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事略卷六十七

译《东都事略》卷六十八，宋王称撰，列传第五十一 富弼字彦国，河南人。幼年笃志好学，胸襟宽广。范仲淹见到他便认定他是人才，说：“这是辅佐君王的人才。”他把富弼的文章带给王曾看，晏殊于是把女儿嫁给了他。富弼考中茂才异等，被授为将作监丞，任长水县知县、河阳节度判官签书。适逢郭皇后被废，范仲淹为此争辩，被贬为睦州知州。富弼说：“朝廷一次行动却得到两个过失，即使不能恢复皇后之位，也应召回范仲淹，以招致忠言。”任绛州通判，升太子中允、直集贤院。跟随王曾的征辟，任郓州通判。赵元昊反叛，富弼上疏陈述八件事，并说：“元昊派使者来请求割地、索取金帛，使者的随从和仪仗如同契丹，而言辞十分傲慢，这一定是元昊的心腹谋臣主动请求出使，应该出其不意，在都市斩杀他。”又说：“夏守赟是庸人，平时尚且不应任用，何况在艰难时期，怎么可以担任枢密使呢？”富弼被召任开封府推官，擢升为知谏院。康定元年发生日食，正旦时，富弼说：“请停止宴燕和演奏音乐，即使敌国使者住在馆舍，也只应赐给他们饮食罢了。”执政认为不可。富弼说：“万一北朝实行了这件事，朝廷就会蒙羞；以后出使北方回来的人会说：‘他们那里按照富弼的意见停止了宴燕。’” 仁宗对此深感后悔。当初，宰相厌恶听到忠言，下令禁止官员越级进言。范仲淹于是借日食之事上奏，认为：“应对天灾，没有比疏通下情更好的办法。”于是取消了这项禁令。元昊防守鄜延时攻破金明，鄜延帅范雍、钤辖卢守懃闭门不救，内侍黄德和带兵先行逃走，刘平、石元孙战死；范雍、卢守懃却把罪责推给通判计用章和都监李康伯，几人都被流放到岭南。黄德和诬奏刘平投降了贼军，诏令派兵包围刘平家宅看守。范仲淹说：“刘平从环庆带兵前来救援，因为奸臣不救才失败，最终还痛骂贼军，不肯进食而死，应当防备他的家属。卢守懃、黄德和都是依仗权势诬陷他人的宦官，不能只这样处置就算了。当时卢守懃的儿子卢昭序任御药，范仲淹上奏请求罢免他。黄德和最终被判腰斩。”夏守赟任陕西都总管，又任命入内都知王守忠为都钤辖。范仲淹说：“任用夏守赟已经被天下人耻笑，王守忠担任钤辖又与唐代宦官监军没有区别，将领和官吏一定会怨恨、恐惧。”于是罢免王守忠，不再派遣他。他又说：“边境事务关系国家安危，不应专门交给枢密院，请求依照开国初年的做法，命宰相兼管。”仁宗听从了他的意见，任命宰相兼任枢密使。范仲淹任三司盐铁判官，升任史馆修撰。庆历二年，改任右正言、知制诰。契丹在边境聚集重兵，派遣臣子萧英、刘六符来索取关南土地。军队已经压境，使者却在非正常时节到来，朝廷内外都对此愤怒。仁宗说：“契丹是我们的兄弟之国，不能抛弃它。”仁宗下达了大规模抚慰的命令，宰相选择回访使者。当时敌情难以测度，群臣都不敢前往，宰相于是推荐范仲淹出使契丹。范仲淹立即进入便殿应对，叩头说：“君主忧虑，是臣下的耻辱；臣不敢吝惜自己的生命。”于是任命范仲淹为接伴使。范仲淹坦诚地同他们交谈，不把他们当作关系疏远的人对待。萧英等见范仲淹毫不隐瞒，也不再掩饰自己的实情，便屏退左右，秘密把契丹主所想要的东西告诉范仲淹，并说：“可以答应的，就答应；不能答应的，再用另一件事来搪塞。”范仲淹把这些全部奏报。仁宗命御史中丞贾昌朝担任馆伴，不许割让土地，但答应增加岁币；任命范仲淹为枢密直学士，他推辞不接受，于是暂以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的身份出使契丹。到达契丹后，刘六符负责接待他，往返交涉十多次，范仲淹始终陈说割让土地绝对不可行的情形。等到拜见辽主，辽主问其中缘故。辽主说：“南朝违背盟约，在雁门设防，增加塘水，修治城池，登记民兵，这是什么意思？” 群臣请求发兵南下，我认为不如派使者索取土地；索取而得不到，之后再发兵也不晚。范仲淹说：“北朝忘了章圣皇帝的大德吗？澶渊之战时，如果听从诸将的话，北朝的军队将没有一人能够逃脱。况且北朝与中国通好，人主独享其中的利益，而臣下没有什么收获；如果用兵，利益归于臣下，而人主承担战争的祸害。所以北朝群臣争相劝说用兵，都是在为自身谋划，而不是为国家考虑。”辽主惊讶地说：“这是什么意思？”范仲淹说：“晋高祖欺骗上天、背叛君主，向北方求援；末帝昏乱，神人都抛弃了他。当时中国疆域狭小，上下离心背叛，所以契丹凭全军独自取胜。虽然敌军获得的金帛装满了诸臣的家中，但壮士和健马也大半死伤损失，这个祸害由谁来承担？如今中国疆域纵横万里，各地精兵以百万计，法令整饬清明，上下同心，北朝想要用兵，能保证一定胜利吗？”辽主说：“不能。”范仲淹说：“胜负还不可知，即使北朝取胜，损失的士卒和马匹，是群臣承担，还是人主承担？如果两国不断通好，岁币全部归人主所有，臣下得到的不过是每年一两名出使者的利益罢了，群臣有什么好处呢？” 辽主完全醒悟，长时间点头赞同。范仲淹又说：“在雁门设防，是为了防备元昊。塘水工程始于何承矩，事情发生在两国通好以前；那里地势低洼，水势汇聚，形势决定了必须加固，并非故意违约。城池都是修缮旧有的，民兵也是原先登记的，只是补充缺额罢了，并不是违背盟约。晋高祖把卢龙一道土地贿赂给契丹，周世宗后来又攻取关南，这些都是不同朝代的事情。宋朝兴起已经九十年了，如果双方都想索取前代的旧地，难道会对北朝有利吗？”本朝皇帝派遣使者时还有一番话，说：“朕替祖宗守护国家，绝不敢把国土给别人。北朝所想要的，不过是从中获利，取得那里的租赋罢了。朕不愿割让土地，所以宁愿让两国百姓多遭杀戮，于是委屈自己增加币帛，来代替土地的赋税收入。如果北朝一定要得到土地，那就是存心破坏盟约，只是借此作为借口罢了。朕又怎么能独自逃避用兵呢？澶渊盟约，当时天地鬼神确实都在场。如今是北朝首先挑起兵端，过错不在朕，天地鬼神难道可以欺骗吗！”辽主深受感动而完全醒悟，于是想求婚。范仲淹说：“婚姻容易因此产生嫌隙，人的寿命长短又无法预知，不如岁币能够长久稳固。本朝长公主出嫁，陪送不过十万缗，哪里比得上岁币无穷无尽的收益呢？”

译辽主说：“卿暂且回去吧，下一次再来时，我当选择一位女子许配给卿。”于是辽主带着誓书前来。范仲淹回朝复命后，朝廷又派他出使，向政府接受誓书和口头传达的条文。他出发后行至乐寿，对副使说：“我作为使者，却没有见到国书，万一国书上的言辞与口头传达的不同，那么我们的事情就失败了。”打开国书查看，果然不同，于是骑马赶回都城，到了傍晚入宫求见，在学士院住宿，一夜之间改换国书后再次出发。到达辽国后，辽主不再要求婚姻，专门要求增加币帛，说：“南朝给我的文书，应当写作‘献’，否则就写作‘纳’。”范仲淹争辩说不可。辽主说：“南朝既然已经害怕我了，为什么吝惜这两个字？如果我拥兵南下，难道卿不会后悔吗？”范仲淹说：“本朝皇帝兼爱南北百姓，不忍心让他们遭受刀兵，所以委屈自己增加币帛，这怎么能叫害怕呢？如果不得已发展到用兵的地步，那么南北两个敌国应当以是非曲直来决定胜负，不是使臣所需要忧虑的。”辽主说：“卿不要固执，古代也有这样的事。”范仲淹说：“自古以来，只有唐高祖向突厥借兵，因此臣服侍突厥；当时所赠送的东西或许称作‘献’或‘纳’，这就无法知道了。后来颉利被太宗擒获，难道还会有这种礼节吗？” 范仲淹声色俱厉，敌方知道无法改变他的立场，便说：“我将亲自派人来商议。”于是留下已经答应增加币帛的誓书，又派遣耶律仁先和刘六符带着本国誓书前来，并且要求使用“献”“纳”二字。范仲淹上奏说：“臣既然已经以死抗拒，敌方的气势已经受挫，可以不答应他们；契丹没有能力再做什么。”仁宗听从了他的意见，增加岁币二十万。契丹平时有人使用伪造文书冒充僧人，事情败露后，查出是堂吏替他们办理的。开封府审查了其余的人，却没有追究那个吏员。范仲淹告诉宰相吕夷简，请求把吏员交付狱官审理，并且说：“一定要抓到这个吏员才可以停止追查。”吕夷简很不高兴，故意推荐范仲淹出使契丹，又更改国书，想借这件事治他的罪。欧阳修上书，引用颜真卿出使李希烈的事情，请求把范仲淹留下，奏章被搁置不予答复。范仲淹出使回来后，被授予枢密直学士，他恳切推辞没有接受，不久升任翰林学士。范仲淹拜见仁宗，竭力辞谢说：“增加岁币，并不是臣的本意。只是朝廷正在讨伐元昊，暂时没有空暇与敌军较量，臣不敢以死力争罢了。臣怎么敢接受赏赐呢？”庆历三年，授任枢密副使，他更加竭力辞谢。改任资政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后来又重新授任枢密副使。范仲淹说：“契丹既然与我们通好，议论的人便认为没有事情了，边境防备逐渐松弛。敌人万一背弃盟约，臣即使死了也有罪。不只是臣不敢接受这个任命，也希望陛下想到契丹轻侮中原的耻辱，能够卧薪尝胆，不忘修明政务。”于是他把这些话告诉仁宗，仁宗便暂时停止任命。过了一个月，又重新授予原来的任命。当时元昊的使者来辞行，群臣在紫宸殿门前列班趋行，范仲淹站在枢密院班列中，于是入殿。仁宗又命宰相章得象劝告范仲淹说：“这是朝廷特别任用你，并不是因为出使敌国的缘故。”范仲淹这才接受任命。当时晏殊任宰相，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杜衍任枢密使，韩琦和范仲淹担任副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任谏官，都是天下人所寄予厚望的人。范仲淹既然把国家社稷的责任担在自己身上，而仁宗又要求范仲淹和范仲淹共同负责，希望在一年之内实现太平，多次用亲笔诏书督促他们详细陈述应办的事情。仁宗又打开天章阁，召范仲淹等人入内就坐，备给纸笔，让他们写下想要施行的事情；还派两名宦官轮流前往催促，并命范仲淹主管西部事务，范仲淹主管北部事务。范仲淹于是与范仲淹各自上奏当时政务十多条，范仲淹又单独上奏河北安边十三项防务。大体以任用贤能、罢退不肖、停止侥幸求进、革除积弊为根本，想逐步更换各路不称职的监司，使他们澄清、淘汰所属官吏。于是小人开始不满了。元昊派使者带着书信前来，自称“男”而不称臣。范仲淹说：“契丹尚且臣服元昊，而我们却不称臣，那么契丹就会成为天下无敌，不能答应。”于是拒绝了元昊的使者，元昊最终称臣。庆历四年，契丹前来告知将要发兵讨伐元昊。当时朝廷册命元昊为夏国主，使者将要出发时，范仲淹使其停下，等待北方使者到来。范仲淹说：“如果契丹使者还没有到就出发，那么事情是由我们主动提出的；等他们到了再出发，就可以防止他们把责任归咎于契丹。”仁宗听从了他的意见。这一年，契丹在云中接受宋朝礼仪，并且派兵防备元昊攻打河东的呆儿族，以便距离更近。仁宗问范仲淹：“敌人会不会与元昊联合袭击我们？”范仲淹说：“敌人从幽蓟出兵，后来不再从河东入侵，是因为河北地势平坦、土地富饶，而河东地势险要、土地贫瘠；同时他们还担心我们从镇定出兵，捣击燕、蓟的空虚之处。如今他们出兵没有名义，契丹是大国，决不会做这种事。即使他们妄自行动，也应当出其不意，不应先到云中接受礼仪。元昊原本与契丹约定彼此呼应，以困扰中国；如今契丹背弃约定，与我们交好，独自获得丰厚币帛，元昊因此有怨言，所以契丹修筑威塞州来防备他。呆儿族多次杀害威塞州的人，契丹怀疑是元昊指使，因此发动这次行动。契丹和元昊怎么可能联合起来防备我们呢？” 有人请求调集军队发动征发来作防备，范仲淹说：“敌人即使不来，也还想用虚张声势的办法困住我们。如果调兵，正好落入他们的计谋。臣请求承担这个责任。”敌人如果入侵，臣就是欺骗君上、贻误国家。仁宗于是停止了调兵，敌人最终也没有行动。当初，鲁人石介作《庆历圣德诗》，历数并赞颂群臣，把范仲淹、范仲淹比作防备契丹的人，却诋毁夏竦。夏竦因此怨恨石介，防备石介向范仲淹上奏文书，劝说范仲淹实行伊尹、周公那样的事业。夏竦于是倾陷范仲淹等人，便把“伊周”改说成“伊霍”。他让女奴暗中学习石介的书法，伪作拥立或废黜皇帝的诏书草稿，再把谣言迅速传到仁宗那里。仁宗虽然不相信，范仲淹仍然害怕，于是借保州叛贼平定的机会，请求担任河北宣抚使以躲避此事。宣抚使任期结束回朝途中，授任资政殿学士、知郓州，兼任京东西路安抚使。杜衍、范仲淹也都被罢去政务职任。不久，石介去世。进谗言的人说石介向北逃往契丹，勾结契丹起兵；范仲淹将一路兵力交给他响应，于是罢免范仲淹的安抚使职务，并且想挖开石介的坟墓来查验。过了一年多，谗言没有得到验证，范仲淹加授给事中、知青州。河朔发生大水，百姓流徙到京东。范仲淹选取所属地区丰收的五州，劝百姓拿出粮食，共得到十五万斛，又用官仓粮食补充，按所在地储存起来；同时找到公私房舍十多万区，分散安置灾民，以便他们取得柴薪和饮水。

译官吏中原任资序、等待缺职和寄居在当地的人，都发给他们俸禄，让他们到百姓聚集的地方任事；又选取老弱、患病和残疾的人，供给他们粮食。山林、河泊中有可以获取来维持生活的资源，允许流民取用，资源的主人不得禁止。对官吏都记载他们的功劳，约定上奏朝廷，使他们日后能够按次序接受朝廷奖赏。每隔五天就派人带着酒肉、糗饭去慰劳他们，出于至诚，所以人人都尽力办事。流民中死去的人，都修筑大坟安葬，称为“丛冢”，范仲淹亲自写文章祭奠他们。第二年麦子大丰收，流民各自按照路途远近领取粮食后回乡，总共救活了五十多万人。又招募其中的人充当士兵，一万多人。仁宗派使者慰劳他，当即授任礼部侍郎。范仲淹说：“救济灾荒，是地方守臣的职责。”推辞而没有接受。王则占据贝州叛乱，齐州一千名禁兵想屠杀城中百姓来响应他。有人告发了这件事，范仲淹因为齐州不在自己辖区，担心事情泄露后发生变乱，便预先防备；等到中使张崇训奉命到达青州，范仲淹发檄文命张崇训迅速赶到齐州，调发官吏和士卒将他们抓获，没有一个逃脱，同时自己弹劾擅自派遣中使的罪过。仁宗嘉奖他，再次升任礼部侍郎。范仲淹又恳切推辞，没有接受。升任资政殿大学士，又因明堂恩典授任礼部侍郎、知郑州，调任知蔡州，加授观文殿学士、知河阳，升任户部侍郎，授任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召回授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时受命。宣布制书的那天，士大夫们在朝廷互相庆贺。仁宗暗中察知此事。欧阳修在殿上奏事，仁宗把这件事全都告诉他，并说：“古代求得宰相，有时通过梦兆占卜；如今朕任用两位宰相，人情竟然如此，难道不是比梦兆占卜更好吗？”欧阳修叩头称贺。仁宗身体不适，大臣不能进见，朝廷内外忧虑恐惧。文彦博与富弼等人径直入内问候病情，宦官阻止他们，未能阻止，于是以监视、视察禳祈为名，请求留宿内殿，所有事情都禀告后才施行，宫禁之中肃然整饬。嘉祐三年，加任礼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仁宗把政事全部交给宰府办理，富弼总揽纲纪，号令谨慎遵守典章法度，所选拔任用的人大多称职，天下太平，号称贤相。嘉祐六年，母亲去世服丧，仁宗为此停止春宴。按照旧例，执政大臣遇到丧事都要起复任职，富弼认为丧服和军务所造成的礼制变更不能用于太平时期。仁宗五次派使者起复他，他最终没有奉命。英宗即位，授富弼枢密使、同平章事，升户部尚书。当初仁宗身体不适，皇嗣尚未册立，人心忧惧。富弼与文彦博等人商议，请求早日确定储嗣，因为担心仁宗康复，所以暂缓了这件事。后来韩琦因确定储嗣而拥立英宗；到这时慈圣后归还政权，同时富弼也升官，制诏记录了他先前的意见。富弼上奏说：“至和年间，臣虽然泛泛议论过建立储嗣，但对于陛下来说，当时还处在茫昧幽冥之中，尚未显现形象，怎么能和韩琦等人相比呢？如今陛下记录臣在先帝时的微薄功劳，哪里比得上报答皇太后的大恩？皇太后曾对臣与胡宿、吴奎说：‘我是没有丈夫的孤苦妇人，没有地方申诉，所说的话实在令人不忍听闻，臣实在痛心。’这难道是仁宗对陛下的期望吗？仁宗和皇太后对陛下有如天地般的大恩，却没有听说陛下用什么来报答；臣对于陛下不过是在事先议论过一点微小功劳罢了。臣希望陛下对外用仁恩道德教导天下，凝聚人心；对内用纯正的孝心和恭敬谨慎的态度侍奉仁宗、奉事太后。这样，即使臣只能吃豆饮水，奔走在陛下左右，至死也没有悔恨。”一天，韩琦拟定一两名宦官因拥立有功应当升官，富弼说：“先帝把神器交给陛下，是皇太后协助赞成的力量；这些人有什么功劳可以记载？”韩琦听后惊惧而惭愧，退后站了几步。富弼曾经进呈授官名单，英宗恰好震怒，把名单扔到榻下。富弼插笏拾起进呈，说：“从前陛下还在藩邸时，喜怒尚且不能任意发作，何况如今登上天子之位。古代有天子发九师讨伐四夷，或者陈列斧钺诛杀大臣的事。今天陛下的愤怒，并不是针对普通的授官名单，必定是认为臣等有严重过错，值得发怒。为什么不杀了臣来向天下谢罪呢？”英宗因此神色缓和，温和地对富弼说话，但富弼仍不断进言。治平二年，富弼因病请求离职，被授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任河阳判官，封祁国公。神宗即位，改任镇武宁，进封郑国公。富弼多次请求罢去使相之职，于是任尚书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再任河阳判官。熙宁元年，调任汝州，并诏令入朝觐见；因脚疾，准许他乘轿到殿门。神宗特意在内东门的小殿接见他，命他的儿子绍隆进去搀扶，并且命令他不必下拜；两人坐着从容交谈，一直到太阳偏西。神宗问他治国之道，富弼回答说：“君主的好恶不能让人窥测出他的意图，陛下应当像上天鉴察人一样，随着人的善恶再行诛罚或奖赏。”神宗听从了，那么功劳和罪过就能得到真实的处置了。神宗又询问边疆事务，富弼说：“陛下即位之初，应当布施恩德、实行惠政，希望二十年之内口中不要谈论战争。”神宗又问治理国家首先应做什么，富弼说：“首先应当使境内富足安定。”第二年，授司空兼侍中，富弼竭力推辞，又授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富弼到任后，听说有人在皇帝面前说灾异都是天数，并非人的政事得失所造成，便没有见到这样的话，因而叹息说：“君主所畏惧的只有上天；如果不畏惧上天，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呢？距离祸乱灭亡不远了。这一定是奸臣想提出邪说，所以先引导皇上认为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使辅弼和进谏的大臣无法再施展力量，这是治乱的关键。我不能不赶快挽救。”于是上书数千言，杂引《春秋》《洪范》以及古今传记、人情事理，说明这种说法绝对不对。群臣请求给神宗上尊号并制作乐章，神宗因为久旱而不答应，群臣仍坚持请求。富弼又说：“按照旧例，发生灾变都要撤去音乐；恐怕陛下认为同天节时敌国使者应当上寿，所以还没有断然拒绝他们的请求。臣认为这是盛德之事，正应当拿来向夷狄显示，请求一并停止上寿。”神宗听从了，当天就下了雨。富弼又上疏，希望神宗更加敬畏上天的警戒，远离奸佞，亲近忠良。

译神宗亲自书写答诏说：“义理忠正，言语亲切，事情合乎正道，文辞正直；如果不是心意在于爱护君主、志向存于王室，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我敢不把这些话放在枕边，铭刻在肺腑之中，终身以此警戒自己吗？还希望您不要改变今天的志向，那么天灾就不难消除，太平也可以立刻期待了。”王安石开始任参知政事，议论变更法令、理财，与神宗意见相合；富弼不愿有所变更，与王安石不合，常常称病。富弼居家请求退职，连续上奏几十次，神宗将要答应，问他说：“您如果离去，谁可以代替您？”富弼推荐文彦博，神宗沉默了很久，说：“王安石怎么样？”富弼也沉默不语。授任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任亳州判官。当时正在推行青苗息钱法，富弼认为，此法一旦推行，财富就会聚集到上面，百姓就会离散于下面；而且富裕百姓不愿借贷，愿意借贷的都是贫民，日后无法收回，因此坚持不让此法推行。但提举常平仓赵济弹劾富弼作为大臣阻挠新法，认为新法推行应当从贵近大臣开始；如果搁置不问，就无法号令天下。于是富弼被任为左仆射、汝州判官。富弼说：“新法臣不能理解，不能再治理郡政，希望回到洛阳养病。” 神宗答应了。不久富弼请求告老，授司空，恢复武宁军节度使及平章事，进封韩国公，退休。富弼虽然居家，但朝廷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只要知道的没有不进言的。交趾叛乱，朝廷派郭逵等人讨伐，富弼说：“海边山岭险远，不能要求他们一定前进，希望诏令郭逵等人选择有利时机进退，以保全王师。”于是极力陈说时政的弊病，请求迅速改变新法，以挽救百姓倒悬般的急难。契丹来争河东地界，神宗亲笔写诏书询问富弼，富弼说：“熙河各郡都不值得守卫，但河东地界决不能答应割让。”官制实行后，改授开府仪同三司。原参知政事王尧臣的儿子王同老上书说：“至和三年，仁宗身体不适，家父王尧臣曾与文彦博、刘沆以及富弼共同决定重大国事，请求册立储嗣，并把家父所撰写的诏书草稿呈上。”神宗拿这件事询问文彦博，文彦博说与王同老所言相合。神宗嘉奖此事，任富弼为司徒。元丰六年，富弼八十岁，心中忧虑仍不能停止，又上疏论说国家的治乱不过取决于任用谄媚奸佞的人，还是任用正直敢言的人这两端；如今谄佞之人争相进用，正直敢言的人大多处在外任，忠义之士仰望宫室暗自叹息，天下的弊病陛下不能知道，却要贸然更改制度，恐怕祸乱将要到来，更加使圣上忧虑，到那时也来不及了。奏疏上呈后，他又分条陈述时政的过失，以等待皇帝询问，并封好交给自己的儿子。不久去世，追赠太尉，谥号文忠。元祐初年，加赠太师，配享神宗庙廷，神宗亲自篆写碑额“显忠尚德”。绍圣年间，章惇掌权，认为富弼得罪先帝，罢去他的配享；到靖康年间，又恢复在庙中配享。富弼天性极其孝顺，恭敬节俭，喜好礼法。与人交谈时，即使对年幼卑贱者也一定充分表示敬意，神色和穆，看不出喜怒。他喜爱善人、憎恶恶人，大概出于天性，常说：“君子和小人如同冰炭，绝不能放在同一个器皿中；如果兼收并用，小人一定会取胜，就像香草和臭草混杂放在一起，最终必然变臭。”他任宰相以及最后任河阳判官请求告老居家时，共三次上奏，都说天子没有具体职事，只有辨别君子和小人并决定他们的进退，这就是天子的职责。君子和小人同时处在一起，君子势必不能取胜。君子不能取胜，就会保全自身而退处，乐于守道而没有忧闷；小人不能取胜，就一定会四处结交，千头万绪地钻营，直到取胜才停止。小人再次取胜，必然放肆毒害善良之人，无所不为，想求天下不乱也不可能。富弼早年就有成为公卿辅弼的声望，天下人都称他为“富公”，名声传遍四方。辽国使者每次到来，都一定询问富弼的出处和安危。富弼忠义的本性，到老年更加坚定。他的儿子绍庭、绍京、绍隆，绍京任供备库副使，绍隆任光禄寺丞，都先于富弼去世。绍庭字德先，有家传的法度操守，为当时人所称道。起初因父亲任职的恩荫担任秘书省正字，曾任光禄寺丞，升宗正丞，出任白波辇运，绛州通判。建中靖国初年，任绍庭为河北提举常平，绍庭辞谢说：“熙宁变法开始时，先臣因为不实行新法而获罪，臣不敢担任这个官职。”徽宗嘉奖他，授任祠部员外郎。制书说：“只有你已故的父亲辅佐我的祖宗，道德功劳使夷夏都敬服。他坟上的树木已经合抱，旧日的笏板也可以看见，尚且应当像甘棠那样特别对待，何况先人的遗范所在之处呢？你从小受到义方教导，已习惯而成为本性。如今朕命你主管常平事务，你却极力自行辞让，实在是希望不违背先人的志向。你的奏章封好呈上，朕因此嘉许你。《诗经》不是说过‘正因为他有这种德行，所以你像他’吗？朕又怎么会吝惜祠部这个清要的职位，却要任命你升任它，以此勉励那些孝敬父母的人呢？你去吧，要恭敬谨慎！”不久，出任宿州知州，去世，享年六十八岁。有个儿子名直柔。史臣称道：“富弼出使敌国的功劳伟大，可议论者却只把救活饥民作为他的功劳，这是为什么呢？当他在朝廷上使敌国君臣屈服，使他们明白地知道通好与用兵的利害之后，从此两国边境没有忧患达几百年，他救活的难道只是五十多万人吗？等到进入宰府，首先开启了关系万世的大计，又有安定社稷的功劳。至于他的忠诚规谏激切，而皇上不忌惮；谗言深入，却不能使皇上怀疑他；进退从容，做事有始有终。孔子所说的大臣以正道侍奉君主，不就是这样吗？活着享有荣誉，死后配享宗庙，成为一代宗臣，是有原因的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万人〕 《东都事略》卷六十八 《史部·别史类·东都事略》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