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九

译艺文【八：状二】。宋。故大中大夫、行给事中、上柱国、临汾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二百户、赐金紫鱼袋柴公行状。杨亿。曾祖丕皇，任庐州别驾；祖父印，追赠太子右赞善大夫；父亲自牧，现任尚书兵部员外郎，屡次追赠礼部侍郎。曹州济阴县沛郡乡崇儒里的柴成务，字宝臣，享年七十一岁。公的先世是平阳人，从高祖、曾祖以来便在济阴登记户籍，因而成为当地土著，最终成为著名的姓族。先父凭借文章和品行首先出众，一代人中考中进士，历任使府佐贰官，最后死于郎署任上。公在童年时，开口说话便能成篇成章；到了少年时期，出外从师，手持经书求学，远远超过一般人，仿佛早已熟习。执笔写文章，常常与作者名家相称。刚到冠礼年龄，志向和学业已经大成，却仍然隐藏才器等待施展，蓄养勇气等待争斗，发誓要拜当世儒学宗师为门下弟子。干德年间，礼部员外郎、知制诰王祐奉诏主管礼部考试，公便踊跃参加考试。王祐看了他的文章，认为非同寻常，提升为众士之冠，朝廷舆论一致称赞选得人才。脱去布衣后，授任峡州军事推官；任期届满，任曹单观察府从事。主管官员加以论荐，改任大理寺丞，负责监管潭州茶场专卖之利，增加的收益颇多，善于办事的声誉传扬到朝廷。升任太常丞、峡路转运副使，赐五品官服；迁任监察御史，任果州知州；转任殿中丞，任苏州知州；任满一年，调任两浙转运使；改任户部员外郎，直史馆，赐金紫官服；授本曹郎中，充任三司户部判官。太宗皇帝讲求教化的根源，广泛咨询典章旧事，并且认为九卿的职务实际上都是古代的官职，各有专司，所承担的事务十分重要。自唐朝以来，台阁官职日益受到尊崇，到了今天却成了闲散之地，由郎署授予官职的，按惯例都等同于降职。于是发布盛大的德音，彻底改变颓败的风俗，选拔尚书各曹中有才干声望的正郎共十人，依次补任各寺的少卿、少监，并且规定：从今以后，不曾任过少卿的，不得拟任给事中、舍人、谏议大夫。公首先参与这次选拔，授任光禄少卿。当时辰韩地区称藩于海外，适逢朝廷有恩诏，慎重选求出使人才，便任命公为高丽国信使。公举止从容，儒雅博学，且有很强的记忆力；高丽是衣冠之国，文物制度兴盛，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足以作为法式和榜样，至今仍称道他出使的风采。回朝复命后，任京东水陆转运使，召入朝廷授司封郎中、知制诰，升任左谏议大夫，出任河中府知府，使八百户脱离隐匿状态，登记附入户籍。今上即位后，授任给事中，出知梓州；回朝接受诏命，与人共同修撰《太宗实录》，十个月完成，因劳绩赐予策勋，恩宠和赏赐十分优厚。不久，以本官出知扬州，入朝兼判尚书刑部。因小吏触犯法令，公发怒打了他，小吏到宫阙申诉冤屈，朝廷官员因此查问公。公认为，自己不过鞭打了一个小吏就遭弹劾，还有什么脸面再坐在公堂上处理政事呢？于是上书请求解除职务，以原官身份奉朝请。到这时，他在正寝中去世，遗表提到有一个六岁的孤儿。皇上怜悯他，特授其孤儿太常寺奉礼郎，命令按官职发给俸禄，使他能够守完丧期。公最初娶赵氏，是已故宗正少卿齐的女儿；后来娶张氏；现在的夫人李氏，封为赞皇县君，是已故水部员外郎岧的女儿。她确实有美好的德行，与宗族亲戚相处融洽。公三次娶良家女子，晚年才有儿媳；年满六十六岁，才生下现在这位奉礼郎。他喜好学习而且多才多艺，博学万物，考察古事；起初在贡部任职时，就是当时闻名的人物。他奋笔作文，缀辑文辞，同辈都推重佩服。有所撰述，必定会在京城传抄流布。最终凭才干声望进入掌管诏令文书的机构，阐发皇帝的命令，很称职。但他胸怀平易坦荡，没有城府；声音容貌温和纯厚，如阳春般温煦。他善于同人交往，交往越久感情越深厚；喜欢办理家中事务，勤劳而不懈怠；善于谈论名理，说话没有不合宜的内容；广泛收集古代典籍和史书，手不释卷；天性崇奉道教，遍览金简玉笈一类的道教文献。他一生多病，深入钻研医药和青囊之术；以恬淡来修养性情，以绵延不息的修养来终其一生。他的风度法则温润宽厚，门第资历深厚，也足以成为儒林中的前辈了。记载事迹的职责，正有赖于良史。谨慎地撰写他的世家，以告知册府。谨此为状。欧阳修《请求暂缓忻州、代州和籴米赋役奏状》臣谨依照中书省札子中的条文得知，臣僚上言，经查核忻州、代州两州境内外分摊征购粮米，共九万多石，到现在催收缴纳的才达到两成。如今已经是五月，正值粮食价格上涨的时候，民间斗米非常难得。臣请求朝廷特别予以怜悯准许，将已经发下的绢帛和大铁钱折合缴纳米粮，特予暂缓征收，等将来秋收后一并送纳。奉圣旨，命臣与河东转运使共同商议、考察并施行此事。臣等到忻州、代州两州，取来各州原先分配的钱绢数目、次序以及已经缴纳和拖欠白米的全部文书，查阅后发现，原来是富弼首先请求：因为去年河东秋收大丰收，请朝廷从各处调拨钱银绢帛，广泛筹集粮草。三司于是拨给各杂州绢二十万匹，分给河东，其中代州分得五万匹；这些绢有的在京城，有的在并州、晋州等地，等到陆续搬运往来，反复拖延，直到冬末春初才分发下来。到今年五月分配完毕时，已经到了麦熟、夏税开始缴纳的时候，民间哪里还有白米可以交给官府？这五万匹绢，加上本州原有的三千多匹绢，共计征购白米九万五千二百多石。州县从春天到夏天用刑具和棍棒催逼驱赶，也只收到四万多石，现欠五万四千多石。本州因催收不进展，便申报转运使，请求下令把隔年的陈米减价折纳；虽有这一筹划，也仍然没有人送纳，大概是因为已经错过时机，无法再收购。

译其中忻州摊派的名目尤其多。去年一年内，除了税赋、和籴以及向边地送纳之外，还摊派银两送纳现钱，用来收买肉羊、羊皮，数目不少；又把酒务积压了十五年的、已经损坏腐烂的酒糟和白酵，分摊给各户，命令他们缴纳清醋的价钱；又有转运司先前摊派绢三千匹，用来征购各种斛米。在缴清这些多种摊派、催收已经足额之后，才轮到这一项用大铁钱和绢征购白米的任务，也就是如今臣僚上奏请求暂缓征收的项目。原先用铁钱和绢摊派征购白米四万多石，转运司因为看到百姓不易承担，先减去一半，尚余二万八千四百多石；后来又因送纳不进展，转运司已把其中一半暂缓征收，等秋收成熟后一并缴纳；此外还有一万多石正在催收。臣于是取来本仓收纳粮米的日历，逐日点检，发现完全没有一户百姓送纳，也是因为时机已过，无法收购。加上两州百姓多次向臣递交诉状，臣已向朝廷禀明，亲眼见到民间疾苦；又因为两位转运使都在潞州，相距极远，来不及共同计议商量。臣还查核两州的粮食储备：现存忻州的粮食，约可支用两年有余；代州也约可支用一年半，不至于缺乏。而且距离下一个秋收的日期已经不远，臣已一面发布榜文，并行文给本州，命令暂缓征收，等到秋收后一并送纳施行完毕。谨具此状奏闻。《请求由义勇指挥使代替贫民承担差役奏状》臣谨依中书省批示下发的两份文书得知，河东都转运司依照康定元年九月十四日诏令中的条文规定：河东路强壮中现任正、副指挥使的，即使属于第一至第三等户，州县也不得再按轮次另行差派各种役。臣私下考虑，义勇指挥使都是乡村第一、第二等有劳力并拥有家产产业的人户，一年之内只需轮值一季，大多时候还在家中经营农业；兼且本司估量，正、副指挥使都是从上等人户中拣选充任，实在最为侥幸。其余等级的人户，家中丁口稍多，也同样被点充为义勇，只是仍不能免除州县差役。军员既然已经得到优待便利，又依条令免除州县各种役使，实在很有荫庇；可是州县繁重艰难的差役，却差派下等义勇人户充任州县的重难里正或衙前等役。比较他们劳逸的差别，实在很不公平。臣请求朝廷尽早特别降下指挥，命各处义勇正、副指挥使依照其余义勇的惯例，按各等户籍例次轮流确定州县差役，以求公平均衡。臣查核河东一路乡兵，除了登记在册的强壮不需勾追教阅外，所有刺手背的义勇，现共管辖七万二千八百七十二人；每年秋冬轮番教阅，州县还因此派各种杂役，常常在秋冬边地支移税赋、和籴、远途输纳的时候，又增加轮番服役。凡是一家有三名或两名男丁的，一人负责在州中教阅，一人负责供应输送，另一人有的在州县服役，有的到远地输纳税租；留下来的往往只有衰老者，或者完全没有依靠的人。他们荒废产业、顾不上家庭，无法承受这种苦难。其中只有正、副指挥使，全都是州县中最有财力的上等人户，却独独能够免除差役；下等人户经常服劳役，最富有的人反而独自得到宽免优待。加上自从发生军事事务以来，州县差役频繁增加，原来有劳力的人户经过几代人勤俭积蓄，却只因三五年间重叠承担差役，按惯例都逐渐耗损，变得贫困空虚，逃亡破败；然而州郡事务繁多，差役难以减少，往往把第三、第四等户差来充任第一等役，也有在小地方服差役稍有家产的客户被征来办理事务。在这种上下都困窘贫乏的时候，难道只有义勇正、副指挥使可以独自免役吗？又自从差派管理义勇以来，他们已经免除了数年的差役，在众人苦于劳损消耗之时，独自享有宽免优待，这种幸运已经够多了。再者，臣多次经过各州军，询问各处义勇指挥使等人的家业，按例他们的财力并不低于普通人户，丁口又多。如果让他们一律承担差役，就可以使贫富得到均衡，稍稍宽解已经困苦的百姓。都转运司所提出的请求，恳请朝廷特别准许施行。现谨具此状奏闻，恭候诏旨。《举荐米光濬奏状》臣谨因奉诏筹办河东沿边的粮草，经过各州军，遍见文武官吏并不少，其中能够面对百姓治理地方、统领军队，称职于边地任用的，实在很难找到。臣听说西头供奉官、閤门祗候、岢岚军使米光濬，年四十多岁，世代为代州人，熟悉本路边防事务，出身将门，通晓军事，兼有胆识勇气，精于弓马。自到岢岚任职两年以来，处置各事都合乎事理。此前代州、寜化军各自因为守将没有才干，引起北方人争夺侵扰疆界；只有岢岚的草城川正处在北方进攻的要害之地。去年北方人来侵扰疆界，米光濬能够随机应变，抵抗防守，所以唯独岢岚没有被侵占，地方也没有惊慌失措。臣亲自经过本军，询问军民，详细得知了实际情况。臣又看到近来颁下的宣命指挥，派李伟替代米光濬，命他入朝。臣切以为，边境一向忧患缺少有才干的人，如果好不容易得到这样的人，怎么适宜屡次更换？加上调任替换的宣命下达后，军民都分别上状举荐挽留米光濬。臣如今冒罪保举，请求让他继续任岢岚军使。如果再次任职后犯有侵吞入己赃物及边防军政方面的罪行，只要有一件事失败贻误，臣都甘愿连坐。谨具此状奏闻，恭候诏令。《再次举荐米光濬奏状》臣近来曾冒着同罪的风险，上奏举荐西头供奉官、閤门祗候米光濬再次任岢岚军使。臣私下得知，朝廷因为米光濬患病，曾加以考察。臣昨天前往岢岚，亲眼看见米光濬完全没有病状；询问得知，他去年只是偶因饮酒，暂时感到不适。米光濬心力强健，熟悉弓马，通晓边防事务，善于安抚军民。何况岢岚处在草城川一带，地形平坦，同北方敌人只隔着界壕，不像代州还有险要坚固之地可以防守控制，尤其需要得到合适的人才。臣曾见朝廷选拔边将，等到从武臣中找到一人，常常苦于难得；而任用他使其熟悉事务，也还需要数年时间。米光濬在武臣中实在难得，既然在岢岚任职已久，又已经熟悉当地事务。他既没有疾病，也没有过犯，料想即使调任别处，所得差遣也必定与现在职位轻重相当。与其调动来往，不如让他长期任职。何况臣知道米光濬也曾多次请求替换，臣如今的举荐并不是徇私于米光濬，而是为了边防大计。伏望圣上慈悲，特别加以奖拔，优先升迁一级官职，并且令他再次任职，以便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任用。如果朝廷升官以及再次任职后，他犯有侵吞入己赃物或边防事务失败贻误，臣都甘愿与他同罪。《请求减少摊派出售银五万两奏状》

译臣谨见河东路转运司近来奉三司命令，从京城拨得银十万两，分派给本路各州军，摊派出售以收取现钱。臣询问得知，这批银子并不是转运司因缺乏钱财而请求的，而是三司突然特意拨发；大概是朝廷优恤三路军需不足，特意拨给来帮助接济开支，以减轻百姓负担。又因为朝廷听说今年河东两季麦子大丰收，想趁时收购粮食储备军粮，以显示圣上忧念边防、宽恤民力的心意。臣昨天因到寜化军，有百姓联名在臣马前陈诉，说摊派的银数太多。臣于是取来本军人户财力等级以及前后摊派征收数目，查阅得知，本军人户全数很少，城郭中主户、客户十等共三十四户，其中五等以上只有十五户，其余六等以下的贫弱人家共有十九户。去年共摊派银三百两，经过几个月用刑具和棍棒催逼，才得以缴清；今年摊派一千两，是往年的三倍，因而导致百姓迟迟不能送纳，纷纷上状诉告。又由于寜化军屯驻的士兵不多，本军自己有纳便盐钱和各种杂课收入的现钱，不至于缺少使用。此地气候寒冷，百姓不种麦，又没有夏籴仓；在军用尚不缺乏、民间正难以得到现钱的时候，这样做实在可惜而且徒然困害民力。臣已经行文本军，暂且命令摊派出售五百两，其余的另候朝廷旨意。只是还担心河东一路各州军中，有很多当前并不缺钱，以及地势高寒、不种两季麦、没有地方可以收购的州军，不宜一概急迫征敛，横加困扰疲弱的百姓。臣如今请求圣上慈悲，特别下令本路转运司：将已经分拨的银十万两，除去当前缺钱的州军以及两季麦子大熟、应当收购之处，按原数摊派出售；其余当前不缺钱、又不收购夏麦的地方，暂且只摊派一半，等到缺钱而确实不得已时，再逐渐分配。这样贵在稍稍舒缓民力，上可符合陛下忧民念边的心意。谨具此状奏闻，恭候诏令。《再次请求减少摊派银两奏状》臣近来因为三司拨降银一十万两，分给河东各州军摊派出售，随即查访得知，河东各州军的钱粮都有准备，目前并不至于缺乏；民间眼下却很难得到现钱。因此臣曾具状论奏，想暂且摊派出售一半，请朝廷特别下令给都转运司。后来听说已有朝廷诏令，只减少了一点价格；但各州军百姓多次向臣诉告，都说银价虽然不高，却因为现钱难以周转而无法变卖。由于河东州军近来只有泽州、潞州两地的两季麦子大熟，晋州、绛州以及汾州、石州、隰州等地属于种麦地区的，也只成熟了三成到五成；那里的秋季庄稼又遭到夏季旱灾，几乎要枯焦而死，最近才得到雨水，只能救活四成到五成。现在物价很高，民间困窘急迫，与灾荒之年没有不同。何况摊派出售银绢，是在紧急情况下不得已才采用的办法；如今各州军幸而钱粮不缺，不必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强行摊派，重新扰害百姓，只应把它留下来以备紧急之需。如果确实知道某些州县官府真的缺乏钱粮，再努力供纳，百姓自然不会怨恨。按道理说，这十万两银完全可以停止摊派。又因为都转运司已经分发给州军，所以臣暂且请求只摊派一半。近来臣不断看见百姓以摊派银两为苦，已经行文各州军，暂且命令先摊派一半，其余听候朝廷诏令。本来想等臣到达京城后再亲自论奏请求，只是私下担心臣离开河东以后，转运司仍旧催促，把全部银两都分摊下去。伏望圣上慈悲，特别加以怜恤，并请查考臣前后所上的奏状，早日降下朝廷诏令。《举荐孙直方奏状》臣谨见平定军知乐平县事、著作佐郎孙直方，进士及第，性情明敏，有治理官事的才干。臣昨天到河东，详细看见孙直方治理县务的良好政绩，现在保举他足以充任大藩通判。又臣查核，代州通判李舜元到任已经三年三个月有余。如今北方边务中，代州是最重要的地方，尤其需要得到合适的人才。伏乞就地差遣孙直方充任代州通判；如果后来犯有真正侵吞入己赃物的罪行，或职事有败坏缺失，臣都甘愿与他同罪。谨具此状奏闻。《司马温公行状》　　　　苏轼 曾祖父政，追赠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追赠温国太夫人。祖父▯，试任秘书省校书郎，任耀州富平县知县，追赠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追赠温国太夫人。父亲池，任尚书吏部郎中，充任天章阁待制，追赠太师，追封温国公；母亲聂氏，追赠温国太夫人。公名光，字君实，祖先是河内人，为晋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代。安平王的后代孙征东大将军司马阳，开始葬在今天陕州夏县涑水乡，子孙于是便在那里定居。自高祖、曾祖以来，都因五代衰乱而没有出仕。富平府君开始考中进士，后来死于县令任上；他们都因气节而闻名乡里。天章公凭文学和品行道义，侍奉真宗、仁宗，担任过转运使、御史知杂事、三司副使，历任凤翔、河中、同州、杭州、虢州、晋州六州知州，以清廉正直、仁厚闻名天下，被称为一时名臣。公从儿童时期起就凛然如成年人。七岁时听人讲《左氏春秋》，非常喜爱，退下来便讲给家人听，立即明白了其中的大意。从此手不释卷，甚至忘记了饥渴、寒暑。十五岁时，无书不通，文辞醇厚深刻，具有西汉文章的风格。天章公按照任子制度的次序轮到公时，公把这个资格推让给两位堂兄，然后才补任郊社斋郎；又经再次奏请，任将作监主簿。二十岁时考中进士甲科，改任奉礼郎。因为天章公在杭州，公推辞升迁的官职，请求签书苏州判官事，以便侍奉父亲，朝廷准许了。还未到任，便遭逢太夫人丧事；服丧期尚未结束，又遭逢天章公丧事，连续服丧多年，因哀毁而消瘦，完全合乎礼制。服丧期满，任签书武成军判官事，改任大理评事，任国子直讲，升为本寺丞。前宰相厐籍以善于识别人知名，他起初同天章公交游，见到公便认为他非同寻常。到这时厐籍任枢密副使，便推荐公，召他参加馆阁校勘考试，任同知太常礼院。宦官麦允言去世，诏令因为允言有军功，特意给予卤簿仪仗。公说：“孔子尚且不把名位器物随便借给别人，像繁缨这样的车马饰物用于朝会，还认为不可。麦允言不过是亲近皇帝的臣子，并没有元勋大功，却追赠三公的官职，给予一品官的卤簿仪仗，这种繁缨不是太过分了吗？”前宰相夏竦去世，诏令赐谥号“文正”。公说：“谥号中美好的，极致就是文正，夏竦是什么人，能够当得起这个谥号吗？”公两次上书，谥号改为“文庄”。升任殿中丞，授史馆检讨，修撰日历，改任集贤校理。

译厐籍出任郓州知州，调任并州知州，都征召公担任通判州事。公感念厐籍知遇自己，便竭尽全力效命。当时赵元昊刚向河东称臣，河东十分贫困，官府苦于高价买粮，百姓又疲于向远方输送粮食。麟州的窟野、河西有许多粮田，都是过去的汉地。公私田地混杂耕种，天圣年间才开始禁止在河西耕田，北方部族于是逐渐蚕食这些土地，俯视窥伺麟州，成为河东的忧患。厐籍请公前往巡视，公为此谋划五条策略：应当依靠州中原有军队，再增加禁兵二千人、厢兵五百人，修筑两座堡寨。河西可以让百姓耕种堡寨外三十里的土地，北方敌人就不敢在那里耕田，这样州城以西六十里便没有北方敌人了。招募能够耕种麟州闲田的百姓，十五年免除其税役；能够耕种窟野、河西土地的，永久免除税役。耕种的人必然会多起来，官府虽然暂时没有收入，但粮价自然会降低，就可以逐渐缓解河东百姓的负担。厐籍调任麟州，依照公的建议办理；但兵官郭恩既勇猛又狡猾，夜间打开城门，带领一千多人渡河，运载酒食，却没有作战准备，遇到敌人后全部战死。议论的人把罪责归给厐籍，罢免他的节度使职务，改任青州知州。公守在宫阙之外，三次上书请求只追究自己在这件事上的责任，朝廷没有答复。厐籍起初并没有因此责怪公，但公却深深地把这件事归咎于自己。厐籍去世以后，公登堂拜见他的妻子，像拜见母亲一样；抚养他的儿子，像对待弟弟一样。当时人都认为他们二人贤德。改任太常博士、祠部员外郎、直秘阁，兼判吏部南曹，升任开封府推官，赐五品官服。交趾进贡一种奇异的兽，称它为麟。公说，真假无法知道；即使是真的，也不是自然来到这里的，不足以称为祥瑞；如果是伪造的，远方夷人会耻笑我们。希望厚重赏赐进贡使者，把这头兽退还给他们，并趁机作赋讽谏；于是升任度支员外郎，判勾院，提拔为修起居注。他推辞五次之后才接受，兼判礼部。有司上奏说六月初一应当发生日食，公说，按照旧例，日食如果没有达到全食，或者京城看不见，都要庆贺。臣认为，日食天下四方都看见而京城看不见，说明天意是君主被阴邪蒙蔽，天下人都知道而朝廷唯独不知道，这种灾祸应当更加严重，不能庆贺。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此后便成为常例。升任起居舍人、同知谏院。苏辙应制写直言策，列入第四等，但考官认为不应收取，公说，苏辙在同科四人中言论最为切直，有爱君忧国之心，不能不录取。当时宰相也认为应当黜退苏辙，仁宗不答应，说：“求取直言，却因为直言而弃之，天下人将怎样看我？”于是公与谏官王陶一同上疏，希望皇帝为了宗庙社稷自我珍重，停止宴饮，安养精神，后宫嫔妃进见要有节度，左右近臣赏赐要有节制，厚味腊毒等对奉养身体没有益处的东西，都不应经常享用。皇上全部采纳了这些意见。起初，至和三年，仁宗开始身体不适，国嗣尚未确立，天下人寒心却不敢说，只有谏官范镇首先提出这件事。当时公任并州通判，听到后便跟着上疏说：“按照礼制，嫡长宗族没有儿子，就由小宗作为后嗣；作为后嗣的人，就成为他的儿子。希望陛下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让他代理储君之位，等待皇嗣出生后，再退居藩国；否则，就让他掌管宫廷宿卫，治理京城，也足以维系天下人的希望。”奏疏上了三次，其中一份留在宫中，另外两份交给中书省。公又写信给范镇说：“这是国家大事，不说便罢；一旦说出口，怎么可以再反悔？希望您以死力争。”于是范镇说得更加恳切。等到公担任谏官，又上疏，并且当面说：“臣过去任并州通判时，所上的三篇奏章，希望陛下果断地大力施行。”当时仁宗沉默少言，即使执政大臣奏事，也只是点头而已。听到公的话后，他沉思了很久，说：“莫非是想选择宗室作为继承人吗？这是忠臣的话，只是别人不敢提罢了。”公说：“臣说这件事时，自以为必死，没想到陛下竟能开怀采纳。”皇上说：“这有什么妨害？古今都有这样的事情。”于是命令公把这番话交给中书省。公说：“不可以，请陛下亲自把您的意思告诉宰相。”当天，公又谈到江淮盐政的事情，到中书省说明。宰相韩琦问公：“今天又说了什么事？”公默默盘算：这是国家大事，不能不让韩琦知道。于是思考如何扩大皇上的意思，便说：“所说的是宗庙社稷的大计。”韩琦明白了他的意思，便不再说话。十多天后，有诏令让公与御史里行陈洙一同详定行户利害。陈洙私下对公说：“前些日子举行明堂大飨，韩公代理太尉，我任监察御史。公从容地对我说：‘您同司马君实交好，君实近来建议确立嗣子，只恨没有把这番话送到中书省；想要提出这个议论，却没有理由，只好借详定行户利害这件事，并不是要麻烦您，而是想让您见到公后转达这个意思。’”当时是嘉祐六年闰八月。到了九月，公又上疏并当面说：“臣先前向陛下进言时，陛下欣然接受，并不感到为难，臣以为马上就要实行了；如今却一点消息也没有，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年纪正盛，子孙应当多到千亿，何必急着做这种不祥的事？小人没有长远考虑，只想在仓促危急之际扶立自己所亲厚友善的人。唐朝自文宗以后，确立嗣子都出自左右近臣的意思，甚至有‘定策国老，门生天子’的说法，这种祸患哪里说得尽呢？” 皇上大为醒悟，说：“送交中书省。”公到中书省见韩琦等人，说：“诸位如果不趁现在议定，将来某天半夜在宫中拿出一张小纸，宣布某人为嗣，天下人没有谁敢违抗。”韩琦等都唯唯应答说：“岂敢不尽力。”一个多月后，诏令英宗判宗正寺，英宗坚决推辞，不去任职。第二年终于立为皇太子，他称病不入宫。公又上疏说：“普通人争夺丝毫利益，尚且会争执抢夺；如今皇子辞去不可估量的富贵，三百多天不接受任命，他远比常人贤明。”有见识的人听到这话，便足以知道陛下圣明，能够为天下找到贤才。然而臣听说，父亲召唤，不能答应一声就算了；君主下令召见，不能等到车驾备好才行动。使者奉命行事，不能接受推辞。皇子不应当推辞躲避，使者也不应当白白返回。凡是召皇子入宫的内臣，都应当责罚降职；并且要用臣子的重大义理责备皇子，务必使他入宫。英宗于是接受了任命。兖国公主嫁给李玮，因骄横放纵而闻名。公上疏说：姚坦担任兖王的翊善，王有过错就必定进谏。左右近臣教王装病一个多月。太宗召王的乳母入宫，询问王的起居情况。乳母说：王没有病，只是因为姚坦的缘故，忧郁成病罢了。太宗发怒说：王年纪小不懂事，这些事情都是你们这些人教他的。

译太宗杖打乳母几十下，召姚坦来，安慰并赦免了他。齐国献穆大长公主，是太宗的女儿、真宗的妹妹、陛下的姑母，却谦恭守礼，天下人都称赞她贤德。希望陛下教育儿子以太宗为榜样，公主侍奉丈夫以献穆大长公主为榜样。不久公主对李家感到不满，诏令李玮出任卫州知州。公主入宫居住，李玮的母亲杨氏回到她的兄长璋家中，遣散了李家的下人。公说：陛下追念章懿皇后，所以让李玮娶公主为妻；如今却使母子离散、家产和家人流落，难道陛下独独没有受到雨露恩泽而产生的感动和凄恻之心吗？李玮既然被责罚降职，公主也不能没有罪过。皇上醒悟了，下诏将公主降封为沂国公主，但对李氏的恩典礼遇不减。判检院，代理判国子监，授知制诰；他极力推辞八九次，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赐三品官服，仍任知谏院。公上疏说：经略安抚使可以便宜行事，是因战争兴起而采用的权宜制度，不是可以永远奉行的法令。等到将相大臣主持州务时，很多人凭借身份尊贵而骄傲自恃，凌辱轻慢转运使，使他们无法履行职责。朝廷一味想少惹事，专门实行姑息政策，以至于小吏喧哗闹事，反而驱逐御史中丞；车驾官员悖逆傲慢，反而逼退宰相；卫士凶暴叛逆，案件却不能穷究奸恶；恩泽加到旧军身上，有人辱骂三司使，司法官却认为不算犯罪；在适用法律时，又对官阶等级有所疑惑。其余还有人在道路上散布一句流言，朝廷便因此改变法令、推施恩典的事，已经很多了；这些都是国势逐渐衰败的征兆，不能不加以纠正。充媛董氏去世，追赠婉仪，又追赠淑妃；朝廷停止常朝，百官服丧，百官前往慰问，确定谥号并举行册礼，安葬时给予卤簿仪仗。公说：董氏原来的品秩很低，到病危之日才拜为充媛。古代妇人没有谥号，近代制度只有皇后有谥号。卤簿本来是用来奖赏军功的，从未施用于妇人。只有唐代平阳公主曾有起兵辅佐高祖平定天下的功劳，才得到卤簿仪仗。到了韦庶人时，才开始规定妃嫔、公主下葬之日都给予鼓吹仪仗，这不是正规的法典，不值得效法。当时有关部门新制定后宫封赠制度，规定皇后和妃嫔都追赠三代。公说：应当区别嫌疑、明辨细微之处，妃嫔不应当同皇后相同。袁盎劝退慎夫人的座位，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天圣年间皇帝亲自郊祀，太妃也只追赠两代，何况妃嫔呢？公任嘉祐八年贡举知贡举时，仁宗去世，英宗因哀伤过度而得病，慈圣光献太后与英宗共同听政。公首先上疏说：章献明肃太后保佑先帝，任用贤能、排斥奸邪，对赵氏有大功，只因亲近任用外戚和小人，所以遭到天下人的非议。如今太后刚开始代理大政，应当信用像王曾那样忠厚、像张知白那样清正纯一、像鲁宗道那样刚直、像薛奎那样质朴正直的人；像马季良那样鄙陋猥琐、像罗宗勲那样谗毁谄媚的人，应当赶快疏远，这样天下人才会信服。公又上疏对英宗说：汉宣帝作为昭帝的后嗣，最终没有追尊卫太子的儿子史皇孙；光武帝出身平民而取得天下，自认为是元帝的后代，也没有追尊钜鹿都尉南顿君。只有哀帝、安帝、桓帝、灵帝都是从旁支亲属入继大统，追尊自己的父祖，天下人都非议他们，希望陛下把这作为警戒。当时公得到仁宗遗赐的珠宝金钱，价值一百多万，便同僚属连续三次上章说：国家遭逢大忧，朝廷内外都很困乏，不能专门援用干兴年间的旧例。如果遗赐不可以推辞，那么应当允许侍从官以上进献金钱，帮助山陵安葬费用，但朝廷没有允许。于是公把所得珠宝作为谏院的公用经费，把金子送给舅氏，按义理不把它藏在家中。英宗的病平复后，皇太后归还政权，公上疏说：修治自身没有比孝更重要的，治理国家没有比公正更重要。他所说的话十分恳切，都是母子之间旁人难以说出口的事情。当时有关部门制定法令，皇太后有所取用，必须由有关部门奏报覆核，得到御宝后才能供给。公极力论说认为不可，应当直接下令让合同司移文所属机构，先把供给物品呈送给太后；太后取用之后，再具疏奏报。太后为了防止伪造，曹佾被授为使相，两府大臣都升迁。公说：曹佾没有功劳却得到使相之职，不过是陛下用来安慰母亲的。如今两府大臣都无缘无故升迁，如果把归还政权视为功劳，那么掌管宿卫的将帅、宦官小臣必定也会有所企望。不久都知任守忠等人都升迁，公又加以争论，并趁机指出任守忠是大奸臣。陛下还是皇子时，如果不是任守忠从中阻挠破坏立嗣大计，制造各种离间，幸亏先帝没有听从。等陛下继承帝位，他却反复变脸，挑拨两宫关系，是国家的大贼、人的大蠹虫，请求在都市斩首，以向天下谢罪。诏令将任守忠降为节度副使，安置在蕲州，天下人都为之称快。当时诏令在陕西刺取民兵，号称义勇，公上疏极力论述其危害说：康定、庆历年间登记陕西百姓为乡弓手，不久又刺字编为保健指挥，百姓深受其害，军队最终不能使用，遇到敌人先行败逃，正规军也跟随其后，每每导致全军崩溃。县官知道他们只是白吃粮食而没有用处，便淘汰遣散，让他们回家务农；但那些懒散游荡的人不能再返回田地，强壮的人成了盗贼，弱小的转相死亡，父老至今还为此流泪。如今义勇同这种情况有什么不同？奏章上了六次，皇帝没有采纳；公请求罢免谏官之职，也没有得到允许。王广渊被授为直集贤院，公说王广渊奸邪，不可亲近。从前汉景帝还是太子时，召集身边近臣饮酒，卫绾独自称病不去；景帝即位后，便格外优待卫绾。周世宗镇守澶渊时，张美任三司吏，掌管州中的钱粮。周世宗私下有所求，借助张美的职权，张美竭力满足他的要求；等到周世宗即位后，却认为张美为人不好，不再任用他。如今王广渊在仁宗时期私下结交陛下，难道是忠臣吗？希望罢黜他，以此勉励天下人。执政大臣提出，濮安懿王德高位尊，应当给予尊崇礼遇，诏令太常礼院与两制官员商议。翰林学士王珪等人面面相觑，不敢先发表意见，只有公奋笔疾书，立即提出意见说：“作为后嗣的人就是先帝的儿子，不敢再顾念自己的亲生父母。如今崇奉濮安懿王，礼典应当一概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给予最高的冠服和爵位，使其极尽尊荣。”议案形成后，王珪便命令属吏把公的手稿作为案底，至今还保存着。当时朝廷内外议论汹汹，御史吕诲、傅尧俞、范纯仁、吕大防、赵鼎瞻等人都争论此事，先后被降职罢黜。公上疏请求挽留他们；如果不能挽留，就请求与他们一同承担后果，结果也被贬谪。起初，西戎派使者前来致祭，延州指挥使高宜负责陪同，却傲慢对待使者，侮辱他们的国主。使者向朝廷申诉，公与吕诲请求加罪于高宜，朝廷没有采纳。第二年西戎侵犯边境，杀掠官吏士卒。赵滋任雄州知州，专门用凶猛强悍的手段治理边境，公也上疏批评他不当。

译到这时，契丹百姓有人在界河捕鱼、在白沟以南砍伐柳树，朝廷认为雄州知州李中祐没有才干，准备选派将领替代他。公说：“国家在戎狄归附顺服时，喜欢同他们计较枝节；等到他们桀骜不驯时，却又跟着姑息迁就。近来的西戎祸患起因于高宜，北狄的嫌隙起因于赵滋，朝廷却正认为这两个人贤能，所以边臣都把制造事端当作能干。如今如果选将替代李中祐，后来的人一定会以赵滋为榜样，以李中祐为戒，这种风气渐渐发展下去就不可收拾。应当命令边地官吏，对于疆场上的细小纠纷，慢慢用文书往来解决；如果轻率地动用弓矢刀兵相加，就依法治罪。”京城发大水，公上疏论述三件事，全部直言不讳，没有任何隐瞒。授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铨，改任右谏议大夫，主持治平四年贡举。神宗即位后，首先提拔公为翰林学士。公极力推辞，皇帝不准，并当面对他说：古代君子，有的有学问却不善文章，有的善文章却学问不足，只有董仲舒、扬雄二人兼具这两方面。卿有文学才华，为什么要推辞？公说：“臣不能写四六文。”皇上说：“像两汉的制诏那样写，就可以了。”公说：“本朝的旧例不允许这样。”皇上说：“卿能够考中进士并取得高等名次，却说不能写四六文，这是为什么？” 公快步退出，皇上派内臣到閤门，强令公接受告身；公拜谢，却不肯接受。皇上催促公入内谢恩，说：“皇上正坐在那里等卿。”公进入殿廷，把告身放在怀中，迫不得已才接受，于是担任御史中丞。起初御史中丞王陶指责宰相不上常朝班，认为这是对君主不臣；宰相不服从，王陶极力争论，于是被罢职。公接替他之后，说宰相不上朝班只是小事。王陶所说虽有过失，但爱护礼制、保存礼法传统的用意，不能就此停止。近来宰相权力过重，如今王陶又因为议论宰相而被罢职，那么御史中丞一职便不能再任用，臣希望等宰相上朝列班以后再就职。皇上说：“可以。”王陶出任陈州知州后，谢恩奏章仍不断诋毁宰相，执政大臣议论要再次贬谪王陶。公说：“王陶确实可以获罪，但陛下想要扩大言路，已经委屈自己接受王陶的批评，难道宰相独独不能容忍吗？”于是此事作罢。公上疏论述修养心性的要点有三：仁、明、武；治理国家的要点有三：任用官员、赏赐必须守信、惩罚必须坚决。他的论说十分完备，并且说：“臣过去任谏官时，就把这六个字献给仁宗；后来又献给英宗；如今献给陛下。我平生学习思考所得的全部内容，都在这里了。”公在英宗时期，曾与吕诲一同论述祖宗的制度：勾当御医院通常任用供奉官以下直到内殿崇班；这样一来，近年担任过这些职位的人，都暗中获得寄禄官资，领取俸禄，这并不是祖宗的本意。按照旧例，年未满五十岁，不得担任内侍省押班；如今授任张茂则时，他才四十八岁，是不合适的。到这时，公又提起此事，并论及高居简奸邪，请求将他加以远窜，奏章一连上了五次。皇上因此把寄资内臣全部罢免，高居简也被调到外地任职。不久，皇上又留下陈承礼、刘有方二人，公再次争论此事。公又说：“近来王中正前往陕西，主管泾州，刘焕等人谄媚侍奉王中正，而鄜延钤辖吴舜臣违背了他的意旨。不久，刘焕等人升迁，吴舜臣却被降职罢黜，权力归于王中正，毁谤却归到陛下身上。这是除掉一个高居简，又得到一个高居简。”皇上亲手下诏询问公从哪里知道这些事，公回答：“臣从宾客那里听来，知道这件事的不止一人。”事情究竟是真是假，只有陛下知道。若没有这件事，臣不敢逃避妄言之罪；万一确有其事，就不能不加以察看。皇上下诏任用宫邸直省官郭昭选等四人为閤门祗候。公说：“国家初建时，天下局势还很艰难，所以即位之初，必定把身边的旧人作为心腹和耳目。”这种人称为随龙，并不是平日的制度。閤门祗候这一职位，对于文臣来说相当于馆职，怎么可以让厮役担任呢？英宗修建山陵时，公担任仪仗使，获赐黄金五十两、银合三百两。公三次上章辞谢，皇上答应了。边境官吏上奏说，西戎的步将嵬名山想要率横山部众，擒取谅祚后归降，皇上下诏命边臣招纳他的部众。公上疏极力陈说，认为嵬名山的部众未必能够制服谅祚，即使侥幸取胜，灭掉一个谅祚，又产生一个谅祚，有什么好处？如果不能取胜，他一定会率众回来，我们不知道将怎样对待他。臣恐怕朝廷不仅会失信于谅祚，还将失信于嵬名山。若嵬名山的余众还很多，向北退回没有办法，向南又不被接纳，困穷无所归宿，就一定会突袭并占据边城来保全性命。陛下难道没有看见侯景的事情吗？皇上没有听从，派遣将领种谔发兵迎接他们，夺取绥州，耗费六十万万。西方用兵，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公兼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登州有一名尚未成婚的妇人谋杀丈夫，丈夫受伤但没有死亡，官吏怀疑她，审问后她便认罪。知州许遵审理此案，有司判定该妇人绞刑，皇上下诏宽赦了她。许遵上奏议论，认为按照法律，因犯有杀伤罪而自首，可以免除因自首所涉及的罪；该妇人应当减刑一等，不应判绞刑。皇上下诏让公与王安石共同议论此案。王安石认为许遵说得对，公说：“谋杀仍然属于故意杀人，二者是同一件事，不可分开。如果把谋划杀人作为所因之罪、把杀人作为另一罪，那么故意杀人与杀人也可以分成两件事吗？” 从宰相文彦博以下，众人都附和公的意见，但最终还是采用了王安石的说法。直到今天，天下人仍然非议这件事。公权摄审官院。百官要给皇帝上尊号，公应当起草答诏，便上疏说：先帝亲自举行郊祀时不接受尊号，天下没有不称颂的。先帝晚年有人进言说，国家与契丹有往来书信，契丹有尊号而我国独无，认为这是深深的耻辱。于是群臣又在不合时宜的时候进献尊号。汉文帝时，单于自称为天地所生、日月所置的匈奴大单于，从未听说汉文帝又另立尊号来加在他身上。愿陛下追用先帝的本意，不接受这个名号。皇上非常高兴，亲手下诏答复公：“如果不是你，朕就听不到这番话。把它写成答词，使朝廷内外明白知道朕的至诚，而不是欺骗众人、谋求名声。”于是终身不再接受尊号。执政大臣以河朔遭受灾害、国用不足为由，请求今年举行亲郊；两府不赐给金帛，送到学士院领取防备物资。公说，两府所赐之物按匹、两计算，总共只有二万，不能救济灾害。应当从文臣两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的官员开始，都减半领取。公与学士王珪、王安石一同入对，公说救灾节用应从贵近大臣开始，可以允许两府辞去赏赐。王安石说：“常衮辞谢赐馔，当时舆论认为，常衮既然知道自己不能胜任，就应该辞去职位，不应只辞俸禄；况且国家用度不足，这不是当前的急务。”

译公说：“常衮辞去俸禄，尚且胜过那些贪恋俸禄、固守职位的人。国家用度不足，才是真正的急务。”王安石说这样不对。王安石说：“国用不足，是因为还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公说：“所谓善于理财，不过是聚敛搜刮，竭尽百姓的财产；百姓贫困就会成为盗贼，这不是国家的福气。”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可以不增加赋税而使上面的用度充足。”公说：“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数量只有这么多，不在百姓手里，就在官府手里；譬如雨水，夏天水涝，秋天就会干旱。不增加赋税而使上面用度充足，不过是设法暗中夺取百姓的利益，其危害比增加赋税还大。这正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太史公把它写下来，是为了显示汉武帝不明智罢了。到了汉武帝晚年，盗贼蜂起，几乎导致动乱；如果汉武帝不悔悟造成的祸患，昭帝不改变法令，那么汉朝几乎就灭亡了。”双方争论不止，王珪进言说：“救灾节用，应从贵近大臣开始。”司马光也说这是正确的，但认为所费不多，恐怕会损害国体。王安石也说有道理，只请明主裁决。皇上说：“朕的想法与司马光相同，但姑且以不允准来答复。”于是让王安石起草诏书，他便援引常衮的事责备两府，两府也不再辞谢赏赐。公兼任史馆修撰。皇上问公谁可以担任谏官，公推荐吕诲。吕诲以天章阁待制的身份主管谏院。皇上下诏让公与张茂则一同察看二股河和土堤的利弊。公采用都水监丞宋昌言的策略，请求在二股河以西修筑土堤，约束水流向东。如果东流日益加深，北流自然变浅，等柴草逐渐备足后，就堵塞北流，放出御河、胡芦河的下游，以缓解恩冀、深瀛以西的水患。当时议论此事的人大多不同意，公在皇上面前反复辩论，十分辛苦，最终皇上还是听从了。后来事情果然都如公所说，皇上赐诏嘉奖。王安石开始执政后，创立制置三司条例，推行青苗、助役、水利、均输等政策，设置提举官四十余人，把这些法令施行于天下，称为新法。公上疏预先陈述其利弊说：“以后如果这样施行，十多年后必定没有一件不如我所说，天下人会传诵此事，认为公是真宰相；即使田夫野老，也都称呼司马相公，妇女儿童也知道他的字是君实。”在迩英殿进读讲解到萧何、曹参的事情时，公说：“曹参没有改变萧何的法令，懂得守成的道理，所以孝惠帝、高后时期天下安宁，衣食日益丰足。”皇上说：“汉朝一直守着萧何的法令而不改变，可以吗？” 公说：“哪里只是汉朝如此？假使夏商周三代的君主一直遵守禹、汤、文王、武王的法令，即使到今天仍然存在，也是可以的。周武王攻克商朝后说，应当恢复商朝的政事，政令沿用旧制；这样看来，即使是周朝也采用了商朝的政事。《尚书》说：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有章法。汉武帝听从张汤的意见，取用高祖的法令而纷纷改易，结果盗贼遍布天下一半地区。汉元帝改变宣帝的政令，汉朝才开始衰落。由此说来，祖宗的法令不可以改变。”几天后，吕惠卿进讲，乘机说先王的法令，有一年一变的，如正月开始调和并在象魏公布法令；有五年一变的，如巡狩时考察制度；有三十年一变的，如刑罚随时代而有轻重；有百年不变的，如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前些日子司马光说这是不对的，他的意思是讽刺朝廷，而且是在讥讽臣担任条例司官。皇上问公：“吕惠卿说得怎么样？”公说：“在象魏公布法令，是公布旧法，怎么能叫作改变？如果每四个月的初一让百姓集合读法，这算是随时改变、每月改变吗？诸侯有改变礼制、改换乐制的，天子巡狩时就诛罚他们；是诸侯自己改变，天子并不自行改变。新建国家用轻刑，动乱国家用重刑，安定国家用中等刑罚，这是刑罚随时代有轻重，并不是改变。” 况且治理天下，就像居住的房屋一样，有损坏就修理，不是大坏了就不重新建造。房屋大坏而重建，如果没有好的工匠和优良材料，也不能建成。如今这两样都没有，臣恐怕连风雨都遮挡不了。公卿、侍从都怀有这样的愿望，陛下可以询问他们。三司使掌管天下财赋，即使无能而罢黜他可以，却不能让两府侵夺他的职权。如今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为什么？宰相以道义辅佐君主，哪里用得着条例？如果只依靠条例，那么胥吏就足够了。如今又设置看详中书条例司是为什么？吕惠卿不能回答，便诋毁公说：司马光身为侍从，为什么不进言？进言而不被听从，为什么不离去？公起身回答：“这是臣的罪过。”皇上说：“你们只是共同讨论是非罢了，何至于这样？”讲读完毕，皇上赐公在户外坐下。公将要出去时，皇上命令把座位移到户内，左右侍从都退避开去。皇上说：“朝廷每改变一件事，满朝就喧闹不休，为什么？”王珪说：“臣地位疏远卑贱，在关门之外，朝廷的事情不能完全知道；即使从道路上听说，也不知道真假。”皇上说：“听到了就进言。”公说：“青苗法收取利息，普通百姓尚且会因此像蚕食桑叶一样逐渐侵害下等户，直到饥寒流离，何况还有县官法度的威势呢？”吕惠卿说：“青苗法是愿意借取才给，不愿意借并不强迫。” 公说：“愚昧的百姓只知道借债的好处，不知道还债的害处；不只是县官会强迫，富民也会强迫。我听说，在宽缓的基础上制定法令，其弊端还会流于贪婪；在贪婪的基础上制定法令，弊端将会变成什么样呢？从前宋太宗平定河东，建立和籴法，当时一斗米十多钱，一捆草八钱，百姓乐意同官府交易；后来物价上涨，和籴却没有停止，于是成为河东世世代代的祸患。我恐怕将来的青苗法，也会像河东的和籴法一样。”皇上说：“陕西实行此法已经很久，百姓不认为它是祸害。”公说：“臣是陕西人，只看见它的祸害，没有看见它的好处。”朝廷起初并不准许这样做，但有司尚且能够借此使百姓受害，何况立法许可它呢？皇上说：“坐仓籴米怎么样？”在座的人都起身说：“不便利。”皇上已经废止了它，幸好如此。皇上说：“还没有废止。”公说：“京师有七年的储粮，但钱财常常不足；如果实行坐仓，钱会更加不足，米也会更加陈旧，怎么办呢？”吕惠卿说：“坐仓如果得到一百万斛米，就可以省去东南一百万石漕粮，把这笔钱供给京师，还忧虑没有钱吗？”公说：“东南钱荒而米多，如今不买米却转运钱，是舍弃那里有余的东西，取用那里缺少的东西，农业和商业都会受到损害。”

译侍讲吴申起身说：“司马光所说是至理之论。”公说：“这些都是小事，不值得烦劳君主；只应当选择合适的人来任用，有功就赏，有罪就罚，这才是陛下的职责。”皇上说：“对。”《尚书》说，周文王不亲自兼管众多政务、讼狱和谨慎之事，只让有司和主管官员负责。公快步退出。皇上说：“你该不会因为吕惠卿的话而不高兴吧？”公说：“不敢。”韩琦上疏论述青苗法的危害，皇上有所感悟，想要废止此法。王安石称病请求离职，于是皇上准备任命公为枢密副使。公上章极力辞谢，持续了六七天。公说：“陛下如果确实能废除制置条例司，追回提举官，不施行青苗、助役等法，即使不任用臣，臣也已经得到很多恩赐了。否则，臣终究不敢接受任命。”皇上派人对他说：“枢密院掌管军事，官员各有职分，不应以其他事情作为辞职理由。”公说：“臣尚未接受任命，仍然是侍从，对于政事没有什么不能进言的。”王安石起身处理政事，青苗法最终没有废止。公也始终不接受任命，于是写信劝告王安石，来回三次，反复苦心开导，只希望王安石能够听从并改变。又说：“花言巧语、装出和善面孔的人，很少有仁德。那些忠信之士，在如今当权时，即使与人意见不合而令人厌恶，日后必定会逐渐发挥作用；谄媚逢迎的人，如今确实有顺从权势的快意，但一旦失去势力，必定有人出卖公来为自己求取进身之阶。”这话是指吕惠卿。公对宾客总是指着他说：“毁覆王氏的，必定是吕惠卿。”小人本来就是因利益而结合，权势一倒、利益一变，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后来过了六年，吕惠卿背叛王安石，上书告发他的罪过；凡是可以用来毁覆王氏的事，没有一件不做。因此天下人都佩服公能够预先看见。公请求调到外地，皇上仍想任用公，公便以端明殿学士出任永兴军知军。入朝辞行时，仍请求免除本路青苗、助役，并请求撤销宣抚使下令把义勇军分为四番轮流更戍边境、选诸军骁勇之士、招募民间恶少为奇兵、调发百姓制作干粮皱饭等措施。即使内地郡县不接近边境，也都修筑城池楼橹防御，像边郡一样，并且派兵到当地取粮。长安、河中、邠州三辅地区骚然不安。公上疏极力陈说：“如今年成凶荒，公私都困乏，不可以兴办这些事情。”而永兴一路的城池楼橹防御都不是急务，干粮皱饭过去常常制造，后来没有用处，只能腐烂丢弃。宣抚使命令各州执行，但臣都不敢听从；如果因此耽误军务，臣愿承担罪责。于是，永兴一路独自得到免除。不久，皇上下诏调任公知许州，公不赴任，便请求担任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以此归居洛阳。从此公闭口不再谈论政事。因祭祀明堂的恩典，加授上柱国。熙宁七年，因为天下发生旱灾和蝗灾，皇上下诏征求直言。公读诏后流下眼泪，本想沉默，但不忍不说，于是再次陈述六件事：第一是青苗，第二是免役，第三是市易，第四是边事，第五是保甲，第六是水利。这些尤其危害百姓，应当首先废除。公又写信责备宰相吴充：“天子如此仁慈圣明，而您却不进言，为什么？”元丰五年，公忽然患上言语艰涩的疾病，自己怀疑将要中风，于是预先写下遗表，大略仍是那六件事，但写得更加详细尽致，感慨万端，亲自书写，封好放在卧室里，临死时准备交给好友范纯仁、范祖禹，让他们进呈皇上。公在洛阳居住共十五年，两次任留司御史台，四次任提举崇福宫。官制实行后，改任大中大夫，加授资政殿学士。神宗去世，公赶赴京城。守卫见公入城，都举手加额说：“这是司马相公。”百姓拦在道路上呼喊：“公不要回洛阳，请留下来辅佐天子，救活百姓！”沿途聚集了几千人观看。公害怕了，赶紧推辞谢绝，于是直接回到洛阳。太皇太后听说后，责问主管此事的人，派使者慰劳公，并询问当前应当先做什么。公说：“近些年来，士大夫以进言为忌讳，民间百姓在下层忧愁困苦，而上面却不知道；明主在上面忧劳勤政，而下面却没有申诉的地方。这罪过在群臣，但愚昧百姓不知道，于是把怨恨归于先帝。应当下诏首先开放进言的道路。”太皇太后听从了，下诏并张榜于朝堂。但当时有不愿意这样做的人，便在诏书中设置六条限制来禁绝直言：“如果暗中有所怀抱，犯了不属于自己职责的事情；或者煽动动摇机密事务；或者迎合已经施行的命令，向上窥伺朝廷意图，以侥幸求取升进；向下迷惑流俗人情，以此谋求虚名。像这样的人，必定严惩，不能赦免。”太皇太后把诏书草稿封好拿来询问公，公说：“这不是求取谏言，而是拒绝谏言。人臣只要不说话就罢了，一旦进言，就会被归入这六条。”当时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郎中王谔都应诏谈论政事，有人想借这两人来惩罚天下进言者，便以不属于职务范围而进言为罪，罚铜三十斤。公详细论述其中的实情，并请求改写诏书，颁行天下，太皇太后听从了。于是四方官吏百姓进言说新法不便的有几千人。公正起草整理应当施行的措施，太皇太后已经下旨，遣散修筑京城的役夫，停止减少皇城内的侦察人员，停止御前工程，罢黜近侍中三十多人无德无状者。并告诫朝廷内外，不许再苛刻暴敛。废除导洛司物货场以及百姓所养的户马，放宽保马期限，这些措施都是太皇太后在宫中作出的。大臣们没有参与，公上疏谢恩说：“这些正是当前的急务，陛下已经大略施行了。臣这个小臣却迟延怠慢，罪当万死。”皇上下诏任命公知陈州，并让他经过京城入见；使者在道路上接连慰劳问候。公到京后被授为门下侍郎，公极力辞谢，皇上不准。皇上多次亲手下诏说：“先帝刚刚弃世，天子年幼，这是什么时候，你却辞去辅佐君主的职责呢？”公不敢再辞，以覃恩迁任通议大夫。当初，神宗皇帝凭借超绝常人的英明资质，振作精神谋求治理，威严盛大，几乎超过汉宣帝、唐太宗了。但宰相王安石用心过度，急于追求功利，使小人得以乘隙而入，吕惠卿一类人因此得志。后来的人羡慕这种做法，争相抢先、互相标榜，于是天下遭受祸害。先帝英明圣睿，唯独察觉其中的错误，把王安石调出京城到金陵，天下人欣喜，都以为法令必定改变。王安石自己也后悔，后来离职又被起用时，想稍作改变；但吕惠卿一类人害怕法令改变会危及自身，坚持不肯改变。可是先帝始终怀疑他，最终罢退王安石，八年不再召用，而吕惠卿也再次被排斥不用。元丰末年，天下多有变故，等到二圣继承帝位，人们日夜伸长脖子等待观察新政。

译然而进言劝说的人认为，三年内不能改变父亲制定的道路，只想稍微舍弃其中过于严厉的部分，便列举几件事情来搪塞舆论。公慨然争辩说：“先帝的法令，其中好的，即使经过百世也不能改变。至于王安石、吕惠卿等人所制定、成为天下祸害的法令，并非先帝本意，改掉它们应当像抢救火灾、救助溺水一样迅速，还唯恐来不及。”从前汉文帝废除肉刑时，被斩去右脚趾的人改为弃市刑，受五百笞刑的人大多死亡；景帝即位元年便改掉了这些刑罚。汉武帝制定盐铁、榷酤、均输等法，昭帝将其废除。唐代宗纵容宦官公开索取贿赂，又设置客省扣留滞碍四方来人的机构，德宗即位不到三个月便将其废除。德宗晚年实行宫市，五坊小儿横暴，盐铁部门每月进献额外财物，顺宗即位便将其废除。当时人们心悦诚服，后世也称颂这些举措，从没有人非议它们。何况太皇太后是以母亲的身份改变儿子的政策，并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政策，众人的议论于是确定下来。公认为，国家治乱的关键在于任用的人是正直还是邪曲；这一点一分清，消长的趋势自然就确定了。他每次议论政事都把考察人物放在首位，凡是所任用或罢黜的人，都是天下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这样以后朝廷才清明，君主才开始能够听到天下利害的真实情况。于是废除保甲团教，依照义勇法办理，每年阅兵一次；不再购买保马，把现有的马送还监牧，发给各军；废除市易法，原先储存的货物全部卖掉，不收取利息，并免除百姓所欠钱款的利息；京城铸造铁钱；河北、江西、福建、湖南的盐法以及福建的茶法都恢复旧制，只有川陕茶法因边疆军用尚不能立即废除，于是派使者前往察看，去掉其中过于苛刻的部分；户部左右曹所掌管的钱粮都由尚书统领。过去三司使所办理的事务，有的分散隶属于五曹以及寺、监等机构，也都归入户部，使尚书全面知道钱粮数目，并根据收入安排支出。于是天下人释然说道：“这才是先帝的本意。” 如果不是我的君主之子，就不能实行我君主的意愿。当时只有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仍然存在，关于西戎的议论也还没有决定。山陵迁葬完毕，公以正议大夫的身份，认为自己没有参与先帝临终顾命之事，不敢接受诏命，因而没有答应。元祐元年正月，公开始得病。诏令他与尚书左丞吕公著入朝朝见时，与执政大臣分班，只拜两拜而已，不行舞蹈礼。公的病情逐渐加重，叹息说：“四件祸患还没有除掉，我死后也不能闭眼了。”于是抱病极力上疏，论述免役法的五种弊害，请求直接下诏废除，全部采用熙宁以前的法令；凡有不便之处，由州、县、监司和各级官员逐级上报，作为一路、一州、一县的法规，诏令当天实行。又论述西戎问题的大致方略，认为与西戎讲和为宜，出兵作战是不对的。当时持不同意见的人很多，公却更加坚持，后来太师文彦博的意见与公相合，众人不能改变。又论述将官法的弊害，诏令各地将领统率的军队都隶属于州县，军政事务交由守令共同裁决。公又请求废除提举常平司，将其事务归给转运使和提刑官。公认为，监司中有许多新近进用的年轻人，专门追求严苛急迫，天下人都以此为苦；于是请求从大中大夫、待制以上的官员中，在郡守里推举转运使，在通判里推举转运判官，又以文学、德行、吏事、武略等列为十科，访求天下被遗漏的人才；命令升朝官以上的文臣每年举荐一名经术明达、品行修洁的人，作为进士中的优选。这些建议全都得到采纳，公被任命为左仆射。病情稍有缓解，准备起身处理政务，诏令免除他入朝觐见，准许他乘肩舆每三天入都堂或门下省、尚书省一次。公不敢接受，说：“见不到君主，就不能处理政务。” 诏令公乘肩舆到内东门，由儿子康扶持着进入小殿答对，并且说：“不必下拜。”公仍惶恐地进入延和殿答对，拜了两拜。于是废除青苗钱，专门实行常平法的粜籴制度，按照每年收成分为上、中、下三等。丰熟年景分为三等：粮价低并属于下等年景时，就提高价格收购粮食；粮价高并属于上等年景时，就降低价格出售粮食；属于中等年景则不这样做。遇下等年景而不收购，或遇上等年景而不出售的，都要论罪。当时两位圣主恭敬节俭、慈爱孝顺，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虚心听取意见；公也知道什么事情有利于国家就没有不去做的，以自身承担天下的责任。几个月后公又患病，于九月丙辰朔在西府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到消息后悲痛不已，皇上也感动流泪不止。当时皇上正亲自监督明堂礼仪完成，因而没有举行庆贺。两位圣主都亲临他的丧礼，哭得十分悲痛，停止临朝听政；追赠公为太师、温国公，按一品礼制赐给丧服，赙赠白银三千两、绢四千匹，又赐龙脑和水银用来入殓。命户部侍郎赵瞻入宫，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送他的灵柩回夏县安葬，并授予他的亲族十人官职。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都是出于天性。从年轻到年老，说话从未虚妄。他好学如同饥饿的人嗜食，对于财利和奢华如同厌恶恶臭一样，真诚之心出于自然，天下人都信服他。他退居洛阳，往来于陕郊和陕、洛之间，那里的人都受到他的德行感化，以他的学问为师，效法他的节俭。有人做得不善，他就说：“君实该不会不知道吧？”他博学多闻，没有什么不通晓；音乐、律历、天文、书法、算术，都精妙无比。晚年尤其喜好礼仪，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都取古今适宜的做法。他不喜欢佛教和道教，说：“它们精微的言论不能超出我们儒家典籍的范围，它们荒诞的说法我不相信。”他不经营产业，在洛阳买了一所住宅，仅仅能够遮蔽风雨；有田三顷。夫人去世后，他抵押田地办理丧事，终身穿粗劣的衣服、吃简单的饭食。自认为遇到了圣明的君主，自己的言论被听取、谋划被采纳，便以身为天下尽力，亲自处理各种事务，昼夜都不懈怠。宾客见他身体瘦弱，说：“诸葛孔明连二十杖以上的刑罚都亲自处理，因此得了病。您不可不戒备。”公说：“死生是命中注定的，正因为如此，更要加倍努力。”病势危急时，他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话，已经不能自觉，如同梦中呓语，但所说的全都是朝廷和天下的事情。他去世以后，他的家人找到遗奏八纸，呈给皇上，都是他亲手书写、议论当时重要事务的奏章。京城百姓画他的肖像，刻印出来出售，家家都供置一幅，饮食时必定向他祈祝。四方都派人来购买，京城当时有些画工因此致富。他有文集八十卷，《资治通鉴》三百二十四卷，《考异》三十卷，《历年图》七卷，《通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词章》三卷，《注古文孝经》一卷，《易说》三卷，《注系辞》二卷，《注老子道德经》二卷，《集注太玄经》八卷，《大学中庸义》各一卷，《集注扬子》十三卷，《文中子传》一卷，《河外谘目》三卷，《书仪》八卷，《家范》十卷，《续诗话》一卷，《游山行记》十二卷，《医问》七篇。

译他的文章如同金玉、谷物、丝帛、药物和砭石，必定有适用于实际的作用。没有益处的文章，他从来不说一句。起初，公忧虑历代史书繁多厚重，学者不能综合掌握，更何况君主。于是仿照《左氏春秋》的体例，把战国至秦二世的史事编成《通志》八卷进呈。英宗喜欢这部书，命公续写，并在秘阁设置编修机构。任用他平素认为贤能的刘邠、刘恕、范祖禹为属官，前后共十九年才完成。起于周威烈王，终于五代，上下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对于其中是非和疑似之处，都有辨析论说。同一件事有几种说法的，一定考察、核对异同，归纳为一种说法；又撰写《考异》来记载这些考证。神宗尤其看重这部书，认为它胜过荀悦所作的史书，亲自为它撰写序文，赐名《资治通鉴》。诏令在迩英殿讲读这部书，并赐给他颍邸旧书二千四百零二卷。书成后，授任资政殿学士，赏赐金帛非常丰厚。他娶张氏为妻，张氏是礼部尚书张存的女儿，封为清河郡夫人；张氏先于公去世，追封为温国夫人。公有三个儿子：童、唐，都早年去世；康现任秘书省校书郎。孙子二人：槇、植，都任承奉郎。公历事四朝，四朝君主都敬重他。然而神宗对公了解得最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四百二卷〕 公思考着如何报答神宗，常常诵读《孟子》的话：“向君主指出困难，叫作恭敬；陈述善道、杜绝邪说，叫作敬重；认为自己的君主没有能力，叫作贼害君主。”所以即使他的议论违背皇帝的意见，神宗也能体察他的用意，反而更加厚待他。等到他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大概就是有意再次起用公。再次起用公，难道会是没有原因的吗？一定是要实行他所说的话。公也明白神宗的用意，所以执政以后，能够自信地施政而毫不疑惑。唉！像先帝这样，可以说是真正懂得识别人才了。他这样深刻地了解公，公也可以说没有辜负先帝的知遇；而公对先帝的报答也十分重大。苏轼跟随公交游二十年，对公的一生了解得最为详细，所以只把其中重大的事情写成这篇行状。其余不属于天下治乱安危的事情，都没有记载。元 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公行状〔荀宗道〕。公名经，字伯常，姓郝，世系出自殷帝乙的支子；支子受封于太原郝乡，子孙便以郝为氏。公的八世祖郝祚从潞州迁居泽州陵川县，所以家族世代都是陵川人。曾祖父名升，字子进，母亲为某氏；祖父名天挺，字晋卿，母亲为某氏；父亲名思温，字和之，去世后，门人谥为“静直处士”；母亲姓许。自八世祖以下，家族都共同居住，以儒学为业；虽然贫困而有德、不出仕，却教授乡里，是一郡的望族。静直君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就是公，次子名彛，三子名庸。公幼年时不喜欢嬉戏，性情深沉厚重，少言寡语；开始懂得读书后，能够强行记诵，过目不忘。辛卯年，静直君和夫人许氏带着公到河南鲁山避乱，与几百人一起藏在窟室中。过了不久，敌人搜寻并得知了他们的藏身处，用烟气熏入洞穴，几乎所有人都因此死亡。太夫人也因喉咙堵塞而气绝。当时公刚满九岁，匍匐摸索着找到一瓶黄虀，又找到一器皿蜂蜜，于是用太夫人佩带的剪刀撬开她的牙齿，把蜂蜜和黄虀汁调和后灌给她喝，过了一会儿她便苏醒了。静直君对此感到惊异，虽然后来奔逃辗转、几次险些丧命，但因为疼爱公，始终不忍抛弃他。壬辰年，河南发生灾荒，他们迁居顺天府。战乱之后，生计十分困窘，静直君想让次子读书，让公专门料理家事，以缓解眼前的急迫困难。太夫人说：“我看这孩子的志向和相貌不同寻常，将来一定会光大我家，怎么忍心让他荒废学业而使家声衰落？不过是我们这些人忍受几年贫困罢了。”静直君认为有道理，便命公入学。公也自行振作勤勉，每天鸡鸣时起床，承担砍柴挑水的劳作。白天忙于经营家事，稍有空闲便拿书来读，从不停止。铁佛寺的张仲安，发现公才华出众，就让公住在寺南堂，召集童子教导他们。公于是刻苦努力地学习，尽意深入探究，衣带不解，忘记睡眠和饮食，坐到天亮，这样坚持了五年。每逢遇到疑难，他就沉思很久，反复诵读，一定要弄明白；非要有所领悟才停止。他曾自诵说：“不学习便没有用处；学习却不读圣人之书；不致力于边幅礼节之事；不做只会雕章琢句的儒生。通达时，一定先忧虑天下；困穷时，一定保全自己的乐趣。贤者要像颜回、孟子，圣人要像孔子、周公，难道要像油脂一样软滑、像熟皮一样柔韧，只做碌碌无为的人吗？”所以他慨然以振兴儒学、以道义救济天下为己任。读书专心研究六经，潜心于伊洛之学，广泛涉猎诸史子集，一概以穷究事理、尽显本性、修养自己、治理他人为根本；其余的学问则厌弃而不屑一顾。因此，世上那些以科举应试、求取俸禄以及编织华丽辞章为学问的人，开始时成群讥笑他，最终也只能拱手仰视而心悦诚服。公成年后，顺天路左副元帅贾侯一见到他，就以国士相待，征召公担任教授，教导自己的几个儿子，并把万卷书交给公，让他阅读。几年以后，公的声名日益显著。万户蔡国张公听说后，以礼相请，让公住在帅府，教授各位公子。张公又拿出万卷书，交给公掌管钥匙，任凭他搜求阅览。公于是大大满足了平生的愿望，最终成为一位伟大的当世人才。后来张、贾两家的子孙都成为将相名臣，显赫于世。当初，遗山元先生曾向公的祖父学习，战乱后往来于燕赵之间，一见公便惊异地说：“你的相貌很像先生，才华见识出众，大概是因为家世学术渊源深厚而积累下来的。”于是与公共同讨论作诗作文的方法，又勉励公追求百世流传的远大事业。江汉赵先生喜爱公文章雄伟充沛、通达性理，对他说：“江左读书求学像伯常这样的人很多；然而像我家伯常这样挺立天地之间、气象一贯的人，大概也很少。”从此公的名声更加受到重视。各镇侯伯纷纷寄来书信和财礼，都想聘请公为自己效力，公全都拒绝，不予答复。壬子年，皇上以皇太弟的身份在金莲川开府，征召天下名士加以任用。

译因此，王府中的各位大臣多次向皇上推荐公。乙卯年秋九月，皇上派使者召公，公没有起身应召。十月，召公的使者再次到来，公于是叹息说：“读书求学本来就是为了施用于世。如今王如此爱好贤才、思求治理，我所学的东西大概有用处了。”丙辰年正月，公在沙陀拜见皇上。皇上向他询问帝王应当施行的事情，公援引二帝三王的治国之道回答，并且告诉皇上亲爱亲族而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惜万物的道理。从早朝一直到日晡时分，皇上喜悦满溢而不知疲倦。此后连续多日召见公入对、讨论政事，非常器重他，并命他分条上奏想说的话。公于是上奏建立国家规模二十多条，认为创立法令、建立制度，必须先有一定的规模然后才能实行；因此有一国的规模、天下的规模、万世的规模。当今仿照前代、建立万世规模，都是当时天下国家的大事。皇上又询问当前的急务，公列举天下最能蠹害百姓、妨害政事的十一条上奏，切中当时的弊病，皇上都认为很好。虽然不能立即施行，但到中统以后凡是变更制度，有十分之六七采用了公的意见。己未年，宪宗皇帝率天下军队大举攻伐宋朝，从西川进兵；今上统领军队，直趋荆鄂，派使者召公随军同行。皇上驻跸濮地时，恰逢有人把宋朝臣子植斋的奏议呈献上来，说宋朝边防中有七处冲要是防备我军的。皇上召集各位公卿共同商议，公便详细上奏认为：“古代统一天下的君主，必定是自己的德泽深厚、纲纪完备，而对方荒淫、混乱、暴虐，已经败亡并出现可乘之隙，天命和人心归向一方，才会举兵夺取天下。如果双方土地和德行相当，却骄纵妄动，轻则受挫退回，重则来不及避免覆亡。我国自开创以来，弯弓跃马，长期征伐远讨，已经四十多年，纲纪尚未建立，百姓无法生活。对方君臣和睦，政事修明，没有可以乘用的空隙。我们却倾全国之力而来，侥幸想一举成功；诸侯在内部窥伺，小民在下面凋敝困苦。因此别人攻打我们，不止有几十、上百条道路可以进攻，而我国却没有防备；这等于给别人以长期准备、进攻我国的便利。我已经看见其中的危险了。愿大王整顿军队、修治武备，等待西方军队；把器械藏在自身，等待时机行动；修养帝王的德行以顺应天意，彰明王道以安慰人心；选拔贤良以尊重将相，亲近宗室以壮大根基；安抚各国以消除暗中祸患，控制各道以防止窥伺盗取；充实屯田和戍守以严密武备，结交盟好以消弭兵锋；兴办学校以培养英才，体恤创伤残破以养护元气。这样，祸患变故可以消除，社稷没有忧患；我国没有可乘之隙，就可以图取宋朝。”皇上见公只是儒生，却谈论军事，言辞恳切，惊讶地说：“这是你和张防都共同商议的吗？” 公说：“臣年轻时曾在张侯门下游学，也曾听过他的议论；这只是臣个人的想法，张侯起初并不知道。”公退下后撰写此书，把它命名为《七道》，共七千多字。此前中书令杨惟忠公担任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使，任命公为副使，率归德路一军，听从二公节制。行军到枣阳时，杨公因为私事想返回汴梁，公说：“先前奉命让我们宣扬恩德信义，作为先行部队开路；如今听说王师已经越过淮蔡，如果我们背离军队、返回汴梁，这是绝对不可以的。”杨公不听，公反复争辩，杨公发怒起身说：“事情应当从长计议。”于是三天不再与公共同议事。公便率领部下，准备树立军旗向南进发。杨公后悔而害怕，到了傍晚亲自到公门前道歉说：“是我错了。公能够坚守原则，是读书修养的力量；我岂敢不听从您的命令。”第二天便与公一起在江上统领王师。这又足以说明公从不阿谀奉承、曲意随从。公等人救济抚恤遗民，听取并接纳投降归附者，所到之处百姓都聚集起来拜伏于马前，因此远近投降的人如同归家一样，救活的人数也无法计算。随后听说西方军队果然凭借万辆兵车的威势，被牵制在一座寨堡前，几个月不能前进，死伤十分惨重。公急忙上奏说：“关于东征军的议论，大略认为目前应当按兵不动，观察敌方的事变，以保全东征军；这样在祸患尚未发生之前加以防备，可以说周密而恳切。”皇上称赞了很久，但他与皇帝的事业已经确定，约定又不能中途停止，于是渡江包围鄂州。不久，宪宗凶死的消息从合州传来，鄂州人便据城坚守。久攻不下，军队最终无功而返。第二年庚申三月，皇上在开平即皇帝位。四月，派使者召公，想让他出使宋朝。公恰好从江边回来，有人劝他称病不要去。公说：“我读书学道三十多年，最终对世间没有多大益处。如今天下困弊已经到了极点，幸而上天诱发皇上的本心，君主有意停止战争，这是国家的福气。假如能够乘此机会整饬边防，化解两国的争斗，使亿万生灵得以存活，我所学的东西才算有用。”于是前去应召。夏四月，公在开平朝见，皇上任命他为翰林侍读学士，赐给佩带金虎符，充任国信大使，携带国书进入宋境，告知即皇帝位之事，宣布两国通好、停止战争、使百姓得到休息的意旨，同时仍诏令沿边各将不得出境侵扰掠夺。到入宫辞行时，公请求和二三名蒙古人一同前往，皇帝不许，说：“只要你们这些人去就行了，他们的君臣都是读书人。况且贾似道在鄂州时，已经甘愿向我国请求和好了。” 将要出发时，皇帝赐给公三爵葡萄酒，并命令他说：“朕刚即位，凡事都是草创阶段。你这次远行，凡是应当说的事情，都可以赶紧上奏。”公于是拟定奏稿说：“皇帝刚开始临御天下，应当大有作为，以奠定万世的事业；这些都是辅佐君王、治理国家的策略，共十六条。其中关于防御西方诸王、废除各道世袭制度的意见，尤其切实周详。”皇帝都依次采纳施行了。当初，朝廷将要派公等人出使，命益都路行省李璮先派人通知亡宋。夏五月，公到达济南，李璮写信来阻止公，说：“近来派刘仙等两人到淮安，已经被知州叶再遇杀死。宋人的意图非常难以预测，公等可以不必前往。”李璮其实不赞成和议，所以借此阻止公。公说：“我接受朝廷命令，持符节出使，如果因为边将的一句话就仓促返回，是罪过；迟疑观望而不前进，也是罪过。”于是把李璮的话报告朝廷，继续前行。六月到宿州，带着信使一行到达边境，向亡宋三省、枢密院、制置司发文，请求接纳使者。宋朝君臣商议了很久，始终没有答复。当时边境统帅有人侵犯掠夺宋境，俘获百姓而去，公派人追上他们，以不遵守约束之罪责备他们，于是将数十名俘民护送回去，使他们各自恢复原来的职业。

译七月，队伍前进到五河口，宋人派扬州制置司干官、遥授陈州通判秦之才的朱宝臣前来接伴。八月，又派淮军招抚司参谋潘拱伯来馆伴，仍请求让使者登船向南行进。公将要进入宋境，担心朝廷初建，政务和器具都尚未完备，其中有不妥善的地方，便派使者上密奏陈述缺失，请求国家振兴纲纪、整修礼乐；即使不能马上达到三代的盛况，也应当期望达到汉代的水平。唐代的做法不应苟且从中任用奸邪小人，以损害国政；又极力论述风俗是天下的命脉，如今败坏混乱最为严重，应当迅速整治。行进途中，昭信伴使潘拱伯传话说，两淮制置使李庭芝想先看一看国书。公严肃地说：“皇帝把国书授予使者，是命令我们面见贵朝国君并亲自交给他。如今伴使却要在半路上向我索取国书，这是什么缘故？”潘拱伯不敢再说。九月到真州，住在忠勇军营中；宋人已经把布置安排做好，实际上成了囚禁之所。十月，宋朝派吉州刺史、两淮制置使谘议官卫司愈来，传达宣抚慰问说：“蒙古国派使者来通好，实在是出于善意。只是因为李松寿一再侵犯边境，所以暂且把你们留馆在仪真。”又拿出李庭芝的一封信，说：“信使怀着善意而来，李松寿却怀着奸诈来逞强；如果因此议和，恐怕近于怀疑我国。况且还把李璮部下败将李军判拘押起来作为借口。” 起初，公在宿州时，李璮暗中出兵侵犯宋境，宋人把他在淮安击败，所以又以这件疑兵之事诬陷我国。公回信大意陈述圣明君主通好的善意，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隐情。至于边将出兵挑起事端，那是他们自己没有遵守诏令，和使者有什么关系？公又上表给宋主，其中说：“愿意效法鲁仲连排难解纷的义举，哪里会像唐俭那样，以议和误国？”宋人见公言辞正直、道理通顺，便不再说什么。此后，公等向制置司发文请求入朝谒见，没有答复；请求回国，也没有答复。于是向宋朝三省、枢密院发牒，写信给平章贾似道，又上书宋主阙下，反复辨析古今南北战争与议和的利害，以及这次派遣使者只是告知即皇帝位、宣布通好、止兵息民的意旨，前后总共写了数十万字，但都没有得到答复。伴使等人说：“朝廷已经有了定议。”起初，公出任使者虽是圣上的本意，但平章政事王以道嫉妒公的威望压过自己，于是极力赞成此事，又亲自写国书催促公出行，大概是想把公排挤到外地。宋人既已决定扣留公等、不让他们回去，见公的言辞气概丝毫没有屈服。第二年，伴使朱宝臣假称本朝有异常消息，公不听；他又多次这样说，想离间公的心志，诱发其投降的念头。公厉声说：“这件事绝不可能。假如真有此事，更应当遣送我们回国。”于是公与介佐一行人收拾行装，在庭院中露宿了一个多月，以请求回国。宋人知道公终究不可屈服，便坚决请求复核其位，后来果然证明那些话都是虚妄的。公在真州居住的馆舍，原来是总制防事的场所。馆门用锁钥牢牢封闭，无故不得重新开锁。院中原有几株大树，全都砍掉；墙高一丈多，墙上又栽种芦苇。栅栏下铺满荆棘，藩篱外挖掘壕沟，设置铺屋；坐守铺屋的士卒常有一百多人，白天在四周窥伺，夜间巡逻击柝。用来防范、限制和压抑他们的手段无所不用。公全都不放在心上，反而更加振作刚强宏大的气概，不表现出委靡不振、乞求怜悯的样子。公对属下相当严厉，介佐人员见宋人以长期扣留为计、不肯遣返，有时也会叹息怨恨。公对他们说：“我只是一个书生，受到主上两次征召而起用，第一次任命我为宣抚使，第二次任命我为国信使；如果舍弃忠义，我凭什么报答君主？先前在淮北时，我犹豫观望，畏惧躲避而不敢前进，那是我的罪过。渡过长淮以后，宋人既然接纳了我们，我所能做的事情就全做完了；今后的生死进退取决于宋国，我只有守住节操、宁死不屈罢了。” 我家祖宗以来七代都读书，难道肯做不忠不义之事，使耻辱牵连中州士大夫吗？只是你们不幸同我一起处在患难之中，也应当忍死求生，等待我带你们回去。根据天时和人事来推测，宋朝的气数已经不长了。”众人都心悦诚服。因此，他们虽然被拘禁了十六年，除了三几个人因病故去外，都能够和公一同回国，大概是因为公平生的忠义气节足以激励他们。丙寅年春天，三节人中有人因斗殴互相杀死；这些人被拘禁多年，几乎已经没有活下去的意愿，不能再和他们长久共处于这种困厄之中，恐怕另外生出事端，玷污我的大节。于是公和幕僚荀宗道等六人筑馆，另行居住在外面；又过了九年，在一片天空之下、四面墙壁之内，忍受秋雨和夏暑，苦不堪言。公的处置始终坚定，即使遭受万般挫折也不屈服，写书吟咏仍和平常一样。宋人知道公的志向节操终究不可夺取，也不忍心加害他，反而敬畏他，每月供给粮食和膳食，待遇颇有增加。到了至元十一年甲戌，大丞相伯颜率军伐宋，渡江以后，皇帝命兵部尚书廉希贤以及公的弟弟、行枢密院都事郝庸等人携诏前往杭州，询问扣押使者的缘故。宋人害怕了，于是以礼相待，把公送回。第二年三月，皇帝知道公已经到达而且患病，连续派近侍和太医在道路上迎接公。经过的郡邑，远近数百里赶来观看的人多得像集市一样。父老看见公保全节操、不肯屈服，头发全白、步履蹒跚地回来，往往流下眼泪。夏四月到京师，入朝拜见皇帝；皇帝叹息慰劳，情意恳切。赐宴结束后，又召他入内赐座谈论政事。正好大臣上奏呈报出示给宋朝的诏书草稿，皇帝认为措辞不当，命公改写。公提笔立即写成，皇帝称好，当即施行，直到下午才出来。第二天，皇帝车驾前往上都，命公就医诊治。不久，旧病复发；秋七月十六日，病势危重。他的儿子采麟询问后事，并把纸笔递给公。公握笔，双眼半闭，只写下“天风海涛”四个字，再没有说什么。不久，公在所居正寝去世，享年五十三岁，天下听闻后都为他悲哀。过了二十八天，采麟把灵柩送到都省，朝廷派官员护送，暂时安葬在保定府西郭外静直君墓旁。公虽然去世了，但四海九州之内，连牧童和奔走的役夫都能说出他的姓名。后来朝廷怜悯公的忠贞节操，跟随公的人都分别授予官职；又特意任命他的儿子采麟为奉训大夫、林州知州。

译起初，皇上包围鄂州时，贾似道害怕而请求议和，皇上没有答应；后来听说先帝去世，便撤军北归。贾似道于是把这件事说成自己已经有退敌之功，诬奏宋主在军前任命他为宰相；他刚入朝掌政，公便前往出使，商议议和，以兑现先前的约定。贾似道忌讳自己先前说错了话，又以订立城下之盟为耻，所以决定把公等扣留在真州。全国都知道这样做不对，只有贾似道坚持不遣返他们。唉！公进入宋朝的最初，正是贾似道拜相之时；公回国几个月后，贾似道被杀；公去世的第二年，宋朝灭亡。公的一生关系到两朝的兴亡，可惜最终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切。公生在丧乱之后，能够挺立振作，不被流俗改变；凭借盖世豪迈的气概和坚忍不移的志向，来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的学问，因此能够深入探究而自有所得，使体用相兼、本末贯通而不遗漏万物。至于太极、先天、造物的机理，道德性命的情状和奥妙，以及圣贤心传实践的真实功夫、古今开创和匡济天下的要道，他尤其精细明察、彻底探究，纯粹出自孔孟的正道，对于诸子以下的学说则不屑讨论。他将要昌明我们的道统，排斥百家邪说的弊害，横立于圣门而抵御外侮；其学问高明正大，挺然为一代杰出人物，所以能够建立奇功、树立大节、著书传道，以大儒之名流传于天下后世。他有时作诗饮酒、邀请宾客、与人交往，而那种英俊的风度和超逸的气概足以感动人，这只是公游心涵泳、陶冶抒发之外的余事罢了。他的文章是长期涵养积蓄的结果，道理充足而气势有余，大概是内心有所激发，便吐露出来成为文章的言辞；如同长江大河，有源头也有归宿，落笔动辄数千上百字，不刻意求奇却自然奇特，无意遵循文法却处处合乎法度，纯粹出于义理而不夹杂其他，所以能自成一家。他的诗气韵高远而止于礼义，得到诗人忠厚的本意，所以能够抒写至理、吟咏性情；不作近体诗那种尖新切律的语言，也足以自成一家。他的书法天资高古，吸取众人的长处化为己有，所以笔势俊逸遒劲，像他的为人一样，没有偏斜侧媚的姿态，也是当代著名的书法家。公自幼侍奉父母，以孝顺谨慎著称；侍奉继母尤其诚笃，抚养弟妹十分厚爱，以成全八世同居的义举。乱后遇到亲族关系疏远的，也同骨肉一样对待。与人交往始终以诚信为本，又喜欢交游，乐于施舍，乐意行善。接受他人的恩惠，必定切切实实地想着报答，即使恩惠很小也不会忘记。他身材魁伟，气度容貌严肃，胸襟通达，言辞锋利雄辩；远远望去便令人凛然，有不可侵犯的神色。只是他的资质禀赋刚直方正，嫉恶如仇过于强烈，所以屡次遭受小人的祸害；被拘留在宋朝，不能同世人交往，反而得以彻底完成平生的著述。公自二十岁以来，常认为陈寿所修《三国志》统纪混乱、尊魏抑汉，后世看来极不公正，日后一定要改作。后来听说晦庵先生有《通鉴纲目》，曾对人说：“《纲目》虽然夺去魏的正统而归于汉，但一代完整的史书终究还没有改正。”于是公创作纪、传、序、志、论、赞等书，文辞条例严整正大，贬黜奸雄的僭越伪诈，接续一代正统，使昭烈帝和诸葛孔明的心志如同正午的白日般昭明。又改名为《续后汉书》，共若干卷。公认为《春秋》是圣人运用道义的著作，是学者应当深入研究的，于是撰写《春秋章句音义》若干卷、《制作本意》若干卷、《比类目》若干卷，使读书人能够获得圣人的本意，沿流溯源，由近及远。又认为学习《春秋》必须从三家传入手，而三家各有得失，于是撰写《三传折衷》若干卷；把这些书合起来总名为《春秋外传》，共若干卷，合计十多万字。又认为孔子承接三位圣人的《易》学而作传，已经达到极致；近世各家传注和论议不一，于是撰写《周易外传》十卷。又撰写《太极演原》《古录通鉴书法》《玉衡真观》《删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等书，各有数十卷，总计十多万字。看公所下的功夫，是把自己期望在圣门中达到不朽，其志向可以说十分勤勉了。如今他的文集有若干卷流传于世。公娶淇澳张氏为妻，贤明端庄淑善，正直安静而有操守。公在宋十多年，夫人治家有法，宽厚仁慈，深厚重视恩义，宗族依靠她而得到安定。她在公死后十年去世。儿子三人，两个早逝，一个就是采麟。现在集贤直学士、朝请大夫孙墅还年幼。女儿两人，长女嫁给中书省知印王良杰，次女嫁给从仕郎、安陆县尹萧玠的弟弟萧彝。公字仲常，读书学道，不追求仕途显达；凭借醇厚的德行和笃实的操守，最终任奉直大夫、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副使。此文由门生荀宗道撰写行状。《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九 史部，地理类，都会议县属，《山西通志》。钦定《四库全书》《山西通志》卷一百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