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通志卷一百九十

译艺文【九：议】汉 《渠田议》　　　　　　　　　　　番　系 漕粮每年从山东运往西边，有一百多万石；经过底柱时困难很多，损失毁坏的非常多，还要耗费人力财力开渠引汾水，灌溉皮氏、汾阴以下地区，再引黄河灌溉汾阴、蒲坂以下地区，估计可以得到五千顷田地。因此，黄河岸边所有荒弃的土地，百姓只能在其中割茭草、放牧。如今按照灌溉田地的规模，可以收获二百万石以上的粮食；粮食从渭水上游运来，与关中没有不同，这样底柱以东就可以不再漕运了。晋 《何曾谥议》　　　　　　　　　　秦　秀 已故太宰何曾虽然出身世族后裔，但年轻时凭借高尚明达、严肃端正而显名；入仕王朝，侍奉父母有和颜悦色、供养尽心的声誉；任官时上奏科尹模，这两件事确实体现了臣子侍奉君上的大体。然而他天性骄傲奢侈，不遵循法度。诗经说：“看那南山高，岩石多坚；显赫的尹太师，百姓都仰望你。”说的是德行高峻，举动必定合乎礼法。左丘明说：“节俭的德行是恭敬，奢侈是最大的罪恶。”大晋受命以来，劳苦谦逊、隐约自守；何曾两代受宠，累世显赫。到了耳顺之年，他身兼三公之位，享用大国租税，承受保傅的尊贵，执掌司徒的职权。两个儿子都佩金貂、任卿校，列在皇帝身边。与古人相比，他责任深重、负荷重大，即使全家都死去，也仍未必配得上这样的地位；可是他却骄奢过度，声名传遍九州，行为不合正道，却享有非同寻常的高位。按照古代义理来说，他不但失去了辅相应有的操守，也违背了兄弟同心的意义；玷污皇朝的美德，破坏人伦教化，造成天下的丑行，向后世显示傲慢，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近世以来，宰相辅臣还没有像何曾这样留下受辱的声名、遭受有关部门弹劾，以致父子都受到牵连而蒙受恩赦的。周公哀叹周室衰落、教化不行，于是制定谥法来记载人的最终评价。曾参侍奉父亲，临终时安详归全，换下席子便去世了，大概说明他慎重对待临终，直到死亡才停止。齐国的史官不过是乱世的陪臣，尚且敢记载国君杀害臣下之事，即使因此屡遭杀害也不改变；何况皇朝中掌守典章的官员，难道敢畏惧权势强盛而不尽礼吗？管子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道纲维。四维不能张立，国家就会灭亡。”宰相大臣是世人的表率仪范，如果活着时把罪行做尽，死后又没有贬低的谥号，那就是皇室没有正当的刑罚了。王公贵人还畏惧什么呢？所谓四维，又寄托在哪里呢？谨按谥法：名声与实际不相称叫“缪”，倚恃乱世而放纵行事叫“丑”。何曾的行为全都与这两条相同，应该谥为缪丑公。《贾充谥议》贾充舍弃本族宗亲，不把继承权授予宗族，却以异姓人为后嗣；这是违背礼制、沉溺私情，从而扰乱大伦。过去鄫国抚养外孙莒国公子为后嗣，《春秋》便记载“莒人灭鄫”。圣人难道不知道外孙是亲人吗？只是按照义理推断，外孙并不具备父子关系。又考察诏书说：“如果不是功劳像太宰初封时那样，后嗣像太宰所取立的那样，并且必须出自本人，便不能把其他人同太宰相比。”既然如此，以外孙为后嗣，若不是有开国大功、显著德行，便不得这样做。天子的礼制，难道可以如此吗？这会断绝父祖享受祭祀的血食，开启朝廷祸乱的大门。谥法说：“昏乱纲纪法度叫荒。”请谥为荒公。唐 《太原寝庙议》　　　　　　　　　颜师古 谨奉诏令，皇上想在太原修建高祖寝庙，广泛询问卿士，要我们详尽陈述意见上报。臣下认为，圣上的感情深切，永远怀念先祖，思慕之情广大深厚，春秋祭祀之事也包含着追念远祖的深意。但考察祭祀典制，检验礼经，宗庙都设在京师，并不主张在下方土地另行设置。至于周朝的丰、镐，都是因为迁都才建造的，是因事重新营建，并不是一时同时建立。郡国建造宗庙，是从汉初开始的，大多任意行事，不考察古制；这种做法的源流逐渐扩大，违背典章制度，因此贡禹、韦元成、匡衡等人召集儒学之士，广泛谋议朝廷，依据这些情况陈奏，终于听从意见予以废毁。从此以后，历经许多年代，停止而不再实行，直到现在已经很久。按《礼记》说：“祭祀不宜烦琐亵慢，亵慢就会不敬。”《尚书》说：“礼制烦琐就会混乱，侍奉神灵就会困难。”这些都是圣明智慧者的格言、历代帝王共同的训诫。况且弘扬平素的志愿，正是彰明美德，使天下遵从俭约，不取法丰厚奢侈。如今如果增设寝庙，另安神主，就会违背古制，也不遵循旧章；要把福泽留给后代，从道理上说不可行。诚然上天之心没有遗弃，人的至性也没有穷尽，固然应当勉强割舍深厚的感情，俯身遵从大礼，这样便能成为四海的表率，使光辉照耀万代。列位缙绅都说这样完全恰当，谨此议定。《焚舟议》秦穆公讨伐晋国，两次任用孟明视，都遭到失败。秦穆公并不因此懈怠，又出兵讨伐晋国；晋人不出战，于是秦军封埋殽山战死者的尸体。霸主是凭武力建立功业的吗？从前楚庄王击败晋军，筑京观来彰显武功。楚庄王不接受这件事，说：“之所以称为武，是因为具备七种德行。我一种也没有，怎么可以称武呢？”现在考察秦军，忽视蹇叔忠诚的劝谏，采纳杞子狂妄的谋划，劳师远征，想要袭击别国。在殽山和彭衙失败，连一辆车轮都没有返回；渡河后焚烧船只，表示必死决战。晋军不与他们交战，秦国于是称霸西戎，但这也不能算胜利。何况两败一胜，与敌交战不过丧失一点、保全一寸，足以算功劳吗？饥虎饿狼，难道会一心只想着吞噬吗？我看晋国悬门不出战，实在是君子太多了。故左武卫大将军、持节陇右节度经略大使、兼鸿胪卿、御史中丞、赠凉州都督、太原郡开国公郭氏。《知运谥议》　　　　　　　　　独孤及 郭知运骁勇而有谋略，善于用兵，从行伍中起家，成为唐朝的上将。当时唐朝兴盛已经一百多年，天下富足，太仓储存着二十年的粮食。祖宗沿袭汉武帝的旧事，正专心致志地开拓疆土。郭知运恰逢这个时代，于是凭借天威，施展自己的才力，独自抵御敌寇，所以能够击破默啜可汗，使北庭安定；又击败吐蕃，诛杀康待宾，陇山以西的烽火因此平息。他能够推荐麾下吏士，任用人必按才干，往往破格提拔，功绩和作用非常显著。王君防凭借果敢勇猛接替他，承担镇守边疆的重任。牛仙客出将入相，以清廉能干、诚信谨慎著称，这也有赖于郭知运的明察推荐。当时议论者认为，郭知运与郭防瓘、王晙、薛纳并为中兴名将；直到今天，陇上的将士仍思念他们，有的人还在旧城、遗垒旁建立祠宇祭祀。上元年间，肃宗给太公望加“武成王”的称号，郭知运列于配享的位置；那么他的功勋事业应当有美好的称号，应当改定他的谥名。谨按谥法：平服叛乱、安抚远方叫“威”。《易》说“他的诚信足以使人畏服”，《系辞》说“弓箭的威力，可以威服天下”，《虞书》说“用威严治理”，《左传》说“不施威、不怀柔，凭什么彰明德行？”由此可见，“威”是圣人用来辅佐仁义、整齐天下的手段。把这个字用于谥号，可以表彰将帅的德行。请给知运谥为威，谨此议定。《驳郭知运议》　　　　　　　　　崔厦

译郭知运承受恩诏安葬，已经将近五十年，如今请求改定谥名，私下恐怕不合礼制。谨按《礼记》说：“合乎时宜最为重要。”又说：“超过时限就不合礼了。”从前卫国公叔文子去世，将要下葬时，他的儿子戌向国君请求谥号，说：“日月有时限，马上就要下葬了，请求现在改定他的谥名，大概是因为时限不可超过。”节度使既然名实不相浮，几十年前门生故吏已经共同谋议谥号，如今才申请，私下恐怕是另有目的。节度使的嗣子英乂，近来正逢多事之时，屡次统制地方；朝廷论定他的功勋和官位，表彰他为宰辅，而依附者私下迎合不合礼法的请求，恰好成了无缘无故的贪求。况且节度使在开元初年，赗赠特别优厚，碑志也都建立，全部出自皇帝恩命；追悼优遇已经适当。如今却鲁莽地置典章于不顾，追补过去遗漏的事，开启将来冒昧求请的先例。况且现在分封土地、相互接界的人很多，拥有专征之权的将领也有百人；如果一概照此办理，谁能说不会有人请求？不但有关部门会疲于处理文书，恐怕名器也会被看得如同草芥；即使想委曲周全，私下认为也不可行。又《礼经》说：“自己没有父亲而突然显贵的人，不替父亲作谥。”如果节度使应当有谥号却没有在适当时候议定，就是嗣子废弃了先君的德行；如果本来不应当有谥号，却姑且满足他的愿望，就是先君因嗣子而获得尊荣。就仆射个人而言，恐怕会留下越礼的责难；就国家而言，也很不符合表彰善行的体制。请下交太常寺重新议定，谨此议定。《重新议郭知运》　　　　　　　　　独孤及 合乎时宜最为重要，顺次才是第二位。将要下葬时改定谥名，是适时；因为特殊缘故而缺失礼制，后来追念远祖、请求谥号，也是合乎礼的。假如诸侯规定五月下葬，而鲁惠公去世时正遇宋军到来，隐公元年十月才改葬，也没有因为超过时限而废弃礼制。况且公叔戌请求谥号，正好是在下葬之前；谨按礼经，并没有说已经下葬就不能追谥，何况帝王与臣下道路不同，不能相互沿袭。新礼规定人死必有谥号，并没有说日月有固定期限。如今请求改定谥名的共有五家，无不是在下葬以后；苗太师已经一年，吕諲四年，卢奕五年，颜杲卿八年，都承受了褒奖恩宠，没有人提出异议。唯独郭知运因为儿子遭遇不幸，便因超过时限而受到压制。假如一定要以已葬或未葬作为界限，那么八年和五十年在迟延这一点上是一样的，却有不同的取舍制度，岂不是不可以吗？议文说：“自己没有父亲而突然显贵，不替父亲作谥。”这是说父亲没有官位而儿子居于高官，不应把自己的显贵加给父亲以增加荣耀。礼制不是说过吗：父亲是士，儿子是大夫，仍按士的身份下葬。像郭知运这样，身负方面镇守之任，官位列于九卿，显著功勋和崇高声名可与卫青、霍去病相比，临终饰终之礼应当比其他将领优厚一等，难道要等到依靠嗣子才为他作谥吗？” 如今那些拥有专征之权的人，即使遇到风云际会而成为侯王，他们的祖父官爵能与郭知运相等的也很少。怎么能因为害怕名器被看得如同草芥，就因此毁坏礼制？私下认为这种说法近于诬妄。乾元以来，朝廷多次下诏追赠百官祖父以及内外文武百官的先辈，全都蒙受恩赐；有的声名早已湮没，有的墓旁树木已经合抱，但在九泉之下接受显赫名号和尊贵官位的人数以万计，从来没有以去世年代的远近为限制。赠官和赠谥是一回事：赠官是当时的恩宠，谥号则是不可磨灭的定论。如今因为年代久远就废止改名，就是王者恩泽遍及天下，唯独隔绝于一人。开元二年，吐蕃以全国军队进入五原边塞，击柝声传到秦地、雍地，郭知运与郭防瓘等讨伐平定了他们，以此张扬王室威势。当时如果稍微没有郭知运，汧地、陇地就值得忧虑。如今朝廷正要派军征讨不服、讨伐不朝之国，应当褒奖宠遇他，以劝勉掌握兵权的人，怎么可以因为下葬已久就废弃大典？况且谥法是考察一个人的言语、行为、事业是邪是正，必定用一个字加以褒贬，使活着的人听到美谥便羡慕，看到恶谥便恐惧；不必等待赏罚，贤与不肖都能受到劝勉，这一个谥字胜过三千种刑罚。谥法本来不是为了死者的子孙，把它作为哀荣宠赠的工具。假如郭知运没有儿子，而且从未建立功勋，只要官位达到上将，谥号也不应废止，难道要以他的儿子是否存在来决定能否请求谥号吗？我私下考察典籍、征引旧章，改定谥名的礼制，请依照前面的意见办理。唐丞相、故江陵尹、御史大夫吕諲的谥议。吕諲任职从政，聪明敏捷，严整勤勉，能够用才智修饰吏治。他在至德年间与三司共同审理大案，唯独援引法律条文，附会经义，为被冤者平反，当时最终采用中等刑罚。吕諲参与议论政事，任职御史台和中书门下，虽拘谨小心，没有舍身奉公的才能，但能平正法度，坚守而不失。他任荆州刺史一年便有成效，号令清楚完备，赋税征收公平统一，物资有制度，政事有条理，大体以威严和信义为主。他杀陈希昂，查究申太芝的奸罪，于是三楚之人都心悦诚服，功劳很大。自至德以来，承受朝廷推毂、持节领兵重任、镇守方面的将领有几十人，但将领不骄横、最终不败坏政事，使政治通达、百姓和睦，像吕諲这样的实在少见。难道不是因为人才离散已久，而兵乱仍未平息，想使浑浊的水流清澈难以等待，整理纷乱的丝线也难以成为巧工吗？吕諲在这种时候，能够以慈惠改变百姓的疾苦，又训练三军如同手臂听从指挥，使全境没有偷食葵菜、偷取枣子的盗贼；楚地百姓直到今天还歌颂他。他的见识谋略一定有过人之处，即使不加褒扬，难道可以吗？按谥法：以威德取得成功叫“肃”；禁止暴乱是威，爱护人民是德。考察礼制，议定谥名，按照他的事迹拟定，请谥为肃，谨此议定。《驳议吕諲》　　　　　　　　　严郢 谨以为，已故相国、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赠吏部尚书吕公諲，过去侍奉先朝，多次承担重任。至德初年，国运艰难，公首先披荆斩棘，护送皇帝车驾到灵武，忘却自身而尽忠，一天之内多次受到召见。先朝察知他舍身奉公的节操，采纳他使君主内心充实的建议，于是任命他为宰相，辅弼调和神灵与人事。他的嘉谋嘉猷、进献正确意见、纠正错误的事迹，入朝则抵膝密谈，出朝则用隐晦言辞，像温室树木之事一样不公开，外人难以知道。至于那些光明显著、明白得想掩盖反而更彰显的事迹，请分别记录如下。乾元年间收复两京之际，两都的士大夫多被关押在三司诏狱。御史中丞崔良器审理案件时误将无罪者收入狱中，当时宰相苗太师、崔赵公等虽在朝廷争辩，却不够坚决。公有罪必论、有冤必陈，引经据典、义正辞严地上奏，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因而减轻刑罚，保全使其活命的约有数百人。英明的君主收敛雷霆之威，圣朝施行宽大之典，都是依靠公的力量。古代进用贤人者受上等赏赐，《尚书》不是说过吗？咎繇说：“美啊，在于知人。”公登上台衡高位，专心以推举贤能、任用人才为职责。故相国房琯、故吏部侍郎韦陟能够入朝登上重要职位，都是由于公的推荐。如今相国、黄门侍郎杜公任江陵时，公推荐他担任方面重任；

译如今相国、中书侍郎元公任度支时，公还曾向他咨询幕府政务。不到几年，两位宰相便接连登上中书门下高位，天地交泰，圣贤相得，众多政绩都兴盛起来，五典也得以遵行，这些都得益于公的举荐善才。若与古人子皮推荐子产、鲍叔牙推荐管仲、萧何推荐曹参、武侯推荐蒋琬相比，我们还绰绰有余。他任荆南时，收束兵乱、使众人和睦，命令施行、禁令严明，治理成绩居天下之最；即使古代的羊祜、杜预，也无法超过他。如今太常议论荆南政绩已经很详细，却说他“在台司任职拘谨小心，没有舍身奉公的才能”，这是挑剔瑕疵、掩盖美德的议论，不是恰当中肯的话。国家旧例，宰臣的谥号都有两个字，用来彰显善行、表扬德性。吕公文才足以办事而无害，武力足以禁止暴乱，守正便能干成事业，忠诚便能使人受益；他的盛大功烈和宏伟谋略，不能一一列举。《左传》记述八元的德行说“忠、肃、恭、懿”。如果以美谥来比拟他的德行，请谥吕公为忠肃，谨此议定。《重新议吕諲》　　　　　　　　　独孤及 吕諲任宰相的时间很短，当时正逢肃宗亲自处理一切政务，群臣只是畏惧威势、奉行职事；他即使在朝廷上有谋略，也没有机会让人知道。他治理荆门，仁爱之心已经略见于政事；他的恩惠施及百姓，民间歌谣中保留着记忆，所以人们能够称道他。议定谥名之时，谨慎不记载自己不能确定的事情，而记录最为显著的事迹，这是有关部门的职责。他审理案件、平反讼狱一事，在他执政以前的议文中已经详尽讨论过了，不敢再劳烦陈述。至于推举名贤、使他们登上重任，既涉及温室树木的隐秘，又没有载入行状，所以不予记录。孔子说：“君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大概应当存疑不说。”因此不记载。如今奉行诏命，谥号必须用两个字，姑且把“忠”配在“肃”之前。谨按旧仪，凡死者的故吏，都可以向尚书省依据行状请求谥号；考核事迹、确定谥号，则由有关部门负责，并在朝廷上辩论可否，理应通过众议决定。如今驳议撰写谥号、讨论异同，又由故吏专门负责，恐怕混乱厨师与尸祝各司其职的分界，违背公器不可私用的告诫，也不合唐虞时代众人共同称许的道理。从前周道衰微，孔子作《春秋》来约束当代，乱臣贼子因此恐惧。谥法也是《春秋》含蓄深微的旨意，在于惩恶劝善，不在于哀荣；在于议论善恶，不在于谥字多少。周文王讨伐崇国，周公诛杀三监、讨伐淮夷，晋文公重耳一战而称霸，诸侯的武功很盛大，但谥号都称“文”。冀缺的恭敬德行，临事时宁俞对国家的忠诚，随会接受劝谏而不忘记自己的老师，说到自身又不失去朋友，他们的文德难道不优厚吗？可是谥号却都称“武”。由此可知，书写谥号一定称述其大处而略去细处，所以称“文”便不称“武”，称“武”便不称“文”。三代以后，淳朴散失、礼制败坏，于是出现两个字的谥号。二字谥号不是古制，它的源头产生于衰落的周朝，后来施用于战国诸侯。汉朝兴起后，萧何、张良、霍去病、霍光都凭借文武大略辅佐汉朝，使天下达到太平；他们的事业各不相同，认为一个字不足以记载他们的善行，于是有了“文终”“文成”“景桓”“宣成”等谥号。虽然这已经十分亵渎礼制，但仍然能够褒奖人而不失其当。唐朝兴起后，兼用周、汉制度，认为魏征以王道辅佐时政，近于“文”；直言极谏、爱护君主而忘却自身，近于“贞”；这两种德行都很优良，废去任何一个都不可以，所以称为“文贞公”。认为萧瑀端正刚直、鲠直明亮，近于“贞”；性情多疑反复，近于“褊”。称他为“褊”，就会损失他正直敢言的一面；称他为“贞”，又会遗漏他狭隘的一面，不是一个字所能概括的，所以称为“贞褊公”。其余可以类推，大体都按照这个原则，都是有所针对才这样制定的。如果一个人的事迹没有两种不同方向，事情始终一贯，那么就直接用一个字来称谥。因此杜如晦谥“成”，封德彝谥“明”，王珪谥“懿”，陈叔达谥“忠”，温彦博谥“恭”，岑文本谥“宪”，韦巨源谥“昭”，唐休璟谥“忠”，魏知古谥“忠”，崔日用谥“昭”，这类例子无法全部列举。这些人都是当时显赫、凭功名居于宰相地位的人，谥号不过一个字，从未听说他们的子孙或属吏因为字少而感到屈辱。由此说来，二字不一定就是褒奖，一字也不一定就是贬斥。假如褒贬果真取决于字数，那么尧、舜、禹、汤、文、武、成、康岂不是不如周威烈王、静慎王？齐桓公、晋文公岂不是不如赵武灵王、魏安厘王、秦庄襄王、楚孝烈王？杜如晦、王珪以下的人，有的谥成，有的谥明，有的谥懿，有的谥宪，岂不是都不如萧瑀的贞褊？历来考察古代训诫以及贞观以来的制度，似乎都不是这样。如今奉到议文说：“国家旧例，宰相必定用两个字作谥号。”不知道这条规定出自什么品式，请详细回复说明；我将谨以此作为依据。如果说“忠”是臣子侍奉君主的常道，那么只要能安守职位、恭敬供职，谁不能称为忠臣？若不是有显著可表彰的义行，便不会用“忠”来作为谥号。例如议论审理案件、宽缓刑罚、任用贤能、举荐善人等，都是德行中美好的方面；但“肃”是威严与德行都能成就的谥号，已经足以表彰这些功德了。《月令》说：“孟秋时天地开始肃杀。”《诗经》说：“为什么不肃穆和谐？又恭敬地奉行君王的命令，仲山甫主持着它。”肃，就是严肃，也是敬慎，是忠的一类。天地不肃，庄稼就不能成熟；宗庙不肃，礼制就不能建立；军队不肃，民众就不会服从。“肃”的时义，实在重大啊！因为諲任政时，威严足以防止邪恶，德行足以救济众人，所以用“肃”改定谥号，而“忠”的意义也包含在其中了。这也如同随会、宁俞不称“文”，难道一定要因而加重评价，才算美好吗？魏晋以来，像贾诩的谋略、贾逵的忠勇、张既的政绩才能、程昱的智勇、顾雍的深密持重、王浑的器量、刘惔的鉴识裁断、庾翼的志向谋略，这八位君子与东平王相比，应该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德行。他们死时都谥为“肃”，当时人并不认为这是贬低，何曾因一个字、两个字而使评价有所升降呢？谨慎地上考前代典籍，下据现行法令，参照《礼经》，再考察他的实际事迹，请仍依照原议，谥为“肃”。谨此议定。太师苗晋卿谥议

译太师秉受上天纯厚美善的禀性，是唐朝的股肱之臣，在两朝执掌国政，明察而公允，论说治道，主持政务，送别旧人、任用新贤，协和恭敬，秉持常法，举动无不合乎德行；以惠爱和顺来成就事业，以明智通达来保全自身。从前他曾主持衡量九流人才，出任四郡长官；在他的裁决之下，没有才用被搁置的人，在他的治理之内，没有贫困的百姓。镇守洛阳时，东方诸夏和睦安定。天宝末年，两京被军队侵扰，皇帝车驾向西巡狩，百姓几乎都要沦为胡服之民。太师身处危机而不改其心，遭逢大乱而不忘国家，奋身在豺狼般的敌人面前守护国事，道义没有被玷污，气节没有被夺取，这是最大的忠诚。至德、乾元年间，天下多有变故，皇纲尚未振兴，肃宗仿效汉宣帝旧事，用刑名法术约束臣下；太师却以曹参为榜样，奉行清静无为、恪守职分，辅佐王政，顺成政事，使人心也安定统一，他的谋略功业十分盛大。他能识别人，能任用人，慎重选择属官，正如砍伐杂木而取其良材。后来能够防止群臣聚敛、取用公器，不到五六年，便有与宰辅同列的人才，声光照耀史册，当时人都以此为荣。汉代官吏称颂胡广，胡广曾与旧吏陈蕃并列三司，太师也有这样的声望。九种美德都能施行，宽厚居首；百官各得其时，明哲才能施惠。太师本应享有上天赐予的长寿，成为国家的元老。古人活着时根据行为观察他的志向，死后用谥号替代姓名，以区别其名声的美恶，并看其行为的大小。后世有用三个字表彰德行的，如贞惠文子；有用两个字彰显善行的，如酂文终侯、留文成侯。大概事迹重大、名声显赫，礼制就优厚，谥号也尊崇。太师的德行冠绝士大夫，地位与周公、召公相当，施行诔谥制度时，应以酂侯、留侯为准。谨考《大戴礼》：“德体和顺、居中守正叫作懿；文德贤明、功业有成叫作献。”考察千年以来的典章，合用这两个名称来匹配他的德行，请谥为“懿献”。谨此议定。晋文公问守卫原地之议　柳宗元 晋文公从周天子那里接受了原地，却为守卫人选犯难，于是问寺人勃鞮，想把这件事交给赵衰。我认为，守卫原地是国家政治中的大事，是用来承奉天子、建立霸业、向诸侯传达命令的，不应谋划时去询问近臣中的卑微亲近之人，以至于辱没王命。然而晋君选择重大任命，不在朝廷公开商议，却私下在宫中商量；不广泛咨询卿相，却只同寺人谋划。即使赵衰贤能，足以主持守国之政，也不至于失败；但贼害贤臣、丧失政事的祸端，也由此滋长了。何况当时并不缺少能够出谋划策的大臣呢？狐偃是谋臣，先轸统率中军，晋君却疏远他们而不咨询，对外也不求取意见，最后竟由宦官决定。这难道可以作为法则吗？况且晋君将要继承齐桓公的霸业，辅佐天子，这是远大的志向。然而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兴盛，进用竖刁而败亡；如今取得原地、开拓疆土，正是他开始施政、观察诸侯的时候，却反而背弃了自己兴盛的原因，重蹈自己败亡的道路。即使这样，他仍能称霸诸侯，是因为土地广大、力量强盛，而且有天子的册命作为义理依据。诸侯确实畏惧他，又怎么能取得他们内心的诚心服从呢？后来景监得以辅佐卫鞅，弘石得以杀害萧望之，造成这些错误的人，正是晋文公。唉！如果得到贤臣来守卫大城，那么所问的人并没有问错，所举荐的人也没有举错。然而这尚且会使当时蒙羞、给后代留下陷阱；像这样连询问和举荐都两方面失误，又靠什么来挽救呢？所以我特意揭明晋君的罪过，以附会《春秋》称许世子止、赵盾的义旨。左常侍柳浑谥议 尚书考功谨按：鲁国史书有褒贬，虞书有黜退升进，彰显善行、憎恶恶行，是王道教化的开端；自周公以来，谥法从未改变。谨考柳公屡任清要官职，充分显著地建立名节；坚贞明亮，内存诚意，清廉而合乎礼法。他纳忠进谏，是诤臣的表率；出任地方长官，是牧养百姓的良吏；刺探举劾，必有声闻；澄清吏治，足可记载。身临危难而大节不夺，改易名位而纯诚更加彰明，于是登上宰辅之位，以匡正王国；侍奉君上，完全怀有辅佐之志；退居之后，又有推让职位的高尚品德。他如珪璋般的声望，广为人们所知，因此能够激励在位官员，关系到政教，声名传到君主耳中，事迹很多。褒扬善人、劝勉能者，本来就不会废弃。我既与他有宗族关系，又同为世交，能够完备地传述他的遗德。考察他的品行，谨据旧例具列其美德，用诚实的言辞公布，确定谥号制度，请依照律令办理。谨具状。下交太常博士裴谌议谥曰：贞奉敕依 元 杜思敬谥文定议　佚名 根基培植得厚，根就大；德行积累得深，恩泽就远。所以要寻求忠臣，必定到孝子的家庭去找；评论辅佐君王的人，必定考察其正学的来源。至于故中书左丞杜思敬，他的父亲从军伍中奋起，显著建立功勋，于是得到机会侍卫世祖皇帝在潜邸时的左右。杜思敬后来游学于许文正公门下，更加懂得讲学的源流。他起初任御史台都事，转任治书侍御史。权奸伏法后，台臣因失言被斥逐，世祖独自体察他的忠诚，命他照旧任职。不久授任户部侍郎，历任右司、左司郎中，出任顺德、安西总管，兼任陕西行中书省事。不久调任汴梁总管，又入朝任侍御史，进前议事，首先得到皇帝认可。拜为中书参知政事，升任四川行省左丞，因病没有赴任。等到任中书左丞时，统筹辅佐宏大的国政计划。总的说来，他以忠诚作为匡正君主的根本，以安定宁静作为施政的基础，进退合宜，始终保全德行。所谓西平之家有贤子，河汾之地多贤才，难道不是事实吗？撰写诔文、改定谥号，是用来劝善的。何况这位丞弼大臣历事多朝，难道可以没有美谥来申明并表彰他吗？谨按谥法：“敬慎正直、慈爱惠民叫作文；履行德行而无差错叫作定。”请谥为“文定公”。明 三晋名贤议　吕柟 奉命考查、确定三晋名贤，奉祀于河东书院。按史书和方志：黄帝时有解州风后；唐虞时有稷山后稷；夏代有安邑关龙逄；商代有夏县巫咸、平陆傅说、首阳伯夷和叔齐；周代有平遥尹吉甫、介休介子推、晋阳羊舌肸、董狐、西河卜商；汉代有介休郭泰、太原王烈、解州关侯；晋代有晋阳郭琦；隋代有龙门王通；唐代有太原狄仁杰、闻喜裴度；宋代有平阳孙复、夏县司马光、介休文彦博、闻喜赵鼎；明代有河津薛瑄。周、汉、晋、唐之间，这片土地上的名贤也很多，然而其中间杂着污点：智如士防，却逃奔秦国并使谋略受挫；仁厚如臾骈，却像荀息那样侍奉君主而不能明辨嫡庶；友爱如邓攸，身居高位却颇为谄媚权贵；忠诚如霍光，却溺爱妻子而不能端正大义。王延之以孝行辅佐刘聪，柳宗元以才干结党王叔文。至于祁奚、宫之奇、段干木、周续之、周党、温峤、王绩、韩通等人，虽然有美好行为，却不能完全纯粹，所以不列入这些君子的行列。

译士大夫的议论如果不端正，往往推崇言辞而轻视品行，奖励名声而压抑实际，所以马融训诂学问虽杂乱粗疏，杀害李固却仍能在孔庙受祀；尹焞正学虽然贤明，连朱熹也有所贬抑。这样以孔子、颜回的学问来考察后世儒者，在求知方面相距太远了。因此现在确定祭祀，只取合于大道者，不专论言语，使学习的人知道应当趋向什么。至于伯夷、叔齐、尹吉甫、卜商虽然不是本地出生的人，但在这里生活、居住、安葬，魂魄也留在这里，怎么知道后来诸贤不是承受了四人的遗教呢？况且如今首阳、西河、平遥这些小地方，凭借这四人就能与日月争光；谈论三晋名贤，怎么可以遗漏他们？至于君实司马光，夏县已经再三祭祀，书院也应当加以祭祀。如今书院统辖晋省而设，志向很广，就如天下都祭祀孔子、颜回，曲阜也不能没有二氏庙一样。我所见有限，妄加议论，希望您广泛采集各类史书和本地耆老贤士的意见，斟酌取舍并确定下来，确实这是关系教化的大事。又议论后稷的祭祀：起初也同意我兄长的意见，不久却认为配享上天的祭祀出自我朝，那么如今实在不敢这样做；若出自前代，那么现在已经停止这种祭祀了。既然已经停祀，却又说因为当时配天有嫌疑，以致后世都不敢祭祀，那怎么可以呢？况且《思文》诗，是周朝子孙追念远祖的心意，是一代人的私情，即使配享上天也不过分。书院的祭祀，是晋国乡土之人仰慕贤人的诚意，是万世共同的公论，即使举行释菜礼也没有嫌疑。从前洪武初年，曾让后稷配享先农，后来虽然停止配享，但当初也不是因为曾经配享上天，便稍有改变。况且今天天下祭祀乡贤，都不向朝廷请示，也不列入国家祀典；至于天地山川、六宗、历代帝王等正式祭祀，则界限分明，丝毫不敢僭越。乡贤祭祀都只是当地人私下尊崇，根据意义而创设的礼仪。如果反而只取贤人中较小的，而舍弃贤人中较大的，只因“不敢”便不祭祀，那又凭什么维系名教呢？又如孔子，天下本来都以天子礼乐祭祀他，曲阜的浅陋儒生也可以家家祭祀、户户奉祀，人们并不认为这是僭越。因此后稷是周人的先祖，周朝灭亡后不再祭祀，已经不是后稷本来的意义；后稷出生于晋地，晋地乡人反而也被禁止、不敢祭祀，这是什么道理？如果这样，那么稷山的庙、武公的祠都可以毁掉了。若此议可行，应当以风后、后稷至伯夷、叔齐为正位，其余人物按时代排列在左右。请我兄长再同晋国礼官士人商议。明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保、户部尚书、赠太傅韩公谥忠定议。太傅、大司徒质庵先生洪洞韩公去世后，已经谥为“忠定”。他的孙子、户部主事韩廷伟请求议定谥号的缘故，以彰显圣上的恩典，发扬祖先的德行。吕柟说：“从前周公不是说过吗？做臣子的，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只要对君主有益，就应当去做；何况冒生命危险来保全君主呢？”韩公起初任给事中，因推荐而起任冢宰；曹南李公、司马河州王公的事情牵涉近幸之臣，触怒宪宗，韩公几乎不能免罪，但言辞神色仍然自若。后来在武宗朝任职，晋升司徒；宦官刘瑾及其八党肆意作奸，士大夫畏惧得不敢行动，韩公率领群臣上疏，伏在宫阙前抗争。罪人尚未被擒，刘瑾反而更加嚣张，假传诏令拘捕韩公，使他几乎与死为邻，削去官职，闲居不用。刘瑾被诛后，韩公得以恢复旧职，终于获得今天这样的恩典。韩公以正直开始，也以正直终结，这难道不是冒险自危、奉事君上的忠诚吗？谥法说：“深谋大虑而使百姓安定叫作定；安定百姓而有深谋大虑叫作定；以安民之法遵循古制叫作定；行为纯一不改叫作定。”韩公任湖广藩司时，节省费用、储备粮食，禁止贪污、赈济贫困，平定税额、审理冤案，把百姓看作子女。他巡抚荆、豫，参与辅佐南都政务时，更加减免租税、救济灾荒，发放金钱分别救助，有时还命官军预支俸禄粮饷来压低粮价，使士民得以保全性命。等到他任司徒时，孝宗深知他的忠诚正直，逐渐革除盐法积弊，边境粮饷渐渐充足；遇到紧急军情文书，他集中筹划处理，仁义恩惠更加广大。这就是他始终专心于民间疾苦，亲自办理而不改变的表现；因此说他有安定百姓的深谋大虑、纯一不二的操守，还有什么可疑的呢？这难道不足以称为“定”吗？韩公闲居在家时，我吕柟奉召经过晋地，斋戒沐浴后拜访韩公，只见他头发已白而面色红润，吟诗咏歌不停；后生小子承蒙他借力奖掖、提拔。言语归于有实质的道理，上天赐予这样的美名，谁会不认为称当呢？我想到巴地的蹇公，也曾有类似的谥号，却还有买田自污的嫌疑；宋代濮地的张公也曾有类似的谥号，却仍有节义或有亏损的瑕疵。哪里像韩公这样始终没有瑕疵、明德始终如一，完全与谥号相称呢？唉！韩公由此永远享有美誉了。请平定潞州议　张孚敬 臣昨日承蒙圣上谕示，打算撤回前往潞州讨贼的军队，更换巡抚官员，命令他们用心设法进行抚慰招徕和剿捕，或者等待那里自行平定。更换巡抚、设法抚剿，已经可以仰见圣上的谋略所在；至于撤回兵马、等待自行平定，却不是臣愚昧的思虑所能理解的。臣昨日因同僚臣一清上疏，意见与他相同，已经附名一同回奏了。退下后反复省思，更加惶恐。自古帝王，即使神武而不轻易杀戮，也没有不诛灭天下乱贼的；乱贼不诛，也没有能够安定天下百姓的。孟子称赞文王一怒而使天下百姓安定，武王也一怒而使天下百姓安定。如今我皇上若一怒而安天下百姓，大振中兴事业，正是这个时机。朝廷的纲纪本来没有丧失，却是逐渐丧失的；祖宗的国势本来并不衰弱，却是有原因而逐渐衰弱的。从前唐朝吴元济在淮西反叛，宪宗命诸将讨伐。吴元济向逆党王承宗、李师道求救，二人多次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宪宗不答应。不久官军作战无功，宪宗便派中丞裴度前往行营慰问军队。裴度回来后说淮西必定可以攻取，知制诰韩愈说，淮西三个小州在残破困苦到了极点之后，面对天下的全部兵力，败亡指日可待。

译然而尚不可知的，只在于陛下决断还是不决断。李师道夜间派贼徒袭击裴度，未能得手；有人请求罢免裴度的官职，以安抚逆党。宪宗大怒说：“如果罢免裴度，就是让奸谋得逞，朝廷从此再没有纲纪。我任用一个裴度，足以击破两个贼人。”裴度说淮西是心腹之患，不得不除；而且朝廷已经议定讨伐，两河跋扈的藩镇将要以此观察朝廷力量的高下，不能中途停止。宪宗认为他说得对，把用兵之事全交给裴度，让他负责讨贼。不久高霞寓战败，朝廷内外都惊骇，宰相入朝觐见，争相劝说停止用兵。宪宗说：“胜败是用兵家的常事，怎么能因为一个将领失利，就立即议论罢兵？”于是独自采用裴度的意见，主张罢兵的人也渐渐停止了。各路军队讨伐淮西四年仍未成功，军粮运输疲惫困乏，百姓甚至只能用驴耕田。宪宗也为此忧患，询问宰相李逢吉等人，他们都说军队疲惫、财力耗尽，意欲罢兵。唯独裴度不说话，宪宗问他，他回答：“臣请求亲自前往督战，发誓不与这个贼人同时活着。”臣看吴元济的势力实际上已经困窘，只是各将领心意不一，没有合力逼迫他，所以尚未投降。如果臣亲自到行营，各将领恐怕臣会夺走他们的功劳，必定争先攻破贼军。” 宪宗很高兴。裴度将要出发时，对宪宗说：“臣如果消灭贼人，就有日期上朝；贼人还在，就没有归还朝廷的日子。”宪宗因此流泪。不久淮西果然平定，李师道忧惧交加，不知如何是好，派使者奉表归顺，献出沂州、密州、海州三州。平民柏耆拿着计策去求见韩愈，说：“吴元济已经被擒，王承宗也吓破了胆。希望得到丞相的书信去劝说他，可以不劳烦军队就使他服从。”韩愈请裴度写信，派柏耆前去。王承宗害怕，请求以两个儿子为人质，并献出德州、棣州二州。臣私下认为，唐朝有吴元济，不亚于今日有陈卿。裴度说淮西是心腹之患，不可不除，就如同今日潞城是京师附近的重要地区，不可容许乱贼占据。裴度说两河跋扈藩镇将以淮西之战观察高下，就如同今日各处强暴凶悍的人，或许会以潞城观察朝廷力量。裴度说朝廷已经开始讨伐，不能中途停止，就如同今日朝廷出兵讨贼，已经有成命，不能中止。唐朝有人说军队疲惫、财力枯竭，想请求罢兵，就如今日有人提出罢兵的话；只是今日朝廷大臣还没有听说有人这样说。柏耆用计劝说王承宗，使他归顺，就如今日采用李克己的主张。唐朝时，元凶被擒，柏耆借助天子的威势来收服余党；如今竟不凭借兵力，却想让一个书生把他的主张施行于大恶之人，真是太不懂得事情的形势了。臣曾认为，李克己的策略即使能够成功，也不是帝王万全的办法。堂堂天朝不兴师问罪，反而派一个小人物像鬼蜮一样去制服叛乱的贼人，难道是好的谋略吗？

译《尚书》说：“做事不以古人为法而能成就长久事业，是从未听说过的。” 臣愚昧，不知道什么才算古法；只是朝廷的纲纪不可不珍惜，国家的威势不可不振作。从前发生大同之变，朝廷姑息纵容，最终没有惩罚肇事者，以至于至今那些强横而不得志的人，动辄拿它作为借口。如今潞城又发生叛乱，仍不问罪，只一味招抚，那么小人中那些不得志的，又会拿此作为借口；国家法典不明，盗贼之风就会滋长，臣对此实在忧虑万分。如今潞城不过是一隅之地，却要面对三省的全部力量，它的败亡也很快就可以看到了。倘若圣上作出决断，驻兵征讨，平定这一地区，那么威势就会施行于边境，声名就会传遍天下，从此无人敢再胡作非为，这就像王承宗、李师道向唐宪宗归顺一样。有人说广西可以安抚，潞城为什么偏偏不能安抚？兴兵问罪，就像用药治病，必须随着病情变化而变通。广西的夷寇从未抗拒官兵，而且元凶已经消灭，其部下可以招抚收纳；潞城是中国境内的贼寇，首领还在，又杀害官军三四十名，屠戮百姓无数，实在不能不诛杀他们；这就是两者不同的原因。裴度凭独到的见识制定了平定淮西的谋略，唐宪宗凭独断而成就了平定淮西的功业。臣的才智远远比不上裴度，但臣这片微薄的愚忠，正是想为国家竭尽谋略，私下愿意效法他。伏望皇上允文允武的德行超过古代帝王，又不是唐宪宗所能相比的。难道圣上的决断会有所不足吗？一定不会这样。韩愈在《平淮西碑》诗中说：“淮蔡作乱，天子讨伐；讨伐之后发生饥荒，天子又使百姓活命。起初议论讨伐蔡州时，卿士没有人响应；讨伐四年之后，上下大小都产生疑虑。不赦免，也不疑惑，是由于天子的明断。蔡州这些功业，全靠决断才能成功。淮蔡平定之后，四方夷族全都来归，于是开启明堂，坐在那里治理天下。”臣恭敬地把这些话献给皇上称颂。惟愿圣明俯察裁断。故礼部左侍郎薛瑄从祀的议论——唐顺之。臣私下想到，陛下努力建立皇极，亲自作为君主和老师，欣然留意于理学之臣，并广泛采纳众官的意见，想借此确定祭祀典制、彰显前贤的德行，这是极其盛大的心意。薛瑄的为人，诸位大臣已经议论得很详细了，臣没有什么可说的。臣想对从祀典制作一番折中，以答复圣明的诏令，可以吗？臣听说，圣人的道统有宗主传承，也有辅翼扶助。孔门中通晓六艺的有七十人，其中德行著称的才四人，而孔子唯独赞许颜回，至于另外三人，大概也未必完全赞许。曾参、子贡听到了“一以贯之”的话，而关于人性与天道，子贡又自认为没有听到过；那么在精微深奥之处，心心相授，丝毫不差，本来就很难，这就是所谓宗主传承。然而文学、政事、言语，也可以和德行分科并列，却都不失为圣人学说的一个方面。至于弟子中有善于辨析、勇敢、技艺高强的，圣人也谦让说他们比自己贤能；又说：“自从我得到某人，难听的话便不再传入耳中；自从我得到某人，门人对我更加亲近。”这体现了圣人与人相处周全，也就是所谓辅翼扶助。这是衡量孔门人物的标准，也是后世议论孔门从祀者的标准。假如一定要有宗主传承之后才可以从祀，那么从颜回、曾参、子思、孟子以下，直到濂洛四三位大儒，也就足够了；即使七十弟子中也有可以略去的，何况那些靠经师口头传授而成名的人，以及王安石、韩愈一类有瑕疵而学问尚未醇厚的人呢？然而他们仍然群聚在一起接受俎豆祭祀，正是因为他们属于辅翼。所以说：“与其因为过于谨慎而废弃，不如因为过于宽泛而保存。”至于薛瑄，以恢复本性为最终目标，以持敬、凝神、安静为下功夫的方法；不是圣人的道理，他不立志学习；不是濂洛关闽的学说，他不尊崇相信。即使他所谓精微深奥之处究竟如何，尚且不得而知，但考察他一生，他背离圣人之道的地方也很少。说他是圣门的辅翼，又有什么可疑的呢？这是薛瑄可以列入祀典的第一个理由。臣听说，众人的心志安定下来就形成风俗，风俗必然有所崇尚；众人的志向受到鼓舞就形成风尚，风尚必然有人倡导。倡导就是首先开始。祭祀的意思是报答，是报答根本并追溯源头。我们明朝的理学已经兴盛了，但在薛瑄以前，儒者还沉溺于辞章和事功的习气，没有人能够卓然达到道德性命的归宿，而薛瑄确实首先倡导了这一点。薛瑄以后，是否会有像薛瑄这样的人接踵而出，还不得而知；是否会有能够直接承接孔氏心传的人出现，也不得而知。但这件事确实是薛瑄首先倡导的。因此，薛瑄是我朝理学的一个开创者；与濂洛诸儒在宋代倡导道学相比，虽然他们各自的心得有深浅不同，但功劳是相等的。这是薛瑄可以列入祀典的第二个理由。臣听说，《礼记》说：“凡举行释奠祭祀，一定要有合祭；如果有国家大事，就不举行合祭。”解释这句话的人说：“所谓国家大事，例如虞代就祭祀伯夷，周代就祭祀周公，鲁国就祭祀孔子。”这说明各代都在本代祭祀本代的人，也说明各国都在本国祭祀本国的人。又说：“春官在学校祭祀先师。”解释的人说：“例如汉代的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这说明汉代曾在学校祭祀汉代的人。因此，虞代的伯夷、周代的周公、鲁国的孔子，虽然不能与本时代相接而生；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也确实不是隔世罕见的人才。然而参加释奠祭祀的人，各代都有，自从建立学校以来一直如此，从来没有哪一代完全空缺、一个这样的人也没有。明朝兴起将近二百年，弦歌教化遍及远近，连儿童都知道诵读并效法孔氏学说，可是璧宫旁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够列入俎豆祭祀之中，这不是用来鼓舞士气、彰显圣朝培育人才之盛况的做法。元代尚且推举本朝大臣许衡参加从祀，我大明怎么会连一个接近许衡的人也没有？一定不是这样。由此说来，假如没有真正的圣人门徒，也还应该援引人才使其进列，何况薛瑄确实足以辅翼圣门呢？

译这样一来，如果说这是“我国的国家旧例”，把薛瑄列入祀典，使他与汉代的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以及元代的许衡相提并论，难道还会感到惭愧吗？何况如今所谓从祀，是让他安然列在历代群儒之后，并不是像《礼记》所说的那样特意祭祀他、把他奉为先师，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这是薛瑄可以列入祀典的第三个理由。臣听说，《周礼·大司乐》说：“凡是有德、有道的人，就让他们任教；死后就把他们作为乐祖，在瞽宗祭祀。”瞽宗，是殷代的学校。这说明学校宫中祭祀那些能够为人师表的人。对礼器举行衅礼、奉上蔬菜而奉之为神，是因为他们在世时曾斋戒、击鼓、开箱取书，以师礼尊奉他们。薛瑄曾在齐、鲁主持学校，诸生一致尊称他说：“这是我们的薛夫子。”所以当时尊师重道、整饬学校的风气，开始于齐鲁而传播到天下。大概在前代，许衡确实担任过祭酒。前代能够尊崇师道、培养人才的，没有谁比得上许衡；我朝能够尊崇师道、培育人才的，没有谁比得上薛瑄。这难道不接近乐祖在瞽宗受祭的含义吗？这是薛瑄可以列入祀典的第四个理由。然而有人说，薛瑄对于六经没有多少著述，应该不能参加从祀。臣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圣人所以撰作经书，究竟是为什么呢？只是为了描摹、彰显这颗心罢了。儒者从内心探求并有所体悟，这才是真正能够阐发六经的人。况且自古以来，解释经书最多的人，没有谁比得上马融；能够体认本心、绝不肯只做六经注脚的人，也没有谁比得上陆九渊。陛下曾经提升陆九渊而贬抑马融，说明圣明的鉴察本来就取法于亲身实行和精妙体悟的实功，而不只是把听闻见识和讲解作为功劳。何况薛瑄所著《读书录》有十多万字，本来就是濂洛关闽学说的绪脉，也是六经的旨意。他的著述已经很丰富了，这就是薛瑄参加祀典并无妨碍的理由。然而宋儒中的贤者，如尹焞、罗从彦、李侗、黄榦，都没有参加从祀；如今薛瑄的成就还不知道与这几位相比如何，却可以参加从祀，有人或许正是因此提出异议。臣又认为不是这样。薛瑄的成就，确实不知道与这几位相比如何；但自从濂洛诸儒倡导道学之后，群儒接连而出，耳濡目染，亲自相互传授，所以他们的兴起比较容易；薛瑄却是在绝学失传之后独自崛起，因此他的树立尤其艰难。群儒接连而出时，不得不选择其中最杰出的人来祭祀；薛瑄独自崛起时，则不得不援引他使其进列。譬如繁星装饰天空，如果不是金、木、水、火、土五纬星，就不能显出光芒；而在晨星相互映照时，参星、昴星便清晰可见，这正是彰明显著、阐发幽微的道理。怎么能牵强地拿那些人来作为薛瑄的例子呢？这又是薛瑄参加祀典并无妨碍的理由。因此臣认为，应当按照御史臣瞻、臣得仁所上奏疏的意见办理。臣愚昧，冒死谨陈。惟愿圣明裁夺选择。定山西摆列的议论　杨博 雁门、宁武、偏头三关，都是山西的门户。雁门、宁武两关之外有大同，还可以称作屏障；偏头一关向西连接延绥，单独扼守边境要地。前些年，宁武、雁门一带增筑边墙，增加兵力戍守，并非毫无根据。然而边墙长八百余里，原有守边官兵和民壮不满数万人，名义上叫“摆边”，实际上只是沿袭旧事，确实没有看见他们能够倚靠边墙拒守，像蓟州、昌平二镇那样真正截断敌人的归路。大概蓟州、昌平合并各镇力量来防守，比较容易；山西只凭一个镇的力量防守，实际上很难。如今给事中张齐提出停止“摆边”，是亲眼见到实情后提出的，并非凭空议论。但此事在疆场之外，仓促之间难以从远处裁断，是否可以听任总督都御史王之诰督同镇、巡等官，虚心商议，务求长久便利的办法，具实上奏。如果确实可以停止摆边，那么每年秋季防务时，官军、民壮只应驻扎在适中的地方，遇到边境警报，随机采取战斗或防守措施，以求万全。乡贤的议论　成德 国家规定的从祀典制，最不能轻易授予。以薛敬轩、王阳明两位先生的贤德，而且有明确持论的奏议，还要反复分析、补充疏漏，经过很久才最终确定，可见其困难。乡贤虽然不能与从祀相比尊崇，但列在泮宫之中，也算是贤人圣人的次等行列。至于从祀者分封茅土，北方人的德行与帝乡较近，因此没有人敢随意举荐乡贤。然而三晋却不是这样。并不是说三晋名士如林，竟没有一个符合乡贤标准的人，正是因为名士虽多，却各自孤高独特，众人的议论难以协调；能够举荐的人不够真实合适，真正合适的人又没有人举荐罢了。以臣亲眼所见，安邑吴公养洵任昌平州知州时，正值魏忠贤一手遮天，府尹下檄文命各县为魏忠贤修建祠堂，强行索取捐资、逼迫百姓助工。吴公抗词拒绝，三次受到逼迫，三次都坚决抗拒，有见识的人都称赞他。只是因为他的属官中没有乙榜出身的人，没人发掘他的幽微光辉，实在令人叹息。至于闻喜李公俸，是万历乙未年进士；在张差一案中，他关系到国家根本，挺身议论而不屈服，即使被夺职也不后悔。后来李公告殁，留下一个儿子，孤苦伶仃，甚至有人毁坏他的家巢、夺取他的财产；如果不是刘县令揭发奸人、主持公道，那么李公的后代就会茫然失散，连一个遗留的人也没有了。守险分治、使交山永远安定的议论　赵吉士 听说治理百姓就像治理田地。治理田地的人如果不除掉其中的害虫，即使一年到头辛勤劳作，田地也一定会荒芜。除掉盗贼就像除掉毒疮。治疗毒疮的人如果不在它尚未成形时消除它，即使有价值万金的良药，毒疮也一定会溃烂。臣切实考察晋省全境，四周绵延于恒山、霍山、太行山的山麓，土地少而山地多；其中交城、静乐一带群峰密集、深谷幽邃，尤其是盗贼啸聚的巢穴。自古至今，盗贼长期盘踞横行，却不能彻底斩断根株，大概也是有原因的。卑职任交城令四年，招抚盗贼两次，踏勘荒地一次。曾经深入穷山数百里，观察地势险阻，察看当地情形；又不时召来熟悉山中情况的百姓，仔细询问，绘成地形图。后来多次依据各处关文，提调官员亲自捉拿、计划缉捕，在关头寺擒获康如江等四人，在惠家庄擒获杨芳清、杨芳林，在雕窠擒获李宗盛，在史家谷擒获赵应龙，在静乐的青简皮擒获闫六，在中西都的左演沟、石崖窑擒获袁世虎。这些人都是用酒食诱骗，并按照图势指示，详细追问他们出入的道路，才知道这座山确实是天然形成的贼窟。这座山的安定与混乱，不只是一个郡、一个县的利害。如今京城把晋省看作右臂，晋省把太原看作腹心，而交城、静乐诸山紧逼太原右侧腋下；南起交城、文水、汾阳，西到黄河，北越过偏头、老营、宁武、朔州，绵延盘踞千余里。

译其中如神师、羊肠、孝文、吕梁、刘王、▯、管涔、芦芽、离石、石峡、鹿径、两岭、周洪等山，都是前代所称的名山胜区和天然险要；赵武灵王开辟这些地方，凭此使国力强盛；刘渊曾在这里建都，凭此奠定霸业。历考前代，交城境内西北一带常被列为雄镇，长期驻扎重兵。唐朝在岢岚设置岢岚军，在卢峪口设立卢川县；宋朝在静乐设置静乐军，在楼烦镇设立金县，在岚县设置节度使；金朝也在岚县设置节度使；元朝在静乐设置河北都元帅府，又在交城西面的冶村设置大通铁冶监，设立都提举司铁冶所巡检；明朝初年，静乐的两岭关、婆娑岭隘口，都由太原左卫分派军队驻守险要。崇祯三年，特意在静安堡修建营房，设置一名守备，驻兵五百人，以镇守西北两山。自唐至明，历代往往都特别重视这里，数百里以内之所以如此，难道不是因为偏头、雁门的险要还在门庭附近，而这里的险要已经接近厅堂门户吗？如今四周已经没有像过去那样遍设军队、元帅府、县治和险要据点；内部的静安堡又没有重兵弹压其中，只有一名把总。其中，若神师山、羊肠山、孝文山、吕梁山、刘王山、▯山、管涔山、芦芽山、离石山、石峡山、鹿径山、两岭山、周洪山等山，都是古代所称的名山险地；赵武灵王曾开辟这些地方，使赵国强盛，刘渊也曾在这里建都，以奠定称霸的基础。历代考察下来，交境西北一带常常被列为雄要重镇，长期驻扎重兵。唐代在岢岚设置岢岚军，在卢峪口设立卢川县；宋代在静乐设置静乐军，在楼烦镇设立金县，在岚县设置节度使；金代也在岚县设置节度使；元代在静乐设置河北都元帅府，又在交城西面的冶村设置大通铁冶监，并设置都提举司铁冶所巡检一职；明朝初年，静乐的两岭关、婆娑岭隘口，都由太原左卫分派军队驻守险要之处。崇祯三年，特意在静安堡修建营房，设置一名守备，驻兵五百人，用来镇守西北两山。自唐代到明代，往往特别重视这里，数百里以内的地方，难道不是因为偏雁之险还在门庭之外，而此地的险要几乎就在厅堂门户附近吗？如今这里的环境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到处建军、设置元帅府、设立县治、设置险要关隘；内有的静安堡，也没有重兵镇压其中，只有一名把总驻守。防守的士兵只有一百多人，又退到相邻县的文水驻扎；除去开设栅栏、分派戍守、设置驿站和传递警报之外，实际与武官相依为命的官兵只有二十多人。地势险固的地方，即使绵延数十里，也足以容纳盗贼，何况群山如屏、直入云霄，范围无穷无尽？如今却凭一座五里见方的孤城，偏僻地处东南一隅，遥遥控制这数百里荒险不毛之地，臣私下恐怕龚遂也有难以说清之处，抚民的虞诩也有难以说明如何[▯]之处。大概交山的盗贼与其他地方不同：其他地方的盗贼，不是因荒乱而起，便是被逼到死罪；不是本地人发动，便是流民聚集而成。唯独交山的盗贼无所不有：有时是放羊牧马的百姓，有时是拿起竹竿木棒的盗贼；有时分散居住在山洞窑穴中的百姓，有时又聚集成百上千成为盗贼。说招抚，他们表面顺从而暗中反抗；说剿灭，这里的人散去，那里的人又聚集。而且村民和当地戍卒，不是他们的亲戚，就是他们的朋友熟人，官府的一举一动，早晨发生，晚上便能传到。兵少就不敢深入，兵多又不能长久驻扎。他们作乱没有踪迹，聚合又无法预料，刚刚消灭便重新兴起，刚刚衰弱便又强盛。这难道是生来就喜欢作乱、人人都是盗贼吗？是地势造成的。并且不只是这一点：小规模的盗患尚未萌发，大规模的防备就不会兴起。交城、静乐一带的群山既高大险峻，四面阻隔；当地百姓又生长在山崖深谷之间，因此勇猛敏捷、轻视生命。以米家沟、惠家庄、钟家沟、上横岭、下横岭等地计算，以使用鸟枪、捕打鸟兽为生计的人约有二千七百多人，由此推知全境的情况。静乐、石峡南北又多产良马，就是《左传》所载的晋国屈地。倘若发生变故，精兵和突骑无需从外地征求即可得到。国家统一天下将近三十年，又屡逢丰年，但那些据险负固、潜伏山林的人始终没有改变立场。假如一旦遇到饥荒，或四方发生小规模警报，只恐群山相互响应：从山阳出兵，便会蹂躏平汾一带；越过两道山岭，太原便会震动，西北道路也会阻断；占据管涔山、鹿径，宣府、大同、河保一带就会被隔成两处，而偏头、宁武正好扼住其后方和咽喉。就像从前大同姜逆叛乱时，双方相距尚有八百多里，山盗却以一万多人攻破交城，招引伪刘都督等人，随后统率步骑越山南下，越过忻州、经过静乐，接连攻破汾州、文水、清源、徐沟、太谷几座城。后来端重亲王统率大军到达晋祠，群贼才四散逃回并藏入旧巢。这样看来，贼寇之所以长期不能平靖，实在是由于交城、静乐群山险要；而这些山的险要之处没有被朝廷掌握，反被盗贼占有，实在又是因为兵备太少、治理设置过于偏远。卑职深入探求其中缘故，认为应当采取两项对策。第一，盗贼凭借险要地势防守，而我方防备却很疏薄。交城东南边境靠近县治并与平原相接，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西北与临岚、永宁交界，孝文山、吕梁山、刘王▯等山都极其险要。凡是临岚、永宁一带的盗贼，都从这里出没；东西两处葫芦谷承受其冲击，右边是西峪，左边是浑峪，二水夹在两旁，这是守险者必定要占据的地方。东北与静乐、阳曲交界，神师山、羊肠山、交山都极其险要。凡是忻州、静乐、阳曲一带的盗贼，都从这里出入；河北古交村正当其深处，左有汾河、右有孔河夹持，这也是守险者必定要占据的地方。至于外接县治、内连两处葫芦谷，静安堡正处在中间，是可以遥相呼应的地方。此堡先前废弃，卑职已撰文详细请求捐资修筑，于本年七月初四日开工，建成之日另行具文申报。如今即使不能像明代那样屯兵五百人，最终也应增加二百名士兵，与现有驻兵合计三百人；另设栅寨，派一百人，共三百人进驻静安堡，同时分兵巡守河北古交、惠家庄、钟家沟、横岭、逯家岭等处。这样可以镇服当地土著、安定流动迁徙的人口，就不会有意外忧患了。

译然而，频繁更换士兵会增加劳苦，而且新兵又不熟悉当地地势；长期驻扎则士兵与百姓过于亲狎，狡猾的士兵不难豢养盗贼来祸害百姓，狡猾的百姓也可能勾结士兵一起成为盗贼。卑职提出调换汛兵、轮换驻军的详细意见，已经承蒙上级批准并咨报兵部，规定一年一换，确实是预先防备的良策。第二，地方广大辽阔，官员难以治理。隋开皇年间才开始在汾河、孔河交汇处设置县治，因此名为交城，就是今天的古交村。那里距今县治正北一百里，与四周边界相比，位置颇为适中。唐代把县治迁到山南的却波驿，距旧治太远，于是又在古交的卢峪口分设卢川县，不久便又废止。如今统计本县四境所辖范围，从县城向南不过十里，向东不过二十里，东北却有二百里，西北有二百二十里，而且地域绵延相接，直到黄河、越过关塞也不知道尽头。不用说官府鞭长莫及，盗贼容易滋生；即使天下太平无事，百姓缴纳粮税、听候审理，也会感到困苦。仔细谋划，交城县地方虽然山岩险峻，但百姓少、赋税轻，设置一名县令和一名县尉也足以处理事务。何况古交旧县治确实地势险要，不可弃置；不如分派县丞，在古交废县旧址设署，凡山中的诉讼、税粮征收等事，都可以就近审理、催征。山民既免去越远赴县的劳苦，县令也没有耳目难以周遍的忧患，汛兵往来那里也不敢放肆。以此来约束那些悖逆的百姓，百姓也会逐渐驯服安定，从而消除他们桀骜好乱的心；境内的盗贼不会滋生，外地的盗贼也没有途径进入。这就是所谓不必专门剿捕，也不必专门抚慰，实际上把剿捕和抚慰结合起来，使之持久维持，没有比这更好的谋划了。然而仍有值得忧虑的地方：军队本来是用来保卫百姓的，但山中百姓实际上并不希望有军队；军队本来是用来铲除盗贼的，可山中百姓实际上并不憎恶盗贼。百姓既不厌恶盗贼，又不从驻军中获利，稍有龃龉，受到激发便会生乱；如此一来，所忧虑的反而不在贼寇，而在军队。把总官职低微、权力有限，既不能节制官兵，又凭什么制服山贼？若不重新设置一名守备，不足以凭借其威势弹压。确实依照所请办理，良民便没有遭受骚扰的忧虑，奸邪之徒也没有挺身逃窜的机会。戍兵调换之日，正值山寒树落、逃贼无处藏身的时候，应乘机突袭搜捕。那些屡次叛乱又屡次投降、著名的贼首不过二十人，捆绑他们又有什么困难？请将他们斩首悬挂在两座山上，使历年来凭险顽抗的山中顽民都知道朝廷的法制，从此永远铲除祸根。所请求的是长治久安的办法。若今年山中年成称为大丰收，山民各自安于耕种和开采，而且首领已经擒获以后，余党丧失锐气、收敛踪迹，那么眼前可以保证没有盗贼突然发动的忧患，实在不劳烦宪台挂念。《山西通志》卷第一百九十 钦定《四库全书》《山西通志》卷第一百九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