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事略卷八十七下

译诚回应。上下相互以诚相待，而灾变仍不消除的，从来没有过。众人的言论不一致，而最正确恰当的意见很难看见。作为君主，应当除去偏听偏信、独断专任的弊端，不要偏爱先入为主的意见，这样就不会被邪说扰乱。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以远离奸佞之人为戒。奸佞之人唯恐不合君主心意，所以容易得到亲近；正直之人唯恐不合义理，所以容易被疏远。只有先使君主端正并端正政事，才不会有政事正当而天下仍不治理的情况。愿陛下努力实行，并且努力坚持到底。”几个月后，吕公著又回任翰林。礼官议论想采用唐朝旧例，在五月初一请皇帝到大庆殿接受朝贺，并趁机上尊号。吕公著说：“五月举行朝会起始于唐德宗，是采用术数和厌胜的说法，唐宪宗认为不合经义而废止。况且尊号不是古代的典制，也不能据此衡量君主的轻重。”于是停止议论尊号，不接受上尊号。近臣有人请求不是统领一郡的官员不得担任监司，吕公著说：“人才往往埋没在低级官吏之中，如果资格限制越来越严，选拔人才就会越来越困难。审察其才干确实可以任用，就应当破格使用；考察后没有成效，再罢免他。”后来有人请求增加馆阁官的选拔，以培养人才；文武官员中没有一向有罪过的，应当给予俸禄，以表示始终不变的待遇。朝廷多采用他的意见，授任御史中丞。王安石执政，开始设置三司条例司，实行青苗敛散法。吕公著极力论说不可，说：“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君主从没有失去人心却能够谋求治理成功的，也从没有用威势胁迫人、用辩说压服人却能够得到人心的。如今在位的贤能之人，大多认为这项举措错误，而主持这项议论的人却一概以流俗的浮泛议论来诋毁贬斥他们。难道过去的贤人到了今天全都变成了不肖之人吗？”适逢韩琦论述青苗法的危害，神宗对执政大臣说，吕公著曾当面进言：“如果韩琦借着人心不忍之情，像赵鞅发动晋阳的甲兵、除掉君主身边的奸恶那样，陛下将怎样对待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王安石便以此作为吕公著的罪名，罢免他为翰林侍读学士，出任颍州知州。宋敏求起草罢免吕公著的制词，写道：“陈述失实，援引依据不恰当。”王安石不满意，想把吕公著的这些话明确写出。陈升之认为不可以，王安石于是亲自改成：“严重诬蔑藩镇大臣兴兵除恶的名义，深深使我惊骇；据说的事情违背情理。”吕公著一向谨慎缜密，实际上并没有说过这些话。原来孙觉曾对神宗说：“如今藩镇大臣这样上书论列，却遭到挫折；如果处在唐末五代之际，一定会有人发动晋阳的甲兵来除掉君主身边的奸恶。”神宗因此误以为这是吕公著说的。过了很久，吕公著又任宝文阁学士，提举崇福宫。吕公著上疏说：“陛下临朝以来希望治理天下，已经很久了，但左右前后没有人敢于直言。使陛下有治理的心愿，却没有达到治理成效的实际，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任事的大臣辜负了陛下。士人的邪正、贤能与不肖，本来大体是固定的。如今却不是这样，前一天还举荐他为天下最贤能的人，后一天又驱逐他为天下最不肖的人。对人才既反复无常，对政事也就会乖谬而不能审慎。古代治理政事，起初不被百姓信任的也有，郑国的子产就是这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月〕 一年以后，郑国人怨恨他；三年以后，郑国人歌颂他。陛下垂衣拱手等待治理成效，到如今已经七年了，百姓的歌谣却与七年前没有不同。陛下难道独自察觉不到吗？”起任河阳知州，召回提举中太一宫，升为端明殿学士，知审官院。神宗同他极力讨论治国之道，于是谈到道教、佛教清静空寂的旨意。吕公著说：“尧舜知道这个道理吗？”神宗说：“尧舜难道不知道吗？”吕公著说：“尧舜虽然知道这个道理，但却曾把识别人和安定百姓视为难事，这正是他们成为尧舜的原因。”神宗又说：“唐太宗能够用权谋智术驾驭臣下。”吕公著说：“唐太宗之所以成就帝业，是因为能够屈己听从谏言罢了。”不久任同知枢密院事，吕公著谢

译恩，趁机上奏说：“臣在朝廷内外任职已久，防备陛下在晚年任用臣，只知道诚恳地进献忠言，以报答恩遇。自熙宁以来，朝廷议论不同，正直贤良的人一概被小人排斥阻挠，指为破坏法度的人，不再任用，这并非国家之利。希望陛下加意反省察看。”神宗说：“是，应当依次收用。”当时有人请求恢复肉刑，吕公著说：“后世礼教衰败而刑狱繁多，肉刑不能恢复，否则将有鞋价上涨、鞋子便宜的讥讽。”

译有人想取天府的死囚来试行割鼻、断足的刑罚，吕公著说：“不可以。如果断足而没有死，那么这种刑法就会正式实行。”议论于是停止。元丰三年，官制实行，改任正议大夫、枢密副使，又任同知枢密院事。神宗赐给他亲笔诏札说：“放眼朝廷之中，可以托付内外腹心之任、共同承担皇家祸福重责的人，没有超过卿的，赶快起身处理政务。”起初，夏人囚禁他们的君主秉常，神宗准备大举出兵讨伐，吕公著说：“讨罪的军队，应当得到合适的人担任统帅；如果统帅没有选对，不如不要出兵。”等到战争兴起，河东、陕西的民力大为困竭，大臣们不敢进言，吕公著多次向神宗说起此事。元丰五年，以资政殿学士、光禄大夫出任定州知州。这一年永乐城陷落，奏报送到。神宗对辅臣说：“边地百姓困苦疲弊到这种程度，只有吕公著替朕说过，其他人从来没有提及。”调任扬州，授资政殿大学士。神宗将要册立太子，告诉执政大臣说：“明年皇子出宫就学，应当让司马光、吕公著担任师保。”哲宗即位，加授银青光禄大夫，召回兼任侍读，提举中太一宫。宣仁太后派使者迎接并询问他想说什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 吕公著上奏说：“先帝即位之初，臣任学士，奉命起草诏书，把宽减百姓负担列为首要。后来执政者建议改变旧法，意图在于侵害百姓；凡说不便的人，一概以阻挠破坏新法为由斥退，所以时间越久弊端越深，法令实行而百姓越困苦。陛下既已深刻看清这些弊端，如果能得到中正之士，使他们讲求天下的利害，上下协力去做，应该不难。”到京后又进言说：“君主即位之初，应当端正开端，以此向天下显示；修养德行以安定百姓。修德的关键，没有比学习更重要的。学习能够不断明亮光大，天天更新、日日更新，直到达到大治，这就是学习的力量。”臣冒死谨慎地分条上奏十件事：一是敬畏上天，二是爱护百姓，三是修养自身，四是讲习学问，五是任用贤能，六是采纳谏言，七是减轻赋敛，八是减少刑罚，九是去除奢侈，十是不要安逸。吕公著所说的十件事，都依据经典直率进言。他论述减轻赋敛说：“从前鹿台的财物、钜桥的粮食，商纣聚集它们而丧失国家，周武王散发它们而取得民心。由此看来，君主只应致力于仁义罢了，何必说财利呢？”当时人认为，做君主的道理，没有超出这十件事的。吕公著又说：“先帝制定官制时，设置谏官的名目非常完备，应当选取忠诚正直、敢于进言的人，广泛安置在左右，使他们担负谏诤之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五年〕 授任尚书左丞。自从官制实行，三省同时建立，但中书省独自成为接受诏旨的地方，门下省、尚书省只负责奉行而已。吕公著说：“三省官员都是辅政大臣，正如同船共渡江、同车共行陆路，应当一心协力来修治政事。”凡是涉及三省的事务，从今以后由执政大臣一同进呈，请取诏旨，再分别施行。升任门下侍郎，授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司马光去世后，吕公著独自总理宰相事务，所任用的官员都是一时之选。当时科举专门采用王安石的经义，士人没有能够独立成学的学问，朝廷中掌管文章辞令的官员也渐渐难以选拔。议论者曾想用诗赋取代经义，吕公著请求在经义科中增加诗赋，仍以经义为先，以充分发挥众多士人的才能。又告诫有关官员不要用《老子》《庄子》出题，学士也不得用申不害、韩非、佛教、道教的书作解释。经义兼采古今诸儒的学说，不要专门采用王氏之学。又恢复贤良方正科，以招致具有特殊才能的人。边地粮食的旧法储备三年仍然不足，吕公著请求增加到五年，大量拨出籴本钱帮助储备，边地军需因此更加充足。吐蕃大酋鬼章青宜结，是董毡的别将，性情凶悍，成为洮河地区的祸患已有二十年。朝廷停止用兵，减少陇右的戍守，又知道夏人因失去兰州而怨恨，于是联合起来共同防守边境。授任尚书左丞。自从官制施行，三省同时设置，而中书省独自成为接受皇帝旨意的地方，门下省、尚书省只负责奉行罢了。公着说：“三省官员都是辅政大臣，正如同船共渡、同车共载以渡过江河、通行陆地，应当同心协力来整治政事。”凡是涉及三省的事务，从今以后由执政大臣共同进呈，请求皇帝裁决，然后分别办理。升任门下侍郎，授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司马光去世后，公着独自总揽政务，任用的官吏都是当时的人才。当时科举专门采用王安石的经义，士人没有能够自由发挥的学问，而朝廷掌管文章辞令的官员也逐渐难以选拔。议论此事的人曾想用诗赋取代经义，公着请求在经义科中增加诗赋，并把经义列在前面，以充分发挥众多士人的才能。他又告诫主管部门，不要拿《老子》《庄子》出题，学士也不得引用申不害、韩非、佛教和道教的书来立说。经义应当兼用古今各位儒者的学说，不要专门采用王氏的学说。又恢复贤良方正科，以招致具有特殊才能的士人。边地粮食按旧法储备三年仍然不足，公着请求增加到五年，并大量拨出买粮的本钱来帮助储备，边地军需更加充足。吐蕃大酋鬼章青宜结，是董氊的别将，性情凶狠强悍，成为洮河地区的祸患已有二十年。朝廷停止用兵，削减陇右的戍守，又得知夏人因失去兰州而怨恨，于是联合起来防守边境。朝廷商议派遣军器监丞游师雄传达诏旨，允许诸将相机出兵。不到一个月，熙河将领种谔就生擒鬼章献上。夏人于是派使者来恢复朝贡的职责。元祐三年，恳切请求辞去职位，被授予司空、同平章军国事。自宋朝兴起以来，大臣中以三公身份同平章军国事的共有四人，其中两人就是公着父子。元祐四年，他因病在任上去世，享年七十二岁，追赠太师、申国公，谥号正献。绍圣元年，章惇任宰相，任用翟思、张商英、周秩掌管言路；他们采纳张商英等人的意见，削去公着的赠官和谥号，毁掉所赐的神道碑，又贬为建武军节度副使，再贬为昌化军司户参军。徽宗的皇子出生后，恢复他太子太保的官职；蔡京专擅朝政，又把他降为左光禄大夫，指称公着是奸党中的首恶，开始设置元祐党籍，在文德殿和尚书省刻石公布，又把这份名单颁行天下。徽宗因灾异而有所警醒，毁掉石刻，解除党禁，恢复公着银青光禄大夫的官职，后来又恢复太师、申国公的赠号，谥号仍为正献。他的儿子有希哲、希绩、希纯。希哲字原明，年轻时喜欢读书，王安石对他说：“士人如果奉行做官而专门参加科举，是因为贫穷；已经做官却又参加科举，不过是侥幸求取富贵利达罢了，求学的人不应走这条路。”

译希哲于是放弃科举，一心研究古学。他的父亲公着与王安石因国事意见不合，长期在外任职，希哲前后担任管库之职达几十年。元祐初年，公着受到重用，广泛招收天下士人，但希哲因为公着的缘故不能被任用。等到公着去世，希哲服丧期满后，被授予兵部员外郎、崇政殿说书。希哲常常劝导君主把修身作为根本，把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作为修身的要点；内心端正、意念真诚，天下自然会受到感化。如果自身不能修养，即使身边的人尚且不能教化，何况天下人呢？绍圣初年，出任怀州知州，因属于元祐党人而分司南京、和州居住。徽宗即位后，被起用为单州知州，召入任秘书少监；曾布不喜欢他，于是改任光禄少卿，以直秘阁身份任曹州知州。不久又被夺去职名，任相州知州，迁任邢州，罢职后任宫观官，最终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希哲为人端庄稳重，有高尚的德行，晚年的声望更加显著。他的儿子叫好问。希绩字纪常，有贤良的操守。元祐年间，任兵部员外郎，授淮南路转运副使，任寿州知州。不久因党争获罪，分司南京，居住在光州。后来授任濮州知州，最终因寿命已尽而去世。希纯字子进。当时他的父亲公着任宰相，他从未被提拔任用。公着去世后，朝廷任命希纯为太常丞。旧制规定，太庙荐享时，每一室设置一牙盘常食。元丰四年，有关官署上奏请求废止。希纯上奏请求恢复旧制，并把它改名为“荐羞”。后改任秘书丞，升为著作郎，任国史院编修官。授任起居舍人，任中书舍人、同修国史。绍圣初年，以宝文阁待制身份任亳州知州。不久，谏官张商英说希纯附和吕大防、苏辙，中书舍人林希也说希纯擅自改变礼制、奉祀礼文，因荐牙盘一事被罢职，而牙盘也按照元丰旧例再次废止。当初公着在宰相任上时，张商英任开封府推官，想进入言官之列，曾说：“老和尚想住进乌寺，呵斥佛、辱骂祖师。”希纯把张商英的话告诉公着，公着很不高兴，便把张商英调出，任河东提点刑狱。张商英因此怨恨公着，到这时攻击希纯兄弟尤其卖力，两人都因而获罪降黜。希纯任沂州知州，不久分司南京、居住金州；又被责授信州团练副使，安置道州，迁居唐州，任鸿庆宫提举，后来去世。史臣称道：“以夷简为父亲、公着为儿子，他们的谋划和事业有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夷简善于运用智谋，而公着则坚持正道来成就天下的事务，比他的父亲贤能得多。过去伊尹辅佐商汤，父子都有同一的德行；伊尹的儿子陟辅佐太戊，巫咸治理王室；他的儿子贤辅佐祖乙。汉代的韦氏、平氏，唐代的苏氏、李氏，以及我宋朝的韩氏、吕氏，都凭借宰相功业使家族世代相承。啊，这是多么盛大啊！” 《东都事略》卷八十八。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