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事略卷九十三下

译《东都事略》卷九十四，宋王称撰，列传七十七 孔文仲，字经父，是临江军新涂人。年轻时刻苦求学，号称学识广博。考中进士，又考中贤良方正。由台州司户参军召入考试，孔文仲在对策中极力论述新法的危害，不受王安石喜欢，被黜退而未被任用。孔文仲是范镇所举荐的。哲宗即位，任校书郎，升礼部员外郎。有人建议，皇族中只有杨王、荆王可以称为皇叔，其余疏远宗室应各自连称自己的祖先，就像唐人称诸王之孙那样。孔文仲说：“皇帝刚刚即位，应当广泛施行敦睦亲族的义理，不应疏远骨肉。”这项议论于是搁置。升任起居舍人，授左谏议大夫。他把青苗、免役之法列为首先困扰天下的政令，把保甲、保马、茶盐之法列为遗留下毒害、留下弊病的政令。升任中书舍人，去世，享年五十岁。孔文仲学识高远，天性耿介，少言少笑，很少与人相合。有文集五十卷。弟弟是孔武仲、孔平仲。武仲，字常父，年幼时努力求学，考中进士，名列礼部试第一。元祐初年，任秘书省正字，升任校书郎、著作郎，论说科举的弊端，抨击《三经新义》，请求恢复以诗赋取士。升任国子司业。不久，在迩英殿侍讲，授任起居舍人；几个月后拜为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当时朝廷议论在北郊举行祠祭，长久不能决定，武仲建议选用纯阴之月，亲自举行祭祀，如同祭祀神州地祇。升任给事中，又升任礼部侍郎，以宝文阁待制身份出知洪州。他上言说：大中大夫以上担任知州的，若犯杖刑以下的公罪，只停止弹劾其属官；案件审结后，听凭大理寺依照法令办理，这样或许可以使刑罚不涉及贵戚近臣，同时也保全朝廷的体统。于是朝廷将此写入法令。调任宣州，因被列入元祐党籍而获罪，削夺官职，居住池州时去世，享年五十七岁。他所著有《诗书论语说》《金华讲义》以及内外制诏和杂文，共一百多卷。平仲，字毅父，考中进士。元祐年间入选馆阁，随即出任京西路提点刑狱，因党籍之罪被贬为韶州知州，又被责授惠州别驾，安置在英州；后来迁为单州团练副使，居住在饶州。徽宗即位，召回朝廷，任户部员外郎，升任金部郎中，出使陕西，统率鄜延、环庆军，奉行祭祀之事时去世。平仲有史学才能，著有《续世说》，流传于世。朱光庭，字公掞，是河阳偃师人。考中进士，任万年县主簿。范纯仁统帅庆州时，征召他任签书判官。神宗召见他，问是否想再次发动征讨安南的军队，光庭回答说：“希望陛下把他们像禽兽一样畜养。因为南方荒远之地，即使得到土地也无法居住，即使得到百姓也无法役使。能够停止就暂且停止，何必一定要扩充疆土、开辟土地呢？”神宗又问他所治理的是哪部经书，光庭回答说：“我年轻时曾跟随孙复学习《春秋》，但觉得与自己的意趣不合，所以做了签书河阳判官。”吕大防镇守长安时，又征召他任签书判官。哲宗即位，召用司马光，任命光庭为左正言；光庭请求废除提举常平、保甲、青苗等法。他上言说蔡确担任山陵使，却让灵驾先行，作为臣子没有比这更不恭敬的了。又说章惇欺骗蒙蔽、放肆强辩，韩缜怀挟邪心、冒受宠幸，言辞十分激切。光庭评论苏轼参加试馆职时所拟的策问说：“如今想要以仁祖的忠厚为师，却担心百官和各部门不能履行职责，有的甚至流于偷懒；想要效法神考的励精图治，却又担心监司、守令不懂得他的本意，最终流于苛刻。我认为仁宗难以用言语形容的盛大德行，神考有所作为的美善志向，不应被说成偷懒或苛刻。希望给苏轼定罪，以此警戒那些对君主不忠的臣子。” 不久，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相继上疏论列此事。宣仁后说：“详细看这些文章的意思，是针对今天的百官、各部门以及监司、守令而言，并不是讥讽祖宗。”光庭等人才停止议论。河北发生饥荒，诏令光庭前往巡视，打开粮仓赈济饥民；但议论此事的人以损耗多年积存的军粮为理由，光庭于是改任右司员外郎，升任太常少卿，授任侍御史，弹劾蔡确怨恨诽谤的罪行。蔡确被贬为新州别驾，光庭拜为右谏议大夫，升任给事中，请求出任外官，授集贤殿修撰、知亳州，后来又任给事中。刘挚被罢去宰相之职，光庭封还诏令的麻词，因此获罪，被削夺官职，出知亳州。不久，改知潞州，升任集贤院学士。去世后，绍圣年间追贬为郴州别驾。史臣说：“大道广大，往往不能为世所容；正因为不能为世所容，之后才能看出谁是君子。”苏轼凭借雄健的文章和正直的操守，冠绝当世，却屡屡不能为当时所容。李定、舒亶、贾易、赵挺之、黄庆基、董敦逸这一类人诬陷他诽谤讥刺，根本不值得一提。可是光庭这些人，也是世人所谓的君子，竟然也这样做吗？为什么呢？孔子说：“有些人表面是君子，实际上却没有仁德，这话确实可以相信。” 刘安世，字器之，是大名人。他的父亲刘航，字仲通，神宗朝任太仆卿。安世考中进士，调任洺州司法参军，接受征辟，任高阳帅幕，又任河南左军巡判官。他年轻时曾拜司马光为老师。入仕以后，他向司马光请教说：“希望您给我一句话，让我终身奉行。”司马光说：“大概是诚实吧？”安世询问具体内容，司马光说：“从不说妄语开始。”哲宗即位，司马光推荐安世入选馆阁，授任秘书省正字。司马光去世后，宣仁后向吕公著询问谁可以担任台谏官，公著以安世回答，于是授安世右正言。他首先论奏说：自祖宗以来，执政大臣的亲戚子弟从未担任内外显要官职；自王安石执政以后，完全废弃历代圣主的制度，专门任用亲信党羽，只求满足自己的私意。二十年间，廉耻扫地。希望把我的奏章拿给两府大臣看，使他们从今以后振作精神、重新开始。又论奏胡宗愈被授任右丞不符合公议，连续上章二十次，胡宗愈才被罢免。又论奏蔡确、章惇、黄履、邢恕妄图邀取定策之功的罪行，详情记载在《蔡确传》中。台臣李常、盛陶、赵挺之、王彭年因不发言获罪，全部被调出御史台，御史台因此一时空缺。当蔡确尚未被贬时，范纯仁、王存暗中替他申辩，请求从宽免罪；安世弹劾他们，范纯仁和王存都被罢免。

译蔡确已经接到分司的命令，中书舍人彭汝砺、曾肇因设法营救他，也被调任外官。刘安世授起居舍人兼左司谏，升左谏议大夫。当时停止讲筵，又听说宫中在寻找乳母，刘安世上疏说：“陛下正值年少，还没有册立皇后，近来民间喧传正在寻找乳母。臣忝居言官，应当在事情刚有苗头时进谏。伏望皇帝陛下天赐睿智圣明，太皇太后陛下慈爱仁厚、端正和顺，对陛下的保佑已经周全；在天地覆盖之内，没有人不侧耳倾听、擦亮眼睛，期待圣化。然而有人议论说，陛下渐渐疏远先王的经典，逐渐亲近后宫女色。这种声言流传开来，实在会损害圣德。从前帝尧只把天下当作忧患，不敢把帝位当作快乐；成汤不亲近声色，万世传颂。皇帝陛下不可不自我勉励，太皇太后也不可不加以劝勉。希望为了宗庙社稷的大计，清闲宴居时多到经筵听讲，以助长圣学；不要沉溺于所宠爱之人而忘记应当戒惧的事情，那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宣仁后因刘安世的话追究此事，才知道雇乳母的是后宫刘氏。起初，邓温伯起草王珪、蔡确的制书，称赞他们有定策之功；到这时邓温伯任承旨，刘安世论奏他结党邪曲的罪行，于是邓温伯以集贤殿修撰身份提举崇福宫。第二年，刘安世以宝文阁待制任枢密都承旨。当时吕惠卿以光禄卿身份分司西京，刘安世说：“吕惠卿是国家的大蛀虫，应当永远流放到荒远地区。如今突然又恢复他的卿列官位，如果吕惠卿的任命真的实行，将会殃及蔡确；如果重新任用他，章惇一党就会像猬毛一样纷纷兴起。国家难道还能因此获得安宁吗？希望使朝廷内外的群小不能动摇正道。”绍圣初年，章惇入朝任相，刘安世被削职、任南安军知军，又责授少府少监、分司南京；绍圣三年贬为新州别驾，安置英州。当时蔡确的儿子蔡渭多次上书申诉吕大防、刘挚以及刘安世等陷害他的父亲，朝廷委派蔡京等人审究。蔡京想诛灭刘挚、刘安世等人的家族，又把刘安世迁到梅州，但审究没有证据；章惇想把他们全部杀掉以泄私愤，哲宗不准许。徽宗即位，刘安世迁衡州，不久以濮州团练副使身份居住鼎州；接着以集英殿修撰知郓州，又恢复宝文阁待制、知真定府，迁潞州；再次被削职，任沂州知州，贬信阳军；又过三年，除名勒停，羁管峡州，后来恢复直龙图阁，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刘安世最初被提拔进入言路时，准备以母亲年老为由辞职，说：“不能因为闺门内的私事而辞去君主的任命，应当努力。” 等到向南迁徙时，母亲安然地说：“本来就知道事情会这样，而且要告诫安世不要把得失放在心上。”有文集二十卷、《尽言集》和《通鉴音义》十卷。史臣称道：“君子和小人不能同时并立，君子必然厌恶小人，小人也必然忌恨君子，这就是朋党之论兴起的原因。君子不幸被小人离间，如果不能深思远虑，以从容渐进的方式逐步消解小人的势力，反而痛心疾首，只想用口舌争辩来激化形势、改变局面，最终就会造成朋党之祸。元祐年间，朝廷中有很多君子，像刘安世这样忠诚正直已经很充分了，只是他憎恶邪恶过于严厉，反而激起了小人的怨恨。等到章惇得志，毒害士大夫，给国家留下祸患，朋党之祸遍及四海，贤人君子被流放、驱逐，没有留下一个。唉！天下不幸，小人窃取君主的权力，使百姓受到祸害，国家渐渐出现可忧的征兆；那么作为君子，应当寻求战胜小人的方法，不要专门致力于用力争斗，开启那些凶狠而不肖之人的恶心，以加重天下的不幸，这样或许才能有所补救。彭汝砺，字器资，是饶州鄱阳人。年轻时爱好学问，考中进士，名列礼部第一。王安石看到他所著的《诗义》，认为很好，任命他为国子监直讲，升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彭汝砺首先陈述十件事：端正根本、任用人才、治理守令、治理财政、养育百姓、赈济振兴、应对事变、苗役、盐政，以及指出许多人难以谈论的利害问题。” 俞充谄媚奉承宦官王中正，甚至让妻子向他行拜礼，本来不应授任检正，神宗因此罢免俞充，并追问他这些话是从哪里听来的。彭汝砺说：“这不是扩大君主耳目、使其更加明察的办法。”最终也没有奉行诏令。王中正、李宪在边境任职，彭汝砺说：“汉、唐把兵权交给宦官，多导致军事失败。”神宗反驳他，彭汝砺拱手站立不动，等待空隙再次进言，神宗最终改变脸色，任命他为江西转运判官。辞别皇帝时，他又说：“如今不担心没有顺从奉承的臣子，只担心没有进谏诤言的臣子；不担心没有敢于作为的臣子，只担心没有敢于说话的臣子。”神宗察知他的忠诚，慰问晓谕了很久。代任期满回朝后，任京西路提点刑狱。元祐年间，授起居舍人，任中书舍人。吴处厚把蔡确的诗呈进朝廷，谏官们交相上章请求治罪。彭汝砺说：“这是罗织罪名的开端。”并且上疏论列。不久蔡确果然接到贬谪命令，彭汝砺因退还任命文书而获罪，于是罢职、任滁州知州。召回任兵部侍郎，调任刑部。恰逢有重大案件，执政大臣认为可以处死，彭汝砺认为不可杀，与执政意见不同，调任礼部，又调任吏部。绍圣初年，升任尚书。言官说彭汝砺依附刘挚，罢为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又降为待制、知江州，去世，享年五十四岁。彭汝砺居家孝顺友爱，与人很少相合，但有志于行善。平日里他与蔡确志趣不同，蔡确被贬后，他又极力为蔡确辨白。人们因此认为他贤德。所著有《易义》、《诗义》、《奏议》、《诗文》五十卷。

译吕陶，字元钧，是眉州彭山人，后来迁居成都。考中进士，任绵谷县主簿，又考制科，试于秘阁。当时【疑“防”为“方”】王安石刚刚执掌政事，吕陶在对策中有“希望陛下不要被理财的说法迷惑，以此慰藉百姓；不要排斥老成之人的谋略，以此团结公卿；不要兴起边境战事，以此安抚夷狄”的话。策文列入第四等，王安石很不高兴，于是任命他为蜀州通判。当时议论废除永康军，吕陶认为永康处在西山六州的险要关口，不可废除。彭州知州李杞、蒲宗闵以使者身份入蜀，商议榷茶之事，吕陶论说：茶园本来属于百姓缴纳两税的土地，土地不产五谷，只种茶，怎么可以在两税之外另立法令榷取其茶？这样百姓就会困苦。因获罪被责罚为监怀安军商税，任广安军知军，以司门郎中身份召回。哲宗即位，授殿中侍御史，上疏论说蔡确、韩缜、章惇过去辜负先帝，如今又辜负陛下，希望罢免外放以端正朝廷。于是三人相继被罢免。论说保甲、青苗之法，以及坊场、河渡的弊端；对于其他尚未完全蠲除的拖欠，也都予以罢除。又说，如今聚敛财物的危害虽然已经消除，但浮费冗费还没有节制，日后收入不足以供给支出，就难免再次从百姓那里过度征取。希望进一步裁减节省。苏轼撰写策题，朱光庭弹劾苏轼讥讽议论先帝功业，吕陶上奏说：“台谏官是天子的耳目，应当遵循至公之道，不可借助职权来报私怨。苏轼一向憎恨程颐，所以朱光庭替程颐报复怨恨，臣恐怕朋党的弊端会从这里兴起。”升任左司谏，上疏论说韩维援引亲旧，分布在重要而接近朝廷的职位上；当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时，大臣不应这样专横放肆。韩维被调出。御史张舜民请求搁置西夏封册之事，张舜民因此被降职，台谏官上章营救他，吕陶说：“张舜民的意见确实不可实行，却因此受到台谏官攻击。”授京西路转运副使，改任梓州、成都府路转运副使，召回任右司郎中，授起居舍人，升中书舍人，出使契丹回来后，任给事中。哲宗亲政，吕陶上疏说：“太皇太后保佑陛下至今已有九年，陛下深知事情的本末，尊崇并报答她，已经做到极致。然而臣在这个时候，仍然把没有可疑之处当作可疑之处，把不必说的话当作必须说的话，希望陛下听取。自太皇太后垂帘以来，屏退贬黜凶恶奸邪之人，小人不能没有怨恨；万一有人进献奸邪不正的言论，向上迷惑圣听，说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改变政事……” 如今陛下既然亲自处理万机，那么某人可以重新任用，某种政事应当重新实行；这正是治乱的开端、安危的关键，君子和小人的消长【原文句末疑有脱文】全在陛下，是察觉还是不察觉罢了。起初吕陶奉使时，因为宣仁后的梓宫正在停殡，便辞谢不参加辽国的宴饮设置。西府上奏说吕陶没有先请示，授集贤院学士、知陈州。改集贤殿修撰、知梓州。因元祐党籍获罪而被削职，再贬为分司衡州、居住衡州。元符三年大赦，向北回朝，提举玉局观，任卬州知州。恢复集贤殿修撰、知梓州。于是退休，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张舜民，字芸叟，是邠州人。考中进士，任襄乐县令。王安石推行新法，张舜民上书说，新法所谓富民其实使百姓贫困，所谓强内其实使内地削弱，所谓开拓国土其实使国家局促。凭堂堂大国，不应当与小民争利。当时人们都称许他。元丰年间，朝廷正讨伐西夏，五路出兵。环庆帅高遵裕征召他掌管机宜文字。高遵裕战败，张舜民被贬为监郴州酒税，恰逢大赦而获宽免。元祐初年，宰相司马光推荐张舜民，说他才气秀异、刚正敢言，召试后任秘阁校理，授监察御史。他上疏论说西夏强臣争权，戎人之心桀骜不驯，怎么能再给他们爵位和官命，应当出兵问罪。因而牵涉太师文彦博，于是被降为判登闻鼓院。台谏官于是交相上章论列，请求恢复张舜民的职任，没有得到答复。过了一年，任虢州通判，提举秦凤路刑狱。入朝任金部员外郎、秘书少监。出使辽国回来后，授直秘阁、陕西转运使。不久任陕州知州。过了很久，徽宗即位，授谏议大夫。不久任吏部侍郎兼侍读，以龙图阁待制知定州，改任同州。因元祐党籍获罪而削职，任鄂州知州，又责授楚州团练副使，安置商州。共五年后，获准自行选择居住地。多次恢复为集贤殿修撰，退休，后来去世。张舜民年轻时意气慷慨，善于论述政事。他出使辽国时，见耶律延禧为皇太孙，便写了一篇论说，认为他所喜爱的东西是名茶、古画、音乐和美女；将来一定会有像张义潮那样带着十三州归附的事情，应当不到四十年就能看见。自号“浮休居士”，有《画墁集》一百卷。丰稷，字相之，是明州鄞县人。考中进士，任蒙城县主簿，不久升监察御史里行，进言说王安礼不可以任制诰；等王安礼升为翰林学士，又极力进言。授著作佐郎，升吏部员外郎，提点利州路刑狱。哲宗即位，调任成都府路，召回任工部员外郎，升殿中侍御史。上疏说：“陛下的明察足以洞察万事的纲要，却不可任意施用这种明察；陛下的智慧足以应对变故、曲尽事理，却不可任意施用这种智慧。顺从并考察古道，这是二帝成为圣人的原因；效法文王的典章礼法，这是成王成为贤君的原因。偏听会产生奸邪，独任一人会造成混乱，这是古今的大患、帝王深切的戒惧。希望陛下以《洪范》为大龟，以祖宗训诫为宝鉴，在深宫中每有一举一动，都思考怎样使它成为四海的准则；在细毡之上每说一句话，都思考怎样使它成为千载的法则。这样教化自然推行，风俗自然美善，中原既安定，远方夷狄也会归向教化。”升任右司谏，改国子司业、起居舍人、太常少卿、国子祭酒兼侍讲，授刑部侍郎。当时久受雨雪之苦，丰稷上疏说：“自二圣临朝执政以来，朝廷清明，为什么嘉祥还没有到来，反而灾气应验了呢？”

译难道是顺应上天的实际行动还没有做到，侍奉上天的礼仪还不完备，敬畏上天的诚意还没有得到信任吗？难道是宫禁中的臣属有人干预政事吗？上天的道理明察如神，如果没有这些事情，灾变不会凭空发生。希望陛下彰明圣德，敬畏天威，延请询问名臣，全面整顿万事，任用贤能并责成其办事，不接受潜移默化的谗言；实实在在地惠及百姓，不崇尚姑息的政令。言语如春日阳光，行动如祥和之风，内则六亲和睦，朝廷百官和协，下则万民和顺，那么天地之和就会响应，灾异之气也会消除。”以集贤院学士知颍州，调任江宁府，召回任吏部侍郎，出任河南知州，历任真定、颍昌、应天府、湖州、杭州。徽宗即位，以左谏议大夫召回，途中授御史中丞。丰稷首先论奏蔡京的罪行，蔡京被贬；又论章惇误国，章惇被黜。又说宣仁后辅佐哲宗，垂帘听政，斥退小人；等小人重新被任用，便制造诬陷诽谤，如今应当辨明。又说史官修撰《神宗实录》时，竟用王安石《日录》扰乱史实；如今重修《神宗实录》，希望选择史臣，加以申诫，完成史书。又多次上疏谈论近习的过失。当时【疑“防”为“方”】曾布由宦官进荐，将要拜相，丰稷对台属说：“为什么不共同论奏这件事？” 升任工部尚书，曾布于是任相；调任礼部，以枢密直学士身份知苏州，改知越州。蔡京任相后，丰稷降为宝文阁待制，不久被夺职，任常州知州，贬为海州团练副使，安置睦州，迁道州别驾，居住台州；又被除名，迁建州，徙婺州，提举明道宫，去世，享年七十五岁。王觌，字明叟，是泰州人。考中进士，任秀州司户参军。神宗时，任太仆寺丞。哲宗即位，调太常丞，升右正言、右司谏。首先陈述了解识人才、安定百姓的方法。他论述差役法说：“司马光所说的差役法大意已经很好了，只是具体条目还有小的不足。” 章惇既然与我同列为执政，在应当共同议论时不能竭尽忠心加以论辨，却等事情实行以后，才说它不便，他怀藏奸心、行事诡诈到了这种地步。王觌于是极力论说章惇一党的四个人，都是结交邪党、危害正直之人。他连续上章数十次，章惇因此被罢免。西夏国主干顺继位后，傲慢而不恭敬。王觌说：“小小羌人凶狠狡诈，是在窥探我们厌恶用兵。如今的计策是训练士卒、储备粮食，并非不能进攻，也并非不能防守。”哲宗认为他说得对。洮东擒获大酋鬼章，王觌上奏说：“先前听说朝廷想留下鬼章、招抚接纳他的儿子，臣私下认为这不是好计策。老羌虽然被擒，他的儿子仍像原来一样统率部众。臣认为不如赦免他，把他安置在洮城、秦州和雍州之间；这不只是表示圣朝能够包容，也是用来瓦解其党羽的方法。”王觌担心朋党之弊，当时学士院发布策题考试馆职，言事官论说题目失当，而执政大臣的意见又不相同。王觌说：“希望陛下暂且不管众人的议论，只把所撰策题详细考察，那么是非立即就能看清。至于彼此同意或不同意的原因，不值得考察。陛下如果把同异的原因全都考察，深入追究嫌疑的迹象，那么两边就会分裂，朋党之论也会兴起。学士院奉命撰写诏词是否失当，有罪还是无罪，都是小事。” 使士大夫背上朋党的名声，才是大祸患。凡是小人想陷害君子，必定先给他安上朋党的罪名；这样君子就可以被全部清除，而小人便能得志。如今朝廷清明，贤能之士汇聚，不可因小事产生大祸患，这是陛下应当谨慎的。任右司郎官，升侍御史，授谏议大夫。胡宗愈授任右丞，王觌论说他的过失，于是胡宗愈被罢免。出任润州知州，加直龙图阁，任苏州知州，升发运使。入朝任刑部侍郎，改任户部。绍圣初年，授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调河阳，贬为少府少监、分司南京、居住袁州；再次贬为鼎州团练副使，安置澧州。徽宗即位，起用为永兴军知军，授工部侍郎，升御史中丞，论奏章惇的罪行。改元诏书下达，王觌说：“建中的名义虽然取自皇极，但却重复沿用了前代的年号，请求以唐德宗为戒。”调任翰林学士，上疏论说神宗在前面制定法令，子孙在后面守行，这固然不可丧失；至于时代不同、事情有异，按道理必须有所损益，这也是神宗对祖宗法度有所损益。王觌认为，理财的根本在于节俭。他曾上疏论述此事，当时朝廷因边防经费不足而出卖爵位，王觌极力指出其中弊端，认为如今无穷无尽的费用正在西部边境，与其施行卖爵的权宜之计，不如削减费用。” 以龙图阁学士身份知润州，调任海州，不久被削职，任宫观祠禄官。又因弹劾章惇获罪，除名勒停，安置临江军，去世，享年六十八岁。《东都事略》卷九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