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事略卷一百七

译《东都事略》卷一百八，宋王称撰，列传第九十一。唐恪，字钦叟，是钱塘人。四岁时成为孤儿。考中进士后，调任郴县县尉，又调任零陵县令，知榆次县，在百姓中很有爱戴。召入朝廷应对，任提举河东常平，调任江东转运判官。牂牁献出土地，朝廷命他以屯田员外郎身份前往抚慰晓谕夷人。夷人起初心存疑虑，披甲来迎。唐恪把兵卫全部撤去，只带几十名骑卒前往。夷人看见他，欢呼着丢下兵器，听从命令。唐恪向他们说明大义，他们都感动哭泣，拜谢舞蹈说：“没想到今天能够沐浴圣人的教化。”因奉使称职，入朝任右司员外郎，升任起居舍人。唐恪说：“国家同契丹讲和一百多年，边防日益松弛，应当趁现在没有战事，逐渐加强防备；否则将来一定会后悔。”徽宗说：“卿努力替朕办理此事。”随即任命他为集贤殿修撰、河北都转运使。有内侍奉命以诏书名义来向他有所示意，唐恪闭口不答。内侍发怒，回来后便借别的事情中伤他，使他降为直龙图阁，知梓州，调任陕西转运使。尚未到任，又以右文殿修撰身份知沧州。沧州处在黄河下游，一天黄河决口，洪水到达城下，城墙只剩三板没有被淹没。唐恪率领官吏登城救护防守。都水使者孟昌龄因河患来到沧州，发布檄文命州郡索取船只和士兵。唐恪说：“沧州是最边远的地方，没有防备，兵力不可能凭空得到。”孟昌龄大怒，弹劾唐恪不能做好水城防务，导致城池将要毁坏。唐恪完全不予理会，反而更加努力治理水患。城墙出现漏洞，就招募善于潜水的人堵塞。麾下有个士卒擅长潜水，却没有按时应募，唐恪便将他杀掉示众。有座盐场正处在下游，有人说：“盐法处罚很重，决水毁坏盐场，还会获罪。”唐恪说：“即使牺牲我一人的性命而保全一座城，也是我的愿望。”命令赶快决开盐场。过了一夜，洪水退去，城池得以保全。他又上疏请求停止教习保甲，免除呈报保马，清除常平欠负，恢复各县按租赋等级赈济借贷，以宽解受水灾百姓的负担。批复尚未下达，他就全部按照便宜之权实行，百姓非常高兴。升任龙图阁待制，调任扬州，召回朝廷授户部侍郎。京师发生大水，汴河将要泛滥，有人请求决开汴河南岸，以防洪水浸入宫城。唐恪说：“水势上涨而决口，是无可奈何；如今主动决口让洪水浸入百姓地区，就是抛弃百姓。”于是停止了这个建议。唐恪乘小船巡历查看水流源头和下游，寻找疏导水势、使其有利的方法，于是决开金堤，将水引入黄河。过了十多天，水面恢复平稳。唐恪上疏说：“水属阴类，如今竟至于侵犯城阙，上天或许是因为阴气渐盛而警告陛下吧？希望陛下留意驾驭臣下、安抚远邻、节制女宠、斥退小人、加强边防，以更加谨慎地对待上天的警戒。” 徽宗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升任户部尚书。宰相王黼主管应奉司，进贡物资运输的纲卒全被他夺去使用，漕运几乎数月不能到达。唐恪见徽宗时说：“国家定都于梁，并没有凭借山河形势来统御天下，只是依靠汴渠的运输，来供养百万军队罢了。然而宰相主管应奉司，势力震动天下，夺取漕运的民夫来供自己使用。各部的纲运从去年秋天起就完全不到，将要有物资匮乏的忧患。用天下的力量供奉一个人，臣子不敢吝惜；如今珍奇物品充满大臣之家，而奉献给皇上的还不到十分之一。把天下的财物都耗费在应奉上，聚集怨恨于臣民，我不知道这怎么能算是为国。”于是极力陈说王黼的罪恶，并请求罢免自己，便出任滁州知州。京东盗贼兴起，任命唐恪知青州；尚未出发，又授吏部尚书，调任户部尚书。他再次请求外任，授延康殿学士，知潭州。当时正崇尚道家的言论，唐恪入朝辞行，从容说道：“孔子所说的道是：不凭空臆测，不绝对武断，不固执己见，不以自我为中心。老子所说的道是：去除过分，去除奢侈，去除骄泰。如今方士的言论空泛荒诞，没有根据，应当不要听信采用，而且他们全是市井中的庸俗之人，哪里值得同他们谈论圣人的最高道理呢？” 他将要退下时，徽宗又挽留了他两次。他大致围绕节制嗜好欲望、安定心志、收揽人才、教化风俗、爱惜财赋、爱护民力、斥退谄媚奸佞、奖赏正直敢言等几件事，反复进言。调任杭州。靖康初年，又以吏部尚书身份召回，途中授同知枢密院事。到任后，任中书侍郎。当时言事者争相议论宣和、政和年间的事情。唐恪对钦宗说：“革除弊政必须逐渐进行。如今京城刚刚开放，四方都在惊异地听闻新政，应当选择当下最紧要的事情先实行。可是言事者不顾大体，甚至琐细罗列以前的事情，只求发泄一时的愤怒，这难道不会伤害道君皇帝的心吗？蔡京父子、王黼、童贯这些人，已经被废黜放逐，暂且可以停止了。以后边境事务平定，再向道君皇帝说明，请他下诏书与天下共同弃绝这些人，谁说不可以呢？”钦宗认为他说得对，授光禄大夫，任少宰兼中书侍郎。唐恪任宰相时没有匡救天下的宏大谋略。此时敌军骑兵再次南下，坚决要求宋朝割让三镇才退兵。唐恪召集群臣商议，认为应当答应的人占十分之九，于是采纳了主张割让者的意见。使者出发后他又后悔，秘密启奏钦宗，请以亲征为名义，向西巡幸洛京，返回后占据秦、雍地区，以图谋复兴，同时留下太子守卫京城。钦宗将要采纳他的意见时，何栗入朝拜见，竭力指责说不应这样做，并且说：“周朝的失策，没有比东迁更加错误的了。”钦宗用脚跺地说：“如今应当以死守卫国家社稷。”授何栗门下侍郎，于是唐恪的计策没有采用。言官说唐恪的智谋只长于结交内侍罢了，如今国势一天比一天危急，像唐恪这样的人实在不能用来谋划国事。唐恪于是被罢为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何栗代替他任宰相。京师失守，钦宗到敌营去，唐恪说：“这是失策了。”不久钦宗返回宫中，等到又再次前往敌营时，唐恪说：“一次已经太过分了，怎么可以再来一次！”他痛哭了好几天，不吃东西。敌人商议另立异姓皇帝，命吴幵、莫俦从军前入城，索取推戴张邦昌的文书，只有孙傅、张叔夜不肯签名。唐恪已经签了名，随后召来他的几个儿子，说：“我身为大臣，而国家到了这个地步，还为什么活着呢？”于是仰头服毒而死。何栗，字文缜，是仙井监人。考中进士第一名，授校书郎，不久提举京畿学事，召任主客员外郎、起居舍人，升中书舍人兼侍讲。言事者弹劾何栗，说他尊崇苏氏学派，认为苏轼是乡党中的曲学之士，于是将他外放。不久授徽猷阁待制，知遂宁府，留在朝廷任御史中丞。

译他弹劾王黼奸邪，以及王黼的党羽胡松年、卢益等六人，这些人都被罢免。王黼被解除政务后，何栗也被罢为提举崇福宫，起用为泰州知州。钦宗即位，又任御史中丞，过了一天入翰林任学士，升任尚书右丞，调任中书侍郎。当时朝廷正在讨论是否割让三镇，尚未决定，何栗在真定的王云上表说：“敌人因为没有立即割地而退还礼物，说如果二十天内使者不到，就再次侵犯宫阙。”于是朝廷在延和殿召集文武百官议论。梅执礼、孙傅、吕好问、秦桧等三十六人说不能割让，范宗尹以下七十人都想割让。主张割让的人说：“朝廷本应把三镇给他们，如今反而不给，这是中国对外国失信。不如姑且给他们，即使他们又猖獗起来，那么百姓怨恨、神明震怒，出兵便没有正当名义，可以不战而使他们屈服。”反对割让的人说：“国家历经两位皇帝，才得到河东、河北，祖宗陵寝也在那里；况且河北是天下的四肢，四肢如果失去，我不知道我们还算什么人。人民和贡赋都只是末节，何况天下是太祖的天下，不是陛下私有的天下，陛下怎么可以仿效石晋所做的事呢？”何栗坚持得非常坚决，说：“三镇是国家的根本，怎么能一旦之间就抛弃呢？何况敌人的情况变化诡诈、层出不穷，怎么能保证他们一定守信？割让三镇，他们也会来；不割让，他们也会来。况且河北百姓都是我们的亲生子女，放弃土地就等于连百姓也一并放弃；身为百姓的父母，却抛弃自己的子女，怎么可以？”钦宗认为他说得对，但仍然犹豫不决。当时敌军声势十分张扬，何栗请求设置四道都总管，以大名、河南、应天、襄阳为治所，使其事务可以专断决定，财物可以互相通用，官员可以自行辟置，军队可以便宜行事，以此作为抵御敌人的计划；紧急时想用羽檄召集军队入京护卫。钦宗听从了他的意见。等到种师道去世，唐恪、耿南仲、聂昌相互说道：“如今朝廷已经恢复友好、使百姓休息，却又不断调发军队；让敌人知道后，大事就完了。”于是发布檄文，停止征调陕西南道军队。金人逼近城下时，只有张叔夜的一支军队到达京师，其余都没有到来。敌军第二次进入国境时，何栗以资政殿学士知杭州，辞行时，留下任提举醴泉观。不久又任开封尹。何栗建议任命康王为兵马大元帅，统领各路军队安集河北。授门下侍郎。第二天唐恪被罢相，何栗改任太宰、少宰，又任左右仆射。授何栗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京师失守后，朝廷顺从敌人的意图，派曹辅到河北召康王。何栗请求钦宗在曹辅衣襟内藏一块用矾书写诏令的布片，以传达密旨。不久，金人派使者送来书信，想让钦宗再次到他们军中，商议给金主增加徽号。敌人派一名高尚书拿着书信来，高尚书奏说：“陛下不必亲自出城，姑且写一封书信，或者派亲王、大臣同行也可以。”钦宗也不想出郊，唯独何栗认为必须前往。钦宗相信了他。何栗告诉钦宗，请任命孙傅为太子少傅，谢克家为太子宾客，辅佐太子监国。当时何栗自以为有退敌之术，对敌使歌唱道：“细雨共斜风作轻寒。”左右近臣和敌使都失笑。第二天钦宗到敌营，何栗跟随出行，于是被敌人扣留，不再放回。不久敌人商议另立异姓皇帝，金人说：“只有何栗、李若水不得参与议立。”何栗在敌营中绝食而死，享年三十九岁。后来有人从敌营回来，讲述何栗的死状，朝廷才追赠他为观文殿大学士。史臣说：“君子所看重的死，是因为知道将死时必定勇敢。当敌人谋划废黜、另立皇帝时，唐恪应当以大义责问敌人，使他们知道中国还有有志之士。即使不幸因此遭祸，也算死得其所了。他不这样做，反而拱手听命，不能说是勇敢。可是最终仍免不了一死，大概他的死也不值得责备了。何栗才疏而谋术浮浅，没有谋划挽救天下的志向。假使他生逢太平时代，在朝廷从容任职，讨论古今、谈论治乱，是可以的。何况在艰难危急之际，倚靠他来谋划国事，难道不是危险吗！”唉！阳九之厄，本来就是天命；但人的谋划不善，也有导致灾祸的原因。说到这里，实在令人痛哭流涕。陈过庭，字宾王，是越州山阴人。考中进士后，任馆陶主簿、澶州教授，知中牟县，授宗子博士。何执中、侯蒙器重他的才干，推荐他，于是升任祠部、吏部员外郎，调任右司使。辽国使者回来，徽宗问辽主是否苦于风痹，手脚不能举动，以及箭伤损害双眼，这些是否属实。陈过庭回答：“辽主没有病，眼睛也没有受损，恐怕传话的人是胡说的。当前的急务，应当安定时不忘危险，太平时不忘混乱；虽然可以依靠盟好，也应当注意边防。”徽宗认为他说得对。陈过庭任右司使共四年。当时大臣们各自结党，不能同僚和睦相处，有人暗中拉拢或排斥他人，只有陈过庭不依附任何一方。徽宗说：“陈过庭，是中立而不偏倚的人。”升任太常少卿、起居舍人，授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升任御史中丞。方腊在睦州反叛，陈过庭说：“造成祸患的是蔡京，养成祸患的是王黼；放逐这两个人，祸患自然会平息。”又弹劾朱勔父子，说他们本是受过刑的罪犯，却结交权贵近臣，窃取名位器物，贿赂纵横，罪恶昭彰，应当按法典处刑，以向天下谢罪。因此大大触怒权贵，被罢官知蕲州。还没有走到一半路程，就被责授海州团练副使，安置黄州。闲居很久后，才获准自行安排居住。钦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回，重新授御史中丞，调任礼部尚书，升尚书右丞，调任中书侍郎。当时金人再次侵犯京师，朝廷商议割让两河，需要大臣同行。聂昌、耿南仲都借故推辞。陈过庭说：“君主忧虑，是臣子的耻辱；臣愿意以死效力。”钦宗挥泪叹息，留下他没有派遣。等到城池陷落，他才出发。两位皇帝北上被俘时，陈过庭已经在河北，于是滞留在那里不能回来，死于燕山，享年六十岁。追赠开府仪同三司。陈过庭本名扬庭，徽宗赐给他现在的名字。聂昌，是抚州临川人。原名聂山，字贲远，以太学上舍身份出仕，任相州教授。入馆任校书郎，升右司员外郎。按照旧例，五房吏的阶官如果相当于卿监，遇到赐宴时便坐在都司之上。聂山极力论说此事，认为名分没有端正，不是礼遇士大夫的办法。”徽宗认为他说得对。不久以直龙图阁身份任湖南转运副使。蔡京任宰相后，召他回朝，由太府卿授户部侍郎，随后任开封尹，又任户部侍郎。聂山原本与王黼友善，蔡京憎恨王黼，聂山替蔡京谋划伤害王黼，反而被王黼中伤，以徽猷阁待制身份出任德安府知府。

译不久被削去职任，任提举太平观，又被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衡州。后来再次召回。钦宗即位后，以显谟阁直学士知开德府。尚未到任，授户部尚书兼领开封。开封府事务中，李纲被罢职，太学生陈东以及士人百姓十多万人击鼓跪伏在宫阙下，经过一天仍不退去，遇到内侍就杀，杀死三十多人，肢解得没有完整尸体。府尹王时雍挥令他们离去，他们不肯；聂山出来宣示诏旨，众人才相继听命退去。不久王时雍请求把陈东等人投入狱中，聂山极力说不可以，于是此事停止。再次任开封尹时，京师又戒严。钦宗认为聂山有周昌抗节守义的气节，改赐名为聂昌，于是授同知枢密院事。入朝谢恩时，他竭力陈述防备秋季敌军、守御京师的策略：“三关四镇，是国家的屏障。如今犬戎深入境内，狼子野心，一旦背弃盟约，我们凭什么制服敌人？臣希望召集天下军队聚集在京畿，训练禁军以备出战，坚固城墙壕沟以抵御敌军冲击，阻挡黄河水以断绝敌军退路。前面有坚城，后面有大河，四面又有精兵，敌人如果向南进军，就会落入我们的罗网。”钦宗命聂昌统领都大提举守御司。敌人议论以黄河划界，需要大臣回访答礼，诏令耿南仲和聂昌担任和议使。谈到割让两河，聂昌说：“两河百姓勇敢刚劲而且忠义，就像太原守城经过一年，隆德攻破后又重新守住一样；人人拼死作战，大概是不辜负祖宗二百年的恩泽。如今一旦割让两河给敌人，万一臣不答应，就一定会被金人擒获，死也不能瞑目。”和议没有成功，聂昌请求按便宜之权派属官分道召集勤王军队入京护卫。钦宗答应了他，聂昌当天就上路。行军驻扎在永安军时，与敌军相遇，尼堪大规模陈列军队来接见他。尼堪随行设置了阁门礼仪，他的舍人阻止聂昌撑伞，要求他用牓子署名，按引见国相的礼仪入见。聂昌说：“国相，是金国的什么官？”舍人说：“宰相兼元帅。”聂昌说：“既然是宰相元帅，就是金国的臣子。聂昌也是南朝大臣，只应当以敌国臣子的客礼相见，哪有南朝大臣以礼拜见大金臣子的道理？”舍人说：“枢密难道不怕死吗？”聂昌说：“君主忧虑，臣子便感到耻辱；君主受辱，臣子便应当死。死没有什么可怕，气节却不能屈服。”争论了很久，尼堪既不能改变他的意志，于是按照客礼接见他。敌军向南进军后，命其太师杨天吉率一千名士兵护送聂昌前往河东，护送耿南仲前往河北。昌对天吉说：“国相要等我回来才肯撤军，臣子的心已经十分焦急，想分别派属官前往东路，我亲自走西路，在河中防守，不到二十天，这件事就可以办完了。”天吉答应了他。第二天，昌和他的属官刘岑、滕牧分道而行。共过了八天，昌到达绛州，绛州人不奉诏令，于是昌被杀，时年四十九岁。昌为人疏朗俊秀，遇事敢作敢为；又喜欢救济周人的急难，但恩怨分明到了极点，别人稍微触犯他便一定报复，常凭自己的喜怒施刑。云追赠观文殿大学士，谥号为荣敏。孙傅，字伯野，是海州人。考中进士，历任秘书省正字、校书郎、监察御史，调任礼部员外郎，升任秘书少监，擢升为中书舍人。高丽入贡时，孙傅说：“使者经过的各郡，都要征调民夫修治船只，扰民生事，耗费民力，妨碍农时，而对中国没有丝毫益处。”宰相认为他的议论大致与苏轼相同，便上奏把他贬到蕲州安置。给事中许翰说，孙傅只是议论偶然相同，且是依据职务议论政事，却因此过分责罚他；许翰也因此获罪被罢黜。靖康元年，召回授任给事中，兼任侍读，升任兵部尚书。孙傅曾上章请求恢复祖宗的法度，钦宗问起此事，孙傅说：“祖宗的法令惠及百姓，熙宁、元丰年间的法令惠及国家，崇宁、大观以来的法令却惠及奸邪。”钦宗认为这是名言，任命他为尚书右丞。不久又任同知枢密院事。正当金军猛烈攻打京城时，孙傅亲自冒着箭石作战，日夜不停。钦宗第二次到金军营中，以孙傅兼任太子少傅，留守行宫。皇帝的车驾久久不能回来，孙傅多次写信请求，却没有得到答复。等到废黜和另立皇帝的檄书传来，朝廷内外都震惊害怕，孙傅悲痛了很久，说：“我只知道我的君主圣明，应当做中国的皇帝；如果竟立异姓为帝，我应当为此而死。” 孙傅又多次请求皇帝的车驾回到宫阙。第二天，金军大规模毁坏南薰门，陈列军队封锁道路，要求皇帝、皇后、诸王、妃嫔和公主出城，唯独孙傅把中宫和太子留下，没有遣出。他秘密谋划，想用黄金五千两把太子藏到民间，另找一个相貌像太子的人，和两个宦官一起杀死；再找几个应当处死的囚犯，把他们的首级和死去的“太子”及宦官尸体一起送到金军营中，告诉金军说，宦官偷带太子想投奔军队，京城人争相追赶并将其杀死，误伤了太子，于是朝廷发兵讨伐平定，斩杀了那些作乱的人。如果金军仍不罢休，他还想接着以死相抗。过了五天，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件事，孙傅捶胸大哭说：“我是太子傅，按道义应当和太子同生共死。如今君主受辱，正是臣子以死相随的时候；金人即使不索取我，我也应当跟随太子前去，请求见两位金军首领，以义理责备他们，或许还有万分之一的希望，然后再去死。”当时孙傅正在皇城司，他的儿子前来探望。孙傅说：“让你不要来，你为什么竟然来了？我已经决定为国而死了。”他呵斥儿子赶快离开，不要扰乱人心。他的儿子也说：“大人以身殉国，还有什么可说的？只希望大人尽力保全太子。”于是孙傅把留守事务交给王时雍。不久，他跟随皇后、皇太子来到南薰门请求出城，守门的胡人说：“军中只想得到皇后和皇太子，留守为什么也要出去？” 孙傅说：“君主既然已经受辱，太子又要出城，我是宋朝的大臣，而且是太子傅。皇上既然不能回来，我应当以死跟随太子。”金军奉尼堪的命令召他出去，后来不知他的结局。后来赐谥号为忠定。

译张叔夜，字嵇仲，是张耆的曾孙。因防御调任兰州录事参军。叔夜喜欢谈论军事，而兰州本是先零族的旧地，极其寒冷，只能依靠黄河作为屏障；每当河水结冰，他就严令加强守备，士卒穿戴铠甲，连续数月不得休息。叔夜说：“应当寻求敌人的要害来防守。”于是广泛考察山川地形，研究利弊，上书竭力陈述夺取天都的策略，认为天都处在五路之间，是西部人聚众啸聚的地区。凡是想起兵侵扰各路的，必定先到那里集结，然后再商议进攻方向；因此每次聚集兵力，五路便不得安睡。这是当前最应优先处理的事情。奏书两次呈给枢密院，后来实行他的策略，果然取得了天都，建立为西安州。因推荐者的举荐，任襄城、陈留二县知县，任颍州通判，又任舒州、海州、泰州知州。召入应对，授库部员外郎、开封少尹，升任右司员外郎。他的堂弟张克公任御史中丞，弹劾蔡京的罪行，蔡京因此记恨他。蔡京重新任相后，便搜集叔夜琐碎的过失，将他贬为西安州仓草场监官。很久以后，召回任秘书少监，擢升中书舍人、给事中。政和年间，官吏懈怠不敬，凡是由门下省发出的命令，叔夜预先在后面写好官衔，让人先署名、以后再慢慢填写具体事项来施行，这种文书称为“空黄”。叔夜极力论述“空黄”的弊端，才开始制定法律加以禁止。升任礼部侍郎，以徽猷阁待制的身份出任海州知州。防御大盗宋江劫掠来到海州，直奔海岸抢夺十几艘大船。叔夜招募一千名敢死之士，在距离敌军十多里的地方大张旗帜，引诱他们交战；又秘密埋伏壮士藏在海边，约定等双方交战后就焚烧贼船。船被烧毁后，贼人大为恐惧，再没有斗志，伏兵趁势进攻，宋江于是投降。授任徽猷阁直学士，任宣州知州，后来又任济南府知府。山东群盗竞相起兵，叔夜调发精锐军队攻击他们，因功加授龙图阁直学士，任青州知州。于是群盗全部平息，一方安宁。靖康初年，金军骑兵渡过黄河，叔夜认为：“如果答应议和，胡人、羯人必然会提出要求；纵容他们离去，日后一定还会回来，这会使他们产生轻视中国的心思。”他请求派精锐骑兵拦截攻击，并预先命令河北边镇出兵截断他们的归路，希望借给他骑兵，和各位将领合力追击袭扰，但没有得到答复。调任邓州知州，四路设置帅臣，任命叔夜为南道都总管。叔夜率军入京援救，有人劝他缓慢行军，叔夜说：“国家危难到了这个地步，难道忍心只顾自己吗？”到尉氏时，遇到金军游骑，他转战向前，于十一月月底到达京师。叔夜入宫觐见，详细陈述唐明皇躲避安禄山之乱时曾经出京巡幸，如今敌军锋芒正盛，希望驻跸襄阳，以谋划巡幸雍地。钦宗认为他说得对，晋升他为延康殿学士，又升为资政殿学士，命他提举南道军队，守御城池。擢升任佥书枢密院事。连续四天大战，斩杀金军佩戴金环的贵将两人。京城被攻破后，叔夜身负创伤，仍和儿子奋力作战，士卒都拼死搏斗，双方杀伤人数大致相当。然而各路将领没有一个赶到。金军既已议和，朝廷命他负责弹压京城事务。钦宗第二次出城到郊外，叔夜在太学前行礼问安，叩击马匹劝阻，但不能使他回转，于是号哭悲痛，拜了两拜，众人都哭泣。钦宗回头写字对他说：“嵇仲，努力防备敌人。”朝廷下诏另立异姓皇帝，叔夜请求立皇太子为君，以顺应民众的愿望。两位金军首领大怒，追召他到军中。到了以后，他仍像先前一样抗辩，丝毫没有屈服，于是随从皇帝向北而去。途中只是不时喝汤，也不吃粮食。到了白沟，驾车的人说：“已经过河了。”叔夜才惊然起身，仰天大喊，此后便不再说话。第二天去世，时年六十三岁。讣告传来后，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为忠文。《东都事略》卷一百八。钦定《四库全书》。

译《东都事略》卷一百九，宋王称撰，列传第九十二。王云，字子飞，是泽州人。考中进士，曾出使高丽，撰写《鸡林志》进呈朝廷，擢升为淮阳军知军。后来任校书郎，出任简州知州，任陕西转运副使，授兵部员外郎，升任起居舍人，不到一个月又升为中书舍人。钦宗即位，升任给事中。斡里雅布侵犯京师，朝廷商议割让三镇以求和。金军骑兵退去后，派王云出使金军。王云从燕山回来，传达斡里雅布的意思，认为尼堪已经得到朝廷答应给他的条件，其余人又看到蜡书，坚称中国不可信，想要破坏和约。执政大臣认为情况不是这样，罢去王云的职务，改任徽猷阁待制、唐州知州。金人攻陷太原后，才召王云再次出使，升任刑部尚书，并答应给他们三镇税赋的数额。王云派使臣到金军那里，金军从真定回报说，金人已经议和，不再商议割让三镇，只要求五辆车辂和给金军首领上尊号。又派属吏李裕回来，说敌人索要礼物，必须康王前来，和议才可以成立。钦宗派康王出使斡里雅布的军营，尚书左丞王防任副使。王防推辞出行，钦宗发怒，将他贬到新州，改由知枢密院冯澥代替王防。不久王云的两名属吏骑马赶到，说：“中使押送车辂到长垣，如今已经退回去了，前后奉命出使的官员也都回来了。” 过了一会儿，王云等人来见康王。王云说：“当时说和议已经成功，大王才可以出发。”冯澥说：“这样看来，李裕的话就是胡说了。”于是上奏说王云荒诞妄言，贻误国家。王云便说形势中途发生变化，敌人想要三镇，不答应就进兵攻取汴都，朝廷内外都大为惊恐。康王又返回，冯澥也被罢免政务。于是下诏召集百官商议三镇是放弃还是守御，认为不能割让的有三十六人；从范宗尹以下七十人都想割让给金人。何防对唐恪说：“三镇的土地，割让它就会伤害河内人的感情；不割让，太原、真定已经失去了。不如听任敌人占有，只是严令加强守备来等待。”唐恪连声应是。王云说康王英武，过去又和斡离不结交友好，敌人畏惧而服从；如今割地求和，应当命将领随他前往。这件事交给外廷讨论。耿南仲说：“河北军营前只有亲王一人，这会使斡里雅布得到的待遇偏重，也和尼堪不相称；可以只派使者去告知和议，以王云出使斡里雅布，以莫俦出使尼堪。”钦宗说：“你再和少宰商议。”耿南仲又说：“只派王云、李若水也可以。”钦宗命耿南仲把这些话告诉王云。王云入宫应对，钦宗说：“肃王已经被留下了，如今派康王去，万一又被他们留下，怎么办？” 王云说：“和议既然已经达成，必定没有留下他的道理，臣愿意用全家百口担保。”钦宗采用王云的计策，于是派康王出使斡里雅布的军营，王云以资政殿学士身份任副使，耿延禧、高世则任参议官。康王从滑州渡河到濬州，守臣李仲洵善于给人相面，对耿延禧、高世则说：“大王具有天人般的相貌。”两位参议官跟随康王，都保证不会有其他变故，只有王尚书的脸色很不好看。康王驻扎在磁州。此前王云奉使回来，经过磁州时，劝磁州、相州两郡实行清野的办法；两郡听从了，撤除近城百姓的房舍，下令把粮食运入城中，磁州人因此怨恨王云。宗泽任宗正少卿时，曾上奏指责宰相不是合适的人选，宣抚使及其副使带兵却不前进，又弹劾王云出使敌军，使敌军夸大声势、胁迫君主。王云到京师后，钦宗把宗泽的奏章给他看，王云因此怨恨宗泽。等到宗泽守磁州，康王到达，宗泽出城迎接拜见，王云便责问宗泽：“您前些日子为什么弹劾我？”宗泽说：“像您这样的人本来就不值得弹劾；大凡夸大敌军声势，都是天下人共同憎恨的，难道只有我这样吗？”康王去拜谒嘉应侯庙，王云跟在后面，百姓拦在道路上劝谏说：“大王不可向北去，肃王已经被人误导了。” 百姓厉声指着王云说：“提出清野办法的人，真是奸邪之徒！”康王祭祀神灵完毕，走出庙门时，百姓已经像蚂蚁一样聚集起来鼓噪。王云最后出来，来不及跨上马，便被杀死。康王又向南返回相州。不久，金人再次进犯京师。建炎中兴时，追赠王云为观文殿学士。王云的哥哥王霁任讲议司编修，曾经议论蔡京的过失，因此获罪，被贬到海防任职。后来钦宗认为王霁跟随种师中解太原之围，王师战败，王霁也死在那里。弟弟王雱，靖康年间任职方员外郎。臣王称说：“王云的死，对王云来说是不幸，但对于中兴来说却是幸运。假如王云没有死，康王一定会到敌军营中；一旦进入敌营，必定会被金人扣留。康王如果被留下，也一定会随两位圣上向北而去。磁州人既然已经杀死王云，康王才又向南返回。这不是人的谋划，实在是天意。因此说：王云的死，对王云来说是不幸，但对于中兴来说却是幸运。” 陈遘，字亨伯，是零陵人。他的名字触犯太上皇的嫌名，因此只称他的字和排行。考中进士，调任秦州司法参军。徽宗即位，想任用他为御史，但他正守父丧；服丧期满后，任广西转运判官。蔡京掌权，以开拓边疆自任，设置平建、从允三州，亨伯上疏说：“蛮人幸而安静，不可轻易扰动，以免酿成边境冲突的祸端。”蔡京厌恶他，以其他事情为由罢免他，让他回乡。不久任商州、兴元府知府，入朝任郎官。张商英掌政，升任左司员外郎，擢升给事中。张商英被罢相后，诏命被他封驳不下，亨伯害怕，请求出任外职，以直秘阁身份任河北转运使，升直龙图阁，调任陕西转运使。蔡京再次任相，亨伯任淮南转运使。当时江淮发运使因不称职而被议论，执政大臣想任用亨伯，蔡京说：“他的官阶太低，不足以任用，请另行选择。”徽宗说：“可以授予集英殿修撰后派他去。”蔡京于是再不敢说话。朱勔运输花石纲堵塞道路，索取无度，官船无法通行。亨伯把朱勔的手下逮捕下狱，并且向朝廷自劾。徽宗照察到他的忠诚，擢升为徽猷阁待制，并把朱勔的手下刺配到远方。方腊在睦州起兵，两浙用兵，任亨伯为龙图阁直学士经制使。

译当时各种开支层出不穷，百姓无法维持生活。亨伯创立了这种经制事务，后来又以公家的钱财收支为依据，按量取其盈余作为经制钱。后来翁彦国任总制使，仿照他的办法，又征收所谓总制钱；直到今天，天下各地都有经总制钱，用来供给县官费用，这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贼寇平定后，升任龙图阁学士，进为延康殿学士，任河北都转运使，改任中山府知府，又调任真定、河间知府。宣和末年，金人南下，集结重兵进犯河间，亨伯竭尽全力守城。钦宗即位后，与敌人约定议和，围城得以解除，加授资政殿学士，官位累积至光禄大夫。靖康元年，再任真定知府，又调任中山知府。当时京师再次遭受战乱，中山正处在敌军进攻的要冲，亨伯冒着包围进入城中，谋划坚守。钦宗命康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擢升亨伯为兵马元帅。钦宗割让两河来贿赂敌人，命亨伯的弟弟光禄卿陈适传达诏旨。陈适来到城下还没有开口，亨伯远远对他说：“君主受辱，臣子就应当去死；我们兄弟平日以名节自期，难道能出卖国家而成为囚虏吗？”陈适感动得流泪，回答说：“兄长只管尽力，不要挂念弟弟。”亨伯召来总管，命令他把城中的军队全部编集起来攻击贼军；由于兵力悬殊不能取胜，便请求将自己斩首示众。亨伯又召部将沙振前来，沙振一向以勇敢著称，也坚决推辞。亨伯坚持派遣他，沙振害怕获罪，暗藏刀刃进入府中，在堂上杀死亨伯。沙振出来后，帐下士卒喧哗着冲上前说：“强大的敌人已经临城，你怎么能杀害我们的长官？”他们抓住沙振，把他揪扯撕裂，连尸身和首级都没有留下。城中没有主帅，于是开门出城投降。敌人看见亨伯的尸体，说：“这是南朝的忠臣。”便收殓安葬了他，追赠特进。亨伯天性孝顺友爱，为人宽厚，是一位长者。他任部刺史将近三十年，每次巡视所属地区，必定焚香祈天，希望不要遇到贪污污浊的官吏。他曾经举荐王安中、吕颐浩、张慤、谢克家、何铸，后来这些人都做到宰辅，世人因此认为他善于识人。陈适，字至叔，由开封少尹、卫尉少卿升任光禄卿。这次战事中，他被敌人押往北方，后来死在云中。梅执礼，字和胜，是婺州浦江人。考中进士，调任常山尉，任详定九域图志所删定官，升任军器监丞、鸿胪寺丞，又任比部、度支员外郎。当时梁师成掌管后苑，有使者拿着券书来胁迫所属官吏支取钱三百万，执礼坚持不给，调任吏部，升任国子司业，任诸王宫翊善，升左司员外郎，擢升为中书舍人，调任给事中。当时各郡留在京师服役的士卒有近百人，各局冗员占用并损耗大农寺的财物，间或借服役之事出入宫禁，在坊市横行，纠集恶少作奸犯科。诏令下达后，士卒都被遣返回去，只有后苑仍将他们留下。此前京城凡有营造修缮，总领其事的贵人多有请托；不久有人违背诏令提出请托，甚至请求御笔批示执行，执礼都一一论驳，不予施行。执礼与宰相王黼一向友善，曾在王黼府第宴饮，并作诗规劝他。王黼大怒，执礼竭力请求离职。孟享原庙之后，他被罢为显谟阁待制、蕲州知州。不久又被削夺职名，第二年调任滁州知州，恢复集贤殿修撰、徽猷阁待制。钦宗即位，调任镇江知府，召回任翰林学士，途中授任吏部尚书，兼侍讲。不久改任户部尚书。执礼入宫应对，请求把御前钱交给户部，六宫的俸禄供给都由度支办理；内降诏令准许他据实奏报。一天，一个小黄门拿着御批来到户部，催促支钱非常急迫，但御批封面没有使用宝印；不久他意识到有误，又回来取走，执礼不给他，立即具奏此事。第二天，宫内一名夫人被降级，小黄门受杖刑并发配到陵墓下服役。金人进犯京师时，四方军队尚未集结，执礼劝钦宗亲自出征，当时宰相阻挠了他的建议，最终没有实行。京师失守后，敌人劫持天子，索取金帛没有限度；府库已经空竭，仍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于是派人来拘取包括提举官在内的八人，听候处置。执礼与礼部侍郎陈知质、刑部侍郎程振、给事中安扶一同去见敌人。敌人责怪金银不足，说：“为什么不向百姓征收？”四人一同回答说：“如今天子蒙受尘辱，臣民都愿意先死，哪怕肝脑涂地也不在乎，何况金帛呢？只是实在没有东西来满足你们的要求罢了。”敌人大怒，问官长在哪里。程振害怕执礼被杀，便坐下并立即上前说：“我们都是官长！”敌人怒不可遏，于是四人都被杀死；他们的副手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胡唐老、监察御史姚舜民、王俣各受杖刑一百下。执礼死时四十九岁，追赠资政殿学士。程振，字伯玉，是饶州乐平人。年轻时就有出众的才华，未满二十岁便到太学游学。张商英、陈瓘、张庭坚、邹浩都很器重他。徽宗临幸太学时，程振因诸生中的优等成绩得到官职，授和州教授，留任辟雍录，升任博士，授太常博士，提举京东、京西路学事。程振上奏请求建立孟子祠，并以公孙丑、万章配祀。改任京西路常平，入朝任膳部员外郎、监察御史，历任辟雍、国子司业、左司员外郎，都兼任太子舍人。最初谒见太子时，他说：“古代举行大祭祀，登堂接受祭祀余胙和酒爵，必定由嫡长继承人担任；这既是礼经所记载的，元丰年间的典章也完整保存着。昨天皇上在明堂举行祭祀，而殿下没有参加，这不是尊崇宗庙、重视社稷的做法。”太子惊然说：“起初没有人向我提过这件事。”从此太子突然加以奖赏重视。正当方腊在浙西作乱，声势震动京师时，程振对宰相王黼说：“相公应当趁这个时候谈论天下的弊病，或许可以稍加革除，以符合天意、顺应人心。”王黼不高兴地说：“皇上将要认为我王黼挟持盗寇来邀功，那怎么办？”程振知道王黼忌恨自己的话，没有回答，快步走了出去。但太子推荐他，授任给事中。王黼记恨先前的怨气，于是说：“程振资历浅，而且一向擅长辞令，只授任中书舍人就够了。”

译不久冯熙载与王黼不合，被罢去中书侍郎。王黼于是暗示言官诬陷程振为朋党，责令他提举冲佑观。第二年恢复为集英殿修撰。钦宗接受禅让后，召回授任吏部侍郎。程振曾上奏说：“大臣之间意见不能协调，议论时多次驳斥诏令，轻易改变决定，因而失去处理事情的时机。比如金人举兵以来将近半年而战事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议和、主战的意见没有统一。裁减和抑制冒领滥授，本来像分辨黑白一样清楚，但几个月之间三次改变说法，大概是朝廷不能忘掉私情，又常常替自己的党羽谋求便利。因此今天一个人说这样做对，就实行；另一个人说不对，就停止；有时出于圣上的独断，来不及向众人咨询；有时采用大臣的偏见，便公布施行。所以措施开始时未必妥善，处理时未必适宜，却往往又为此反悔，形势使人不得不这样做罢了。”听说敌军侵犯河北后，他竭力请求会合各路军队，从两面夹击，以牵制敌军势力，并且说：“敌人猖狂到了如此地步，陛下还想固守和议，不让他们受到一点惩罚和打击吗？”钦宗认为他说得对，但不能全部采用。授任开封尹。当时捕获了数千名逃亡士卒，程振请求把他们编入步军司并免除罪责，步军司却请求依法论处。程振说：“正值多事之时，一天杀掉几千人，难道可以吗？” 程振竭力争辩，因此这些人得以不被杀死，于是程振升任刑部侍郎。敌人邀请天子到他们的军营，索要金钱不止，程振奉命督促输送财物。梅执礼等四人也是在这一年死去，程振时年五十七岁。起初，程振在中书省西掖任职，王黼让门客沈积中统帅河朔，想侦察敌情、谋取燕地。程振告诉沈积中，应当考虑将来覆灭宗族的祸患。沈积中到任后，首先写信感谢程振，充分说明这件事不可行的情状。程振把此事报告朝廷；后来童贯、蔡攸被贬，最终酿成边境祸乱。程振天性温和厚道，宽宏有涵养；但谈论政事时则挺立不屈，不能被改变。徽宗正崇尚道家的学说时，程振到东宫任职，从容地谈及此事说：“周公作《鸱鸮》诗，孔子认为他懂得治国之道，诗中所说不过是趁天还没有下雨，赶紧剥取桑根的皮来缝补门窗罢了。老子所著《道经》也说‘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就着手做，在混乱尚未出现时就加以治理’。老子和孔子的相合之处，大概就在这里。如今不在无事时巩固根本，却只争眼前的功劳，这不是两位圣人的意思。”后来太子把这番话告诉徽宗，徽宗认为有道理，很想除去贪求功名利禄的风气，疏远身边的近臣和亲信。但宦官杨戬正大兴宫室，害怕不能任意施为，于是诬陷家令杨冯，说他将要辅佐太子图谋非分之事。徽宗大为震怒，拘捕杨冯并将他杀死，太子所说的话也因此被废弃。靖康年间，程振任开封府尹，喜欢进言求利的人多方离间两宫，程振善于调和防范，因此两宫之间没有丝毫疑惑。程振死后，人们都流泪。后来追赠端明殿学士。同时死去的陈知质、安扶，事迹失传。司马朴，字文季，是丞相司马光兄长司马光里的孙子。幼年丧母，由外祖父范纯仁抚养。绍圣初年，党争兴起，他的父亲司马宏因上书论辨获罪，范纯仁也因营救党人获罪，被责罚贬到永州。范纯仁眼睛患病失明，客人来访时总要让司马朴引导自己接见；当时司马朴才七岁，却进退揖让、应答言谈像成年人一样，客人都惊叹不已。司马朴因范纯仁遗留下来的恩荫补授官职。司马宏去世时，司马朴十七岁，赤脚护送灵柩回乡，人们都称赞他的孝行。调任晋宁军士曹参军。通判违法，转运使王似暗示司马朴侦察他的过失，司马朴不肯，说：“通判是长官的副职，若让下属官吏陷害他，不仅会扰乱上下常规，也会使我一生不再吃自己的俸禄。”至死也不敢奉行王似的命令。王似认为他贤能，便推荐了他。靖康初年，党禁解除，任同判西京国子监，召回任虞部员外郎，升右司员外郎。金人再次进犯京师，朝廷派司马朴出使敌营。敌人斡里雅布问他的家世，司马朴说：“我的祖父是丞相。”首领高兴地说：“是大贤的后代。”于是对他特别礼遇，并向他吐露内情，告诉他应当赶快割地议和，以此离间尼堪。司马朴往返两次，把敌情告诉执政大臣，催促他们议定并任用相关人员；执政大臣疑虑不决，司马朴苦苦争辩。不久城池陷落，钦宗想起他的话，急忙召他入宫应对，任命为兵部侍郎。司马朴请求再次出使敌军营帐。两宫皇帝向北巡狩后，他又给金军首领写信，请求立赵氏为帝。敌人忌惮他，挟持他一同向北而去。后来敌人想任用他，司马朴不肯，最终手持符节而死。朝廷知道他的忠诚，特意追赠兵部尚书。李熙靖，字子安，是常州人。考中进士，调任海州司理参军。考中词学兼茂科，任太学正，升辟雍博士。因为父亲年老，请求任职于便于奉养父亲的地方，授任提举淮东学事。诏令下达后，才发现本来应任河东的却成了淮东；任淮东的是臧祐之。原来是省中官吏收受臧祐之的贿赂，擅自调换了任命。大臣对此产生怀疑，官吏却谎称是弄错了。有人得知内情，诱使李熙靖进言。李熙靖说：“侍奉君主不应挑选地点，我怎么敢揭发别人的私下请求，来为自己谋求方便呢？”宰相听说后认为他贤能，向徽宗说明，便留他任兵部员外郎。不久因父丧离职，服丧结束后任右司员外郎。王黼任宰相，设立应奉司，又在中书省设立经抚房，其他执政大臣都不得参与。李熙靖多次进言说：“应奉司的职务不是宰相应做的事。如今枢密院和各省兵房都足以处理边疆事务，经抚房是做什么的呢？”王黼发怒，四年之久不升迁他。王黼罢相后，李熙靖由太常少卿升任中书舍人，以徽猷阁待制身份任洪州知州。过了两个月，又以原官召回入宫应对。他首先说：“燕云刚刚平定，应当防备意外，希望整饬帅臣，修治武备。”徽宗说：“《诗经》所说‘趁天还没有下雨，赶快剥取桑根的皮，缝好门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熙靖进言说：“孔子说：‘作这首诗的人，大概懂得治国之道吧？’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谁敢侮辱他呢？陛下的功勋高过古代，愿陛下为国家作长久无穷的谋划。”徽宗非常赞赏。不久兼任侍讲。徽宗已经把皇位内禅给钦宗，出巡江浙。钦宗任命熙靖主管龙德宫，改任显谟阁待制，提举醴泉观，宫中的属官职务照旧。徽宗待他十分优厚，多次召见他，一同宴饮交谈。徽宗曾说：“去年内禅的事情，外人认为是吴敏的功劳，却不知道这是出于我的至诚，并不是由他人劝说的。我有意建立储君的想法是很明显的。如果我没有这个意思，外间议论足以使人灭族，谁敢这样做呢？有人说我把皇位传给唐睿宗，是因为唐睿宗畏惧上天的警戒，才这样做。我有这个想法已经好几年了。”熙靖于是祝贺说：“陛下不让天下之事牵累自己的心，远远超过古代帝王。”第二年，两宫皇帝向北巡狩，张邦昌代理国政。熙靖立即称病，张邦昌命他权知直学士院，他坚决拒绝。后来因忧愤而不进食，病势更加严重。故友来探望他，熙靖流了几行泪，说：“百官什么时候才能再次朝见天子呢？”第二天便去世。后来追赠端明殿学士。谭世勣，字彦成，是长沙人。考中进士，任郴州教授。后来又考中词学兼茂科，任秘书省正字。当时蔡京掌权，让他的儿子蔡攸提举学馆，宦官梁师成又受到尊贵宠幸，谄媚奉承的人遍地都是。只有世勣不依附阿谀，六年不能升迁。蔡京罢相后，其他宰相中有人为他惋惜，他才升任司门员外郎。又过了三年，升任吏部员外郎。蔡京再次任相，驱逐不依附自己的人。世勣提举上清太平宫，重新被任用为郎官，升少府监，擢升中书舍人。世勣以重视诏令、珍惜名器、扩大言路、节省赏赐、端正上供、减少浮费六件事进献意见，被掌权者憎恨，罢为徽猷阁待制、婺州知州。尚未赴任，又被留下。徽宗内禅后巡幸江浙，钦宗派执政大臣前去迎接，让世勣任副使；回来后又提举醴泉观，专门掌管龙德宫。他请求辨正国史中诋毁宣仁皇后的言论，追述钦圣皇后，恢复瑶华宫的地位，大享神祖，并仍用富弼配享；祭祀先圣时，不应让王安石配祀。这一年彗星出现在东方，大臣中有人说这是外国将要衰败，并不是中国的忧患。世勣当面奏道：“天象显现令人畏惧，应当修养德行来回应上天，不应被谄媚之说迷惑。”升任给事中，兼任侍读。有宦官在殿门争吵喧闹，罪罚只到赎金为止，世勣立即上疏驳斥并弹劾，认为这是不恭敬；又说童贯等人起初也很卑微，小的罪恶不加惩治，逐渐便酿成大祸。奏疏上呈后，皇帝身边的近臣都侧目而视。何防建议把天下分为四道，各设置都总管。世勣说：“把天下分给四个人治理，而京畿由朝廷直接统辖的才十六县罢了，难道不会有政令失控的忧患吗？”这大大违逆了何防的意思，于是改任礼部侍郎。当时敌军骑兵迅速向南侵掠，城池守备十分紧急。世勣说：“守住边境是上策；如今边境守不住，守住黄河则京畿自然可以巩固，这是中策；巡幸江淮，依靠东南的军队从四面抵挡敌人，这是下策。”不久黄河上没有守军，敌人乘虚渡河，世勣把士卒全部收进城中。他又说：“派京畿大将秦元，把他统领的保甲分置在四座营寨，直抵国门，使各处兵力彼此连接，首尾相互援助，这样即使敌军也不敢逼近。”孙傅十分赞同，但又被何防的建议阻止。敌人邀请皇帝的车驾，世勣两次随从皇帝出城，最终被留在敌军营帐中。他后来用十条祸害劝说掌权者，大致陈述南北议和的好处，言辞忠诚激切，金人听了也为之震动。等到张邦昌僭越称帝，命他权知直学士院，世勣坚决卧病不起。张邦昌知道无法改变他的意志，便作罢。世勣去世，时年五十四岁，追赠端明殿学士。当时王氏之学盛行，世勣一向不喜欢。有人问他原因，他说：“这种学说内容繁多而且屡次改变，没有不可更易的定论。”有见识的人认为他说得对。《东都事略》卷一百九。《史部·别史类·东都事略》。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