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事略卷五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都事略》卷五十九上，宋王称撰，列传第四十二上。范仲淹字希文，是唐朝宰相范履冰的后代，祖先原是邠州人，后来迁居苏州。祖父范赞当时在钱氏政权任职，官至秘书监。父亲范墉跟随钱俶归附京师，后来任武宁军掌书记，任内去世。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去世，母亲贫穷无所依靠，改嫁长山朱氏，因此范仲淹冒用朱姓。范仲淹考中进士后，任广德军司理参军，这才回去迎接母亲来奉养。范仲淹年轻时就有远大志向，无论富贵贫贱、毁谤赞誉、欢喜忧戚，都不能动摇他的内心，并且慨然立志于天下。他曾经自己吟诵说：“士人应当在天下人忧愁之前先忧愁，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这就是他的志向。任楚州粮料院时，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他自称不敢因为自身的哀痛而忘记天下的忧患，于是上书宰相，极力议论天下大事，所说的内容后来都成为执政时施行的措施。宰相王曾见到后认为他非同寻常。晏殊任应天府知府时，上表推荐范仲淹掌管府学；服丧期满后，范仲淹才归宗，改用现在的名字。当时晏殊在京师，推荐一名士人担任馆职，王曾对晏殊说：“您既然知道范仲淹，为什么不舍弃他而推荐别人呢？您应该改荐范仲淹。”晏殊听从了，于是任命范仲淹为秘阁校理。章献明肃皇后想在元日到垂拱殿临朝，太常寺准备仪式，请天子率领百官献寿。范仲淹上疏说：“君王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如果在宫内奉养亲长，那是家人之礼。如今在殿下举杯祝寿，是让天子面向北方行人臣之礼，压低尊位、损害威严，不可以成为后世的法则。”晏殊对范仲淹说：“这难道是您应当说的话吗？”范仲淹抗言说：“我承受您的错误知遇，常常害怕不能配得上您把我当作知己；难道您反而要把我所说的正论当作罪过吗？”晏殊惭愧得无言以对。范仲淹又上疏请求太后归政，认为陛下扶持圣躬、听断大政，已经持续了很久；如今皇帝年纪已经长大，聪明睿智，明达敏锐。臣希望陛下在长乐宫保养福寿，把大权收回，归还给真正的君主，以享受天下奉养。于是范仲淹出任河中府通判。过了很久，仁宗记得他的忠诚，召任右司谏。章献太后去世后，议论政事的人迎合时势，多谈章献太后时期的事情。范仲淹劝谏说：“太后受先帝托付，保佑圣躬，始终十年，没有显露过失，应当掩盖她的小过，以成全她的大德。”章献太后留下遗命，以太妃杨氏为皇太后，参与决定军国大事。范仲淹上疏说：“太后是母亲的名号，从未听说有人因为抚养皇帝便代替太后而立。如今一位太后去世，又立一位太后，天下人将要怀疑陛下是一日也离不开母后的帮助。” 因此取消了册立杨氏为皇太后的诏命。年成饥荒时，范仲淹出使安抚东南，所到之处革除不合礼制的淫祀，救济贫困断粮的人，百姓甚至以乌昧草为食，采摘草根进献。范仲淹请求将这些拿给六宫和贵戚看，告诫他们戒除奢侈之心，并趁机陈述八件事加以劝谏。郭皇后将被废黜时，范仲淹上书劝谏，没有得到答复。他与御史中丞孔道辅联合谏官、御史伏在阁下进谏。仁宗派宦官传谕，命他们到中书省去。宰相吕夷简说：“废后自有典章旧例。”范仲淹说：“相公不过是援引汉光武帝来劝说皇上罢了，但这正是光武帝失德的行为，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其余废后的事情，都是前代昏君所为。皇上亲具尧舜的资质，相公为什么反而劝他效法昏君的行为？难道不是成为圣明之主的负累吗？”第二天，范仲淹留下百官向宰相作揖，廷争一直到待漏院。诏令下来，出任睦州知州，调任苏州。一年多后，授天章阁待制，召回京师，更加直言议事而无所回避。任开封府知府时，范仲淹明敏通达，断事如神。京师歌谣说：“朝廷没有忧患有范君，京师没有事故有希文。”范仲淹说：“洛阳险要坚固，而汴州处在四面交战的郊野，遇到危急就居住洛阳，太平时才以汴州为都城。如今洛阳宫殿本来就具备巡幸条件，可以逐渐扩大储蓄并修缮它。” 他又说：“古代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用人得失，这是宰相的职责。”于是绘制《百官图》献上，说：“任用人员各按其才能，那么各种官职就能得到整治；尧舜的治理也不过如此。”接着指着官员升降缓急的次序说：“这样做可以出于公心，也可以出于私心，陛下不可以不察看。”又献上四篇论说：一是帝王的爱好崇尚，二是选贤任能，三是追求虚名，四是推行变革。它们的大意是说，国家治乱取决于所任用的人；区别、升降左右臣下，是君主的权力，不可以交给臣下。仁宗因此拿这些话询问宰相吕夷简，吕夷简认为范仲淹离间君臣之间的深厚关系。奏论呈到皇帝面前，范仲淹因此被削职，出任饶州知州。余靖上疏说：“范仲淹曾说，陛下对于母子、夫妇之间尚且加以宽容，如今却因一句话触犯大臣，立即遭到贬逐，这不是朝廷之福。”尹洙也为自己申诉，说自己与范仲淹兼有师友之谊，而且曾经受到范仲淹的论荐，请求跟随范仲淹一同降职罢黜。欧阳修写信给谏官高若讷，责备他不进言。高若讷将信缴上奏报，余靖等人都因此获罪被贬，当时称为“四贤一不肖”，其中“一不肖”指高若讷。后来范仲淹调任润州、越州。赵元昊反叛，仁宗知道范仲淹文武兼备，于是恢复他天章阁待制的职衔，任永兴军知军。夏竦任陕西招讨使，朝廷提升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作为夏竦的副职。当时延州各寨失守，东西四百里没有屏障，人心危险恐惧，于是任命范仲淹知延州。范仲淹把州兵分为六将，每将三千人，训练整齐，使他们轮流抵御敌军，各路都以此作为法式。敌军听说后，只告诫说：“不要把延州放在心上。如今小范老子肚子里自有数万兵甲，不像大范老子那样可以欺负。”大范老子指的是范雍。范仲淹又修筑青涧城来扼守敌寇冲要，开垦田地二千顷，恢复承平、永平两座废寨，归附的羌人恢复产业者有数万户。当时各路都在讨论进兵讨伐，只有范仲淹坚守鄜延而不听从。等到元昊派人送信求和，范仲淹认为无缘无故请求和议难以相信，而且信中使用了僭越的国号，不可以上报，于是亲自写信，命令他去掉僭号，并把叛逆与顺服、成功与失败的道理讲得非常明白，相关内容见《西夏事》中。元昊又写信出言不逊，范仲淹烧掉他的信而不上报，因此获罪削去一级官职，知耀州。不到一个月，调任庆州。朝廷把陕西分为四路，任范仲淹为环庆路经略安抚招讨使。范仲淹上奏攻守两策，仁宗答复说：“阅览你所奏的两策，思虑很精密。

译然而将帅和士卒屡次失败，士气还没有大振，如果侥幸取得一次胜利，恐怕不是良策。即使有战胜俘获，也还要徒增守备之劳。如果勤于训练，严格加强防御，在远处设置侦察哨，控制敌人的奔突，等待时机再行动，或许可以养精蓄锐、保持长久。你应当深切体会朕的意思，与各位将帅同心协力，互相支援；如有便宜之事，秘密上奏。”范仲淹又说：“西戎背弃恩德，卿大夫们争相进献计策，但还不能符合陛下忧虑边疆的心意。主张进攻的人说防守就是示弱，主张防守的人说进攻必定迅速招致祸患，这两种意见最终不能相合。臣从前在延安，起初请求恢复各寨作为防守的准备，其次希望他们暂时停止战争，便派一名使者表示招抚接纳的意向，朝廷因为众人意见不同，没有采纳。如今臣主管庆州，日夜思考这件事，才知道进攻有利有害，防守有安有危。为什么呢？进攻远处，祸害必然到来；进攻近处，利益也会随之而来。用本地土兵防守就安全，用东部来的兵防守就危险。臣所谓进攻，应当取近处而不使兵势陷于危险；防守，应当谋求长久而不使民力困乏；招抚接纳的策略也可以在其中实行。如今奉诏严加防御，等待时机行动，并与邻近各路同心协力共同谋划。又看到赦文说，西夏方面没有骚扰，我们也不侵掠。臣担心敌寇一旦相隔遥远，处在数百里之外，援军来不及救援，就必须制定牵制的策略来挫败敌军的气势。希望朝廷在防守策略之外，再准备进攻的方法；有准备却不实行，难道可以在应当行动时毫无准备吗？臣从前曾派人进入敌境，互相通报往来问候，若对方再次有人来，就不能不答复。朝廷先下达秘密指示，命令双方往返商议，经过一年半载，应当会有成效。而且自古以来，兵马精锐强悍，是西戎所长；金帛丰富，是中国所有的；礼义不能教化他们，武力又不能取胜，就应当凭借我方所有，战胜敌人的所长，这是霸王的策略。”仁宗赞许他的意见。庆历二年，改任邠州观察使，范仲淹没有接受。庆州西北有一座寨，扼据后桥川，南面通往凤州、华州，池北连接白豹、金汤两族部落；那里的人强悍而善于耕作，长期不能筑城。一天，范仲淹带兵出发，各将领都不知道去向。军队到了柔远，范仲淹才发布命令说明目的地和筑城地点；至于板筑所需的器具，大大小小全都准备齐了，而军中起初并不知道。敌军派三万骑兵来争夺，范仲淹告诫诸将，交战后敌军逃走，不要追过河去。不久敌军果然逃走，追兵没有渡过河，河外果然有伏兵。敌军失算，于是撤退离去。于是诸将都佩服他，认为没有人能比得上。诏令赐名为大顺城。环州所属的羌人中，明珠、灭臧两个部族各有一万多人，都依附敌军。范仲淹又请求恢复细腰城、葫芦泉等寨，招抚这两个部族，以扼制敌军；又使附近的羌人一千三百多帐恢复归附。葛怀敏在定川战败时，关中百姓逃入山谷藏匿，范仲淹于是率领部下兵力前往救援，并在关中招募士兵，人心才开始安定。仁宗听说定川战败，很为西方边事忧虑，对近臣说：“如果能让范仲淹出兵援助泾原，就可以没有忧虑了。”等听说他出兵，十分高兴，晋升他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不久授任陕西四路安抚缘边招讨使。范仲淹对待各级官吏，一定使他们既畏惧法令又爱戴自己；所得的赏赐，全都按照皇帝的意旨分赐给诸将，让诸将自行上表致谢。各部族送来的人质，任由他们出入，没有一人逃跑。部族首领来召见他们时，范仲淹在卧室内屏退他人、撤去侍卫同他们交谈，毫不怀疑。范仲淹与韩琦都享有威名，军中因此有话说：“军中有一个韩，西贼听到他的名字便心惊胆寒；军中有一个范，西贼听到他的名字便惊恐胆裂。”在那里三年，士卒勇敢，边地充实，恩德信用大为流布，于是决定制定方略，夺取横山，收复灵武。而元昊多次派使者来请求和议。起初，西方人登记为乡兵的有十几万人，后来在脸上刺字编入军队；只有范仲淹所统领的部队给他们刺手，范仲淹离开后军队停止这种做法，这些人得以恢复平民身份。范仲淹在边地时所制定的措施，他离开后当地人仍感念他的恩德，遵守他的法令，不敢改变。自从范仲淹因吕夷简获罪被贬，群臣士大夫各自坚持两人的是非，吕夷简对此忧虑，凡是为范仲淹辩护的人都指为朋党，有的因此获罪被放逐。等到吕夷简再次任相，范仲淹又被起用，于是两人欣然和解，共同努力平定敌寇。天下人认为他们都是贤者，召回范仲淹，授任枢密副使。不久，他与韩琦出巡边地，任陕西宣抚使。尚未出发，改任参知政事，由韩琦代替他出任陕西宣抚使。淮南盗贼起事，高邮军知军晁仲约估计不能抵御，便告谕军中富民出资财，准备牛肉和酒，派人迎接慰劳盗贼，并且厚厚地赠送财物，盗贼高兴，径直离去。事情上报后，富弼当时在枢府，商议想杀晁仲约以整肃军法。范仲淹想宽赦他。富弼说：“盗贼公然横行，守臣不能交战，又不能守城，反而让百姓凑钱赠给他们，按法令应当诛杀。”范仲淹说：“郡县的兵器足以交战防守，遇到盗贼不抵御，又贿赂他们，这是按法令应当诛杀的。如今高邮没有军队，也没有兵器，虽然按晁仲约的道义，应当勉力交战防守，但事情有可以宽恕之处，杀掉他恐怕不合乎法令本意。”仁宗听从了他的意见，晁仲约因此免于死罪。范仲淹在中书执政时，想仿照《周官》，把六卿的事务分别交给辅相，而自己承担兵部、刑部的职任。仁宗正专心致力于政事，范仲淹每次进见，仁宗总是以实现太平来要求他。范仲淹叹息说：“皇上任用我的程度已经很高了，但事情有先后；在长久安定之后革除弊病，不是早晚之间就能办到的。”后来仁宗再次赐亲笔诏书催促他条列天下事务，又打开天章阁召见，赐座询问天下大事。范仲淹说：“治理天下，没有比守令得到合适的人更重要的。想使守令得到合适的人，首先要选好转运使和按察使。”又说：“选取士人不能不以根本道德和实际行为为依据，却把文辞才华放在前面。圭田分配不均，就不足以养活廉吏。农桑事业不加督课，百姓就会失业。诏令屡次更改，下面就不会信任。”又请求恢复府兵制度以宿卫京师，并合并县邑以宽减徭役。又想减少五品以上官员任子恩荫的旧例。第二年，与韩琦分条上奏御边四策。朝廷既然想改革制度，因此忌恨他的人很多，侥幸逢迎者也不高兴，于是范仲淹出任河东、陕西宣抚使；富弼也出任河北道按察使。范仲淹改任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因病请求知邓州，加给事中，知杭州，再升户部侍郎，调任青州。

译病情加重，请求任颍州知州，尚未到任便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追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著有《丹阳集》二十卷、《奏议》十七卷。范仲淹为人外表和厚而内心刚正，喜爱善人，广泛施予仁爱；母亲去世时，他还很贫穷，终身除非有宾客到来，否则不吃两样以上的菜肴；面对财物乐于施舍，心胸豁达。等到退居后查看他的私产，妻子儿女仅仅能够供给衣食。姑苏范氏都是疏远宗亲，他设置义庄来救济急难。天下人都想听闻他的风采，贤士大夫以不能登门拜访他为耻；下至乡里巷陌以及夷狄，都知道他的名字。邓州、庆州的百姓和归附的羌人都为他绘制画像，活着祭祀他。他去世时，仁宗非常悲痛惋惜。儿子有纯佑、纯仁、纯礼、纯粹。纯佑有品行义气，因疾病在家闲居。史臣说：“范仲淹关于忧乐的言论，确实就是所谓一句话便可以终身奉行的道理。即使圣人重新出现，也不会改变这句话。当他写信送给宰相时，慨然怀有兴复王道、达到太平的志向。所以他治理百姓、统领军队、参与执政，都没有改变这封信中的主旨。难道不是因为辅佐君主、谋划国事的策略，早已在胸中确定了吗？石介赞颂他说：‘范仲淹辅弼君王，好比伊尹和契。’这确实是懂得评论的人啊！” 《东都事略》卷五十九上。钦定《四库全书》。《东都事略》卷五十九下，宋王称撰，列传第四十二下。范纯仁字尧夫，凭借父亲的恩荫任太常寺太祝，考中进士。起初任武进县知县，后来又任长葛县知县，都没有赴任。范仲淹派他去任职，范纯仁说：“难道我范纯仁可以看重俸禄饮食，却轻易离开父母吗？”等范仲淹去世后，他才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县，施政有惠爱。签书许州观察判官，知襄邑县。县中有牧地，卫士倚仗牧地侵暴民田，范纯仁抓住其中一人杖打。牧地起初不隶属于县，有诏令弹劾范纯仁。范纯仁说：“养兵应当首先防止妨害农事。”朝廷认为他说得对，释放他而不再追究，并且听从他的意见，使牧地隶属于县，从范纯仁开始。治平年间，提拔为江东转运判官，召任殿中侍御史。当时正讨论濮王的礼典，宰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主张尊崇濮王，而翰林学士王珪等人认为应当依照先朝追赠期亲尊属的旧例。范纯仁说：“陛下接受仁宗的命令而成为他的儿子，与前代受遗诏入继的君主不同，应当依照王珪等人的意见。”接着又与御史吕诲等人轮番上奏论议，皇帝不听。于是范纯仁退还所授告敕，在家居住等待获罪。不久宫中传出皇太后的亲笔书信，尊濮王为皇夫人，追尊为皇后。范纯仁再次进言：“陛下以成年君主临朝，怎么能让诏命从宫闱中发出？将来或许会成为权臣假托诏命的借口，这不是君主使自己安稳的办法。”不久诏令停止追尊，起用范纯仁到职。范纯仁请求外任不止，于是出任安州通判，调任蕲州知州，历任京西提点刑狱、京西转运副使、陕西转运副使。召回京师，授兵部员外郎，升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神宗振作精神求治，任用王安石，进行了许多变更。范纯仁说：“突然改变法度，人心不得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