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事略卷九十八

译《东都事略》卷九十九，宋王称撰，列传第八十二。邢恕，字和叔，郑州原武人。年轻时聪颖出众，博学多才，能写文章，喜好功名富贵。他谋划宏大而方法疏略，议论古今天下大事，多采用战国时期纵横家的说法。跟随程颐学习，考中进士甲科。调任永安县主簿，程颐称赞他的才能。经吕公著推荐，任崇文院校书。王安石推行新法，邢恕对王安石的儿子王雱说：“改变法令，人人都认为不对，你为什么不进言呢？”王安石大怒，将邢恕调出任崇德县知县。邢恕于是称病不仕达七年。元丰初年，任馆阁校勘，改任校书郎，升著作佐郎，又升职方员外郎。哲宗即位后，授右司员外郎、起居舍人。邢恕教高公绘上书，请求尊礼太妃，为高氏将来的福祉作打算。宣仁后召高公绘询问：“是谁替你写了这封书？”高公绘不敢隐瞒，便说：“是起居舍人邢恕写的。”当时邢恕已经召试中书舍人，却被言官列举罪状，出任随州知州，改任汝州知州。不久恢复直龙图阁，任颍州知州，调任河阳知州。不久以集贤殿修撰身份任沧州知州。当初神宗去世，邢恕替蔡确策划计谋，妄称有拥立之功，以此诽谤宣仁后，见《蔡确传》。到这时，谏官梁焘、刘安世、吴安诗都说邢恕与蔡确、章惇、黄履结交，人们把他们视为四凶。邢恕于是被贬为永州监酒。绍圣初年，授直龙图阁、徐州知州，升宝文阁待制、青州知州。入朝任刑部侍郎，代理吏部尚书、御史中丞。邢恕说：“刘奉世在元祐年间，和刘挚一起作为谋主，倾害拥立的大臣。”刘奉世因此被贬。邢恕又说：“张舜民历任御史、宰属，却没有听到他发表正论，而张舜民反被罢黜。”邢恕每次上殿奏事，都过了很长时间还不下来。章惇对此起疑，拿出邢恕在元祐初年被贬随州时上给宣仁后的自辩书，书中称宣仁后功德足以配享宗庙，并说国家大计在十多天以前就已经先定。于是邢恕出任应天府知府，责授南安军知军，恢复龙图阁待制、任定州知州，改任荆南知州。言官议论说，邢恕过去自称听司马光说过北齐宣训之事，认为司马光等人有凶悖之意，于是把这些话告诉章惇，司马光、范祖禹等人因而被贬逐。又把文及甫的私信送给蔡确的妻子明氏，说刘挚、梁焘、王岩叟都有奸谋，刘挚等人几乎因此遭到灭族。邢恕是个反复诡诈的人。于是被削夺职务，分司西京，居住均州。起用为随州知州，恢复龙图阁待制，历任郑州、定州、渭州三州知州。授龙图阁学士，调任太原知府。因任渭州知州时西夏人入侵获罪，被削职任虢州知州，调任汝州知州。不久恢复显谟阁待制，任郑州知州、提举崇福宫，以中大夫身份退休。起初蔡京任宰相，认为邢恕气势豪迈，不能和当时的同僚一同在朝廷任职，于是接连任用他为边帅，想让他从外任逐步升至将相，但最终也没有成功。邢恕病重将死时，还在与章惇争论拥立之功。邢恕的儿子邢居实，字敦夫，有文才，早夭。邢倞也是邢恕的儿子，为人缺少学识，却和父亲一样奸诈诡谲。斡里雅布的军队侵犯京师时，钦宗同意割让土地来议和、重申盟约，斡里雅布于是离去。斡里雅布回去后，尼堪仍留在隆德，派使者来索取贿赂。当时大臣有轻视敌人的意思，妄说：“如今勤王军队接踵而来，应当同敌人抗战；况且他们既然带着肃王过了黄河，我们何不扣留他们的使者，用来同他相抗？”于是把金国使者馆舍安置一个多月而不遣送。邢倞当时以司农少卿身份任馆伴，有个都管赵伦，是燕地人，害怕不能回去，便假托实情告诉邢倞说：“金国有个叫依都金吾的人，对金人怀有二心，希望归附大国，可以结交他来图谋两个敌酋。” 邢倞自以为想出了奇计，于是把这件事报告朝廷。大臣相信了他，便把诏书交给赵伦，又把赐给依都的书信藏在衣领中，并厚赏赵伦金帛。赵伦到了尼堪那里，首先把书信献上。尼堪大怒，把赵伦的书信上报给金国主，于是再次率兵南下。当时邢倞出任岳州知州，朝廷认为祸乱由邢倞开始，便将他除名勒停。臣王称说：“邢恕起初因为持论有操守，获罪废弃七年，天下人都推崇他的风节。然而他的为人贪恋功名，反复无常而不安定。他与蔡确、章惇侥幸邀取上天之功，不为世人所容。等到章惇掌权，他又与章惇牢固结合，凶恶的德行相互参杂，以成就他们的说法。所以即使诽谤君主和亲属，也不停止。唉！这就是所谓扰乱四国的人吗？就是凭借利口倾覆国家的人吗？考察他的所作所为，那么他同汉代的江充、息夫躬，唐代的李训、郑注之流，虽处在不同时代，走的却是同一条路。” 杨畏，字子安，祖先是遂宁人，后来迁居洛阳。他自幼丧父，独立自立，喜好学问，侍奉母亲孝顺。考中进士，任成纪县主簿，因文章受到吕惠卿赏识，授郓州教授。从此尊崇王安石的学说，认为那得到了圣人的旨意。授西京国子监教授，任御史里行。初次问对时，他陈述治理之道，议论社会风俗。当时有一名御史中丞出任郡太守，而监司却推荐他，杨畏说：“侍从官是否贤能，皇上平素就知道，监司却敢擅自妄加推荐，大概是在为将来铺路罢了。”请求告诫那些观望等待的人，改任宗正丞。授提举夔州路刑狱，请求祠禄官职，回到洛阳。当时正是元祐初年。杨畏过分忧虑，害怕得罪司马光，曾说：“我在夔峡任官，即使深山中的夷獠百姓，听说任用司马公，都互相庆贺他的盛大德行，竟然达到这种程度。”司马光去世后，杨畏又说：“司马光如果懂得圣道，便可以同皋陶、夔、稷、契相比；正因为他不懂得圣道，所以在政事上还没有完全做到。”吕大防、刘挚任宰相，都同杨畏友善，任用杨畏为工部员外郎，授监察御史，升殿中侍御史。杨畏帮助吕大防攻击刘挚，议论他结立朋党，分条上奏十件事，刘挚被罢免。苏颂任宰相后，杨畏又攻击苏颂，使他被调出朝廷。

译畏连续攻击两位宰相，意图让门下侍郎苏辙担任宰相。但宣仁后又从外地召回范纯仁，任命他为右仆射。畏又说范纯仁不可任用，宣仁后没有答复。他知道朝廷不会任用苏辙为相，便再次上奏说苏辙不可大用，他反复无常就是这样。后来升任侍御史。畏说当时尚未治理好的事情有四项：夷狄、河事、役法以及内外官政。当时有规定，两省官员可以推举台官。畏说：“御史与宰执是关系最密切的职位，宰相既然不亲自选任，却让自己的属官推举，难道可以吗？”太常博士朱彦因议论皇地祇祭祀的礼仪不同，自己请求罢职。畏说：“朱彦依据经义讲论道理，如果朱彦被罢职外放，恐怕从此人们都会观望，不敢把守职尽责当作原则。”宣仁后去世，吕大防想任用畏为谏议大夫，范纯仁认为畏不是正直之士，不可以任用，吕大防于是改任畏为礼部侍郎。吕大防担任山陵使时，畏一开始背离吕大防，称赞熙宁、元丰年间的政事和王安石的学术，哲宗信任了他，吕大防因此被罢免。章惇入朝任宰相，畏暗中结交他，对章惇说：“前些日子我权衡势力的轻重，于是借吕大防、苏辙之力驱逐刘挚、梁焘等人。正想驱逐吕、苏二人时，才发现已经罢休了。” 畏的官职经历虽然属于元祐一派，但内心却站在熙宁、元丰一边。章惇任命畏为吏部侍郎。畏见中书侍郎李清臣、知枢密院安焘与章惇不合，双方势力相敌，便又暗中依附安焘、李清臣。章惇察觉了他的心意，又把这件事告诉曾布、蔡卞。由于畏平日对章惇所做的那些事，章惇便以宝文阁待制身份将他外放，出知真定府。不久降职为知虢州，列入元祐党籍。后来知郢州，恢复集贤殿修撰，知襄州，调任荆南，提举洞霄宫，居住在洛阳。不久又知邓州，再次请求任祠禄官。言官上奏议论他的罪状后，他被降职为主管崇禧观。蔡京任宰相后，畏派儿子侄子去拜见蔡京，并拿出元祐末年上奏苏辙不可大用等奏章为自己辩解。河南尹薛昻是蔡京的党羽，畏便通过薛昻向蔡京极力求情，于是被排除出党籍。不久恢复宝文阁待制。政和二年，洛阳士民到朝廷请求在中岳举行封禅，畏上疏一千多字，极力斥责奸佞。正要整治相关事务时，突然得病去世，享年六十九岁。畏很有纵横家的学问，富有才辩，但多用权术和权变。因为他在元丰年间被进用，元祐年间任从官，绍圣年间又升迁，人们称他为“三变”。他与邢恕交好，邢恕的权术较为疏略，畏的谋划深沉，二人都因好求进用而丧失名节。来之邵，字祖德，是开封府咸平人。考中进士，调任潞州司理参军。元丰年间，任大理评事，授任监察御史。黄履任御史中丞时，说来之邵曾雇用杂户女子为婢，于是来之邵被贬为将作监丞。哲宗即位后，升任太府丞，任秦凤路提举常平、利州和成都府路转运判官。入朝任开封府推官，又任监察御史，升为殿中侍御史。来之邵弹劾苏颂拖延贾易知苏州的任命，又弹劾梁焘因为是刘挚的亲党而做到丞弼，又说范纯仁不可再次任相，请求进用章惇、安焘、吕惠卿。宣仁后祔祭太庙时，来之邵请求先驱逐吕大防，再任章惇为相。他弹劾攻击别人很多，升任侍御史，授刑部侍郎。谏官张商英弹劾来之邵与颍昌百姓盖渐争讼财产之事，来之邵因此以直龙图阁身份出知蔡州。去世，享年四十八岁。来之邵见风使舵、依附权势，他议论政事出于观望，把忠诚正直的人指为奸邪反复之徒，以便依附章惇。蔡京任宰相后，特意追赠来之邵为大中大夫。上官均，字彦衡，是邵武军人。由进士任北京留守推官、国子监直讲。元丰年间，升任监察御史里行。相州一个富人的儿子杀了人，案件在审刑院和大理寺之间审议不决，京城流传说法官窦莘等人收受贿赂。知制诰蔡确召集猜忌险诈的官吏和法官数十人，穷追审讯，手段惨酷，没有人敢为他申明冤情。上官均上疏请求因这件狱案诏令有关臣僚共同审理，因此获罪，被贬为光泽县知县。后来窦莘等人最终没有收受贿赂的事实，天下人都佩服上官均持平公正。任期届满后，监进奏院。哲宗即位，升任开封府推官。元祐初年，再次授任监察御史。他说青苗法有惠民的名声，却没有惠民的实际；有眼前的利益，却会成为全年长期的祸患，希望恢复常平仓买卖粮食的办法，废除青苗法。蔡确的弟弟蔡硕盗借官钱数以万计，案件上报后，上官均说蔡确作为宰相，包庇邪恶、扰乱法制，应当公开纠正他的罪行，以警戒百官。又说李清臣充任辅佐大臣，低头随声附和，庸碌无能而固宠，希望赐令罢免，于是李清臣被罢去政务。监察御史张舜民论说边事，因而牵涉宰相文彦博，张舜民被贬职。上官均说，御史掌管风纪，允许根据传闻进言，是为了扩大耳目。张舜民的话如果正确，就应当施行；如果不正确，也应当容纳。希望恢复张舜民的官职。后来台谏官约定再次论奏此事，上官均认为事情很小，不应再次论奏。不久，台谏官都被调出京城，而上官均升任殿中侍御史。西戎自从永乐之战后，倚仗胜势而骄横，想要恢复旧地。朝廷采用赵卨的计策，放弃了四座寨堡。到这时，西夏又请求兰州寨堡的土地，上官均上疏说：“先王驾驭夷狄，知道威势不能单独建立，所以借助恩惠来成就威势；知道恩惠不能单独施行，所以必须依靠威势来推行恩惠。这样以后，夷狄既怀柔又畏惧，不会产生怨恨、轻视和侮慢之心。如今西夏所争的兰州寨堡土地，都是控制要道的地方，如果轻率地把它们给出去，恐怕戎人会趁虚攻打熙河一带数郡，使其孤立而难以防守；如果他们接着请求熙河旧地，将用什么话来拒绝他们？这就像给老虎添上翅膀，借给敌人兵器，不但没有益处，只会成为祸患。不如整治军队、积储粮食，划定疆界进行防守，使戎人明白知道朝廷的意图。”当时，傅尧俞任中书侍郎，许将任右丞，韩忠彦任同知枢密院，三人议论政事多有异同，都请求罢职。上官均说，大臣的职责是与国家共同承担安危祸福，朝廷之上应当致力于协调和谐，以治理天下，使朝廷内外的人完全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何异同。

译如果他们气愤不平地争论而不顾全大局，拿什么给百官作榜样？傅尧俞等人虽然有争论的过失，但事情都是出于公心，并没有明显的大恶。希望不要过分追究，而让他们就任职务，以求协和，使事情归于最恰当的处理。于是诏令傅尧俞等人就任。御史中丞苏辙等人仍然上奏进言。上官均上疏说：“进退大臣处理得当，天下就会佩服陛下的明察，大臣也能安居其位；进退处理不当，就会损害陛下的明哲，而进言者从此可以借朋党合谋，合力动摇大臣。天下的事情，应以是非为根本。所议论的如果正确，即使意见不同，也不妨碍它是善事；所议论的如果错误，即使意见相同，也难免是不善。如今傅尧俞等人只是不能协调和谐，实际上没有大的过错，而苏辙因为许将当时已经确定了意见，后来却背离同列的意见，独自上奏论说。臣认为正确的就应当顺从，错误的就应当纠正，难道每件事都只听命行事吗？坚持错误而不改，然后才算忠诚、不是奸邪吗？许将舍弃同列的意见，向上奉行圣旨，这是能够顺势成就其美好的行为，不应反而把它当作过错。假如一个人不忠，即使和同列协调和谐，也正是奸臣，并不是朝廷的利益。”许将将被罢免时，上官均又说：“吕大防刚强自任，每逢任命官员，同列都不敢提出异议，只有许将有时与他意见不同。苏辙平素与吕大防友善，竭力排斥许将，一定要争取胜利。臣恐怕纲纪法令从此就会败坏了。”上官均又论述御史是皇帝的耳目，中丞是掌管风纪的长官，苏辙应当公正地辨明是非、分别善恶，不应当妄言。于是请求罢职，出知广德军，改任河北东路提点刑狱。绍圣初年，召回朝廷，授右正言。当时吕大防已经被罢政，上官均论列吕大防、苏辙等人的六项罪状，吕大防、苏辙等人一并再次被贬。宰相章惇想要改变政事，独揽官员升降的大权，暗中排斥异己，将吏部尚书彭汝砺外放为成都府知府，同时召朱服任中书舍人。上官均说彭汝砺不应被贬，朱服也不可任用。章惇大怒，将上官均外放为京东西路提点刑狱，调任淮东，升为梓州路转运副使，调任淮南，知越州。徽宗即位后，以秘书少监召回，升任起居郎，授中书舍人，兼修国史，升任给事中。当时宰相想完全遵循熙宁、元丰的法度，把它作为绍述。为了影响上官均，宰相对他说此事。上官均说：“法度只应遵从正确与否，不应有彼此之分。”因此与他们不合。后来以龙图阁待制身份知永兴军，调襄州，并被列入元祐党籍而夺职，主管崇禧观；又恢复集贤院修撰，提举洞霄宫。过了很久，又恢复龙图阁待制，退休，去世，享年七十八岁。董敦逸，字梦授，是吉州永丰人。考中进士，调任连州司理参军。元祐年间，任广南西路转运判官，授监察御史。他与同时任御史的黄庆基说，苏轼任中书舍人时，在制诰中指斥先帝时的政事，而他的弟弟苏辙又与苏轼互相呼应，从而扰乱朝政。于是吕大防、苏辙上奏说：“董敦逸、黄庆基说苏轼所撰写的制词是诽谤毁辱先帝。臣私下观察，先帝的本意是想使国家富足、军队强盛，以鞭挞四夷，只是一时群臣顺从迎合得太过分，所以有些事情处理失当。等到太皇太后与皇帝临朝执政，便顺应百姓的愿望，随着事情的具体情况加以救正改变，这本来就是事理所当然。过去汉武帝喜好用兵、加重赋税，使百姓受伤害，昭帝即位后，广泛采纳众议，许多事情都停止废罢。汉明帝还崇尚明察，屡次兴起惨酷的狱案，章帝却改用宽厚的政策，天下人都心悦诚服，从没有人认为这是诽谤毁辱先帝。至于本朝真宗即位，放宽免除拖欠，以增加民间财力；仁宗即位，停止修建宫观，以使民力得到休息。这些都是因时制宜，用来补救先朝政事的缺失，也从未听说当时士大夫认为这是诽谤毁辱先帝。只是元祐以来，言事官借此攻击伤害士人，同时想要动摇朝廷，其用意极为不善。” 苏辙又上奏说：“臣昨天取来哥哥苏轼所撰写的吕惠卿诰命看，其中提到先帝的话有：‘起初凭借帝尧的仁德，姑且试用伯鲧；最终即使孔子那样圣明，也不信任宰予。’哥哥苏轼难道也是诽谤毁辱先帝吗？臣听说先帝晚年也深深悔恨已经做过的事情，只是没有来得及改正。元祐年间的改制更张，只是追述先帝的美好本意罢了。”太皇太后说：“先帝追悔往事，甚至流下眼泪。”吕大防说：“先帝一时的过度举措，并不是他的本意，本来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太皇太后说：“皇帝应当深知此事。”于是董敦逸、黄庆基一同被罢免。董敦逸任荆湖北路转运判官，黄庆基任福建路判官。不久，御史中丞李之纯认为二人诬陷忠良，董敦逸改知临江军，黄庆基知南康军。绍圣初年，董敦逸再次任监察御史，但黄庆基已经去世。董敦逸改任工部员外郎，升为殿中侍御史。作为侍御史，董敦逸说：“臣两次升任言官，只是担心自己被排挤驱逐，不能长久履行弹劾纠察的职责。”哲宗说：“你能够进言，不必担心朕不能听取你的话；既然朕相信你，也不必担心朕不能施行。”不久出知兴国军，调任江州。徽宗即位后，以直龙图阁身份知荆南府，召入朝廷任谏议大夫。董敦逸极力指斥蔡京、蔡卞的过恶，升任户部侍郎后去世，享年六十九岁。《东都事略》卷九十九。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