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事略卷九十九

译《东都事略》卷一百，宋王称撰，列传八十三。邹浩，字志完，是常州晋陵人。考中进士，任扬州教授，授太学博士，出任襄州教授。皇帝召见回答政事，授右正言。当时章惇掌权，已经废黜孟皇后，于是立刘氏为皇后。邹浩上疏说：“臣听说《礼记》说：‘天子和皇后，就像太阳和月亮、阴和阳一样，彼此配合才能成就事物。’天子治理阳道，皇后治理阴德；天子处理外朝政务，皇后处理内宫职事。既然如此，册立皇后来配天子，怎么能不审慎呢？如今陛下为天下选择母亲，所立的却是贤妃刘氏，一时之间，公议无不疑惑。实在是因为国家自有仁祖时的旧例，不可不遵循。原来皇后郭氏与美人尚氏争宠而获罪，仁宗既废郭皇后，不久又一并斥退尚美人，以表示极端公正。册立皇后时，不从嫔妃中选择，而从贵族中选择，册立慈圣光献皇后，这是为了远避嫌疑，也是为天下后世树立法则。陛下废孟氏，与废郭皇后实际上没有不同。然而，孟氏的罪过从未交付外廷会审，她究竟是不是因为与贤妃争宠而获罪，世人本来无法知道；究竟不是因为与贤妃争宠而获罪，世人也同样无法知道。如果孟氏确实因为与贤妃争宠而获罪，那么就应当一并斥退美人，以表示极端公正，仁祖已有旧例可循。这两种情况必定有一种是真的，不可能逃避。况且孟氏刚被废黜时，天下人谁不怀疑是贤妃所为？等到读到诏书中‘另选贤族’的话，天下人才释然，不再怀疑，认为陛下立后的用意并不在贤妃。如今如果果真立她为后，那么天下人原先的期望，陛下全都不会让他们相信了。事情载入史册，流传给万世，免不了会损害圣德，难道不可惜吗？请求陛下采纳我的意见，不要认为一时改变诏命太难，而应当把万世的公议看作足以畏惧。请追停册立皇后的礼仪，另选贤族，像最初诏书所说的那样施行。这样或许上可以答复天意，下可以安慰人心，成为宗庙社稷长久无穷的计划，臣不胜庆幸。”哲宗大怒，将邹浩除名，羁管新州。章惇把奏章扣留在宫中，不予下发。当时蔡京一党憎恨邹浩妨害自己，便共同排挤他，于是假造邹浩奏章，说有“陛下废掉孟氏这个贤后，却立刘氏这个卑贱的妾；又有取来别人的孩子而杀死其母”等话，散布到朝廷内外，使天下人听到后，真以为邹浩有罪。徽宗即位后，添差监袁州酒税，不久召回，恢复右正言，升任司谏，改任起居舍人，授中书舍人，历任吏部、兵部侍郎，以宝文阁待制知江宁府，改知杭州、越州。崇宁元年，诏书说：“朕仰念哲宗皇帝元符末年生下越王。奸人制造谣言，说越王不是皇后所生；那些诋毁诬陷的大臣，难道可以逃脱罪责吗？邹浩应当重重贬黜，以符合朕显扬前人的意思。”于是降邹浩为衡州别驾，安置永州。半年后，除名勒停，居住昭州。调往汉阳军。大观元年，恢复直龙图阁，自行起草表章，请求回到亲人身边。总共六年后去世，享年五十二岁。邹浩自号道卿，有文集三十卷。邹浩起初授任谏官时，入内对母亲说：“担任有进言责任的官员不能沉默，恐怕会因此使母亲忧虑。”母亲说：“你能够报效国家，我有什么可忧虑的？”等到邹浩两次被流放贬责，母亲也没有改变最初的心意，人们称赞她贤明。当孟皇后被废、刘皇后被立时，当时有个叫曾诞的人，曾作《玉山主人对客问》来讥讽邹浩，大意说：“客人问主人：邹浩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吗？主人告诉客人：邹浩怎么能算懂得道？虽然如此，如果我在这个时候议论邹浩，那么天下就没有完人了。他的话还足以作为后世的警戒。《易经》说：‘知道事物发展的征兆，大概就是神明吧？’又说：‘知道进退、存亡而不失去正道的，大概只有圣人吧？’” 当皇后被废时，没有人不知道刘氏将要被立为皇后；但四年以后册立的诏命仍未施行，这说明天子知道清正的舆论是值得畏惧的。我曾三次写信给邹浩，让他竭力请求恢复孟皇后，邹浩都没有答复。假使当时邹浩竭力进言恢复皇后，能够使天子醒悟，那么就不会有刘氏立后的事情，也就避免了朝廷作出过分的举措。即使多次进言而天子不听，也已经尽到了义。假使当时因此获罪，也一定不至于让老母亲忧虑。唉！像邹浩这样的人，虽然不能算是懂得事机先兆的人，但即使过了一百代，顽劣的人和怯懦的人有了立志，也还不失为圣人那样的清正。曾诞是曾公亮的从孙，因此附记于此。又有田画，是一位有志向、重义气的人，与邹浩友善。田画，字丞君，因为世父况任的关系任校书郎，调任磁州录事参军，知西河县。有百姓打官司，田画亲自审理裁决，用慈爱宽惠的态度安抚他们，西河百姓非常感戴他。元符年间，监广利门。邹浩授任言官后，田画见到邹浩，问道：“平生与你相互期许的事情怎么样了？如今你担任什么官？”邹浩惭愧道歉。不久党争之祸更加严重，时局一天天变化，田画便称病辞职，回到阳翟。有一天，听说刘氏被册立为皇后，田画说：“邹君不进言，就可以绝交了。” 又一天，邹浩写信约田画到颍昌，途中自称已经获罪，田画立即前往。邹浩详细说：“我在进谏册立皇后时说话太直了，皇上对此已经凝神沉思了。”第二天，邹浩果然获罪。两人相处三天，临别时邹浩流泪，田画神色严肃地责备他说：“假使你沉默不言，留在京城做官，遇到寒病五天不出汗就会死，难道只有岭海之外才能使人死吗？希望你不要因为这次举动而自满。士人应当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邹浩茫然若失，叹息说：“您给我的赠言太深厚了！”于是告别离去。建中靖国初年，召田画任大宗正丞。宰相曾布多次想招致他，田画不肯拜见。朝廷官员争相注目，私下说：“他尚且不肯见丞相，谁还敢轻视他呢？”不久授任提举江西常平，改知淮阳军，死于任所，享年四十五岁。

译常安民，字希古，是蜀地人。自幼聪颖，努力学习，考中进士，任成都府教授。代任期满回朝后，上书论述强国的根本，说：“劝导忠厚，勉励名节。”元祐年间，公卿推荐他的才能，召任太常博士，升太常宗正丞、开封府推官。绍圣初年，召见应对，他极力论说元祐年间的言官认为熙宁、元丰不对，今天的言官又认为元祐不对，这些都属于片面之见，希望选择其中正确的部分。授监察御史。章惇专权擅命，常安民竭力驳斥他的奸邪。又说蔡京奸诈足以迷惑众人，能言善辩足以粉饰错误，机巧足以改变皇帝的视听，势力足以颠倒天下是非；他对内结交宦官，对外联络台谏，结成党羽、缔结交情，以图谋掌握权力。陛下如果不早日驱逐他，将来后悔也来不及了。又说如今大臣中主张绍述的人，其实都是借这个名义来报复私怨，一时依附朋党的人也跟着附和，于是发展到极端。张商英在元祐年间曾献诗给吕公著求取进用，诗中说到奸佞而不知羞耻。等到他任谏官时，却上疏毁谤司马光、吕公著的神道碑。周秩在元祐年间任太常博士，亲自确定司马光的谥号为文正；等到做言官时，却上疏攻击司马光、吕公著，甚至请求剖开棺材鞭打尸体，这难道是士君子所应做的吗？” 举行大享明堂礼时，哲宗想让刘氏配享齐宫，常安民说这不是用来给天下人看的适当做法。曾布在枢密院任职，与章惇不合。他见常安民多次议论章惇，认为常安民是在皇帝面前依附自己，便多次称赞他。等到常安民论说曾布与章惇互相任用亲信故旧时，两人便合力排挤常安民。一天，哲宗对常安民说：“你曾经写信给吕公著，把东汉不行正道的君主拿来比朕，这可以吗？”常安民说：“臣写信给吕公著，是劝他广泛寻求贤才，曾引用陈蕃、窦武、李膺的事迹，并不是说皇帝陛下不好。有人憎恶臣，便摘取臣的话，推论到那个时代来罗织罪名，即使辩解也没有用。”董敦逸再次任御史，又想弹劾苏轼兄弟，常安民制止了他。董敦逸于是说常安民主张元祐，常安民被贬为监滁州盐酒务，授任永兴路提点刑狱。蔡京掌权后，改任郓州通判，列入党籍后去世，享年七十岁，儿子名同。陈瓘，字莹中，是南剑州人。考中进士甲科，任湖州书记。过了很久，因蔡卞推荐，召任太学博士，升校书郎。章惇、蔡卞主张绍述，追贬司马光，又上书诋毁宣仁后，人们不敢轻易议论。陈瓘于是对答说：“在今天以前的事情，既然已经过去，就成为古事。道理本来如此而不变，事情有弊病就必须改变。所以尧告诫舜、舜告诫禹，都说‘考察古事’。所谓‘若’，是顺着道理实行；所谓‘稽’，是考察是否适当。或顺行，或考察，必须使之符合民情，这才是帝王的治理。”他又论说天子的孝与士大夫的孝不同。哲宗受到感悟。徽宗即位后，授陈瓘右正言。他论说蔡卞修撰《实录》时，增入歌颂王安石的内容，扰乱神宗的大典，请求改修。徽宗想要开放进言的道路，首先要召回邹浩，但御史中丞安惇还想借旧事阻止已经决定的命令。陈瓘再次上疏，极力说应当召回邹浩、驱逐安惇，以明确官员升降。升任右司谏，又极力论说蔡卞假借经义，倡导继承先志，严重诬陷神宗，轻慢欺骗先帝，倡导所谓国是来推行自己的私意。蔡卞认为正确的，就称为国是；蔡卞认为错误的，就说成流俗。尊崇王安石而轻视神宗，不能作为国是。应当趁蔡卞请求任祠禄官之机，准许他的请求并将他遣出。章惇怀有异心而不忠，也应当趁他辞去山陵使之机罢免他。又说章惇任山陵使时办事无状，致使大升舆陷入泥泞之中，皇帝露宿野外，应当罢免他的职务。又论说修建景灵西宫不当，并且说营建地点不对。又说邢恕反复无常，应当确定他的罪名。御史龚夬论说蔡京的罪过，朝廷不认为龚夬说得对。龚夬将要离任时，陈瓘上疏说：“绍圣以来七年间，五次驱逐进言者，都是因为他们与蔡京意见不同。如今龚夬因为议论蔡京，又将被罢免，这恐怕不是祖宗奖励勉励言官的本意。”皇太后已经归还政权，陈瓘上疏说：“外戚向宗良兄弟与希望得到宠幸的侍从之士相互交往，使外界议论纷纷，说皇太后直到现在还参与政事。”于是陈瓘被罢为监扬州粮料院，改知无为军。陈瓘被责罚的那天，正上疏论说蔡京，而命令已经在宫门外下达，他缴还四道奏章，并申明宣仁后被诬谤、修《实录》、营建西京等事情。徽宗秘密派人赐给陈瓘黄金一百两，蔡京因此被罢免，陈瓘被召回，授著作郎，升右司员外郎。又写信给曾布，论说《日录》和国用之事，认为尊重私家史书而压抑宗庙，并且因为边疆费用而破坏先前的政事。曾布大怒，罢陈瓘为秦州知州。不久任主管冲祐观，除名，编管袁州，调廉州，又调彬州，监中岳庙。又因他的儿子陈正彚上书，被逮捕关进开封府狱，安置外地。陈瓘起初在通州辨明的《日录》一事，后来写成《尊尧集》。议论此事的人认为其中多有诋毁诬陷，于是将他编管台州，调楚州居住，最终在那里去世，享年六十五岁。靖康元年，追赠右谏议大夫。陈瓘专心求学而有见识，立志不苟且附和，居丧期间很孝顺。起初蔡卞知道他的才能，以高规格礼遇对待他，陈瓘却不肯依附讨好，安于不求进取。即使许多公卿共同推荐，等到他担任言官后，所上奏疏中弹劾奸恶，即使是当初推荐他的人也不回避。他曾说：“那是举荐你所知道的人，这却是实行仁德全在自己。”有见识的人很看重这句话。陈瓘已经极力说蔡京不可任用，任用他必定成为心腹之患，后来果然完全如他所说。陈瓘有文辞辩才，精通《易经》数理，他所说天下治乱兴衰多有应验，自号了翁。儿子陈正彚、陈正同。陈祐，字纯益，是陵井监人。考中进士，元符三年升任利州路常平，随后授右正言，升右司谏。陈祐说：“林希在绍圣初年掌管诏令，起草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人的制书，都务求符合章惇的意思，甚至有‘老奸擅国’这样的话。

译陛下近来采用臣的意见，剥夺林希的官职，使他从大名调往扬州，而林希的谢表却详细说他所撰写的诰命都出自先朝。大体说来，奸人毁败善类，事情成功了就发泄自己的愤恨，事情失败了就把过错归给君主。至于过失还没有显露，训诫性的诰辞却已经写好，怎么能以责备别人的名义这样做？历数并辨明他的诋毁诬陷，甚至上侵圣德，又怎么能称为守死节义？不到一两年就升到接近枢密的职位，难道是忠臣吗？林希忿怒急躁、心中不平，竟还敢在谢章中怠慢君上、表示不敬，这样的事如果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林希再次被降为舒州知州。陈祐又说：“元祐的人才确实值得任用，如今绍圣的人才并肩在朝，而元祐的臣僚只有十几人，却还不断攻击他们，这就是公然在朝廷上树立党派。”不久又上奏说：“臣听说只有君主能够施行福，只有君主能够施行威；威福的施行，是权力纲纪所在，做臣子的本来不应参与。臣私下听说陛下有所任命升擢，而大臣往往坚持上奏反对，使事情搁置不能施行，甚至有人留下来单独进见，阻挠已定的命令，这难道是所谓以公事发表公言吗？臣希望陛下努力实行裁抑，不要让权柄下移，这就是朝廷的福分。”他因论事切直，被外放为滁州通判。蔡京掌权后，将他编管归州，遇到赦免才放回，后来去世。龚夬，字彦和，是瀛州人。考中进士，任太仆寺主簿，升监察御史。他上书建议，元丰年间监察官各自兼任进言之职，请求命监察御史兼掌论议，以进一步扩大进言的渠道。请求外任，任相州通判，不久知洺州。徽宗即位，召任殿中侍御史，论说章惇、蔡京、蔡卞的罪过，奏章接连上了十次。他又说修撰五朝《宝训》时，请求不得增删改变、扰乱事实，以迎合奸邪之说。当时议论者认为他的意见正确。党争兴起后，他被削除名籍、编管化州，后来稍稍恢复官职，最终去世。任伯雨，字德翁，是眉州眉山人。他的父亲任孜，字遵圣，以学问和气节在乡里称雄，名声与苏洵相当，官做到光禄寺丞。他的弟弟任伋，字师中，也很有名，曾任黄州通判，最后知泸州，当时称为大任、小任。任伯雨精通经术，文章气势雄健，考中进士，调任清江主簿，知雍丘县，召任大宗正丞，授左正言。他首先上疏说：章惇身为宰相，长期专擅朝廷大权，迷惑国家、欺瞒皇上，使毒害流布到士大夫中间。自从哲宗病势越来越重、病情危急时，朝廷内外都感到忧惧，章惇本应援引天下大义来维系人心、安定国势，却乘着仓促之际，随意逞发异心，违逆天意、拂逆人心，轻率地扰乱名分，蔑视皇帝，不再有臣子的恭敬。又说：天下国家没有比名分更大的事情，法令如果不严明，祸患就会出乎意料地发生。幸而太后圣明睿智，先行决定，挫败了他的奸谋。假使章惇的计策得以实行，不知会把陛下和太后置于什么地步。陛下如果宽免章惇而不诛杀，那么天下大义就不能彰明，大法就不能树立，便会使人产生觊觎之心，助长奸邪之志，危险和疑惧的征兆将无法防备。奏章上了八次，章惇被贬为雷州。任伯雨又论说蔡卞的罪恶超过章惇，公然诬陷诋毁，想废掉宣仁圣烈皇后，又借哲宗对事情的疑惑，废黜元祐皇后，犯上而不守道义。任伯雨又说：假使哲宗有想要贬黜太皇太后的诽谤、废黜皇后的罪恶、编管谏官的过失以及投置忠良于极刑的讥议，都是蔡卞倡导的，章惇执行的。如今如果不依法处置，恐怕无法彰明哲宗的德行，也无法彰显陛下友爱兄长的仁德。蔡卞不久也被流放。建中靖国改元时，执政者想以“中”为名，调和元祐与绍圣两派，任伯雨上奏说：人才固然不应分为党与党，但自古没有君子小人混杂并进而能够达到太平的。因为君子容易退让，小人却难以退让，两者一并任用，最终必然是君子全部离去、小人独自留下。唐德宗因此遭到播迁的祸患，建中正是他即位后的改元年号，不可不以此为鉴。当时有人议论要在西北专门任用武臣掌管州郡，任伯雨说：李林甫任宰相时，憎恶儒臣，借边功而入相，于是上奏请求任用武臣，后来导致安禄山之乱，这与今天有什么不同？任伯雨又论说边帅制造事端，失去与国家的关系，请求放弃湟、鄯一带的土地，以安定边境、使百姓休息。当时有出现赤气的异常现象，朝廷想修建火星观来禳解灾异，任伯雨不同意，说：圣人修养德行来消弭灾害，从来没有靠祈禳而消除变异的。洪范以五事配五行，有人说观察事物不明就会出现赤色灾异或祥瑞。请陛下收拢权纲，专掌威福，使圣明之光显著。如果对重大事情能够明断而不迟疑，乖戾之气和异常现象就会转化为吉祥。蔡京任翰林学士承旨时，结交内侍，任伯雨极力论列他的罪行。他又论说堂除任命过多，侵占吏部的员缺；内降诏命渐渐增多，恐怕有人诈传敕命，应当以汉、唐末年鸿都设官、墨敕斜封的事情作为鉴戒。王觌被任命为御史中丞，仍兼任史官，任伯雨认为史院由宰相监修，王觌如今成为宰相的属官，恐怕不是用来尊重风纪、远避嫌疑的办法。不久王觌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任伯雨又论说：“学士的爵秩、官阶和位次都在中丞之上，如今王觌担任学士，这就会使谏官进言不但不能被朝廷施行，反而足以成为别人借此升官的理由。”不久出知虢州。崇宁初年，蔡京、蔡卞二人分居东西府，任伯雨因党争被编管通州，调儋州；因星变遇赦移道州；又因八宝赦提举明道宫，去世，享年七十三岁。任伯雨性情刚直耿介，持论强劲正直，担任谏官仅半年，所上奏章一百零八篇，都关系天下治理的根本，当时号称“戆草”。儿子任象先、任申先。张庭坚，字才叔，是广安军人。考中进士，任春秋博士、枢密院编修官。因替谏官邹浩送行而获罪，被免官。徽宗即位后，召见应对，授著作佐郎，升右正言。张庭坚进入谏垣后，议论忠诚耿直。曾上疏说：“近世议论孝道的人，总说应当效法先例，恢复神宗的旧法，这才算孝；如果对父亲有所违背，就是最大的不孝。可是前后时代不同，法令也随时变化；如果想把神宗时期的一切都纤细地恢复，法令就会因长期偏执拘泥而产生弊病，必然有不利于百姓、招致怨恨的地方。百姓怨恨，就会辱没先帝的功业；这样还称得上孝吗？司马光因时制宜地改革，以便利百姓，并非对国家没有补益；陈瓘坚持义理，论奏诤谏，以驱逐小人，也不是对宫禁没有益处。士人舆论确实赞同陈瓘，民心则归附司马光。请恢复陈瓘的官职，以安慰士人舆论；全部恢复司马光所获赠官，以取悦人心。”又上奏说：“臣私下听说，士大夫多用继承先志、述行先事来劝导陛下，臣担心又有营求私利的人，想借此端正名义来推销自己，说恢复先帝功业非我们不可，于是援引私党，蒙蔽隔绝贤能俊才，假借继述之名，实际上任意妄为。”又上奏说：“如今远方谋略在内地造成的耗费，如果放弃、不把它作为守备对象，兵役就可以停止；特别防守而加重法令的地方，如果删去、不把它作为成例，刑罚就可以减少。”

译张庭坚请求任用苏轼、苏辙。徽宗问他从哪里听到这些话，张庭坚于是触犯了权贵，被授任京东转运判官，改知汝州，降为陈州通判。蔡京一党议论他的罪过，削除名籍，编管虢州，调鼎州，又调象州。后来内迁复州，因星变遇赦回乡，去世，享年五十七岁。江公望，字民表，是睦州人。考中进士，建中靖国元年，由太常博士授右司谏。当时御史中丞赵挺之与户部尚书王古等共同处理放免拖欠之事，赵挺之弹劾王古把天下的财物倾尽用来作为私人的恩惠。江公望认为皇帝即位时大赦天下，是想与天下重新开始，既然一律蠲免，怎么能容许王古凭私人意图倾尽天下财物？于是上疏说：“君主用来了解时政的利弊、臣下的忠奸，没有比谏官和御史更值得信任的了。所担心的是听闻了解得不广，所以允许他们根据传闻进言，即使事情并不真实，也没有不让他们说的。至于挟带私情肆意诬陷、发泄私人愤怒、欺骗皇帝听闻的情况，陛下不能不察觉。臣听说赵挺之与王古议论政事，常常不合，多次显露出言辞和神色中怀有不平之心，等待机会发作。俗话说：‘把公事当作私仇，这是小人都不肯做的事，赵挺之却偏要做，他难道是忠臣吗？’”江公望进谏有体统，朝廷内外都称赞得到了合适的人才。不久又上疏说：“哲宗对神宗本来已经尽到孝道了，却把绍述之论坚持得牢不可破。辅政大臣不是合适的人，只要讨好自己就认为是忠诚；只要对君主忠诚就认为是异端。一句话不符合当时的学说，就一定指为流俗；一种议论不合当时的政事，就一定指为横议。他们借助威权来发泄私人嫌隙，必定用扰乱君臣、父子名分的说法来打动皇帝。因此民力困竭，国家财用匮乏紧迫，天下因此骚动不安。泰陵没有能够完全继承先帝的美意。元祐的人才都是熙宁、元丰时期培养留下来的，经过绍圣年间的流放驱逐后，凋残疏落，所剩已经不多了。神宗与元祐的大臣之间，起初并没有像管仲射中小白带钩、豫让斩断衣袖那样的私仇嫌隙。先帝却相信仇人而贬斥他们，陛下如果以元祐为名，必定会有元丰、绍圣作为对立的一方。有了对立，争论就会兴起；争论兴起，党朋就会建立。陛下改元的诏书中也说，要思考建立皇极、嘉美安定众邦，曾经端正好恶来给众人看，以中和之道建立政事。皇天后土确实听到了这些话。陛下想要改变这些话，又将如何面对皇天后土呢？”蔡王因府史的言语被认为有指斥之意，徽宗把他送到大理寺审验治罪。江公望担心事情逐渐牵连到蔡王，便上疏极力论说此事，内容记在《蔡王世家》中。奏疏上报后，江公望出知淮阳军。不久召入任左司员外郎，授直龙图阁，知寿州。因言官论列而降职。蔡京掌权后，江公望与任伯雨等人一同获罪，被贬并编管南安军。遇赦得以回乡，后来去世。臣王称说：“进谏有两种，不过是讽谏和直谏罢了。讽谏是在祸患尚未发生之前消除隐患，直谏则是在事情已经实行之后进言。所以忠臣硕士遇到英明的君主时，即使在千虑一失的情况下，也一定会借事讽谏；英明的君主接受他的意见，因此不用费力便能成功。倘若不幸君主被防邪之人蒙蔽，而忠臣硕士看见施政有违失、用人不恰当，那么进言一定激烈恳切，希望能够触动、唤醒皇上的心意，防邪之人却反而诬陷他们诽谤皇上。忠臣硕士之所以多不能免于流窜放逐，原因就在这里。观察李浩等人采用直谏而被贬斥，虽然一时受到屈抑，但他们的道义却在后世得到伸张，声名显著，直到今天仍为人们所知。那些进谗言的人，难道不该为此感到羞愧吗！” 《东都事略》卷一百 钦定《四库全书》

译《东都事略》卷一百一，宋王称撰，列传第八十四 蔡京，字元长，兴化军仙游人。考中进士，任钱塘县尉。入朝任崇文院校书，改任太子中允、馆阁校勘。不久授考功员外郎，升任起居郎，出使辽国，回来后任中书舍人。他与弟弟蔡卞共同掌管诏命，凭龙图阁待制身份任开封府知府。元丰末年，诏令他在禁中参与议定继承人之事。蔡京依附蔡确，贪图定策之功，暗中告诫刽子手带刀进入，想杀宰相王珪。后来因王珪说皇上自己已有儿子，此事才停止。司马光执政后，改免役法，恢复差役法。蔡京在五天内几乎把差役全部落实，前往政事堂告诉司马光。司马光说：‘假使人人都像你这样奉行法令，还担心法令不能实行吗？’于是台谏官说他任开封府知府时挟持邪说、破坏法令，出任成德军知军，调任瀛州，加授宝文阁直学士，任成都府知府。谏官范祖禹论奏蔡京不可任用，于是改任江淮荆浙发运使，又改任扬州知州，历任郓州、永兴军，升任龙图阁直学士，任成都府知府。绍圣初年，召回朝廷，暂任户部尚书。章惇重新改变役法，设置机构讲议，久久不能决定。蔡京对章惇说：‘只是取用熙宁、元丰时期的旧法施行罢了，何必讲议呢？’ 章惇认为他说得对，雇役法于是确定下来。蔡卞授任尚书右丞，以蔡京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授户部尚书。当时左正言孙谔论说役法中差役、雇役的弊端，蔡京说：‘孙谔所谓的弊端，并不是今天才有，而是从前的弊端。从前的弊端如果指熙宁、元丰时期，那么元祐年间的变法就是正确的了。这是臣不忍听到的话。’孙谔因此被罢去谏官职务。文及甫案件发生后，蔡京追究审治，牵连出文及甫给邢恕的信，信中说刘挚有大逆不道的谋划。蔡京罗织、锻炼这件事，于是说司马光、刘挚、吕大防与宦官陈衍等人勾结，越级取得高位，改变先帝已经制定的法令，废黜接受遗诏顾命的大臣，以剪除陛下的心腹羽翼。先前的奸党虽然已经被流放驱逐，但他们的奸谋逆节大概还没有向天下昭示。臣有幸奉到诏令，负责防察并追究事情的始末，查得了他们的实情；他们无君的罪恶，和司马昭篡夺魏国的心思相同；擅自专权的行迹，比赵高指鹿为马的罪行还严重。陈衍所犯的罪行应当不予赦免，陈衍于是被判处死罪。陈衍原是宣仁太后殿中的内臣。章惇、蔡卞于是想追废宣仁后、皇太后、皇太妃，众人都争相反对，哲宗才作罢。而刘挚、梁焘同时死在贬谪之地，他们的子孙也都受到禁锢。王岩叟、范祖禹、刘安世又被远远流窜，蔡京几乎就要进入执政班子了。曾布任知枢密院，秘密说蔡卞任职丞辖已经尸位，蔡京不可以与他一同升迁，于是蔡京被任为翰林学士承旨。徽宗即位后，蔡京被罢为端明殿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太原府知府。皇太后下诏命蔡京完成史书事务，他留了几天没有赴任。谏官陈瓘论奏他与皇帝身边的近臣交结，陈瓘因此被驱逐，蔡京也出任永兴军知军，调任江宁府，心中很不满，拖延不肯赴任。御史陈次升、龚夬接连论奏他的罪恶，蔡京被削夺官职，提举洞霄宫。第二年，恢复龙图阁直学士，任定州知州。崇宁元年，改任大名府知府。韩忠彦与曾布交恶，谋划引进蔡京来帮助自己，于是蔡京重新被任为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修国史。邓洵武结党依附蔡京，进献《爱莫助之图》来帮助他。蔡京把图献给徽宗，徽宗于是决意任用蔡京，韩忠彦被罢免，蔡京升任尚书左丞，随即取代曾布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又升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从被放逐的臣子一跃得志，便暗中借绍述熙宁、元丰旧政的权柄控制天下。他援用熙宁条例司的旧例，在都省设置讲议司，自己任提举，把自己的党羽全部任为属官。选取政事中重要的事项，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监牧等，每一项都由三人负责。凡是各种施政措施，都从这里发出。蔡京采用冯澥、钱遹的建议，重新废除元祐皇后，废止贡举法令，各郡县全部放弃三舍考选制度，在城南设置辟雍外学，以接待四方士人。又把方田法推行到天下，专卖江淮七路的茶，令茶官自行买卖；完全更改盐钞法，所有旧盐钞都不得使用。富商巨贾按照所携带的财物被查办，有的涉及数十万缗钱，最终变成流浪乞丐，甚至有人投水或上吊而死。向南开拓黔中，修筑靖州；向西收取青唐，夺取湟川、鄯廓，又取得牂牁、夜郎的土地，把这些作为平定之地。到了三州归附之后，宦官童贯开始掌权，被提拔为节度使。凡是宦官寄禄资序，一概转授升迁，祖宗的法度荡然无存。铸造当十大钱，小民贪图利益，逃亡犯法的人纷纷出现。章楶的儿子章綖因私自铸钱而被依法处置，刺面后发配海防。侍御史沈畸因审理章綖案件不合意旨，被削夺官职、羁管的有六人。陈瓘的儿子陈正彚也因上书被流窜到海上。威权和福祸都掌握在蔡京手中，路上行人只能互相递眼色。蔡京屡次升迁至司空，封嘉国公。当时元祐群臣被贬逐、死亡、迁徙的已大体殆尽。蔡京把他们的罪状分为两等，以司马光为首，指为元祐奸党，请求徽宗把名单刻在石碑上，放置在文德殿门口。蔡京又亲自书写碑文，制成丰碑，颁发到天下。当初徽宗因日食下诏求直言，上书者颇多论说熙宁、绍圣时期的政治，于是蔡京又把范柔中以下的人登记为上书邪等。凡是列在两份党籍中的人，都禁锢其子孙，不得做官。京师以及最靠近京师的地区，当时四方太平，国库充盈。蔡京倡导丰亨豫大的说法，把官爵和财物视同粪土，历朝积蓄的财物，大多被挥霍一空。徽宗常拿出玉琖、玉巵给辅臣看，说：‘朕想在大宴时使用这些，可以吗？’蔡京说：‘臣过去出使契丹时，看见他们有玉盘、玉琖，都是石晋时期的物品，他们指给臣看并夸耀说，南朝没有这样的东西。如今用它们来祝寿，礼法上没有什么妨碍。’徽宗说：‘朕的这些器物早已制成，只是很害怕别人议论，所以一直没有使用。’蔡京说：‘事情只要合乎道理，议论多也不值得畏惧。陛下正应享受太平的供奉，区区玉器，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蔡京不能向皇上进忠言，大多就是这样。政和五年，彗星出现在西方，长达整个天空。徽宗震惊恐惧，推倒所立的奸党碑，罢免蔡京，改任开府仪同三司、安远军节度使、中太一宫使，封魏国公。大观元年，重新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因南丹州莫氏献地归顺，授太尉。

译徽宗接受八宝后，授蔡京太师。大观三年，又因任中太一宫使而被罢免，于是退休，但仍提举修撰《哲宗实录》，改封楚国公。大观四年，彗星又出现在奎、娄之间。御史石公弼与张克公共同论奏蔡京的罪行，蔡京被贬为太子少保，详情记载在《石公弼传》中。蔡京于是出居杭州，又恢复太子少师。政和二年，重新任太师，召回京师，赐给宅第。蔡京上奏说，自己已经蒙恩召回，而前宰相张商英还被谴责远置外地；臣与张商英在神宗朝同时任职，旧人已经没有几个了，请求放他回来以使事情便利。有见识的人认为蔡京这样做不合情理。不久，蔡京被取消退休身份，命令他每三天到都堂处理政事，改封鲁国公。当初，本朝制度规定，凡是诏令都由中书、门下共同议定以后才发布，由学士负责起草。到了熙宁年间，出现了不经过中书、门下共同议论的内降手诏，这大概是有大臣暗中顺从宫中意旨而促成的，议论者已经对此非难了。到了蔡京时，又制作御笔手诏。蔡京更加专权，害怕言官议论自己，所以制作御笔，秘密送入宫中拟定，请徽宗亲自书写后颁下。违背御笔就以违制论罪，从而破坏了封驳制度。事情无论大小，都假托御笔推行。甚至有些诏令不像皇上亲自批示的文书，群臣却都不敢说。蔡京又重新确定三公、三孤的官制，把左右仆射改为太宰、少宰，废除尚书令，自称公相，总管三省。追赠王安石、蔡确，任用旧省吏魏伯刍提举榷货务，命他制作总额一百万缗的泛料关子进献，徽宗大喜，拿着给身边的人看说：‘这是太师给我的奉料。’于是把魏伯刍提升到徽猷阁待制。蔡京又对徽宗说，内外积存的泉货有五千万，调和后足以扩大音乐，财富足以完备礼仪。于是修建明堂，铸造九鼎，修建方泽，兴建道宫，制作大晟乐，制定命宝。任命孟昌龄为都水使者，开凿大伾三山，改变河流走向，修建天成、圣功二桥，大规模兴办劳役，人数估计有数十万。两河百姓忧愁困苦，无法维持生计。石公弼、张克公曾经论奏蔡京，蔡京对此一直怀恨。徽宗察觉后，任张克公为吏部尚书。七年间，蔡京曾令御史查察吏部拖延违误之事，罗列细小过失，想作为张克公的罪名。徽宗命削夺侍郎以下官员的官职，却不追究尚书。石公弼任襄州知州时，因论奏牙校转般导致破产之事，户部侍郎陈彦文说他诋毁先烈。蔡京担心徽宗看见石公弼的姓名一定会庇护他，只泛泛地请求责罚襄州官吏，于是石公弼被以散直身份安置在台州。蔡京又想借修建宫室来求得徽宗欢心，召来童贯等五人，暗示宫禁之内狭窄逼仄的情形。童贯等人听从命令，于是把内酒坊、各司以及两军营等全部迁到别处。这五个人各自根据自己的能力所能达到的程度，争相用奢侈华丽互相夸耀，宫室苑囿于是更加崇大，又改建延福宫，逐渐扩展到艮岳。政和七年，蔡京进封陈鲁国公，但不接受。蔡京的儿子蔡攸、蔡鞗、蔡翛，孙子蔡行都做到大学士，地位相当于执政。蔡鞗娶皇帝的女儿，其他做到侍从的又有十人；奴仆也都做到大官，妾媵封为夫人，尚方的赏赐没有一天中断。徽宗乘轻舟、小辇，七次鸣銮幸临蔡京宅第，命他入坐并赐酒，大体采用对待家人的礼节。蔡京上表谢恩，其中说到主妇献寿、请皇帝饮尽酒，皇帝也肯依从；幼子牵衣挽留，皇帝也不拒绝，把这些话特别当作荣耀的恩遇。宣和二年，蔡京再次退休，居家四年后，又被起用主持三省事务，每五日入朝一次，细小事务免除签书。蔡京到这时四次任宰相，年老眼昏，不能处理每件事，全部由儿子蔡绦决定。蔡绦当时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读，任意施行威福，广泛引荐自己的宾客担任要职，在宣和库创设式贡司，搜括四方的货币，把府库中所有财物都搬空来充实它，作为天子的私财。越级授予他的妻兄韩梠户部侍郎。白时中、李邦彦任宰相，都不能容忍这件事，先禀告徽宗罢免蔡绦的侍读职务，想以此动摇蔡京，但蔡京还没有打算引退。徽宗召童贯出使去见蔡京，暗示他退休。童贯传达诏命后，蔡京哭着说：‘皇上为什么不能容我？过几年一定会有宰相进谗诬陷我。’童贯说：‘我不知道。’蔡京不得已起草奏章请求处分自己。徽宗下诏，又命他退休。他在位仅几个月，而蔡攸以太保身份主持枢密院事务。钦宗即位后，谏官、御史台论奏蔡京误国滔天的罪行，责授秘书监，分司南京，接连贬为庆远军节度副使、衡州安置，迁往韶州，又迁往儋州。他的子孙都被褫夺官职，分别迁往远郡。只有蔡鞗因娶武德帝姬为妻，以驸马都尉身份特别免罪，但仍流窜改任深州防御使。蔡京走到潭州时去世，享年八十岁。蔡京资性险诈，奢侈无度，竭尽四海九州的力量供养自己。徽宗虽然宠爱并任用他，但他也多次被起用，又多次倒台。蔡京每次听说自己将要退职，必定去见徽宗叩头哀求，完全没有大臣应有的廉耻。北伐之事开始萌发时，是蔡京首先倡议的。燕山之战，蔡攸确实在出征之列，蔡京却写诗为他送行，告诫他不要挑起事端，希望事情不成功时自己能够借此开脱。蔡京晚年把自己的住宅变成官府，谄媚逢迎、谋求进身的人守候在门前，输送财货和童仆来取得美官的人数不胜数，纲纪法度因此大大败坏，最终成为宗庙社稷的祸患。弟弟蔡卞，儿子蔡攸、蔡翛。蔡卞，字元度，与蔡京一同考中进士，调任江阴县主簿。王安石把女儿嫁给他。张璪推荐他的才干，召入任国子监直讲，升为博士，授集贤校理、崇政殿说书。不久任同知谏院，改任起居舍人，召试中书舍人，升任给事中。哲宗即位后，授礼部侍郎，出使契丹，回来后请求出任外官，以龙图阁待制身份任宣州知州，改任江宁府知府，历任扬州、广州、越州、润州、陈州五州知州。绍圣初年，召回任中书舍人，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讲、实录院修撰，授尚书右丞，升左丞。蔡卞有口才，外貌柔顺而内心险恶，与章惇、安惇结交，制造史祸，因而陷害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兴起同文馆案件，以陷害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人，排斥驱逐元祐大臣，禁锢他们的子孙。当时号称‘二蔡、二惇’。徽宗即位后，御史龚夬、谏官陈瓘、任伯雨都论奏蔡卞的过错，蔡卞以资政殿学士身份任江宁府知府。任伯雨又说，章惇、蔡卞公然诬陷诋毁，想废黜宣仁圣烈皇后；又根据似是而非的事情废黜元祐皇后，犯有冒犯皇上、大逆不道之罪。

译当时言官又论说蔡卞怀有欺骗、迷惑国家的心思，丑诋正人而背弃公道，援引亲近的奸邪之人，窃据重要利益；凡是自己不喜欢的人，就指为邪党，编造诽谤之辞，倾陷正直之士，排斥流放，祸及子孙，惨酷刻薄的风气逐渐成为习俗。于是蔡卞被削职，提举洞霄宫，居住太平州。不久，御史陈次升说：哲宗皇帝任用执政大臣时，蔡卞入朝奏对，不用先王的典章引导皇帝，却用残忍杀害之事引导皇帝。奸计一旦施行，凶恶气焰更加炽盛；他窃弄威福，专门报复恩人和仇人。凡是称誉王安石优点的人，就提拔到显要职位；凡是议论王安石缺点的人，就置于重罪之中。他所提拔任用的人，如果不是妻党中的小人，就是门下的奸吏。彼此更相倡导、互相附和，互相倚重，毒害流布天下，实在是蔡卞首先开启的。谏官张庭坚也说：章惇、蔡卞盗窃先朝权力，成为天下的祸害；蔡卞用阴险谋划，章惇用凶悍推行。于是蔡卞被责授少府少监，分司南京，居住池州，提举崇禧观。不久任大名府知府、扬州知州。哥哥蔡京任宰相后，蔡卞又任资政殿学士，召回任中太一宫使兼侍读，不久授知枢密院事。徽宗问：鄯州、湟州能够收复吗？” 蔡卞回答说：‘可以收复。’徽宗问：‘谁可以任将领？’蔡卞回答说：‘王厚可以。’徽宗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收复鄯州、湟州。童贯被授为陕西制置使，蔡卞上奏说：‘童贯本来没有什么长处，朝廷即使缺少人才，又何至于竟任用宦官？将来误了边防谋略的人，一定就是童贯。’蔡卞以资政殿大学士身份出任河南府知府。过了一年，任江宁知府，经过宫阙时被留下，任醴泉观使兼侍读。大观年间，授观文殿学士，任寿春府知府。言官论奏他尊敬礼遇妖人张怀素，于是降为资政殿学士，提举太清宫。不久起用为镇江府知府，授昭庆军节度使，任大名府知府。接着任扬州知州，召回任中太一宫使兼侍读，升开府仪同三司，调任镇东军节度使，去世，享年六十岁，追赠太傅，谥号文正。儿子蔡脩仍因蔡京掌权而得以任用，当时依附权势、侥幸进身，做到侍从。靖康元年，全部流窜到湖南。蔡攸，字居安，是蔡京的长子。元符末年，任监在京裁造院。徽宗还是端王时，每次退朝，蔡攸正好前往官署，路上遇到端王，一定下马拱手站立，等待端王经过。端王询问身边人，得知他是蔡承旨的儿子，心中独自认为他很好。徽宗即位后，蔡攸逐渐得到宠信，升任鸿胪寺丞。崇宁三年，授秘书郎。不久以直秘阁身份提举醴泉观，加集英殿修撰。第二年，授显谟阁待制，升任直学士。蔡京被罢相后，蔡攸也以龙图阁学士兼侍读。起初设置宣和殿，任命蔡攸为学士。明堂建成后，让蔡攸参与讨论，升为大学士，随即授淮康军节度使。徽宗将要斥逐蔡京，任中书舍人王安中为御史中丞，让他弹劾蔡京。蔡攸当时任宣和殿直学士，名籍通于禁庭，听说此事后，急忙入宫请求退职替父叩头恳求，徽宗才作罢。调王安中为翰林学士，蔡京恢复原职。后来父子之间权势日益互相倾轧，轻薄之人互相煽动摇撼来建立门户，因此父子最终成为仇敌。蔡攸另获赐宅第，曾经去拜访蔡京，蔡京正与宾客交谈，先让他回避，随后又叫蔡攸进来。蔡攸刚坐下，便起身握住父亲的手，装作给他切脉，说：‘大人的脉势舒缓，身体莫非有病吗？’ 蔡京说：‘没有。’蔡攸说：‘禁中正好有公事，我不能停留，于是告辞。’宾客暗中窥见此事，询问蔡京。蔡京说：‘你不懂这件事，这些人想借我的疾病罢免我。’过了几天，蔡京果然退休。蔡攸又因为弟弟蔡绦受到蔡京宠爱，多次向徽宗陈说，请求杀掉蔡绦。徽宗说：‘太师已经老了，不准这样做。’只是削去蔡绦的官职。蔡攸历任开府仪同三司、镇海军节度使，授少保，皇帝召见他没有固定时间，因而更加掌权；他任意趋走奔忙，有时涂抹青红，混杂着倡优、侏儒，满口市井间淫秽猥亵、轻佻放浪的话。当时徽宗留意道学，蔡攸于是倡导奇异传闻，说有珠星璧月、跨凤乘龙、天书云篆等祥符，并争相与方士林灵素之流证明神异变化之事，于是神霄玉清的祠观遍布天下。童贯攻伐燕地，任蔡攸为河东河北宣抚副使，蔡攸认为功业可以很快建立。入朝辞行那天，他指着徽宗宠爱的两名嫔妃说：‘臣成功回来后，请求把她们赐给臣。’徽宗只是笑，并未责备他。等到涿州、易州两州投降后，蔡攸升为少傅，判燕山府。王师进入燕地后，他因功升为少师，回来主持枢密院事务，封英国公。王黼将要被罢相，徽宗想任命蔡攸为宰相。后来却任用了白时中、李邦彦，授蔡攸太保、燕国公。等到将要谋划内禅时，徽宗亲自写下传位给东宫的字样交给李邦彦，李邦彦退后站立，不敢接受。白时中等人在旁边，徽宗犹豫不决，便把它交给蔡攸。蔡攸退下后，嘱托他的门客、给事中吴敏，吴敏随即约李纲共同商议，于是事情确定下来。靖康元年，蔡攸跟随徽宗南下。有人说他将要在镇江复辟，吴敏替他进言，请求让蔡攸陪护徽宗回京，以功劳赎罪。徽宗回来后，蔡攸被责授大中大夫，提举明道宫。接着贬为节度副使，安置永州，迁往浔州、雷州，又迁往万安。钦宗一定要杀他，命御史陈述在他所在之地将他斩首。蔡攸死时五十岁。蔡翛是蔡京的次子，也因恩宠而做到保和殿大学士。钦宗接受禅让之初，正值外患，蔡翛便分条上奏陕西招募士兵的策略，并请求亲自前往。又想劝钦宗西行巡幸，钦宗将要任他为永兴军主帅。恰逢有人报告敌军攻破濬州，徽宗仓促向南出行。哥哥蔡攸嫉妒蔡翛，担心蔡翛一旦立功，便托徽宗诏令请以蔡翛任镇江府知府。后来发生复辟的诽谤之事，蔡翛与蔡攸一起被杀。臣王称说：“蔡京的奸邪罪恶，大体像王莽。王莽窃取国政时，制定井田制，改革钱币，营造明堂，兴建辟雍，修建灵台，颁布时令，用这些来欺骗炫耀于他的君主，最终篡夺了汉朝国统。蔡京做宰相，大概也采用了这种手段，逐渐导致敌国交相侵犯、天下大乱。蔡卞制造诽谤、兴起狱案，诬陷伤害忠良，以此蒙蔽皇上、欺骗下属。蔡攸是作孽的儿子、谄媚的臣子，被杀死是应该的！” 《东都事略》卷一百一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