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事略卷七十三

译《东都事略》卷七十四，宋王称撰，列传第五十七 张方平字安道，是宋城人。年轻时聪颖过人，所有书籍看一遍，终身不再阅读。宋绶、蔡齐见到他，认为他是天下奇才，共同以茂才异等的名义荐举他。中选后任校书郎，知昆山县。又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中选后升任著作佐郎，通判睦州。当时赵元昊想要反叛，却没有借口，于是写傲慢的书信，索求大名以激怒朝廷，企图获得谴责和断绝关系，以此激发部众。张方平认为，朝廷自景德以来既已同契丹订立盟约，天下忘记备战，将领不知道用兵，士卒不知道作战，百姓不知道劳苦，大概已经三十年了。如果突然使用军队，必定有丧失军队、挫败将领的忧患；战争连续不断、百姓疲惫，也必定有盗贼和意外祸患。应当忍受耻辱、掩藏过失，顺应赵元昊的意图，使他暂时没有借口发难，争取一些岁月，在这段时间里选择将领、磨炼士卒，加固城池、整治器械，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状态来等待他。赵元昊虽然最终必定反叛，但如果出兵没有名义，官吏士卒也不会认为上级正确，便难以取得胜利。小国用兵，三年还看不出胜负，不能挫败对方就会被攻破；我方以完整实力控制其后方，这是必胜之道。当时士大夫都想发兵讨伐赵元昊，只有张方平和吴育意见相同，但他们的建议没有被采用，于是朝廷决定用兵，天下骚动。张方平上呈《平戎十策》，大意认为应当在河东屯驻重兵；贼兵一旦入侵，防守必定从延州、渭州到兴州、灵州，巢穴的守备必然空虚。我军从麟府渡河，不到十天就可以抵达那里。这就是所谓攻击敌人必定要救援之处，以形势牵制使其无法行动的办法。宰相吕夷简看了后，对宋绶说：“你能为国家得到人才了。”召来应对，授任直集贤院，升任知谏院。当时西夏人防守边境，宋军受挫；宰相张士逊曾建议军旅事务由枢密院负责，枢密院因此承担罪责，王鬷被罢去知枢密院事，而中书仍如原来一样。张方平援引旧例，请求政事总归中书，以便共同谋议。仁宗认为有理，于是让宰相兼任枢密使。当时夏竦任四路帅，完全护庇各将，四路禀报回复事务失误，防守又错失时机；张方平请求罢免夏竦的总帅职务，让四路各自负责防守。到了庆历元年，西方用兵已经六年。张方平上疏说：“陛下仍是天下人的天地、父母，难道要同犬、猪、豺、狼争胜负吗？希望借赦书招抚夏国，命边臣把善意传达给他们。”仁宗高兴地说：“这正是朕的心意。”这一年颁布的赦书，开导晓谕之意都依照张方平的主张，从此赵元昊与宋朝通好，西部军队解除戒严。任修起居注，召试后任知制诰，授任翰林学士，升任御史中丞。起初，唐询任御史，因父母丧事离职，服丧期满后回到原职，恰好与宰相贾昌朝有亲属关系。参知政事吴育嫌弃他，援引旧例想罢免唐询；张方平却上奏挽留唐询，并趁机诬陷吴育，吴育最终被罢为翰林学士、三司使。此前三司使王拱辰请求专卖河北盐，已经制定了法令却尚未下达。张方平见仁宗，问道：“河北再次专卖盐，是什么原因？”仁宗说：“只是开始制定法令，并不是再次专卖。”张方平说：“周世宗专卖河北盐，犯法的人动辄处死。太祖征讨河东回来，父老哭诉，希望把盐税平均摊入两税而放宽盐禁；现在两税中的盐钱就是这件事，难道不是再次专卖吗？”仁宗说：“你去告诉宰相，竭力把它停止。”张方平说：“法令虽然还没有下达，百姓家家已经知道了，应当直接用手诏停止，不能由有关官司自行发布。”仁宗非常高兴，命张方平秘密拟写手诏下达，河朔父老相继在澶州拜迎，并为佛、老二教设斋七日，以报答皇帝恩德，张方平加任端明殿学士。庆历年间，卫士发生变乱，贵妃张氏有护卫皇帝出行的功劳，枢密使夏竦倡议讲求尊崇贵妃的礼制，宰相陈执中不知如何处理。张方平见陈执中说，汉代冯婕妤曾亲身挡住猛兽，却没有听说因此有特别尊崇的礼制；况且皇后在世，却尊贵妃，古代没有这样的礼制。如果果真实行，天下的诽谤议论一定会集中到您身上。”陈执中惊惧地接受了他的意见，于是停止此事。三司判官杨仪因请求之事获罪，案件牵连到张方平，他出知滁州。不久，又以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加龙图阁学士，调任杭州知州。因母丧服丧期满后，任判流内铨，上奏说京畿地区的赋税太重，不是向天下显示恩德的做法。这年郊祀后颁布赦令，京畿赋税减少三分，于是成为定制。以礼部侍郎知滑州，调任益州。走马承受张勉进入秦地，广南蛮贼侬智高诱使云南盗贼侵犯蜀地，军队已经渡过邛部川，朝廷催促张方平出发，并调发秦州、渭州兵马，役使民夫昼夜筑城，把各县弓手增加到原来的三倍。张方平直接到达府城，下令把增加的弓手全部遣返回去，停止筑城劳役。正值上元节观灯，他大开城门，民心才安定下来。不久捕获邛部的译人，查明最初策划此事的人，将其斩首并悬首于边境，把其余党徒流放到湖南。以三司使身份召回朝廷，上奏请求免除蜀地赋税四十万，减少铸钱十多万，又分条上呈漕运十四策，仁宗全部施行。一年还不到，京师已有五年的粮食储备，升任尚书左丞，知南京。不久，以工部尚书身份任秦州帅，西夏首领谅祚大为防备，聚集戎骑驻于边境，许多蕃户逃入山林藏匿。张方平巡视清点军队和马匹，扬言要出境作战，贼兵最终没有到来。谏官司马光因此论说张方平没有贼兵却轻率出动，宰相曾公亮说：“军队没有出边塞，怎么能说是轻率出动呢？”张方平又任南京知府。英宗即位，升任礼部尚书，请求出知郓州。第二年，回来任翰林学士承旨。英宗身体不适，召张方平到福宁殿。英宗凭着几案不说话，拿出一幅纸，上面写着八个字：“来日降诏立皇太子。”张方平高声说：“一定是颍王，因为他是嫡长子而且贤能，请把他的名字写上。”英宗勉强支撑病体写下名字交给张方平。第二天颁布诏令，册立颍王为皇太子。神宗即位，在侧门召见张方平，张方平说：“仁宗去世，丧葬过于厚重，公私上下都骚扰不安，请予以削减。”神宗说：“奉祀先祖的礼制也可以削减吗？”张方平说：“遗诏本来就说要按照先帝遗志施行，这才是天子的孝道。”神宗认为有理，授任参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马光论说张方平贪婪奸邪，不应参与大政。司马光升迁后，神宗任吕公著为御史中丞，吕公著又以此进言，也因此妨碍张方平服父丧。服丧期满，授任观文殿学士，留守西京，知陈州。当时刚设置条例司来推行新法，张方平借入朝辞行的机会极力论述新法的危害，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译兵器也像火一样，不能收敛就会自焚。如果不停地推行新法，最终必定有覆舟、自焚的忧患。”神宗对他说：“还能再留一段时间吗？”张方平说：“退朝后就要实行了。”朝廷诏令举荐谏官，张方平以李大临、苏轼应诏。多次请求任南京留司御史台，获准。不久知陈州，调任南京。神宗想任命张方平为宣徽使，留在京师。王安石说：“张方平任御史中丞时，曾依附贾昌朝；如今授他宣徽使没有名义，而且不能让他留在京师。”于是授任宣徽北院使，知青州。授中太一宫使。过了很久，改任宣徽南院使，判应天府。神宗说：“朕想让你同韩绛共事，但你们论政不同；又想任命你为枢密使，但你谈论军事又意见不同。你接受了先帝临终的托付，最终还是没有办法符合朕的心意吗？”朝廷出兵征讨安南时，张方平认为：“选拔西北的壮士和健马，把他们抛弃到南方，带来的祸患将不可胜言。”于是分条上奏九件事。新法要出售坊场、河渡、司农等官产，张方平请求连祠庙也一并出售。他说：“宋王业的根基就在这里；又因为火德王朝，把阏伯封在商丘，使他主持大火；微子是宋国最初受封之人。这两座祠庙，难道偏偏不能免于出售吗？”神宗震怒，批示说：“轻慢神灵、辱没国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于是天下的祠庙都得以不被出售。张方平请求告老，授任东太一宫使。两年后，以宣徽南院使、太子少师身份致仕。官制改革施行后，宣徽院被撤销，唯独仍命他像旧制一样领使。以太子太保身份致仕，去世，享年八十岁。五次追赠至司空，谥号文定。张方平慷慨而有气节，善于写文章，数千字的文章可以立即写成。曾任知贡举，有人推荐说王安石文学优长，适合征召来主持考试，张方平听从了。王安石到任后，凡是贡院中的事情都想全部更改，张方平厌恶这种做法，发檄文将他驱出，从此同他断绝关系。张方平镇守蜀地时，苏洵带着两个儿子苏轼、苏辙游历京师，张方平一见他们，便以国士相待，于是苏氏父子的名声震动天下。著有《乐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王拱辰，字君贶，是开封咸平人。起初名叫拱寿，十九岁考中进士第一名。仁宗改赐他现在的名字，授任将作监丞，任怀州通判，升任直集贤院、同知太常礼院。废后郭氏停灵期间，有司事先准备了上元节登楼观灯的宴会，拱辰说：“晋国大夫知悼子死了还没有下葬，晋平公却饮酒，杜蒉举起酒觯劝阻他。郭氏以隆重礼仪安葬，难道只是普通大夫可以相比的吗？请停止登御楼观灯，到举行遣奠的日子，仍然禁止京城内奏乐。”历任三司盐铁判官、修起居注，改任右正言、知制诰。当初朝廷防御边境，重视西北而轻视东南，拱辰请求仿照唐制，在东路增加潮州、西路增加邕州和容州，各自总管节制，与广州、桂州合为五管。庆历元年，梓州路发生饥荒，任拱辰为安抚使，他到任后便上奏请求免除拖欠的赋税，以使百姓宽舒。契丹使者刘六符曾对贾昌朝说：“塘泺是干什么用的？一叶扁舟就能渡过，投下鞭子就能填平；否则只要决开堤防，十万袋土便可以铺成道路了。”仁宗把这话问拱辰，拱辰回答：“军事贵在诡诈，他们如果真有谋略，就不应把话告诉敌人；这只是六符的夸张之言罢了。设置险要、坚固防守，是先王没有废弃的制度，也是祖宗用来限制敌军骑兵的办法。” 这一年，契丹派刘六符来索求关南十县。他的国书说，太宗当年进攻河东、汾州，出动的是没有名义的军队，径直抵达幽州、蓟州。拱辰请求当面答复说：“河东之战，本来是为了讨伐僭伪政权。契丹曾派使者到太宗行在表示诚意，后来却防守石岭关，暗中借兵援助贼人。太宗恼怒它反复无常，平定刘继元后，便下令北征，怎么能说是出师无名？因此可以写回信说：‘既然已经交战于石岭关，随后便有了蓟门之战。’契丹得到回信后，恢复了原来的友好关系。”升任起居舍人、知开封府，以右谏议大夫暂任御史中丞。刘六符索求关南时，敌人的意图难以测度，朝廷中的大臣没有人敢出使敌国，富弼前往答聘，在朝廷上折服了契丹君臣，敌方理屈词穷，朝廷增加二十万缗币帛，双方于是讲和。仁宗深深念及富弼的功劳，拱辰说：“富弼尚且不能制止契丹贪得无厌的索求，陛下只不过舍弃一个女儿；如果敌人请求和亲，富弼难道也忍心舍弃她吗？”仁宗严肃地说：“如果有利于国家，朕难道会吝惜一个女儿吗？”拱辰惊惧，知道自己的话无法被接受，于是拜了两拜说：“陛下如此委屈自己、爱护百姓，天下真是大幸。”李用和因为是仁宗的舅父，被授任宣徽使，又被授任使相，拱辰说：“李用和没有功劳却骄纵，朝廷的名位和官器不可轻易授给别人，这实在不是保全外戚的办法。” 他又说：“夏竦任经略使没有功劳，以疾病为由请求外任郡职，只是为自己求安，不应任命为枢密使。”于是夏竦被罢免。苏舜钦任进奏院监官时，因祭神举行宴会，客人中有人借酒放言，被御史弹劾。又因为苏舜钦变卖废纸获得钱财，御史请求交给有关官吏依法处理。拱辰于是说他们放纵狂妄，确实有害于教化，因此都被定罪，受到重贬。他又说：“中书、枢密院总理天下机要政务，无论大小都要审阅，耗尽一天的精力还来不及，哪里还有空暇谋划长远之事？应当把琐碎事务全部免除，交给有关部门办理。”僧人绍宗因铸造佛像迷惑众人、聚敛钱财，京城人争相把金银投入冶炉作为装饰，宫中也拿出资财相助。拱辰说：“西部军队长期驻守边境，财物却耗费在不急迫的事情上，这会动摇士卒之心，激起百姓怨恨。”诏令派遣中使禁止此事。授任翰林学士、三司使。他首先说，军队冗杂而不精锐，白白耗费国家粮食，应该训练并淘汰冗员，为持久作战打算。三路征购粮食的办法，应当随着时势盈亏而调整，以权衡价格轻重。改任翰林侍读学士，任郑州、澶州、瀛州三州知州，留守西京。授任翰林学士承防，任三司使，出使契丹。辽主厚待他，亲自弹奏琵琶为他劝酒。拱辰对馆伴使说：“南朝的俊杰汉子，只有我们的馆伴使。”

译馆伴使把这话告诉了辽主。辽主说：“我见过的奉使之人，只有富弼深不可测。我曾问富弼：‘像您这样的人才，南朝有多少？’富弼说：‘我是斗筲之才，不值得谈论。’本朝才智胜过我的人，车载斗量；看这个人，也实在深不可测。”拱辰出使回来，授任宣徽北院使。御史赵抃弹劾拱辰出使契丹时轻率失言，又说潭州知州任颛和转运判官李章低价收买死商人的珍珠，有司把案卷上报，而拱辰因为李章是宰相的女婿，竟把珍珠全部进献宫内。拱辰被罢为端明殿学士，任永兴军知军，统领秦州、陇州，再次镇守西京，后调任北京。神宗即位，拱辰回朝觐见，进言说：“臣想要尽忠进言，却不知道陛下的意向。”又说牛李党争之事正在兴起，不可不加以警戒。神宗把这话告诉执政大臣，王安石说：“这还不足以算奸邪，只是因为不知道陛下的意向；正因为这样，才是真正的奸邪。”曾公亮于是说，拱辰在仁宗时就已经知道他不正直，不应再任用。王安石说：“拱辰结交温成皇后的家人，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于是拱辰被调出朝廷，镇守南京，又调任河阳，再次镇守西京。朝廷召他回朝，任西太一宫使。元丰初年，任宣徽南院使，再次镇守北京。拱辰说：“臣已经老了，恐怕不能胜任事务。”神宗说：“北门是重要地区，也是你过去治理过的地方，勉强替朕走一趟吧。”授任安武军节度使，改镇彰德，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懿恪。臣下评论说：“方平依附贾昌朝，进谗言陷害吴育；拱辰结党吕夷简，动摇富弼，这本来就是正直士人所不赞同的。然而方平志向远大，气概高昂，具有弘毅、开创和匡济时世的才能；他在王安石将要被任用之初就看出其奸邪，在苏氏父子尚未受到知遇时就知道他们贤能，大概有超越常人的地方，拱辰不能与他相提并论。”苏轼为方平的文章作序，其中说：“时代久远，道术散失，即使是有志之士和仁人，有时也稍稍贬低自己以求得任用，难道不是因为有所作为才这样说的吗？” 《东都事略》卷七十四。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