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八

译艺文【五　状一】唐 《中书令汾阴公薛振行状》　杨炯 高祖薛德，曾任北魏给事中、黄门侍郎、御史中尉、散骑常侍、直阁、辅国二将军、齐州刺史，追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华州刺史，谥号简懿。曾祖薛孝通，曾任北魏中书、黄门二侍郎、银青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关西道大行台右丞、常山太守、汾阴侯，追赠车骑将军、仪同三司、齐州、郑州二州刺史。祖父薛道衡，曾任北齐中书、黄门二侍郎，隋朝吏部、内史二侍郎，上开府、仪同三司，陵州、邛州、潘州、襄州四州刺史，襄州总管、司隶大夫；本朝追赠上开府、临河县开国公。父亲薛收，本朝上开府，兼任陕东道大行台金部郎中、天策上将军府记室参军、文学馆学士、上柱国、汾阴县开国男，追赠定州刺史、太常寺卿，谥号献。河东郡汾阴县人薛振，享年六十二岁，字元超。行状说：从前唐尧协调和睦天下诸侯，有像四岳那样敬慎顺从上天、推算日月运行的人；虞舜慎重彰明五种典常，有像八元那样忠诚严肃、恭敬美善、宣扬仁慈惠爱、和睦相处的人；夏禹分别治理九州，有像皋陶那样谋略明达、辅佐协调、确实践行德行的人；商汤向南征伐则南方怨恨、向北征伐则北方怨恨，有像伊尹那样能够上达皇天的人；姬姓文王承受天命建立周朝，有像虢叔那样闻名于上帝的人。上溯唐虞，历数前代，直到秦汉，都没有可讥刺之处。君主必定借助股肱之臣，才能兴隆太平教化；贤臣必定要遇到贤明君主，才能成就崇高事业。至于驾驭六龙、驱使七圣、调和元气、裁成天道的，难道不就是圣人吗？弘扬大业，发挥神妙教化，匡正四方，使万民富足成长的，难道不就是贤能宰辅吗？我大唐建国时，像神尧那样明察并提拔隐逸人才；像周文王从占卜中得到启示，迎接太公于渭水；又像高宗因梦求贤，在傅岩得到良辅。他们就像大旱时的甘霖，又像渡过大河时的舟楫。薛公禀受天地间的正气，依凭日月的余光，兼备九种德行，具备各种品行，探究幽深隐微，穷极深奥而研求事物的几微。幼年时就以谈论霸道为羞，写作词赋时已经具备辅佐君王的才略。六岁，承袭汾阴县开国男爵位；十一岁，太宗召见，命他到弘文馆读书；十六岁，任神尧皇帝挽郎。十九岁，娶和静县主。高宗升为太子那一天，命薛公任太子通事舍人。二十二岁，授任太子舍人。高宗即位，诏令升为朝散大夫、守给事中。二十六岁，不久授任中书舍人、弘文馆学士。三十岁时，父母中有两位去世，因母亲丧服离职；起复任黄门侍郎，坚决推辞而未获允许。修成东殿新书后，进爵为侯。薛公因哀毁过礼，常常不能办公，于是出任饶州刺史。皇上梦见薛公，征召他任右成务。四十岁时，又任东台侍郎。这一年，李义府被流放到邛笮。旧制规定，流放犯不得骑马，薛公为此进言，因此被贬为简州刺史。一年多后，上官仪被诛杀，薛公因与他有文书往来而获罪，迁居越嶲。五十三岁，遇赦返回，授任正谏大夫。五十四岁，升任中书侍郎，不久兼任同中书门下三品、检校太子左庶子。五十九岁，升任中书令。皇帝车驾到洛阳，诏令薛公兼任户部尚书，与皇太子留守。不久因风疾不能办公。高宗驾崩，他带病前往神都，上表请求辞去官位，先后三次请求。皇帝下诏加授金紫光禄大夫，仍听其退休。光宅元年冬末月将尽之时，他在洛阳里中的私宅去世。呜呼，悲哉！薛公祖上凭借肥沃之地起家，姻亲又连结皇亲国戚。高宗如鼎湖升天远去，薛公拜受皇子之职而任郎官；金榜大门洞开，征召列侯的女儿而娶公主。于是整理衣冠准备出仕，登记姓名、献身朝廷，叩击宫门，攀附帝王羽翼。任右辖一年，任外辖统领两部；四次升迁至门下省，两次进入中书省。因此能够调和我朝阴阳，经营我朝天地，像盐梅调味宝鼎，像梁栋支撑宫殿。治理百官，察知万人；安定国家，调和上下。好比风后、天老辅佐黄帝，萧何、曹参谋划汉室。没有人能一心侍奉君主四十多年，出入两宫，历经三台升降。与他合乎道义时，就像大壑任鲲鹏纵横；遇上合适时代时，就像名山生出云雨。功成而辅弼，德行高迈而深厚。星象尚未陨落，正要登上中台之位；山川一同奔走，最终却让他的魂魄游于东岳。上天不肯留下他，百姓将仰望谁呢？第二天，诏令追赠光禄大夫，使持节，都督秦、成、武、渭四州诸军事，秦州刺史，其余照旧。赏赐物品四百段、米粟四百石、东园秘器；丧事给予仪仗，直到墓地往返。司宾卿监护丧事，皇帝用玺印诏书吊祭，另派中使赐敛衣一袭、杂物百端。又下诏陪葬乾陵，依照旧例。薛公承袭爵位那年，向同郡人韩文汪学习《左传》。读到“天王狩于河阳”时，便放下书叹息说：“周朝难道没有贤良的宰相吗？怎么能以臣下的身份召见君主！”韩文汪对此很惊异。神尧皇帝的嫔妤、河东郡夫人，是薛公的姑母。她每次侍奉高宗谈论文辞书法，高宗曾回头说：“见不到嫔妤，过几天便觉得国家不安。”她受到的重视就是这样。皇上到温泉射杀猛兽，薛公上书极力劝谏，皇上深深采纳。后来闲居时，皇上对薛公说：“我过去在春宫时，和你都正当少壮，时光忽然流逝，已经三十年了。往日的忠臣良将，已经全都消失。我和你白头相见，你历来读遍书传，君臣能够共同白头到老的，有几个人？我看你非常怜惜我，我也深深记得你。”薛公感动哽咽，叩头谢恩说：“先臣早年参与先帝的幕府，文帝把心腹之事托付给他。臣也十分幸运，天皇把臣当作股肱任用，发誓愿意舍身报国，使皇上成为尧舜那样的圣君。愿天皇遵行黄老之术，保养身体、护卫寿命，那么天下就大为幸运了。”皇上赏赐黄金二百镒。薛公有侍奉君主的操守，难道不是忠吗？他每次读到孝子忠臣的传记，没有不慷慨流泪的，并认为帝舜不是孝子，朱云不是忠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有客人讥讽他说：“哪里有宣扬君父过错却称为忠孝的人呢？”太夫人去世，薛公每次哭泣都吐血，拄杖才能起身。皇上看见他形容憔悴，哭着说：“我竟然快认不出你了。你侍奉我和侍奉君父完全一样，以至于损伤了自己的性命，这可以说是孝吗？”中书省有一块磐石，隋朝内史令常常坐在上面起草诏书。薛公挥笔作文、文思飞动，每次看到这块石头，没有不潸然流泪的。薛公有立身处世的道理，难道不是孝吗？这一年修撰《晋史》，删削取舍的精美，是当时第一。孝敬皇帝去世，诏令薛公撰写哀册。皇上出行到九成宫，命皇太子前往行在，在别殿置酒，宴请王公以下官员。当时太子英王侍奉皇帝饮酒，酒兴正浓时，薛公献寿说：“天王合乎《易》象，乾卦的三位儿子震、坎、艮，今天正是这样。”皇上大为高兴，百官舞蹈称万岁，赏赐杂物百段、银镂钟一枚。吐蕃不臣服，诏令英王为元帅，统领军队向西征讨，薛公作《西征诗》一首，皇上称赞很好，长久感叹；于是代替英王属和，亲笔缮写，朝廷以此为荣。薛公有属和诗文的美德，难道不是文才吗？黄门侍郎上疏推荐高智周、任希古、郭正一、王义方、顾彻、孟利贞等人，后来他们都有很高声望，历来登上清贵的仕途。等到兼任左庶子，又上表推荐郑祖元、沈伯仪、贺觊、邓元捷、颜强学、崔融等十人为学士，天下人都佩服他知人善任。薛公任右成务时，献上封禅书和安定夷人的策略，皇上深深采纳。有的人获罪，连同同类数百人；遇到赦令后，狱官评议多年仍不能决定，最终竟按死罪论处。薛公上疏陈说其中的滥杀，皇帝下诏让百官在朝廷议论，狱官和各位宰臣仍没有作出决定；薛公应答如回声般迅速，众人都佩服他。皇上叹息说：“差一点就让我杀了无辜的人。”百官无不震惊恐惧。他又上疏陈请，加强边塞防御；不久匈奴果然背叛猖獗。薛公有神明般的鉴察，难道不是明智吗？他仪表魁伟杰出，鬓发眉毛如同描画，身高七尺四寸；望见他便觉得庄严肃穆，喜怒不显露在脸上。即使是皇帝身边的近臣、侍从、胥吏、仆人和妾媵，也没有不以礼相待的。薛公有修养自身的原则，难道不是恭敬吗？治理饶州六年，以仁慈明察驾驭属下；鄱阳北冈上忽然生出一株灵芝，郡人认为是仁政感召，共同建造一座房舍，称为芝亭，于是立碑颂扬他的德行。薛公有驾驭人的方法，难道不是惠爱吗？他在邛都十多年，沉潜研习《易》象，读《易》勤奋至于韦编三绝，写诗饮酒，以此自得；有《醉后集》三卷流传于世。薛公有安宁和顺的德行，难道不是康健吗？皇上刚开始总揽万机，薛公上疏讨论国家安危、君臣得失，皇上大为惊异，当天召见他，不知不觉便屈膝向前靠近，叹息说：“读你的奏疏，就像在暗室中照见天光，面对明镜看见万象。”从此皇上的宠遇日益隆厚，每逢军国大事都参与帷幄谋划。他在中书省独自掌管机务五年，传达皇帝命令，口头拟写诏令数百篇，皇上说：“让你长久留在中书，一道防令就够了。”大驾向东巡行时，诏令薛公陪乘，皇上说：“朕留下你，就像失去一只眼睛、砍断一条手臂。关西事务重大，全都托付给你。”于是赏赐物品百段。薛公有安定国家的功勋，难道不是盛大吗？至于有做官功劳的人，便赐给他的官位和家族荣耀；有重大德行的人，便给予他显赫的谥号。公叔这样的列国陪臣，尚且能安定国家；黔娄这样的平民，尚且守持高尚节操而不忘仁义。古今都把这些作为普遍的教训，书籍也把它作为美谈。何况薛公辅佐明君，宁济天下，生死不改，始终如一；功业高于六相，道德贯通五臣。他活着时荣耀，同心辅政可比周公、召公；死后令人悲哀，陪葬规格可比卫青、霍去病。难道能使改定谥号的典制赶不上防同，赐谥的文辞永远不能流传吗？门生和旧日属吏愿意叙述他的德行，博士和礼官等待听闻公允的评议。这样看来，钟繇的策文降于皇魏年间，王导的奏疏停留在中兴之日。垂拱元年四月四日，故中书令汾阴公府功曹某某谨呈行状。文昌台考功官私下听说，活着成为贵臣，车服彰显他的美德；死后名声不朽，谥号光耀他的大名。现在谨考察已故府主、中书令、汾阴公、追赠秦州都督薛元超，他有辅佐君王的才干，逢上太平盛世，安抚天下万国，使万民康乐。力牧辅佐轩皇，也还没有做到尽善；皋陶辅佐大禹，也仍有惭愧之处。他功成名就便退身，活着荣耀，死后令人悲哀。羽父请求鲁君加谥，或许是依据旧典；卫侯为文子定谥，差不多可以列入前代先例。谨此上呈。《兵部尚书、代国公、追赠少保郭公行状》张说 郭公名震，字元振，原籍太原阳曲县人。祖父任相州汤阴县令，于是定居魏地。郭公少年时洒脱不拘，有远大志向，仪表雄伟，身长七尺，须髯美丽。十六岁入太学，与薛稷、赵彦昭同学。当时有家仆到来，带来四十万钱，作为他的学习费用。忽然有一个穿丧服的人叩门，说：“我家五代先人还没有安葬，棺材分散在各处，如今想把他们同时安葬，却苦于缺少钱财，听说您家中有使者送来钱，能不能救济我们一些？”郭公没有询问姓名，就用车把钱全运走，一点也没有留下，因此深受赵、薛二人讥笑。郭公神色自若地说：“救济别人家的大事，又有什么可讥笑的呢？”十八岁考中进士，当年参加铨试，被判入高等。当时同辈都以任校书、正字为荣耀，唯独他请求到地方任职，被授为梓州通泉县尉。到县任职后，他放任不拘小节，曾经铸钱并掠取良民财物，用来救济四方。天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人，达到数千万。武则天听说他的名声，派驿骑征召他入朝见面，与他谈到深夜，十分惊异。问起蜀地的情况，他据实回答而不隐瞒；武则天命他记录旧文，他于是献上《古剑歌》。歌词说：“您没有看见昆吾的铁炉冶炼时火焰飞腾、烟气冲天，红光紫气一齐灿烂吗？优秀工匠锻炼了不知多少天，铸成宝剑，名叫龙泉。龙泉剑的色泽如霜似雪，优秀工匠赞叹它奇妙绝伦。琉璃制成的玉匣中吐出莲花般的光彩，错金镂刻的金环映出明月般的光辉。正逢天下没有战乱，幸好还能用它来防卫君子的自身。剑的精光暗暗呈青蛇之色，纹理片片如绿龟鳞。它不只是用来结交游侠之士，也曾亲近英雄人物。为什么在半途中遭到遗弃，零落漂泊在古代监狱旁？即使深埋地下而无从使用，仍然能够夜夜气冲云天。”武则天看后十分欣赏，命人抄写几十本，遍赐给学士李峤、阎朝隐等人。于是授郭元振为右武卫胄曹、右控鹤内供奉，不久升任奉宸监丞。适逢吐蕃请求和亲，朝廷命他持诏回复，前往边境，与赞普相见。他宣示国家的威严和命令，责备赞普反复无常；行长揖礼而不下拜，瞪眼直视对方。

译赞普说：“汉朝使者来过很多，没有一个像您这样守信。远近边界的问题，几句话之间就全都确定了。” 于是赠送给他几十斤黄金，他回朝后全部献给皇帝，并上奏说：“我揣度吐蕃上下的情形，他们厌倦被奴役和服役已经很久了，都希望早日和好。大将论钦陵并不愿争夺四镇，只有他本人不愿意罢了。不过，国家每年不断派使者前往，而论钦陵常常不听命令，这样自然会使吐蕃百姓越来越怨恨论钦陵，对国家的恩德越来越盼望。假如想大举用兵，也只是徒然困难罢了。这正是使用离间之计的深意，必定可以使他们上下彼此猜疑阻隔。”武则天非常赞同。不久，吐蕃君臣果然互相猜疑离心，于是诛杀论钦陵、他的弟弟赞婆和侄子莽布支，并将其首级送来。郭元振的声名更加显赫，被授为御史，加授朝散大夫，升任主客郎中。吐蕃与突厥联合，大举侵入河西，攻破数十座城，围困逼近凉州。节度使出城作战阵亡，敌军践踏禾稼，米价涨到每斗一万钱。武则天正临洛城门举行酺宴，凉州使者到来，于是停止奏乐，任命郭元振为凉州都督兼陇右诸军大使。他调集秦中五万人，号称二十万，赶赴河西。郭元振到达凉州后，吐蕃人一向听闻他的威名，互相说：“连我们的赞普都害怕他，我们怎么能够抵挡呢？”于是相继离去。郭元振收集整合残余部众，修缮城墙，施行法令，实行屯田，一年后便恢复了原状。这都是郭公的功劳。郭公认为凉州西面抵御吐蕃，北面还有突厥，长期向他们显示弱势，却还没有宣扬天威。于是征发陇右兵马一百二十万，号称二百万，聚集在湟州，营帐绵延千里，并以烽火传达号令。当时宗楚客任宰相，向来与郭公不合，便派人告发他谋反。武则天惊惶恐惧，无法计策。狄仁杰、魏元忠、韦安石、李峤、宋璟、姚崇、赵彦昭、韦嗣立、张说等二十五人联名上表，请求担保郭公没有异谋，并请求如果他确有异图，愿以自身死刑、籍没家产来担保。武则天因此稍稍安心。大军已经集结，士卒又通晓教令，于是分兵十路同时进发，渡过青海，几乎到达赞普的牙帐。赞普屈膝请求和好，献马三千匹、黄金三万斤，牛羊多得数不清。郭公大力张扬军威，接受吐蕃的礼仪后返回。西戎既已服从，北狄也受到震慑，突厥献马二千匹。把俘获的凉州百姓全都放回塞上。从此各方镇守之地清肃安定，蕃部畏惧而归慕，号令施行，禁令严明，道路上无人拾取遗失物。凡是他所规划制定的制度，大多成为后世的法式。河西、陇右十多处修建了生祠堂，立碑颂扬他的德行，阎立均等人为他撰写碑文。不久有诏书允许他入朝。郭公一向没有宅第，寄居在友人的住宅中。等待鼓声入朝时，忽然有人在马前送来文书；打开封缄时，送文书的人已经离开。文书中只有物品数量而没有姓名，郭公便在树下得到骡马二十多匹、帛三千匹。郭公说：“难道不是太学里那个请求安葬先人的人吗？”于是用这些财物买宅居住。薛稷、赵彦昭听说后，都感叹了很久。景龙年间，中宗时宗楚客、韦处讷等人暗中结成朋党，嫉恨功臣、迫害贤能，授郭公为骁骑大将军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使、金山道大总管。当时乌质勒长期倚仗部众，傲慢不屈；朝廷放纵军队远行劫掠，致使道路不通。郭公认为双方兵力悬殊，难以用武力制服，于是率领部下几十名骑兵径直进入乌质勒部落。乌质勒派出大军护卫并出迎，见到郭公威严端正、刚毅不屈，鬓发随风飘动如神人一般，不觉屈膝下拜。郭公宣示国家的威严和命令，乌质勒高声与他交谈，从早到晚，大雪积深一尺多，郭公始终不移动脚步。乌质勒多次拜伏，谈完后回到帐中，双方相距二十多里。乌质勒在雪中站立很久，仓促间发病，当夜突然死亡。他的继承人娑葛召集诸将说：“汉使杀了我的君父，如今必须报仇，大举发兵追杀他。”郭公听到乌质勒死亡，天刚亮便穿着素服前来吊唁，在路上与他们相遇，军队把他包围了好几层。娑葛见郭公突然前来，不敢逼迫他，只说要护送汉使。郭公到了他的帐下，放声大哭，流着眼泪安抚并稳定乌质勒的继承人和蕃人。娑葛非常高兴，挽留郭公几十天，帮助办理乌质勒的葬礼。娑葛献马三千匹、牛羊十多万头，并迁居千里之外。西域于是平安无事，道路清肃。各蕃听说后，派使者归降的有十多个国家。当时人们这样议论：“郭元振设计杀死乌质勒，知道娑葛与阙啜之间有嫌隙，便上奏请求把娑葛迁到瓜州，诏令同意了。宗楚客收受金钱，暗中阻止中书省执行，终于使这件事搁置。郭公把情况全部上报，宗楚客倚仗权势托人求情，召郭公来想防备他，郭公不听从，又上奏请求斩杀宗楚客，以清理蕃落。当时韦庶人暗中玩弄国权，中宗竟然没有察觉。”起初，安西以南有一条毒河，源头很远，在葱岭西北；河岸百步以内，人畜只要踩到便会死亡。郭公威震西域，所到之处没有不服从的。他于是查验图经，知道毒河源头所在，率领三万军队，经过于阗、康居、大食等十多个国家。所经过的国家都命令它们供应粮资，并任命各国国王为左右总管，率兵继续前进，向北到达葱岭牙帐前；十二国国王的军队有一百多万。毒河源头上有一棵大树，高一千多尺，树荫覆盖数顷土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万人〕 大军到达那天，有一条黄龙盘绕在树上，张口吐出毒气阻挡官军，三军全都看见了。郭公亲手书写檄文，命左拾遗张宣高声诵读。诵读完毕，黄龙从树上下来，郭公率领各军将它诛杀，过了几天才倒下，于是聚集起来焚烧。毒河的源头将要断绝，几十里以内全都变成了良田。郭公在安西十多年，四镇安宁。韦庶人掌握政权，多次征召郭公入朝而他不去，于是伪造诏书，命侍御史吕守素、中丞冯家宾相继巡视边境，想趁机杀害他；事情尚未成功，两人都被娑葛等各蕃劫杀。睿宗即位，征召并任命郭公为太仆卿。诏书到达当天，全家便出发。安西士民和各蕃酋长在数百里路上号哭，有的割脸、截耳，上表请求挽留，郭公于是欺骗安慰他们后才上路。到达玉门关时，玉门关距凉州八百里。河西各州百姓和蕃部落听说郭公到来，贫穷的人带着水和浆，富裕的人设下供帐，绵延七百里不绝。郭公的旌节经过玉门关，百姓望见后辗转呼喊，声音震动山谷。从早到晚，呼喊声一直传到凉州。凉州城中，男女都来到道路上，一边歌舞一边出城，都说：“我们的父亲来了。”整夜城门都不实行禁令。

译都督司马逸客听说后，说：“郭公就要到了。”于是陈列兵马出城迎接。防候骑兵到来，报告说：“郭公刚刚进入玉门关。”都督感叹了很久，把情况详细上报京城。郭公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加授银青光禄大夫，升任兵部尚书，封馆陶县男，仍旧主持政事。不久转任吏部尚书，主持选举，不接受请托，大量录用隐居民间的贤才。睿宗多次下诏褒奖赞美。后来默啜大举侵犯边境，郭公被任命为刑部尚书，充任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修筑丰安、定远等城，以阻挡敌军道路。不久加授金紫光禄大夫，再升任兵部尚书，主持政事，仍任元帅。当时太平公主与窦怀正暗中结交凶党，谋划废黜皇帝。睿宗犹豫不决，各位宰相都阿谀顺从，只有郭公在朝廷上据理力争，不接受诏令。等到起兵诛杀窦怀正等人时，宫城大乱。睿宗徒步到肃章门观看变乱，各位宰相都逃到外省，唯独郭公登上奉天门楼，亲自侍奉睿宗。听说东宫军队到来，睿宗想跳下楼去，郭公亲手扶住圣体，恳切劝阻，睿宗才停止。等皇帝即位后，郭公在中书省值宿十四日，独自主持政事。于是下诏说：“大臣建立事业，无论平安还是险难都不改变；贤良宰相入朝，国家安危都系于其身。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上柱国、馆陶县开国伯元振，是当代罕见的伟才，器量宏大，能够匡救时局，文武兼备，是当今的辅弼之臣；出入将相之位，是古代的人杰。他早年侍奉宫廷，参与朝廷谋议，思求达到尧舜之治，以管仲、乐毅为期望。朕过去身居太子之位，直到登上帝位，每次都看到他仗义而感奋，愿意制服凶邪；立身诚实而慷慨，秘密陈述有益于国家的意见，确实达到了这种境界，朕实在嘉奖他。近来凶恶之徒兴起阴谋，战争因此发生，太上皇帝已经命朕诛除讨伐他们，元振又飞驰来奉卫宫廷。开始时赐予他财物，让他辅佐朕；最后又使朕能够安然问候太上皇帝，可以说感动上天，光明如白日。首恶既已剪除，万物焕然一新，朕正图谋采纳正直之言，难道会忘记旧臣吗？应当开拓城邑，永远以山河为誓。可以进封代国公，赐实封四百户，绢帛一千段，授其子五品官。”不久兼任御史大夫、天下行军大元帅。这一年大规模征发军队，在骊山检阅武备，军队一百万，号称三百万，并且都接受郭公节度。当天三次下令之后，皇帝亲自击鼓，郭公担心会发生重大变故，因而略行礼节。皇帝大怒，把他带到军旗之下问罪。紫薇令张说冒犯皇帝直言进谏，皇帝才说：“元振有保卫朕的大功，应当免除军法处分，流放到新州。” 还没有到达新州，恰逢开元元年，朝廷册立尊号。诏书说：“元振过去建立大功，保卫了朕。近来因检阅武备，稍微有失军容，按情节责罚并放逐，是希望收取他日后的功效，可以改为饶州司马。”诏令尚未到达，郭公便在路上去世，时年五十八岁。有文集二十二卷。他的文章有超逸之气，为世人所推重。郭公年轻时意气纵横，胸怀坦荡磊落；任巴蜀县尉时，不修饰名声操守。等到入朝任职，多次出使偏远地区。他心如霜雪般明洁，意志如玉般坚贞，言语行为忠诚正直，居家生活节俭朴素。身体力行辅佐皇王，以达到尧舜之治为目标。公务之余，手不释卷。即使子弟家人，也从未见过他显露喜怒。前后上奏切直劝谏十几道，都烧掉了稿草，不把内容告诉别人，所以朝廷无人知道。睿宗曾说：“元振的正直可与宋璟相比，治理政事超过姚崇；至于他的英明谋略和宏大气度，更胜过他们。”他过去住在宣阳里二十多年，从不进入各院的马厩。每天上朝前与父母相对，谈笑后回到内室，神态仍然庄严，不询问家中事务。他与狄仁杰、朱敬则、魏元忠、李峤、韦安道、赵彦昭、韦嗣立、薛稷、张说等人是无需多言便心意相通的朋友。侍奉父母孝顺，听说父亲接受任命为济州刺史，后来自己任宰相，便上奏请求解除职务，授父亲银青光禄大夫、济州刺史，退休。郭公去世后，父母二亲还在。自从我大唐受天命以来，宰臣中父母双亲都健在的，只有郭公一人而已。《尚书祠部员外郎、追赠陕州刺史裴公行状》独孤及 曾祖仁基，隋朝任光禄大夫，代理左光禄大夫；本朝追赠使持节、都督原州诸军事、原州刺史，谥号忠。祖父行俭，本朝任银青光禄大夫、守礼部尚书，封闻喜县开国公，追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谥号献。父亲光庭，本朝任光禄大夫、侍中兼吏部尚书，封正平县开国男，追赠太师，谥号忠。这是献给绛州闻喜县崇庆乡太平里裴稹、年若干岁的行状。裴公天资英俊挺拔，德行气度宏大开阔，具有高贵的公卿器度，节操高峻，才智如武库森然，风采如玉山照人。因家世门第入仕，调补千牛备身，历任太子通事舍人、太常寺主簿。当时天下各国正趋于安定，献公主持国政，天子垂衣而治、天下清明；但治理天下仍有缺漏，于是征询各方意见。裴公入朝竭尽力量，出外任职则不顾自身；对外询问民众，以补充君主在朝廷中的见闻；暗中荐举许多贤能之士，以扩大审慎选官的范围。不久，贤俊之才济济一堂，灿然充满东阁，国家得到人才，在这时最为盛盛。于是《画一》诗作成，《嘉鱼》之颂兴起，这正是裴公宽裕治理政务的成效。转任京兆府司录参军，京城根本之地事务繁剧，文书诉讼纷繁堆积。裴公总能在繁杂事务中留下从容余地，又把各项批牍处理得大为简明，好像纲绳在手，网眼便不会紊乱。在谈笑之间，簿籍文书也肃然整齐。评论他的人从此才知道，他的才华足以超越同辈。开元二十一年，忠献公去世，裴公孤独地处于丧中，悲哀超过礼制。当时掌管事务的人嫉恨正直、借宠作威、隐匿怨恨，竟想趁丧事制造事端，把积蓄的怨恨发泄到我身上；他们花言巧语进谗，皇帝也受到疑惑。裴公于是怀着忧伤进呈文牍，叩击宫门等待召见，激愤地直陈危急之言，使自己的忠诚明白无误，并感动了四方。于是宗庙得以承受福祉，苍天也垂听；皇恩终于照彻，神灵似乎也悔恨降祸，最终使臧孙获得加等的礼遇，也使裴公的功业没有湮灭。裴公能够继承父业，服丧期满后授为起居郎，在丹墀前执笔记录，记事从不隐讳。开元二十四年，三位庶人因罪被废黜，事情出自宫闱，变乱由流言引起。当时寿王因母亲受宠而得到皇帝喜爱，议论者颇有皇帝将要废长立幼的疑虑，道路之间忧惧，朝廷内外都疑惑不安。裴公从容请求询问，慷慨进谏，上面列举新城事件作为殷鉴，下面陈述戾园故事作为明证，说国家兴亡的关键在于废立太子。天子有所感悟，改变脸色向他道谢，于是命令起草诏书，准备以给事中的官职授予裴公。裴公说：“陛下堵塞进谏的道路已经很久了，如今我说一句话便承受特殊恩宠，那么进言的人就会多起来，拿什么来赐给他们更高的善意呢？

译皇帝认为他敏捷多才而又谦让，于是停止了授官。不久授任尚书祠部员外郎，他谨慎地处在礼部职掌中，声誉清美而德行和穆，把弘大而有救济作用的谋略作为自己的责任。当时士大夫都推重他的高尚义行，正准备以青云直上期待他，却没有得到上天眷顾，降下这样的短命。开元二十九年某月某日，裴公在私人住宅去世，享年若干。君子评论说：裴公是世代显贵之家传下的贤者，是国家的瑚琏之器；寿命没有达到高寿，声名也没有登上明堂，但上天大概不会使狐赵之功、成宣之德断绝。即使不能使他的自身昌盛，日后必定会有更大的成果。裴公承受众多福祉，有四个才华出众的儿子：长子倩，任尚书驾部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江西道租庸盐铁等使；次子儆，任尚书司勋员外郎兼殿中侍御史，参与中军元帅雍王的军事；次子倚，任殿中侍御史，试任守万年县令；幼子侑，任太原府榆次县尉。他们如同建造大厦所需的栋梁，又如切玉的利器，身价足以与三虎相敌，家族声望可与八王相比。朝廷加以褒奖，正准备倚重他们处理军务。某元年春季建辰月，大赦天下，于是命有关官署记录功勋、追念旧臣。于是诏赠裴公为谏议大夫，但仍认为礼制所给的官位没有超越常例，不足以匹配他的德行。秋八月，诏书说：“追赠谏议大夫裴某，操守品行正直纯洁，器量才干温厚敏捷，一向享有美好的声望，常常位列清贵的班列。他的功业在当时受到压抑，他的风范谋略在死后令人悲痛。顾念他的后代，长期位列朝廷官员；虽然按照礼制追及前代贤人，以伸张追念远祖之意，但恩泽既已施及后来的诏命，也应当给予追赠荣耀，使他位列高等官班，更以此彰显于九泉之下。可以追赠使持节、陕州诸军事、陕州刺史，这是合乎礼制的。”裴公天资超迈，素来有高远谋略；气质刚直而温和，性情宽厚而坚毅；品德贞正，足以成就事业，善行足以救济众人。对外为人坦荡豪迈，明朗而不受拘束；内心敦厚敏锐，纯正坚定，忠诚而有能力。至于轻视死亡而看重义节，珍重自身却鄙弃名声，把钱帛看得如同粪土，把公卿看得如同草芥。他面对危急险难时，在重大节操问题上气概超过孟贲、夏育，坚强如风霜，从不因得失、顺逆、险夷而介意于胸中。《诗经》说：“光明而融和，高朗而善终。”裴公确实具有这些品德。应当承受上天的福佑，使其德业炽盛而宏大。龙泉宝剑尚未试用，短促的驷马之年已经先行离去，天啊！有这样的才华，却只有这样的寿命。如今朝廷优厚地给予八命之宠，恩泽达到九泉，已经伸张了追念远祖的恩典，请依照改易谥号的典章办理。宝应二年某月某日，故吏某官谨慎撰写行状，呈上尚书省。考功以在世时的行为作为依据来考察其志向，以死后的谥号表彰其德行，这样名实才不会亏缺，善恶也能成为劝戒。谨按：故尚书祠部员外郎、追赠使持节陕州诸军事、陕州刺史裴稹，是鼎铉公卿之家族中的珪璋之才，享有美好声名；孝顺足以承担家业，忠诚能够匡正进谏，宏大事业正当壮盛，渡过险难的前途尚未停止，却突然迁往幽冥，声音和德泽已经昏暗难闻。朝廷命官褒扬德行，本应承受宠赐的诏章；考察生前品行、修饰死后名节，我谨慎征引前代典章，恭谨上呈。银青光禄大夫、守工部尚书致仕、上柱国、中山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追赠陕西大都督博陵崔公。行状　吕温 曾祖父承福，本朝任大中大夫、广越二府都督。祖父先意，本朝任朝议大夫、邓州刺史。父亲巘，本朝任朝议大夫、郑州长史，追赠左散骑常侍。行状应当修饰天理，树立做人之极则，慎重处理身后之事而端正根本。这样做是为了使真诚光明得以完成，褒扬死者、劝勉生者；也是为了砥砺名教。然而即使道德行为已经隐晦，也要使它更加光明。这是大君子的行为。按照法令考察品行，正直而不结党，是贤能官吏的职责。又说撰献行状，只能依据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崔公清正庄重而和善，博厚而敏捷，幼年聪颖早慧，年少时便老成。性情节制而感情充实，静时专一，行动正直；出入之间孝顺友爱，待人接物忠诚守信。起初凭明经科考中上等，调任夏阳县佐。后来又凭文辞华美考中甲科，破格任王屋县尉。政务迫使他任官，进言又受事务所逼迫；想要隐藏才智，却反而陷于困滞；想求不近虚名，却声誉才华逼人显露。因此，故相左仆射张公当时任洛京尹，首先发现他的才干和实际能力；后来张公镇守荆、蜀，又把他召入幕府，兼任治理事务的官职，专门掌管记室。文笔健劲，谋划精良，在荆、蜀二地都有声誉。不久遭逢母丧，因哀毁憔悴几乎不能站立，居丧合乎礼制，宗族亲党都称赞他。服丧期满那一年，天子南巡，太尉西平王李晟准备率军谋求匡复，崔公首先接受军令，激发义心，琴声尚未奏成，脚已经踏上道路；他感激奋发地领兵，谋略如星芒般锐利，终于使战乱清除。皇帝车驾已经返回，优厚的任用也随之而来，授崔公为殿中侍御史。当时有受宠的大臣任京兆尹，政绩因暴虐而闻名；官吏中又有冤屈弊病，崔公上表陈述是非曲直，伏在朝堂门下等到天明。他的忠言使皇帝醒悟，事情于是被搁置，声誉也随之传播。因纠察违法而被称为称职，转任侍御史；由于寻求民间疾苦、慎重选拔官吏，任华原县令。大军之后，旱灾之年成为祸患，崔公辛劳招抚百姓而不知疲倦，宽严调节适宜，又使流亡的百姓回到富庶的家园，开垦荒地而获得大量收成。不久改任歙州刺史。当地杂处瓯、骆，号称难以治理；他到任后便简化约束，满一年便使人们明白并信服他的信约，然后击破离散溪谷中的聚众，剪除山中的豪强。除去危害民众的奸徒后，于是安定了强悍险僻的风俗。征召任长安县令，威名先已传遍道路，不必严厉整治而政事自然有序；所到之处，奸邪都无处藏身。升任同州刺史，国家在丰收年也粮食不足，他赈济百姓并平价籴粮，号称里仓的设施设立了三百所，于是凶年也有了准备。他告诫百姓不要暴露尸骸，劝他们迅速安葬，完成薄葬的有九百家，奢侈的风俗因此受到惩戒。京城中有豪强强行夺取乡民财物，暗中抓住官吏的过失，勾结朋党制造诉讼案件，历任政令都以此为患。崔公用快刀般果断的手段裁断，打破并没收他们的财囊，百姓为他的果断而高兴，法制也由此施行。郡城自从抵御敌寇以后，护城壕几乎全毁；朝贡使者经过这里时，无论夷人还是华夏之人都没有可以仰赖的地方。

译崔公乐于让使者和百姓扶老携幼而来，大规模兴修城墙，下面的百姓竟不知道自己在服劳役，城墙便坚固地建成了。其余的事情则不再赘述；相关碑文详细记载在篆刻文字中，可以复查。朝廷议论认为他政绩明著，于是升迁到陕州一带。陕州处在晋、楚之间，分掌函谷关、洛水一带的事务，但防备没有修治，兵器库空虚关闭。崔公于是召集工匠修利兵器，核实军籍训练士卒，使兵器铠甲合乎标准，义勇之士都知道进退方向。后来发生淮西战役，他早晨下令，傍晚便准备完毕，军容凛然，值得观瞻。河水从城下流过，造船搭桥，工程费用和劳力接连不足，堤岸也相继溃决。崔公于是沉置石块，把河中的沙洲两岸加固；减少船只，把宽大的水道分成三支，使水势和防护相互配合，形势仿佛天然形成。后来又有急流奔涌的灾害，他以智慧胜过灾害，功效显著，最终没有造成祸患。其余政绩又三次受到皇帝降玺书褒奖，并逐步加授爵位官秩，这是明确的证明。他因病请求入朝觐见，兼任冬官职务；归来时车载物品不过琴和书，留在府库中的粮帛却很充足，足见他对公事丰厚、对私生活俭约。等到上表请求以尚书身份退休后，家中不接交权贵宾客，口中不谈当代政事，顺应命运而退居，谈论者都称许他。崔公每天解下头巾，直到纵情欢乐，也思虑不越规矩，行动不超越原则；以忠正作为做官的典范，以勤俭作为治家的训诫。身居侯爵府第，清白节操仍如当初；女儿下嫁王室，朴素家风反而更加严厉。孤儿寡妇聚集在他的家中，每个人都忘记了自己的死亡忧患；平民布衣和士人分坐庭院，士人也不知道自己身份尊贵。崔公性情温和柔顺而遇事能够果断，性格坦率平易而外物无法窥测他的内心。任官时不追求声名，离任之后必定留下功利和恩泽。民间歌谣至今还在，时人的评论可以作为证明。如今已经超过了安葬文书规定的期限，请举行改易谥号的典礼。谨将此状呈给尚书考功。立身行事的道理，开始于侍奉君亲，中间体现在为人处世，最终落实于自身。像府君这样，居丧有声誉，临难有功，这是善始；勤于官府事务，惠及鳏寡，这是善中；家事治理有条理，年老便退休，这是慎终。完全具备这三种美德，光耀于前代训诫之中，足以据此议定谥法，无愧于始终。谨此上状。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度支营田、汴州、宋州、亳州、颍州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追赠太傅董公晋行状。韩愈 曾祖仁琬，本朝任梁州博士。祖父大礼，本朝追赠右散骑常侍。父亲伯良，本朝追赠尚书左仆射。董公名晋，字混成，河中虞乡万岁里人。年轻时凭明经科考中上等。宣皇帝驻在原州时，董公也在原州。宰相因为他擅长文章，列入翰林人选。听到召见之命后，授为秘书省校书郎，入翰林任学士。三年间出入皇帝左右，天子认为他谨慎朴实，赐给绯色官服和鱼袋。多次升任卫尉寺丞。离开翰林时，以疾病为由辞职。授为汾州司马。崔圆任扬州长官时，诏令任董公为崔圆的节度判官，代理殿中侍御史，因军务到京师。天子认识他后，授为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由殿中侍御史任侍御史，入尚书省任主客员外郎；由主客员外郎任祠部郎中。先皇帝时，兵部侍郎李涵前往回鹘册立可敦，诏令董公兼任侍御史，赐紫金鱼袋，任李涵的判官。回纥人来对李涵说：“唐朝能够收复疆土，确实借助了回纥的力量；你们既约定同我们买马，马已经送来而我们要回去时，给我的贿赂又不够，我就要向使者索取。”李涵害怕，不敢回答，只看着董公。董公对他们说：“我们收复疆土，确实有赖你们出力。我们并不是没有马才同你们买马；对你们的赏赐难道还不够多吗？你们的马每年送来，我们只清点马匹数量，便把买马的钱财带回去交给边地官吏，请允许我们追究此事。天子念及你们有功劳，所以才下诏禁止侵犯。各部戎人畏惧我大唐与你们交往，没人敢再争辩。你们父子能够安宁、畜养的马匹繁盛，除了我大唐，还有谁能使你们这样呢？”于是回纥众人都围着董公下拜，随后又相继面向南方排列下拜，人人两次举手说道：“不敢再对大唐有任何非分之想。”董公从回纥回来后，被授为司勋郎中，从未谈起回纥之事。升任秘书少监，历任太府、太常二寺的少卿，任左金吾卫将军。今上即位后，因大行皇帝修建山陵需要筹措财赋，授董公为太府卿。由太府卿任左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主持御史台事务。三司使选拔任用才俊，很有威望声势。董公起初任金吾将军，不满一个月便授太府卿，九天后又任御史中丞，早晚都入朝议事。于是宰相请求任董公为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使。朱泚叛乱时，加授御史大夫。诏书到达皇帝驻地，又授为国子监祭酒兼御史大夫，出使恒州宣慰。此时朱滔从范阳带领回纥军队助乱，人心极为恐慌。董公出发到达恒州后，当天便奉诏出兵，与朱滔交战，将其大败并驱逐。回到河中时，李怀光反叛，皇帝前往梁州；李怀光所率领的都是朔方军。董公知道他打算与朱泚联合，感到忧虑，于是写信对李怀光说：“您的功劳，天下无人能与您匹敌；您的过错，也从未听说有人知道。我到皇帝驻地后会说明您的实情，皇帝宽厚明察，必定没有不赦免的道理。您难道竟能做朱泚的臣子吗？朱泚作为臣子却背叛君主，即使他侥幸对您得志，又能把您怎么样？况且您已经是太尉，他即使宠信您，又能给您增加什么呢？他不能侍奉君主，难道能以臣下身份侍奉您吗？您能侍奉他，却不能侍奉君主吗？他知道天下人都在愤怒，自己早晚会被杀死，所以才寻求与您同罪、把您拉来作伴。您从中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您若要对付他，力量绰绰有余，不如明确告诉他断绝关系，然后起兵袭击擒取他，清理宫廷，迎接天子；即使庶人已经服罪请罪，有关官吏即使有很大过错，也还将替他们遮掩。像您这样做，又有谁敢议论您呢？”说完，李怀光下拜说：“上天赐给您机会救活怀光的性命，我高兴得又哭了。”董公也哭了。董公又把同样的话告诉他的将领士卒，将领士卒呼喊道：“上天赐给您机会救活我们三军的性命！”

译他们一边下拜一边哭，董公也哭了。因此李怀光最终没有参与朱泚的叛乱。当时李怀光几乎就不反叛了。董公平时仁厚，讲话仿佛难以出口；等到处理事务时，却更加条理清楚、明快敏捷。他的话语忠诚，容貌温和，所以他对人有所言说，没有人不相信。第二年，皇帝重新回到京师，授董公为左金吾卫大将军。由大金吾任尚书左丞，又任太常卿；由太常卿授门下侍郎、平章事，任宰相共五年。他在皇帝面前所奏陈的，都是二帝三王的治道。自秦汉以来，他从未谈论退职归隐，也从未谈论个人私事。有人在私下向他询问有关子弟的事情，董公说：“宰相的职责关系到天下，天下的安危，可以看出宰相是否有能力。想知道宰相是否有能力，就应当这样观察，难道可以吗？”他在皇帝面前谋划议论的事情，都不值得一一叙说，所以最终事情的内容无人知道。他因疾病不断在皇帝面前请求辞职，退朝后又八次上表辞职，皇帝才答应。授为礼部尚书，诏书说：“侍奉皇帝，尽到了大臣的节操。”又说：“一心奉公。”于是天下才知道董公曾向皇帝进言。起初董公任宰相时，五月初一举行朝会，天子临朝，公卿百官都在朝廷。侍中赞礼，率领百官庆贺；中书侍郎、平章事窦参代理中书令，本应传宣诏词，却突然发病，不能任事。凡是大臣在朝会上当值办事，接受任命后，都要在前一天练习仪礼。当时诏书尚未传下，公卿互相观望。董公迟疑片刻，向前面向北说道：“代理中书令的臣某患病，不能任事，臣请求代替他完成此事。”于是他面向南宣读诏词，读完后返回原位，进退都十分周详。任礼部尚书四年，授为兵部尚书，入朝谢恩。皇帝升阶时问候他，到了日暮又有官员入朝谢恩。皇帝高兴地说：“董某进宫时，病情已经减轻了。”出宫后又对人说：“董公将要重新任宰相了。”过了两天，授董公为东都留守，主持东都尚书省事务，充任东都畿、汝都防御使，兼御史大夫，仍任兵部尚书。任东都留守还不到五个月，授为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度支营田汴州、宋州、亳州、颍州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汴州自大历以来多有兵乱，刘元佐扩充军队达到十万人。刘元佐死后，儿子刘士宁接替他，纵情游猎没有节制。他的部将李万荣趁他游猎时驱逐了他。李万荣任节度使一年，他的部将韩惟清、张彦林作乱，要求杀死李万荣，但没有成功。第三年，李万荣患风疾，昏迷而不能处理事务；他的儿子于是又想替刘士宁报仇。监军使俱文珍与他的部将邓惟恭将李万荣拘捕送回京师，李万荣随即死亡。诏书尚未到达，邓惟恭暂代军务。董公接受任命后，便动身前往。刘宗经、韦弘景、韩愈都随行，没有带兵护卫。到了郑州，叛乱者没有前来，郑州人替董公担忧。有人劝他停留等待，有人从汴州出来对董公说：“不能进入。”董公不回答，继续前行。夜宿圃田，第二天在中牟进食时，叛乱者到来；夜宿八角，第二天邓惟恭与诸将到达，于是出迎董公入城。到了外城，三军沿路欢呼，平民中壮年人高喊，老年人哭泣，妇女啼哭。董公于是入城居住。起初，刘元佐死后，吴凑代替他；等到吴凑在巩县听说叛乱，刘士宁、李万荣都各自擅自行动，后来才命令军士将这种做法视为常规。因此邓惟恭也有意仿效董公迅速行动，来不及谋划，便出城迎接。后来他私下观察董公的所作所为，回来告诉人说：“董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邓惟恭很高兴，知道董公不会加害自己，于是完全归心。”前来进见董公的人，退下后都说：“董公是仁人。”听到董公言语的人，也都说：“董公是仁人。”大家互相传告。所以到了太和初年，刘元佐对军士优厚，刘士宁害怕，便不敢不更加优厚地对待他们。到了李万荣时，满足了刘士宁的意愿；韩惟清、张彦林作乱后，又加倍优厚地安抚军士。到了邓惟恭任职时，更是不断加厚待遇，因此士卒骄横，无法驾驭。于是他们把心腹士卒安置在董公官署廊下，带弓执剑等候；每天太阳出来便进来，先来的人离开，太阳落下后后来的人到来；寒暑按时到来，便加以慰劳，赏赐酒肉。董公到任时，把这些做法全都废止。那是贞元十二年七月。八月，皇帝任命汝州刺史陆长源为御史大夫，任命行军司马杨凝由左司郎中为检校吏部郎中，任观察判官杜伦由前殿中侍御史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任节度判官孟叔度由殿中侍御史为检校金部员外郎、支度营田判官。官事得到整治，人心发生变化，吉祥的树木生长，白鹊聚集，苍鸟前来筑巢，嘉瓜一蒂双实。四方来的人回去后，把这些情况报告给本地将帅，于是无论大小都受到威服和安抚。有人有疑问，便派人来请教；有人彼此交恶，董公便替他们调解。董公多次请求入朝，皇帝不允许。后来董公生病，又请求入朝，并且说：“人心容易动摇，军队中多有忧患。若不趁臣活着时先安排好后事，到了将来，事情或许就难以预料了。” 皇帝仍然不允许。贞元十五年二月三日，董公在任上去世。皇帝三日不上朝，追赠太傅，派吏部员外郎杨于陵前来祭奠吊唁，对他的儿子赏赐布帛粮米也比常例优厚。董公将要去世时，命令儿子三天后才为他入殓。入殓后便出殡，出殡第四天，汴州发生叛乱。因此君子认为董公能够预知人事。董公去世时，汴州人歌唱道：“浑浊的水流浩荡，城郭有贤者守护；道路上人声喧闹欢呼。公初来时如此，如今公要归去了。”董公的灵车出发时，百姓又唱道：“公既然来到这里，汴州百姓便得以保全；如今公去世了，还有谁能使我们安定？”起初董公任华州刺史时，也有恩惠爱护百姓的政绩，人们都思念他。董公居处恭谨，没有妾媵，不饮酒，不谄媚取笑，爱憎没有偏私，与人交往淡泊平和。从不谈论军事。有人问他，他说：“我的志向在于教化。”享年七十六岁，官阶累升至金紫光禄大夫，勋位累升至上柱国，爵位累升至陇西郡开国公。先娶南阳张氏夫人，后娶京兆韦氏夫人，两位夫人都先于董公去世。董公有四个儿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都是皇帝赐名。全道任秘书著作，溪任秘书省秘书郎，全素任大理评事，澥任太常寺太祝，都是品行良善、谨慎而有学问德行的人。谨此具列。历任官职及施行政绩的行状，谨请移送考功，并移送太常寺议定谥号，移送史馆请予编录。谨此上状。贞元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日。已故者曾任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并获授轻车都尉；末列“宜城县”，原文疑有缺字，含义不明。《开国伯柳公行状》　柳宗元

译曾祖柳善才，任皇荆王侍读；祖父柳尚素，任皇润州曲河县令；父亲柳庆休，任皇渤海郡渤海县丞，追赠蔡州刺史、工部尚书。汝州梁县梁城乡思义里的柳浑，七十四岁，撰写此状，说明柳公字惟深。柳公的先祖是河东人，晋永嘉年间，有济南太守柳卓离开故土，世代在江左任职，柳公就是他的后代。柳氏一族自黄帝、后稷传至周、鲁，以字命名为族，因所居之地而得氏，这些事记载在《左氏内外传》和太史公的著作中。从柳卓到柳公，共十一代，是士大夫中的显赫家族，见载于南朝《五代史》和柳氏家谱。柳公仪表魁伟杰出，气度宏大，宽厚和善、见识广博通达，但遇到原则问题一定坚持；胸襟开阔而不拘小节，遇事又能随机决断。他在家中侍奉长辈、抚养子弟，诚心可作为宗族亲戚的榜样，因此内在德行显著；他任职处理政务，具有柔和仁厚、端正刚直的品德，府寺官署都受到恩泽，因此外在声誉彰明。他治学，总的来说不拘泥于烦琐章句，而是采择深奥精微之处，以通晓道理为宗旨；作文则去掉藻饰的浮华，以浩荡自然、纵笔自如为特色，以适合己用为目的。所以从开始学习直到学业大成，他一直沉迷于文集，专心钻研磨炼，疲倦了也不知道游息，威严的师长也不必用夏楚责打。他对儒家所说的经书旨意，早年就有听闻和认识。十多岁时，有个自称神巫的人来告诉他说：“按照你的相貌，命中应当早夭而且卑贱；幸好你若出家为僧，只能稍微延缓死亡罢了，官位俸禄不是你能得到的。”柳公的几位叔父一向疼爱他，尤其相信并认为这件事奇异，立即命令他放弃学业，想听从巫师的话。柳公不赞同，并说：“性命的道理，是圣人很少谈到的，也是士大夫不说的，巫师怎么能谈论它呢？况且如果听从他的话，活着便离开圣人的教诲而去学习异术，还不如赶快死去更好。”于是他学习十分专心，在童年时本来就不会被怪诞诡异之说迷惑。开元年间，他以汝州籍举进士，同赴京城应试的有一百多人，柳公名列第一。礼部侍郎韦陟对他感到惊异并加以赏识，他一次考试便登上高第，调任宋州【缺】父尉；他的操守、决断和举止，无论大事小事都处理得当，廉洁自守的品行，即使在仓促之间也表现出来，因此加授云骑尉。任期届满，江南西道节度使听闻他的名声，征召他到节度使府任职。由于信州都邑的百姓遭受凶害，地方疲敝残破、耗损严重，便让他暂代永丰县令。柳公于是用严刑峻法消灭奸邪暴徒，以太和之政施惠于鳏夫寡妇，驱除各种祸害，消除百姓的隐患，使官吏没有招权纳贿、侵吞财物的祸患，政务没有违犯法令、怠惰败坏的弊病；他处理政务、听断诉讼，逐渐达到几乎没有诉讼的境地，农夫重新回到田界耕作，商旅往来于关市之间。人口繁庶而财富增加之后，廉耻之心兴起；富裕之后又施行教化，学校随之建立，乡里风气大为改变，终于有了值得称道的政绩，于是上表推荐他任洪州丰城县令。他到任后施政如同在永丰县，但仁厚之德更为突出。后来授任衢州司马。器量宏大的人，以只承担极小的职务为耻；脚步舒展的人，难以被局限在狭小平常的地方。柳公于是收敛踪迹、藏起才能，隐居于武宁山。群臣交相写信给诸侯，诸侯派人送来财物，他都一概谢绝，不肯出仕。他正准备探究贤人的事业，穷究君子的儒学，以道味代替膏粱厚味，尊重德行的光辉而轻视官爵，舍弃荣华、安守本分，心境淡然。后来朝廷重臣中他的声名大盛，朝廷征召授任御史。柳公说：“这是君主的命令，怎么敢逃避呢？”当天就收拾行装上路。柳公平常重视大体，不拘泥于细小事务。家境窘迫、催促急迫，并非他的志愿。他因病辞去任命，授任右补阙。他不隐瞒忠言来巩固职位，也不故意表现正直来求取名声。授任殿中侍御史，赐绯鱼袋。他赴江西，与租庸使商议恢复盐铁专卖以及常平仓，得以便宜行事、专断处置。调和钱币、度量衡的事务，妥善实行出纳和平准之法，使国家获利、百姓得到安逸，掌握了其中的要领。升任侍御史，充任江南西道都团练判官。当时所属支郡不知履行节度使的职责，柳公请求出巡，遍行征收赋税之地，大力查究奸诈谬误，所到之处风气为之振动。对于那些施行政绩非同寻常、超过一般人的官员，一定举荐其政绩，归报节度使府。又因他们文采出众、勤勉恳切，作诗歌咏赞，使他们的风谣传诵于其他郡，直到声名传到京师才停止。改任祠部员外郎，转任司勋郎中，其他职务仍旧。就地授任袁州刺史。柳公于是斟酌古代贤良牧守的政绩，凡适合当今的便尊奉施行；考察治理国家的学说，凡为人们所称道的便继承遵守。他均衡利用器物财用，使百姓富裕；彰明万物的法则，以此教导礼义；显示宽裕的德行，周全施惠；减缓九种赋税，推广宽厚之心，以巩固和睦仁慈，保全万民。他明确制度和尺度，统领群吏，向他们申明法令禁制，考核政务的成效与弊败，无不穷究其中最合理的原则。政绩列入上等，朝廷嘉奖他。征召授任谏议大夫，充任浙江东西道黜陟使，准备考察并举荐才能卓著、政绩端正的外地官员。柳公修订《虞书》所说的考核政绩之法，采用汉代考课等级，处理事务详尽审慎，不偏不倚，也不纵容因循怠惰的败坏。奉行法令端正严明，不作隐讳、忌讳或苛峭刻薄的文书。当时分部所管辖的地区，尤其以陵江并海、直至吴越一带为重要，柳公都亲自巡行治理。复命时被称为称职，加授朝散大夫。又授任左庶子、集贤殿学士，辅佐太子，整治东宫政务，统理文籍，并将有关事迹记入秘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任尚书左丞时，他正直而宽容，简明而有制度；去除苛细刻削的条文，官吏都遵循法令；致力于宏大的治道，政务不失中正。加授银青光禄大夫，升任右散骑常侍。泾州士卒发生叛乱时，柳公认为变乱起得仓促，便带着全家逃往终南山藏匿。贼兵查访他的下落，用宰相印逼迫他就任，终于找到柳公并盘问他。柳公改换姓名欺骗他们，把家属舍弃在那里。贼兵于是抓住柳公的爱子，拷打审问，打断他的右臂，而柳公并不回头顾惜。他随即徒步进入深谷，披荆斩草走小路，翻越秦岭，经褒斜道、骆谷道，到行宫朝见皇帝。皇帝赞许他的忠诚节义，很快召见他。柳公叩头流泪，多次陈述计策。叛贼平定后论功行赏，赐轻车都尉，封宜城县开国伯，授尚书兵部侍郎。起初柳公名载，字元舆；到这时上奏请求改名，以洗去伪政权署任所留下的污名。这一年，盗贼占据淮河沿岸，朝廷正商议讨伐诛戮。宰相认为大理评事李元平颇有名声，认为他的才干足以攘除寇盗，便授任他为汝州刺史。群臣中那些追逐声名、希求利益的人都说这是贤能的举措，唯独柳公慷慨地在朝廷上说：“这个人不过是喋喋不休地炫耀美玉、借此贩卖名声的人罢了。王衍使天下陷入错误，殷浩使中原遭到失败；外表华美而没有实际，不同朝代却有同样的品德，他此去将要被擒获，还谈什么攘除寇盗？”

译当时的人不相信他的话。不久，盗贼袭击汝州，把李元平俘获带走。所有人无不叹服柳公的见识。不久，柳公以本官身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入朝任用，辅佐圣君，匡正辅弼大政；在皇帝面前竭尽规谏之意，处理政事时没有自矜自大的神态；把下情上达，使皇帝斟酌民意；顺应外间的美誉，以彰显君主的德行。因此政绩非常显著，但人们很少知道。即使向外彰显、在下层广泛传播的，也不过十分之一二。贞元初年，皇帝认为京畿是统领百姓之地、天下的根本，于是亲自选拔郎官，分别治理京师内外各地。不久民间传唱太和平安、击壤而歌的颂词，把这一切归功于皇帝。皇帝召见丞相告诉他这件事，左仆射、平章事张延赏手舞足蹈地称庆，柳公却俯伏在地不道贺，并说：“京畿的政务本来就应当慎重办理。可是这样琐细的事务，不过是京兆尹的职责罢了。陛下应当选择臣等来辅佐圣德，臣等应当选拔京兆尹来承受宏大的教化，京兆尹应当寻求贤能的县令来亲自处理细小事务。这样之后，才应当舍弃对这些小事的夸耀而致力于治理天下，才可以说是爱护百姓。然而这并不是王政的大原则，我不知道有什么值得祝贺的。”皇帝深深认为他说得对。汉惠帝高兴于曹参的奏议，绛侯惭愧于曲逆侯的回答；以往代的记载考察此事，我没有辜负它们。不久，西戎乘机进入城邑，假称请求结盟。侍中、北平王李燧建议答应他们，公卿以下没有人提出异议，唯独柳公陈述谋略、献上方案，说戎人的诈术本来就不可以答应，奏议最终留在宫中没有下发，但先前的决定还是实行了。于是朝廷册命上将主持会盟，诸戎果然纵兵逼迫盟好，大肆掠夺后离去。皇帝在前殿召见柳公问对，长久地嘉奖赞叹他。当时有谏臣在朝廷上争辩，陷入讥讪皇帝的罪名，皇帝对此很不满意。柳公从容等待机会，援引古事加以讽谏，用来显示宽厚的德行、招致正直的言论；言辞防范而切直，意气诚恳，感动之处符合圣意，最终被皇帝采纳。不久，工匠有人因埋藏御驾所用的服饰器物而获罪于皇帝近臣，有司以盗窃御用物品论处，请求依法治罪。诏令起初已经批准，柳公不奉行诏令，于是上疏抗辩说：“考察他的罪状，尚未十分明确；正值春天杀人，恐怕会伤害和气。”皇帝看后十分高兴，立即赦免其罪，使刑官谨慎怜恤罪犯的原则成为国家法典。圣明君主涵养万物的德行，也因此彰显于天下。议论此事的人都感到难以反驳。那时皇帝与宰相裴腆不和，裴腆趁柳公休假时，因御酒有时短缺，暗中请求贬黜柳公。诏令已经下达，柳公坚持不肯执行，请求审讯主管财计的官吏，核对其收入供给的实际情况，查清根本、确定罪名，穷究事理、辨明刑罚，最终裴腆获赦，恢复原职。白志贞有奔走效力的劳绩，所献谋略屡屡奏效，皇帝嘉奖他的功劳，特别宠信优待他。正商议重用白志贞时，柳公认为他不过是胥吏杂流，出身微贱，身负官职却招致寇盗之名，多次上疏说明，事情因此停止。柳公竭尽诚心、尽忠职守，忧劳于各种政务，后来患有衰老健忘的疾病，恳切急迫地陈述退让之意，于是授任右散骑常侍，罢免参知政事。贞元五年二月五日，柳公在昌化里去世，终身只是散官，所以来不及得到追加的褒赠。柳公辅佐君主的志向，始终勤勉不懈；建立诚信的节操，始终刚正不屈。因此，他处心积虑、广求贤能的道理，表现在朝廷首要职位上；匡正错误、解除迷惑的朴实忠心，充盈于皇帝的心中。他内有敢于进言的勇气，任职时具有直言不讳的明辨，因此能够以正道自立，而没有罪过和悔恨。柳公多次担任重任，丰厚的俸禄都分给宗族姻亲；没有一片土地留给子孙安置，也没有一所房屋用来聚居族人。他靠俸禄吃饭，租赁房屋居住，终身坦荡，琐碎事务不能进入他的心中。他通达事理而知足自守，就是这样洒脱。至于他的孝敬、恭谨、慈爱、仁义等行为，抚慰百姓而达到极为合理的治理；正直、廉洁、清静、节俭的德行；面对疑难能够独立决断的明识；冒着危险来捍卫边疆牧圉的大节；冒犯君颜陈述宏大谋略的至忠，样样都具备。具备其中一项，尚且应当表彰褒奖，何况这些品德他全部具备，怎么可以停止不论？本来就应当用尊荣的谥号加以装饰，昭示给后人。但故去官吏的遗孤流落寄居在遥远的地方，长期耽误了寻求典礼的机会；这责任在宗族亲属，所以我冒昧评述他过去的品行，铺陈赞颂他的遗风。至于发扬孔氏褒贬文章的原则，采用周公惩恶劝善的法则，征求诔文、谥号的意见，则由有关部门掌管，谨此陈述。《请求收复河中并停止用兵状》　陆防 昨天钦淑奉传圣旨，给臣看马燧、浑瑊等关于平定怀光、收复河中的奏状，同时命臣商量应当如何处置，让钦淑奏报。凶恶叛乱之徒已经消灭，关畿得到廓清，这确实是圣上宏大谋略运转成功的功劳，也是宗庙社稷永无止境的福祚。应当处置的大略，我已经附在钦淑口头陈述中辗转传达，但恐怕没有完全表达意思，所以谨再陈述我的浅陋意见，希望陛下稍加留意察看。臣听说，灾祸有时能产生福分，福分也能产生灾祸；丧失中有获得的道理，获得中也有丧失的端倪。所以晋国在鄢陵取胜，范燮反而请求处死；吴国战胜强敌，越王夫差由此开启了灾祸。由此可知，祸福不可屡屡【缺】求侥幸，也不可总是贪图。处在福中却考虑灾祸，福分才能保全；看见获得便忘记丧失，丧失必然到来。臣私下担心那些谄媚奉承、希求功名的人，以及轻率躁进、制造事端的人，会趁凶恶势力覆亡之时，揣测英明君主削平叛乱的心意，竞相献上甘言，诱发朝廷的利欲，说王师所向无敌，说残余叛党举手之间就能平定。请【缺】蒲坂的战事，重新发动淮沂的战争。这种议论一旦开启，必然成为祸乱的阶梯。所以微臣姑且担忧由此产生灾祸，还不敢庆贺已经得到福分。为什么呢？建中年间的灾难，就是可以验证的先例。起初是因为积累怨恨而不能宽容舍弃，也有人因为急于取胜而轻率发动战争。所以，李文喜讨伐泾州上游时，创伤还没有平复；朱崇义征讨汉南时，新的祸乱接连发生。违抗命令的将帅并非没有诛杀，讨伐叛乱的军队并非没有取胜，坚决果断并非不够坚定，赫然震怒也并非没有发泄。然而由于百姓没有得到抚恤，只听到诛戮之事，有罪无罪的人都不敢自保，于是心怀怨恨、反复不安的人害怕斧钺接连加身；畏惧灾祸、处于危险疑惧中的人，担心猜疑诬陷交相波及。于是他们像蜂群一样聚集以抗拒讨伐，像狼回头一样背弃恩德，遍及两河并横亘淮夷，席卷三辅而侵犯京城，皇帝的车驾因此两次出行，行宫甚至到达合闱。当时天下大为动摇，民心几乎离散，天命连片刻也难以保全，王者威势不能出一城之外，国家处于倾危困顿之中，绵延相连，像缀在旒上的苞桑，幸而没有断绝的情形屡屡发生。形势的危急困窘，实在足以令人寒心。那时并没有过去熊罴之师整齐强盛的军队、雷霆奋发的声势、武库兵器铠甲的锋利、国库财赋的充盈；用来施行命令、统率人民、取得威势、平定乱事的力量，与建中初年相比，难道不是极其微弱吗？然而陛下怀有深切悔过的诚心，颁下非常的大赦诏令，知道滥用武力、穷尽兵力会长期造成乱事，知道急于征发、加重赋税会耗尽财物，知道残害百姓、放纵欲望会招致危险，知道违背众意、强行顺从己心会积成罪恶，知道百姓困苦到极点会产生怨恨，知道上下郁结闭塞会失去真实情形，于是发布广大的恩德诏令，同天下重新开始。

译诏令传布到各地之时，听到的人无不流泪；即使凶悍粗暴的坏人，也一定为之抽泣。这种真诚感动万物，竟到了这样的程度。它使怀有枭鸟般恶意的人也发出好听的声音，使灾气疫气消散而化为和气。因此奸邪反复的人改变了想法，百姓和贤者归顺了人心。那些暂且借王命而叛乱离散的人，削去伪号请求治罪；那些窥伺时机、首先逃窜的将领，也一心归诚来效力。流亡、受冻、挨饿的人，希望保全家庭；驻守边地、像野兽争斗的士卒，希望保全性命。将要耗尽的恩德重新大量降下，已经断绝的君臣关系重新接续。天下人心欣然一变。从前越讨伐越叛乱，如今一释放便全部归来；从前凭百万军队也耗尽力量，如今只用咫尺之诏便使教化遍及。这说明圣王施行治理之道、使暴乱之人服从，依靠德行而不依靠武力，是很清楚的；群帅违背臣子的礼义、抗拒上天的诛罚，只谋求活命而不谋求覆亡，也同样清楚。还担心陛下认为臣所说过于简略而未必赞同，所以请再追溯根本，详细申说。过去河朔、青齐同恶相互煽动，拥兵据土，难以接受教化、不肯入朝。陛下以王化不能统一为耻，愤怒奸邪不能被制服，于是调发六军神策军、河阳、河东、泽潞、朔方的骑士，北上征讨；又命永平、汴宋、幽陇、江淮、闽岭的将卒，向南奋力讨伐。耗尽国家的粮仓和府库来供养军队，拿出公私所有的马厩牧场来扩充武备。赋税征收遍及万物，徭役征发遍及天下。劳苦已经极其严重，威势也已经极其严重。后来战争拖延日久，军队疲惫、财物耗费，两河的寇乱不但没有痊愈，反而更加严重，国家根本已经濒临覆亡。等到泾州士卒倡乱、朱泚军队构成灾祸，豺狼盘踞在宫禁之内，猰貐般的恶徒在驰道上择人而食。河朔奉命问罪的军队，布满道路后败退；宗庙郊祀中奉天命而来的军队，只顾守垒也来不及。当这场乱事发生时，天下沸腾；倘若有图谋夺取帝位的雄才、滔天巨恶乘机而动，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后来那些乐于接受诏令的人都自行收敛退缩，内无非分的议论，外无越境的侵犯。等到听说上天的恩泽洗涤过错、诏书恢复爵位，他们一点也不介意，听到风声便诚心投降，争相奔驰上表，只怕落在后面。考察他们平素的心愿，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他们都是借助军队求得活命的人，留恋土地、苟且求安的人；贪生怕死，是万物共同的本性；忧虑危险、寻求安定，是各种事物一贯的情形。拥有天下、把百姓当作子女的人，应当以天下人的愿望为愿望，以百姓的心意为心意，本来就应当满足他们所怀有的希望，除去他们所畏惧的事，供给他们所求取的东西，使家家安宁，人人都能遂愿；人民如果能够安居乐业，君主也就能安享太平。因此，爱惜生命并推广到万物，才是使自己获得生存的办法；施予安定并推广到万物，才是使自己获得安定的策略。把人民逼入死地，却希望自己的长久生存，自古至今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把人民置于危险之中，却希望自己长久安定，自古至今也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所以从前的圣王知道生存是人民所喜爱的，自己也喜爱生存，因此与人民共同保全生命，上下都能得到快乐。圣王知道安定是人民所求取的利益，自己也以安定为利，因此与人民共同享有安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就能两全。如果有人反常悖理，昏昧迷乱而不恭敬，就应当从外部考察其倔强的原因，从内部反省自己在抚慰驾驭方面的过失；修治近处以招来远方，远则检点自身并率领人民。所以《尚书》说：“只有在动用干戈时反省自身。”又说：“在两阶之间舞干羽，经过七十天，有苗部族便来归服。”孔子说：“远方的人不服，就修养文德使他们来归；他们既然来了，就使他们安定。”这些就是明证。如果有人不懂得怀柔之道，一心只想攻取，不检讨教化尚未达到，不责怪自己的诚意尚未感动对方，只知道以严厉威势逼临，只任凭愤怒之心发作，把人看作禽兽，暴露在荒野之中；轻视人如同草芥，用锋利的兵刃杀戮他们。叛乱者不肯归附，就发布命令征讨；征讨又不能取胜，就将要议定刑罚。这样便使背负罪衅的人害怕必死的惩罚，使奉命出征的人忧虑无功受责。编入户籍的百姓因织作劳困而产生变乱之念，士卒因害怕战死而思念归乡。各种情势彼此冲突，乱局哪里会有安定的时候？一个人不肯服从，整个境内都遭殃；一个地方不肯服从，天下便受到扰乱。兵事相连，祸患纠结，变乱从各方面同时发生。所以孔子说：“远方的人不服而不能使他们来归，国家分裂崩溃而不能守护，却谋划在国内动用干戈，我恐怕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吧。”这大概是必然的常理，是极其正确的格言，足以作为明镜和占卜用的灵龟，贯通历代君王而不可改变。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难道能不害怕吗？事理有必然性，不同的道路终究会归于同一轨道；言论有极其正确的道理，不同的时代也会像符契相合一样得到印证。近来东北的孽徒废止、缺失职贡，陛下恼怒他们违抗命令，大规模出动甲兵。如今却让逆贼泚诱导奸人、乘机发动叛乱，原先防备的敌寇还远隔河山，意料之外的军队却已经在京城偷偷发动。萧墙之内的警戒，难道不是得到验证了吗？世代典籍所留下的训诫既然如此，近来的事实又这样明白。因此，诏书声述哀痛之情，悔恨征伐之事，把众多罪过归咎于自己，公布明确的诚信来昭示天下。过去的过失全部加以惩处，最大的罪过也都予以宽宥；用减省赋税来约束人民，用停止战争来作出誓言。于是亿万污辱困苦的百姓和四方叛乱的将帅，感受到陛下自我更新的意旨，喜悦于陛下盛大的德行和言辞，改变态度、改变言辞，暂且修行臣下的礼节。他们内心深处的秘密谋划，当然还没有完全坦然，必定会聚集党羽谋划，侧耳听取消息，观察陛下所做的事情，考察陛下所发的誓言；如果言语和行动相符，改过向善的心就会逐渐坚定；倘若行动和言语相背，担忧祸患的心态就会重新兴起。自从京城得以安定、皇帝车驾回还以来，正值李怀光既然扰乱上天所施的讨伐，又提出息兵的说法，而我的意见还没有恢复。山东群帅之所以不敢发出异议，大概是因为河中之地秘密地接近王城，迫于朝夕之间的忧患，不得不将其剪除罢了。现在如果改变车驾方向、移动旗帜，再指向淮西，那么淮西的首恶一定会欺骗、胁迫那些与他同恶的人，离间游说新近归附的将帅，对他们说：‘奉天息兵的诏旨，只是因为形势窘急才这样说。朝廷稍稍安定之后，一定会重新进行诛讨。’这样一来，朱泚被消灭之后就轮到李怀光受诛，李怀光受诛之后就轮到李希烈被征讨；如果李希烈也被平定，灾祸将依次波及他们。那些一直积蓄疑虑、怀有旧日怨负的人，难道不会因此动心吗？心一旦动摇，就会充满自身丧命、家族覆灭的忧惧。

译忧惧一旦充满，就会担心唇亡齿寒的祸患。同样患难的人，即使像胡人与越人那样彼此相隔，也会互相怜悯；有同样忧虑的人，不必邀约结交也会自然亲近。河朔和青齐地区本来就应当响应，建中年间的祸乱势必重新兴起。国家正当重新建立的初期，群贼刚刚获得喘息之后，如果他们接连来叫嚣，或者纵兵冲击讨伐他们，那么我们的力量还来不及应付；如果放纵他们，敌寇祸患就会更加严重。臣私下愚见，认为祸患并不小，只是不知道陛下准备采取什么办法应对？如果已经有办法，后悔还来得及；如果还没有办法，愿陛下不要轻率改变。凡是要谋求事情的最终成功，关键一定在于谨慎开始；祸乱的机缘一旦发动，就很难再挽回。臣请大略陈述当今驾驭局势所应采取的办法，请圣明的君主审察选择。万一君主掌握的重大权柄，在于恩惠与威势二者并用，废弃其中一个都不可以。有恩惠而没有威势，人民就不会畏惧；有威势而没有恩惠，人民就不会归心。如果知道恩惠可以使人归心，却废弃取得威势的手段，那么所施的恩惠恰好足以显示软弱，又有什么值得人归心的呢？如果知道威势可以使人畏惧，却忘掉施行恩惠的德行，那么所施的威势恰好足以招来敌人，又有什么值得人畏惧的呢？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宣扬恩惠来培养威势，积蓄威势来尊崇恩惠。威势能够得到培养，就不会受挫；恩惠得到尊崇，就能使人感恩。因此，恩惠和威势相互蓄养，威势和恩惠相互施行。君主想要使远方的人柔顺、使强暴者服从，如果不明白这一策略的要旨，就无法做到。如今皇朝气运中兴，上天降下的灾祸将要悔解；逆贼朱泚苟且占据上国，李怀光偷偷保有京畿附近的地区，不到两年便相继被斩灭，这正是使众多奸恶之徒警醒、使天下众人改变看法的时候。威势已经施行，恩惠还没有普遍洽及，实在应当上承天意眷顾，下收天下人心：施布体恤人民的恩惠来成就威势，乘着消灭贼寇的威势来施行恩惠；宽宥河中受牵连的党众，一概不再追问；赦免淮右僭越叛逆的罪行，统统给予更新；免除、宽贷疲惫的百姓，停止征战，使战士休息；符合去年息兵的命令，以彰显大君宽容污垢的宏大德行，传播仁爱，使万姓都说‘王的话多么伟大’，又说‘王的心志是多么专一’。这样，威势即使不用，人民也会像畏惧神明一样畏惧；恩惠不必耗费，人民也会像依恋父母一样归心。凡是处在危险、疑惧和恐慌中的人，一定会说：‘淮右僭越叛逆的罪行尚且将被赦免，我们这些人还担心什么呢？’凡是受到胁迫而跟随同恶的人，一定会说：‘河中受牵连的党众尚且将被宽宥，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忧惧呢？’凡是疲倦困苦、希望安定的人，一定会说：‘我们的君主拥有战胜敌人的军队，却抑制它而不任意施展，这确实是要停止征伐了。’ 凡是衰败残破、盼望得到治理的人，一定会说：‘我们的君主有战胜、痛恨乱贼的愤怒，却忍住而不发泄，这确实是在体恤隐微困苦之人。’天下人的心如果都这样，而祸乱仍不能止息、治道仍不能施行，那是不可能的。臣不敢保证天下一定都会顺从，唯一担心的只有李希烈一人。推测他的私心，并不是不愿意顺从；想来他的暗中忧虑，也不是不曾追悔。只是因为他猖狂而失策，已经窃取了大名，即使承受陛下保全宽宥的恩德，仍不能不在天地之间感到惭愧。即使他不服从命令，也不过成为孤立无援的独夫；对内没有借口起兵，对外没有同类可以求助，他的计策不过是厚待部下，偷偷苟容一些时日。即使想要横行，也势必不能达到目的。陛下只须命令各镇守卫自己的疆界；等他气势已夺、计策已穷，这就成了牢狱中的囚徒，不遭受人祸，也应当受到鬼神的诛罚。朝廷只管崇尚德行来等待他，臣本来就知道他一定逃不出所能预料的结局。古人所谓‘不交战而使敌人的军队屈服’，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如今如果不顾时机和宜处，重新兴起战争，亵渎威势而轻视恩惠，舍弃容易的办法而采取困难的办法，这是舍弃明智而专务愤怒，使敌人借用言辞、得到贼寇援助；穷困者无暇抚恤，劳苦者不得安居，国家的安危或许就无法保证。这正是成败、治乱所系，希望陛下把它看得困难而慎重对待。臣区区所以上书触犯陛下的忧虑和珍惜之情，就在于此。倘若陛下能够防止过错、采纳臣这番狂妄浅陋的意见，并不疑惑于所要实行的事情，臣谨当草拟招抚晓谕的文辞，详细陈述防备御敌的谋划，恭敬地等待圣上宣布许可，然后才敢上报。谨此奏闻。奏报太原府资望及官吏选数事状——令狐楚。臣得到司录参军李旦等人的状文，称：前面所说的太原府，府名列三都，资望与两府相同；但吏曹近来稍稍改变旧有的规格限制，增加了选用名额，特此请求上奏朝廷。臣谨查开元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的敕令：设置北都府县的资望，依照京兆府、河南府办理。其间吏曹曾暂时降低等级，前使王缙、薛兼训、马燧、李说都曾上奏举荐，不久便恢复旧制。如今依照三月十五日敕令，停止削减各州府双曹的司录、判司以及甲曹参军，特别敕令规定京兆、河南、太原三府不在削减范围之内。臣以为太原府是龙兴盛业之地，是上天启示的雄藩；这里有义旗起建的殿堂，也是仙驾曾经停留游幸的地方；官署中有留守、驿署、都亭等标志，典章十分明确，制度全都存在。近年来吏部选官的规格不同于京兆、河南两府，官资稍低，而选用名额却更少，属官们诚恳地提出申诉。倘若只权宜从事，恐怕会违背沿用旧制的规定。伏请圣上慈悲，特意敕令吏部按照原敕令，与京兆、河南两府同样办理。奏报百姓王士昊割股的事状。臣收到太原府的公文，前面所说的王士昊，因为母亲阿张患病，割取自己腿上的肉奉养母亲，母亲所患的疾病逐渐减轻。臣私下认为，这种行为达到了大孝的境界，在礼法上实属难能；忍受如此剧烈的疼痛，对常人来说并不容易。王士昊长年生活在市井之间，所谋求的不过是锥刀般微薄的利益，却发誓以真诚而明白的孝心，医治母亲衰弱年老的疾病；割下腿肉，在堂上奉上肉羹，确实可以感动神明、改变民间风俗。臣惭愧地掌管监察，得以镇守一方，像这样极其真挚的孝行，恐怕应当加以表彰。奏报榆次县冯秀诚割股奉养母亲的事状。臣收到太原府的公文，前面所说的人因为母亲长期患病，割取自己腿上的肉奉养母亲，母亲的疾病逐渐减轻。臣特意派本县主簿刘戡查验，得到的情况与前文申报的完全相同。臣私下认为，即使毒虫螫伤皮肤，口头上说出来尚且难以忍受；拿刀刺入骨头，内心哪里容易安定？前面所说的人出身田野，长在草野民间，天生具有仁爱孝顺之心，日常秉持纯厚和气，忘却自身所受的剧痛，只希望亲人的疾病能够痊愈。人们共同为此感动，这是名教所尊崇的行为；这实在是陛下仁爱遍及周王、孝行超过虞帝，使万物的天性得到陶冶，使仁人的内心受到启发。何况臣镇守一方，职掌监察，根据他的至高孝行，恐怕适合加以褒扬称颂。《襄州别驾白府君状》　白居易。

译公讳季庚，字子申，是巩县府君的长子。天宝末年，以明经科出身，脱去布衣，授任萧山县尉，历任左武卫兵曹参军、宋州司户参军。建中元年，授任彭城县令。当时徐州由东平管辖，恰逢本道节度使准备反叛，先把精锐部队驻扎在埇口，截断汴河运输道路，然后谋划向东窥伺江淮。朝廷忧虑不安，一时没有对策。公与本州刺史李洧暗中谋划，准备把徐州以及有口城归还国家，反过来抵抗东平。东平命令骁将信都崇敬、石隐金等率领两万精兵进攻徐州。徐州没有军队，公集合官吏和百姓得到一千多人，与李洧坚守城池，亲自冒着箭石，昼夜抵御进攻，总共坚持了四十二天，各道援兵才到达。随后贼军溃败，运输道路恢复畅通，首先挫败了叛逆的谋划，使其不敢再向东窥伺。因此徐州一郡七县以及埇口等三城，直到今天始终没有隶属于东平，实在是李洧和公的功劳。德宗嘉奖这件事，命公由朝散郎越级授为朝散大夫；又由彭城县令升任本州别驾，赐给绯色官服和鱼袋，仍充任徐泗观察判官。因此任命诏书说：‘如今徐州州将忠诚谋划，翻然归顺，合成他的忠诚美德，共同辅佐国家大计。’ 我悬置爵位和赏赐，等待这种功劳来授予。应当加授辅佐州郡的任命，并且以特殊的官阶次序来宠荣他。贞元初年，朝廷念及公从前的功劳，加授检校大理少卿，仍任徐州别驾、本道团练判官，并兼知州事。因此任命诏书说：‘他曾经治理彭城，率领全城归附国家，旧日功勋如此显著，而新近的宠荣却太微薄。如果不对忠臣施以厚待，将用什么来劝勉义士？应当位列亚卿之次，再次辅佐徐方。’任期届满，又授检校大理少卿兼衢州别驾。任期届满，本道观察使皇甫政把公的政绩上报推荐，于是又授检校大理少卿兼襄州别驾。贞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公在襄阳官舍去世，享年六十六岁。某年暂时安葬在襄阳县东津乡南原；到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嗣子居易等将灵柩迁葬到下邽县义津乡北原，与巩县府君的墓地合葬。夫人为颍川陈氏，是陈宜都的后代；祖父名璋，任利州刺史；父亲名润芳，任鄜城县令；母亲是太原白氏。夫人没有兄弟姐妹，八岁时遭逢鄜城府君去世之忧，居丧期间极尽哀痛，主持祭祀极其恭敬，她的情感和礼法修养超过一般成年人，内外亲族都称赞她非同寻常。十五岁时侍奉公婆，勤勉遵守妇道，早晚操劳九年，直到奉行四时祭祀；和睦对待妯娌，接待宾客，抚育家人，又这样遵守礼法三十三年，没有违背之处。因此内外凡是做妇人的，都仰慕她，把她作为效法的榜样。等到别驾府君去世时，几个孤儿还年幼，没有入学从师，夫人亲自拿着诗书，日夜教导，恭敬耐心地善加诱导，从未用一声呵斥或一顿鞭打加在他们身上。十年之间，几个儿子都凭文学才学出仕进身，官位达到皇帝亲近之臣的地位，实在是夫人慈爱教诲所造成的。作为女儿这样孝顺，作为媳妇这样顺从，作为母亲这样慈爱，列举这三点，其他各种德行也就可以知道了。建中初年，因府君在彭城的功劳，夫人被封为颍川县君。元和六年四月三日，夫人在长安宣平里的宅第去世，享年五十七岁。同年十月八日，随先府君合葬于皇姑墓地。有四个儿子：长子幼文，曾任饶州浮梁县主簿；次子居易，曾任京兆府曹参军、翰林学士；次子行简，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幼子金刚奴，没有官禄便早逝。当初，高祖被追赠司空，在北齐时立有功劳，诏令赐给庄园、住宅各一处，都在同州同城县，至今还存在。因此从司空以下、都官郎中以上的祖先，都安葬在同城县。如今因为占卜迁归之事不便利，于是改为重新占卜，在下邽县义津乡北原为巩县府君和襄州别驾府君选择两座墓地。这两座墓地共处同一墓域，却分别封土植树，大概是顺应时宜并且合于吉兆。谨此陈状。《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八。钦定《四库全书》。《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