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事略卷七十九

译《东都事略》卷八十，宋王称撰，列传六十三 陈升之，字阳叔，建州建阳人。考中进士，任校书郎、南安县知县，调任汉阳军知军。任监察御史时，张尧佐凭后宫亲属的身份任三司使，升之说这样不可以，张尧佐于是改任宣徽使、景灵宫使。升之再次说这样不可以，并且说：“已经形成的任命，虽然不能因为臣的缘故追夺，但从今以后愿以天宝年间的事为鉴，防止和杜绝这种空隙。”升之也曾进言论事，但立论并不坚定。改任侍御史知杂事，任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瀛州知州。升任龙图阁直学士、真定府知府。召任知谏院。宰相文彦博多次请求罢去宰相职务，升之等担心枢密使贾昌朝再次任相，于是上疏揭发他交通女谒的罪行，贾昌朝也因此被罢职。四年，升任枢密直学士、开封府知府。改任右谏议大夫，任枢密副使。台谏官唐介、吕诲、赵抃、王陶说升之结交宦官，企图取得执掌大权的任职。升之于是居家请求罢职。仁宗亲自下诏召他出任，唐介等人也闭门待罪。仁宗于是将双方都罢免。升之以资政殿学士身份任定州知州，调任太原府。治平二年，任陕西安抚使，再任枢密副使。因为母亲年老，请求任职于便利的州郡，授观文殿学士、尚书左丞，任越州知州，调任大名府知府。于是任知枢密院事，与王安石共同主持制置三司条例司。熙宁二年，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升之为人深沉而多谋，善于迎合取巧以求取富贵。他起初做小吏时，在淮南与王安石相遇，安石非常器重他。升之在枢密院任职时，王安石也执掌政事，多次变更旧制度，便引荐升之共同办事。升之心里知道那些做法不对，却竭力赞助，因此比王安石先任宰相。任相后，他说：“制置三司条例司很难署名，臣身为宰相，没有什么不统辖的；所掌管的事务，怎么能称作‘司’呢？”安石说：“‘司’是臣下之道，人臣本来就可以这样称呼。”升之说：“现在的各有司，都是掌管一项职务的名称，不适合执政大臣称用。”安石说：“古代的六卿，就是现在的执政，有司马、司徒、司空，各自作为一项职务的名称，这对道理有什么妨害？三公本来没有具体官职，以六卿作为官职；周公以三公兼任冢宰，大概其他三公有的任司马，有的任司徒，有的任司空。” 古代的三公，就像现在的三师；古代的六卿，就像现在的两府。宰相虽然无所不统辖，但也不过如同古代的冢宰罢了。冢宰掌管国家治理，至于国家的教化、政务、礼制、刑法、事务，即使冢宰也分别掌管其中的一部分。”升之说：“如果称制置百司条例还可以，但如今称制置三司一官条例就不可以。”神宗对安石说：“你一个人独自负责可以吗？”安石请求任用韩绛，神宗才同意。升之免去条例司职务。升之当时稍微表示不同意见，表面上好像没有和安石完全相同，天下人却称升之为“筌相”。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使。契丹派萧禧来讨论河东地界，他理屈词穷，躺在都亭驿不敢回去。升之说：“供应饮食、安排馆舍都有固定礼制，超过期限还曲意留住他，应当立即加以裁抑。”萧禧惭愧沮丧，于是离去。因脚病请求罢职，任镇江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扬州，封秀国公。请求告老，以原有官职退休。去世，终年六十九岁。追赠太保、中书令，谥号成肃。当初，升之的母亲窦氏怀孕到秋季最后一个月才足月，父亲俨擅长推算，算得九日为吉日，升之正好在这天出生，所以取名为“从九”，从“日”字取义。升之直到神宗即位时，才改用他的字作为名字。王珪，字禹玉，成都华阳人。后来迁家到开封。父亲王凖，任太常博士、秘阁校理。王珪年轻时喜好学习，每天诵读数千字。长大后，广泛通晓群书。考中进士，廷试第二名，任大理评事、扬州通判。召试学士院，升任太子中允、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改任右正言、知制诰。他的文章典雅华美，有西汉文章的风格。嘉祐初年，诏令把三位皇帝一同配享郊祀；温成皇后在城南立庙，祭祀用的牲畜、币帛、灌鬯献礼、登歌和乐舞，都同太庙一样。王珪说：“三位皇后一起配享，是想用来表达孝心，却亵渎了祭享上帝的礼制；后宫设庙，是想扩大恩典，却僭越了祭享先亲的礼制。”于是郊祀改为太祖专门配享，并把温成庙改为在相近世次举行祭享。郊祀、宗庙堂上升歌时有节鼓，却没有柷敔。王珪说：“柷敔是用来表明音乐开始和结束的，八音怎么能有所缺少？”希望诏令有关部门考察古制，增加并确定下来。这一年，明堂开始设置柷敔，废除节鼓而使用搏拊，以完备八音。仁宗把英宗立为皇子，王珪应当起草诏书。第二天，他请求在崇政殿获召问对，说：“天下盼望册立皇子已经很久了，果真是出自陛下的意思吗？” 仁宗说：“朕的主意已经决定了。”王珪拜了两拜祝贺说：“陛下确实能替宗庙社稷考虑，这是天下的福气。”于是退下起草诏书。英宗即位，诏令王珪撰写仁宗的谥号。王珪说：“古代身份低的人不能给身份高的人作诔辞，地位卑下的人不能给长辈作诔辞，天子由上天称述其功德。想要考察旧典，应先在郊祀时请示。”于是成为定制。仁宗配祀太庙后，王珪依据严父配天的义理，请求让仁宗专门配享明堂。第二年小祥，礼官说应在十月举行太庙祫祭，但三年丧制尚未结束，应当举行时享。服丧期满除服后，又请求举行禘祭。王珪说：“神主配祔太庙时已经举行过告祭，为什么除服后还要再次举行馈食祭呢？”诏令讨论濮安懿王的礼典，王珪与礼官共同上奏，认为应依照先朝封赠的期限，尊称为皇伯濮安懿王，三位夫人应当封为大国夫人。执政不以为然，后来三位夫人最终都如王珪所议得到封号。授端明殿学士，升任翰林学士承旨。熙宁元年，适逢郊祀，神宗疑惑是否应居亮闇之丧。王珪说：“《王制》规定，服丧三年不祭祀，只有祭天地、社稷时可以越过丧服之绳行事，不敢因为卑下的丧礼而废止尊贵的祭祀。真宗服明德皇后的丧，已经按月数更替而除服，第二年便祭享太庙，在圜丘祭祀天地。”

译请依照旧例办理；凡是服冕、车辂、仪仗器物和音乐等有关侍奉神明的事项，都不应废止。神宗听从了。熙宁三年，授参知政事。熙宁九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元丰二年，以官阶换授官职。王珪当时任礼部侍郎，按规定应任正议大夫，却越级授任银青光禄大夫，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王珪曾推荐张璪而未被采用，说：“臣身为宰相，已经三次推荐张璪，却不见任用，这是臣失职，请求罢职。”神宗高兴地说：“宰相就应当这样。”神宗想让内侍李宪主持军队事务，王珪上奏说这不是祖宗旧例，陛下难道只不鉴戒汉唐的祸乱吗？元丰五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蔡确为右仆射。当初神宗已经推行新官制，先对执政说：“官制将要施行，我想新旧人物都任用。”又说：“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当时王珪、蔡确相互对视，面色失常，王珪非常忧虑，不知怎么办。蔡确说：“陛下很久以来想收复灵武，您如果能承担这个责任，宰相之位就可以保住。”王珪高兴地向他道谢，从此西路军深入进攻。灵武之战，死者十多万人。大概自从西部边境用兵以来，神宗常持浅攻的主张，即使一胜一负，也还不至于造成大量伤亡。至于西部边境的将帅熟知军事，也没有谁肯主张深入进攻；如果不是王珪、蔡确没有担任过外任、不熟悉边事，也不敢提出这个主张。神宗身体不适，王珪上奏请求册立皇太子，请皇太后暂时共同听政，等圣体康复后再恢复旧制。神宗首先表示同意。皇太子册立后不久，神宗去世，哲宗即位，王珪升任金紫光禄大夫，封岐国公，死于任上，追赠太师，谥号文恭。绍圣四年，章惇上奏说，神宗病重之际，中丞黄履和吉大臣上奏请求建立储嗣，王珪曾对李清臣说：“这是他们家的事，外廷不应参与。”邢恕又诱使高遵裕的儿子士京上书，说王珪在元丰末年奉命时，曾招来他的兄长士充，向高遵裕询问册立储嗣的意图，高遵裕愤怒地斥责儿子不要再去。到讨论册立储嗣时，王珪起初没有说话，蔡确和章惇共同责问他，王珪才说：“皇上自己有儿子，有什么可议论的？”朝廷以此作为王珪的罪名，追贬为万安军司户参军。元符三年，他的儿子仲脩申诉父亲冤屈，于是全部恢复原有官职和赠谥。蔡京掌权后，认为王珪对君主不忠，把他列入党籍。后来因接受八宝赦令而从党籍中除名。王珪有文集一百卷，号称《华阳集》。史臣评论说：“王珪任宰相，随时俯仰应变，与蔡确相互勾结，阻挠司马光，并发动西路军的战事，这是可以治罪的。王珪死后被章惇陷害，诬称他对君主不忠，追贬为散秩，这却不是他的罪过。后来章惇在帘前提出异议，也被认为对君主不忠，遭到贬谪。人的吉凶，就像形影和回声一样相随，怎么能不引以为戒呢！”蔡确，字持正，泉州晋江人。为人有智谋，年轻时考中进士，任邠州司理参军，调任繁昌县令，改任著作佐郎、阌乡县知县。韩维任开封府尹时，奏请任他为巡官。后来开封府尹责令蔡确入庭参见，蔡确说：“藩镇征辟任用属官才有这种礼节；如今在京城与众人一同侍奉君主，即使旧例有此规定，也不能适用。”开封府尹不能使他屈服。神宗听说后嘉奖他。一天台官有空缺，执政奏请任命官员，神宗说：“只任用那个不肯在台阶下拜见开封府尹的人。”于是授任监察御史里行。王韶开拓熙河，费用没有限度，郭逵上奏说王韶盗用借支的官钱，诏令杜纯推究审理。杜纯如实上奏，宰相王安石大怒，再派蔡确到秦州审讯，蔡确迎合王安石的意旨，郭逵、杜纯都因此获罪受谴。王安石高兴，升蔡确为直集贤院，授御史知杂事。诏令裁定渭州运河以及黄河疏浚、川杷利弊，蔡确支持范子渊而压制熊本。熊本被罢知制诰，蔡确于是代替熊本任知制诰、知谏院。三司使沈括因论述免役之事到吴充那里，蔡确说：“沈括是近臣，看到朝廷法令有不便之处，不公开说明，却暗中用异议迎合执政的意旨。王安石罢相后，大臣对法令有所更改，他正好把这当作结交朋党的资本罢了。”沈括因此获罪，出任宣州知州。蔡确又弹劾宣徽使郭逵经办安南事务时拖延阻挠，不能立即平定贼寇；天章阁待制赵禼处置刍粮失当；观文殿学士王韶任洪州知州时的谢表中有虚妄的自我洗白之辞，把过错归给皇上；又论说陈绎污秽丑陋、结党依附，不适合任侍从。于是郭逵以左卫将军身份被安置，赵禼降职，王韶削职任鄂州知州，陈绎被罢知制诰。蔡确更加把弹劾攻击当作自己的职责。当初，相州有盗贼劫掠杀人，州府判处死刑，大理寺认为相州断案正确，刑部依据新法援引案件要求改判减等，双方正在争论，尚未决定。皇城司上奏说有人在审理案件时枉法，诏令御史中丞邓润甫、监察御史上官均审理此案；又下诏派蔡确到御史台共同审理。邓润甫、上官均想在皇帝面前辨明案情，蔡确却独自锻炼罗织案情，邓润甫、上官均上奏说蔡确拷掠审讯过度，人人都被迫诬服；蔡确立即弹劾二人结党有罪，请求驱逐他们。他又任用残酷凶暴的吏员，每天把各个囚犯像传唤使者一样带来审问。囚犯陈述冤屈的，便动辄加以苦辱。神宗派谏官黄履、内侍李舜举复审。囚犯不知道他们是奉诏使者，没有人敢说一句话。与此案情况不同的人，都被定罪。邓润甫、上官均也都被外放。蔡确于是代替邓润甫任御史中丞，兼直学士院。太学生虞蕃控告学官，蔡确与舒亶审理此案。蔡确于是弹劾参知政事元绛，说他为族孙伯虎向学官私下祈祷。孙谔、叶唐懿补任内舍生，孙谔、叶唐懿因此获罪被贬。元绛被罢去政事，蔡确于是代替元绛任参知政事。人们说他任知制诰、任御史中丞、任参知政事，都是靠制造案件夺取他人的职位。于是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当时富弼在西京，上书说蔡确是小人，不应重用。蔡确任宰相后，多次制造罗织罪名的案件，士大夫们都战战兢兢地站立。神宗曾当面对蔡确称赞邢恕，说他久在馆阁，应当升迁。蔡确表示不可，神宗没有理会。蔡确很有机巧，退朝后立即把邢恕升为著作郎。从此邢恕成为蔡确的党羽。神宗身体不适，后来稍有好转，将要临御殿堂时病情又发作。蔡确让邢恕把皇太后的侄子公绘、公纪请到东府，再让他们去见邢恕。

译邢恕说：“我家有一株桃树，开着白花，可以治愈君主的疾病，幸好请留下来看一看。”进入中庭后，却是红桃花。公绘等惊问：“白花在哪里？”邢恕拉住二人的手说：“右相命令我布置心腹。皇上的病还没有减轻，延安郡王的储位应当尽早议定。雍王、曹王都是贤王。”公绘等害怕地说：“你想祸害我们家，我们直接走。”邢恕又去问蔡确，说：“皇上的病再次发作，外廷却不知道，宫禁之中必然有变故，而且有大臣在内外勾连。您身为宰相，却不知道皇上的一次起居情况；有一天只要一张纸，指定某人为继承人，您就不知死在什么地方。您自己估量一下，您在朝廷有功德吗？天下士大夫平素归心于您吗？”蔡确惊恐地说：“那该怎么办？”邢恕慢慢说：“皇上身体不适，您如果能办成册立储君这件事，就会像泰山一样安稳。但今天册立储君不同于往日，应当有所准备。”蔡确问：“怎么准备？”邢恕说：“应当让知开封府蔡京统领侩子，等待外面的变故。您只管以问疾为名入宫，如果有大臣提出异议，就叫蔡京带侩子把他杀掉。只可以让章惇知道，韩缜以下的人都不能让他们知道。”蔡确惭愧致谢，对邢恕说：“你去见子厚谋划吧，章惇当时任门下侍郎。” 邢恕见到章惇，把对蔡确说的话告诉了他。蔡确于是约左相王珪、知枢密院韩缜和章惇等人一同入宫问疾。到了政事堂，蔡确、章惇议论纷纷。王珪慢慢说：“皇上自己有儿子。”蔡确、章惇无法发动事情。入福宁殿对答时，王珪上奏请求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请皇太后暂时共同听政，神宗同意了。太后在帘后哭着说：“宰相们能这样做，非常好。”她抚摸哲宗说：“孩子很孝顺，自从皇帝服药以来就不离左右，还亲自抄写佛经，希望皇帝早日安康。”王珪等人出来，在殿门外遇到雍王、曹王，章惇厉声说：“皇上已经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了。”二王说：“天下真是幸运。”蔡确、章惇出了宫禁，没有发生其他事情。蔡京于是遣散侩子。神宗驾崩，哲宗即位，蔡确升任通议大夫。王珪去世，蔡确代替他任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充任山陵使；因仁宗神主祔庙，升正议大夫。言官攻击他的罪恶，蔡确感到不安，于是请求退位，授观文殿大学士、陈州知州。弟弟蔡硕任军器少监，因贪赃获罪，蔡确因故意放纵而获罪，被夺职，任安州知州，调邓州，恢复观文殿学士。此时汉阳军知军吴处厚上奏说，蔡确在安州作诗，借郝处俊的事讥讽诋毁君主。太皇太后诏令蔡确详细剖析说明。蔡确上奏说：“臣在安州时，州中有涢溪，旧日有郝处俊钓台。臣因此感叹他的忠直，把这些写入诗句。臣僚说臣讥讽诋毁君主和亲属，这是最为严厉的指责。郝处俊是唐代的直臣，上元年间，高宗曾命他的儿子周王等分成朋党角胜取乐，后来又想把皇位传给武后，这些事都被郝处俊据理议论而改变。因此臣的诗是因感叹他有敢于进言的正直气节。如今臣僚认为臣讥讽诋毁，诬陷之处显而易见。伏望太皇太后以皇帝祖母的身份垂帘听政，却无缘无故引用唐高宗想把帝位让给皇后的事情，反而亵渎圣听。如此论断，究竟谁是最大的不恭，谁说了不该说的话？”于是降为光禄卿，分司南司。台谏傅尧俞、朱光庭、梁焘、范祖禹、刘安世议论蔡确怨恨诽谤、言语不道，是人臣所不忍听闻的。查考蔡确与章惇、黄履、邢恕在元丰末年结为死党，蔡确、章惇执政，在内廷倡导此事；黄履任中丞，与他的同僚在外廷附和；邢恕处于中间往来传递。他们自称皇帝继位有他们定策之功。因此蔡确桀骜凶狠、刚愎自用，毫无畏惧。如果不尽早辨明事实、解除天下人的疑惑，恐怕年月渐久，邪说得以流行，离间两宫，损伤慈亲孝子的关系。于是宣仁太后对辅臣说：“皇帝是神宗的长子，儿子继承父亲的事业，本来就是分内之事。昨天神宗服药已经很久了，曾因宰执入宫对答，我把皇子亲手抄写的佛经给大家看，当时众人中只有首相王珪上奏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其余人都没有说话。蔡确有什么定策之功？”又降蔡确为英州别驾，安置于新州，死在贬所，终年五十七岁。第二年章惇任宰相，追复蔡确观文殿学士；黄履再次任中丞，与言官来之邵、张商英、刘拯议论蔡确是先朝顾命大臣，应当全部恢复官爵和恩典，于是追赠太师，谥号忠怀，又追封成国公、卫国公。蔡京专权，自称与蔡确有同样的功劳，于是让蔡确配享哲宗庙庭，御书“元丰受遗定策殊勋宰臣蔡确之墓”，赐给蔡家。后来蔡京收用蔡确的儿子蔡渭，称说他父亲有定策之功，不久蔡渭改名为蔡懋。宣和年间，任同知枢密院，追赠蔡确清源郡王，赐御制蔡确传，立石碑于墓前，蔡氏一门的贵显震动当世。靖康二年，天子即位第二天，有诏辨明宣仁圣烈皇后的诬谤，命国史院搜集事实编修刊行，向天下公布。蔡确追贬为武泰军节度副使，蔡懋为单州团练副使，安置于英州。史臣评论说：“自古以来拥有天下的人，必定把帝位传给儿子。自禹以来，没有不是如此的。不幸在当代君主临终遗命之际，大臣有接受遗命、辅佐政务的，这也是事理所必然的。可是小人处在这种时候，竟说自己有定策之功，这可以吗？唉！神宗把帝位传给儿子、宣仁太后拥立皇孙，难道还有什么不同意见吗？蔡确竟敢贪取上天的功劳，竟敢以臣子的身份诬陷君主吗？考察他的奸邪凶恶，应该传播他的罪恶，以正典刑；却反而因为诗歌之罪把他流放，最终死在岭南，从而开启了后来的祸患。诬陷牵累宣仁太后，前后近三十年，逐渐造成大乱才停止。这也许是国家的不幸吧。” 《东都事略》卷八十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