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事略卷八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都事略》卷八十七上，宋王称撰，列传七十上 司马光字君实，是陕州夏县人。他的父亲司马池，另有传记。司马光还是儿童时，就严肃得像成年人。七岁时听人讲《左氏春秋》，非常喜爱，回家后给家人讲说，立即明白了其中的大意。从此手不释卷，以至于不知道饥饿、口渴、寒冷和暑热。起初因父亲任官而任将作监主簿，考中进士甲科，签书武成军判官，改任大理评事，任国子直讲。庞籍任枢密副使时，推荐并召他考试，授任馆阁校理、同知太常礼院。宦官麦允言去世，特意赐给他卤簿。司马光说：“孔子不把名位器物随便借给人，繁缨之礼用于朝会，尚且认为不可以。麦允言只是近侍之臣，并没有元勋大功，不可以把名器借给他。如今给他卤簿，岂不是把繁缨之礼扩大得太过分了吗？”夏竦去世，赐谥号“文正”。司马光说：“美好的谥号以文正为最高，夏竦是什么人，怎能当得起这个谥号？”他两次上书，夏竦于是改谥为“文庄”。授任史馆检讨，改任集贤校理。庞籍任郓州知州、调任并州知州时，都征召司马光任通判州事。当时赵元昊刚刚臣服河东，河东非常贫困，官府苦于高价买粮，百姓又疲于长途运输。麟州屈野河以西有许多良田，天圣年间才开始禁止在河西耕种，后来敌人得以逐渐蚕食那里的土地。庞籍派司马光前往察看，司马光为此谋划五条策略，修筑两座堡垒，在河西增加军队守卫，招募能够耕种的百姓，长期使他们恢复生产，逐渐缓解河东百姓的负担。但是兵官郭恩勇猛而狂妄，夜间打开城门，带一千多人渡河，装载酒食，却没有作战准备，遇到敌人后战死。议论者把罪责归于庞籍，罢去他的节度使，任青州知州。司马光留在宫阙前，三次上书请求只追究自己的责任，朝廷没有答复。庞籍起初并没有因此怨恨司马光，但司马光深深自责。当时人认为他们两人都贤良。授任直秘阁，任开封府推官，修撰起居注。有关部门奏报六月初一应当发生日食，司马光说：“按照旧例，日食不满一分，或者京师看不见，都要祝贺。臣认为，日食四方都看见而京师看不见，说明上天的意思是君主被阴邪蒙蔽，天下人都知道而朝廷独不知道，这种灾祸应当更加严重，都不应祝贺。”诏令依从了他的意见，后来遂成为常例。升任同知谏院。起初，至和三年，仁宗开始身体不适，皇位继承人尚未确立，天下人寒心却不敢说，只有谏官范镇首先提出此事。司马光当时任并州通判，听说后接着上疏说：“按照礼制，大宗没有儿子，小宗就作为他的后嗣；成为后嗣的人，就要把大宗当作父亲。” “否则，就让他掌管宿卫，担任京城长官，也足以寄托天下人的希望。”上疏三次，又写信给范镇说：“这是国家大事，不说也就罢了，一旦说出来，怎么可以再反悔？愿意以死力争。”于是范镇进言更加有力。等司马光任谏官后，又上疏，并且当面说：“臣过去任并州通判时所上的三道奏章，希望陛下果断决定并大力施行。”当时仁宗简静沉默不说话，即使执政奏事，也只是点头同意而已。听到司马光的话后，仁宗沉思了很久，说：“莫非是想选择宗室作为继承人吗？这是忠臣的言论，只是别人不敢提罢了。”于是命司马光把所说的话交给中书省。司马光说：“不可以，请陛下亲自把自己的意思告诉宰相。”这一天，司马光又谈到江淮盐政，到中书省说明此事。宰相韩琦问司马光：“今天又有什么要说的？”司马光立即说：“所说的是宗庙社稷的大计。”韩琦领会了他的意思，便不再追问。韩琦知道御史里行陈洙同司马光友好，想借陈洙暗示司马光，使他完成先前的议论。不久有旨意命司马光与陈洙共同详定行户利害，陈洙借此传达了韩琦的意思。当时是嘉祐六年。司马光又上疏当面说：“臣先前向陛下进言时，陛下欣然接受，并不觉得困难，我以为马上就要施行了。” “如今却寂然无所闻，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正值盛年，子孙应当多至千亿，为什么匆忙去做这种不祥的事？小人没有长远考虑，只是想在仓促之际扶立自己亲厚友善的人罢了。唐朝自文宗以后，册立嗣子都出自左右近臣的意愿，甚至有称为‘定策国老，门生天子’的，这种祸患哪里说得尽呢？”仁宗大为醒悟，说：“送到中书省。”司马光到中书省，见到韩琦等人，说：“诸位如果不趁现在决定此事，将来某天半夜宫中发出一张纸，指定某人为嗣子，那么天下就没有人敢违抗了。”韩琦等都唯唯应答说：“怎敢不尽力。”一个多月后，任命英宗判宗正寺，英宗坚决推辞，不肯就职。第二年终于立为皇子，英宗称病不入朝。司马光又上疏说：“普通人争夺丝毫利益，甚至彼此争斗；如今皇子推辞不可估量的富贵，直到三百多天还不接受任命，他的贤德远远超过常人。有见识的人听说这件事，就足以知道陛下圣明，能够为天下寻得贤人。但是臣听说，父亲召唤，不能答应一声就算了；君主下令召见，不等车驾备好就应前往；使者奉命，只接受命令，不接受推辞。皇子不应推辞躲避，使者也不应空手返回。以后每次召皇子，都应责罚降黜内臣，并以臣子的重大义理责备皇子，这样他一定会入朝。” 英宗于是接受任命，授司马光为知制诰，司马光极力推辞，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任知谏院。上疏说：“经略安抚使可以便宜行事，是因战争兴起而设置的权宜制度，不是可以永远遵行的法令。等到将领和宰相、大臣掌管州郡时，许多人凭借地位尊贵而骄傲自恃，凌辱轻慢转运使，使他们无法履行职务。朝廷一味希望少惹事，专门实行姑息政策，以至于胥吏喧哗就能赶走御史中丞，宦官悖逆傲慢就能逼退宰相，卫士凶暴悖逆而案件不能追查到底，奸邪之人的恩泽超过旧日军队；有人辱骂三司使，法官却认为不算违反官阶秩序而在用法上犹豫；此外，只要有一个人在道路上散布流言，就有许多人为他变更法令、推行恩典。这些都是衰败的开端，不能不加以纠正。当时有关部门新制定后宫封赠法，皇后和妃嫔都追赠三代。司马光说，应当区别嫌疑、明辨细微，妃嫔不应与皇后相同。天圣年间亲郊时，太妃也只追赠二代，何况妃嫔呢？仁宗去世，英宗因哀伤过度而得病，慈圣光献皇后与英宗共同听政，司马光首先上疏说：章献明肃皇后保佑先帝，进用贤能、斥退奸邪，对赵氏有大功，只是因为亲近任用外戚小人，所以遭受天下人的非议。如今太后刚开始代行大政，应当信任像王曾那样忠厚、像张知白那样清正纯洁、像鲁宗道那样刚正、像薛奎那样质朴正直的人；

译“应当疏远像马委这样鄙陋卑劣、像罗崇勋这样善于谗谄的人，这样天下才会信服。英宗的病还没有痊愈，司马光担心奸人想要进谗挑拨、造成离间，于是上疏说：如今的事情，皇帝如果没有皇太后，就无法君临天下；皇太后如果没有皇帝，也无法使天下安定。两宫相互依靠，就像头目和心腹彼此安定一样。皇帝身体平安时，侍奉皇太后、顺承她的脸色，应当没有不合礼的地方。若药物尚未见效，以致早晚省视、寒温问候不能周备，也应当是皇太后所应当体谅的。孔子说：‘闵子骞真孝啊，人们没有因为他父母兄弟的话而离间他。’孟子说：‘父子之间以责备对方为善，是损害恩情的大事。’臣希望皇帝常常思考孔子的话，皇太后不要忘记孟子的劝戒。又上疏说：‘陛下既然成为仁宗皇帝的后嗣，皇太后就是陛下的母亲。皇太后以母亲的仪范治理天下，已经三十年；陛下刚从藩邸入朝承继大统，万一两宫之间有了嫌隙，陛下认为谁是逆、谁是顺，谁得、谁失呢？如果陛下对上失去皇太后的爱护，对下失去百姓的希望，那么即使拥有大宝之位，又凭什么安居呢？凡是君主用来保全国家的，是因为掌握着施加威福的权柄。“如今陛下即位将近一年，朝廷政事一概委托给大臣，从来没有询问事情的始末、察明是非并作出取舍，臣担心上下之人习以为常，施加威福的权柄逐渐有所转移，那么即使拥有四海的基业，又凭什么巩固自身呢？地位不安，基业不固，对陛下究竟有什么好处呢？”慈圣太后归还政权后，司马光上疏说：“修养自身没有比孝更重要的，治理国家没有比公正更重要的。”他所说的都恳切深切，都是母子之间难以说出口的话。当时有关部门制定法令，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关部门还要再次奏报，得到御宝后才供给。司马光极力论说这样不可，应当按照太后所取立即供给，事后再具疏奏报太后，以防止伪造。曹佾被授为使相，两府官员都升迁。司马光说，曹佾没有功劳却得到使相之职，是陛下用来安慰母亲的；如今两府都升迁却没有名义，如果把归还政权当作功劳，那么宿卫将帅、内侍小臣一定会产生觊觎之心。不久都知任守忠等人都升迁，司马光又争辩此事，并趁机论说任守忠是大奸。陛下还是皇子时，不是任守忠从中阻挠破坏大计、制造各种离间吗？幸亏先帝没有听从他；等陛下继位，他又反复变脸，交相扰乱两宫，是国家的大贼、人的大蠹，请求在都市斩杀他，以向天下谢罪。” 任守忠被贬为蕲州，天下人都感到痛快。当时把陕西民兵称为义勇，司马光上疏极力论述其危害，说康定、庆历年间登记陕西百姓为乡弓手，后来又刺选为保甲指挥，百姓深受其害，军队最终也不能使用；遇到敌人先行败逃，正规军也跟着逃跑，常常导致全军崩溃。县官知道他们只是白吃粮饷、没有用处，便裁汰遣返回乡务农；但这些人懒散游荡已久，不能再回到田地，强壮的成为盗贼，弱小的辗转死去，父老至今还为此流泪。如今义勇和这有什么不同？司马光六次上章，朝廷没有听从；他请求罢去谏官职务，也没有获准。执政建议说，濮安懿王德高望重、地位尊贵，应当以尊礼奉祀，于是交给太常礼院和两制官员商议。翰林学士王珪等人互相观望，不敢首先发言，只有司马光奋笔直书，立即提出意见：“作为后嗣的人，就应当把被继承者当作父亲，不敢再顾念自己的亲生父亲。如今奉祀濮安懿王的典礼，应当一概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使他的高官大爵达到极尽尊荣的程度。”议案完成后，王珪便命令属吏把司马光亲手起草的稿子作为定案。当时朝廷内外议论汹汹，御史吕诲、傅尧俞、范纯仁、吕大防、赵鼎、赵瞻等人都争论此事，相继被降职罢黜。司马光上疏请求留下他们；不能获准，就请求与他们一同受罚，也被贬出京师。发生大水，司马光上疏论述三件事，全部直言，无所隐讳。授任龙图阁直学士，改任右谏议大夫。神宗即位，升任翰林学士，司马光以自己不能写四六文辞为由推辞。神宗说：“像两汉的制诏那样写就可以。”司马光快步退出，神宗派内臣催促他入宫谢恩，于是任御史中丞。王陶论说宰相不在常朝班次中押班是对君主不臣，宰相不接受，王陶极力争论，于是被罢职。司马光接任后说，宰相不押班只是小事，王陶议论过分；但爱惜礼制、保存名分，却不能停止。近来宰相权力过重，如今又因王陶进言宰相而罢免他，那么御史中丞就不能再成为臣下的职位了，请等宰相押班后我再就职。神宗说：“可以。”王陶被贬为陈州知州后，上谢章，仍不停诋毁宰相，执政商议再次贬黜王陶。司马光说：“王陶确实有罪，但陛下想要扩大言路，自己委屈而接受王陶的意见，宰相却唯独不能容忍吗？”于是作罢。司马光上疏论述修养心性的要领有三条：仁、明、武；治理国家的要领有三条：任用官员、赏赐守信、惩罚必行。他的论述非常完备，并且说：“臣过去任谏官时，就把这六句话献给仁宗；后来又献给英宗，如今献给陛下。平生努力学习所得，全都在这里了。”司马光在英宗时，曾与吕诲共同议论祖宗制度：御药院应当任用供奉官以下的官员，至于内殿崇班，则应让近年居于此位的人出任，都是暗中处理官资、领取俸禄，并非祖宗本意。神宗于是把内臣寄禄资序全部罢除。边境官员上言，西戎部将嵬名山想凭横山的军众夺取谅祚并使其投降，诏令边臣招纳嵬名山的部众。司马光上疏极力反对，认为嵬名山的部众未必能够制服谅祚；即使侥幸取胜，灭掉一个谅祚，又产生一个谅祚，有什么好处？如果不能取胜，他一定会带领部众回来，我们不知道将用什么办法对付他。臣担心朝廷不但会失信于谅祚，又会失信于嵬名山。如果嵬名山剩余的部众仍然很多，向北回去不行，向南又不被接纳，走投无路，一定会突袭占据边城来保全性命。陛下难道没有看到侯景的事情吗？”神宗没有听从，派将领种谔发兵迎接嵬名山，夺取绥州，耗费六十万万。西方的战争，大概从此开始。兼任翰林侍读学士。登州有一名未成防妇人谋杀丈夫，造成伤害但没有死亡，官吏对案情有疑问，诏令司马光与王安石共同议论。王安石认为谋划与杀人是两件事，司马光说：“谋杀也就是故意杀人，都是一件事，不可分开。如果把谋划作为原因、杀人作为结果而分为两件事，那么故意与杀人也可以分为两件事吗？”从文彦博以下都赞同司马光的意见，但最终采用了王安石的说法。直到今天，天下人仍非难此事。百官上尊号，司马光负责答复诏书，上疏说：“先帝亲郊时不接受尊号，天下没有不称颂的。”

译“先帝末年有人进言说，国家同契丹往来的书信中，契丹有尊号而我国独自没有，认为这是深深的耻辱。于是群臣又在不合时宜的时候上尊号。过去汉文帝时，单于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没有听说汉文帝又设置一个大名号加在他身上。愿陛下追随先帝本来的意旨，不接受这个尊号。”神宗非常高兴，亲手写诏书答复司马光：“不是你，朕就听不到这些话。好好拟写答辞，使朝廷内外明白地知道朕出于至诚，并不是欺骗众人、求取名声。”于是神宗终身不再接受尊号。执政因河朔遭受灾害、国家费用不足，请求今年亲郊时两府不赐予恩赏。金帛送到学士院，请求裁决。司马光说：“救灾和节省费用，应当从贵近之人开始。”可以允许两府辞去恩赐。王安石说：“常衮辞去赐宴，当时的舆论认为常衮自知不能胜任宰相，所以应当辞去相位，不应辞去俸禄。而且国家费用不足，并不是当今最急迫的事务。”司马光说：“常衮辞去俸禄，仍然胜过那些贪恋俸禄、固守职位的人。国家费用不足，确实是急务。”王安石说他不对。王安石说：“费用不足，是因为还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说：“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户按人征收、像簸箕一样搜刮，来耗尽百姓的财产。” “百姓贫困而成为盗贼，并不是国家的福分。”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可以不增加赋税而使国家的用度充足。”司马光说：“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只有这么多，不在百姓手中，就在官府手中。譬如雨水，夏天涝了，秋天就会旱。不增加赋税而使上面的用度充足，不过是设法暗中夺取百姓的利益，其危害比增加赋税更加严重。这正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太史公把它写下来，是为了显出汉武帝的不明白。到了后来，盗贼蜂起，几乎导致动乱。如果汉武帝不悔过，昭帝不改变法令，汉朝几乎就灭亡了。”双方争论不止。王珪进言说：“救灾和节省费用，应当从贵近之人开始。”司马光的话是对的，但所花费用没有多少，恐怕会损伤国家体面；王安石的话也有道理，只是由明主裁决取舍。神宗说：“朕的意思同司马光一样，但暂且用不允准来答复。”适逢王安石起草诏书，便援引常衮的事责备两府，两府也不再辞谢。兼任史馆修撰。神宗问司马光：“可以担任谏官的人有谁？”司马光推荐吕诲，吕诲立即以天章阁待制任知谏院。诏令司马光与张茂则共同察看二股河以及修筑堤坝的利害。司马光请求约束水流向东，以缓解恩冀、深、瀛以西地区的水患。当时议论此事的人大多不同意，诏令依从司马光的意见。王安石开始执政后，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制定青苗、助役、水利、均输等政策，设置提举官四十余员，把这些法令推行到天下，称为新法。司马光上疏预先陈述它们的利害，认为：“法令如果这样实行，就是使百姓无论丰年还是灾年都没有休息的期限，贫穷的人会先被耗尽，富裕的人也会变穷。臣恐怕十年以后，富户就没有多少了。”后来果然如司马光所说。起初，富弼因病罢相，神宗任命陈升之为宰相，因而问司马光：“朕任用陈升之为相怎么样？”司马光说：“闽人狡猾险诈，楚人轻率容易冲动，如今执政都是闽、楚之人，一定会援引乡党之士，使他们充斥朝廷，风俗怎么能变得淳厚呢？”神宗说：“陈升之有才智，通晓民政和边事，别人都比不上。”司马光说：“陈升之确实有才智，只是恐怕在重大关节上不能坚定不移。过去汉高祖谈论宰相，认为王陵有些直愚，可以让陈平辅佐他；陈平的智谋有余，却难以独自担当重任。真宗任用丁谓、王钦若，也让马知节从旁参与制约。凡是有才智的人，必定要有忠直之士从旁制约他，这是明主用人的方法。” 神宗说：“是。”司马光说：“富弼老成持重，深得人望，他离去实在可惜。”神宗说：“朕挽留他已经够多了。”司马光说：“富弼之所以离去，大概是因为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用，又与同列大臣不合。”神宗又问：“王安石怎么样？”司马光说：“人们说安石奸邪，这话未免过分；但他不通晓事务，而且固执强辩罢了。”神宗问起吕惠卿，司马光说：“使王安石在朝廷内外背负恶名的，正是吕惠卿。他为人奸巧。”神宗说：“吕惠卿应答明白，辨析清楚，也算是有才。”司马光说：“吕惠卿确实有才，但用心不正，请陛下再慢慢观察他。江充、李训如果没有才干，又怎么能煽动君主呢？”司马光于是谈到台谏官，说他们是皇帝的耳目，陛下应当亲自选择。神宗说：“谏官难得，你替朕选择合适的人。”司马光退下后，举荐了陈荐、苏轼、王元规、赵彦若。到了迩英殿进读讲解《资治通鉴》读到萧何、曹参的事时，司马光说：“曹参不改变萧何制定的法令，懂得守成的道理，所以孝惠帝、髙后执政时，天下安宁，衣食日益丰足。”神宗说：“汉朝总是遵守萧何的法令而不改变，这样可以吗？”司马光说：“哪里只是汉朝如此？假使三代的君主始终遵守禹、汤、文王、武王的法令，即使流传到今天也仍然可以保存。武王灭商后说：‘于是恢复商朝的政事，政令沿用旧制。’这样说来，周朝也采用了商朝的政事。” 《尚书》说：‘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有的制度。’

译汉武帝听取张汤的意见，采用改变汉高帝法令的办法，任意纷纷更改，结果盗贼遍布天下的一半地区。汉元帝改变汉宣帝的政事，汉朝从此开始衰落。由此说来，祖宗的法令不可改变。几天以后，吕惠卿进讲，趁机说先王的法令，有一年改变一次的，例如正月开始调和气候，在象魏公布法令；有五年改变一次的，例如巡狩时考察制度；有三十年改变一次的，例如刑罚随时代而有轻重；有百年不改变的，例如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前些天司马光说的不是这样，他的意思是讽刺朝廷，同时也是讥讽我担任条例司官员。神宗问司马光：“吕惠卿说得怎么样？”司马光说：“在象魏公布法令，是公布旧有法令，怎么能叫作改变？如果每逢四季第一个月的朔日召集百姓宣读法令，难道要说这是按时改变、按月改变吗？诸侯中有改变礼制、改换音乐的，天子巡狩时就要诛罚他们，并不是天子自己改变。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刑，动乱的国家使用重刑，安定的国家使用中等刑罚，这叫作刑罚随时代有轻有重，并不是改变法令。况且治理天下，譬如居住房屋，破旧了就修理；不是彻底毁坏，就不必重新建造。若房屋彻底毁坏而要重建，不得到良匠和美材就不能完成。如今这两样都没有，我恐怕连风[原文缺损]雨也不能遮蔽。公卿和侍从都在这里，请陛下问问他们。” 三司使掌管天下的财赋，即使无才而被罢免也可以，却不能让两府侵夺他的职权。如今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是为什么？宰相应当用治国之道辅佐君主，哪里用得着条例？如果只知道使用条例，那么胥吏就足够了。如今又设置看详中书条例司，这是为什么？”吕惠卿不能回答，便诋毁司马光说：“司马光身为侍从，为什么不说话？既然说了却不被采用，为什么不离去？”司马光起身回答：“这是我的罪过。”神宗说：“你们只是相互讨论是非罢了，何至于这样？”神宗问：“朝廷每改变一件事，满朝便喧哗不安，为什么？”司马光说：“青苗钱放贷取息，即使是平民之间的借贷，尚且能使下户逐渐受到侵蚀，直到饥寒交迫、流离失所，何况凭借县官法令的威势呢？”吕惠卿说：“青苗法是愿意借取才给，不愿意借并不强迫。”司马光说：“愚民只知道借债所得的利益，不知道偿还债务的祸害；不只是县官不会强迫，富民也不会强迫。臣听说，制定宽松的法令，其弊端还会趋于贪婪；若制定以贪取为目的的法令，弊端又将怎样呢？从前宋太宗平定河东，制定和籴法。当时米价低，百姓乐意同官府交易；后来物价上涨，和籴却没有停止，于是成了河东世世代代的祸患。臣恐怕将来的青苗法，也会像河东的和籴法一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年、正月、五年、三十年、百年〕 神宗说：“陕西实行这种办法已经很久了，百姓并不认为它是祸害。”司马光说：“臣是陕西人，只看见它的祸害，没有看见它的好处。朝廷起初并不允许这样做，而主管官吏尚且能借此使百姓受害，何况立法允许它呢？”神宗说：“实行坐仓籴米怎么样？”在座的人都起身说：“不方便。”只有吕惠卿说：“坐仓如果能得到一百万斛米，就可以省去东南地区一百万石的漕运，把省下的钱供给京师，这很方便。”司马光说：“东南地区钱币短缺而米粮过剩，如今舍弃有余的米粮，去取所缺的钱，农民和商人都会受害。”侍讲吴申起身说：“司马光说得是极为正确的道理。”司马光说：“这些都是小事，不值得烦劳君主，只应当选择合适的人并任用他们。”神宗说：“是。”司马光快步退出。神宗说：“你莫不是因为不喜欢吕惠卿的话吧？”司马光说：“不敢。”有一天神宗问司马光青苗法，说：“这是《周礼》中泉府的职掌，是周公的法令。”司马光说：“陛下如果容许臣不顾忌讳，臣才敢冒死说出来。从前刘歆采用这个办法辅佐王莽，竟使农民和商人失业，在街市道路上哭泣，最终使天下灭亡，怎么足以作为圣朝的法令呢？况且王莽用钱贷给百姓，使他们经营本业，计算所得利息，每十取一；比起今天每年收取四分的利息，仍然算轻的。” 韩琦上疏论述青苗法的危害，神宗有所醒悟，想要废止此法。王安石称病请求离职。适逢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连续上章竭力推辞，达到六七次，说：“陛下如果确实能够罢除制置条例司，追回条例司所派的提举官，不实行青苗、助役等法，即使不用臣，臣所受的恩赐也已经很多了。否则，臣终究不敢接受任命。”神宗派人对司马光说：“枢密院掌管军务，官员各有职守，不应当拿其他事情作为辞职的理由。”司马光说：“臣尚未接受任命，仍然是侍从，对于政事没有什么不能说的。”王安石起身处理政务，青苗法最终没有废除，司马光也最终没有接受任命，于是写信晓谕王安石。往返三次，劝说开导极其恳切，只希望王安石自己醒悟并改正。他又说：“花言巧语、表情伪善的人，很少有仁德。”那些忠诚守信的人，在您掌权时，即使意见不合、令人厌恶，日后也一定会逐渐显出他们的作用；那些谄媚逢迎的人，如今确实能给您带来顺心的快意，但一旦失势，必定会出卖您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他指的是吕惠卿，对宾客总是指着他说：“颠覆王安石的，一定是吕惠卿。”小人本来就是因利益而结合，权势一旦倾覆、利益一旦转移，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后来过了六年，吕惠卿背叛王安石，上书告发他的罪过，凡是可以用来颠覆王安石的事，没有一件不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万斛、一日〕 神宗仍然想任用司马光，但司马光不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 《东都事略》卷八十七上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