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事略卷九十三上
钦定四库全书东都事略》卷九十三下宋王称撰列传七十六下辙，字子由，与兄轼同举进士，又同举直言。辙因所问，极言得失曰：“陛下即位三十余年矣，平居静虑，亦尝有忧于此乎？无忧于此乎？臣伏读制策，陛下既有忧惧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窃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实也。往者寳元庆歴之闲，西羌作难，陛下昼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忧惧之心二十年矣。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爲忧乐之节易矣。臣疎逺小臣，闻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歳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坐朝不闻谘谋，便殿无所顾问。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女宠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蠧将由之而出。内则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私谒之所乱，以败政害事。陛下无谓好色于内，不害外事也。今海内穷困，生民愁苦，而宫中好赐不爲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有无，司防不敢争，大臣不敢谏，执契持敕，迅若兵火。国家内有养兵之费，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遗余。臣恐陛下以此得谤，而民心不归也。”考官胡宿请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入，而以直言弃之，天下谓我何？得不黜。”历商州、大名府推官，父丧服除，时神宗立二年矣。辙以书言事，属王安石初用，以执政领三司。神宗以辙爲属，安石欲行青苗法，辙曰：“以钱贷民，出纳之际，吏缘爲奸。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恐鞭棰必用，州县不胜烦矣。”安石曰：“君言有理。”自此不复言青苗。会河北转运王广廉言与安石合青苗法，遂行。安石召用谢卿材、侯叔献等八人，欲遣之四方访遗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然莫敢言。辙以书抵安石，力陈其不可，安石怒，奏除河南推官，改著作佐郎、佥书南京判官，坐兄轼累，谪监筠州酒税，起知绩溪县。哲宗立，以校书郎召，未至，除右司谏。宣仁后临朝，用司马光、吕公着等欲革弊事，而蔡确、韩缜、章惇皆在位，窥伺中外，忧之。辙极言确等罪，三人皆逐。吕惠卿始谄事王安石，倡行虐政，及势钧力敌，则倾陷安石甚于仇雠，世尤恶之。辙疏其奸，惠卿安置建州。初，神宗于熙河路増置兰州及米脂等五砦，至是夏国屡遣使而未修贡。二年使入境，朝廷知其有请地之意，而弃守议未决。辙议许还五砦，夏人遂服。除起居郎、中书舎人，迁户部侍郎，拜翰林学士，权吏部尚书，使契丹还，爲御史中丞。自元祐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时人心已定，惟元丰旧党犹在，近臣患之，欲引用以平宿怨，谓之调停。辙奏疏曰：「亲君子、逺小人，则主尊国安；疏君子、任小人，则主忧国殆。此理之必然，未闻以小人在外忧其不悦，而引之于内以自遗患也。故臣谓小人虽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务、无所偏废，可也。若遂引之于内，是犹患盗贼之欲得财而导之于寝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开之以坰牧，无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撃之则难去；君子洁身重义，沮之则引退。古语曰：『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盖谓此矣。先帝以圣智之资，将以纪纲四方，追迹三代，而臣下不能将顺，造作诸法，彼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今朝廷虽不加斥逐，其势亦不能复留矣。尚赖二圣慈仁，宥之于外，盖已厚矣。而议者惑于说，乃欲招而纳之，谓之调停。此人若返，岂肯但已哉？必将戕害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祸，盖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断自圣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则天下幸甚。」宣仁后览奏，谓宰执曰：苏辙疑吾君臣遂用邪正，其言极中理。又言牙前差役宜用雇法，凡四事。除尚书右丞，迁门下侍郎。时吕大防爲左相，刘挚爲右相。辙议西边黄河事，与刘、吕不合。初，夏人来贺登极，相继求和，且议地界。议乆不决，明年以兵袭泾原，朝廷不问，遣使往赐策命。夏人以地界爲词，不复入谢，且再犯泾原。四年使复来议地界，朝廷急于招纳，疆议未定，先以歳赐予之。而熙河将佐又背约侵筑质孤、胜如二堡，夏人随即平荡，西边骚然。辙力言其非，乞择老将守熙河。六年，熙河奏夏人十万骑压境，乞因其退军击之，不须复守诚信。
译钦定《四库全书》《东都事略》卷九十三下，宋王称撰，列传七十六下 苏辙，字子由，和哥哥苏轼一同考中进士，又一同参加直言考试。苏辙根据策问，极力陈述政事的得失，说：“陛下即位三十多年了，平日安静思考时，也曾对此忧虑过吗？还是没有忧虑过呢？臣恭敬地阅读制策，陛下已经有忧惧的言辞了；然而臣愚钝不敏，私下认为陛下只有这些言辞，并没有实际行动。从前宝元、庆历年间，西羌发难，陛下白天不能安坐，夜晚不能安睡，天下人都说陛下忧惧谨慎，像周文王一样。自从西方停止战争以来，陛下把忧惧之心搁置二十年了。古代圣人，无事时深深忧虑，有事时却不害怕。无事而深忧，是为了有事时不害怕。如今陛下无事时不忧虑，有事时却非常恐惧，臣认为忧乐的节度颠倒了。臣是疏远的小臣，听道路上的传闻，不知是否属实。近年以来，宫中的贵姬多到数以千计，歌舞饮酒，嬉笑没有节制；临朝时听不到谋议，便殿中也没有询问顾视。三代衰败之时、汉唐末世，女宠造成的祸害，陛下也是知道的。长久不停，百种弊害都将由此产生。宫内则会被蛊惑之事玷污，从而损伤和气、戕害性命；对外则有私下谒见所造成的混乱，以至败坏政事、贻误事务。陛下不要以为宫内好色不会妨害外朝政事。如今天下困穷，百姓忧苦，可宫中赏赐没有限度，想要什么就供给什么，也不问有没有，掌管防禁的官员不敢争辩，大臣不敢进谏，拿着凭契和敕书，迅速得如同兵火。国家内部有供养军队的费用，外部有供给北狄、西戎的负担，陛下又亲自挖了一个陷阱，来耗尽剩余的财力。臣担心陛下因此遭受诽谤，民心也不会归附您。”考官胡宿请求罢黜他，仁宗说：“我是因为征召直言之士才把他召来，却又因为他说直话而抛弃他，天下会怎样议论我？不能罢黜。”历任商州、大名府推官，父亲去世，服丧期满。当时神宗即位已经两年了。苏辙上书谈论政事，正逢王安石刚被任用，以执政身份兼领三司。神宗任命苏辙为他的属官，王安石想推行青苗法，苏辙说：“把钱贷给百姓，在发放和收取之间，官吏会趁机作奸。钱到了百姓手里，即使是良民也难免任意使用；到偿还钱时，即使是富民也难免超过期限，恐怕鞭打刑罚必然要用，州县将不胜其烦。”王安石说：“你说得有道理。”从此不再谈青苗法。适逢河北转运使王广廉提出与王安石合议推行青苗法，于是青苗法还是实行了。王安石召用谢卿材、侯叔献等八人，想派他们到各地访求遗利；朝廷内外都知道他们一定会迎合上意、制造事端，却没有人敢说。苏辙写信给王安石，极力陈述这样做不可行，王安石大怒，上奏任命他为河南推官，改任著作佐郎、佥书南京判官；又因兄长苏轼受到牵连，被贬为监筠州酒税，起用后任绩溪县知县。哲宗即位，以校书郎召他，尚未到任，改任右司谏。宣仁后临朝，任用司马光、吕公著等，想革除弊政；但蔡确、韩缜、章惇都在任，窥伺朝廷内外，大家对此忧虑。苏辙极力揭发蔡确等人的罪行，三人都被驱逐。吕惠卿起初谄媚奉承王安石，倡导推行暴虐的政令；等到两人势力相当、彼此抗衡时，他陷害王安石，比仇敌还厉害，世人尤其憎恶他。苏辙上疏揭露他的奸诈，吕惠卿被安置在建州。当初神宗在熙河路增置兰州以及米脂等五座砦，到这时西夏屡次派使者来，却没有修行贡礼。元祐二年，使者进入境内，朝廷知道西夏有索取土地的意图，但是否放弃守地的议论尚未决定。苏辙建议答应归还五砦，西夏人于是服从。苏辙被任命为起居郎、中书舍人，升任户部侍郎，授翰林学士，代理吏部尚书；出使契丹回来后，任御史中丞。自元祐年间革新各项政务，到这时已有五年，一时人心已经安定，只有元丰旧党仍然存在。近臣忧虑此事，想引用他们来平息旧日怨恨，称为“调停”。苏辙上奏说：“亲近君子、疏远小人，君主就尊贵、国家就安定；疏远君子、任用小人，君主就忧虑、国家就危险。这是必然的道理，从未听说因为担心小人在外面不高兴，反而把他们引入朝廷内部来给自己留下祸患。因此臣认为，小人虽然不能任用为心腹，但让他们治理四方、办理各种事务，只要没有偏废，也是可以的。若竟把他们引入朝廷内部，就好像担心盗贼想要财物，便把他们引到寝室里；知道虎豹想吃肉，便打开牧场让它们进去一样，哪有这样的道理！况且君子和小人的势力如同冰炭，处在一起必然争斗。一旦争斗，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为什么呢？小人贪图利益、能够忍受羞耻，打击他们，他们也难以离去；君子洁身自好、看重道义，阻挠他们，他们就会引退。古语说：‘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先帝凭借圣明睿智的资质，想要整饬天下纲纪，追踪三代的治理；可是臣下不能顺从辅佐，反而制定各种法令。他们自己知道，对上违逆天意，对下失去民心。如今朝廷虽然没有加以斥逐，他们按形势也不能再留任了。还依靠两位圣后仁慈宽厚，让他们安置在外，这已经很优厚了。可是议论的人被那些说法迷惑，竟想把他们招回朝廷，称为‘调停’。这些人如果回来，难道肯就此罢休吗？一定会伤害正直之人，逐渐恢复旧日政事，以满足个人的怨恨。人臣遭受祸害，本来不足以说；臣所痛惜的是祖宗的朝廷。只希望陛下从圣心决断，不被流言迷惑，不要让小人一旦进用，日后产生后悔莫及的悔恨，那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宣仁后看了奏章，对宰执说：“苏辙怀疑我们君臣竟然要任用邪正混杂的人，他的话极其合乎道理。”苏辙又说牙前差役应当采用雇募法，共提出四件事。被任命为尚书右丞，升任门下侍郎。当时吕大防任左相，刘挚任右相。苏辙议论西部黄河的事务，与刘挚、吕大防意见不合。当初，西夏人来庆贺登基，接连请求议和，并且讨论地界。议论长久没有结果，第二年西夏出兵袭击泾原，朝廷不予追究，反而派使者前去赐予策命。西夏人以地界为借口，不再入朝谢恩，并且再次侵犯泾原。元祐四年，西夏使者又来议论地界，朝廷急于招抚接纳，边界的议论尚未确定，便先把岁赐给了他们。可是熙河的将领和属官又背弃约定，侵入并修筑质孤、胜如二堡，西夏人随即将其夷平，西部边境骚动不安。苏辙极力指出这样做不对，请求选择老将守卫熙河。元祐六年，熙河上奏说西夏十万骑兵压境，请求趁他们退兵时进攻，不必再固守诚信。
辙谓大防曰：“今虽议此，当先定议，欲用兵耶？不用兵耶？”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辙曰：“凡欲用兵，先论理之曲直。”挚曰：“须用兵者，亦不可固执。”辙曰：“今吾不直如此，而可用兵乎？”明日辙奏曰：“熙河帅臣辄敢生事，奏乞不守诚信，乞加诘责。”宣仁后以爲然，乃加戒敕。七年，夏人竟大入河东，乃议絶歳赐，禁和市，使防边诸路爲浅攻计，分熙河进筑定逺城，夏人不能争。未几复大入环庆，复议使熙河进筑汝遮。中书侍郎范百禄不可，会西人乞和议，遂寝。初，元丰中河决大吴，既而导之北流，水性已顺，而文彦博等力主囘河之计，辙争之不能夺。至是又论黄河东流之害，凡三事。八年，都水吴安持乞于北流作软堰定河流，以免淤塡，辙以爲不可。及哲宗亲政，遣中书舎人吕希纯、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往视之，二人归极以北流爲便，方施行。而佥书枢密院刘奉世乞与河议，奉世夲文彦博门下士也，其言纷然。吕、井之议遂格，而辙亦以罢政。于是河流遂东，凡七年，而后北流遂通。哲宗起李清臣爲中书侍郎，邓润甫爲尚书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复言熙丰事，以激怒上意。会廷试进士，清臣撰策题亦以爲言。辙奏曰：“先帝以天纵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施设度越前古，盖有百世而不可改者。至于其它事有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之于前，而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爲明，以防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贷之以寛。夲朝眞宗右文偃革，号称太平，而羣臣因其极盛爲天书之说。章献临御，揽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及仁宗听政，絶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继，大臣创濮庙之议，及先帝嗣位，或请复举其事，寝而不荅，遂以安静。夫以汉昭帝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陛下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歳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爲词，则天下殆矣。哲宗曰：「卿安得以汉武比先帝？」辙奏曰：「汉武帝英主也。」哲宗曰：「卿所奏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岂得谓之英主？」辙遂乞罢，出知汝州，再责知袁州，未至，降朝议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又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复大中大夫，提举上清太平宫。蔡京用事，复降朝请大夫，罢祠，再复大中大夫，致仕，筑室于许，号颍濵遗老，居许十余年而卒，年七十四。追复端明殿学士。辙所着诗、春秋传、老子解、古史、栾城文集，并传于世。子迟、适、逊。臣称曰：「受之于天，超出乎万物之表，而充塞乎天地之闲者，气也。施之于事业，足以消沮金石；形之于文章，足以羽翼元化。惟轼爲不可及矣。故置之朝廷之上而不爲之喜，斥之岭海之外而不爲之愠。迈徃之气，折而不屈，此人中龙也。」辙之名迹与轼相上下，而心闲神王，学道有得，是以年益加而道益邃。道益邃，则于世事愈泊如也。不有所守而然哉？
东都事略卷九十三下
钦定四库全书
译苏辙对吕大防说：“现在虽然议论这件事，但应当先确定主张：究竟要用兵，还是不用兵？”吕大防说：“如果确实应当用兵，也不能不用。”苏辙说：“凡是想用兵，先要讨论道理上谁是曲、谁是直。”刘挚说：“即使必须用兵，也不可固执己见。”苏辙说：“如今我们这样明显不占理，难道还可以用兵吗？”第二天，苏辙上奏说：“熙河的主帅擅自制造事端，上奏请求不守诚信，请求加以诘责。”宣仁后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加以告诫和敕责。元祐七年，西夏最终大举入侵河东，于是朝廷商议断绝岁赐、禁止和市，并让防守边境的各路采取浅攻的策略，分派熙河军进筑定远城，西夏无法争夺。不久西夏又大举入侵环庆，朝廷再次商议让熙河军进筑汝遮城。中书侍郎范百禄认为不可，恰逢西部人请求议和，于是此事搁置。当初元丰年间黄河在大吴决口，后来引导它向北流，水势已经顺畅；但文彦博等人极力主张回河，苏辙争辩却不能改变他们的意见。到这时，他又论说黄河东流的危害，共三件事。元祐八年，都水使吴安持请求在北流处修筑软堰，固定河流方向，以免淤塞，苏辙认为不可。等到哲宗亲自处理政务，派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前去察看，两人回来后极力认为北流便利，朝廷才开始施行。可是佥书枢密院刘奉世请求参与黄河问题的议论。刘奉世本来是文彦博门下的士人，他的意见纷纷而来。吕希纯、井亮采的主张于是被阻滞，苏辙也因此被罢免政务。于是黄河改向东流，共七年，后来北流才重新通畅。哲宗起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右丞。两人长期在外任职而不得志，渐渐又谈论熙宁、元丰年间的事情，以激怒皇帝。适逢廷试进士，李清臣撰写策题，也以此为内容。苏辙上奏说：“先帝具有上天赋予的才华，施展才能，大有作为的志向；他所施行和设置的政事，超过前代，其中确有百世之后也不可更改的。至于其他事情有失当之处，哪个时代没有呢？父亲在前面创制，儿子在后面补救，前后相互补益，这才是圣人的孝道。汉武帝对外事奉四方夷狄，对内兴建宫室，财用枯竭，于是推行盐铁、榷酤、均输等政令，百姓无法承受。汉昭帝委任霍光，罢除烦苛政令，汉朝才安定。光武帝、显宗把明察当作英明，以防范为处理政事的原则，使上下都恐惧，人人心中不安。章帝即位，深刻鉴察他们的过失，以宽厚来纠正。我们本朝真宗崇尚文治、偃息兵革，号称太平；群臣却因国家极盛而编造天书之说。章献太后临朝执政，采纳大臣们的议论，把相关书籍藏入梓宫，以抹去它们的痕迹。到仁宗亲自听政，绝口不再谈论此事。英宗从藩邸入朝继承皇位，大臣们创议濮庙之事；到先帝继位后，有人请求重新提出此事，先帝搁置而不答应，于是局势安定。汉昭帝的贤明，与我朝仁宗、神宗的圣明，难道是因为他们不够孝敬、轻易改变政事吗？陛下如果轻率改变九年来已经实行的政事，又提拔任用多年不曾被任用的人，使人人怀着私怨而借先帝之名说话，天下就危险了。”哲宗说：“你怎么能把汉武帝同先帝相比？”苏辙上奏说：“汉武帝是英明的君主。”哲宗说：“你所说的汉武帝对外征伐四夷、对内兴建宫室，财用枯竭，怎么能称为英明君主？”苏辙于是请求罢职，出任汝州知州；又被责罚为袁州知州，尚未到任，降为朝议大夫，分司南京、居住筠州；又责授化州别驾，安置雷州，迁居循州。徽宗即位，迁居永州、岳州，不久恢复为大中大夫，提举上清太平宫。蔡京掌权后，又降为朝请大夫，罢去祠禄；后来再次恢复为大中大夫，退休，在许州筑室，自号“颍滨遗老”，居住许州十多年后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追复端明殿学士。苏辙所著的诗、 《春秋传》、《老子解》、《古史》和《栾城文集》，都流传于世。他的儿子有苏迟、苏适、苏逊。史臣称道：“从上天那里接受而来，超出万物之上，并充满天地之间的，是气。把它施用于事业，足以消磨金石；把它表现于文章，足以辅助天地的化育。只有苏轼是无人能够比得上的。因此，把他安置在朝廷之上，他不因此高兴；把他斥逐到岭海之外，他也不因此恼怒。勇往直前的气概，受到挫折却不屈服，这真是人中的龙。苏辙的名声和事迹与苏轼不相上下，而他的内心闲适、精神旺盛，学习道术有所收获，所以年纪越大，道行越深。道行越深，对世间事务就越淡泊。难道不是因为他有所坚守才这样吗？” 《东都事略》卷九十三下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