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事略卷六十八

译《东都事略》卷六十九，宋王称撰，列传第五十二 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人。他的父亲韩国华，最终官至右谏议大夫。韩琦风采骨相秀美奇异，二十岁时考中进士，名列第二。当时正倡言祥瑞，太史上奏说当天出现了五色云。左右侍从都在殿上庆贺。授任将作监丞，任淄州通判。两次升迁后任太常丞、直集贤院，监理左藏库。历任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任右司谏时，灾异屡次出现。王随、陈尧佐任宰相，却因病五日才上朝一次，屡屡发生忿怒争执；参知政事韩亿多有私心，石中立喜欢戏谑。韩琦接连上疏论述他们的过失说：“接连多年，灾异间或发生，考察上天警戒所谴责告诫的事情，那么调和阴阳的宰相正应当承担责任。陛下这样任用辅臣，外族听说后，也会有轻视中国的想法。如果希望上天的责罚能够消除、福应自然到来，只怕不能做到。陛下如果要罢免大臣，这是极其重大的事情，不是臣下所应轻率议论的。难道要把祖宗八十年的太平基业坐视交给庸臣，任凭他们肆意毁坏吗？臣的职务在于承担言责，难道能知道而不说吗！”我恭敬地请求把此事交御史台，召集百官判定是非。于是同一天诏令罢免了这四个人。韩琦又请求停止内降诏令，排斥有权势而受宠幸的人。王曾见韩琦论事恳切正直，有条理和根本，欣喜地对他说：“近年来台谏官多有畏惧回避，为求自保；否则便言辞激切以接近求名，像你这样才没有辜负职责。谏官就应当如此。”王曾是正直的人。韩琦得到这番话后更加自信。不久，他参与议定雅乐。韩琦认为胡瑗、阮逸、邓保信所采用的黍尺钟律之法，出于个人见解而违背古制，上奏请求罢除，仍使用王朴的乐法。韩琦任谏官时，多次称道并推荐王曾、蔡齐、杜衍、范仲淹等人，弥补政事上的缺失，所议之事大多得到施行。以起居舍人的身份任知谏院。赵元昊叛乱，韩琦上疏说：“臣听说元昊狂妄谋划、僭越称命，不修常贡，必将成为边患。如今献策的人不过想要朝廷选择将帅、训练士卒、修整兵器、营缮城池、广泛积蓄资粮，以等待战胜狡黠的羌人；这些只是外患。至于纲纪不立、忠佞不分、功罪不明、号令不信、浮费没有节制、横加赏赐没有常规、沉溺宴饮游乐、宫廷奢侈浪费、接受内廷谒见者的请托、容许亲近者侥幸得利，这些才是内患。而且四方夷狄窥伺中国，一定要观察到漏洞后才会行动，所以外患的兴起，必定从内患开始。臣希望陛下先治理内患，以消除外忧。内患平定，外忧自然止息。倘若外忧已经出现征兆，内患又更加滋长，臣恐怕国家的祸患就不只是一个元昊了。”升任知制诰。益州发生饥荒，韩琦任两路安抚使，煮粥救济饥民一百九十多万人，蜀地百姓说：“使者到来，使我们获得了新生。”元昊包围延州，韩琦恰好从蜀地回来，把西部州郡的形势论述得十分详尽，于是任为陕西安抚使。到任时，贼军已经撤走。起初，大将刘平军队战败，被贼军擒获；内侍黄德和害怕获罪，诬陷刘平投降贼军，朝廷信以为真。韩琦为刘平申明冤屈，升任枢密直学士、陕西经略招讨使。他与夏竦谋划攻守两策，韩琦入朝应对，请求采用进攻策略。元昊将要入侵渭州，于是奔赴镇戎军。当时环庆副总管任福奉诏谋划战事，韩琦调出全部军队，让任福攻击贼军，授给他作战方略，命令他从怀远城前往德胜砦、羊牧隆城，出现在贼军后方；如果认为不能交战，就据险设伏，截击贼军归路。任福出发后，韩琦再次告诫他。任福违背韩琦的节度，在好水川战败覆没。韩琦因此被削夺一等秩禄，降为秦州知州。过了几个月，又任秦凤经略使，改任秦州观察使。不久，以原来的职务充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驻扎泾州。韩琦与范仲淹在军队中任职的时间最长，两人的声望一时极高，人心归附于他们，朝廷倚重他们，所以天下称为“韩范”。起初，京师派出的戍兵脆弱怯懦，不习惯劳苦，贼军常常轻视他们，称他们为“东军”；而本地士兵强劲勇悍，善于作战。韩琦上奏请求增加本地士兵以抗击贼军，同时逐渐减少驻防京师的戍兵，以充实京师。又因为笼竿城占据要冲，请求建置为顺德军，以遮蔽萧关、鸣沙的道路。又建议在鄜州、庆州、渭州各以三万本地士兵组成一军，虽然各军分别驻屯，但彼此耳目相通，使敌人无法预料，互相出兵捣击，破坏敌人的互市，屠杀其部落，并乘机招抚横山地区的人。估计横山一旦毁坏，平夏军队向来弱小，必定不能支撑；我们俯视兴州、灵州，就像从洞中看兔子一样容易。奏上以后，又与范仲淹谋划，进一步坚定了这个策略。元昊知道无法抵挡，便收缩军队，不敢靠近边塞。入朝授任枢密副使。元昊既已称臣，韩琦认为边防不可松弛，请求与范仲淹一同出任边职。出发后范仲淹任参知政事，于是任韩琦为陕西宣抚使。韩琦出使回来时，仁宗急于求得治理成效，亲笔诏令宰相杜衍说：“朕任用韩琦、范仲淹、富弼，都是中外所仰望的人；凡有可以施行的事情，应当及时上奏。” 又修建天章阁，赐他座位，向他咨询时政。韩琦分条上奏九件事，大致包括充实西北边防、选拔将帅、明确按察、增加财利、抑制侥幸、进用有才能的人、黜退无能者、裁去冗食人员、谨慎任官。后来又进献七件事，所议之事逐渐被采用，但小人已经侧目而视了。富弼宣抚河北回来，还没有进入京城，朝廷就命他出守郓州。韩琦上奏说：“朝廷听说北方敌人正在防备军队，富弼以忠义请求出行，事情办完后回来奏报。如今距离京师近在咫尺，胸中筹划的防务，不能在陛下面前陈述，却被责令补任闲散州郡；四方都不知道他的罪过，竟没有一个人为富弼进言，我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此前陕西帅臣郑戬因为刘沪、董士廉修筑水洛城，工程刚开始就被罢职。泾原守将尹洙认为不妥而制止他们，刘沪等仍然不停修城，于是郑戬将刘沪等人戴上刑具，准备斩首。郑戬竭力在朝廷争辩，韩琦也认为水洛城不可以修筑，但刘沪等违抗命令的罪过不可赦免。朝廷最终还是修筑了水洛城，因此罢免韩琦，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调任郓州，后来又调任镇州、定州。韩琦所到之处都制定政教条令，修缮府库，整治武库，劝勉农桑，兴办学校，人人都乐于接受他的仁厚和谦和。定州长期任用武将统兵，没有法度，军队骄横到无法役使。韩琦整顿并明确军政，铲除积弊，士卒犯令一概按军纪惩处；恩威既已建立信誉，便考察李靖的兵法，创作方阵、圆阵、锐阵三种阵法，指示传授给偏将，按日按月训练，因此定州军队成为河朔最强。

译加授资政殿大学士，升任礼部侍郎、观文殿学士，授武康军节度使，出知并州，又出知相州，入朝任工部尚书、三司使，授枢密使，册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升任刑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仁宗接连失去褒王、豫王、鄂王三位王子，至和年间患病，皇子尚未册立，朝廷内外都为此忧虑。谏官范镇首先提出这件事，司马光接着进言，从此言官常常把巩固天下根本作为急务，富弼也多次上奏进言。欧阳修因水灾再次上疏，奏疏总是留在宫中，像这样过了五六年，进言的人渐渐懈怠。韩琦趁机奏请册立皇子。一天，他取《汉书·孔光传》揣在怀中入朝进见，说：“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没有子嗣，便立弟弟的儿子定陶王为太子。成帝不过是中等才智的君主，尚且能够这样，何况陛下的圣明呢！太祖替天下作长远考虑，福泽流传到今天。只要陛下把太祖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就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了。”当时谏官司马光任知江州，吕诲等人都进言请求册立皇嗣，中书省于是拿着两份奏疏来请示。仁宗说：“朕早就有这个意思了，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 宗室中谁是合适的人？”韩琦回答说：“宗室成员不与外人交往，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他们，应当由圣上裁断。”仁宗于是说出英宗旧名，说：“宫中曾经抚养过这个人，只有他可以。”当天君臣在殿上定下议案，临退朝时，韩琦奏道：“这件事关系重大，陛下今晚再思考一下，明天再听取圣旨。”第二天请求入对，仁宗说：“已经决定了，没有疑问。”韩琦说：“事情应当逐步进行，请容许我们议定。”新任命官职时，英宗正为濮王服丧，于是商议起复为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仁宗非常高兴。韩琦奏道：“这件事既然实行，就不能中途停止。”仁宗点头表示同意。当时是嘉祐六年。任命下达后，英宗极力推辞。仁宗听从了，等候服丧期满。嘉祐七年，英宗已经除去丧服，却称病不出。韩琦说：“宗正寺的任命已经下达，外界都知道陛下一定要立他为皇子。如今不如立即正式确定他的名分，让人知道朝廷决意不可改变。”欧阳修也进言说：“宗正寺过去不掌管具体职事，如今有了这个任命，天下都知道陛下的心意了。不过诰敕交付阁门后，还可以不接受。如今如果直接立他为皇子，诏书一发布，事情就定了。”仁宗认为有理，于是下诏，英宗入居庆宁宫，并封韩琦为仪国公。仁宗驾崩，英宗即位，加授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进封卫国公，任仁宗山陵使。韩琦辅佐拥立英宗后，他的门人、亲友有时闲坐，从容谈到册立皇子、确定国本之事，他一定严肃地说：“这是仁宗神明的德行和圣明的决断，是替天下考虑；皇太后以母亲之道在内廷相助，这些与臣子有什么关系呢？”英宗突然患病，慈圣皇后垂帘听政。英宗病重，有人把涉及慈圣皇后的话告诉她，慈圣皇后很不高兴。韩琦和欧阳修在帘前奏事，慈圣皇后抽泣流泪，把事情的原委都说了。韩琦说：“这只是疾病造成的，病好了以后一定不会这样。儿子生病，母亲难道可以不容忍他吗？”慈圣皇后的心意仍未释然。欧阳修说：“太后侍奉仁宗几十年，仁厚圣明的德行天下皆知。妇人的性情很少有不嫉妒猜忌的。从前温成皇后受到宠爱，太后处置得宽裕自然，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如今母子之间反而不能忍耐了吗？”慈圣皇后说：“能得到诸位知道这件事就好了。”欧阳修说：“这件事哪里只是我们知道，朝廷内外没有不知道的。”慈圣皇后的心情稍稍缓和。欧阳修进言说：“仁宗在位年久，德泽深入人心，人人信服，所以一旦驾崩，天下都遵奉遗命，拥戴嗣君，没有一个人敢提出异议。如今太后不过是一位妇人，臣等也只是五六个书生罢了，难道有能力制造这样的事吗？如果不是仁宗的遗意，天下谁肯听从？”慈圣皇后沉默了很久，这才作罢。几天后，韩琦单独进见英宗，英宗说：“太后对我没有恩德。”韩琦说：“自古以来圣帝明王并不少，但唯独称颂舜是大孝，难道其他人全都不孝吗？父母慈爱、子女孝顺，这是常事，不值得称道。只有父母不慈爱而子女仍不失孝道，才可以称为孝。如今只是陛下侍奉太后还没有做到极致罢了，父母哪里会有不慈爱的呢？”英宗大悟，从此不敢再说这件事。英宗的病平复后，韩琦请他乘舆，穿着素服出宫祈雨，人心才安定下来。慈圣皇后下令归还政权，加授右仆射兼权知枢密院，封魏国公。韩琦上奏请求退还宰相职务。英宗下诏说：“卿对朕有大德，对当时有大功，突然没有名义便辞去政事，难道不会惊动天下人的耳目，反而加重朕的过错吗？辅佐朕，使朕无愧于先帝，这才是卿最后的恩惠。”韩琦因陕西戍边士兵很多而粮食不足，请登记民丁编为义勇，得到十四万人。夏国贼军侵犯大顺城，他又请求停止每年的赐予，断绝和约贸易，派遣使者前去问罪。文彦博不同意，或许应当举荐他人。针对宝元、康定年间的事情，韩琦说：“谅祚只是一个狂妄的少年，并没有元昊那样的智谋，而边防准备比过去强得多，责问他一定会使他服罪。”最终派使者携带诏书前往，谅祚便上表谢罪。英宗卧病时，韩琦前去问候起居，英宗问谅祚的表章怎么样？韩琦回答：“完全如同您所说。”英宗驾崩，韩琦奉诏拥立神宗，授司空兼侍中，任英宗山陵使。安葬完毕后，韩琦多次辞去职位，授镇安、武胜等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他辞去两镇节度使，改授淮南节度使，判永兴军。种谔收复绥州，诏令废弃该城，韩琦议论认为不可，于是保留下来作为绥德城。因大规模张榜招募横山人，又因关陕接连发生饥荒而停止。再次判相州，改任河北安抚使，判大名府。当时刚开始实行青苗法，韩琦上疏论述它的危害，认为国家的号令和法制一旦确立，就必须使所说的话可信，并使百姓得到实际利益。陛下派使者发放青苗钱，却下令乡村从第一等户以下都立借钱一贯，三等以上还允许增加数额。坊郭中有产业可以抵押的户，依照青苗法例发放借款。况且乡村上三等户以及坊郭中有财产的户，都是过去的兼并之家。如今他们都能借钱，每借一千却要缴纳一千三百，这就是官府放高利贷，难道是抑制兼并、救济困乏的本意吗？”}],

译这样想要让百姓信服，是不可能的。臣恭敬地想到，陛下自从登临帝位以来，早晚忧劳，振作精神寻求治理之道，何况又承接祖宗百年来的仁政，百姓渐渐沐浴德泽，只知道宽容体恤，从未曾过度扰民。倘若只是亲自实行节俭，为天下人作表率，经常节省浮费，逐渐裁减冗余的俸禄，自然国用不会匮乏，又何必让那些聚敛财利的大臣纷纷出使各地，以至于远近之人都产生疑虑呢？诏令下达制置条例司，驳正后颁行天下。韩琦仍不断上奏论列此事，于是暂且听免其安抚使之职，改任永兴军节度使。韩琦坚决辞让，又任相州通判。到任两年后，请求告老，重新授任永兴军节度使，尚未来得及接受任命便去世了，享年六十八岁。追赠尚书令，谥号忠献。神宗亲自撰写碑文。碑额篆书题为“两朝顾命定防元勋之碑”，配享英宗庙廷。韩琦年轻时就有远大志向，天下人都仰望他的风采；他见识宏大，器量宽厚，遇到事情时脸上看不出喜悦或恼怒的神色。他天性朴实忠厚，自称“安阳戆叟”，轻视钱财而乐于施舍，家中没有积蓄；他降低身份礼遇士人，不论贵贱都一视同仁，奖掖选拔贤能俊才，因此得到的人才很多。他任宰相时，王安石名声很盛，有人认为可以任用，唯独韩琦看出了他的奸诈，始终不肯推荐他。等到韩琦任相州知州入朝辞行时，神宗说：“你离开以后，谁可以托付国政？王安石怎么样？”韩琦说：“王安石担任翰林学士是有余力的，处在辅弼大臣的位置上却不可以。”神宗点头表示赞同。韩琦镇守大名时，魏地人为他建立生祠，相州人尤其爱戴他。有争斗诉讼的人，总是劝阻说：“不要扰乱我们的侍中啊。”政和年间，朝廷追论韩琦定策防边的功勋，追赠魏郡王。他的儿子有韩忠彦、韩粹彦、韩纯彦、韩嘉彦。韩粹彦任吏部侍郎，最终官至龙图阁学士；韩纯彦官至徽猷阁直学士；韩嘉彦娶神宗的女儿齐国公主，被授为驸马都尉，最终官至瀛海军承宣使。韩忠彦，字师朴，年轻时因父亲的恩荫任将作监簿，后来又考中进士。韩琦罢免政务后，韩忠彦以秘书丞的身份被召入考试馆职，授任校理，兼同知太常礼院，任开封府判官、三司盐铁判官。三司使出任外官后，他任永宁军通判，召回朝廷后任户部判官。韩琦去世，服丧期满，任直龙图阁，升任天章阁待制，出知瀛州。朝廷因为夏人囚禁并杀害其国主秉常，出兵西方；已经攻下米脂等数十座城砦后，夏人向辽国求救，辽人接连来信。韩琦派遣使者祝贺辽主生辰，神宗于是命韩忠彦出使，便以给事中的身份奉使辽国。辽人派赵资睦迎接他，谈话涉及西部战事。韩忠彦说：“这只是小规模的战事，有什么可问的呢？”辽主派臣下王言敷在馆舍设宴，王言敷问夏国究竟犯了什么罪，而宋军为何不停止进攻，说只要不要损害两国的友好关系就好。韩忠彦说：“向西夏问罪，同两国的友好关系有什么关系呢？”出使回来时，正值官制推行，章惇任门下侍郎，上奏说给事中作为尚书省东省的属官，封还驳正诏令应当先向执政大臣禀报，然后再上奏。韩忠彦上奏说：“朝廷的属官，执行的是执政大臣所施行的政令；事情如果应当封还驳正，就已经同执政大臣的意见不同了，还需要禀报商议什么呢？” 诏令采纳了他的请求。左仆射王珪任南郊大礼使，凡是应当下达的事务都自行按照他所拟定的旨意办理。韩忠彦依据官制加以驳正说：“如今南郊的事务，大礼使既不遵从中书所拟的旨意处置，一时提出的事务又不经过中书奏请审议。官制实行还不到一个月，而朝廷却自行改变了它，今后将怎么办呢？”于是诏令规定，事务无论大小，都必须经过三省之后才能施行。韩忠彦被授任礼部尚书，以枢密直学士出知定州。元祐年间，召回朝廷任户部尚书。韩忠彦建议裁减朝廷内外的冗费，又说宫中的费用，有关部门无法查见，即使能够查见也不可能全部掌握。他切实看到近来下达的诏书规定，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每逢生辰以及举行大礼时所给予的恩泽都减少四分之一；由此推测圣上的心意，是约束自己来为百姓谋利，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希望诏令入内内侍省均衡节省宫禁中的费用，报告有关部门，使天下人明白知道陛下节省用度、使百姓富足，是从宫禁开始的。韩忠彦升任尚书左丞，他的弟弟韩嘉彦娶公主，韩忠彦改任同知枢密院事，升任知枢密院事。哲宗亲自处理政务后，重新任用大臣，议论政事的人观望形势，争相谈论垂帘听政时期的事情。韩忠彦说：“从前仁宗亲政时，议论政事的人也多次讥刺章献太后时期的事情，仁宗厌恶他们这样用心近于刻薄，便下诏告诫训斥他们。” 陛下如果能够效法仁祖的用心，朝廷就安静了。”韩忠彦以观文殿学士出知真定府，后调任定州。韩忠彦在枢密院任职时，认为向西方用兵是不对的，希望把已经取得的土地放弃归还，以此停止战争、休养民力。到这时，议论政事的人便以此攻击他，朝廷降任他为资政殿学士，改任大名府知府。徽宗即位后，以吏部尚书召回，授任门下侍郎。韩忠彦陈述四件事：一是广施仁恩，二是开通言路，三是去除疑似之事，四是戒慎用兵。过了一个月，授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徽宗采纳韩忠彦的意见，多次下达赦令，免除天下拖欠的赋税债务，把流放的人全部召还，并加以甄别任用。有些担任御史、谏官的人忠直敢言，像那些有名望的士人一样，最终都被收录任用。韩忠彦升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封仪国公。但曾布任右相，双方多有不合，议论政事的人帮助曾布排挤韩忠彦，朝廷以观文殿大学士的身份让他出知大名府。又有人说钦圣太后想要恢复已经废黜的皇后，这是韩忠彦的罪过，于是再次降为大中大夫，居住在怀州。又有人论奏韩忠彦任宰相时不应放弃湟州，将他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居住在济州。等到收复▯鄯后，又将他贬为磁州团练副使，恢复大中大夫的官职。于是以宣奉大夫致仕，去世，享年七十二岁。他的儿子韩治，徽宗时任太仆少卿，出任相州知州，因患病请求任祠禄官，朝廷命他的儿子韩肖胄代替他。

译曾公亮，字明仲，是泉州晋江人。他的父亲曾防，任集英殿修撰。曾公亮因父亲的恩荫任大理评事，考中进士，升任奉礼郎，出知会稽县，屡次升迁为集贤校理，兼任天章阁侍讲，修撰起居注，任天章阁待制、知制诰，兼史馆修撰，授任翰林学士，掌管三班院。三班院的属吏，世人一向轻视；年老的胥吏抱着文书登堂请取判决，事情的轻重全凭他们一张嘴，而历任长官都漫不经心，不加查察，只不过谨慎地占有名位罢了。曾公亮把前后各项条目全部取来，放在座位旁的案上依此办理，吏员们束手无策，再也无法从中做手脚，后来任职的人也都不能改变这一做法。他以端明殿学士出知郑州，治理政事有能干的名声，盗贼全都逃往其他境地。后来又任翰林学士，出知开封府，任职三个月，升任给事中，参与知政事，加授礼部侍郎，授任枢密使。嘉祐六年，授任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曾公亮精通法令，熟悉朝廷典章和台阁旧例。当时韩琦任上相，欧阳修任参知政事，韩琦遇到法令典故方面的问题就询问曾公亮，遇到文学和人才方面的问题就询问欧阳修。百官奉行法令、遵循事理，于是朝廷得到治理。仁宗身体不适，朝廷内外都为此忧虑。韩琦请求建立皇太子，与曾公亮共同议定这一重大决策。英宗即位，慈圣太后与英宗共同听政，曾公亮加授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慈圣太后归还政权后，曾公亮加授户部尚书。英宗身体不适，曾公亮就在英宗卧室内接受诏令，拥立神宗为皇太子。第二年神宗即位，曾公亮加授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封英国公，改封兖国公。熙宁初年，进封鲁国公。熙宁二年，加授昭文馆大学士，负责监修国史。曾公亮起初推荐王安石可以大力任用，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曾公亮于是暗中帮助王安石。王安石设置条例司，变更各项政事，曾公亮对这一切都听从。于是神宗更加专一地信任王安石，而王安石因为曾公亮对自己的帮助很深而十分感激他。御史到中书省争论青苗法的事情，曾公亮低头不说话。王安石厉声同他反复争辩，因此议论政事的人也认为王安石专断，而曾公亮没有参与其中。苏轼曾从容地责备曾公亮不能挽救并纠正朝廷，曾公亮说：“皇上和王安石如同一个人，这是天意。”曾公亮因病被授任司空、河阳三城节度使兼侍中、集禧观使。起用他出知永兴军，召回后又任集禧观使，请求告老，以太傅、侍中的身份致仕。不久，他的儿子曾孝宽任签书枢密院事，迎接曾公亮到枢密院任职的地方奉养，曾公亮去世，享年八十岁。追赠太师、中书令，配享英宗庙廷，谥号宣靖，所受恩典礼遇比照韩琦。皇帝亲自篆写他的碑额，题曰：“两朝顾命，定策亚勋之碑。”神宗曾对辅臣说：“曾公亮谨慎畏惧而周密，朝廷内外没有非议。他接受遗诏辅佐政事，有始有终，可以比作汉代的张安世。”然而曾公亮生性吝啬，聚敛财货达到数万，贪恋俸禄、固守恩宠，因此受到世人的讥刺。他的儿子是曾孝宽。孝宽字公绰，年轻时喜爱学习，为人周详缜密，因父亲的恩荫任将作监主簿，知桐城、咸平二县，授秘阁校理，升任枢密院都承旨。用文臣担任都承旨，是从孝宽开始的。授龙图阁待制，任群牧使，升龙图阁直学士。北朝派使者请求割让代北与边境的土地，神宗派孝宽前往按察巡视，他于是上奏说：“国家对待远方之人，靠的是恩惠和信用。恩惠不可滥施，信用不可失掉。如果连小事都不追究，将来还会有比这更大的事情，应该像从前一样处理。”随即授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不久遭逢父丧，服丧期满后，以端明殿学士知河阳，又知郓州。郓州有孟子庙，却没有封爵，孝宽向朝廷请求，得到封邹国公，配享孔子庙。召回任吏部尚书。元祐初年，以资政殿学士知颍昌府。过了很久，又以吏部尚书身份召回，在途中去世，享年六十六岁。臣称赞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所任用的宰相，没有不是天下杰出人物的。大概到了晚年任用韩琦为宰相，把大事托付给他；他以柱石般的力量扶持大厦，以宰衡般的公正进退百官，因此能够光明地辅佐三位宗主，人人都有同一的德行。即使伊尹、周公，又怎么能超过他们呢？”公亮的功勋仅次于韩琦，却不明白洁身自守的道理，留恋禄位而不离去，被君子讥讽。忠彦世代相继为宰相，孝宽也位居枢密，盛大啊。《东都事略》卷六十九。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