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事略卷四十七

译祐、治平三朝相比较：景德年间有户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祐年间有户一千零九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年间有户一千二百七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每年收入，皇祐、治平年间都在一亿万以上；每年支出也在一亿万以上。景德年间官员一万多员，皇祐年间两万多员；治平年间连同职幕官、州县官三千三百多员，总数为二万四千员。景德年间郊祀费用六百万，皇祐年间一千二百万，治平年间一千三百万。把官员数量和郊祀费用这两项分别比较，情况都是这样：官员比景德年间多一倍，郊祀费用也比景德年间多一倍；官员数量不同到这种程度，说明皇祐、治平年间入仕的途径比景德年间多；郊祀费用不同到这种程度，说明皇祐、治平年间耗费财物的项目比景德年间多。果真诏令有关部门查考典籍，研究其中的原因，使官员的数量、入仕途径的多少都能考察清楚，也使郊祀费用和耗财项目的多少都能考察清楚，然后分别议论可以停止的就停止，可以削减的就削减，使天下的收入达到皇祐、治平年间的盛况，而天下的支出、官员数量、郊祀费用都与景德年间相同，那么这两项所节省的，大概就有一半了。再按同类情况推算，天下费用有比旧时节省而比今天浮滥的，也有比今天节省而比旧时浮滥的；凡是浮滥的，一定要查明它所以浮滥的原因并加以杜绝；凡是节省的，一定要考察它所以节省的缘由并加以遵循。这样努力实行，以每年一亿万以上的收入计算，若节省十分之一，每年就有余财一万万；持续实行而不停止，若节省达到十分之三，每年就有余财三万万。按三十年合计，应当有余财九亿万，可以作为十五年的储备。自古以来国家的富足，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的。古人所说的储备九年粮食，是按每年的收入计算，只保存十分之三罢了，大概是约略地说。如今臣所陈述的，也是约略地说，具体数字不能完全相同，但总的趋势一定相差不远。前代在衰败困敝的时候，尚且能够改变贫穷而成为富足；如今我们处在全盛时代，如果用财有节制，节省一分，就是我们的一分；节省两分，就是我们的两分。前代难以做到的事，对我们来说却容易做到，不用详细论述也可以知道。臣恭敬地认为，陛下清静质朴、节俭简约，都是天性自然；车舆、服饰、器物以及尚方制造的物品，从未使用一件奇巧之物。嫔妃、侍从以及掖庭之中，职位名号多有空缺；陛下亲自实行节俭，为天下作表率。陛下忧虑怜悯百姓、改革各项事务的心意，实在极其恳切，感通于上下。至于明定法度来养护天下财力，也不是陛下难以做到的事。不久他再次上疏议论说：“陛下认为臣所说的以节约费用作为理财的关键；世上谈论理财的人，没有能够达到这一点的。如今把这件事交给中书，臣任三班待罪官，考察国初承袭旧制，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为三班，设置都知、行首等首领；又有殿前承旨班院，另行设置行首等首领。端拱以后，分设东西供奉，又设置左右侍禁和承旨、借职，都由三班统领，三班的名称也没有改变。三班吏员原来只在三百人以内，有时还不到这个数。到天禧年间，才总共有四千二百多人；到现在则总共有一万六千六百九十人，宗室又有八百七十人。大概景德年间的员额已经是初期的十倍，而按今天考察，几乎又是景德年间的三倍。大略用三年出入名籍加以比较：熙宁八年入籍四百八十七人，九年五百四十四人，十年六百九十人；而死亡、退职、免职出籍的人，每年不过二百人，有时还不到这个数。这样就是年年增加，看不出有停止的迹象。臣又大略考察了这些人入仕的原因，分条记在另一篇记录中上奏，请求可以停止的停止，可以削减的削减，只听凭

译陛下选择。臣所了解的只是三班，吏部东西审官以及天下其他费用，必定还有接近这种情况的，希望陛下也试着加以考察，按同类情况推求。假使天下每年收入一亿万，而节省十分之三，按三十年合计，就应当有十五年的储备。财用是天下的根本；假使国家富盛到这种程度，那么想求取什么得不到，想做什么不能成功呢！”

译神宗很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过了很久，神宗亲自下诏给中书说：“五朝史的事务，应当交给曾巩。”于是任命曾巩为史馆修撰，试任中书舍人，遭逢母亲丧事后去世，享年六十五岁。曾巩幼年丧父，孝顺地奉养母亲，抚养众弟妹，兄弟之间十分友爱；他们的仕进、求学、婚嫁，都由曾巩一手操办。他一生极其爱好书籍，家中收藏达到二万多卷，亲手校勘，即使到了老年也不知疲倦。又搜集古今篆刻，编成《金石录》五百多卷。有文集《元丰类稿》五十卷，外集十卷。他写文章纵横开合、驰骋自如，应用无穷；但语言浅近而旨意深远，归根结底必定归于仁义。起初他与王安石友善，王安石称赞他的文辞，把它比作江汉之水、北斗之星。神宗曾问：“曾巩，你与王安石最亲密；王安石是怎样的人？”曾巩回答：“王安石的文学和品行不比扬雄差，只因吝啬，所以不如扬雄。”神宗立即说：“王安石轻视富贵，并不吝啬。”曾巩说：“臣所说的吝啬，是指王安石勇于有所作为，却吝于改正过错。”神宗点头赞同。吕公著曾向神宗告发曾巩，说他的为人，品行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曾巩因此没有受到重用。曾布，字子开，考中进士，调任黄岩县主簿，逐渐升任国史院编修官，升任吏部郎中，又调任右司郎中。元祐初年，提升为起居舍人，授中书舍人、实录院修撰。太皇太后接受册封时，依照章献明肃皇后的旧例，前往文德殿。曾布进言说：“天圣二年，两制官员共同议定，皇太后在崇政殿接受册封；仁宗特意诏令有关部门改在文德殿。那是君主一时的制度。如今皇帝遵述仁宗的旧事，以极尽崇奉之礼和孝敬之诚，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臣切切认为，太皇太后应当在这个时候特地下诏，宣扬皇帝孝敬的诚意，同时坚守谦德，屈意遵从天圣年间两制官员的议定，只在崇政殿接受册封。这样皇帝的孝心更加显明，太皇太后的德行更加尊崇，两方面的情义都能得到满足，难道不是很美好吗？”诏令依照他的话办理。蔡确被贬到新州，中书舍人彭汝砺起草诏制却不奉诏，而谏官说彭汝砺其实是受曾布指使的。当时曾布已经被授为给事中，坚决推辞并请求出任外职，于是以宝文阁待制身份任颍州知州，调任陈州，又调任应天府，入朝任吏部侍郎。他议论南郊祭祀已经撤去皇地祇之位，而议论者想在夏至派宰相代理祭祀；这样就再也没有皇帝亲自祭祀地祇的时候，对天亲自祭祀，对地却派官员代祭，不符合王者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的义理。他又议论明堂配享皇帝，请求恢复设置五帝，与昊天上帝一同祭祀。调任刑部侍郎，出任徐州知州，几个月后调任江宁府知府。绍圣初年，任瀛州知州。当时元祐年间的士大夫都被流放到岭南一带，最后贬谪前史官范祖禹等人，以在实录中讥讪为罪；曾布因为曾经参与修撰实录，降为集贤院修撰，任滁州知州。任期满后任泰州知州，又调任海州。徽宗即位，恢复任中书舍人；他上疏说：“治理之道在于扩大言路，即使以进言来奖赏人，有时人们还会畏缩；如果因为进言而治罪，人们就会闭口不言了。”恰逢四月初一发生日食，按旧例应当下诏征求直言，徽宗命曾布起草诏书；诏书下达后，每天投匦进言的有成百上千人。元祐年间的士大夫又因赦免恩典得到甄别叙用，有的恢复旧职，主持一方政务。曾布上奏说：“活着的人已经蒙受恩典，死去的人还没有受到圣恩，请依照寇准、曹利用的旧例，查考那些被贬后死亡、尚未得到叙复的臣僚，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官职。”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谏官陈瓘因为进言说东宫参与政务而被贬，曾布立即上书，认为：“陈瓘昨天所论述的内容，臣虽然不知道详情，但从诏旨来看，陈瓘的话虽然狂直，心意却是忠诚的。为什么呢？陈瓘只是疏远地位低下的小臣，却妄自揣测宫闱之事，披露书写内心想法，毫无顾忌，这就是臣所说的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皇太后有拥立明圣、建立不世之功的重大功劳，也有提前归还政权、德行超过常人的盛德。万一有丝毫可以被指摘议论之处，就不能说对清明自身没有牵累。瓘出于忧虑君主的诚心，陈述预先防范的戒言，想以此启发圣心，保全盛大的美德；忘却自身、为国效力，是臣子最难做到的事。这就是臣所谓的忠。依臣的愚见，皇帝如果认为瓘所说是狂妄而驱逐他，皇太后则以天地般宽广的度量察知瓘的忠心，特地下手诏留下他，那么两方面的情谊都能保全了。其兄布拜为宰相后，因为亲属关系而有嫌疑，被解除龙图阁学士，提举中太一宫，出任陈州知州，历任太原府、南京、扬州、定州知州。元祐年间士大夫再次遭到降职黜退，肈请与他们一同被贬，言官接连进言，于是被罢职，贬为和州知州，改任岳州知州，贬为濮州团綀副使，安置于汀州，移居台州，去世，享年六十二岁。梅询，字昌言，是宣州宣城人。考中进士后，任利丰监判官，知仁和县。咸平三年，与人一起在崇政殿主持进士考试。真宗经过殿庐，一见梅询，认为他气度伟岸、不同寻常，召他考试，任中书直集贤院。当时契丹多次侵犯河北，李继迁又急攻灵州。真宗锐意治理政事，梅询上书请求把朔方交给潘罗支，让他自行攻取，这叫作以蛮夷攻打蛮夷。真宗认为他说得对，问谁可以出使潘罗支，梅询自请前往。真宗爱惜他，不愿让他涉足战场。梅询说：‘如果能够使灵州获救而停止西方战事，又何必吝惜一个梅询？’真宗认为他的话壮烈，于是派他出使潘罗支。还未到达，灵州已陷于贼军。召回后任三司户部判官。从此他屡次谈论西部边境事务，真宗更加器重他的才能，想任命他为知制诰。宰相李沆认为他性情浮躁、热衷竞争，不可任用，于是作罢。后来李继迁终于被潘罗支困住，朝廷把两镇授给德明，德明叩头谢罪。河西平定，真宗也到澶渊与契丹订立盟约，河北的军队也解散，天下于是太平无事。梅询既然受到疏远而不被任用，流落在外，近二十年。起初因审理田地诉讼失实获罪，任杭州通判。他曾任苏、濠、鄂、楚、寿、陜六州知州，又任两浙、荆湖、陜西转运使。因事获罪，贬为池州知州。到天圣六年，重新任直集贤院，改任直昭文馆，知荆南府。召回后任龙图阁待制，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并州。升为枢密直学士，改任左谏议大夫，入朝主管通进银台司，又改任翰林侍读学士、群牧使，升为给事中，出任许州知州。去世，享年七十八岁。梅询平素有才华却喜好名声，喜欢求进。年老以后又患脚病，曾抚摸自己的脚骂道：‘这里面有鬼，不让我做到两府宰执的，就是你。’他有一匹爱马，也曾抚摸马鞍说：‘我本来就是命薄，你难道也没有缘分披上绣鞯吗？’听到的人都笑了。尧臣是梅询的侄子，以诗歌闻名，事见《文艺传》。

译史臣说：‘曾致尧、梅询都有可以任用的才能，但德行与才能不相称。真宗一向器重他们，李沆却认为他们浮躁轻薄，压制而不予升用。真宗用人用心，确实应当这样吗？’巩和肈凭借文章受到近臣任用，成为当时儒者的宗师，求学的人都仰慕他们。布虽然做过宰相，大概也可以贬斥吧。钱昆，字裕之，是吴越国王钱倧的儿子。随钱俶归顺朝廷后，几个侄子都被授予官职，只有钱昆和他的弟弟钱易、钱愿想通过科举求取功名，于是考中进士。多次升迁至三司度支判官。仁宗时，任庐、濠、泉、亳、梓、寿、许七州知州，治理崇尚宽缓简约。官至右谏议大夫，以秘书监身份退休，去世，享年七十六岁。钱昆擅长作诗赋，又喜爱草书、隶书，有文集十卷。弟弟钱易。钱易，字希白，十七岁考中进士。御试三道题，当天中午就完成了，言官认为他轻浮俊秀而将他黜退。太宗对苏易简说：‘朕遗憾不能和李白同时代。’苏易简说：‘有一个叫钱易的人，才华可以比得上李白。’太宗高兴地说：‘如果这样，应当按照唐代的旧例，把他召到禁林来。’因为防备盗贼起事，剑南之行没有成行；钱易又考中进士甲科，任光禄寺丞、蕲州通判。他上疏说：‘国家所重视的事情，没有什么先于刑罚。刑罚不能不以法律为根本；不以法律为根本，就会滥用，滥用就会暴虐，暴虐则天下人将无所措手足。古代的肉刑，如割鼻、刺面、断足，都不是死刑，却尚且被认为残虐而废除。近代以来，非法施刑，砍断手足，钩割脊背、烙伤筋脉，有的人身体露出白骨而口眼还在动，四肢分离而呻吟疼痛仍未停止，却说严刑可以警戒众人。臣愚昧地认为，非法的刑罚并不能帮助治理天下，只有请陛下将它废除。’他又参加贤良方正科考试，策论列入第四等，授秘书丞，任信州通判。真宗封禅泰山时，钱易进献《殊祥录》，升任太常博士、直集贤院。真宗祭祀汾阴，钱易修订车驾所经过地方的图经，转任祠部员外郎；因事获罪，任颍州商税监，当年中途又任开封县知县。真宗到亳州巡幸，钱易又修订车驾所经过地方的图经，于是升任知制诰，改任翰林学士，去世，享年五十九岁。钱易俊秀飘逸、才华过人，写几千几百字的文章片刻便能完成，又擅长行书、草书。有文集一百六十卷，《寿云总录》一百卷，《洞微志》十卷。儿子钱彦远、钱明逸。钱彦远，字子高，因父亲的恩荫任太庙斋郎、大理寺丞，后来又考中进士，并参加贤良方正科考试，防入等，由太常博士授任祠部员外郎。钱彦远因灾异上疏说：‘陛下即位以来，内没有声色娱乐，外没有打猎游玩的享受。然而前一年发生地震，今年又大旱，民心嗷嗷待哺。上天或许认为陛下防备寇盗的方法还没有达到要求，治理百姓的官吏还不够贤良，天下百姓还没有安定，所以降下谴责告诫来显示给陛下。若能敬畏上天的警戒，更加修养德行事业，就是宗庙社稷的福分。古代夷狄的语言服饰与中原不同，他们来时不过是驱赶老弱、掠夺牲畜财产罢了。如今契丹占据山后诸镇，元昊窃据灵武、银州、夏州，衣冠车服、子女玉帛，没有一样不像中原。过去元昊入侵，出入边境五年，天下骚扰不安；后来他纳款归顺、接受诏命，驻守边境的长吏便不再认真选任，戴高冠、穿大袍，耻于谈论军旅之事。倘若有一天契丹背弃恩义、乘机入塞，难道只是元昊之患的程度吗？又有湖广蛮獠劫掠百姓，调发军队、催促征敛，军需不断增加，至今已有三年，却没有听说取得一点成效。只希望陛下想到这三方面的祸患，谋划长久之计，以回应上天的警戒，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升任起居舍人、直集贤院，去世，享年三十七岁。儿子是钱勰。钱明逸，字子飞，也参加贤良方正科考试。父子三人都考中制科，世人认为这是盛事。由殿中丞授任太常博士、亳州通判。召入任右正言、直集贤院。钱明逸议论政事，迎合陈执中、章得象的意旨，排斥杜衍、范仲淹、富弼。因此这三人都被罢去政事职务，钱明逸也受到当时舆论的责难。升任右司谏、同修起居注，改任知制诰、翰林学士、开封府知府。因治理京师没有威望，又因审查囚犯时有人冻伤掉脚而获罪。以龙图阁学士身份知蔡州，历任扬、青、郓、曹四州知州。加任端明殿学士，知秦州。召回参加经筵，任翰林学士。御史说他的文辞不足以任职禁林，于是罢为端明殿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又任翰林侍读学士，知永兴军。任期届满回朝，去世，享年五十七岁。赠礼部尚书，谥号修懿。钱勰，字穆父，因为叔父钱明逸的恩荫，试任将作监主簿，逐渐升为国子博士。参加贤良方正科考试，召入秘阁考试，没有考中，授任尉氏县知县。元丰年间任左司郎中，升任中书舍人。元祐初年，知开封府，升给事中，又以龙图阁待制身份知开封府。因为把囚犯关在另外的场所，后来迁到狱舍空出的地方，出任越州知州，改任瀛州知州。第二年，任江淮荆浙路发运使，召入任工部侍郎，改任户部侍郎，出任青州知州。还未到任，召拜户部尚书。元祐八年，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知开封府。钱勰治理京师很有声名。绍圣初年，拜翰林学士兼侍读。郑雍任左丞，以台谏弹劾为由请求罢免他。钱勰负责起草批答，其中有‘群邪共同攻击他’的话。于是台谏认为钱勰欺骗诬陷，便罢免他，改任池州知州。去世，享年六十四岁。后来被列入元祐党籍。钱藻，字醇，是老吴越王钱镠的五世孙。考中进士，又考中制科。为人清廉谨慎，很少犯过错，居守法度。治理政事简约宁静，立朝时既没有矫饰亢直的操守，也不随声附和。面对权势利益淡然处之，人们称他为长者。英宗时任秘书校理，上书请求太后归还政权。任秀州通判，神宗时逐渐升任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提升为知制诰、直学士院，授枢密直学士、开封府知府，升翰林侍读学士。去世，享年六十一岁。《东都事略》卷四十八。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