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事略卷三十八

译《东都事略》卷三十九，宋王称撰，列传第二十二。田锡，字表圣，是嘉州洪雅人。杨徽之任峨眉县令、宋白任玉津县令时，都极力称誉他。田锡考中进士，任将作监丞、宣州通判，升任著作郎、京西转运判官，改任左拾遗，兼直史馆。田锡刚直正派而少言，恭敬而爱好礼仪。他担任谏官以后，立即上疏，提出军国重要机务一条、有关朝廷大体的意见四条。近年王师平定太原，没有奖赏军功，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如今幽燕被人窃据，本来应当用兵；即使禀承皇帝的谋划，也必定要依靠武力。希望陛下借郊禋、耕籍的礼仪，议论平定晋国的功劳，那么驾驭武臣，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这是第一条重要机务。我听说圣人不致力于扩大疆土，只致力于扩大德业；声名教化远播，自然会有人前来归附。周成王时，越裳经过九重翻译前来进贡，对周公说：‘上天没有刮迅猛的风、下急骤的雨，海上也没有兴起波涛，已经三年了。想来中原大概有圣人吧？何不去朝见他呢？’交州被称为瘴海，得到那里就像得到一块不能耕种的石田。臣希望陛下致力于修养德行以爱护百姓，不要使兵器迟钝来挫伤锐气，又何必因为区区蛮夷之地而劳师动众、震怒呢？这是有关朝廷大体的第一条。如今没有听说谏官在朝廷上据理力争，没有听说给事中封还驳正诏令，也没有听说左右史登上殿陛记录皇帝的言语和行动，难道这是圣朝的美事吗？又没有听说御史弹劾奏事，没有听说中书舍人被询问政事；集贤院虽然有书籍却没有职官，秘书省虽然有职官却没有图籍。臣希望陛下选择人才任职，让他们各自管理本部门；如果各项职务都能修治兴举，那么朝廷的威仪自然会严整。这是有关朝廷大体的第二条。如今各县安定太平，京师富足，军营、马监没有不恢宏高大的，佛寺、道宫也全都修建得华美壮丽；又开辟西苑，扩大御池，即使周代的灵囿、汉代的昆明池，也不足以相比。然而尚书省没有听事之所，九寺、三监寄居在天街两侧的廊屋里，贡院设在武成王庙中，这难道是太平时代的制度吗？臣希望陛下另行修建省、寺官署，用来安置各级职官。这是有关朝廷大体的第三条。按照《狱官令》，枷杻有长短，钳锁有轻重，尺寸斤两都载在刑书中，从未听说用铁制作枷的。过去唐太宗观看明堂图，看见人的五脏都附着在背部，于是减轻了徒刑。何况在隆盛太平之时，应当达到设置刑罚而不使用、法令所没有的刑具一概废除的境地，这些都应该去掉。这是有关朝廷大体的第四条。太宗赞赏他的话，于是赐钱五十万。当时宰相命令有关部门接受群臣的章疏，必须先禀告宰相，然后才敢进呈。田锡上书认为这是失去了至公的体制，后来任河北转运副使。他在驿站文书中谈论边境事务说：‘我听说，行动和静守的关键不可妄动，安危的道理不可轻易谈论；利害相互转化，变化无定，取舍不能有疑惑，思虑必须精密。所谓行动和静守的关键不可妄动，是说行动就是用兵，静守就是持重。应当行动却静守，就是养寇而使奸邪滋长；应当静守却行动，就是错失时机而败坏事情。行动和静守合乎节度，才算得当。伏望陛下告诫将帅，不要崇尚小功，使河朔百姓能够从事农业，使亭障之地可以积蓄边境储备。如果等到敌人发生内乱再去取胜，就能乘其衰弱而进攻；那么敌人就会投降。等到他们心悦诚服、志向归附以后，所费兵力就少而功效加倍。臣希望陛下考察古代的正道，扩大长远的谋略，显示安抚怀柔万国之心，采用驾驭四夷的防备措施。事情应戒慎轻率发动，道理贵在深思熟虑。至于安危的道理不可轻易谈论，臣请为陛下陈述。国家致力于大体，寻求至理，就会安定；舍弃眼前而谋求遥远，劳苦却没有功效，就会危险。做君主有恒常的道理，做臣子有恒常的职责，这就是致力于大体。君上不拒绝谏言，臣下不隐瞒实情，这就是寻求至理。汉武帝、唐太宗都顺从无休止的欲求，承担不急迫的劳役，这就是舍近谋远。沙漠穷荒之地，得到它有什么用呢？’ 敌人的遗民，杀了还会重新繁衍。这就是劳苦而没有功效。臣又听说利害相互转化、变化无定，兵书说：‘不能完全知道用兵的害处，就不能完全知道用兵的好处。’大凡事情本来可以进取却退守，就会造成祸害；事情已经到了应当退守却进取的时候，就会取得利益；事情已经过去，本来可以迅速处理却迟缓办理，利益必然会随之失去；本来可以迟缓却急速处理，祸害必然因此招致；可以诛杀却予以赦免，奸邪之心有时就会产生；祸害可以宽赦却加以诛杀，勇烈之人有时就会失去进取之心；国家可以奖励却加以惩罚，就会损害勤劳者的功劳；可以惩罚却加以奖励，就会使僭越逾制者得到侥幸。能够审察利害，才算聪明。《尚书》说：‘明察四方，通达四方的耳目’，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又认为取舍不能有疑惑，所以说：‘孟贲犹豫不决，还不如童子确定前往。’思虑不能不精密，所以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自从国家谋划攻取幽燕以来，战争连续不断没有停止，财物费用不得不消耗，臣下也不得不忧虑。希望陛下精密思考，决定取舍，不要使战争旷日持久，穷兵黩武。太宗赞许他，于是调任知相州，改任睦州，随后任知制诰。田锡喜欢直言，太宗有时不能忍受。他从容进言说：‘陛下日积月累，正在养成圣明的天性。’太宗听了更加高兴，也更加器重他。端拱二年，发生旱灾，田锡上疏说：‘今年发生旱暵的灾异，实在是阴阳失去调和、调理错置，上面侵犯了下面的职分，而文理还没有完全通达；下面知道上面的过失，却不能规劝纠正，所以造成了这种咎征。伏望陛下承担罪责、责备自身，以回应上天的警戒；增进德行、广施福庆，以安定民心。免除赋税徭役，搜查清理积压的事务，开仓赈济、疏通货物流通，以救济饿死的人；提高估价收储粮食，以备不足。消除灾害、求得治理，正在此时。如果旱灾不止，臣恐怕盗贼会聚集于绿林，狄人会趁着饥荒侵入边塞，那么朝廷的忧患就不浅了。田锡的奏疏中有‘调理错置’的话，宰相因此不高兴，罢去他的职务，改任知陈州。又因稽留狱讼获罪，降为海州团练副使，调任单州。召回后任工部员外郎，又论说时政的缺失，加任直集贤院。至道年间，再任知制诰。他上疏说各州承担河西的力役，使百姓深受困苦，于是出任泰州知州。彗星出现，他上疏请求责备自身以回应上天的警戒。咸平三年，召见他询问政事。田锡曾经上奏说：‘陛下治理天下用的是什么道？’

译臣希望陛下用皇王之道来治理天下。’过去已有《御览》，只是按门类记载事类，不如把经、史、子、集编成《御览》三百六十卷，每天阅读一卷，一年就能读完。又选取经史中重要切要的话编成《御屏风》十卷，放在御座旁边，那么治理或混乱、兴盛或灭亡的鉴戒就常常不会忘记。真宗下诏让史馆借取群书，于是田锡先上进《御览》三十卷、《御屏风》五卷。《御览序》说：‘臣听说圣人的道理散布在[方防]之中，六经所说的道理高深而久远，不经过讲求讨论，不能测知其中的深奥；各部史书的事迹不同、事情各异，不参照考核异同，哪里容易记住其中的繁杂；子书异端的学说很多，文集尊崇经义的言辞很少。如果不搜猎精华来作为鉴戒，提取纲要来观察异同，就不能成为每日阅读的书籍，不能资助日益更新的德行；这样一来，即使到白头也未必能穷尽经书，更何况君王在万机之余呢？’臣每次读书，都想着把所得用来向上补助皇帝的听闻，能够铭刻在座位角落的，就写在御屏风上；能够用于帝王之道的，就记录下来编成《御览》。经书选取帝王容易明白的义理，史书选取帝王可以实行的事迹；子书有的总括于杂录之中，文集有的附在各篇之后，全部寻求切实恰当的言论，用来通达精微详备的道理，使功业可以同尧、舜相比，也使百姓能够登上仁寿的境域。臣微薄的忠心，不能胜过这个最大的愿望。《御屏风序》说：‘商汤的盘铭说：“如果每天都能更新，就应当天天更新，而且还要不断更新。”太公的《金匮》说：“武王想要制作警戒起居的铭文，于是在几案和手杖上铭刻道：‘安定时不要忘记危险，生存时不要忘记灭亡；谁能始终考虑这两件事，后来一定没有凶祸。’”墨子说：“尧、舜、禹、汤把他们的事迹书写在竹帛上，雕刻在盘盂上，说：‘君子福分越大就越加谨慎，爵位越高就越加恭敬；远处明察，近处观察，俯仰之间都有法则。’”轩辕黄帝的车舆、几案上也都有铭文，说：‘我居于百姓之上，惴惴不安，恐怕赶不上武王。’”君王的门户、坐席上也都应当有警戒的话。坐席上的铭文说：不要做将来会后悔的事。门户上的铭文说：名声很难得到，却很容易失去。唐代黄门侍郎赵智为高宗诵读《孝经》说：“天子有七位诤臣，即使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微臣冒昧把这些话献给陛下。宪宗采集汉史、三国以来治理国家的重要事迹，撰成十四篇书，名为《前代君臣事迹》。臣把这部书写在屏风上；每次阅读经、史、子、集，便取其中重要的言语，汇总为一卷，常常进献。可以书写在屏风上，放在御座右边。’诏令褒奖他。田锡阅览天下的奏章，凡是说百姓饥饿、盗贼兴起以及诏敕不便实行的，都分别上奏这些事情。真宗认为他具备诤臣的风范，兼任侍御史知杂事，提升为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他接连上了八道奏疏，全都直言时政的得失。他曾说：‘我入朝任职以来，封缄上奏的章疏共有五十二道，都是谏臣任职时的常规事务。所说的话如果能够被采纳，是我的幸运。怎么可以把副本藏起来留给后人，以诽谤时政、出卖正直来求名呢？’于是把它们全部取出烧掉。真宗每次见到田锡的容貌，必定神情庄重，曾指着他说：‘他就是我的汲黯。’田锡死时六十四岁。真宗悲痛地对宰相李沆说：‘田锡是直臣。’特意追赠工部侍郎。有《咸平集》五十卷。王禹偁，字元之，是济州钜野人。他家世代务农，九岁就能写歌诗。毕士安见到他，认为很奇异，勉励他勤奋学习。长大以后，擅长写文章，考中进士，任武城县主簿，任长洲县知县。端拱初年，太宗听说他的名声，召来考试，提升为右拾遗，兼直史馆。他进献《端拱箴》。当时契丹尚未安定，太宗向群臣询问边境事务，王禹偁上《御戎十策》，认为如果外部任用得人，内部修养德政，就可以平息边患。对外要联合各方势力，以加强将领的权力；罢去小臣侦察巡逻边事的做法，施行间谍之术来离间契丹的内部。派遣赵保忠、折御卿率领所属部众，形成犄角之势。下诏激励边境军民，取得幽蓟旧疆，是为了悼念晋朝遗民，并不是贪图那里的土地。对内则裁减官员以宽省经费，抑制文士以激励武夫，信任重臣以资助他们谋划，不看重虚名以戒除无益之事，禁止游荡懒惰以厚实民力。惟请陛下裁断察看。太宗赞许他，尤其受到赵普的器重。端拱二年，太宗亲自考试贡士，诏令让他作歌，他提笔立即写成。太宗对侍臣说：‘这首歌不到一个月就会传遍天下。’随即授任左司谏、知制诰。冬季发生旱灾，王禹偁上疏说：‘一种谷物没有收成，叫作馑；两种谷物没有收成，叫作饥。发生馑灾，大夫以下都要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一；发生饥灾，就只发给没有俸禄者的粮食。如今旱云不能降雨，越冬麦还没有萌芽，既然没有九年储备，百姓的饥荒值得忧虑。陛下下诏只说君臣之间在政事教化上有所缺失。从皇帝乘舆服御以下，直到百官的俸禄和费用，除了宿卫军士、边庭将帅外，都分别减省。上以此回应上天的谴责，下以此安抚人心。等到雨水充足后再恢复原状。臣在朝廷任职中，家境最贫寒，俸禄最微薄，也愿意稍微减去俸禄，以赎除损耗蛀蚀的罪过。对外则节省每年采购的物品，对内则停止工巧技艺。有人在近城挖土，侵扰坟墓的，应当把坟墓重新掩埋。外州被配隶的人中，不是犯赃盗罪的，应当释放。然后告诫州县官吏，遵循古人所说‘猛虎渡河，飞蝗越过境界’的事例。其余军政、民政、刑政方面的弊病，臣不知道的，希望交给宰臣裁议后颁行。只要感动人心，一定能招来和气。惟请陛下施行。太宗驾临琼林苑，召王禹偁到御榻前询问，对宰相说：‘王禹偁的文章独步当世，我对他的宠爱奖赏就是这样。’王禹偁于是上抗疏为徐铉洗雪诬陷，因此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调任解州。召回后，授任左正言。太宗说：‘王禹偁的文章俊秀华美，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只是性情刚直，不能容纳他人罢了。’

译不久，任直昭文馆。当时太宗命将领讨伐李继迁，王禹偁多次陈述有利的计策，认为李继迁不必劳师动众去诛杀，完全可以用计谋擒获。兵法说：‘利用贪婪的人，利用愚笨的人。’贪婪的人，就用财利来诱使他；愚笨的人，不计较自己的生死。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公开列举李继迁的罪恶，晓谕蕃汉之人，重重设置赏赐，给以高官厚禄。过去刘知俊兄弟以同州反叛，归附岐、梁，太祖下诏说：‘有捉住刘知俊的人，赏赐万缗，授予节度使；捉住他的弟弟的人，赏赐五千缗，授予刺史。’一个月之内，先擒获了他的弟弟。如今只要相信赏赐一定兑现，那么李继迁不是被斩首，就是会被擒获。王禹偁请求外任，获任知单州，到任十五天便被召回，任礼部员外郎、知制诰，入翰林任学士。孝章皇后去世，梓宫迁往燕国长公主府第，王禹偁据理争辩说：‘皇后曾经以母仪范天下，应当遵循旧典办理。’于是罢任知滁州。王禹偁曾经起草关于李继迁的诏制，对方送来马五十匹作为润笔费，王禹偁拒绝了。出门以后，闽人郑襃徒步来拜谒王禹偁，王禹偁喜爱他的儒雅，临别时，替他买了一匹马。有人说买马时压低了价格，太宗说：‘他能够拒绝李继迁送来的五十匹马，难道会计较一匹马的价格吗？’ 调任知扬州。真宗即位，下诏让群臣议论政事，王禹偁上疏陈述五件事：第一，谨慎防守边境，沟通盟好关系，趁继承帝位的喜庆，赦免李继迁的罪过，恢复他夏台的地位；他一定会感恩而归附朝廷，也可以让天下知道朝廷能屈己待人。第二，裁减多余的军队，合并多余的官吏，使山林川泽的富饶流通到百姓那里。开宝以前各国尚未平定而财赋充足、兵威强盛，是因为所蓄养的兵力精锐而不多，所任用的将领专一而不受猜疑，设置的官职极其简约而各项事务都能办成。兴国以后增加的官员过于冗多，应当全部加以整治。第三，严格选举，使入仕不至于泛滥。先朝登第的人只有万人，应当按照旧制加以纠正；恢复由有关部门主持考试，吏部选择官员也不是帝王亲自办理的事情，应依照规定下敕任命。第四，澄清裁汰僧尼，使疲敝的百姓不再耗费；停止剃度人员、修建寺院一二十年，让其自然消减，这也是挽救弊病的一种办法。第五，亲近大臣，疏远小人，使忠良正直敢言的臣子知道进用而不疑惧，使奸邪巧佞之徒知道退避而有所畏惧。奏疏上呈后，召回王禹偁，恢复知制诰。后来潘罗支射死李继迁，夏人归附，最终正如王禹偁预料的那样。修撰《太祖实录》时，王禹偁如实记载这件事，执政者认为王禹偁在其中有意褒贬轻重。出任黄州知州。州境内有两只老虎相斗，其中一只死后，另一只吃掉了它的一半；又有一群鸡夜间鸣叫，连续一个月不停。王禹偁上疏引用《洪范传》来申明警戒，并且自我弹劾。真宗派使者乘驲车慰问，并举行醮禳之事；询问日官，日官则说这是守臣应当承担的过错。真宗急忙命令王禹偁调任知蕲州。王禹偁上表谢恩，其中有‘宣室鬼神之问，不望生还茂陵’的话。他说关于封禅的文章，正准备留待死后完成。到达蕲州还不到一个月便去世，享年四十八岁。王禹偁文辞敏捷丰富，喜欢谈论世事，品评人物，靠正直自守，所以屡次被排斥。他交往的必定是儒雅之士，又推荐、提拔后进，如孙何、丁谓，后来都在一时之间名声显赫。有《小畜集》三十卷、《奏议》十卷、《后集诗》三卷。他的儿子嘉祐、嘉言，都很有名。王禹偁在翰林任职时，嘉祐任馆职。寇准任开封府知府，知道嘉祐的才干，便让他任开封府属官。一天，寇准问嘉祐说：‘我治理京城，外面的议论怎么样？’嘉祐说：‘人们都说丈人早晚会入朝拜相。’寇准说：‘依你看怎么样？’嘉祐说：‘以愚见看来，丈人不做宰相反而更好。如果做了宰相，声誉和声望就会受损。’寇准说：‘为什么？’ 嘉祐说：‘自古贤能的宰相之所以能够建立功业、恩泽百姓，是因为君臣彼此投合，都像鱼得到水一样，所以君主听从臣下的意见、采纳臣下的计策，君臣双方都荣耀。如今丈人背负着天下的重望，如果做了宰相，朝廷内外都会把天下太平的责任寄托在您身上。丈人对于英明的君主，能够做到像鱼得到水那样吗？这就是我所说的声誉和声望会受损。’寇准非常高兴，握着他的手说：‘元之的文章冠绝天下，至于深刻的见识和长远的谋虑，有时还不如你的儿子。’嘉祐的官职不显赫，嘉言也以进士及第，任江都县主簿。真宗在龙图阁观看书籍，发现王禹偁的奏章，感叹赞美其切直，于是访求他的后代。宰相称赞举荐嘉言，真宗便召见询问，提升为大理评事。仁宗时，嘉言曾任殿中侍御史。他的曾孙王汾考中进士甲科，元祐年间任工部侍郎、宝文阁待制，列入《元祐党籍》。臣王称说：“田锡、王禹偁真是天下正直之士啊！他们侍奉君主，必定把话全部说出而没有隐瞒，以此谨慎对待细微之处，防止事态逐渐发展。因此真宗、太宗二位皇帝都有听取谏言的美德，两位臣子也有敢于进谏的成效，治理之道因此兴盛。古人所说的君主圣明而臣下正直、君主明察而臣下忠诚，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 《东都事略》卷三十九。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