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事略卷八十七上

译《东都事略》卷八十七下，宋王称撰，列传七十下 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出任永兴军知军。临行入朝辞别进见时，仍请求免除本路的青苗法、助役法。宣抚使下令征调发运，他坚决拒绝接受。上疏极力说：“正值灾荒之年，公私都困乏衰败，不可以兴办事情。如果军费缺乏，臣愿承担罪责。”于是，整个永兴军路唯独得到免除。不久他又上疏说：“臣才干不高，最在群臣之下。预见事情不如吕诲，公正刚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于直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敢果断不如范镇。这几个人看见王安石的作为，便上章和对策，极力陈述其危害，范镇还因此请求退休。臣听说，身居其位的人，必须忧虑其职责；享受俸禄的人，必须承担其祸患。如果不是这样，就是盗窃职位和俸禄。臣虽然不如他们，但曾经受教于君子，不忍使自己做出盗窃职位俸禄的行为。如今陛下只相信王安石的话，王安石认为贤能的就贤能，认为愚昧的就愚昧，认为正确的就正确，认为错误的就错误。谄媚依附王安石的人被称为忠良，攻击非难王安石的人被称为谗邪。臣的才干见识本来就是王安石认为愚昧的，臣的议论本来就是王安石认为错误的。今天臣对陛下所说的话，也正是王安石所谓的谗邪之言。如果臣的罪与范镇相同，就请依照范镇的先例让臣退休；如果臣的罪过重于范镇，或流放，或诛杀，只请陛下裁决。”后来改任知许州，司马光不赴任，于是请求担任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以此回到洛阳。从此闭口不再议论政事。到熙宁七年，神宗因天下发生旱灾和蝗灾，下诏寻求直言。司马光读诏时流下眼泪，本想沉默，但又不忍，于是再次陈述六件事：第一是青苗法，第二是免役法，第三是市易法，第四是边事，第五是保甲法，第六是水利。这些尤其使百姓受害，应当先行废除。他又写信责备宰相吴充：“天子如此仁慈圣明，而您却不说话，为什么？”司马光总共居住在洛阳十五年，两次任留司御史台，四次任提举崇福宫，升任资政殿学士。神宗驾崩，司马光赴京，守卫宫门的士兵看见他进来，都用手加额说：“这是司马相公。”百姓拦在道路上呼喊：“您不要回洛阳，留下来辅佐天子，救活百姓！”沿途各处都有数千人聚集观看。司马光害怕了，正好获得放行辞谢，于是径直回到洛阳。宣仁太后听说后，派使者慰劳司马光，询问当前应当先做什么。司马光说：“近些年来，士大夫把直言视为忌讳，民间百姓在下忧愁困苦，而上面却不知道；圣明的君主在上面忧劳勤政，而下面却无处申诉。这罪在群臣，而愚昧的百姓不明真相，把怨恨归于先帝。应当下诏首先开放进言的道路。”宣仁太后听从了他的意见，下诏并张贴在朝堂上。但当时有不愿意这样做的人，便在诏书中设置六项限制来禁绝直言：“如果暗中有所怀抱，越过自己职分；或者煽动、动摇机密事务；或者迎合已经实行的命令，这些都是上面所说的观望取巧。”朝廷的意思是，借侥幸求得进用，下面则以此迷惑流俗、迎合人情，来谋求虚名。像这样的人，一定严惩不赦。宣仁太后把诏书草稿封好，拿给司马光看。司马光说：“这不是求取谏言，而是拒绝谏言。臣下只要不说话便罢，一开口就会被归入这六项罪名。”于是请求改写诏书，颁布给天下。这样一来，四方官吏和百姓上书说新法不便的有数千人。司马光被任命为知陈州，经过京城时入朝进见，沿路使者慰劳询问，络绎不绝。他到京后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司马光竭力推辞。诏书说：“先帝刚刚抛弃天下，天子年幼，这是什么时候，你却要辞去职位呢？”司马光于是才不敢推辞。当时百姓日夜伸长脖子等待观察新政，而进言的人认为应当三年内不改变父亲的治道。司马光慨然争辩说：“先帝的法令，其中好的即使百世也不可改变。至于王安石、吕惠卿等人所创立的、给天下造成祸害且并非先帝本意的法令，应当像救火救溺一样立即改变，还唯恐来不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十五年〕 从前汉文帝废除肉刑，砍掉右脚趾的罪人改为弃市，判笞五百的人大多会死亡。汉景帝元年就改变了这些刑罚。汉武帝制定盐铁、榷酤、均输等法，汉昭帝把它们废除。唐代宗放纵宦官公开索取贿赂，并设置客省拘留滞留各地的人。唐德宗即位不到三个月就废除了这些做法。德宗晚年实行宫市，五坊小儿横暴，盐铁使每月进献羡余。唐顺宗即位后废除这些做法，当时人都心悦诚服，后世称赞，也没有人非议。何况太皇太后是以母亲的身份改变儿子的政策，并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政策，众议于是确定，遂废除保甲、团教，依照义勇法，每年检阅一次。保马法不再购买马匹，现有马匹归还监牧，发给各军。废除市易法，原来储存的货物全部卖掉，不收取利息，并免除百姓所欠钱款的利息。户部左、右曹的钱谷都由尚书掌管，从前三司使掌管的事务全部归入户部使，尚书全面掌握其数目，以收入作为支出。当时只有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仍然存在，西戎问题也还没有解决。山陵工程完毕后，司马光升任正议大夫。他认为自己没有参与顾命，不敢接受此职，朝廷没有批准。元祐元年，司马光开始患病，叹息说：“四种祸患还没有除掉，我死也不能瞑目。”于是强忍病痛上疏论述免役法的五种祸害，请求直接下敕废除，全部恢复熙宁以前的法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三年〕 他又大略论述西戎问题，认为与西戎和好有利，出兵是不对的。当时持不同意见的人很多，后来文彦博的意见与司马光相合，众人不能驳倒他们。他又论述将官法的危害，诏令各将所统兵马都隶属于州县。又请求废除提举常平司，把它的事务归还转运使和提点刑狱。司马光认为监司多是新近进用的年轻人，一味追求严苛急切，天下人都以此为苦。于是请求从大中大夫、待制以上官员中选任郡守；由郡守推举转运使，由通判推举提点刑狱和转运判官。又以文学、德行、吏事、武略等设置十科，用来搜求天下遗落的人才。命文武官中升朝官以上每年举荐一名经术明达、品行修养的人，作为进士中的优选，全部听从了他的建议。司马光被任命为左仆射，病情稍有好转，准备起身处理政务，诏令免除朝见，允许他乘肩舆每三日入都堂一次，或者到门下省、尚书省。司马光不敢接受，说：“不见君主，就不能处理政务。”诏令允许他乘肩舆到内东门，由儿子司马康扶着进入小殿应对，并且说：“不必行拜礼。”司马光惶恐地进入延和殿应对，拜了两拜，于是废除青苗钱，专门实行常平仓粜籴法。几个月后又患病，死在任上，享年六十八岁。宣仁太后听说后悲痛不已，哲宗也感动流泪，不能停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月〕 当时正亲自举行明堂祭祀，礼成后没有举行庆贺。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为文正。御笔篆刻碑额为“忠清粹德”。司马光忠诚守信、孝顺友爱、恭敬节俭、正直刚强，这些都出于天性；从年轻到老年，说话从不虚妄。他爱好学习，如同饥饿的人贪食；对于财利和奢华，则像厌恶恶臭一样。他的诚心自然而然，天下人都信任他。他对于学问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法、算术都极其精妙。晚年制定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法则，使之适合古今的情况。从开始入朝到后来担任宰相，他自认为遇到了圣明君主，言论能被听取、计策能被采纳，便想以自身报效天下，亲自处理政务，昼夜不舍。宾客见他身体瘦弱，说：“诸葛孔明连二十杖以上的刑罚都亲自处理。”司马光因此得病。有人劝他应当戒止，司马光说：“死生有命。”反而更加努力。病情危重时，他还在喃喃自语，已经不能自知，像在梦中说话一样，所说的全是朝廷和天下的政事。他死后，家人得到他遗留下来的奏章八纸，献给朝廷，都是亲笔写的，论述当时的重要政务。百姓听说他的丧事，停止营业前往吊唁，拿出粥和衣服来致祭，满巷哭泣着目送灵车经过，人数成千上万。京城百姓还画他的像，刻印出售，家家各置一幅，饮食时必定为他祝祷。四方都派人到京城求取画像，当时有画工因此致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三日〕

译绍圣初年，章惇专擅朝政，任用周秩为监察御史。周秩是小人。司马光去世时，周秩任博士，曾议定司马光的谥号为文正。到了这时，他却说司马光改变、废除弊法，是要把先帝的政事全部废掉。于是追夺原来追赠的谥号以及赐给他的神道碑，又追贬为清海军节度副使，后来再追贬为朱崖军司户参军。元符三年，恢复太子太保之职。蔡京任宰相后，又追降为左光禄大夫，不久除名并列入党籍。大观年间，恢复太子太保；靖康元年，追赠太师，恢复原谥号，配享哲宗庙庭。司马光有文集八十卷，《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他所著的其他书，又有数百卷。起初，司马光忧虑历代史书繁多厚重，学者不能将其综合供君主参考，于是仿照《左传》的体例，把战国至秦二世的史事编成《通志》进献。英宗命司马光续写这部书，在秘阁设置编修机构，以他平素认为贤能的刘攽、刘恕、范祖禹为属官。总共十九年才完成。神宗尤其重视这部书，认为它胜过荀悦的《汉纪》，亲自撰写制序，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下诏让迩英殿进读这部书。司马光的儿子是司马康，刘恕另有附传。司马康字公休，幼年端庄谨慎，不随便说笑，侍奉父母极为孝顺，凛然有司马光的风范。因明经科考中选，任富平县主簿。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时，上奏任命他为检阅文字，授秘书省正字，升任校书郎。因父亲丧事免职，服丧期满后，召为著作佐郎兼侍讲。司马康上疏说：“君主把百姓当作上天，百姓把粮食当作上天。自古以来祸乱的兴起，都由饥荒造成。治理国家必须有九年的储备，才可以防备水旱灾害。从前魏国李悝制定平籴法，国家因此富足强盛。东汉永初以后，水旱灾害连续十年，和熹皇后临朝听政，采用征和年间的旧例，把饥民迁徙安置到丰收的各郡，亲自减省撤除费用，以救济灾祸，所以天下重新安定。唐太宗贞观初年，天下连续多年发生灾害，太宗勤勉抚慰百姓，百姓虽然向东西各地就食，却从未叹息怨恨。到了贞观四年，天下获得大丰收，流离的人都回到乡里，米价每斗不过三四钱。自古圣贤君主，并非没有遭遇水旱灾害，只是有办法应对，所以不会造成严重祸害。像汉、唐的办法，已经不是各处都有储备，因此命令百姓到东西各地就食，这是下等的办法。魏文侯让全国四境都实行平籴，各处都有储备，这是中等的办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元年、八十卷、二百九十四卷、十卷、三十卷、百卷、十九年〕 康，字公休，幼年端庄谨慎，不随意说笑，侍奉父母极为孝顺，有凛然光明的风范。凭借明经科登第，任富平县主簿。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时，上奏任命他为检阅文字，授秘书省正字，升任校书郎。因父亲去世离职服丧，服丧期满后，召任著作佐郎兼侍讲。康上疏说：“君王把百姓看作上天，百姓把粮食看作上天。自古以来祸乱兴起，都是由于饥荒。治理国家必须有足够九年用的储备，才可以防备水灾和旱灾。从前魏国李悝制定平籴法，国家因此富足强盛。东汉永初以后，水旱灾害接连十年，和熹皇后临朝听政，采用征和年间的旧例，把饥民迁置到丰收的各郡，亲自减省撤除费用来救济灾祸，所以天下又恢复了安定。唐太宗贞观初年，天下连年遭受灾害，太宗勤勉地加以安抚，百姓虽然向东向西外出求食，却从未叹息怨恨。到贞观四年，天下获得大丰收，流离失所的人全都回到乡里，米每斗不过三四钱。自古圣贤的君主，并不是没有遭遇水旱灾害，只是有办法预先应对，所以灾害没有造成严重祸害。像汉、唐的办法，已经不是各处都设有储备，因此只好让百姓向东向西外出求食，这是下等的办法。魏文侯把全国四境都包括在内，命令各地实行平籴，所在之处都有储备，这是中等的办法。” 不久进讲《孟子》，升任左司谏；因病授直集贤院，提举崇福宫。当时司马康正在患病，朝廷到兖州召医者李积。李积当时七十多岁，年老居家。乡民听说后，告诉李积说：“百姓受到司马相公的恩德很深，如今他的儿子生病，希望您赶快前往。”前来传话的人早晚不断。李积还未到，司马康就去世了，享年四十一岁，特赠右谏议大夫。绍圣四年，追夺所赠官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年〕 刘恕字道原，是筠州人。他的父亲刘涣，字凝之，考中进士后任颍上县令，因为刚直不向上级屈服，便弃官归乡，在庐山南面置家，当时将近五十岁。欧阳修与刘涣同年考中进士，推重他的节操，作《庐山高》诗来赞美他。刘涣居住在庐山三十多年，家中四壁空空，以稀粥为食，却把心思游放在尘世污垢之外，超然自得，没有忧愁不安的神情，长寿而终。刘恕年少时聪颖明悟、俊秀出众，读书看过一遍便能背诵。四岁时，宾客中有人说孔子没有兄弟，刘恕随声答道：“把兄长的女儿嫁给他。”满座宾客都惊异不已。十八岁时，考试经义和说书，都是第一名。脱去布衣出仕，任钜鹿县主簿，升任和川县令。刘恕为人记忆力强、见闻广博，各种书没有不读的，尤其有史学才能。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上奏请求刘恕一同编修。刘恕对于魏晋以后的史事尤其精通详审，考证前代史书的差错，司马光全部交给他决定。王安石与刘恕有旧交，想引荐他修撰三司条例，刘恕以不熟悉钱谷事务为理由推辞，并趁机说天子正把政事托付给公，应当扩充弘扬尧舜之道来辅佐明主，不应把财利放在首位。王安石没有采用他的意见，但也没有因此恼怒他。吕诲获罪、出任邓州知州时，刘恕去见王安石说：“您之所以招致众人的议论，大概也是有些地方没有考虑周全。因此我逐条陈述您所改变的、不合众人心意的法令，应该恢复旧制，这样议论自然会平息。”王安石发怒，于是同刘恕断绝关系。当王安石掌权时，呼吸之间就能造成祸福；那些高谈阔论的人，开始反对他，最终却依附他；当面称赞而背后诋毁，口头顺从而心里反对的人，到处都是。刘恕激奋自持，不顾忌讳，直接指出这些事情，有时当面指责王安石，直说到使王安石变色；对于他的得失，依照公议评论，从不隐瞒。司马光出任永兴军知军，刘恕也因母亲年老告归南康，请求监管酒税以便奉养母亲；朝廷下诏让他就在任所编修。司马光判西京留司御史台时，上奏请求把书局迁到洛阳，刘恕上奏请求亲自前往司马光处商议修书之事，朝廷准许了。刘恕居母丧期间，朝廷又下诏让他在家继续完成前书，丧服尚未除便去世了，享年四十七岁。著有《十国纪年》四十二卷、《资治通鉴外纪》十卷、《包牺至周厉王疑年谱》《共和至熙宁年略谱》各一卷。

译史臣王称说：“君子要在世上施展作用，只能依靠人心，怎么可以强行取得呢？内心清澄而没有欲望，再用至诚之心推行它，这样天下就会归向仁德。司马光以忠诚侍奉仁宗，于是大计得以确定；以义侍奉英宗，于是君臣父子的大伦得以端正；以道侍奉神宗，于是盛大的名义得以建立；以德侍奉哲宗，于是国家的重大事业得以安定。当他退居洛阳时，仿佛已经与世事相忘；等到他一旦出仕，恩泽便遍及天下。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诚而已。诚到了极点，可以使天地震动、鬼神感应，何况是人呢？所以他活着时，中国和四夷都盼望他出来任用；等到他死后，百姓停市、满巷哭泣，思念他的德行。他感动人心竟然如此，这难道是人力所能造成的吗？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二卷、十卷、一卷〕 《东都事略》卷八十七下 钦定四库全书 《东都事略》卷八十八，宋王称撰，列传七十一 吕公著字晦叔，是宰相吕夷简的儿子。他见识谋虑深远，有气度和器量。吕夷简曾说：“这个孩子是宰相的材料。”吕公著起初任奉礼郎，考中进士，历次升迁为殿中丞，任颍州通判。欧阳修任颍州知州时，非常器重他。朝廷召他考试馆职，他推辞没有就任。任判吏部南曹。仁宗告诉他说：“朕知道你有淡泊退让的节操。”嘉祐年间，任同判太常寺，多次进言说濮王停柩期间，接待北方使者不应奏乐，应停止上元节游幸，废除温成庙改为祠堂。许多意见都得到采纳，于是升为天章阁待制。召试知制诰，三次推辞不就，兼任侍讲。当时寿星观修建真宗神御殿，吕公著说：“京城中真宗已有三座神御殿，却还不断营建，这不符合祭祀不应过于丰厚亲昵的道理。”没有得到答复。任谏议大夫。当时英宗修建庆宁宫和建本命殿，吕公著说：“京畿以及京东、京西、淮南正在饥荒，这难道是修建宫殿的时候吗？”王畴任枢密副使，知制诰钱公辅因封还词头获罪被贬，吕公著极力论说：“钱公辅履行职守，不应当被外放。”于是授龙图阁直学士。英宗问：“现在的郊祀与古代的郊祀相比怎样？”吕公著回答：“古代的郊祀，重视真诚而崇尚质朴；现在的郊祀，只是仪仗、事务和文饰盛大罢了。”当时诏令近臣议论追尊濮安懿王，有人想称他为皇伯考，吕公著说：“真宗以太祖为皇伯考，这个称号不能加给濮王。”等到诏书下达，称濮王为亲属，吕公著说：“这对仁宗而言有两个父亲的嫌疑。”又颁布濮王的避讳，吕公著说：“这只是群臣在皇帝面前不应直称他的名字，不应当同祖宗七庙一样列入避讳。”御史吕诲、傅尧俞、范纯仁、吕大防、赵瞻因议论濮王之事获罪被贬，吕公著说：“陛下即位以来，采纳谏言的风气还没有在天下形成，吕诲等人却因进言而离开，这不是用来影响四方的办法。”于是极力争辩，请求与吕诲等人一同被贬。英宗说：“学士是朕所器重的，怎么能轻易让他离开朝廷呢？”吕公著不停地请求离职，于是出任蔡州知州。神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不久兼任宝文阁学士，主管通进银台司。当时御史中丞司马光因进言说张方平不能任参知政事，被罢为学士，吕公著封还制书，说：“司马光因进言而履行职守，却反而被罢职，那么负有言责的人就不能尽情进言了。陛下虽然有治理天下的心愿，但安危利害又从哪里能够知道呢？” 于是内廷发出司马光的诰命，交给阁门，吕公著又说：“诰命不经过封驳便发出，就是这种职权因臣而废弃了。请治臣的罪，以端正纲纪。”神宗亲自批示他的奏章，说等到迩英殿时当面告诉他自己的意思。几天后讲读结束，神宗单独留下吕公著，说：“朕想让司马光劝讲左右近臣，并不是因为他进言的缘故。”吕公著仍不停止请求，神宗听从了他，解除他封驳制书的职务，修撰《英宗实录》，转任礼部侍郎，知开封府。自夏至秋淫雨不断，又发生地震，吕公著说：“自古以来，君主遇到灾异，有的因恐惧而招来福，有的因轻慢欺罔而招来祸。君主在上以至诚对待臣下，臣下在下就会用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