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事略卷六十四

译《东都事略》卷六十五，宋王称撰，列传第四十八 贾昌朝，字子明，是真定人。他的曾祖父贾纬任史官，官至给事中，《五代史》中有他的传记。天禧元年，贾昌朝向朝廷进献文章，召试后授任晋陵县主簿、国子监说书。当时孙奭主管国子监，一见他就认为他将来可以任宰相。景祐元年，朝廷最初设置崇政殿说书一职，授给贾昌朝；天章阁侍讲也从贾昌朝开始。在经筵讲说时，他很善于阐释，仁宗经常向他询问，他都记录下来，加以删改润色后进呈。仁宗赐阁名为迩英，并延请他参与二阁记注录的编纂。太平兴国寺发生火灾，贾昌朝以《易》和《春秋》进献规戒，趁机说近年寺观屡遭灾害，有些地方可以不必修缮，以符合陛下敬畏天威、爱惜民力的心意。西域僧人带着佛骨和铜像来进献，贾昌朝请求增加赏赐并遣送他们回去，不要把他们所献之物展示给外界，仁宗都听从了。历任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铨。铨选法规定，县令奉钱满一万二千才举荐为县令；贾昌朝认为如果法律这样规定，小县最终将不能得到善于治理的人，于是请求不论县大小一概举荐县令，并给予如大县县令一样的俸禄。他代理开封府知府，任御史中丞。刘平、石元孙陷于西夏，有人诬告他们打算投降，朝廷要逮捕他们的家族，贾昌朝说：‘汉朝杀死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女，李陵没有回来，汉朝后来又后悔了。’ 真宗安抚王继忠的家属，后来还依靠王继忠的力量，而且刘平、石元孙的事情本来还不能确定，于是最终没有逮捕他们的家属。”侍讲林瑀根据天子即位的年月附会《易》数推算吉凶，贾昌朝上疏请求将他逐出朝廷。起初元昊反叛时，贾昌朝请求减少不急需的费用，诏令他与三司共同商议，每年节省缗钱一百万。又提出对待夷狄的六件事，当时都采用了他的策略。庆历三年，任参知政事。四年，任枢密使。五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任职两个月，授昭文馆大学士。元昊归顺后，石元孙建议赐死，只有贾昌朝说：‘自古以来，将帅被俘大多没有被处死。’石元孙因此得以不死。宋朝建立以来，御试制科举人没有第三等，只有吴育为第三等，其余都是第四等，但都算及第。天圣六年开始恢复设置制科，中选者不过一两人，但几年之后就会成为显贵官员。贾昌朝建议废除制科，吴育不同意，两人都在皇帝面前争论，因此产生嫌隙。于是诏令从今以后参加制科考试的人不许自行投递牒文，一律由两制官举荐。吴育多次和贾昌朝争论，议论此事的人不认为贾昌朝正直。高若讷任御史中丞，于是说大臣在朝廷争论使朝政不严肃，所以雨水不能按时降下。吴育被罢免后，贾昌朝也被授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兼判大名府。起初，张贵妃被封为贵人，贾氏的母亲在宫禁中抚养她；张贵妃受到宠幸后，当时贾氏在宫中掌权，称为贾夫人，而贾昌朝把她当作姑母侍奉，称她为贾姑姑。当时台谏官议论她奸邪，近侍中有人进见回答说：‘近来台谏官所说的事情真假各半，像贾姑姑的事，哪里有这样的事呢？’仁宗沉默了很久，说：‘贾氏确实曾经推荐过贾昌朝。’王则在贝州反叛，贾昌朝派部将前往讨伐，事情平定后，调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封安国公。黄河在商胡决口，连续多年又遇饥荒和疫病，百姓很多流离逃散，贾昌朝救活的人非常多。调任郑州，后来被挽留任观文殿大学士，判都省。观文殿设置大学士一职，从此开始。请求到外地任职，又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兼任右仆射、侍中，判郑州。他辞去仆射、侍中之职，于是改任同平章事。因母亲去世离职，召回在经筵应对，命他讲解《易》，出任许州知州，调任大名。他再次请求修复黄河故道，中书省商议把河流归入六塔，贾昌朝极力争辩不止。后来黄河果然无法堵塞，朝廷赈济救助河边遭受水灾的百姓，救活的人很多。宦官刘恢往来于黄河岸边，说黄河在赵征村决口，而‘赵征’的姓名与皇帝名讳相近，是不祥之兆，当时人都说这是贾昌朝指使的，用来动摇执掌国政的人。嘉祐元年，封许国公，召任枢密使，仍任同平章事。三年，谏官、御史说贾昌朝另设客位来接待宦官，又有宦官假传诏令释放罪人却不予治罪，于是贾昌朝被罢免，任镇安军节度使兼侍中、景灵宫使，又出任许州知州，改任镇保平军节度使，调任大名。英宗即位，改任凤翔节度使，加授左仆射，进封魏国公，调任许州。因疾病请求解除将相职务，又任右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判都省。去世时六十八岁，追赠司空兼侍中，谥号文元。贾昌朝博学，善于议论；等到受到重用后，却不被正直之士所支持，并且多次有人攻击他结交宫人和宦官。他有文集、奏议各二十卷，《通纪》八十卷，《本朝时令》十二卷，《群书音辨》十卷。他有儿子贾炎，徽宗时任工部侍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史臣称道：‘我从各位公卿长者那里听说，当初贾昌朝初次拜见孙奭时，孙奭把唐代的路隋、隋代的韦处厚的传记拿给他看，对贾昌朝说：“你知道这里面的意思吗？你将来如果凭借儒术做宰相，正应当像这样。”世人都认为孙奭善于识人，然而两人的爵位固然相似，他们的邪正却相差很远。看来识人的困难，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啊。’ 宋庠，字公序，是开封府雍丘人。考中进士，在开封府试、礼部试中都列第一。他和弟弟宋祁同时有名，学者以诗赋为师法，称他们为‘二宋’。起初任大理评事、同判襄州，升任直史馆，修撰起居注，升任右正言。郭皇后被废时，宋庠和各位谏官伏在阁下极力争辩，因而获罪罚金。景祐元年，任知制诰。当时制举人与武举人混合考试，宋庠建议设置六科以选拔天下奇异之士，应当分别设立等级，准备酒食礼遇他们。武举人另行考试，仁宗采纳了他的请求。景祐五年，仁宗想任命他为同知枢密院事，但按照旧例没有从知制诰直接任命的，于是召入翰林任学士，而让他的弟弟宋祁任知制诰。宝元二年，任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仁宗对他十分宠信，宰相吕夷简却不高兴。当时范仲淹在延安，焚烧元昊的国书而没有上报，反而以私人书信答复，事情传到朝廷，群臣共同议论。吕夷简错误地认为范仲淹不该这样，宋庠相信了他，急忙在皇帝面前请求斩杀范仲淹。吕夷简后来慢慢为范仲淹求情。当时郑戬任枢密副使，叶清臣任三司使，都是宋庠同年考中的进士，有人诬告他们结成朋党，于是全都被逐出朝廷。宋庠任扬州知州，加资政殿学士，调任郓州。

译庆历五年，宋庠再次任参知政事。仁宗到资政殿，召两府大臣来亲自询问时事，只有宋庠进言说：‘两汉回答皇帝策问，本来都是召请隐居山林、出身草野的人；我们身为大臣，却被当作卑贱之士一样对待，这不是尊重朝廷的办法。’于是请求把事情交回中书省共同商议，皇帝下诏采纳。后来仁宗又亲自下诏询问两府时事，两府都推举宋庠回答。庆历八年，以工部侍郎身份充任枢密使。皇祐元年，任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升任工部尚书。三年，宋祁的儿子和越国夫人张氏的门客张彦方交游，而张彦方伪造敕牒替人补授官职，被判处死刑。御史上奏说宋庠不能约束子弟，又说宋庠在政府任职没有建树，于是罢为刑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任河南府知府，调任许州、河阳。嘉祐三年，任枢密使、同平章事，封莒国公。他与枢密副使程戡不和，程戡被罢免后，御史又说宋庠年老昏聩，于是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身份判郑州，调任武宁军，改任相州。英宗即位，封郑国公，任景灵宫使，出任亳州知州。宋庠所到之处都以安定为治理原则，晚年偏信宠爱幼子，颇受舆论非议。到这时，御史有人进言，不要让宋庠的儿子随他任官。英宗说：‘宋庠已经老了，为什么不让他的儿子跟随他呢？’宋庠请求告老，以司空身份退休，去世时七十一岁，追赠太尉兼侍中，谥号元宪。宋庠本性节俭简朴，不喜欢声色，直到老年仍读书不倦。他起初名叫宋郊，李淑在翰林院任职时，因应对时对仁宗说：‘宋郊这个姓与国号相同，名字又符合祭祀上天之意，不吉祥。’仁宗把这件事告诉他，替他改了名字。宋祁，字子京，和哥哥宋庠一同参加礼部考试。当时有人暗中改动正奏名次，起初宋祁列为第一。章献皇后说：‘弟弟可以排在哥哥前面吗？’于是把宋郊列为第一，宋祁列为第十。兄弟之间友爱非常深厚。起初脱去布衣入仕，授任复州军事推官。任期届满回朝后，任国子监直讲，升任太常礼院，修撰起居注。陕西用兵，军费日益紧迫。宋祁上疏说：‘军队以粮食为根本，粮食以财货为依托，这确实是圣人用来统一天下、归拢民心的工具。取之于天下，用之于天下，量入为出，所以天子不应把它据为私有。如今左藏没有多年积存的钱，太仓没有可供三年使用的储粮，南方冶炼铜的资源匮乏而不能开采。天下太平到这种程度，已经自行困敝，为什么呢？实在是由于征取过多，使用没有节制。如今朝廷有三种冗员、三种费用。什么叫三冗？天下官职有定额，官员却没有限定人数，这是第一冗；天下厢军不能作战，却消耗衣粮，这是第二冗；僧道日益增多而没有确定数额，这是第三冗。三冗不除，就不能治理国家。请从今天开始规定：僧道中已经受戒并具备资格的，暂且照旧；寺观中作为徒弟的人，都还俗归民，不再每年剃度。今后，州县寺观保留多少处，僧道限定多少人，都应确定数额，不得超过。’ 这样一项措施实行后，可以得到五十万名农夫，那么第一种冗员就除去了。天下厢军不选择体弱矮小的人，便把他们刺字编入军籍，只是想让他们供给劳役；他们本来就不懂军事，却还要每月耗费廪粮、每年耗费库帛，几口之家不能自我养活，于是彼此牵连逃亡藏匿，转而成为盗贼的数目多得无法计算。朝廷每有劳役，就另外登记农民来承担劳作；假如可以驱使厢军服役，却又另发口粮，重新赏赐钱帛，这样广泛招募并没有好处。请停止天下招募厢军，已经入籍的人允许服役终身。这样，中下等人家就都能从事农桑，又可以得到几十万名有力耕作的人，那么第二种冗员就除去了。国家的郡县本来有一定的官员名额，假如以十人为定额，通常增加两成，那么即使升迁、调任、获罪、贬谪，也足以不缺人。如今却不是这样，一个官职还没有空缺，十个人就争相追逐，穿朱衣的官员遍布道路，佩紫绶的官员成片成林。州县的土地并没有比过去扩大，官员却是过去的五倍；这样，吏员不能苟且进身，官职也不能滥加授予。请诏令三班审官院和各司流内铨，明确制定限定员额，作为固定制度；在这些门类和规定之外，贡举各科也实际设置选拔限额，稍微致力于择取人才，等到官职有空缺时，按照员额补充官吏，那么第三种冗员就除去了。什么叫三费？第一是道场斋醮，没有一天不举行，供给费用无法计算，却都以祝皇帝长寿、奉祀祖先、为百姓祈福为名，并命令臣下不得提出异议。臣愚昧地认为，陛下上则侍奉天地宗庙，次则侍奉社稷百神，醴酪、粢盛、牺牲、玉帛等祭品，由有关官署整肃衣冠奉行祭祀，按时献上，已经足以使天帝彰明陛下的德行，使百姓得到众多福祉。何必举行道场斋醮，希求琐细的回报呢？这只是国家抱持虚妄来考察祥瑞，小人借神灵之名欺骗国家以谋利罢了。应当保留那些确实不能罢除的，略微依照本教举行熏修，这样第一种费用就可以节省了。第二是京师的寺观，有的设置许多徒卒，有的增置官吏，供给的衣粮是其他地方的三倍。帐幕称为供养，田产称为常住，不服徭役，坐享斋名；又另外修筑神祠，争相修建塔庙，全都说不花费官库钱财而使用民间财物，这实在是最严重的欺骗皇上的行为。百姓的财物藏在国家，国家的财物藏在百姓，钱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而是由土地生产；劳役不能驱使鬼神，而要靠人来承担。舍弃国家而取用百姓，两方面的伤害是一样的。请全部罢除这些，那么第二种费用就节省了。第三是使相、节度使不隶属于藩镇要地，贪取公用钱财来救济私家。考察节度使、使相设置的本意，有的应当驻守边镇，有的应当统率军队驻屯，设置公用钱财，是为了慰劳众人、供养军队。如今却不是这样，大臣被罢黜后，往往贪图恩宠而获得任命，取用百姓的财物，作为没有功劳者的供养，白白耗费国家财用，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请从今以后，土地不是边境要地、州中没有军队驻屯的地方，不得设置节度使；已经带有节度使名号的人，不得留在靠近藩镇或京城的地方，这样第三种费用就节省了。臣又听说，人不率先实行，别人就不会服从；自身不实行，别人就不会相信。陛下如果能够亲自实行最俭朴的生活，先向四方作出示范，衣服、酒食中没有益处而只是沿袭旧规的，请从皇帝车舆开始节省；锦绣、珠玉不得任意耗费，请从后宫开始节省。这样天下就会响应，百姓的产业日益丰足，人心不动摇，军队和劳役都可以发动；即使使风行雷照，饮马西河，愚蠢的戎族首领也可以玩弄于掌中。宋祁随后任知制诰，因为哥哥宋庠任参知政事，于是改授天章阁待制。宋庠被罢免后，宋祁也出任寿州知州，调任陈州，回朝任知制诰，授翰林学士。宋庠再次执掌政务，宋祁改任龙图阁直学士，升任群牧使。宋庠任枢密使时，宋祁又任翰林学士。为张贵妃撰写诰命时，起初想按礼仪行拜见之礼，宋祁却直接把诰命进呈，张贵妃大怒，把诰命扔在地上说：‘什么学士竟敢轻视人！’

译于是宋祁被降职为许州知州。不到几个月，又恢复为翰林侍读学士、史馆修撰，兼龙图阁学士。因张彦方和宋祁的儿子交游，于是出任亳州知州，任成德军知军，请求放宽河东、陕西的马禁，允许蕃落与民间互相买马；养马的百姓不得因此提升户等；又请求恢复唐代防秋、募兵的制度。任职三个月，调任定州。宋祁又说：‘天下的根本在河北，河北的根本在镇州、定州，因为那里扼守敌人进攻的要道，是国家的门户。况且契丹已经摇尾臣服五十年，习惯于不畏惧别人，具有狼一样的形态和狂暴的心性，不可能永远不发动行动。如今想张嘴流涎、准备肆意咬噬的，只有镇州和定州罢了。臣日夜深思，认为要使军队强大，没有比积累粮食和财物更好的；要训练士卒，没有比善于选择将领更好的；要使人乐于战斗，没有比重赏严罚更好的；要使敌人顾虑观望而不敢前进，没有比使镇州地位重要、定州力量强大更好的。如今朝廷选择将领、训练士卒、控制财物、增强势力，反而把陕西、河东放在前面，把河北放在后面，不是正确的谋略。陕西兵士锐利勇猛，敌人不能深入；河东有天然险阻，敌人害怕在那里防守；只有河北不是这样。失去长城的防线后，从蓟州以南一望千里，敌人击鼓前进，就像在草席上行走一样。所以说：谋划对付契丹，不能不先治理河北；谋划河北，除了定州和镇州之外，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了。因此臣希望先把粮食运入镇州、定州，镇州、定州的粮食充足后，再运入其他地方。其余各州中，凡是在陕西、河东有功劳的将领，可以调任镇州、定州；这样镇州、定州的地位就会因天下长期太平而更加重要，但马匹会越来越少。臣请求多使用步兵。马匹适合突然聚集、迅速离去，像云奔风驰一样抄击后方、掠夺前方；强弩、巨棒、长枪、利刃，十人相连、五人为伍，齐声大喊逼近交战，这是步兵的长处。臣认为如今即使不依靠战马，步兵也可以使用。臣请求减少马军而增加步兵。这样马少则骑兵精锐，步兵多则作战强健。我们能发挥步兵的长处，即使契丹拥有很多战马，也没有地方可以使用。镇州、定州本来是一体的，自先帝以来同属一道，主帅专一而军队不分，所以攻定州的胸腹，镇州就能击打它的胁部，这是形势自然如此。现在把两地分成两部分，明显有害之处在于屯寨、山川、要塞等险要之地被分割占有。假如有一个敌人叩击营垒，双方却不能共同谋划，谁肯承担责任呢？臣请求把镇州、定州合为一路，希望由将相大臣统领。无事时以镇州为治所，有事时把治所迁到定州，向各将领统一发号施令，使权力集中、责任有所归属，不存苟且应付之意，这是防御的上策。希望陛下在安定时想到危险，仔细谋划各种长处；如果一定要等事情发生后才图谋，那就危险了。后来他又上《御戎七论》，加任端明殿学士，任益州知州，任期届满回朝后，授三司使。御史中丞包拯说：宋祁在益州多次游宴，而且他的哥哥在政府任职，于是又加龙图阁学士，任郑州知州。起初，贾昌朝建议修撰《唐书》，开始命馆职人员每天提供《唐书》没有记载的两件事，附在相关传记之后。命宋祁与王尧臣、杨察、张方平任修撰，又命范镇、邵必、宋敏求、吕夏卿任编修。贾昌朝负责提举此事，他举荐王畴为编修，邵必认为史书由多人分别撰写不妥，辞去了此职。贾昌朝罢相后，由丁度兼任提举。丁度去世，刘沆代替他；刘沆罢职，王尧臣代替；王尧臣去世，曾公亮代替。唐书刚开始修撰，王尧臣因忧患离职。张方平、杨察相继出任外职，宋祁于是独自执笔。即使任外官，他也把史稿随身携带。过了很久，又命欧阳修刊修，分作纪、志。刘羲叟修撰律历、天文、五行志。将要完成时，梅尧臣进入修书机构，修撰方镇、百官表。宋祁和范镇在修书机构任职十七年，王畴十五年，宋敏求、吕夏卿各十年。编纂完成纪、志六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到这时书修成，宋祁升任工部尚书。过了一个月，任翰林学士承旨。又授群牧使，去世时六十四岁，追赠刑部尚书。宋祁将要去世时，亲自起草遗表，劝请册立皇嗣，并告诫儿子不要请求谥号，不要请求额外恩典，不要请人撰写墓志铭，不要举行佛事。后来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为宋祁请求谥号，说：‘景文有文集一百卷、《广乐记》六十五卷。宋祁不只是文章在世上有成就，他守边、议兵的谋略，即使古代名将也不能超过。可是他没有得到重用，当时的舆论为此感到惋惜。’吕夏卿、刘羲叟附在宋祁传后。吕夏卿，字缙叔，是泉州晋江人。年轻时因父亲的恩荫补任太庙斋郎，闭门读书，亲朋很少见到他的面。考中进士，调任高安县主簿，又任江宁县尉。当时修撰《唐书》，任命吕夏卿为编修官。书修成后，升任直秘阁。吕夏卿喜欢聚集书籍，博览强记，对于历代史书尤其精通。唐代自韦述等人撰写史书，又有编年类记录，旁征的杂记杂说将近数百家。吕夏卿对新《唐书》的讨论、订正出力最多，但也喜欢崇尚奇异之说。参与修撰《仁宗实录》，同修起居注，升任知制诰。神宗向他询问政事，吕夏卿说：‘历朝都不惜金帛讲和，使两边百姓免受兵刃之祸，持续将近六十年，这是古代没有过的。希望不要失去过去的友好关系。’过了很久，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三岁。刘羲叟，字仲更，是泽州晋城人。欧阳修出使河东时，推荐他学术广博，于是提拔他试任大理评事、赵州推官，留下来修撰《唐书》。刘羲叟记忆力很强，经史百家无不通晓；至于本朝典故、财赋、刑名、兵械、钟律，也都知道其中要领。他在乐律、星历、数术方面尤其超过常人，曾经把《春秋》记载的时令变异与《洪范》所说的灾异应验相合，斥责古人牵强附会的说法，著书十多篇。他观察日月星辰来占验国家的吉凶，多有应验。《唐书》修成后，授任崇文院检讨，还没有来得及谢恩就去世了。史臣称道：‘唐朝拥有天下，历时三百年，它兴衰治乱的踪迹，必须从史书中考察核实。然而旧《唐书》记事编次没有法度，惩恶劝善不明，不能作为后世的训诫。宋祁和诸位儒者广泛采集旧闻，撰成新史，于是一个朝代的典章大备，光明显著。然而这部书虽然增加了史事，却失于繁杂；文字虽然省略，却又失于简略，因此未免有是非判断、轻信材料的弊病。即使如此，它能够与班固、司马迁的史书并驾齐驱，那么即使有些地方长于记载史事，也仍有无法相比之处。唉！宋祁也真是一位良史啊！’ 《东都事略》卷六十五 《史部，别史类，〈东都事略〉》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