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事略卷八十八

译《东都事略》卷八十九，宋王称撰，列传七十二。吕大防字微仲，是京兆蓝田人。考中进士，调任冯翊县主簿，升任著作佐郎，任青城县知县。英宗即位后，改任太常博士。不久授任监察御史里行。他首先指出，在纲纪、赏罚等方面，还没有满足四方期望的有五件事：任用大臣却使权力不能归于皇帝；大臣年老疲惫却不知道退职；外族骄横傲慢，边患已经萌发，却不选择将帅，也不了解敌情；大臣们的重大议论本来有助于弥补朝廷的缺失，却受到阻挠；疆场和左右近臣中，有办坏事情却受到褒奖举荐的，也有尽职却获罪的。他又论及富弼脚有疾病，请求解除机要政务，先后上奏十多次却没有被采纳。张昪已经八十岁，请求告老也没有得到允许。吴奎服三年丧，朝廷两次召见他的儿子并催促他，又两次派使者召他本人。程戡因年老辞职，不能胜任边疆事务，担心死在塞上，请求免职，以尸柩送回家乡，也没有得到允许。我私下认为这过分了。陛下优待大臣，任免进退合乎礼制，又何必过分讲求虚饰，曲意拘泥于表面形式，使四方的诚意不能自然表达出来呢？这一年京师发生大水，大防说：“水患严重到进入宫城房舍，杀人害物，这是阴阳失调造成的灾害。”随即请求实行八项措施：“君主的威势没有树立，臣下的权力过于强盛，邪说侵害正道，私人的恩情损害公义，夷狄相互勾结，盗贼肆意横行，群臣各失其职，刑罚失去公平。” 吕防在执政时建议追尊濮安懿王，认为应当称为“考”。大防说：“作为别人的后嗣，就应当成为他的儿子；既然可以改变儿子的称呼，那么改变亲属的称呼，才正合乎典礼。如今大臣首先想给濮王加上不合正统的称号，以此迷惑天下，使陛下顾念私恩而违背公议，这不是用来凝聚天下人心的办法。”出任休宁县知县。很久以后，任河北转运副使，召入任直舍人院。韩绛任陕西宣抚使时，任命大防为判官。夏人多次侵犯边境，大防认为军队不精锐、将领不勇敢，不如选拔、招募士兵和将领，使他们充分发挥智谋和力量。他又兼任河东宣抚判官，授任知制诰。熙宁四年，任延州知州，还未赴任便闲居。大防想在黄河以外修筑荒堆砦，众人认为那里不能防守，大防便留下戍兵修缮堡垒屏障，有不服从者就斩首示众。后来环庆的将士发生叛乱，韩绛因而获罪被罢免，大防也被削去知制诰，以太常博士身份任临江军知军。几个月后，调任华州知州。元丰年间，任永兴军知军，升任龙图阁直学士、成都府知府。哲宗即位，召入任翰林学士，升任吏部尚书。元祐初年，授尚书右丞，不久任中书侍郎。元祐三年，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修撰《神宗实录》。哲宗举行纳后礼时，大防任奉迎使；他任宰相后用人得当。各人都尽力发挥才能，不专门追求边疆功劳，而天下逐渐达到富足。哲宗驾临迩英阁，召宰执和讲读官读《宝训》，读到汉武帝把南山的全部土地登记为上林苑时，仁宗说：“山林湖泽的利益，应当与众人共享，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丁度说：“臣侍奉陛下二十年，每次听到圣上的教诲，从来没有不涉及忧国勤政的，这大概就是祖宗的家法。”大防于是推广祖宗家法，上奏说：“祖宗家法很多，自三代以后，只有本朝一百二十年内外没有大事，大概是因为祖宗所立的家法最完善。臣请求略举其中几项：自古君主侍奉太后，朝见都有固定时间，例如汉武帝每五日朝见一次长乐宫。祖宗以来侍奉太后，都早晚相见，这是侍奉亲长的办法。前代大长公主享受臣妾之礼，本朝一定先行恭敬礼，仁宗以侄子侍奉姑母的礼节拜见献穆大长公主，这是尊敬长辈的办法。前代宫廷多不严肃，宫人有时与朝廷大臣相见，唐代入阁图中甚至有昭容的位置。本朝宫禁严密，内外整肃，这是治理内宫的办法。前代外戚多参与政事，常常导致败乱，本朝太后家族都不参与政事，这是对待外戚的办法。” 前代宫室大多崇尚华丽奢侈，本朝宫殿只使用红色和白色，这是崇尚节俭的办法。前代君主即使身处宫禁，出行也乘车、入内也乘辇，祖宗却都从内庭步行出去，到后殿处理政务，难道是缺少人力吗？也是想在广阔的庭院中行走，稍微经历寒暑罢了，这是勤于锻炼身体的办法。前代君主在宫禁中，冠服有时很简略；祖宗以来，即使闲居也一定合乎礼制。我听说陛下昨天郊礼结束后，穿着礼服向太皇太后致谢，这就是崇尚礼制的办法。前代大多严酷用刑，大罪就杀戮，小罪就远放，只有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也只是罢免贬黜，这是宽仁的办法。至于虚心纳谏、不喜田猎、不崇尚玩物、不使用玉器、不看重奇异美味，这些都是祖宗家法得以实现太平的原因。陛下不必远取前代的办法，只要完全实行祖宗家法，就足以治理天下。”哲宗非常赞同。宣仁后去世后，大防任山陵使返回朝廷，朝廷以观文殿大学士、左光禄大夫的身份任命他为颍昌府知府，改任永兴军知军。绍圣初年，因言官弹劾而被削职，任随州知州，贬为秘书监，分司南京、居住郢州。史臣修撰《神宗实录》时，直书他的事迹；言官却认为这是诬蔑诋毁，责授安州居住，再责授舒州团练副使，安置循州，未越过岭南便去世，享年七十一岁。后来恢复他原来的官职，追赠太师、宣国公，谥号正愍。大防的兄长是大忠，弟弟是大临。大忠另有传记。大临字与叔，通晓六经，尤其精通礼学。富弼在家致仕后，学习佛学。大临写信劝说道：“我听说，古代三公没有具体职事，只有有德之人才能居此位。在朝廷内就治国之道发表意见，在地方上就负责在乡里施教。古代担当这一责任的伟大人物，一定会用这种道理来启发百姓，成就自己也成就万物，难道会因为爵位的进退、体力的盛衰而改变吗？如今大道还没有彰明，世人趋向异端之学，不归于庄子之学，就归于佛学。有人怀疑圣人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轻视礼义，认为不值得学习；人伦不明，万物憔悴。这正是老成大人应当存有恻隐之心、以道自任、振兴败坏风俗的时候，以您的力量，应当没有什么困难。至于转移精神、改变元气，专门追求长寿，那是山林中逃避世事、只求独善其身的人所爱好的，难道是世人对您的期望吗？”富弼向他表示感谢。元祐年间，大临任太学博士，升任秘书省正字，去世。士大夫都为他惋惜。

译刘挚字莘老，是渤海人。年轻时考中进士，礼部奏报名次列第一，于是中甲科。调任南宫县知县，迁任江陵府观察推官。因韩琦推荐，授馆阁校勘，任监察御史里行。当时神宗励精图治，刘挚感念皇帝的知遇之恩，于是上疏说：“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只在义与利罢了。小人的才能并非不足，只是内心所趋向的不是义，所以一有志向要做某事，往往把它放在公事之前；把公心放在首位的人，却总是把私事放在后面。陛下有劝农的意图，如今却变成了烦扰百姓；有均平徭役的意图，如今却被借以聚敛。那些有爱君忧国之心的人，都没有容身之处。如今天下有乐于讨论应当做什么的人，也有乐于无所事事的人。前者把后者看作流俗，后者把前者看作扰乱常规。畏惧义理的人把进取看作可耻，贪图利益的人把守道看作无能。这样的风气逐渐增长，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朋党之祸，必然会再度发生。希望陛下虚心平等地听取意见，慎察自己的好恶，收拢调和过度与不及的风气，使它们共同归于中正之道。”刘挚上疏论述常平免役法，陈说十项弊害。适逢御史中丞杨绘也论述新政不便，朝廷便把他们的奏章一并交给司农寺。司农寺加以驳难诘问，并弹劾刘挚、杨绘欺骗妄言、心怀两面。”},{ 皇帝下诏询问事情的情况。挚说：“臣身居言官之职，采集士人和百姓的意见，报告给陛下，这是臣的职责。如今却因为有司的言论而下令向臣询问详情，这是让臣同有司争辩口舌，岂不是反而辱没了陛下耳目之官的职责吗？”第二天，他又上疏说：“如今国家的形势还没有达到安定而且治理得好的程度，这是谁造成的呢？陛下专心期待天下太平，并且把实现太平作为自己的责任；得到君主信任而专擅政事的人，正是这样做的。两三年之间，政令反复开合、摇摆不定，使天下竟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安居其位。大概自从青苗之议兴起，天下才开始有了朝廷聚敛财利的疑虑；青苗之议还没有得到认可，均输法就施行了；均输法正在造成扰乱，边境的谋划又开始变动；边境的祸患还没有平息，助役之事又兴起了。这期间又向田省寻求兴修水利的办法，因为难以遍及各州县，便用疏奏举荐来推行这项主张。至于理财，连市井中的屠夫、商贩都被召来登上政事堂；为了征求财利，甚至下至历日官，还自行出卖官职，以至于轻易使用名器，混淆贤能与不肖。忠厚老成的人被排斥，认为他们没有才能；轻佻少壮、机巧善辩的人却被选用，认为他们可以任用。恪守正道、忧虑国事的人被说成是流于世俗、败坏常法；损害百姓的人却被说成是通达权变。凡是政府的谋划和议论，都独自同一个属官决定，然后才下笔；同列官员反而在事情决定之后才得以听闻。” 所以，那些奔走求乞的人，门前就像集市一样。如今羌夷的归附还没有到来，反复不定的军队还没有安定，三边的创伤和流亡溃散还没有平定；河北发生大旱，各路又遭大水，百姓劳苦，财力匮乏，县官的收入也在减少。正值圣上忧劳勤政、思求治理之时，政事却成了这样，都是大臣误导了陛下，而大臣所任用的人又误导了大臣。过了几天，挚被罢免御史之职，降职监管衡州盐仓，任佥书应天府判官。元丰初年，任集贤校理，兼知大宗正丞，任开封府推官，升任礼部郎中，又升任右司郎中，因事被免职。第二年，任滑州知州。哲宗即位后，宣仁后临朝听政，召他任吏部郎中，改任秘书少监，提拔为侍御史。他上奏论列蔡确的罪行，并且说，陞朝官推荐进士、明经等人的做法存在冒滥；科举举荐的法令过于苛细，比审理狱讼还烦琐，条目繁多，超过了防▯的程度，而且没有按照礼制礼遇士人，这不是先皇帝的本意。他又指出经义取士的弊病在于因袭旧文、剽窃抄袭，有司无法辨别；请求兼用诗赋来选取士人，恢复贤良方正科，废止常平免役法。他引荐朱光庭、王岩叟担任言官，被任命为御史中丞。挚上疏说：“在上位者所喜好的事情，在下位者一定会表现得更加过分；朝廷的意图在于总核考察，在下位者就会采取刻薄的做法；朝廷致力于实行宽大政策，在下位者就会出现苟且简略的事情。” “习俗都心怀逐利之念，迎合上意、趋附和同，所做的事情虽然表面相近，却并不是上面的本意。如今改革与沿袭的政令本来各不相同，但观望等待的风气却依然存在。前些日子差役法刚开始实行，监司中已经有人迎合上意、争着抢先，不考察利害，一概确定差役，以致一路因此骚动；朝廷察知他们竟如此行事，已经将他们罢黜了。由此看来，大致都是同一类情形。先前被贬黜责罚的几个人，都是因为违法搜刮财物、谋求进用、损害百姓，但朝廷并不是想让他们从此对政事漫不经心、什么也不管。愚昧的人不能明白这一点，纠正偏差却矫枉过正，难道可以不加以禁止吗？请建立监司考核政绩的制度。”他被提拔为尚书右丞，改任左丞，任中书侍郎，升任门下侍郎。挚同僚属一起奏事，谈到人才时，挚说：“人才难以得到，才能高下并不相同。性情忠诚朴实而才干见识有余的，是上等；才干见识不足而忠诚朴实有余的，是次等；有才干但难以保证其品行，可以借助他来成就事情的，又次一等；心怀邪念、观望形势、随势改变立场的，是小人，终究不可任用。”两位圣人对此深以为然，并且说：“卿如果一向都能这样任用人才，国家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元祐六年，被任命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当初，邢恕因获罪被贬官到永州，写信给挚；挚过去同邢恕交好，回信中有“永州是个好地方，你只管前往，在那里等待恢复职任”的话。排岸官茹东济是个倾险之人，曾向刘挚有所求却没有得到，看到这封信后，暗中抄录下来给御史中丞郑雍、侍御史杨畏看。两人正准备弹劾刘挚，得到这句话后便解释其中含义，上奏说：“‘休复’二字出自《周易》；所谓‘等待休’，‘复’就是等待将来太皇太后复辟。”又因为章惇的几个儿子过去同刘挚的儿子交游，刘挚也偶尔同他们往来。言官便说刘挚预先结交章惇的儿子，替他们积聚资财，以希望将来得到福报，于是刘挚被罢去政事，以观文殿学士身份任郓州知州，调任青州知州。绍圣初年，削去职名，降任黄州知州，再贬为光禄卿，分司南京、居住郓州。绍圣四年，责授鼎州团练副使，安置新州，死在贬所，享年六十八岁。当时章惇、蔡卞不断诬造元祐党人的事情，任用邢恕为御史中丞，想听从他的意见杀掉刘挚以及梁焘、王岩叟等人，认为刘挚有废立皇帝的意图，于是兴起同文馆狱，命蔡京等人共同审理，最终没有找到任何佐证。恰逢刘挚去世，此案才停止。元符三年，恢复中大夫。蔡京任宰相后，又降为朝请大夫。后来任观文殿大学士、大中大夫，特赠少师，谥号忠肃。苏颂字子容，是苏绅的儿子。

译苏绅有传。苏颂考中进士，任南京留守推官。杜衍年老居住在睢阳，一见到他就非常器重，授任馆阁校勘，改任集贤校理，任颍州知州。英宗即位，召任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苏颂说：“周代制度规定，六军出自六乡，驻扎在王畿四郊之地。唐代设置十二卫，也分散布置在京畿内的郡县，又把关内诸府分别隶属其下，都是为了控制四方，作为国家的藩篱和防卫。本朝禁兵大多屯驻京师及京畿内东南各县，虽然对粮饷运输便利，但西部戎务的武备却很缺乏。如今中牟、长垣是京城门户的要冲，两个边地的驿站都经过这里，过去却没有屯兵，空无防守，请求设置营寨、增加兵力，以防备非常情况。”苏颂又请求把捕获盗贼的多少作为县令考核优劣的办法，认为巡检、县尉只能捕盗，却不能使百姓不去做盗贼；能够使百姓不做盗贼的，是县令。不久升任修起居注，召试后任知制诰，任知审刑院。当时金州知州张仲宣因枉法受赃获罪，判处死刑；司法官援引李希辅的先例，免除死刑，杖责后流放。苏颂上奏说：“李希辅和张仲宣同样是枉法，但情节有轻重之分。”神宗说：“枉法还有情节较轻的吗？” 苏颂说：“李希辅任台州知州时收受数百千钱的贿赂；张仲宣所管辖的金矿发生案件，发文让巡检调查，实际上没有什么利益，当地人害怕兴办工程，便把八两金子托付给张仲宣。张仲宣没有派官员查验核实，和李希辅相比，情节就轻一些。”神宗说：“免除杖刑而给他刺面，可以吗？”苏颂说：“不可以。古代刑罚不施加于大夫，张仲宣是五品官，如今免除他的死刑却给他刺面，使他同徒隶混在一起；即使这个人没有什么值得怜悯的地方，所应当重视的是侮辱士大夫的身份。”神宗听从了他的意见，从此成为定制：官员犯贪赃罪而应判死刑的，按例不再加刺面之刑。先前的秀州判官李定改任太子中允，授监察御史里行。宋敏求任知制诰时，把诏令草稿退还。第二天，宋敏求被罢免，诏令草稿又下发。苏颂当值起草诏令，上奏说李定没有经过铨选考核就被擢升授予朝列，不是由于御史推荐而被安置到宪台。即使朝廷急于任用人才，超越通常规制，但这样毁坏扰乱法制，所得的好处小，受到的损害大，臣不敢起草诏令。接着轮到李大临，大临也把诏令草稿退还。神宗说：“去年诏令规定，御史台有官员空缺时，委托御史台奏请举荐，不拘官职高低，令其兼权。”苏颂和大临又说：“从前台官是在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的官员中举荐充任，后来因为很难找到资历次序相当的人，所以朝廷特别开放了这一制度。” 这只是不限于博士、员郎，并不是说选人也可以被奏请举荐。如果不拘官职高低，把选人也包括在内，那么秀州判官也可以担任监察御史里行，就不必再把李定改任中允了。如今李定改任京官已经是优厚的恩典，再让他进入宪台，自先朝以来还没有这样的先例。只要一打开这个方便之门，士人仕途上的奔走竞争者就会希望得到破格提拔；朝廷的名器有限，怎么能让每个人都满足愿望呢？”苏颂坚持上奏不止，于是他和李大临一并被削去知制诰，天下人称他们为“三舍人”。大临字才元，是成都人。十年后，大临才恢复天章阁待制；苏颂也过了很久，恢复为集贤院学士，任杭州知州，召回修撰两朝正史，擢升为开封府知府。祥符县令孙纯获罪，苏颂因量刑失当获罪，贬为秘书监，任濠州知州。不久授任河阳知州，改任沧州知州，召回朝廷任吏部判部事。唐代制度中，吏部掌管文官选拔，兵部掌管武官选拔。神宗认为三代、两汉本来没有文武官员之别，参与议论的人不知道应当如何处理。苏颂说：“唐代制度中，吏部有三铨法，按品秩分别掌管选官事务。如今如果想把文武选官全都归于吏部，就应当分设左右曹掌管选官，每一类选授再按品秩分别治理。”神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吏部形成四选法。元祐初年，苏颂任刑部尚书，升任吏部尚书兼侍读，迁任翰林学士承旨，最终任尚书左丞。哲宗纳皇后时，讲习修治六礼，苏颂任册礼使，授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颂任宰相后，致力于奉行旧例，使有关官署遵奉法律、恪守职务、办理事务，依据才能授予职任，杜绝侥幸求进的根源，严厉告诫边疆大臣不要邀功生事。防止任命贾易为苏州知州，苏颂认为贾易过去担任御史，按法应当牵连复职；如今已经任监司，却又调任苏州知州，这就成了受到恩典反而降职，他与同列商议后意见不合。任命尚未下达，谏官杨畏来到之邵，说苏颂阻挠格拒诏令，苏颂于是上奏章辞职，便以观文殿大学士充任集禧观使，出任扬州知州。绍圣年间，授中太一宫使，居住在京口，以太子少师身份退休，晋升太子太保，去世，享年八十二岁，追赠司空。苏颂天性仁厚，器量宽广，喜怒不表现在脸上，即使闲居也一定端正衣冠，正襟危坐，没有懒散的神态。他一生爱好学习，从文字产生以来的经史、九流、百家之说，以及图纬、阴阳五行、律吕、星官等学说，山经、本草，没有不通晓的。他曾议论学校制度，希望博士分门讲授经书、考核学生，以品行和学业作为选拔俊才的途径。他议论贡举制度，希望先考察实际品行，再考察文章技艺，废除封弥、誊录的办法，让有关官署参考士人一贯的品行，从州县开始实行，希望能够恢复乡贡、里选的遗留规范。议论此事的人都认为他的意见正确。史臣称道：“大防敦厚稳重，刘挚刚直，苏颂有德。三人在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之日担任宰相，不增加赋敛而天下富足，不谈用兵而天下服从。假如元祐的政治具有嘉祐年间忠厚的风气，可以说是贤能的了。到了绍圣时期，公卿大夫全都遭到诋毁，唯独苏颂巍然屹立，没有被谗言邪说玷污。这就是所谓既明智又通达、能够保全自身的人，他的贤德尤其值得尊崇。” 《东都事略》卷八十九。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