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事略卷七十六

译《东都事略》卷七十七，宋王称撰，《列传》第六十 范镇，字景仁，成都华阳人。薛奎镇守蜀地，回朝后，有人问他到蜀地得到了什么，他说：“得到了一位伟人，应当凭文学闻名于世。”说的就是范镇。考中进士，礼部奏报名次列第一。按照旧例，殿廷唱名宣布名次超过三人时，礼部第一名必须越过次序高声自我陈说，于是提拔置于上等。范镇不肯自我陈说，直到第七十九人时才出来行拜礼，退回队列，一句话也没有说，朝廷内外都认为奇异。脱去布衣授官，任新安主簿。王举正推荐他，奉召考试后，提拔为馆阁校勘。宰相庞籍说范镇有非凡才干，却不急于求取进用，特意授任直秘阁、开封府推官。提拔为起居舍人，任知谏院。上疏论述民田困弊，请求约束祖宗以来官员和士兵的数量，酌情取其中数作为固定制度；将现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作为日常经费，储存十分之三以备水旱等非常灾害。又说：“古代冢宰掌管国家财用，唐代由宰相兼任盐铁转运使，有时兼判户部度支。如今中书掌管民政，枢密院掌管军政，三司掌管财赋，彼此互不相知，所以财赋已经匮乏，枢密院扩充军队却没有尽头；百姓已经困苦，三司征取财物却不停。请让中书、枢密院共同通晓军政、民政、财利的大计，与三司一同制定国家财用。” 安葬温成皇后时，太常讨论礼制，先前称为‘园’，后来称为‘陵’。宰相刘沆先任监护使，后来任园陵使。范镇说：“常听说执法官玩弄法律，还没有听说礼官玩弄礼制。”请求查问前后讨论礼制意见不同的情状。当时有诏令规定，凡是宫内下达而不合律令的命令，令中书、枢密院及所属机构坚持上奏。还不到一个月，内臣无故改官的，一天就有五六人。范镇请求追究大臣奉诏却故意不坚持上奏的罪责。石全斌因护送温成皇后下葬，被授为观察使，凡是办理葬事的人都升两级官。范镇说：“章献、章懿、章惠三位皇后下葬时推恩，都没有这样的先例。”请求追回授给石全斌等人的告敕。当时陈执中任宰相，范镇曾论说他没有学术，不是宰相的器度。等到陈执中的宠妾鞭打杀死婢女，御史弹劾，想驱逐陈执中。范镇说：“如今阴阳不和，财赋匮乏，百姓困苦，盗贼日益猖獗，监狱充满囚犯，陈执中应当承担这些责任。闺门之内的私事，不是责备宰相的理由。”有见识的人认为他说得对。文彦博、富弼入朝任相，百官到郊外迎接。当时两制官不得到宰相家中拜访，百官也不得私下相见。范镇说：“用空洞的礼节来表示尊崇，不如用真诚敞开交往。” 范镇请求停止郊外迎接，解除拜谒禁令，以便沟通天下人的情意。议论减少任子名额以及每年取士，都是范镇首先提出的。他又请求让宗室中关系疏远的人出任外官。仁宗说：“你说得对，只是恐怕天下人会说朕不能和睦宗族。”范镇说：“陛下甄别其中贤能的人，加以任用使他们显达，不埋没他们的才能，这正是和睦宗族的办法。”虽然当时没有实行，到熙宁初年，终于照他的话办理。仁宗即位三十五年，一直没有继嗣。至和年间仁宗患病，朝廷内外惊恐，不知该怎么办。范镇说：“天下的事情还有比这更大的吗？”立即上疏说：“如今祖宗的后裔繁衍兴盛，确实忠厚笃实。陛下应当选取其中尤其贤能的人，优厚其礼数，让他试任政事，与他谋划天下大事，以维系天下人的心。将来如果生育皇嗣，再遣送他回到王邸，那就是宋真宗时的旧例。起初，周王去世后，真宗把宗室子弟接入宫中抚养，这正是天下的大忧虑。太祖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太宗，是天下最大公无私的举措，也是宗庙社稷最重要的谋划。臣希望陛下以太祖为心，实行真宗旧例，出自圣心决断，以使天下获得幸运。”臣下的愿望实在无法胜言。奏章屡次上呈而没有得到答复，于是闭门待罪。当时又有星象变异，占卜认为将有紧急战事。范镇说：“国家的根本尚未确立，如果变故仓促发生，祸患将无法预先料知。还有什么军情比这更紧急呢？如今陛下得到臣的奏疏，不留在宫中，而是交给中书，是想让大臣奉行此事。臣两次到中书，大臣都找借口拒绝臣，这是陛下想为宗庙社稷谋划，而大臣不想这样做。臣私下推究他们的心意，只是担心实行之后陛下中途改变罢了。中途改变的祸患不过是死亡，但国家根本没有确立，万一出现天象所预告的紧急战事，死了还会获罪。希望把这些话告诉大臣，让他们自己选择死的地方。”朝廷授任他兼侍御史知杂事，范镇因为意见不被采纳，坚决推辞不接受。执政大臣说，范镇上奏的事不合时宜，大臣过去已经提出过这样的防备，如今闲言已经传入，办理起来很困难。范镇又写信给执政大臣说：“事情应当讨论是非，不应当计较难易。快做就能成功，迟做就来不及，这就是圣贤看重及时防备的原因。诸位说今天比前一天困难，怎么知道将来不会比今天更困难呢？”范镇总共三次当面向仁宗陈说此事，他哭泣，仁宗也哭泣说：“朕知道你的忠心，你说得对，应当再等两三年。”奏章上了十九次，待罪一百多天，胡须头发都变白了。于是罢免知谏院，改任集贤殿修撰、修《起居注》，授知制诰。范镇虽然被罢免谏官职务，却没有一年不谈论储嗣之事。等到任知制诰时，正式谢恩的奏表中说：“陛下答应臣如今再等三年，希望早日确定国家大计。”后来韩琦终于确定储嗣，拥立英宗，范镇升任翰林学士。英宗即位，中书奏请追尊濮安懿王，交给两制官议论，认为应当称皇伯，授予高官和大国封号。礼遇尊荣到了极点，这不是执政大臣的本意，于是又交尚书省集体议论。不久台谏官争相说不可，于是下诏停止议论，命礼官考订详察典礼后上报。范镇当时判太常寺，上言：“汉宣帝对于昭帝是孙子，光武帝对于汉平帝是祖父，那么他们的父亲可以称皇考，但议论者仍认为不对，说这是以小宗合并大宗的统绪。如今陛下既以仁宗为父，又以濮安懿王为父，那么这种错误不只是汉宣帝、光武帝所犯错误的程度了。”凡是称帝、称皇考、建立寝庙、讨论昭穆，都不正确，因此以侍读学士身份出任陈州知州。神宗即位，恢复翰林学士并兼侍读，任知通进银台司。王安石执政，变更法令，把常平法改为青苗法。范镇上疏说：“常平法始于汉代强盛时期，根据谷价贵贱来发放和收取粮食，以便利农民和商贾，是最接近古制的办法，不可改变。”

译而青苗法施行于唐朝衰乱时期，不值得效法。况且陛下痛恨富民多取利息，自己却少取利息，这正如相差百步和五十步一样。如今有两个人坐在市场上做交易，其中一人压低价格来排挤夺取另一个人的生意，人人都知道厌恶这种行为，难道朝廷可以实行市场交易中人们所厌恶的做法吗？”奏疏上了三次，没有得到答复。范镇、韩琦上疏极力论述新法的弊害，王安石让条例司送来奏疏予以驳斥。谏官李常请求停止青苗钱，王安石命令李常说明情况，范镇把相关诏书全都封还。诏书下达五次，范镇仍像起初一样坚持。司马光授任枢密副使，司马光因为自己的意见没有实行，不敢就职，诏令准许他辞免，范镇再次封还诏书。神宗知道此事不可强行改变，便把诏书直接交给司马光。范镇上奏说：“臣无能，使陛下废弃法令，有关部门失职，请求解除银台司职务。”获准。当时又有诏令举荐谏官，范镇奉诏举荐苏轼，但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苏轼被罢免；范镇又举荐孔文仲为贤良，孔文仲在对策中极力论述新法的弊害，王安石发怒，罢免孔文仲，令其回任原官，范镇都上疏争辩，没有得到答复。当时范镇六十三岁，便上言：“臣的意见不被实行，没有脸面再站在朝廷上，请求退休。”奏疏上了五次，最后指责王安石说：“臣说青苗法，意见不被听取，这是第一条可以离去的理由；臣推荐苏轼、孔文仲，却不被任用，这是第二条可以离去的理由。如今有人问‘进献忠言和进献谄佞哪一个正确’，一定会说‘进献忠言正确’；问‘采纳谏言和拒绝谏言哪一个正确’，一定会说‘采纳谏言正确’。苏轼、孔文仲可以说是进献忠言的人，陛下却拒绝而不采纳，这一定是有人进献谄佞来误导陛下，不可不察。像李定逃避服丧，竟然不肯为母亲服丧，这是破坏人伦、违逆天理，却想让他担任御史，御史台因此罢止；陈荐、舍人院因此罢止；宋敏求、李大临、苏颂在谏院因此罢止；胡宗愈、王韶上书，肆意欺骗蒙蔽，以兴办边事，事情失败后却搁置不问，反而给他们治罪。师臣李师中以及御史只说了一句苏轼的事，便下令七路搜求他的过失。至于孔文仲，则遣送他回原任。以这两个人的待遇来看，何况那两个人呢？按照这件事的道理观察，那件事的道理究竟谁是谁非、谁得谁失？陛下是聪明的君主，难道能逃过圣明的鉴察吗？说青苗法有成效，难道不就是每年取得缗钱十百万吗？缗钱十百万，不是出自天，也不是出自地，不是出自建议者之家，而是全部出自百姓。百姓如同鱼，财物如同水。水深鱼才能存活，财物充足百姓才能生存。假意养活百姓却耗尽他们的财物，就像养鱼却把水抽干一样。陛下有接纳谏言的资质，大臣却献上拒绝谏言的计策；陛下有爱护百姓的本性，大臣却使用残害百姓的方法。臣的职责是进献正确意见、劝止错误行为，如果一句话也不说，就是辜负陛下了。臣知道这些话又会触怒大臣，罪责可能不可测。然而，臣曾经以忠心侍奉仁宗，仁宗没有赐臣死罪，只是准许臣解除谏官职务罢了；臣以礼法侍奉英宗，英宗也没有加罪于臣，只是让臣补任京畿郡罢了。如果不用侍奉仁宗、英宗的心来侍奉陛下，那就是臣自己抛弃了自己。王安石发怒，削去范镇的翰林学士职务，范镇以户部侍郎身份退休。范镇上表谢恩，大意说：“虽然说是请求退身离去，却不敢忘记忧虑国事的心。”又说：“希望陛下集合群臣的意见作为耳目，以消除壅塞蒙蔽的奸邪；任用老成之人作为腹心，以养成天下和平的福分。”天下听闻后，都认为他壮烈。官制施行后，改任正议大夫。哲宗即位，升任光禄大夫。英宗登基时将英宗牌位附祭于仁宗庙中，又迁出僖祖；神宗即位，又恢复僖祖而迁出顺祖。范镇上言：“太祖从宋州起兵而拥有天下，与汉高祖相同，僖祖不应再迁回，请交百官议论。” 没有得到答复。哲宗即位后，范镇又说：“请求迁出僖祖，以端正太祖面向东方的尊位。”当时范镇年近八十。韩维上言：“范镇在仁宗朝首先提出建立储嗣的建议，而范镇从未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即使颜子不夸耀善行、介子推不谈功禄，也不能超过他。”于是把范镇上奏的十九篇奏疏全部上报，授任端明殿学士，并召范镇兼侍读，提举中太一宫，范镇坚决推辞。改任提举崇福宫，数月后告老，以银青光禄大夫退休。起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乐，采用王朴的乐律三律。皇祐年间，又派胡瑗等人考订校正。范镇与司马光都上疏论述律尺的制度，又与司马光往复辩论，前后共有数万字。后来神宗诏令范镇与刘几制定乐律，范镇说：“制定乐律应当先校正律管。”神宗说：“对。即使有师旷那样的听觉，如果不依据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范镇制作律尺以及龠、合、升、斗、豆、区、鬴、斛，想画图进呈，又请求访求真正的黍粒来确定黄钟。刘几却立即采用李照的乐律，又增加使用四清声，奏报乐律已经制成，诏令撤销制乐机构，赏赐特别优厚。范镇谢恩说：“这是刘几的乐律，臣参与了什么呢？”等到退休后，请求用太府的铜来制作，过了一年才完成，比李照的乐律低一律有奇数。哲宗驾临延和殿，召执政大臣一同观看，赐诏嘉奖。把乐律交给太常，乐律演奏了三天，范镇便去世了，享年八十一岁。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谥号忠文。有文集、《正言》、《乐书》、《国朝韵》、《对国朝事始》、《东斋记事》，共一百多卷。范镇清正明察，坦荡平易，表里通达，以诚待人，从不在口头谈论别人的过错。到了面临重大节义、决断重大原则时，神色和缓而言语壮烈。文章清丽简远。年轻时曾作《长啸却胡骑》，流传到契丹，契丹称范镇为长啸公。范镇的侄孙是百禄，堂弟的孙子是祖禹。百禄，字子功，父亲锴任卫尉寺丞，是范镇的兄长。百禄年轻时努力学习，考中进士，又考中制科。治平年间，以秘书丞身份任蒙阳县知县。熙宁年间，提拔为提举江东刑狱，调任利州、梓州两路，加任直集贤院。奉召回朝，任同知谏院，论述手实法说：“编造户籍手实，允许告发隐匿户籍的法令，虽有手实之文，却从未真正施行。因为如果让人自行申报，必定不会据实申报；允许告发并使人彼此结仇，那么礼义廉耻的风气就会衰败。”五路设置军队三十七将，允许征召平民担任参谋。

译百禄说：“如今大军尚未出征，已经任命将领和佐贰官，有的人凭恩泽被任用，有的人因罪过败露而被收录，有的人从未经历过战阵，有的人因为平定群盗而得到官职。希望详细考察他们一贯的表现，分别参用。又列出其中最为无能的十四人，希望依照京畿县的旧例，由将领和佐贰官专门负责教练阅兵，其余事务交给州县办理，并罢除参谋。”神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宗室子弟世居图谋不轨，命百禄与徐禧共同审理此案；百禄因被判欺罔，与徐禧一同降职，监宿州酒税，详情记载在徐禧传中。过了很久，任提举淮南东路刑狱，调任唐州知州。入朝任司门郎中，升任吏部官，授起居郎，奉召考试后任中书舍人，授刑部侍郎。有些强盗案件以及故意杀人、斗杀案件情节值得怜悯，送到朝廷审议，法官援引旧例赎免。司马光说：“杀了人却不处死，法律就废了。”百禄说：“称为杀人，便可以依法定刑；但若不加区别地认定为毫无疑问，不能根据情理认为其中有值得怜悯之处，那就不可以。如今如果一概处死，那么杀人罪这两类案件，从此就没有可疑与可怜悯的区别了。”百禄在刑部任职时，执法多有平反，升任吏部侍郎。自元丰年间小吴决河，到元祐初年，水官请求使河流回到旧河道，命百禄与赵君锡一同前往巡视。百禄认为河水向东流，地势高低不平，不能使它回到旧河道，请求撤销修河司以节省巨额费用，此事于是搁置。升任翰林学士，授龙图阁学士，任开封府知府。属官因为监狱空无囚犯，想让百禄向朝廷报告。百禄说：“方圆千里的京畿没有一个囚犯，这是上天的德化所感，难道是府尹的功劳吗？”又召入翰林，兼任侍读，授中书侍郎。这一年举行郊祀，讨论合祭天地。吕大防、苏颂认为应当合祭。百禄说：“神宗认为圜丘没有祭地的道理，于是考察求取先王的典礼，只祭祀上帝，以太祖配享。如今不可轻易改变。”第二天，吕大防等又论说，皇帝即位之初，应当亲自祭见天地。百禄又说：“祖宗在圜丘合祭，都是沿用后代权宜之时制，不合古代旧典。”吕大防说：“百禄的话虽然正确，但典礼不容易立即施行。”太皇太后认为吕大防的话有道理，于是停止此议。熙河帅范育请求进筑汝遮、纳迷、结珠、龙川三城。百禄说：“这些地方是必然争夺之地，我们既然筑城，敌军骑兵时常出没，居民哪里能够安全？以后想要放弃，筑城费用已经很大，怎么能和边患一同停止呢？” 右相苏颂因拖延诏书而被罢免政职，百禄也因资政殿学士身份出任河中府知府，调任河南，尚未出发便去世，享年六十五岁。追赠银青光禄大夫。著有《诗传》、文集、内外制、奏议，共八十卷。后来被列入元祐党人。祖禹，字淳父，祖锴的儿子，祖百之的父亲，任太常博士。祖禹考中进士，任校书郎，任龙水县知县。司马光征召他共同编修《资治通鉴》，共十五年。书成后，司马光上章称赞推荐他说：“臣实在比不上他。由于臣顽固，编纂编次拖延很久，以致使他沉沦，而祖禹安闲恬静、沉默寡言，像是准备终身如此。”授任秘书省正字。神宗去世，祖禹上疏论述丧服制度说：“先王制定礼制，把为君服丧同于为父服丧，都服斩衰三年，是担心做人臣子的不能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君主，这是用来管束人情的办法。自汉代以来，不仅臣下没有服丧，君主也于是不用服三年之丧。只有本朝自祖宗以来，外廷虽然采用易月之制，宫中却实行三年之服。况且易月之制，前代之所以难以改变，是因为君主自己不服丧。如今君主的服丧已经符合古典，而臣下的礼制仍然依照汉制，因此百官有司都已经恢复平日常态，容貌衣服与路上的普通人没有差别，难道人性竟然如此浅薄吗？这是因为君主没有为他们制定礼制。如今群臣虽然实行易月之制，而君主实际服丧，所以十二日举行小祥，一周年又举行小祥，二十四日举行大祥，两周年又举行大祥，不可以同时有两套制度。既按日计算，又按月计算，这是没有礼制依据的。古代经过两周年举行大祥，隔一个月举行禫祭；禫是祭祀的名称，不是服色的名称。如今却穿惨服三天然后举行禫祭，这是不合经典的礼制。已经除去丧服，到下葬时又重新穿上，大概是不能没有丧服。附祭于宗庙后立即恢复吉服，才经过八个月，就匆忙完全穿吉服、佩戴一切饰物，这又是礼制没有渐进次序。易月之制是因袭旧例，已经实行的礼制无法追改。臣愚昧地认为，群臣上朝穿朝服只需像今天这样，但暂时不穿衰服，满一周年才穿衰服，逐渐除去其中较重的部分；满两周年再穿一次，然后脱去衰服，其余部分则按君主服丧一周年办理即可。至于禫祭，不必为此穿丧服，只需在尚未完全恢复吉服之前直到大祥，之后再无所不佩戴，这样三年之制大略就接近古制了。”提拔为右正言，吕公著任左丞，祖禹因女婿关系而有嫌疑，改任著作佐郎，充实录院检讨官，升任著作郎兼侍讲。上疏给太皇太后说：“如今祥祭、禫祭将要结束，恢复吉服刚刚开始，服饰、器物、用具内外焕然一新，奢俭的端绪都由此开始。臣认为，珠玑金玉的装饰、锦绣纂组的工艺，凡是能够荡乱心志、使人悦目的东西，都不应比旧日增加，也不应比以前增多。” 皇帝正趋向儒术，亲近学问，聪睿资质日益增长，但圣性尚未定型，看到奢侈就会奢侈，看到节俭就会节俭。凡是用来训导圣德的事情，都应当处处有法度，不可不加以戒慎。如果崇尚节俭、敦厚朴实，以此辅养皇帝的本性，使他眼睛不看柔靡艳丽的色彩，耳朵不听淫荡喧哗的声音，不合礼法的话不说，不合礼法的事不做，那么学问会日益增长，圣德会日益隆盛，这就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分。神宗服丧期满，按照旧例应当开放乐禁，设置宴会。祖禹上疏说：“君子对于丧服，认为这是极度悲痛之情达到极点后不得已才除去。如果因为开乐而特意设宴，就好像把除服当作庆贺，不符合君子不得已才除服的本意。请停止开乐宴，只因有事而允许奏乐，或许合乎先王的礼意。”哲宗听从了他，提拔为起居舍人，祖禹推辞没有接受。当时因夏季暑热停止讲学，祖禹上疏说：“当今最紧要的事务，没有比学习更急迫的了。陛下今天学习还是不学习，关系到天下日后的治乱。臣不敢不把话全部说出来。陛下如果喜好学习，天下君子都会欣喜仰慕，愿意立于朝廷，以正道侍奉陛下，辅助德业而达到太平。陛下如果不喜好学习，天下小人都会动起心思，想要立于朝廷，以邪曲谄媚侍奉陛下，窃取富贵，随后便会专擅权力、谋取利益。

译君子得到职位，是想施行自己所学的道理；小人得到君主信任，是想实现自己的欲望。任用君子，国家就能治理；任用小人，国家就会混乱。君子和小人，都是由陛下内心所召来的。臣私下替陛下爱惜这段时日，希望陛下把学习放在首要位置。”奉召考试中书舍人，又推辞不接受。升任右谏议大夫，兼任实录院修撰。蔡确已经获罪，祖禹上言：“圣人的道理，不过是取其中正。天下的事情，不能把意愿推到极端。一时把事情做绝，后来必定会后悔。使用刑罚，宁可失之于宽，不可失之于急；宁可失之于简略，不可失之于过细。自干兴年间贬黜丁谓以来，六十多年没有放逐大臣；况且当时丁谓还在相位，所以朝廷有党争，不得不把他排斥出去。如今蔡确已经罢相数年，陛下所任用的多数人都不是蔡确一党；其中那些一向怀有奸邪之心、为众人所知的人，当然逃不过圣明的鉴察。除此之外，那些只是持有偏见、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如果都认为是蔡确一党而驱逐，恐怕刑罚失去中正，人心也会不安。”又因回答诏问，劝哲宗辨别邪正说：“近年来，大臣把兼容小人当作宽厚，好恶不明，邪正不分，所引进的人并不全是贤才。宰相以进用贤能、罢退不肖为职责，却邪正不分，难道不是辜负国家的期望吗？应当告诫大臣，各自以公心求取贤才，多引进鲠直正派的人，以重振朝廷，不要让小人得势。”祖禹得到职位后，因为另一件习惯性做法的祸患，又被授任中书舍人，再次极力辞谢。当时派都水监李伟分流疏导大河，使其从孙村口回到旧河道，以解除下游的紧急水患。李伟又想堵塞宗城的决口，并把深州的费用转移来使大河回归旧道，祖禹上疏极力说明黄河没有可以堵塞的道理。后来升任给事中，仍然竭力陈说此事，认为如今治河工程不停，费用逐渐增大，臣私下认为工程一定不能成功，恐怕白白耗费国家财力和百姓劳力，朝廷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不久听说宫中寻找乳媪，祖禹认为哲宗年仅十四岁，还不是接近女色的时候，便上疏竭力劝哲宗增进德行、爱护身体；又上疏劝宣仁后保护防范皇帝自身，言辞十分恳切周到。后来宣仁后告诉祖禹，外面的议论都是虚妄，祖禹又上疏说：“臣所说皇帝增进德行、爱护身体，应当常常作为戒诫；太皇太后保护皇帝、使其安身正心的长远考虑，也希望能够因此不要忘记。如今外间议论虽然是虚妄的，也足以作为事先的警戒。臣侍奉经学、在皇帝左右，却在道路上听到这些传闻，实在怀有私下的忧虑，所以不顾忌避嫌，不知避讳，发自诚心，出于爱护皇上，不敢躲避妄言之罪。” 凡是事情在尚未发生时进言，确实容易成为过错；等到事情已经发生，又来不及了。即使进言没有益处，陛下也宁可接受关于尚未发生之事的劝言，不要让我们有来不及进言的悔恨。如果能把听来的空泛话语当作实际的警戒，那么四海的生灵以及动植物之类，就会永远蒙受它的福泽了。」改任礼部侍郎，升为翰林侍读学士，掌管国史院事务，又任翰林学士。宣仁太后去世，哲宗亲自处理政务，范祖禹上言说：「这正是宋室兴衰的根本、社稷安危的基础、天下治乱的开端、百姓祸福的起点，也是君子与小人消长进退的关头、天命与人心去留离合的时刻。有人敢用奸邪言论迷惑圣听，应当明确依法治罪。」不久，外界议论纷纷，在位者大多自行请求离职，范祖禹极力陈述治理之道的要点、古今成败的道理以及小人的情状，反复陈说，激切恳切，以感动皇上的意旨，因而请求出任外官，于是以龙图阁学士身份任陕州知州。绍圣初年，言官弹劾范祖禹所修的《实录》，认为其中诋毁斥责先帝；又因范祖禹曾与司马光结党依附，并议论乳母之事，认为他离间两宫。起初提举明道宫，继而贬为武安军节度副使，安置永州；再次贬为韶州别驾，安置贺州，移居宾州，又移居化州，去世，享年五十八岁。起初，范祖禹曾进呈《唐鉴》十二卷、《帝学》八卷、《仁皇政典》六卷。其中《唐鉴》深入阐明唐朝三百年的治乱，所以学者尊崇它，把范祖禹称为“唐鉴公”。子仲温臣评论说：「孔子说仁者必定勇敢，确实如此！看范镇起初陈述安定宗社的大计，中间援引古义来排斥政府，最后因为意见没有被采纳，便导致辞官归去。若不是有仁德之人的勇气，谁能这样做呢！」把学习古今成败作为议论，把任官时端正君主、惠利百姓作为忠臣贤人的职责；只是看重道义，不求苟且迎合，遇到事情就直言，不被利益夺去志向，这就是范氏家法吧！」 《东都事略》卷七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