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四集巻二十一

译理学论。所谓“理”，说它大，天地也不能承载；说它小，天地也不能割裂。它分散在万物之中，最终归于一体。内在不超过也不低于恰当的中道，在日常生活中平常地显现于事物之中的，就叫作理。上天赋予人而成为人的本性，顺着本性而行便是道，这是性命的自然状态。圣人修养它、彰明它、推行它、教导它；对于不齐整的使之齐整，对于过分的加以抑制，都是遵循天道而尽自己的本性。如果不通过格物致知，穷究事理的极致，即使理就在眼前，也不能认识它。自宋代儒者兴起，才有“理学”的名称；到了朱子，能够把它扩充发扬，才算是理明道备。后人虽然纷纷发表议论，总也不能推翻万古不变的正理。所以学习的人应当在致知格物中循序渐进，不可越级。有一件事，就必然有这一件事的道理；有一件物，就必然有这一件物的道理。从这里推究下去，自然会有所获得。探求它而流于过分，不能得到它的道理；探求它而流于不足，也不能得到它的道理。只有守住中道，才是没有私心；没有私心以后，才能得到正确的道理。先天后天论。《说卦传》说：“天地确定位置，山泽互通气息，雷风相互迫近，水火彼此不相伤害。”这是伏羲的卦。万物从震卦出，震在东方。以下才是文王的卦。这里没有分清先天、后天的区别。到了宋代邵子才有这种说法，但也不能把它全部传下来了。从汉代到明代，解释《易经》的不下数百家，论说纷纭，各自把自己的见解当作正确。邵子精通数，所以数理有根本；程子明白义理，所以义理有依据。只有朱子卓然与众不同，判定邵氏的说法正确，同时兼取卦象、数理和义理，所以六百年来一直实行而没有弊病，也不曾把先天、后天之卦分剖开来。后世儒者各自建立门户，彼此批驳，吹毛求疵，始终没有确切见解。《易经》上通天文、下察地理，无所不包；大的涉及性命，小的涉及隐微，变化无穷，神妙难测。宋儒有人说：“老子得到《易》的体，孟子得到《易》的用。”我认为，得到《易》之体的人，是把它归于自己的私见；得到《易》之用的人，是把它的道理归于公正。所传授的不同，所受领的也不同。再说先天、后天的理法和卦象自然的妙处：先天乾在南方，而后天乾在西北；先天坤在北方，而后天坤在西南；先天离在东方、坎在西方，而后天离在南方、坎在北方。有的取自卦体，有的取自卦画，有的取自爻象，有的取自方位。后世精通数理的人，往往用数来配卦；河图、洛书的总数是天地自然的规律，凡是有数的都无不与之相合，所以即使极小极微的事物，也都可以借用天地自然的规律来说明，然而仍有达不到的地方。专门论理的人，则用义理来配卦，凡是刚柔、公私都归入卦爻，却不询问数与象的根源。后来的学者也各随所好来学习，因此不明白未画卦以前的大意。《系辞传》说：“君子所居而安的，是《易》的次序；所乐而玩味的，是爻辞。平居时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观察变化、玩味占断，因此得到上天的保佑，吉利而无所不利。”朱子说：“伏羲以前都没有文字，只有图画。”实在应当深深玩味圣贤的深意，必须追究卦画；追究卦画，必定有它的由来。又看见宋儒说：“明白《易》的人不谈《易》。”其中还有一层深意，我也不能解释。朕平素读书，留心经史，实在是为了治理之道，不同于读书人议论是非、寻章摘句的用途。因此写下这篇论说，勉强成文，惭愧文采不足。同声相应论。《易经》说：“同样的声音互相应和，同样的气息互相求合。”这句话虽然是解释《乾》卦九五爻的，实际上却无所不包。分开来说，就是云跟随龙，风跟随虎，干燥之物趋向干燥，湿润之物趋向湿润，各按同类推求。推广到言语，善言一出，千里之外也会响应；不善之言一出，千里之外也会背离。这是九五、九二处于当位时的道理，圣人由此知道同声相应的缘由。至于五音六律，彼此互相生成，古人考察其中声的实际情形，发现有彼此调和、声音相应的关系；其中本有天然、简易而明白的地方，只是近世已经不能详细了解了。我论说同声，便说：从黄钟之宫依损益之法推演到尽头，阳律阴吕各自得到自身所生的音，反复循环而归还，隔八位相应，这就是同声。以甲乙的和声来说，又可以说黄钟与五倍之下的音相和。推广开来，声音的相应并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如果有意追求相同，而道理本来不能相同，就如孟子所说“物不能齐”；至于道理相同的地方，则存在天地阴阳、刚柔、消长的规律。因此不必等待人为求同，声音自然会相同；不必等待人去作为，自然就会有相应。所以说“同声相应”。如果不是至理必然相应，就难免受到“刻意求巧反而日益拙劣”的讥诮。序。《性理精义序》。朕从幼年到如今，六十年来从未稍稍停止研读经书。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以来，圣贤相互传授的，不过是关于本性的道理罢了。宋代儒者开始有“性理”的名称，使人知道穷尽本性的学问，不在别处，只在遵循义理。因此朕深深喜爱典籍，对讲论义理的文字尤其留心。临朝治理日久，玩味得越来越深，用它来体察身心、验证政事，确实知道其中道理不可改变。前明编纂《性理大全》一书，颇可说是广博完备了，只是收取过于繁多，相互雷同的内容很多。凡是流传于世的性理诸书，不下数百种，朕实在为它们彼此矛盾而感到困扰。于是命大学士李光地加以诠释，进呈供朕阅览；授予他编纂的宗旨，减少门类，摘取大要。这样既使诸位儒者的阐发不夹杂支离芜杂的内容，又使学习的人查阅探寻时不苦于繁重。至于图象、律历以及性命、理气的根源，前人未能充分阐发的地方，朕也时时以自己的意见加以折中。书名叫《性理精义》，颁行天下。读这部书的人，自然会有所认识。

译《朱子全书序》。唐虞夏商周的圣贤相继出现，从来没有不重视文字的。文字的重要，没有超过五经四书的。每当考察古今，凡是能够流传于世的，历代都不乏其人。秦汉以来的文章议论，无非是顺应时势制定措施、讽谏君主陈述事情、纠正过错谬误、补救偏失弊病的办法罢了。至于文辞雄健、辞藻华丽，古人已经有了定论，朕哪里敢说什么？但有的文章不偏向刑名法术，就偏向个人爱好；不偏向杨朱、墨子，就偏向佛教、道教；不偏向辞章文采，就偏向怪诞之说，都不接近王道的纯正。朕年轻时很喜欢读书，只把广博、华美、丰富作为追求，把刚勇、武备作为作用。康熙三十五年，天山告警，朕亲自披甲戴胄，率领数万子弟，深入不毛之地和沙漠，经过缺水的瀚海，指挥自如，击破敌军使其无一幸存，不到一百天便凯旋，可以说是胜利了。后来有所领悟，便问自己：战争可以穷尽吗？武力可以滥用吗？秦始皇、汉武帝都是英明的君主，却因为一定要取胜而没有留下好名声，有的甚至不能保全自身，难道不是因为好大喜功、走上与祸乱相同的道路吗？所以朕早晚勤勉，思考如何使远方柔服、使近处归附。不是先王的法制就不能采用，不是先王的道路就不能实行。反过来从自身的身心考察，再从经史中求取，手不释卷，经过几十年，才得到宋儒的确实依据。即使汉代的董子、唐代的韩子，也都懂得天人之理，却没有达到孔孟学说的深源。到了邵子，玩味探索河图洛书的道理和性命的幽微，推演先天、后天的数理，确定先甲、后甲的考订，虽然著述没有全部流传，义理也已经显明了。周子阐发无极而太极，又著《通书》，他的学说传授是有来由的，就像星辰系属于天空，各自有自己的位置，不能遮掩。至于他光风霁月般的胸襟气度，又不知是怎样的境界。二程充养德性有道，经天纬地的德行，聚集各种顺理之事来侍奉君亲，前代儒者已经称诵过了。至于朱夫子集大成，继承千百年来中断的学问，启发愚昧，建立亿万世不变的准则；穷究事理以达到知识，反省自身以实践其真实。解释《大学》有明确次序，从致知直到平天下，从彰明德性直到止于至善，无不启发后人、教导后来者。《大学》第五章，他从断简残篇中加以补足，并以一旦豁然贯通为要旨；即使圣人再生，也一定不能超过这里。询问《中庸》以此命名为篇的意义，就是不偏不倚、不过不及之义，以及未发、已发之中的道理；这些都本于“时中”的“中”，是先贤所不能达到的。至于《语》《孟》，则逐篇讨论，都是关于内成圣人、外成王业的心法，传给世间。人心所关涉的事情，并不细小。至于五经，则依据经文来取得义理，理正言顺，和平宽宏，不是后世浅见可以轻易议论、相提并论的。至于忠君爱国的诚心，行动、静止、言语、沉默中的敬慎，在文章言谈之中，全都是天地的正气、宇宙的大道。朕读这些书，考察其中的道理，不凭这些就不能知道天与人相互关系的奥秘；不凭这些就不能使万邦安定如坐衽席；不凭这些就不能把仁心仁政施行于天下；不凭这些就不能使内外成为一家。读书五十年，只认识到朱子一生的存心和行事，因此不顾粗鄙无文，汇集各书中凡是属于朱子的一句一字，命大学士熊赐履、李光地这些平日留心理学的人，汇编成书，取名《朱子全书》，用来准备夜间勤学。虽然还不能达到少犯过错的境界，也算是自己勉励履行君亲责任。朕又想到，朱子的道理，五百年来没有人争辩是非，凡有血气的人都受到它的益处。朕一生所学，是为了治理天下，不是读书人坐观空谈、建立议论的《易》道。朕汇集朱子的书，唯恐后世说朕借朱子的书为自己扬名，所以只是恭敬地述说而不自行创作，不敢加入自己的议论。常常看见元、明直到我朝的著作讲解，远远比不上朱子，却各自发表自己的见解，其中往往夹杂驳杂之说，反而玷污了宋儒的本意。何况天下极其广大，兆民极其众多，地图所载的地域极其遥远，开拓的土地极其广阔，各国外藩风俗不同，爱好各异，顾此失彼的忧患，不可不加以思考。如果想靠智谋去笼络人心，就像挟着泰山跳过北海一样困难；依靠中正、仁义、老成、宽厚、诚信，似乎才接近于此。凡读这部书的人，希望能体谅我的志向不在空洞辞藻，而在最高的道理；不在责备别人，而在责备自己；求取天道而尽到人的事务，使我生时顺从天理，死后安宁，至于能否做到，还不知道啊。《历代年表序》。古代记载事情的书，体例有两种：专门记载一件事而详述其始末的，是《尚书》的体例；按年代编排而贯通记载一个时代事情的，是《春秋》的体例。自从汉代司马迁撰作《史记》，完全改变了《尚书》《春秋》的体例，后世写史的人都以它为师。然而它的法则实际上并没有超出《尚书》《春秋》。本纪、世家，就是《春秋》贯通记载时事的体例；八书与列传，就是《尚书》专门记载一事的体例。所谓年表，又是编年体的变例。历代史书都完备了，而年表大多残缺。康熙四十四年春，朕南巡吴会，有位儒生龚士炯进献他所编的《历代年表》若干卷，起自陶唐，终于隋代。朕惋惜他用心勤勉而事业没有完成，于是命侍郎周清原、内阁学士王之枢续编，到元至正年间末年为止，共一百卷。它的体例仿照各史，但略有不同：各史的表各自分为一类，而这部编书则把王侯、宰辅以及外藩分层附列在帝纪之下；各史的表只记载废置、朝会、征伐等大事，而这部编书则每件事都加以联系记载，这就是它不同的地方。由于时代久远、文字繁多，朕亲自加以裁定，又考订三元甲子，编成年表一卷，列在书卷的开头。过去宋代袁枢撰作《纪事本末》，朱子认为它同《资治通鉴》互相表里，也如同左氏之于《春秋》：既依据经书作传，又另作《国语》使内容互相错综。由此可知，记事的书不嫌体例广泛，因为历代久远，事物纷繁，读者容易遗忘，所以另立一种体例来提纲挈领，使内容更加详尽。这部编书的写作，也是为了补备史书的一类罢了。《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四集卷二十一。钦定《四库全书》。《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四集卷二十二目录。序。《御选唐诗序》。《康熙字典序》。《月令辑要序》。《周易折中序》。《春秋传说汇纂序》。《福建总督范承谟画壁集序》。钦定《四库全书》。《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四集卷二十二。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