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事略卷六十三

译《东都事略》卷六十四，宋王称撰，列传第四十七 谢绛，字希深，阳夏人。父亲谢涛，任太子賔客。谢绛因父亲的资荫任校书郎，考中进士，任汝隂县知县，升光禄寺丞，任秘阁校理。他上疏说：“有宋应当以土徳称王于天下。”此事交给两制官员议论，两制认为，太祖承受后周的禅让，怎么可以不遵循五行相生的次序？事情于是搁置。仁宗即位后，谢绛建议请以真宗配享感生帝，而翰林学士李维又认为不可。不久出任常州通判。天圣初年，天下发生水灾、旱灾和蝗灾，黄河决口，谢绛上疏援引《洪范》《京房易传》，陈述灾异变化，认为：“陛下早晚勤劳，思考如何堵塞时变，只是所发布的号令，未听说有能够符合天意的，所以水灾未平又接着发生旱灾，这是上天用来教诲告诫陛下的。风雨寒暑对于天时来说，是最大的信用。信用不能施及万物，恩泽不能遍及下民，水旱就会成为灾害。近来诏令发布后过一夜就改动，刚施行便立即停止，这样风雨怎能守信？如今陛下朝夕身边，那些凭佞幸进用、替陛下进言的人，苛刻百姓以谋利就高兴，治理下属却吝惜恩惠就喜悦；阿谀之言似乎忠诚却危害义理，忠直之言似乎忤逆却有利于政事。然而治理国家应当凭恩惠而不是凭利益，选取士人应当凭忠诚而不是凭谄媚。看汉代因灾异罢免三公，是为了表示警戒畏惧。陛下进用宰辅而政道还没有兴盛，天时也没有顺遂，难道是大臣辅佐不明吗？难道是陛下信任得不深吗？为什么干犯邪曲的人容易进用，守持正道的人却屡屡困顿？政令出自多个门径，风俗喜欢走捷径。伏望陛下悲悯地下诏，深刻自我责备，允许士大夫极力议论时政得失，停止不急迫的劳役，减少没有名目的征敛，不要推崇私恩，更加任用直道，宣扬德行、流布教化，使天下得到休养。”仁宗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任国史院编修官，逐渐升为直集贤院。因父亲年老，请求就近奉养，任河南府通判。他又论述唐代丽正书院史官之局，并说明其在大明宫、华清宫之内；太宗开始修建三馆，又在升龙门左边另建秘阁，亲自用飞白书题写匾额，并将赞文刻在阁下。景徳年间，图书逐渐增多，又增加内府四库藏书，三位圣主多次亲临，亲自慰劳询问。史官轮流在宫中值宿，皇帝有时召见他们；士人能够穷究学术技艺、通晓文章，是因为知道天子尊礼士人，名臣高位也由此选出。过去延燔发生，简册几乎全部焚毁，诏令访求旧本，校定正误；有关部门援引两省旧例，另建外馆，以便抄写考校，但值舍低下嘈杂，大官、卫尉的供给也日渐削减。陛下不曾亲临，降下玉趾，寂寥的史馆已经很久听不到车马声了。议论者认为陛下慕道不如古人专笃，待士也比从前有所减损；士人得不到延请访问的勤意，自己也不再激发奋进之心，文雅之风渐渐衰败，这实在令圣朝惋惜。希望重新开设内馆，以恢复景徳年间的制度。任开封府判官，又任三司度支判官。上奏说：“号令屡次改变就会损害体制，利害只听一方面就会使听觉受惑。请求的人务求一定实行，守成的人又担心政令不能统一。”希望停止内降，凡是诏令都由中书、密院议定后再施行。于是进献《圣治箴》五篇。因父亲去世离职服丧，服丧期满后，提拔为知制诰，请求外任，获任邓州知州，去世时四十六岁，有文集五十卷。苏绅，字仪甫，泉州晋江人。考中进士，任宜州推官，逐渐升任太常博士。参加贤良方正科，考入等第，升任祠部员外郎、直史馆，任开封府推官、三司盐铁判官。仁宗因天象异常、发生地震，正值春天却打雷，下诏征求直言。苏绅上疏说：“星辰排列在天空，就如同万国依附于君王。下属背叛上级，所以星辰也违背上天。精气受到感应，先显示出征兆。陛下既然敬畏天戒，就应当推究根本，并修治防备。若百姓的疾苦没有恢复，郡县的刑罚案件没有平定，希望推求拯救防治的办法。有官位却背弃职责、公心转为私心、伤害正直、丑诋正人、彼此勾结、不顾廉耻节操的人，希望思考惩治他们的办法。占据名藩而专擅使令、领有官职却任非其人、守卫边防而拥兵自重、有方略却无人知晓的人，希望议论更换安置的适宜办法。西北各族长期依恃信约和好，有强悍放纵、粗野傲慢而轻视上级的人，希望设法挫败他们的谋划，控制他们的行动。左右近臣长期处在亲信地位，有轻侮而不加戒备、恩宠过度而导致祸患的人，希望思考如何杜绝祸根、堵塞漏洞。民间士人中有具有非凡才能、朝廷却不知道而未加任用的人，希望思考如何观察他们的品行并发挥他们的才能。以上几件事，希望陛下留意听取并加以审察。天，是阳气；地，是阴气的形体。若有超越阴的分际、侵犯阳的政权，就会以变动作为回应。所以《尚书》说：‘不要擅自作威作福，这会危害你的家，使你的国家凶险。’如今出现这样的天象，难道不是任事大臣超越了通常的职分吗？朝廷的事情无论大小，都交给政府；至于黜免升降的权柄，也有时让他们专擅。一两个大臣平日所应做的，是辨别官员的才能，使陛下全面知道在位者的能与不能。到了任命官员时，就可以依据才能任用，使被提升的人知道恩泽出自皇上，这样威福就不会分散到外部。如今却不是这样，每有一个官职空缺，只是考察履历，再附会成例，而陛下不再有所更改。争相求进的人奔走于权贵门下，经营请托门径，无所不至。于是恩命尚未出自皇上，请托已经在下层施行了。祖宗时期提拔任用要职，只看才能，不让臣下预先知道，也不受一切成规牵制，所以被提拔的人感恩而自我勉励。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平时有所讲求，而大权不在臣下。又，雷是上天的号令，用来开发萌芽、排除阴害；万物需要雷来解发，需要雨来滋润。

译君主只有崇尚宽大、顺应春令，雷声才会按时响应；否则就会在冬天发动。如今正值春天而雷发声，上天大概是想让陛下发布号令，震动天下，应当及时采取行动，以纠正臣下迟缓怠惰的过失。凡朝廷事务，无论大小、内外，都应把最紧急的先行事项全部交由圣上思虑并整顿肃正，不可拖延。星变既有下属背叛上级的征象，地震又有阴气侵凌阳气的证明，天意仿佛在说：夷狄将有背叛上级的事端，恐怕陛下还没有觉察。又用雷声警告陛下，希望陛下事先做好防备，这样祸患就会消除，福祥就会到来。苏绅又陈述八件事，仁宗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授史馆修撰，提拔为知制诰、翰林学士。苏绅举荐马端为御史谏官，欧阳脩议论说苏绅所举荐的人不合适，于是改任龙图阁学士、扬州知州。父亲去世，服丧期满后，再入翰林；进言者又弹劾苏绅急于求进，遂以翰林侍读学士身份任河阳知州，调任河中府，尚未赴任便患病，医生误用药物，他仍勉强扶杖而行，不久去世，时年四十八岁。儿子苏颂，另有传。叶清臣，字道卿，苏州长洲人。年轻时喜好学习，善于写文章。考中进士，任佥书平江军节度判官。回朝任集贤校理，通判太平州，任秀州知州。入朝任三司盐铁户部判官，出任宣州知州。景祐四年，同修起居注，升任直史馆。当时京师发生地震，叶清臣上疏说：“上天以阳气发动，这是君主之道；大地以阴气安静，这是臣下之道。天动地静，君主尊贵而臣下卑微。颠倒这一点就会发生混乱。大地发生震动，在十二月丙辰日地震，这是非常的异象。陛下忧劳勤政，灾变却如此，必定是下有失去民望之处，上有违背天意之处。近来范仲淹、余靖因议论政事被贬斥，天下士人闭口不敢议论朝政，已经将近两年了。希望陛下深刻自我责备，明发诏令，让各郡国详细寻访延请忠诚正直、敢于进言的士人，也许可以使天威降下鉴察，善的应验纷纷汇集。”出任两浙转运副使，疏浚太湖盘龙汇、沪渎港，使水流入海，百姓依赖其利。授知制诰。当时陜西用兵，急需经费，仁宗亲自提拔叶清臣为龙图阁直学士，代理三司使。他首先奏请编纂前后诏勑，使属吏不能欺骗；账簿中繁冗的部分一概删去。内东门御厨凡是呼叫索取物品，有关部门都不敢过问，于是叶清臣制定合同来核查物品的出入。宰相吕夷简不喜欢叶清臣，因为宋庠、郑戬与叶清臣同年进士，便指称他们结党，调叶清臣出任江宁府知府。入朝任翰林学士，因父亲去世离职服丧。有人说他懂得军事，请求起用他守卫边疆，但为宰相陈执中所不喜。授翰林侍读学士，任邠州知州，改任青州、永兴军知军。又任翰林学士、三司使，请求用河北安抚司的钱平价收购粮食，贾昌朝坚持争辩，此事遂作罢。又任翰林侍读学士，任河阳知州。去世时五十岁，追赠右谏议大夫。叶清臣为人爽朗豪迈，遇到事情敢于进言，多次议论天下大事，所说都属于当时可以施行的办法。有文集一百五十卷。杨察，字隐父，祖先是成都人。考中进士，任将作监丞，通判宿州。召入学士院考试，改任著作郎、直集贤院。任开封府推官，同修起居注。出任江东转运使，所属官吏很轻视他的年轻；等到他揭发隐伏的奸邪后，一路官吏都惊恐战栗。召任右正言、知制诰。有人上书请求停止有关部门考试时糊名的制度，并改变文章格式，使文章放纵不拘，以承袭唐代文体。杨察认为，禁防一旦崩溃，奔走竞争就会再次兴起；文章不分古今，只应以体制和要旨为根本。若任由文章荒诞放肆，也不是唐代科举选士的办法。议论于是搁置。晏殊任宰相时，杨察因与其有姻亲嫌疑，改任龙图阁待制。授翰林学士，任开封府知府。以右谏议大夫身份任御史中丞。诏令举荐御史，杨察因而说，御史台属官供职于殿中，巡察纠正违法之事，必须得到通晓古今治乱、良善正直的臣子。如今举荐标准过于严密，因细小过失而获罪的人都不予录取，恐怕会遗漏英杰之士。当时御史何郯议论政事，未能查实而被追问情况，杨察说，御史按旧例可以听取传闻进言；如果反而因此受到责问，就不是作为君主人耳目之官应有的做法。因事出任信州知州，改任扬州知州。授翰林侍读学士，任永兴军知军。加授端明殿学士，任益州知州。升任礼部侍郎，任开封府知府。又任翰林学士、三司使，以户部侍郎兼任三学士，提举集禧观。升任承旨，过了一年又授三司使。去世时四十六岁。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宣懿。杨察七岁才会说话，写文章却敏捷丰赡。掌管内制、外制时，都能把握体要；处理吏务简明而合乎事理。有文集二十卷。弟弟杨寘考中进士第一名，通判润州。因母亲去世服丧未赴任，毁伤过度而去世，时年三十一岁。他死后，人们多为之悲伤。尹洙，字师鲁，是河南人。他的哥哥尹源，字子渐，和尹洙都因儒学而知名。尹源考中进士，任芮城、河阳二县佥书，孟州判官，后来又任新郑县知县，以及泾州、庆州通判。赵元昊防守边境时，围攻定州堡，大将葛怀敏调发泾原的军队去救援。尹源写信给葛怀敏说：“敌人举全国之力前来，目的并不在于攻取城堡；按照兵法，有些敌情即使不能前往救援也应当不去。况且我军畏惧军法，见到敌人就一定出战，不考虑利害，这就是屡屡失败的原因。应当把军队驻扎在瓦亭，见到有利形势后再行动。”葛怀敏不能采纳他的意见，因此战败而死。刘涣任沧州知州时，杖责一名不服从命令的士卒，刘涣命令将他斩首示众，因擅自杀人获罪，被降为密州知州。尹源上书为刘涣申辩，认为他处理得正直，于是刘涣得以恢复沧州知州之职。范仲淹推荐他的才干，于是他任怀州知州，官至太常博士，去世时五十岁。尹洙年轻时考中进士，任正平县主簿、河南府户曹、邵武军判官。因书判考试成绩优异，升任山南东道掌书记，任伊阳县知县。王晦叔推荐他的才干，召入试用，充任馆阁校勘，升为太子中允。范仲淹被贬到饶州，谏官、御史都不肯进言，尹洙上书说：“范仲淹是我的老师和朋友，我愿意和他一起被贬。”于是被贬为唐州税务监当，后来恢复太子中允，任河南县知县。

译赵元昊反叛后，陕西用兵，大将葛怀敏奏请起用尹洙为经略判官。尹洙虽然是因葛怀敏征辟而被任用，但经略使韩琦尤其深知他的才能。后来各路将领在好水战败，韩琦被降为秦州知州，尹洙也调任濠州通判。过了很久，韩琦奏请让尹洙任秦州通判，并加直集贤院。他上疏说：“汉文帝是具有盛德的君主，贾谊评论当时的形势，尚且说局势值得痛哭。孝武帝在外制服四夷，以增强君主的威势，徐乐、严安也以陈胜使秦朝灭亡、六卿篡夺晋国为戒。两位皇帝都不厌恶听到危乱灭亡的话，所以他们的子孙能够保有天下十多代。秦二世时，关东盗贼起兵，有人把反叛的消息报告上去，秦二世大怒，把报告者交给执法官；有人说应当驱逐捕捉，秦二世认为现在的盗贼全都不值得忧虑，于是很高兴。隋炀帝时，四方兵乱兴起，左右近臣都隐瞒盗贼的数目，不如实上报，有人说盗贼很多，往往反被责问。两位皇帝都忌讳谈论危乱灭亡，所以秦、隋两朝的宗庙社稷几年之间就变成了废墟。陛下看今天的治理，和汉文帝相比如何？以威势制服四夷，和孝武帝相比如何？国家以仁德为根本，陛下慈爱孝顺、爱护百姓，确实远远胜过秦、隋。然而如今西面有不臣服的国家，北面有强大的邻国，并不只是闾巷盗贼那样的局势。自从敌人违背命令以来已经四年，边境一带屡屡遭受侵扰，内地疲于从远方运输，军队长期在外而休息没有期限，士卒很可能会趁国家疲敝而起事，这就是兵法所说的‘即使有智者，也无法妥善处理后果’。在这种时候，陛下应当早晚忧虑恐惧，思考如何预防事变、堵塞祸患的根源。陛下虽然喜欢听取过失，却没有听说您把宗庙当作忧患、把危亡当作恐惧，这就是臣内心激愤、不能自已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如今命令屡屡更改，恩宠过度滥施，赏赐没有节制，这三件事都是陛下亲自实行的。因循不改，弊病日益严重，所以臣认为陛下没有把宗庙当作忧患、把危亡当作恐惧，原因就在这里。命令，是君主用来向臣下树立信用的。过去民间一旦颁下一道命令，人人都恭敬地观看。如今却不能这样，大家彼此低声议论，认为不久就会再改，后来果然如此。这就是命令在臣下心中日益轻视。命令被轻视，朝廷就不会受到尊重。又听说群臣有人提出忠诚的谋略，陛下开始时非常听从，后来只要有一个人阻挠，您的意图就改变了。对忠言只是暂时采纳，不能始终坚持自己的决策，反而使那一谋略失去作用，这就是命令屡次更改的弊病。爵位和俸禄，是陛下掌握的权柄。近臣、外戚、宦官以及士人，有的凭借关系求取恩泽，从宫中直接下达的命令称为‘内降’。臣听说唐朝政治衰败时，妃嫔和公主专擅朝政，结党营私，这种命令被称为‘斜封’。如今陛下的权柄出自自身，外戚、宦官中贤能有才的人，应当和大臣公开商议后提拔，何必沿袭斜封的弊病？大臣若服从，就会破坏陛下的纲纪；不服从，就会阻挠陛下的恩德诏令。破坏纲纪，是忠臣不肯做的；阻挠恩德诏令，就会使陛下在上面的权柄被轻视，而且也会使公事不能不夹杂私情。朝廷本来用纲纪责备大臣，如今却亲自以私交扰乱纲纪，还想责备大臣不能徇私，这就困难了。这就是恩宠过度滥施的弊病。赏赐，是国家用来奖励功劳的。近年以来，嫔妃、伶官、太医等人得到的赏赐过于丰厚。民间传言，内库的钱财都是祖宗历朝积累下来的，陛下使用时并不十分爱惜，如今所剩已经不多。臣身处疏远之地，确实不能知道内府财物究竟丰足还是匮乏，但只看从百姓那里征取的东西日益增多，就知道国家储存的财物并不丰厚。臣也知道国家自从在西方用兵以来，费用逐渐增大，内库积蓄未必都是被赏赐用掉的；然而百姓不可能家家户户都明白其中详情，他们只能看到陛下的所作所为。前些年听说边将王珪因奋力作战而获得名马、金帛的赏赐，百姓无不欣喜佩服；看到优伶所得赏赐过多，却往往愤怒叹息。民情不可不察，这就是赏赐没有节制的弊病。臣所说的三件事，人人都知道，近臣却迎合奉承而不进言，以至于到了今天。现在不只是夷狄造成祸患，朝政也日益败坏，而陛下却没有觉察人心。形势日益危险而陛下不知道，臣希望先在内部整顿，再用来整顿外部；如果能使忠诚的谋略逐渐得到采纳，纲纪逐渐振作，国家用度逐渐充足，士气逐渐振奋，那么夷狄的祸患就不值得忧虑了。希望陛下深刻察看秦、隋厌恶听忠言而灭亡的原因，远远效法汉代皇帝不忌讳危乱之言而得以长存的做法，使盛德日日更新，与百姓重新开始，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仁宗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升任泾州知州，又任渭州知州。郑戬任陕西帅，派刘沪、董士廉修筑水洛城，尹洙上奏请求罢止此事。当时郑戬已经解除四路帅职，但仍上奏说刘沪等人照旧督促劳役。尹洙多次召刘沪等人，他们都不来；尹洙派人代替他们，他们也拒绝命令。于是尹洙命令狄青把他们戴上刑具交给司法官吏。郑戬不断上奏论劾，尹洙被调任庆州，后来又调任晋州。升任起居舍人、直龙图阁，任潞州知州。董士廉到京城，上书控告尹洙，朝廷命御史刘湜前往审讯，查明尹洙无罪；但又以他挪用公款给部将孙用，并且曾经自行借贷为罪，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天下人无不认为刘湜是在罗织罪名陷害他。尹洙调任均州酒税监当，得病后没有医药，抬到南阳求医，病情危急时，仍倚着几案坐着，和宾客谈话不涉及自己的私事，随后去世，享年四十七岁。尹洙博学而有见识气度，通晓六经，尤其精通《春秋》，写文章简练而有法度。自从西部用兵以来，尹洙没有一次不在军中，对西部战事尤其熟悉详细情况。他所提出的兵制学说，阐述战守胜败的关键，完全切合当今的利害；又想训练土兵和戍卒，以减少边境费用，作为长期抵御外敌的策略，但都没有来得及施行。尹洙有文集二十七卷。孙甫，字之翰，是许州阳翟人。考中进士，曾经跟随杜衍的征辟，任永兴军司录。杜衍任枢密副使时，又推荐孙甫，使他获得秘阁校理之职。当时各位将领讨伐元昊，长期没有功效，天下骚动。仁宗正锐意改用几位大臣，于是极力选拔当时知名的士人，增设谏官，把孙甫任命为右正言。仁宗喜欢采纳谏言，从未因进言者说话而治罪。孙甫曾经谈到宫禁之事，说：‘所谓皇后，是正嫡所立的皇后；其余人都只是婢妾，贵贱有等级，所用物品不应超过制度。如今张修媛受宠而放纵，任意施恩，祸患已经渐渐萌发。自古以来宠爱女色，开始不加限制，后来便无法限制的人，造成的祸患是无法挽回的。’

译仁宗说：‘所用物品由有关官署掌管，我只恨自己不知道这些情况。’孙甫说：‘世人说谏臣是皇帝的耳目之官，就是用来通达皇帝所不知道的事情。至于所谓前代女色造成的祸患，书史中都有记载，陛下完全可以亲自知道。’保州发生士兵叛乱，事先已有告发的人，大臣却没有及时揭发处理，孙甫因此竭力进言，认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都应当获罪；当时的枢密使正是杜衍。边将刘沪在渭州修筑水洛城，尹洙认为刘沪违背了节制命令，打算将他处死。大臣们渐渐支持尹洙的意见，孙甫却认为水洛城沟通秦州、渭州，对国家有利，刘沪不应获罪，因此罢免尹洙而释放刘沪。尹洙是孙甫一生中交情最深的人。孙甫又说参知政事陈执中不懂经学，不可以任用，因此仁宗感到为难，孙甫便请求解除职务，以右司谏身份任邓州知州，调任安州，历任江东、两浙转运使。范仲淹任杭州知州时，很多事情都便宜行事，孙甫说：‘范公是大臣，我如果在这里对他屈从，就无法在其他事情上坚持原则了。’于是对一切都按照法律约束办理。范仲淹退任后，从未不称赞孙甫贤能。孙甫改任直史馆，任陕州知州，调任晋州，任河东转运使、三司度支副使，升任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但没有赴任，留下任侍读，去世时六十岁，追赠右谏议大夫。孙甫性情刚强果断，擅长谈论，著有文集七卷和《唐史记》七十五卷。他每次谈论唐代君臣的行事，总能由此推知当时政治的治乱，好像亲身处在其中，听的人都明白清楚，如同亲眼看见一样。石扬休，字昌言，是眉州眉山人。年幼时父亲去世，他自力求学，考中进士高第，任同州观察推官、知中牟县。百姓的赋税和劳役很重，而富人中隶属于太常、充任乐工的有六十多人，石扬休把他们全都罢免了。任秘阁校理，以太常博士身份任开封府推官，历任三司度支判官、盐铁判官。因以前任开封府推官时常常丢失盗贼案件获罪，出任宿州知州，后来又任度支判官。修撰起居注时，起初记注官和讲读大臣都可以在迩英阁陪侍坐着，石扬休上奏说史官应当站立在皇帝左右，参与听取圣言，不应坐着。仁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升任刑部员外郎、知制诰。起初，温成庙降香时，仁宗误写了庙名，石扬休说：‘这是奉行宗庙礼仪的事情，有关官署承接了错误，却不把它报告上来。’仁宗说：‘温成之庙，难道可以写成别的名字吗？过失在有关官署，如果不是你进言，朕就没有办法知道。’立即下令改正。石扬休又上奏请求增加七名谏官，以拓宽进言渠道；设置五经博士，以尊崇儒术；命令御史出使，以防止上下阻塞；选拔郡守、县令，以安定百姓；禁止奢侈，以充实财用。这些建议都对国家有益。他去世时六十三岁。石扬休喜欢闲适放达，平时饲养猿和鹤，收藏图画来自我陶冶，擅长作诗，世人称赞他的才华，但认为他不擅长撰写诰命。《东都事略》卷六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