡松 臣听说旧例：山西、河南两省每年征发数千名吏卒到大同戍守，名叫班军，难道不是因为大同是山西、河南的门户吗？大同安定，各郡就安定，所以即使损耗内地来加强外地，也无暇顾及了吗？臣曾私下听民众议论，如今这种弊病已经到了极点，不能不想办法改变、疏通。为什么呢？每批班军出发前，其统管、把总或指挥率领头目防范拦截，向每户征敛，购买当地所有物品，名为土仪；从总兵以下直到守备，数目各有差等。等他们到了镇所，根本不让他们操弓持箭、巡防行阵，却把他们拨送给宗藩服役；乡间有贵有贱，就让他们修浚壕沟，砍伐草木。军士既不能适应当地水土，又加上粮饷供应不上、饮食没有定时，往往因疾病而死。然而他们每月仍支取行粮四斗半：在原籍军中，造成家室被弃的忧虑；在大同，对防御没有丝毫用处；在本镇，不能作为守卫的力量；在客镇，反而增加耗费和侵蚀。这实在不是便利百姓、增益国家的办法。臣愚昧，想乞请敕令下达有关部门查议，请命大同镇巡抚招募沿边土著居民，补足两省轮流戍守士卒的数额。那些戍卒所留下的每月行粮，已经足够供养所募军士半个月的粮食。然后扣除、追征山西、河南两省每年应当承担的轮戍粮，用来补给应募人员的粮食；同时明确严厉的征收禁令，严格规定期限，立即命领班指挥和把总管交割清楚，不得拖延、侵吞、盗用。这样，应当戍守的士卒就能耕作、凿井、经商，保全妻子儿女，他们一定不会苦于供给问题。大同失业的人也能有所凭借来养活自己，一定会高兴地响应招募；山西、河南两镇又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来守卫，这是一次行动而得到三方面的好处，事半功倍。与那些羁旅不定、愁困无聊的士卒相比，他们往来道路，计算日子盼望回家，只是白白耗费县官的储备，对实际防御没有益处，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请处置青羊山胁从居民的奏疏　夏言 自古以来，盗贼作乱，常常依仗地势险要作为巢穴，好比山中聚居豺虎、水泽中聚集蛇龙，这是常理。只要官府任用得人，控制防御有道，稍有萌动就禁止捕捉，不让势力蔓延，大概就可以避免大患。如今青羊山盗贼中的首恶和凶党已经擒获，必须械送京师，在宫阙之下献俘，明正典刑，以彰显国家的大法。但招收来的胁从男女，估计不少于二千余人，势难羁縻，应当迅速处置。现在的办法，如果想把他们迁到平地，就担心没有供养他们的资财，而由官府供给粮食，又绝非长久之策；如果把他们安置在原来的地方，又仍有险阻可以凭恃，而盗贼根基没有防范，难免成为将来的忧患。臣愚昧，希望特降诏令，命派去的给事中协同新任巡抚都御史王应鹏亲自巡视此山，全面察看地势。凡是过去盗贼盘踞的岩谷险峻之处，只要可以砍伐树木、开通道路，削平险要使之变为平地，就应立即选派强干官员，征集民夫，烧山伐木，务必使道路纵横贯通，人马可以往来；然后把收降的人仍然安置在依山便利之处居住，编入甲伍，照旧纳粮服差役，这样或许容易安定，才是适宜的防范办法。

译如果山势果真险峻难以开辟，前面所说的胁从党徒又不能再让他们进入山中，恐怕留下日后的祸患，那么就应审量地方的广狭，踏勘田地的多少，选择高地、平原、土丘，设置官府作为防御；地方大就设一千户所，地方小就设二三所巡检司，控制扼守要害，常年戍守，作为百年无事的计划。如果可以设立千户所，就把山间征粮的田地按亩从宽起科，发给该所官军依山屯种；再把附近卫所的屯田折抵兑换，斟酌数目，大略仿照井田制度，分给收降的人户，每人授田若干，在各处安置耕种，使其成为永久世业；官府仍酌量给予赈济借贷，作为建造房舍、购买耕牛和种子的资助。如果设立巡检司，就把附近州县民间抛荒的土地分给他们耕种，不许征粮起课；若一处不能容纳，就分散安置到各县地方，造册编管；仍用山间田地招募有力量而无田地的人，选充该司弓兵。这两种处置似乎都有可行之处。然而应当因时制宜，能否裁定施行，还要靠奉敕使者和抚臣从长计议，替国家筹划良策，不是臣愚昧所能预先断定的。陈述情由的奏疏　任环 奏为恳请天恩，准许臣服满丧制以图报效之事。臣不过是一介草野之人，承蒙恩典培养，忝列科甲，任职苏松。近来因为倭夷侵犯作乱，骚扰东南，当事诸臣传檄命臣驱逐讨伐。臣自接受檄令以来，早晚警惕戒惧，深怕不能讨贼，使君父忧虑东南。幸而出兵作战，略有斩获，这都是仰赖天威亲临、朝廷谋划宏深所造成的。臣虽如犬马般微贱，惭愧没有丝毫功效，却承蒙圣恩优厚记录，特意转升现任官职。臣感激之情来自上天，却无处图报，即使穷尽此生，又怎能报答皇上的深厚恩德？万一皇上顾念臣的不幸，突然听说臣母去世，臣现在奉述前因，切实想到当国家有事时，不应回避臣应尽的义务。战事和兵革没有改变，正是臣的本分；因为事情艰难而另托借口推卸责任，是臣不敢做的。只是臣犬马般愚钝，内心的曲折痛苦，实在万不得已而不敢不在君父面前哀告，臣请求冒昧陈说。臣父先臣任翱，娶臣嫡母张氏，中年没有儿子，晚年才娶臣生母赵氏，又只生下臣一人。臣任职沙河时，臣父在家中病故，臣没能见到父亲临终，至今仍痛悔不已。还幸有臣的两位母亲在堂，使臣能够奉养侍奉她们。等到臣任职苏州时，两位母亲都已年老多病，臣不能迎接她们来奉养。臣多次收到家书，得知生母病势一天比一天严重。有一天当时臣就想陈情请求归家，但因为倭寇势力正盛，不敢上奏请求，忍心隐藏悲痛，直到今天。想到臣母名义上生养了臣，实际上却等于没有生养臣；因此臣有一官的俸禄却不能让她享受奉养，臣有一命的荣耀却不能让她接受封赠。她患病时，身边没有侍奉汤药的人；等她去世时，收殓还要借他妇之手。病弱的身体委顿在床，只能孤单自怜；孤零零的灵柩停在堂上，谁来祭奠哭泣？每想到这些，心情就如被剜割一般。即使臣服满三年丧期，仍将抱有终身的遗憾；如果又忍住感情留下不归，那么臣作为一个没有母亲的人，哪里还敢立身于圣明的时代呢？况且臣的嫡母还健在，今年六十八岁，积年疾病缠绵，危急如早晨的露水。她听说臣要远行，流泪牵住臣的衣服，不忍放开臣的手。臣这一身，是赵母生养的，也是张母容纳抚养的。臣的不孝，已经对不起赵母；又怎么忍心再对张母重蹈旧辙呢？况且如今东南倭寇的势头也稍稍缓和，当事诸臣又都尽心筹办救济，臣本家上面没有伯叔，下面少有兄弟，活着的人依靠臣来养生，死去的人依靠臣来归葬。所以臣这个人在外面，对战事有无并不十分重要，而臣的两位母亲一定要得到臣，之后才可能有所救济。恭敬地想，我皇上道德高如元极，孝心广大而发自本心，凡是臣下都能实现乌鸟反哺、侍奉亲母的私愿，安然尽到为人子的本分。像臣这样犬马般愚昧，内心曲折痛苦，呼号申诉无门，却不敢不在君父面前哀鸣，正是仰赖我皇上高天厚地般的恩德，能够怜悯臣的愚昧、体恤臣的痛苦。乞请敕令有关部门再次查访，如果臣所说不虚，就把臣放回原籍，使臣服满丧制；那么臣全家都非常幸运，臣这个愚臣也非常幸运。臣感恩并图谋报答，又哪里是今生所能尽的呢？臣冒昧触犯天威，极其恐惧，惶惶等候罪责。禁止酷刑以保全百姓性命的奏疏　葛守礼 臣私下认为，我国家考察古制、制定律例来施刑，笞刑、杖刑既有一百、一十等数目，大杖、小杖又有圆径分寸的等级，取其可以打破皮肤，却不希望损伤骨头。至于徒刑、流刑，也各有等级，不过是使罪人受苦并远离原地罢了。至于罪大恶极、众人共同唾弃的人，才处以死刑；但也不立即依法处死，而是交刑部审问，交大理寺评议，经过多官朝审；到了临刑时，又要三次复核、五次奏请，仿佛实在不得已之后才加刑。大概是战战兢兢地把人的性命看得如此重要。这是我皇祖传下的敬慎怜恤刑罚的典制，也就是虞廷希望使人都得以生存的意思。我皇上登极之初，大为施布恩赦，使百姓获得新生，甚至停止刑罚、在炎热时节审案而予以宽免，这种怜悯之仁，正是帝舜好生之德。然而我皇上虽然恻然有怜悯百姓的心意，在外的有司却无法奉行和承接这种美德，臣对此深为痛惜。审讯时本来只需隔开讯问、相互对证，多方详细推究，自然可以查得实情；即使要施加惩罚，也应使用鞭打、扑打。如今却认为这样不足以显示威严，于是不论罪犯罪行轻重，动辄使用夹棍等刑具，把人剥皮碎骨，惨烈得不忍言说。有时一件事还没有审完，已经死了一两个人。

译有的官员才到任满一年，就已经拷打死了几十个人，把人命看得如同草芥。奏章中记载的，如汾州知州齐宗尧三年内致人死亡五十人，荣河知县吴朝一年内致人死亡十七人；最初听说时十分惊骇惋惜，却没有因此严加惩处。如今远近听到这种风气，酷虐惨烈已经蔚然成风，残害百姓以逞威风，到处都有。这是皇上任用他们来治理百姓，他们却自行把职责当成屠杀百姓。况且在痛苦之下，什么话不能逼问出来？威胁劫持之后，还有什么要求不能得到？这就是监狱中冤屈压抑的人很多、贪官暴吏填满无底欲壑的原因。小民怎么承受得了这种命运呢？如果不严加禁止和告诫，日甚一日，那么下方会激成民变，上方会触犯上天和气，关系实在不小。伏望皇上特降严厉禁令，敕令臣部移文都察院，再转行各处抚按官，督同司、府等衙门，特别加意告诫各有司，不许设置夹棍等残酷刑具。如果仍像以前一样滥用，就依照非法用刑的事例，审问后降级为民。其中有故意拷问、故意监禁、故意把平民定为罪犯而致死的，依律判处死罪。本管监司如果姑息纵容，只知道替人怜惜官位，却不知道替百姓珍惜性命，对酷虐官员另行举发，监司也应按职责分别承担责任。这样一来，上下级都知道警戒，有关官员就不能任意施行刑罚杀戮，而平民百姓也能够得以生存了。再说，守令之所以敢于施用酷刑，是因为不了解律例的缘故。律中有“故意勘问、故意拘禁、故意将人定为抵死罪”等条文，例中有不得使用非正常刑罚、违者降级为民的告诫。各级官员平素从未讲习阅读，所以任意妄行，毫无顾忌。既然不能依据法律约束自己，又怎么能够治理别人呢？查《大明律》“讲读律令”条规定：“各部门官吏务必熟读律令，讲明律意，以剖析裁决事务。每逢年终，京城由都察院，地方由分巡御史、按察司官，按照所管地方进行考核。如果不能讲明律意，初犯罚俸银一个月，再犯笞打四十下，第三次犯则记过，并在本衙门内递降叙用。”钦此。可见，对于已经入仕的各级官员，都命令其讲明律意。乞请敕令各有关监司切实执行。对于尚未入仕的人员，如办事进士，由各衙门堂官督促，令其人人熟读并讲明律意，仍要不时考核，务必使他们通晓。对于等待吏部选用的举人、监生，每逢考选时，摘取律文数条，命他们背诵抄录原文，解释大意，以观察其是否通晓，并按分数决定铨选的先后次序。这样，凡在任官员都能通晓律例，在职之人既不敢触犯法律，对于百姓的违法行为也可以依法审理。刑罚清明而百姓服从，贪婪残暴之风收敛，天下就不会有冤狱了。臣民真是幸运。陈述时弊以保治安疏　苏佑 据了解，宣大二镇的地方逼近沙漠，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几乎没有什么物产，与内地相比，财力大不相同。因此，二镇的一切公费，宣府只有公务余地、新增驿传租粮；大同只有半具尖丁户口盐粮商税煤课等银两，即使每年全部征收完毕，仍不足以供给一年的使用。何况灾害蠲免、敌患和逃亡，通常连十分之六也收不上来，以致宗室冠服、房坟祭祀费用以及各项公费等，积欠很多。虽各该巡抚极力筹措，但供应和支出浩繁，已经难以支持。如今户部又把宣府公务余地等银改作官吏、孤老、驿站每年的用度，把大同商税、盐粮、课程、尖丁银两改作代府官校、卫所官吏、武举等项目的俸银，以及驿站马骡料豆、牛具银，统统列入屯田项目，改解到银亿库、军储仓支用。这是把多余的拿来补不足，但顾了这一头，难免又丢了那一头。况且宣大军站不能与州县驿站相比，民驿本来有审编马骡夫役协济等公用，军站不过是拨军负责传递，合并计算为廪粮、马骡料豆，应该仿照土木、榆林等军站积存于军储仓的支给办法，用来支付宗室冠服、房坟祭祀费用。往年原本由礼部、工部关领，后来因为内帑匮乏，才令大同府和山西行都司从盐课等银两中支用。牛具银先由兵部议覆题奏，奉旨批准，专门用来买马。嘉靖二十四年，吏科给事中李文进等上疏，提出节省浮费以理财用，也知道牛具银是该镇买马必需的费用，只是原来的款目中没有列出。又查得宣府有买马团种银二万两，大同比宣府用马更多，只有前述数额根本不够使用。公务余地等项粮银，是各镇巡抚赏功、给降、恤亡、犒赏以及各种供应全都取给的来源。尖丁银是各卫所均徭摊派办理的，自有各项支出。如果全都搜括，细微之处也不遗漏，那么卫所官吏和驿站既然遵照户部裁革的规定，不敢关领军储，也不敢支用前项银两；同时，各项供应又都有定额，一年收入尚且不够一年支出，便会动辄告急，最终使官吏困顿疲惫，马骡倒毙损坏，驿站废弛，军机事务停滞，其弊端将多得难以尽述。况且巡抚大臣负责抚治一镇，如果赏劳不能实行，谁还肯效命？优恤不能供给，又怎么能够显示劝勉作用呢？马匹得不到补充，谁来抵御敌忾？宗室房坟、冠服祭祀按例不可缺少，驿站供应和传递事务势不可无。供应费用既然缺乏，施展安排就非常困难，不仅会坐失军机，也恐怕有损国体。伏望皇上体念宣大重镇，各项供应都十分紧急，乞敕户、礼、兵、工四部从长远筹划，将各镇所请求的前述地租、牛具、商税、盐粮、课程等项银两，都照旧留在该镇，用作公费并购买补充马匹、供骑操使用。官吏、旗校、孤老的俸粮，驿递马骡的料草，也都仍按旧例，从军储仓、银亿库关支。如果户部一定要改制，乞敕礼、兵、工三部另行议定，请发银两供各镇购买补充操马，以及驿递马骡的草料、草粮，还有各宗室冠服、房坟祭祀费用等项所需。这样或许公务不至于偏废，边地大臣也能稍微尽到职守。右卫路应乘时机谋求长远成效疏　杨博

译臣接到兵部咨文，得知该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栾尚约题奏，奉圣旨说：“东面既已调兵运粮，已经命令杨博尽心周密筹划，大举驱逐寇兵，不要让他们再次欺凌。墩台、堡寨的要害处，要赶快修筑，务必坚固耐久，也不许推诿拖延，限于八月以前完工报告。其余墙工按次序坚固修造，凡应当办理的，紧急奏报后继续办理，并立即发文通知兵部知道。”钦此。臣恭敬遵照，备文咨报到臣这里。臣仰想皇上凭借圣明文武的资质，掌握礼乐和征伐的大权。近来右卫发生变乱，敌人驱逐运粮部队而入，所有机宜都出自皇上的深谋。到如今解围之后，救治弊病、补救偏失，经略制度都关系到皇上的决断。云中百姓，无不切实怀有感戴之情；塞外敌兵，也无不表现出震恐畏惧的样子。臣资质低劣平庸，却错误地承当重任，自任事以来，恐怕辜负君父特别知遇的厚恩，因此奔走经营，废寝忘食。何况如今圣谕反复叮咛，至再至三，臣岂敢不竭尽驽马般的微力，仰答皇上的宏大造化？除关于右卫事务的处置外，先前臣等已经分条筹划上奏，圣明已经俯允施行；只是敌情难以测度，常常趁我方懈怠疏忽而来，内部治理应当严格，也不妨周详谨慎。臣与巡抚大同右佥都御史杨选共同查阅地形险易，汇集众人的分析意见，反复慎重考虑，厘定为四件事。前一疏所列的是当前急需办理的事情，本疏所陈述的是按次序继续办理的事情，务必使右卫直到威平之间声势相连，镇城直到右卫之间气脉贯通。如果蒙受敕令交有关部门再详细议定，及时举行，就可以稍稍舒展臣等效忠如犬马的心意，也永远成为边地百姓的保障。第一，增设墩台。臣等议定，墩堡的疏密应当看边疆道路是冲要还是缓僻。右卫到左卫一带逼近敌境，前次议定每四里设置一座墩台，仍恐怕太疏，因此每个空缺处再增加两座，大约每里应有一座墩台。左卫到高山站，比右卫稍为冲要，每五里已有一座墩台的地方，每个空缺处再增加一座，大约二里半应有一座墩台。高山站到镇城，比右卫稍缓，原来没有墩台，每五里设置一座。等牛心山等堡寨和墩台完工后，仍令总兵官张承勋、分守参议史阙疑继续办理此事。钱粮从修边银中支用。其中中路草沟堡、占官人屯、梁家店、齐家河、北花园、马道口六处，西路小邨儿、北梁一处，应增加墩堡以及沿边的墙、堑，按照臣等原议另行具奏。第二，经略左卫。臣等议定，左卫到高山站相距六十里，应在适中的缪官人屯修筑一座大堡，在二十里铺、旧高山城各修筑一座小堡；高山站到镇城相距六十里，应在适中的冈家湾修筑一座大堡，在白庙儿屯、右白佛寺各修筑一座小堡，公廨、营房等项依次修建，所需钱粮都从修边银中支用。第三，增设官兵。臣等议定，左卫到高山站直达镇城，既然增添墩堡，官军和马匹也应相应筹划。应在缪官人屯、冈家湾各设置操守一员，并分别提调东西两座小堡；各招募军士五百名，各量给马一百匹，以备往来传报使用；每座小堡各设置把总官一员。合计招募军士一千名，每名军士衣装银五两，共需银五千两；盔甲器械一千件，副如前；马二百匹，由兵部、工部按数拨给；月粮、布花等，等招募军士完毕后，列入大同管粮郎中的钱粮数内。第四，查处荒田。臣等议定，左卫直到镇城，官路东西两侧全是肥沃的田地，近来由于边患频繁，没有人耕种。如今既已议定增设墩堡，应当命各处官军尽力开垦，所有屯粮暂且免于追缴，等年岁丰收以后再另行议处；闲暇时，将原来设置的低矮单薄、不堪使用的墩台逐渐修理。地方上一切人员中，果真有愿意随堡居住耕种的，听凭其便。荐举疏　吴仁度 题为甄别、表彰儒者品行，以激励世风、使圣治更加兴盛一事。臣考察得知：圣王寻求贤才、谋求治理国家，一定会说要明察并举用隐居和地位卑微的人。因为有才德而隐晦不显之士，珍惜自己的才学，往往无意于闻达。贤明的君主为国家着想，只怕有人如潜藏的龙收敛鳞甲、如收起锋芒的贤才隐于屠夫渔夫之中，所以即使朝廷贤臣满堂、俊杰位列其中，仍会因贤者如白驹远逝、隐士如丛桂待招而萦绕于怀。束帛等厚礼接连送到山林岩穴，也就是说，上天生育的人才，不会全都埋没在野外而不肯入仕；如果他们没有被发现，就说明朝廷确有埋没贤才的事实。不愿让覆盖天下的罗网仍有疏漏的网眼，所以寻访贤才才这样急迫。我朝任用人才的途径并不只有一种，祖宗时期立贤没有固定方式，即使舆台、胥吏也都有人做到显达。自皇上即位以来，先后搜罗刘元卿、王臣、瞿九思、来知德等人，他们都从田间被发现，后来列于侍从之位。虽然诸臣如今还在朝中任职，未能停息奔走，但我皇上求贤若渴的一片心意，已经清楚地昭示天下了。臣只是奉扬皇上的德意，巡抚山西以来，时常进用学臣南居益，留心延请访求；据臣所听闻，并不是没有人才。如绛州学生员辛全，年纪刚满二十岁，慨然认为圣人之道完全可以学习，长途深入钻研，他将来的进步难以估量。臣暂且直接加以奖劝。又有平阳府安邑县举人姚槚，年纪已经五十多岁，先前因为父母年老，侍奉赡养他们，停止赴京应试，于是断绝了做官求进的念头，一心研究理学，深入体会，竭力探索，亲身实行。他的操守行为无愧于古人，他深厚的修养也可以补益世用。臣请求把他的情况逐条列出，陈奏给皇上。姚槚年幼时就仰慕河汾之学，书籍没有不读的，但以穷究事理为主，深思苦索，早晚从不懈怠。他坐卧之处，双足仿佛刻入地穴，探究学问本源；他所致力的，都是以师友相互砥砺，勤学到了这种程度。他从问学中所得，都期望落实到自身，言语必有实质，行为必有法度。不是志同道合的人不与之交友，不合乎礼义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取，他的操守就是如此。他一生没有温饱方面的念头，自从停止赴京应试以来，每天只同志同道合的人讲论性命之学，住茅屋、坐土几，吃干粮和蔬菜，超然于物外，心境如此恬淡安静。他孝敬父母如同幼儿仰慕父母，父母在世或去世都没有改变；倾尽箱中财物让出产业，约束自己以奉养兄长，量力周济贫困的族人，抚恤孤儿以保全交谊，他敦厚处理伦理关系到了这种程度。大概他在学问上确实有所领悟，卓越的见识和坚定的意志不被世俗情感牵引，实在是儒者中的高尚行迹，也可作为太平朝代的高尚典范。回头看刘元卿等人，他可以与他们相提并论。

译臣自己想到生长在豫章，最被称为驽钝低下之人，然而平日始终有一念仰慕前代贤人，唯恐自己有所不及。臣的乡里，像邹元标那样为人的，天下仰慕他如同泰山北斗，实在不可不推崇！如今吉安的贺沚、南昌的朱式，有的以孝廉身份，有的以布衣身份修身明道，声誉和名望都很显著；一个是真儒王时槐的高足弟子，一个是高士章潢的嫡传。这样的贤才沉沦草野，臣心中实在叹惜。如果臣有幸承受皇上简拔贤才的使命，荐举贤人的职责本在掌职之中，却使像姚槚这样的隐逸之士埋没声名，不能举荐上报皇上，那么埋没贤才的责任，臣确实应当承担。伏乞皇上鉴察臣的一片愚诚，准许敕令下达吏部，再加以咨询访求。如果臣所言不假，请查照刘元卿等人的事例，准许举人姚槚授予京官名衔，务必令其就任。这样便可使独自远行的隐士不再长久沉沦于空谷，并最终抒发宏大的抱负，一定会对官府有所贡献，也可借此教化天下、激励真正修身之士，实在是极盛的举措。臣不胜激切恳诚，静候命令。清理大同屯田疏　厐尚鹏 据查，各边镇都同外部敌境相邻，而盘踞在国家门户附近、距离最近的，只有大同。因此，边地百姓失去生业、屯田政务无人整顿，到今天已经严重到了极点。前后提出建议、请求兴复屯田的，不下千万言，其中有的因时势不同，难以一概而论。从今天的情况看，只有清查隐占土地、均平粮额、开垦抛荒田地，是眼下最急迫的事务。这三件事实行以后，其余事情就会不劳而治。但忧虑时局而慷慨进言的人，有时苦于权势难以满足；只求事情苟且安稳的人，又常常陷入因循的弊病。这就是屯田日益废弛而不能振兴的原因。臣督同各官，随着事情斟酌处理，并参以自己一点所得的见解，绝不敢随意发表迂阔空谈。其中应当实行的事项，有些同宣府相同，彼此互相列载，不避重复措辞。第一，严格督察责任以堵塞弊端根源。查得该镇屯田粮额轻重不均，豪强欺骗隐瞒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丈量确实不可停止。必须委派官员沿着田丘逐亩踏勘，依据土地情况分别处理；此事已经由巡按周御史题奏并奉旨批准，已有成算，不必再议。只是担心委派的官员难以得到合适人选，有的听命于权势豪强，有的受蒙骗于身边人，统筹办理没有办法，于是各种弊端丛生，导致任意增减、挪移粮额，以及飞诡、隐占土地。这样的危害，哪里说得尽呢？况且军户和民户分居，田地彼此相连，加上王府牧马草场、将官养廉田，以及随侍官校免买民屯的土地，彼此交错，像犬牙一样。如果不统一丈量，就会把甲地指作乙地，互相遮掩，而军民之间的弊端便无穷无尽。应当通行各卫所、州县，督促各有关人户，不论军民、随侍、养廉、草场等土地，每五顷划为一大丘，插上牌子和木桩，明确标出四至；哪一块是民田、由什么人管业，哪一块是屯田、由什么人耕种，哪一块是养廉田、由什么人拨给，哪一块是随侍田、由什么人承买，都依照亩数填注姓名。丘内四至都洒上石灰，以防止移动、改变、增减。还要分别注明屯田若干，现已种熟若干，抛荒但适宜耕种若干，被水冲毁或被沙压埋若干，各处种草若干；地亩、洪洲、寄庄等名目的土地，也都照此办理。委派官员查照所列款项，如实丈量勘察；已经成熟的照旧承耕，抛荒的设法开垦，被水冲毁、被沙压埋的明确核销。还要置立丘单，每丘两幅：前半幅绘画地形，后半幅按照前面牌桩所列内容填写姓氏，以及军田、民田等各项名目，并注明成熟、抛荒的数目。一幅送交各主管印信官加盖印章收存备查，另一幅由受委丈量官在现场逐一核对，看是否有异同。在丘内选择土地较多、谨慎畏事而老成的人，一人任丘长，一人任丘副，责令他们先把丘内土地的数目丈量计算清楚，彼此监督察看，填写丘单、竖立木桩，等候委派官员亲临，共同丈量；还要把土地肥瘠分为上、中、下三等九则，以便分派征收钱粮。第一，明确赏罚以劝导开垦。查得各路荒田何止万顷，承租耕种的人疑虑畏惧接连不断，难道只是困于劳力吗？年成丰歉无常，敌骑出没难测，差役征派难以禁止，收益还不到十分之一，祸害却已经有七八分了。即使召募人来耕种十分勤劳，又有谁愿意前往呢？如今只能责成将官拨派军士开垦，务必令他们通力合作；牛具和种子由官府供给。每年秋收，除去返还牛具、种子的本钱外，其余全部按亩数平均分配，直到五年以后确实形成产业，再酌情议定从轻征粮。大同地方逼近边境，耕种产业收益微薄而难以齐平，所以宁可损上益下，以表示存恤和劝导之意。然而这件事如果不责成将官办理，势必不能成功。第二，议定削减新增项目以纾解困苦。查得该镇屯田除原定数额已经足够之外，又无端增加屯田等名目，有的册籍上虽有数额却无人纳粮，有的土地本已荒芜却粮额过多、赔累严重，百姓对此十分困苦。如今查得各卫每份屯田中，亩数多少各不相同，有的彼此比较相差悬殊，于是正额之外又有新增，这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但土地本来彼此接壤，粮额又有定数，而被水冲、被沙压以及土地贫瘠不堪耕种的，也有很多。应当在这次丈量清楚之后，就把新增土地平均摊入原来所管的粮额中。疆界既已明确，欺骗隐瞒就可以完全革除；税粮既然减轻，输纳也容易完成。宽免一分，百姓就得到一分恩惠。何况连年拖欠，督责又烦琐苛刻，只徒有新增的名目，完全没有实际征收的结果，何必凭借虚名而增加劳扰呢？至于屯田以外所谓地亩、洪洲等名目的土地，都是屯田余地，粮额很轻，应当实行以多补少的办法。如今据分巡道呈文称，审查得地亩等户韩玉、吴春等人，都愿意带种抛荒屯田，办理缴纳折色，这也是官民双方有利的事。第一，酌情支放以求实际使用。查得该镇屯粮是用来供给主兵钦买的。

译召募商人买粮，是用来供给客兵的。近来客兵的粮食常常有余，主兵的粮食却常常不足。因此，买入仓中的粮食有五六年不能支放，仓场的安置未必合乎制度，仓官和攒典的看守也难免侵吞欺骗。每年经过查盘时，往往有很多亏耗；负责守仓待支的人中，有的老死在异乡，连尸骨都不能运回。况且粮食既已受潮腐烂，弃置成尘，难道可以没有变通办法吗？应当把储存年久的粮食改作发给主兵，把应发的折色银存储起来。如果粮食有不堪使用的，也要根据时势酌量处理，把屯粮彼此搭配、通融关领，随后及时补还。这本来是出陈粮、换新粮，通权达变的办法，如此一来，负责守仓待支的仓官和攒典也不至于空腹等死。第二，革除偏重负担以扩大报中。查得该镇召募商人报中盐粮，都是每年九月中旬查取当时价格，定为一年的常规。至于春夏青黄不接的时候，市场价格上涨，却从不酌情宽减，致使商人困坐其中，力量难以支撑。而且据各商买粮料计算，每买银一两的粮食，要付斗行、牙行银二分；每米一石从市场送到仓中，脚夫要收脚价米一升，入仓还要耗米二升；每米一石搬运到仓台并晒晾，需工食银六厘，抬斛时洒落的工食银五厘，入仓扛运脚银七厘，饭食三厘，铺垫仓底席子的费用银六厘，大体上每米一石的杂项使用费就是银八分六厘。料豆的费用与米相等，而草束及杂用费用则是官定价格的两倍。又因积存年久，仓场渗漏，粮料亏损，查盘时便按数追究赔偿，甚至有人被逮捕，妻子儿女也被牵连，自己病死在狱中。即使本地商人也承受不了这种命运，何况远地商人呢？据各商人呈告，他们每交纳一万束草，愿意另外加纳一千束以备亏折，听凭仓官和攒典守仓待支，由此可大略看出他们的苦情。至于发银买粮，商人所受祸害尤其惨酷，如李世臣、丁汉臣等人，控诉无门，服药自尽，都是近来的事情，实在令人痛哭流泪。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却年年驱逼迫害他们，他们有什么罪过，竟至于这样横死呢？应当从今以后，各路的当时粮价每年分为四季确定；城堡有远近，年景有丰歉，物价有高低，先由各有关守巡兵备道督同军卫、有司，按照当地情况酌定，按季详细确定，然后告知户部管粮郎中，彼此参酌后发出文书通行。还应规定期限：如果是春夏粮价，就限于春夏入仓；如果拖延到秋收，就改按秋季粮价，以革除拖延观望的弊端。至于斗脚、工食等费用，都是常规上无法免除的，应当由公同核定粮价时一并议入数额，不要让商人皱眉而另行赔贴。粮料缴纳完毕后，就另行隔离委派官员查盘清楚，交给仓官和攒典守仓待支，不得再同其他商人相互牵连，这样祸端才可以断绝。第一，禁止请托，以绳治大奸。查得该镇专门牟利的人到处都有，每逢开派盐粮，就托人钻营求取，预先设置认状，这是出卖窝额的旧伎俩。升斗粮食没有进入仓库，却坐收千金利益；商人受到他们压榨勒索，耗费越来越多，边储因此亏损，盐法也被阻坏，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应当通行各路守巡兵备官以及本镇管粮郎中，预先严禁此事。凡开中盐粮，都要在各有关地方张挂告示，明确列出淮盐若干、芦盐若干、当时粮价和斗头若干，听任各商人先到各仓交纳足额粮食；监督、通判等官立即发给实收凭据，由商人携带投送户部，以凭据填发勘合。粮食尚未入仓，预先递交认状的，不得徇情准许接受，以免滋长过去的弊端。清理山西三关屯田疏 据查，各路严守关隘以巩固边防，广泛开设屯田以充足军粮，务农并讲习武备，这是兵家制胜的良策。保定各关原属内地，屯田事务听任该镇抚臣自行经营管理，暂且不论；至于山西三关，比各路尤其称为要害之地。设置军屯田由来已久，历年都有申令整饬，已经具备成规，似乎没有必要纷纷改动。但人情偏执于旧习，难免沿袭其弊端；士卒苟且安于游惰，不亲自从事耕作，所以需要督察并加以利导，这不只是详尽制定禁令而已。臣巡视从西面回来，询问谋划，众人意见相同；虽然这里只列举大端，但一时应当兴革的事项，大概也不超出这些。第一，扩大耕牧以资助战守。查得三关的平原沃野，全都是良田；若问抛荒土地，只有孤悬之地偶尔有之，也不过千分之一二。其余山上可以耕种的土地，不下百万顷。臣是岭南人，世代本是农家子弟，常常叹息北方人不懂得耕作的利益。近来进入宁武关，见有人锄山为田，麦苗满眼，心中暗自欢喜。等到向西渡过黄河，经过永宁进入延绥，即使是山上的悬崖峭壁，也没有一寸土地不耕种。他们都是长子和老孙这样的人，难道会白白耗费力气，做没有利益的事情吗？查得三关军士，除防秋期间外，凡调集操练、按伏等事务，一年能有几次？其余时间都游惰苟安，甩着手臂闲走，竟不考虑一年的生计。想让他们吃饱饭、放声歌唱，腾跃入槽，投石并进行超距跳跃，做得到吗？如今应当督责副使、参议、游击、守备等官，分别率领部伍，亲自到边境上耕种。凡山麓肥沃的土地，听任他们自行选择，划定经界，议定章程；各伍由队长主持，务必使彼此相互联络。耕种时通力合作，收获时按亩数平均分配。牛和种子由官府供给，允许一两年后按数偿还。所耕土地永远不再征税。各将领等官每年把开垦了多少亩、收获了多少粮食，具报巡抚衙门和兵备屯田道，以便据此酌量评定等级，从重给予嘉奖。那些坐视不理、因循拖延、始终没有成效的，一定严加责罚，以表示对不称职者的警戒。这样，兵与农相互依靠，生活起居都有所凭借；在这里耕种，也在这里守卫。古人称屯田是金城，西羌之地能够坐困敌人，就是采用了这个策略。第二，议定减少折色以杜绝偏重负担。

译据查，宣德七年，因为保德州凭借黄河作为险要，独自面对敌军冲要，调拨三防卫军八百名前往戍守，随后把忻州抄没的土地一百四顷七十二亩一分拨给他们耕种，粮额九百五十一石二斗二升。每石征收折色银五钱，至嘉靖三十二年奉例增加到八钱。如今查山西全省屯粮，每亩征粮不过三升二合；忻州民田每亩征粮最重的也只有五升多，唯独该所屯田实际征粮九升八合三抄，彼此比较相差极大。而且军士隶属保德，土地却在忻州，相距五百多里，多由本地人租种，收益不到十分之一，征粮的苦处却已经使其难以承受，以致军余范海等人相继控告，纷纷陈诉。又查得永宁州有孝文、水峪、马房二屯，原额土地六十六顷四亩九分一厘，粮额二百五石三斗四升七合，每石折银八钱；嘉靖三十九年丈量出新增土地一十五顷六十亩，征粮四十六石八斗，每石征折银五钱；四十五年又丈量出一十一顷八十五亩一分，征粮三十八石五斗六升，每石也征银五钱。把原额和新增土地合并计算，每亩粮额三升五合多。查该州民田位于山崖的，每亩只征粮一升一二合；位于平原的，每亩一升五六合。如今前述屯田全都错落在万山之中，冈阜相连，没有水利可以蓄水排水，间或有平地，也多与山涧交错，不能形成整齐田块。历年委派官员查勘，增报地亩和粮额，恐怕已经到了竭尽搜取的地步。近来隆庆元年又遭大敌抢劫，人口损耗，抛荒更多。应当把保德所屯粮照先年旧规，每石征银五钱；永宁州马房等处屯田，原额部分照旧征银八钱，新增部分由五钱改为三钱。这样，宽免一分，百姓就得到一分恩惠；钱粮每年少有拖欠，屯丁得以免于流徙，防御事务也有了资助。第三，均平开派以招徕报中。查得三关原先开派淮盐七万六千三百三十二引，搭配浙盐四万八千九百九十九引、山东盐二万三千六百一十引。当时淮盐数量多，斗头宽减，商人都闻风聚集，近处的感到喜悦，远处的也前来。到嘉靖三十年，总督军门因宣府缺乏盐粮题奏，奉旨批准，把淮盐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一引改给宣镇，只留下淮盐五万六千七百八十一引，又增加山东盐四万引多。淮盐既少，搭配的盐又多，于是价格难以平衡，未免得到这一方却失去另一方，商人逐渐散去，再招也不来了。如今勘合停留，填发不完，根源全在这里。浙盐价格的高低，臣来不及了解；山东盐引价格很低，严重亏损边商本钱，臣已经在辽东疏中题请详细议定，务求两方面利益都能保全。至于淮盐，各边都需要盐引，首先都翘首盼望唯恐数量不多；在三关，失去淮盐便感到失望；在宣府，得到淮盐便视为奇货。观察人情向背如此，其中的损益就可知道了。应当从今以后，山西镇酌量增加淮盐一万引；山东盐如果确实偏多，也应酌量分派给各边，使甘苦平均，各方都没有异议，那么三关的盐法自然会从此疏通。再说，酌情处理斗头和中纳本色，是盐粮中不可改变的定例。近来据各商人申诉，青黄不接时米价上涨，买粮无门，希望将官定价格按照当时粮价折支给军士。臣批令宁武兵备道共同审查各军是否确实认为方便，有的以得到银两为幸，有的则对本色、折色不作过细计较。米贵如珠、草贵如桂，只有边塞才会这样，预先积蓄粮草，正是为了防备意外。如果用折色作为权宜办法，在万不得已时采用调停之法，偶尔实行一次还可以。如果积习相沿，不时把它作为定例，又把个人私意掺杂其中，那么商人就会玩弄诈术以牟利，军士也只是得到虚名而没有实际恩惠。《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