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事略卷九十二

译赴各地经营办理。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利的名目；六七名年轻人和四十多名使者，是求利的工具。至于所推行的事情，连路上的人都知道它困难。汴水是浑浊的河流，自有人类以来，从未用来种稻，如今却想筑堤蓄水来灌溉它。种一万顷稻田，必定要用一千顷的堤塘，每年淤积一次，三年就会淤满。陛下如果相信这种说法，就会派人去察看地形；万一官吏苟且顺从，真让陛下以为可以兴办这些工程，上面耗费府库粮帑，下面耽误农时；一旦堤防开裂，水流失去旧道，即使吃了提出此议者的肉，又对百姓有什么补益？自古以来役使百姓，必定使用乡户。如今只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郡雇役，便想把这种办法推行到天下。单丁、女户，大概是天下百姓中最贫穷的；而陛下却首先想役使他们。富有四海，怎么忍心不加以体恤？青苗放贷，过去一向有禁令。如今陛下开始制定成法，每年都要实行。即使说不许强迫摊派，经过几代以后，暴君和贪官污吏，陛下能够保证他们不这样做吗？将来天下人怨恨这件事，国史记载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难道不可惜吗？况且常平法可以说已经完备到极点。如今如果改成青苗法，毁掉原有的成法而建立这个新法，损失会更多；损害官府、危害百姓，即使后悔又怎么来得及？从前汉武帝因财力枯竭，采用商人桑弘羊的主张，贱买贵卖，称为均输。当时商人不能正常经营，盗贼日益增多，几乎导致天下大乱。孝昭帝即位后，霍光顺应百姓的愿望，把这些做法归还给他们，天下人归心，于是得以平安无事。没想到今天这种议论又兴起了。陛下毁坏常平法，却谈论青苗法的功效；损失商税，却谋取均输法的利益，臣私下认为这是过错。臣所希望陛下凝聚人心，说的就是这一点。国家之所以存亡，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强弱。历代国运之所以长短，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贫富。君主明白这一点，就知道事情的轻重了。所以臣希望陛下致力于崇尚道德、敦厚风俗，不希望陛下急于求成、贪图富强；以简易作为法令，以清静作为用心，这样民德就会归于淳厚。这就是臣所希望陛下敦厚风俗的原因。古代建立国家，使内外相互制约，轻重相互权衡，没有内重外轻的弊病。我国的租赋登记在计省，重兵集中在京师；用古制衡量今天，似乎是内重。恭敬地思考祖宗委任台谏官的用意，这是圣人防范过度的最高明策略。台谏官固然未必都是贤能之人，他们所说的也未必都正确；然而必须养护他们的锐气，借给他们重权，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这是要挫败奸臣萌芽，挽救内重的弊病。臣听长者们谈论，都说台谏所说的话通常随着天下的公议，公议赞同的，台谏也赞同；公议攻击的，台谏也攻击。如今舆论沸腾，怨恨和诋毁交相而来，公议所在的方向也可以知道了。臣担心从今以后习惯成风，所有人都变成执政大臣的私人，以致君主孤立；一旦纲纪废弛，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臣所希望陛下保存纲纪，说的就是这一点。臣所进献的三句话，陛下怎么可以不察看呢？起初殿试采用策问，举子们迎合时好，争相说祖宗的法制不正确。苏轼任考官，退朝后拟写答语，因而进言说王安石不知人，不可以重用。王安石发怒，御史诬奏苏轼有过失，穷尽追查却没有所得。苏轼于是请求外任，任杭州通判。高丽入贡，使者把国书交给官府，书中只写干支纪年，苏轼退还说：“高丽对本朝自称臣属，如今却不奉正朔，我怎么敢接受？”使者急忙改写国书，称熙宁年号，苏轼才接受。调任密州知州。当时正实行手实法，让百姓自己申报财产以确定户等；司农寺下令各路，不能及时施行的按违制论罪。苏轼对常平官说：“违制获罪，如果是朝廷制定的，谁敢不服从？如今却出自司

译农寺，这是擅自制定法律。”怎么样？使者惊讶地说：“暂且慢慢来。”不久，朝廷也知道它的危害，便废止了。调任徐州。这一年黄河在澶渊决口，向东泛滥到钜野，向北漫溢到济南，又漫溢到泗水，水势浸泡蔓延到城下，百姓争相出城躲避洪水。

译苏轼穿着草鞋，拄着杖，亲自率领士兵和民夫修筑长堤，从戏马台起一直连接到城边。洪水涨到堤下，不能造成危害。大雨日夜不停，河势更加凶猛，城墙没有被淹没只剩三板。苏轼住在城上，派官吏分段守卫，最终保全了全城，并把情况上报。诏令褒奖他。调任湖州，进言的人抓住苏轼谢表中的话，认为其中有怨恨诽谤之意，于是把苏轼所作讥刺时事的诗全部搜罗出来，交相上章列举，称为讪上，于是逮捕他到御史台审讯。因罪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在那里，后来迁居汝州。尚未到达时，上书说明自己在常州有田，希望能够居住在那里。神宗准许了他。哲宗即位，起用他任登州知州，召回任礼部郎中，授起居舍人，升任中书舍人。当时正议论把免役法改为差役法，苏轼对司马光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弊。免役法的弊端，是搜刮百姓财物，十室九空，钱财聚集到上面，而下面有钱币荒乏的忧患。差役法的弊端，是百姓常常在官府服役，不能专心务农，贪官猾吏也能借此作奸。这两种弊害的轻重，大概大致相等。”司马光说：“依你看应当怎么办？”苏轼说：“法令彼此沿袭，事情就容易办成；事情逐渐推进，百姓就不会惊扰。三代的法令中，兵农合为一体，到秦代才分成两种。” 到了唐代中叶，完全把府兵改成长期征戍的士卒，从此以来，百姓不知道军事，士兵也不知道务农；农民拿出粮食和布帛来供养士兵，士兵献出性命来保卫农民，天下人都认为这样便利，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改变它。如今的免役法，实际上很像这种制度。您想突然废除免役而实行差役，正如废除长期征戍而恢复民兵一样，大概不是容易的事。”司马光不以为然。苏轼说：“从前韩魏公选拔陕西义勇军时，您担任谏官，极力争辩，韩魏公很不高兴，您也不顾忌。如今您做了宰相，难道不许我把话全部说完吗？”司马光笑着作罢。不久苏轼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苏轼曾锁宿禁中，中使传旨召他到便殿应对。宣仁后问：“你前年任什么官？”苏轼回答：“臣前年任汝州团练副使。”“现在任什么官？”回答：“臣现在任待罪翰林学士。”“为什么突然到了这个地位？”苏轼回答：“承蒙太皇太后、皇帝陛下的知遇。”“不是。”苏轼说：“难道是大臣论荐吗？”宣仁后说：“也不是。”苏轼惊讶地说：“臣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也不敢通过其他途径进身。”宣仁后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先帝每次诵读你的文章，总要叹息说：‘奇才，奇才！只是还没有来得及提拔任用你到高位罢了。’”苏轼不觉失声痛哭，宣仁后和哲宗也流下眼泪，左右侍从都感动得流泪。不久命他入座，赐茶，撤去御前的金莲烛，送他回翰林院。苏轼曾读《祖宗宝训》，因联系当时政事，逐一说明如今功罪不明，善恶没有受到奖赏或惩罚。又说黄河水势正向北流，却强行使它向东；夏人进攻镇戎，杀掠了几万人，帅臣隐瞒不报，朝廷也不追问。事情常常如此，恐怕会逐渐形成衰败混乱的开端。苏轼请求外任，以龙图阁学士任杭州知州。当时谏官说蔡确在安州时作诗，借郝处俊的事来讥刺时事，大臣们议论要把他驱逐到岭南。苏轼秘密上疏说：“朝廷如果减轻蔡确的罪责，对于皇帝以孝治国来说就不够；如果重重治蔡确的罪，对于太皇太后的仁政来说又稍有损害。臣认为应当由皇帝降敕令推究治罪，再由太皇太后特别加以宽免，这样仁政和孝治两方面都能得到成全。”宣仁后认为有理，却不能采用。杭州濒临大海，水泉又咸又苦。唐代刺史李泌开始疏导西湖，修建六井，百姓因此有足够的用水。到白居易时又疏浚西湖，引水进入运河，又引水灌溉农田，达到一千顷。湖中水草淤积很多，自唐代到钱氏之后，逐渐废弃而无人治理。到这时，水草淤积达到二十五万余丈，湖水已经所剩无几。运河失去西湖水利，只能依靠江潮供水，潮水淤塞河道，泛滥到街市。每三年疏浚一次，成为市井的巨大祸患，因此六井也几乎废弃。苏轼刚到任时，疏浚茅山、盐桥二河，使它们分别承受江潮水和湖水，修建堰闸按时启闭；又利用剩余力量重新整治六井，百姓得到水利。杭州有个叫净源的僧人，住在海边，和外国商船客人往来，通过沽名钓誉取悦高丽。元丰末年，高丽王子义天来朝，于是前往拜访净源。到这时净源去世，他的弟子私自携带净源的画像前去告诉义天，又让高丽属官来朝，并说国母派人带着两座金塔为皇帝、太皇太后祝寿。苏轼没有接受，并上奏说：“高丽很久没有入贡，失去了赐予和厚利，看来是想来朝见了；但它没有摸清朝廷将厚待还是薄待他们，所以借祭奠亡僧之名行祝寿之礼。如果接受却不回礼，远方夷人或许会因此产生怨恨；如果因此厚加赏赐，就正好落入他们的计谋。臣认为朝廷应当不予过问，让州郡按照道理拒绝他们。然而平庸的僧人和狡猾的商人，竟敢擅自招诱外夷，为国家制造事端，这种苗头不能助长，应当严加惩罚。” 苏轼治理杭州，对百姓有恩，百姓为他建立祠堂。召任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苏轼从汝州调往常州时，在宋州接受任命。恰逢神宗去世，他在宋州哭悼，向南到达扬州。常州人替苏轼买了田，书信送到后，苏轼很高兴，作诗中有“闻好语”的句子。进言者妄称苏轼听到皇帝讳名而高兴，查验却没有实据。苏轼再次请求外任，于是以龙图阁学士任颍州知州，调任扬州知州。不久以兵部尚书的身份召回，兼任侍读。皇帝亲自祭祀南郊时，苏轼任卤簿使，引导车驾进入太庙。有一辆赭伞犊车和一辆青盖犊车争道，不避让仪仗卫士。苏轼告诉仪仗使李之纯说：“中丞的职责是整肃政纪，这件事不可不上报。”李之纯不敢说。苏轼便在车中弹劾上奏。第二天，中使传达命令，告诫有关官署严整仪仗卫队。不久升任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代理礼部尚书。高丽派使者请求朝廷赐书，朝廷答应了。苏轼说：“汉代东平王请求得到诸子和太史公的书，汉朝尚且不肯给；如今高丽所请求的超过了这个，难道可以给它吗？”起初，许将建言说：“每三年冬至，天子亲自祭祀，遍祭宗庙，祭祀上天于圜丘；而这一年夏至，方泽祭地却停止，只派上公代行，这样皇地祇就不在天子亲自祭祀的典礼之中了。”

译于是请求下交侍从、台谏和礼官讨论。顾临等人议论认为应当依照祖宗旧例。范纯礼等人议论说：“此前停止合祭，已经合乎礼制；如今又反复更改，恐怕失去尊敬神祇的本意。”杜纯等人议论请求在苑中设置遥望祭祀之所，在坛地设置烽火，等到天子亲自祭祀南郊的年份，夏至时在北郊由上公代理祭祀，每献一次就举烽火，以此诏令天子拜祭。孔武仲等人议论请求南郊只祭祀上帝。议论既不一致，苏轼上奏说：“古代祭祀上帝时就一并祭祀地祇。《诗经》说‘昊天有成命’，讲的就是郊祀天地。这是合祭天地的经文和明文。如今议论的人想在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大概是认为采用了《周礼》。臣认为如今实行的不合《周礼》的地方很多，却偏偏在地祇一事上说这是《周礼》，不应当在圜丘祭祀，这是什么道理？议论者一定会说，如今的寒暑与古代没有不同，而周宣王六月出兵征伐玁狁，那么夏至这一天为什么不能祭祀？臣将回答说：舜一年巡行四岳，五月天气正热时南行到衡山，十一月天气正冷时北行到常山，这同样是后世的寒暑。后世君主能够做到吗？周代之所以十二年巡行一次，只是因为不能像舜那样罢了。周代尚且不能实行舜的礼制，难道却说现在可以实行周代的礼制吗？周宣王六月出兵驱逐玁狁，大概是迫不得已，而且尹吉甫担任将领，周王并未亲自出征。如今想制定一代通行的礼制，作为每三年实行一次的常法，怎么能拿六月出兵来相比？议论者一定又会说：夏至不能举行礼仪，就派官员代理祭祀；这就不是臣所知道的礼制了。《周礼》中的大宗伯说，如果王不参加，就由人代理其位。郑氏注说，王有事故，就代替他举行祭祀。贾公彦疏说，有事故是指君王有疾病以及悲哀惨痛之事。既然如此，代理祭祀不是安宁吉祥时的礼制，而是无故采用有故时的礼制。议论者一定又会说：省去繁琐的文饰末节，一年就可以举行两次郊祀。臣将回答说：古代把天子亲自郊祀作为常礼，所以没有所谓繁文。如今把亲自郊祀当作大礼，繁文就有不能省略的地方。如果设置帷幕、城垣、幔屋，盛夏就有遭遇风雨的忧虑。陛下从宫中进入宗庙，出郊时戴通天冠，乘大辂，中午停留休息；百官和卫兵暴露在道路上，铠甲装备齐全，人马喘息流汗，这些都不是夏至时所能承受的。君王把天当作父亲来侍奉，把地当作母亲来侍奉，不可以有所偏废。侍奉天要完备，侍奉地却简略，这是对父母有厚薄之分，难道可以说是繁文末节而想一概省去吗？” 议论者一定又会说：每三年祭天一次，再每三年祭地一次；这也不是臣所知道的礼制。三年一次郊祀已经太疏阔了，偏偏只祭地而不祭天，这是因为重视祭地而更加疏远祭天。自古从未有六年才祭天一次的事；这样一来典礼会更加败坏，想恢复古制反而更加背离古制，神祇一定不会来享用祭祀，这不是行礼的办法。议论者一定又会说：在应当郊祀的年份，用十月的神州祭祀替代夏至的方泽祭祀，就可以避免暑热时举行礼仪的忧患。这也不是臣所知道的礼制。之所以议论这件事，是想完全依从《周礼》。如今用十月替代夏至，以神州祭祀代替方泽祭祀，不知这是《周礼》的经文，还是变通礼制的权宜办法？如果改变礼制、采取权宜做法是可以的，那么合祭于圜丘为什么偏偏不可以？十月亲自祭地，十一月亲自祭天，先祭地后祭天，古代没有这样的礼制；而一年举行两次郊祀，军国劳费的忧患也仍未免除。议论者一定又会说：在应当郊祀的年份，夏至只在方泽祭地，不亲自郊祀而举烽火，天子在宫禁之中遥望祭祀。这也不是臣所知道的礼制。《尚书》中的望秩、《周礼》中的四望、《春秋》中的三望，说的都是山川在境内而不在四郊，所以从远处遥望祭祀。如今所在的地方，低头就能看见大地，却说要遥望祭祀，难道是说京师看不见大地吗？这六种议论，就是关于是否合祭的裁决。诏令召集礼官讨论，不久朝廷认为合祭是正确的，便停止了议论。宣仁后去世，哲宗亲自处理政务，苏轼请求外任，以二学士的身份任定州知州。苏轼入朝辞行时上书说：“古代圣人将要有所作为，必定先处在昏暗中观察光明，处在静止中观察行动，于是万物的情状都完整地呈现在眼前。陛下圣明睿智超过常人，正值盛年，臣希望您虚心循理，一切暂且不要有所作为，默默观察各项政事的利弊和群臣的邪正，以三年为期限，等到看清利弊的真实情况、邪正的实际情形，然后顺应事物而行动，使行动之后天下没有遗憾，陛下也没有后悔，上下共同享受太平的利益。这样即使把南山的竹子全部用尽，也不足以记载圣明的功业；即使兼有三宗的寿命，也不足以报答圣明的德行。由此看来，陛下有所作为，只怕太早，不怕稍迟，这已经很明白了。臣担心急于进取、喜好功利的大臣动辄劝陛下轻率改变旧制，所以进献这个意见，冒昧希望陛下留意，这实在是社稷宗庙的福分，也是天下的大幸。”苏轼治理定州，严整军政，修缮营房，禁止饮酒赌博，军中的衣食稍有充足，于是按战法编组训练军队，众人都敬畏服从。绍圣初年，御史弹劾苏轼掌管内外制诰时所作的词命，认为其中讥刺了先朝，削职任英州知州。又以宁远军节度副使的身份安置惠州，贬为琼州别驾，安置在昌化军。徽宗即位，迁往廉州，改任舒州团练副使，调往永州。不久提举玉局观，随后退休，死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苏轼和弟弟苏辙都跟随父亲苏洵学习写文章。苏洵晚年研读《易》，撰写《易传》，还没有研究完就因病去世，苏轼继承他的志向，最终完成此书，又作《论语说》。最后居住在海南，撰作《书传》。三部书完成后，他抚摸着书叹息说：“后世如果有君子，应当会了解我。”他从小喜爱读书，老年仍不厌倦；为人笃厚孝顺友爱，轻视钱财而喜欢施舍，奖励善人、斥责恶人，这大概是他的天性。他被贬黄州时，在东坡筑室居住，因而自号东坡居士。有《东坡集》六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外制十三卷、和陶诗四卷。儿子苏迈、苏迨、苏过，都善于写文章。苏迈仕途不显达，苏迨在靖康初年任驾部员外郎，苏过最终任定州通判，有《飓风赋》《思子台赋》流传于世。《东都事略》卷九十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