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都事略卷一百四

译《东都事略》卷一百五，宋王称撰，列传第八十八。徐勣，字元功，是宣州南陵人。考中进士，调任吴江县尉、桂州教授，任建平县知县，任越王等王府宫学和小学教授。召入应对，授王府记室。徽宗即位，授宝文阁待制、提举醴泉观兼侍读，任中书舍人，修撰神宗正史。徐勣说：“元祐年间的史官范祖禹等人，大多采用司马光记事的说法。到了绍圣年间，蔡京兄弟又采用王安石的目录，各自形成一套说法。正史之所以长久不能成书，实在是由于史官的好恶各不相同。如今史臣修撰正史，应该全部取用当时辅相之家所保存的记录，互相参校比较得失，这样一代大典才可信。当时绍圣党人还在朝廷任职，掌权的人心怀异议，以此阻挠新政。徽宗有一天与徐勣谈论选择宰相的困难，又说：‘我想任用范纯仁、韩忠彦为宰相，怎么样？’徐勣说：‘陛下得到合适的人了。’韩忠彦入朝为相后，绍圣党人依次被斥退，只有蔡京结交宦官作为援助。徽宗还没有驱逐蔡京的意思，命徐勣与蔡京校订五朝《宝训》。徐勣以和蔡京同职为可耻，竭力辞让。于是上奏说：‘蔡京是奸邪恶人。唐德宗任用卢杞，导致建中之乱，陛下不可不察。“防谏官陈瓘、任伯雨等人弹劾蔡京的罪行，蔡京才离职；授任徐勣为给事中，后任翰林学士。徐勣上疏陈述六件事：一是时务，二是任用贤能，三是求取谏言，四是选拔任用，五是打破朋党，六是辨明功罪，用来指陈当时的弊病。当时议论者认为，熙宁、元丰年间的法令实行已久，应当稍加修补其中的弊病，以便利百姓。曾布起初认为这样对，后来却说：‘熙宁、元丰的法令是万世不变的法则，不可更改。’他竭力陈说绍述之说。徽宗拿这件事询问徐勣，徐勣说：‘陛下的意思，莫非是想让两种意见都保存吗？’徽宗说：‘是的。’徐勣说：‘天下的事情有对有错，朝廷的人有忠有奸。如果不考察实际情况，只求暂且两方面都保存，臣看不出这样有什么可行。’徽宗又问放弃湟州怎么样。徐勣说：‘放弃不毛之地，可以节省每年数以亿万计的费用，确实便利。’徐勣于是说：‘希望陛下从今以后不要被小人的话迷惑，轻率地发动边事。没有边事就是朝廷的福分，有边事就是臣下的利益。’徽宗认为他说得对。徐勣因母亲去世而免职，服丧期满后，因为蔡京不高兴，任提举灵仙观。列入元祐党籍。过了很久，任江宁府、太平州知州。召入询问时，徽宗问他说：‘你长久在外任职，百姓的疾苦，应当把这些告诉我。’ 勣说：“事情本来就难以一概而论，只有茶盐法最为苛苦。茶盐征取的利润太重，所以私自贩运的人成百上千地结成群体，披甲带兵器，白天公然行动；如果聚集起来成为盗贼，那就令人忧虑了。旧法规定，官府在盐州【原文‘官▯盐州’疑有脱误】设盐，县中常有三年的积储。商人为了防守边境，纳粮草入中，钞法因此流行。如今允许直通京城，州县就没有积储，钞法也随之败坏。过去纲运运米没有亏欠折耗，可以用搬运盐来抵偿；现在没有搬运盐，米纲也会败坏。”徽宗说：“这是因为国用不足。”勣说：“增加财货有方法，治理财货有道义，使用财货有法度。如今国用不足，在于陛下应当明诏有关官署，推究讲求并努力实行。”徽宗称赞说好，想把勣留下，勣没有答应。于是任命他为龙图阁直学士、南京留守；后来因病以显谟阁学士身份退休。去世时七十九岁，追赠资政殿学士。当初，勣和何执中一同任王府记室，只有勣挺立守正，何执中对此感到惭愧；勣没有得到重用，天下人为他惋惜。陈师锡，字伯脩，是建阳人。考中进士，调任昭庆军节度掌书记，任临安县知县。召入任监察御史。朝廷诏令进士学习法律，师锡说：“如今朝廷以经术培养士人，不应当用刑名之学扰乱它。”出任淮阳军知军，提举开封府界各县镇事务。他建议说：“铨选法规定，凭荐举者升迁，而监司、刺史每年有固定名额。如今请托者大多能额外增加名数，而寒微俊秀之士却有名额不足的忧患。请制定限制，均分不足的名额，以广泛选拔人才。”有将领苛刻惨酷，失去士卒人心；一次大阅兵时，众士卒喧哗吵闹，将领和官吏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处理。师锡骑马飞驰到军中，仍按原先的方式检阅，推究出带头者，将他依法处置，又弹劾该将领，使其削除官籍。人人都叹服。可是密院以他遇事没有先行奏报为由，罢免他，改任解州知州。入朝任考功员外郎，任宣州知州，又调任苏州。徽宗即位，召任殿中侍御史，与陈瓘一同论列蔡京的罪行，但没有被采纳，于是请求罢职。出任滑州知州，罢职后任提举灵仙观。因元祐党籍被贬为衡州监酒税，遇赦后任泾州南岳庙监。有人因妄议宫中之事获罪，言语牵连到师锡，他被削去官职，贬往郴州。经过多次赦免后恢复官职，去世时六十九岁。石公弼，字国佐，是越州新昌人。考中进士，调任卫州司法参军、涟水丞，任广德县知县，后任宗正寺主簿，升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公弼说：“诏令规定，如今的删定官以及寺监丞、簿，都是执政近臣的子弟，没有资历考核，也不熟悉政务。希望全部罢免他们，以疏通寒微俊秀之士入仕的道路。”大观初年，任右正言，升任左司谏。太史局保章正朱汝楫冒领请求丝绢而被发觉，已经论处朱汝楫，但有关官署中失于察觉的人，都因得到近幸宦官庇护而没有治罪。公弼说：“假称诏令来冒领，恐怕前后弄虚作假的不只是朱汝楫一人。”因此，凡经由会签书押的人，也一并治罪。升任侍御史。当时大名府有强悍的防吏【‘防吏’疑为‘坊吏’或其他，原文待考】，没有上报，公弼弹劾监司隐瞒欺骗之罪。又论述苏州、杭州制造局制造贡物过多，以及差派船工、役夫造成骚扰的弊端。任太常少卿、起居郎，升任御史中丞。蔡京因为公弼不依附自己而嫉恨他，上奏说：“本朝从未有由左史任命为中司的。”徽宗说：“公弼难道不可以做御史吗？”于是蔡京引入公弼的族弟，娶了公弼妻子的侄女，想以婚姻亲属关系为嫌疑罢免公弼。徽宗说：“外戚的疏远亲属，有什么可回避的？”

译公弼首先论奏说：“臣下结党同类、攻击异己，舍弃大公之道，执着一偏之见；这种弊病不除，臣恐怕各分曹属、排列敌对，彼此更加窥伺，暗中像仇敌一样，这不是朝廷的福分。那些只图私下交结、不安于职分、轻视朝廷、欺罔君上的人，臣身为执法之官，应当替陛下攻击他们。”他和谏议大夫张克公交互上疏，论列蔡京的罪恶，认为蔡京擅自施威施恩，权势倾覆朝廷内外；滥行赏赐以损害国用，轻易授予爵禄以收买私恩；把财利说成有余，实际上都是发表荒诞欺妄、务求夸大的言论来兴办事情，肆意造成骚扰；援引小人结为朋党，借助姻亲使党羽布满要职；以至于勾结豪民，兴置产业，役使天子的将作监修缮自己的宅第，使用县官的船只运输华石，完全没有尊奉君主、保护百姓的心思，只有扩充自己、经营私利的计谋。他名义上说是祝祷圣上长寿，实际上修塔来壮大临平山的形势；假托灌溉民田之名决水，以符合兴化堤的谶语；甚至把法名定为‘退送’，把门名定为‘朝京’，导致妷俣上告变乱，却谎称患心病；接受孟翊的虚妄言论，竟授给他官爵。赵真想用妖术辅佐他，张子成私下议论他的奸恶，使远近震动，听到的人无不寒心。” 这些事情都足以迷惑天下，而且是危害最大的。如今星象再次出现，明白地显示了天意；如果不是上天警醒陛下，难道是人力能够做到的吗？臣希望陛下顺应民心来奉承天意、体行天道，施用刑法，昭白蔡京的罪行，以解除天下人的疑惑，并作为臣下的警戒。蔡京被罢去宰相之职，以三师官阶退居私第。公弼仍不断论列，蔡京于是退休。公弼也被任为兵部尚书兼侍读，以枢密直学士身份任扬州知州，调任襄州，改任述古殿直学士。蔡京再次任宰相，户部侍郎陈彦文说：‘公弼奏报襄州牙校转运般运损坏官物、破败家业，是在诋毁先烈。’蔡京担心徽宗知道公弼的姓名，只说是襄州官吏，请求把他流放治罪，于是公弼被任为秀州团练副使，安置在台州。不久，因皇太子赦令，提举崇道观，去世时五十五岁。公弼起初名公辅，后来赐名为今名。附记说：张克公，字介仲，是张耆的曾孙。考中进士，大观初年升任监察御史，迁任殿中侍御史、起居舍人、右谏议大夫。因星变，与石公弼交互上疏论蔡京罪恶，蔡京于是退休。政和初年任兵部侍郎，升任御史中丞，论列张商英十条罪状，张商英被罢去宰相之职。” 政和二年，任吏部尚书兼侍讲，去世后追赠资政殿学士。克公敢于直言论事，没有什么回避。已经论奏罢免蔡京后，蔡京又任宰相，克公多次请求离职，但徽宗不允许。蔡京嫉恨他，他又不能升迁，担任尚书总共七年。黄葆光，字元晖，是歙州黟县人。年少时成为孤儿，专心刻苦求学。崇宁初年，朝廷派使者渡海抚谕高丽，使者和副使征召他同行，他补授官职，调任齐州司理参军。近臣推荐他的才干，召任太学博士，升任校书郎，又升任监察御史。任左司谏时论事切直，不久任符宝郎，升任侍御史。防【原文疑为‘方’】归来时，辽人李良嗣撰写《北夷录》《平夷书》，谋求进用。朝廷命秘书丞黄葆光上疏，论说有五件不可，大意认为：李良嗣凭凶险狡黠、忿怒暴戾的资质，触犯辽人不可宽宥的罪行，逃亡沙漠，能够免死已经足够；如今妄自撰写《平夷》等书，万一言语泄露，导致产生嫌疑，祸患不小。秘书省是收藏图书的地方，却让李良嗣任职，会有损国体。当时三省、枢密院的官员混杂冗滥，葆光说这不是元丰旧制。如今奉行入仕的人便越过序班品秩，几乎等同执政，轻视名器，损耗国用，没有人敢追究，官吏强而官府弱，从来没有这样。徽宗嘉许并采纳了他，于是凡非元丰法令所载的，一概罢去，省下太常、太府的费用，每月计算达数万。又说太平日子长久，人心容易奢侈，近年朝廷每有施设，通常都以称职为由加官转阶，请求凡属酬劳奖赏、减年资等事，都依照格令办理。”},{ 他又说，朝廷内外都不知道遵守既成的法令，任凭个人意愿曲解法令；一有奏请，往往援引成例来破坏条文，或者直接上陈请求，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恩惠就归于私家，否则怨恨就归于朝廷。此风日久，人们便毫无忌惮。他又说，君主尊贵如天，臣下卑微如地；刚健是君主的德性，君道不可屈曲；柔顺是臣下的常道，臣分不可亢越。如果屈己求合，就是损伤仁德，不是驾驭臣下的方法；如果矫饰亢直以求伸张，就是犯越臣分，也不是尊崇君主的方法。徽宗命近臣在殿中宣读他的奏章。自崇宁以后，增设兼领职务的机构，俸禄供给没有限度，葆光多次论述其弊端。徽宗命蔡京裁定，蔡京专横放肆，便假意请求将这些机构一概废除，以此激怒士大夫，朝廷舆论果然沸腾。葆光说：“像礼制局详议官有七员，检讨有十六员，制造局有三十多员，难道没有一两个可以裁定取舍，以符合明天子的旨意吗？”后来有一天因入宫应对，徽宗以旱灾为忧，葆光退下后上疏说：“陛下的德行足以感动上天，恩惠足以感化人心，忧劳勤勉而又戒慎恐惧，反省自身以求达到治平，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却不能感召和气，这正是臣不能不怀疑的地方。” 臣曾经抬头观察天意，俯身考察人们的议论，并从旁考察古今君臣相处的情形，探求导致阴阳变化的原因。”于是长叹说道：“君主有屈己以接近臣下的心意，而臣下没有归美于君、报答君上的意愿，就能导致阴阳变化；君主有慈惠恻隐的心意，而臣下没有柔顺敬奉、恭敬承受的意愿，也能导致阴阳变化。陛下恭敬节俭、敦厚朴实，以身作则率领天下；臣蔡京却以奢侈铺张超过制度，这不是彰明君臣名分的做法。陛下以继承先王先帝事业为心愿，蔡京所施行的却背离元丰年间的法度。陛下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损益，以追崇先帝的功业；蔡京强悍专断，不肯承受并遵行陛下的德意。加上太宰郑居中、少宰余深首鼠两端、畏缩回避，不能承担天下的责任。这就是天气下降而大地不能应和，大臣不能崇尚德行来回应陛下所求的情形。”奏疏送入后，葆光被罢职，出任知立山县。不久，又安置于昭州。宣和年间，以职方员外郎被召，尚未到任，便任主管太平观，出知处州，升任直秘阁，去世，享年五十八岁。葆光天性刚正，崇尚气节，善于论事，文章防文切理，不因横议而改变。正当蔡京权势显赫、台谏官不敢进言时，只有他竭力排斥蔡京。当时的舆论都推重他。

译崔鶠，字德符，是颍州阳翟人。考中进士，任凤州司户参军、筠州推官。徽宗因日食下诏征求直言，崔鶠上书，认为陛下有忠臣却不能明辨，有邪人却不能斥退，这是陛下的过失。臣私下奇怪，陛下左右的臣僚中，有人指称元祐年间的臣子为奸党，这些人一定是邪人。所以前宰相司马光，陛下左右的人认为他是奸臣，而天下人都说他忠诚；如今宰相章惇，陛下左右的人认为他忠诚，而天下人都说他奸邪，这是什么道理？司马光历事四朝，以忠信正直宽厚闻名于华夏，敢于直言、正色立朝，奋不顾身，即使古代名臣也没有谁能远远超过他；却把他称为奸臣，这是欺骗天下，也是欺骗后世。一个人可以欺骗，天下和后世却不可欺骗。至于章惇，他阴险狡诈、险恶狠毒，臣不能完全了解，只是奇怪天下士大夫都称他为“惇贼”。他贵至宰相，成为众人瞩目的人物，天下人却直呼其名，又指称他为贼，难道不是因为他辜负君主恩宠、玩弄并窃取国家权柄，使忠臣痛恨愤怒、义士不服，所以贬低他的身份而直呼其名，又根据事实称他为贼吗？京城有话说：“大惇小惇，殃及子孙”，说的是章惇和御史中丞安惇。太阳属阳，象征君主和君子；遮食太阳的是阴，象征臣下和小人。发生日食，就是臣下侵凌君主、小人胜过君子。消除灾异有三种方法：一是选择贤人，二是顺应百姓，三是顺应时势。希望陛下敬畏上天的威严，听从明确的天命，独自掌握乾纲，清楚辨明邪正，不违背经义，不使民心郁结，那么天意就会消解。徽宗看后认为说得好，任命他为相州教授。蔡京掌权后，列举元符年间上书的人，分为正、邪两类，各分三等；把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列为正等，把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列为邪等。崔鶠被列入邪等，停罢现任官职。过了很久，调任绩溪县令，因病免职归乡。起初居住在汝州郏城，闭门退居十多年，无论贵贱、长幼，全都尊敬并以他为师。宣和末年，任宁化军通判。朝廷认识到他的贤能，召任殿中侍御史。他到任时钦宗已经即位，改任右正言，立即上章请求斩杀蔡京，以向天下谢罪，作为万世乱臣贼子的警戒。谏议大夫冯澥上章议论政事，崔鶠指出他的错误说：“冯澥说熙宁、元丰年间士人没有不同意见，这是太学兴盛的表现，这是奸邪之言。从前王安石掌权，排斥异己，当时富弼、韩琦、司马光、吕公著、吕诲、吕大防、范纯仁等名臣，都因持有不同意见而被斥退。” 普通士人，谁敢发表不同意见呢？士人携带策书、背着书箱，不远千里，到学校游学。”他们的意思不过是求取仕宦罢了。王安石创立三经之说，采用他的学说的人就得以入仕，不采用他的学说的人就被黜退，于是天下人纷纷雷同，不敢表示可否。逐渐发展到今天的大乱，这就是没有不同意见所造成的结果。又说：崇宁、政和以来，博士先生们习惯于党同伐异，各自立说；依附王氏之学的，就诋毁元祐之文；信奉元祐之学的，就讥刺王氏之说，这尤其是欺骗蒙蔽。自蔡京掌权以来，用军队的法令来驾驭士人，大小相互制约，内外彼此管辖；只要容纳不同意见，身处其中就会牵累上下。学官用黜免、废锢的刑罚对待他们，在这样的时势下，博士先生们哪里敢讥刺王氏之学呢？冯澥的欺骗蒙蔽由此可见。欺骗蒙蔽的话公开流行，真实情况就被隐没了。崔鶠连续上疏极力论说，朝廷内外一时都一致推重他。后来他因病请求退休，于是以直龙图阁提举崇福宫，尚未接受任命便去世。崔鶠有古学根底，文章雄健深厚，诗作清峭，学者都称誉他。《东都事略》卷一百五。《史部·别史类·东都事略》。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