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事略卷一百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都事略》卷一百十四。宋人王称撰。儒学传第九十七。李觏，字泰伯，是旴江人。凭文章闻名，通晓经学，四方前来求学的人常有几百人。他一向不喜欢《孟子》，认为孔子尊崇王道，孟子却教诸侯称王。他曾参加制科考试，六篇论策中一篇也没有考中，说：“我的书没有不读的，一定是《孟子》的注疏没有读。”便扔下笔走了。别人替他检查试卷，果然如此，最终没有考中。泰伯有使国家富足、军队强盛的学问，著有《礼论》《易论》《明堂书》，流传于世。朝廷以海门主簿召他赴太学，他在那里讲学，任内去世。他所作文章十七卷，名为《退居类稿》。他曾自述说：“上天如果要让我长寿，我所作的文章本来还不够；否则，这些文章也足以借此亲手见到古人了。”当时人们认为他的话是对的。苏洵，字明允，是眉州眉山人。多次参加进士、贤良考试都没有考中。至和、嘉祐年间，他和两个儿子苏轼、苏辙来到京师。欧阳修得到苏洵的文章二十篇，非常喜爱他的文辞，认为贾谊、刘向也比不上他。欧阳修把这些文章献给朝廷，公卿士大夫争相传阅。苏洵的两个儿子一同考中进士，又一同考中制科。一天之内，父子三人名声轰动京师，苏氏文章于是闻名天下。当时学者都尊重他们的贤德，学习他们的文章作为师法；因为父子三人都知名，便称苏洵为“老苏”。欧阳修把他的文章上奏后，苏洵得到召试，却没有应试。朝廷授他试校书郎。当时王安石的声名刚开始显盛，欧阳修劝苏洵同他交往，王安石也希望和苏洵交朋友。苏洵说：“我已经看清这个人了，他不近人情，少有不成为天下祸患的。”于是写了《辨奸》一篇，文章说：“事情有必然的发展，事理有固有的规律。只有天下最沉静的人，才能看见细微之处而知道显著结果。月晕便会有风，础石湿润便会下雨，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人事的推移、事理形势的相互承接，其中疏远难知、变化不可测的地方，和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难道贤者反而有不知道的吗？原因是什么呢？” 这是因为内心被好恶扰乱，外在又被利害夺取了判断。从前山涛见到王衍，说：‘使天下百姓陷入错误的，一定是这个人。’郭子仪见到卢杞，说：‘这个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恐怕一个也保不住。’从今天来看，他们所说的道理确实有可以看见的地方。依我看，王衍的为人，容貌、言语固然有欺骗世人、窃取名声的一面，但他不嫉妒、不贪求，随世俗浮沉。假使晋朝没有惠帝，只得到一位中等的君主，即使有一千个、一万个王衍，又怎么能够扰乱天下呢？卢杞的奸邪固然足以败坏国家，但他没有学问、没有文章，容貌也不足以打动别人，言语也不足以欺骗世人。假如不是德宗鄙陋昏暗，又怎么会任用他呢？这样说来，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预料，也可能未必完全正确。如今有这样的人，口头诵读孔子、老子的言论，身体却实行伯夷、叔齐的行为，招集喜好名声的士人和不得志的人，共同编造言论，私自树立名号，自称颜渊、孟轲再世；实际上内心阴险狠毒，行为与常人不同。这就是把王衍、卢杞合成一个人了，他带来的祸害哪里说得尽呢？脸上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涤，这是人的真实感情。现在却不是这样：穿着臣仆和俘虏的衣服，吃狗猪的食物，头发蓬乱、面容憔悴，却谈论诗书，这难道是人的真实感情吗？” 凡是不近人情的事情，很少有不成为大奸大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凭借盖世的名声来掩盖尚未显露的祸患，即使有希望治理天下的君主和喜爱贤人的宰相，仍然会……一旦举荐任用此人，他成为天下祸患，必然无疑，绝不只是王衍、卢杞可比。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劳。”假如这个人没有被任用，那么我的话就是错误的，而这个人也会有怀才不遇的感叹，谁知道祸患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呢？否则，天下将遭受他的祸害，而我却得到能预见事理的名声，那就可悲了！”十年后，王安石掌权，苏洵的话果然应验。苏洵已经被授官，恰逢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的礼书，便任命他为文安主簿，和项城县令姚辟一同修订太常礼制的因革。仁宗的山陵礼仪采取厚葬，公私上下都骚动不安。苏洵对韩琦说：“从前华元厚葬他的国君，君子认为这是不忠于国君。与其取得厚葬的名声，为什么不提出薄葬的建议呢？对上可以成全先帝恭谨节俭的德行，对下可以缓解百姓眼前的困难，对内可以消除华元不忠的议论。”韩琦向他道谢，于是减少了其中过分的部分。礼书修成后，还没有得到答复，苏洵便去世了，时年五十八岁。英宗听说后很悲伤，特赠他光禄寺丞。苏洵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晚年喜好《易》，说：“《易》的道理深奥。那些被蒙蔽而不能明白的人，是因为诸儒用附会的说法扰乱了它。除去这些说法，圣人的道理就显现出来了。”他撰写《易传》，书还没有完成便去世了。王回，字深父，是福州侯官人。品行忠厚，孝顺友爱，质朴正直，平和宽厚。仓促之间也一定考察孔子、孟子的作为，不做小节上的矫饰和过分谨慎，不以此向世人求取名誉。他曾考中进士，任卫真主簿；遇到事情有不合意之处，便称病自我免职。过了很久，他不肯再做官。朝廷中多有人推荐他，便任命他主管南顿县，恰逢去世，时年四十二岁。有文集二十卷。王回的经学纯粹深厚，王安石、曾巩都和他有深交。当时士人也认为，即使汉代的儒林人物也不能超过他。周敦颐，字茂叔，是舂陵人。起初名叫惇实，后来因避讳改名，任将作监主簿，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南安县有个囚犯按法律不应判死，转运使却想严厉治罪；周敦颐争辩不过，便丢下告身离去，说：“像这样还可以做官吗？杀人来讨好别人，我不做。”转运使有所感悟，囚犯最终没有被处死。后来任永州通判，因吕公著推荐，提拔为广南东路转运判官，调任提点刑狱；因病请求主管南康军。病情加重后，交上南康军印，分司南京。周敦颐非常喜爱庐山，在山旁买田，建屋居住，号称濂溪。去世时五十七岁。周敦颐倡导并阐明道学，程珦曾和他交友；程珦的两个儿子程颢、程颐听到周敦颐论道，便厌弃科举之业，慨然立下求道的志向。周敦颐曾著《通书》，流传于世。他的儿子周焘任宝文阁待制。

译张载，字子厚，是长安人。学习古学并努力践行，专心致志地尊崇礼法，是关中士人所敬仰的人。世人所说的横渠先生，就是他。年轻时喜欢谈论军事，十八岁时带着书信拜见范仲淹。范仲淹责备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以学习，为什么要研究军事？”于是劝他学习《中庸》。张载受到启发，更加深入研究六经，甚至佛教、道教的书也无不阅读。他和程颢、程颐讲学。考中进士后，任祁州司法参军。云岩县令吕公著说张载和他的弟弟张戬有古学修养。神宗召见他，问治国之道，他回答：“治理政事如果不以三代为法，最终不过是苟且之道。”授崇文检书。另一天见王安石，王安石问他对新政有什么看法，他回答：“您如果与人为善，人们就会把善归于您；这就像教玉工雕琢玉器，玉器却有不接受命令的时候。”张载因病请求离职，于是在南山脚下筑屋，穿破衣，吃粗食，专心研究学问。他学说的大意认为，只知道人而不知道天，只能成为贤人而不能成为圣人，是秦汉以来学者最大的弊病。因此他的学说尊崇礼、重视德，安于天命、乐于天道。当时有人认为这些道理难以实行，张载却坚持自己的主张不改变。跟从他学习的人，都完备地行弟子之礼。他家中的婚礼、丧礼、葬礼、祭礼，大体采用先王的本意，只略微按照当今礼制实行。张载被召回朝，任同知太常礼院，在有司讨论礼制，又因意见不合，再次以病请求归去。途中因病去世。他的门人想谥为“明诚”，他的次子把谥号的议论拿给程颢征询意见。程颢又询问司马光，司马光写信答复程颢说：“子厚一生用心，是想率领当世之人恢复三代的礼制。《郊特牲》说：‘古代活着时没有爵位，死后就没有谥号。’爵位是指大夫以上的爵位。《檀弓》记载礼制失传的由来，说士人有诔文，从县贲父开始。子厚的官位相当于诸侯的大夫，那么应当有谥号。然而《曾子问》说：‘身份卑贱者不能为尊贵者作诔，地位低者不能为长者作诔，这是礼。只有天子可以称天来为人作诔；诸侯相互作诔尚且被认为不合礼，何况弟子为老师作诔呢？’孔子去世后，鲁哀公为他作诔，没有听说弟子又为他议定谥号。如今诸位想给子厚定谥号，却不合古礼，这不是子厚的志向。与其把他同陈文范、陶靖节、王文中子、孟贞曜相比来表示尊崇，为什么不把他同孔子相比呢？请伯淳裁定。”张载所著《正蒙》一书流传于世。他的弟弟张戬，张戬字天祺，年少丧父，天性严肃庄重。考中进士后，任阌乡主簿、金堂县知县，诚心爱护百姓。张戬离任后，百姓都思念他。熙宁初年，以太常博士身份被召回，任监察御史里行。每次进宫答对，必定陈述古道，着重引用大原则，不纠缠琐碎细节。他上疏论说王安石变法不对，请求罢除条例司，以及追回提举常平使者，皇帝没有答复；又弹劾曾公亮、陈升之、赵抃因犹豫观望而不能纠正错误。韩绛代替陈升之主管条例司后，张戬上言：“韩绛在左右近臣中一味顺从，和王安石结成死党，于是参与掌握政权。李定邪曲谄媚，从幕官被提拔为台职。陛下只相信王安石，如今又用韩绛的诡诈随从来辅佐他，台臣又得到李定这类人，他们接连而来，奸邪的苗芽渐渐滋长。臣难道敢吝惜性命而不说吗？”又说：“吕惠卿刻薄而善辩，借经术来文饰自己，用奸邪言论附会王安石，迷惑误导圣听，不应在君主身边担任劝讲官。”奏章数十次上呈，最后说：“如今大的奸恶尚未除去，横征暴敛尚未停止，不正当的机构还存在，没有名义的使者正在扰乱百姓。臣从今以后再也不敢到御史台供职。”他又到中书争辩，声色十分严厉。曾公亮低头不回答，王安石用扇子遮住脸笑。张戬说：“我张戬狂妄直率，当然会被参政笑话；然而天下人笑参政的也不少。” 于是张戬称病在家等候治罪，后来出任公安知县，监凤翔府司竹监，去世时四十七岁。程颢，字伯淳，是西洛人。他的父亲程珦，官至大中大夫。程颢考中进士，任鄠县主簿，又调任上元主簿、晋城县令。吕公著任御史中丞时，推荐他任监察御史里行。他前后进言很多，大体以端正内心、抑制欲望，寻求贤才、培养人才为首要。神宗曾让他推举人才，程颢推荐十几人，以张载和他的弟弟程颐为首。他曾说：“君主应当防止欲望在尚未萌发时滋长。”神宗拱手说：“我应当以此告诫自己。”当时王安石日益受到信任，程颢每次进见，必定陈述君主之道，以至诚仁爱为根本，从不谈功利。王安石逐渐推行自己的主张，程颢多有不赞同，事情一发生便上奏列举。几个月内上章数十次，其中极力论列的有：辅臣不能同心，小臣参与国家大计，公论不能实行；青苗法收取利息，各路提举官多非其人；京东转运司剥削百姓以求取宠幸，追逐利益的臣子日益进用，崇尚德行的风气逐渐衰落。总共十多件事，因为言论没有被采纳，请求免去官职，改任京西提点刑狱。又上章请求罢免，改任签判镇宁军、监西京路河竹木务、扶沟县知县。因邻县有囚犯从监狱逃脱而获罪，罢任汝州酒税监。哲宗即位，召程颢任大宗正丞，还没有出发便去世了，时年五十二岁。起初程颢跟随周敦颐讨论学问，所以他说：“道理不能彰明，是异端学说造成的危害。古代的危害接近而且容易看清；如今的危害深重而难以辨别。过去的邪说迷惑人，是乘人昏暗；现在的邪说进入人的内心，却借助人的聪明。自称能够穷尽神妙、通晓变化，却不足以开通万物、成就事业；名义上说无所不包，实际上却违背伦理。即使能穷究深奥、探究细微，也不能进入尧舜之道。天下的学问，如果不是浅陋固执，就必然陷入这种境地。自从道理不能彰明，邪僻荒诞怪异的学说竞相兴起，蒙蔽百姓的耳目，使天下沉溺于污浊。即使是才高智明的人，也会胶着于所见所闻，如醉生梦死，自己还察觉不到。这些都是正路上的荆棘、圣门前的堵塞，必须排除它们，之后才能进入正道。”神宗曾问程颢：“王安石是什么样的人？”程颢说：“说他博学多闻，确实如此；说他能守约自持，就还不是。”神宗又问：“他是圣人吗？”程颢说：“《诗经》称说周公：‘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圣人大概就是这样。王安石刚愎偏狭、自以为是，圣人难道会这样吗？”程颢有经世济民的才能，不幸早死。太师文彦博在他的墓碑上题写：“明道先生。”他的弟弟是程颐。

译程颐，字正叔，以经术倡导诸儒，四方来同他交游学习的人很多。哲宗即位，司马光、吕公著把他的品行和道义上报朝廷，授任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极力推辞，朝廷又任他为校书郎，召到京师，授崇政殿说书。程颐上疏说：“帝王的学问，大略是说，学习会随着智慧一同增长，教化会随着内心一同形成。如今士大夫中善于教育子弟的人，也一定聘请有名望、有德行、端正方正的人和子弟相处，使他们受到熏陶，养成品性。陛下年纪尚轻，虽然聪明圣哲得自天性，但辅助培养的道理不可不充分。大致一天之中，接触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女的时间少，那么德性器识自然能够养成。请选贤士入宫侍奉劝讲；凡在左右扶持的人员、嫔妃和内臣，都选用四十岁以上、厚重谨慎的人，使奢侈华丽之物不进入眼中，浅薄俗鄙之言不进入耳中。日积月累，必定能够培养成圣德。”他又说，经筵臣僚侍奉时都坐着，唯独讲说者站立，礼制上不妥，请命令讲说者坐着讲，以显示主上尊重道的心意。程颐在经筵以老师自居，每次侍讲神色十分庄重，接着便用委婉的话进谏。程颐听说哲宗在宫中洗手时避开蚂蚁，于是讲毕请问：“有这件事吗？” 哲宗说：“是的，确实怕伤害它们。”程颐说：“把这种心意推及四海百姓，就是帝王的重要道理。”神宗还没有除去丧服，冬至时百官上表庆贺，程颐上疏认为，节令变迁之时，正是哀思最为深切的时候，恐怕会失去居丧的礼节，也无法以此教化天下，请把庆贺改为慰问。按照旧例，盛暑时停止讲学，到中秋再恢复；程颐上奏说，朝廷设置劝讲官，是为了辅导君主，怎么可以这样疏忽间断？如今五名讲读官都兼任重要职务，只有臣没有兼任其他官职，最近又被派去修订国子监、太学条例，这样就没有一个人专职辅导君主了。有一天程颐赴经筵讲会，哲宗因出疮疹已经多日没有临朝，程颐退下后到宰臣处询问：“皇上没有临殿，你们知道吗？”宰臣说：“不知道。”程颐说：“皇上有病而宰相不知道，真令人寒心。”第二天，宰相把程颐的话上奏，于是前往问候皇帝的病情。左谏议大夫孔文仲因此说程颐以传言扰乱朝政，于是罢免他的职务，监西京国子监。父亲丧服期满后，不久以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主管崇福宫。绍圣年间党争兴起，程颐因党论获罪，追夺官职，安置涪州。元符末年放还，崇宁初年又判西京国子监，在伊阙山屏居数年后去世，时年七十五岁。学者尊敬他，称为伊川先生。他的门人游酢、谢良佐、吕大临、杨时都在世上很有名。有《易传》六卷、文集二十卷，各经解说尚未完成，由编者附在文集中。臣云称颂道：《中庸》这部书，是孔氏的心学。自孟轲去世后，这门学问便没有得到传承。宋朝兴起后，大儒不断出现，以经术闻名于世的人大概很多。到了二程，才开始推究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的道理，以接续千古失传的学问。他们对圣人之道是有功劳的吧？假使学者能够探索幽深、寻求隐微，以窥见其中奥妙，那就完美了。然而如果不探求根本而只沿循末流，谈论性理就会放纵而流于空虚，羡慕诚敬就会流于矫饰虚伪。圣人心学的奥妙，难道会是这样吗？如今的学者想探究程氏的秘诀，寻求所谓端正内心、意念真诚的道理，应当对此加以思考。颜复，字长道，是先师兖公的第四十八代孙。他的父亲颜太初，字醇之，是东鲁的名儒，曾任国子监直讲，出任临晋主簿，最后掌管南京学，任内去世，时年四十多岁。嘉祐年间，朝廷访求有道之士，京东部使者以颜复应诏，任校书郎、永康县知县。召授国子监直讲，过了很久，提拔为太常博士。他说士民之间礼乐制度没有建立，请求下令制定常规制度，又请求诏令礼官考订并修正祭祀典制。升任吏部员外郎。孔宗翰请求尊崇奉祀孔子，颜复因此上奏五项建议：第一，专门设置孔子祠的祭享；第二，优厚供给祠庙田地和俸禄；第三，恢复修缮孔庙的官职；第四，设置官员掌管相关法则；第五，训导孔子的后代。朝廷大多采纳他的意见。元祐年间，他任起居郎兼侍讲，请求选择品行学问合乎经术的儒者，补任各县教官；处士要先在学校考察其志向和学业，不经教官保举任用，就不得参加贡举并升入太学。召试后，任中书舍人兼代理国子祭酒。他说，太学诸生有诱导进取的方法，唯独教官从未加以甄别奖赏，似乎不合于尊重教师、勉励士人的道理。后来以天章阁待制充任国子祭酒，去世，享年五十七岁。儿子名岐。龚原，字深父，是处州遂昌人。考中进士，调任颍州司法参军。神宗朝任国子监直讲。哲宗即位，任国子监丞，升太常博士。朝廷会议秦悼王之后应当承袭封爵的人选，龚原说：“礼制规定由嫡长子承袭，是因为尊重嫡系、维护正统。如今秦王嫡系断绝，立庶子承袭，本来就合乎礼制。”朝廷命他议论夏至亲祀北郊之事，龚原说：“合祭不合礼制，希望停止合祭。”改任徐王府记室，加授秘阁校理。出任两浙转运判官。绍圣初年，召任国子司业，升秘书少监，改任起居舍人、代理中书舍人，以集贤殿修撰出知润州。徽宗即位，入朝任秘书监兼侍讲，升给事中。当初哲宗去世，大臣援引开宝年间的旧例，认为皇帝应服齐衰一年。龚原上疏说：“三年的丧服制度，从天子到庶人都是一样的。”出任南康军知军，改任寿州、扬州知州。召任工部侍郎，调兵部，授宝文阁待制，出知庐州。陈瓘弹劾蔡京，龚原因与陈瓘友善而获罪，被削职，居住和州。起复为亳州知州，任命下达后便去世，享年六十七岁。当初，龚原努力学习经术，尊敬王安石，始终没有改变。有文集七十卷，《易传》《春秋解》《论语》《孟子解》各十卷。游酢，字定夫，是建州建阳人。他的哥哥游醇与游酢都以文章和品行闻名。游酢起初跟随程颢学习，程颢任扶沟县知县时，以弘扬道学为己任，游酢掌管相关事务，因此学问日益进步。后来又师事程颐，程颐很器重他。考中进士，任萧山县尉，授博士，兼任泉州佥判。召任监察御史，不久出知河州，又知濮阳军，历任舒州、濠州知州，去世，享年七十一岁。有《中庸义》《易说》《二南义》《语孟新解》各一卷，《文集》一卷。

译王当，字子思，是眉州眉山人。他【原文“防”疑为脱误】喜好学习，不拘泥于章句，广泛阅览古今典籍，所取法的只是辅佐君王、治理国家的大略。他常说：“三公讨论治道，使国家安定，调和阴阳，镇抚四方夷族，使百姓亲附，这些都出自同一个道理。说起来虽然宏大，实行起来却很容易。”他曾考进士而未中，退居田野之间，感叹说：“士人生活在世上，如果不能见用于世，就一定要让自己的言论流传。”于是撰写《春秋列国名臣传》五十卷，人们争相传阅。元祐年间，苏辙以贤良方正荐举他。他在廷试对策中慷慨陈词，不回避权贵，王当入选四等，调任龙游县尉。蔡京任成都府知府时，荐举他为学官，王当没有接受。后来蔡京任宰相，王当便不再出仕了。去世时七十二岁。王当尤其精通经学，《易》和《春秋》都作了传，其中多有所得于圣人之意的地方。另有《经【原文“防”疑为“学”或其他字】》二卷、《史论》十二卷、《兵书》十二篇。陈旸，字晋之，是福州人。他的哥哥陈祥道，字用之。元祐年间，陈旸任太常博士、秘书省正字。他在礼学方面造诣很深，撰有《礼书》一百五十卷。又有《诗书解》，在学者中流传。陈旸在绍圣年间考中制举。徽宗即位，授太学博士，升正字。陈祥道已经撰成《礼书》，陈旸也撰成《乐书》，内容贯通而详备，升任太常丞、礼部员外郎。当时有人采用京房“二变四清”的说法来论乐，陈旸说：“五声十二律，是音乐的正道；二变四清，是音乐的弊病。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黄钟为君。事物随着时势而产生，所以可以改变；但君主不能改变。太簇、大吕、夹钟有时可以分开，黄钟却不能分开。这难道是古人所说的‘尊无二上’之【原文“防”疑为“道”】吗？”升任鸿胪卿、太常少卿，擢升礼部侍郎，以显谟阁待制罢职，提举洞霄宫，去世，享年六十八岁。有《乐书》二十卷、《礼记解义》十卷、《孟子解义》十四卷、《北郊祀典》三十卷。《东都事略》卷一百十四。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