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巻三十

译博约一贯论 我曾广泛考察各种典籍，深入探究其中的旨趣，看到圣人的道理，散开来广泛包罗天地之间，收拢来则深藏于极其幽微之处；它开始于民情、万物、象数的繁多，最终达到穷尽神妙、通达变化的境界，无一不是学问，无一不是道理。只看见它散开的方面，却不知道它所以收拢的根本，就会穷究广大而失去安身之处。至于寂灭之学，既然已经抛弃一切，那么它所收拢的又是什么呢？这两种失误是相同的。过去孔子经过周地向老子问礼，老子晚年返回鲁国。孔子删定、撰述六经，把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的礼乐法度、当时的贤人君子、百家之书、各种技艺、列国之内和九州之外的事，无论宏大纤细、明显隐微，没有不竭尽记载，广泛听闻而洞悉其缘由的。当时登门求学的弟子中，多数不能认识他这样做的缘由。所以孔子曾对子贡说：“你以为我是因为学得多、记得多才这样的吗？”子贡说：“是的，难道不是吗？”这仍然只是知道孔子之道学问广大博杂，却不知道孔子是用一个根本把一切贯通起来的。关于博与约的论说，开始于颜氏，后来由子舆氏阐明。颜氏说：“用文章使我广博，用礼仪使我约束。”孟氏 说广泛学习而反归于约束，又说守约而施行于广博；其中说得最明白的是：“万物都完备于我自身，反躬求诚，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只有万物都完备于我，若不穷尽天地化育万物、人物繁衍变化的道理，就不足以完全发挥我的本性；只有反躬求诚，若稍有失容，礼就会因此废弃；稍有失言，礼就会因此违背。广博而达到天下归仁，约束而落实在视、听、言、动上，那么所谓赞助天地化育、与天地并立，又怎么会在反躬自省之外呢？《洪范》叙述五行、八政、五纪，都是治理天下的大法，但它的关键仍在考察视、听、言、动之间，从而防止失于明察聪听，终于使雨旸寒燠得到相应。由此说来，《雅》《颂》、经书、曲调、《易》的卦象和《春秋》，已经极其广博；反过来从根本上求取，难道会有不同的旨趣吗？有人把浏览涉猎、强行记诵当作博学，这不是博；有人把虚无寂灭当作高尚，这不是约。《大学》说明德、亲民开始于格物，齐家、治国归结于修身；这就是圣贤所作所为彼此契合的道理。王道亲近百姓论 我曾读史书读到鲁国伯禽报告政务的故事，深深感叹古代圣人治理天下并没有别的道路，只在于顺应百姓的心罢了。周公说：“政令若不简易，百姓就不会亲近；平易近民，百姓一定归附。”这话深刻啊！不是圣人，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百姓虽然极其愚弱，却没有一个不怀有自己的愿望；顺应他们，就容易同他们一起治理；违背他们，就会一天天走向非如此不可的地步。圣王知道这一点，所以顺应百姓的愿望，成全他们的生计：给他们田地、住宅以及种树养牲畜的资助，教导他们农桑和衣食的方法；按时征发劳役而不耽误农时，常常给予补助而爱惜他们的力量。又想到百姓没有不喜欢善、厌恶恶的，于是顺着他们父子兄弟之间的亲爱之情，激发孝顺、友爱、婚姻和睦的良好习惯；在乡党学校中教导，在庠序中申明，使愚钝的人安于穿蓑衣务农，妇女给丈夫送饭，丈夫白天除草耕作，夜晚搓绳纺织，终年勤劳而不觉得辛苦；其中优秀的人则放下农具而专心诗书，穿戴儒雅服饰，每日沉浸在俎豆钟鼓之间而不自知。有人不遵从，就制定法制使他们整齐有序，设立刑罚来督促警戒他们；但总的来说，都是让他们明白有些事不得不这样做，而不是专靠法刑作为使人迁善去恶的工具。唐尧、虞舜时代，除了恭敬地施行五教之外，流放、迁徙、居住和刑罚大多只是有这些名目而很少真正使用罢了。所以皋陶称赞帝王的德行说：“面对臣下要简易，统御众人要宽厚。”又说：“好生的德行，融入了百姓的心，因此他们不触犯官府。”百姓达到不触犯官府的地步，治理就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而这实际上是受到好生之主的德行感化，这难道不是采用简易和宽厚的效果吗？到了夏、商、周三代以后，汉文帝、唐太宗都遵循这条道路，所以一时之间几乎达到了刑罚废置不用的境地。其他有些英明苛察的人，或流于拘束烦琐；有些综合考核过细的人，或陷入繁密苛刻，法令越来越繁多，逐渐导致衰败和动乱，这都是没有明白简易亲民之道的缘故。《易经》说：“简易就容易使人了解，简约就容易使人遵从；容易了解就会使人亲近，容易遵从就会取得功效。”《大学》所说的絜矩之道，以自己所喜欢和厌恶的事作为准则；孟子探究获得民心的根本，也归结为把所喜欢的施加给百姓、不要把所厌恶的施加给百姓。综合推求圣贤的各种说法，总不外乎以百姓的心意作为准则。这样说来，简易是亲近百姓的实际内容，而亲近百姓就是王道的根本吗？事业广博只在勤勉论 听说天在上运行，四时就不会失常，一年的功业也就完成。因此自天地开辟以来，阳气变化、阴气会合，屈伸往来，没有一刻停止过。于是气化周流，养育万物，使高下不同、分散各异的万物都各得其所，这是由于运行刚健的缘故。代替上天治理万物的人，也不过如此罢了。《周官》告诫卿士说：“事业广博，只在勤勉。”即使虞帝朝廷上相互唱和、交相赞美，也说：“率先兴办事务，多次省察，才会成功。” 《尚书》又说：“不谋划怎么会有收获？不作为怎么会有成就？” 圣贤的话，前后本来是一致的。国家考察古制设置官职，虽然职务有繁简、品秩有高低，但设置一个官职，就必然有一个官职应办的事务；规章等待整理，吏员以它作为言行的准则，百姓看着它来接受督率，总没有不靠勤勉奋发而成功、因懒惰苟安而失败的。古代的官箴说：“卿大夫早朝考察自己的职务，白天讲习各种政务，傍晚安排自己的事业，夜里治理家事，然后才休息。”这难道不在于能够勤勉吗？只有勤勉，才能预先准备；预先准备，临事时就有宽裕从容的状态，不会被繁重事务困住。只有勤勉，才能审慎明察；审慎明察，处理事情就有洞察机先的明智，不会陷入昏暗迷乱。只有勤勉，志气才会日益更新，可以振作懒散庸碌的习气；只有勤勉，心思才会日益运用，可以产生有智慧、有勇气的人才。用它处理政务，官署就没有荒废的事情；用它面对百姓，百姓就不会失去职分。事业之所以广博，大概就在这里。这本来是各个官署、各种职务共同如此的道理，何况卿士是振纲提领的人，更应当自我勉励。推广开来，士、农、工、商各行都有自己应当勤勉的事业。士人不勤勉，学业就会衰落，每天走向荒疏浅陋；农民不勤勉，耕种和收获就会错过时节，八口之家便不能吃饱；工匠和商人不勤勉，店铺里的事业就会荒废，贸易迁运的功业就会松弛，也就没有办法牵车驾牛，运来丰厚的货物。还怎么能希望事业成功呢？我曾读古人的话：“从早晨直到太阳偏西，没有空闲吃饭。”又说：“不把尺璧看作宝物，而把一寸光阴看作宝物。”实在只是“勤”这一句话，贯通贵贱上下而使他们归于一致。所以我因而把这些道理论述出来。

译廉洁清静论 我曾读汉代诏书，其中说：“官吏不廉洁公平，治理之道就会衰败。”又说：“庸俗的官吏矫饰强横，外表似乎正确，实际上却不像安静的官吏那样诚恳朴实、没有浮华；每天计算似乎不足，按一年计算却有余。”说得好啊！廉洁清静，是立身行事的大原则，是处理事务、治理万物的重要道路。凡是求学的人都应当如此，何况那些作为臣下登记姓名、献身任职、面对百姓的官员呢？礼义廉耻，是管子所说的国家四种纲维；廉只是四维之一罢了。然而没有掌握礼、遵守义、知道羞耻而能够不廉洁的。官吏一旦有了贪私的实际，才会更加看重廉洁的名声，所以尤其以廉洁为贵。为什么呢？廉洁，就有所不取；有所不取，就有所不做。凡是无礼、无义、无耻的事，都是不做的。官吏如果廉洁，就会奉行法令来使百姓得利，不枉法来侵害百姓；守住官职来勤劳为民，不败坏官职来残害百姓。百姓安定，官吏也就称职了；官吏称职，天下就治理好了。所以官吏尤其以廉洁为贵。有所不取叫作廉洁，有所不做叫作清静。只有廉洁才能清静，从来没有不廉洁而能清静的。既然能够廉洁清静，就有所不做，然后才可以有所作为。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实行起来一定要努力；凡是有害于百姓的事，革除起来也一定要努力。政事得到治理、百姓得到安定，无不是清静的表现。难道安闲自得、只顾自己、保全利禄而不顾百姓事务，也能叫清静吗？所以凡是博取安静名声的人，不能说他真能安静；正如博取廉平名声的人，不能说他真能廉平一样。古人说过：“古代的清廉勤勉，是为国家修明政事；今天的清廉勤勉，是为自身修饰名声。”为国家修明政事，是忠于君主；为自身修饰名声，是偏私于自己。臣下侍奉君主、君主对待臣下，究竟应当看重忠于君主，还是看重偏私于自己呢？所以希望天下官吏都成为真正廉洁的人，这样才能成为真正安静的官吏。这件事长久以来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因读汉代诏书，便写下这篇论说。论用兵 战争，是不得已才使用的手段。孙子说：了解自己，也了解敌人，就能百战百胜。了解自己已经很难，了解敌人更加困难，何况处在塞外荒远的地区，侦察也达不到，凭什么知道道路远近、人口多少、山川险要呢？汉代开拓边疆，史书称为最远，但耗尽数十年的兵力，得到的土地没有防守，最终仍不能消灭那些族类，而中原的财赋也困乏了，为什么呢？这是穷兵黩武的缘故。我国开创基业广大，各部蒙古无不臣服，风土疆域都可以按籍查考。近来噶尔丹掠扰边疆，出兵讨伐他的罪行，他所处道路的远近、人口的多少、山川的险要，我本来就已经熟知。去年春天，我将亲自统领六军出征，召见勇略将军赵良栋，询问方略。赵良栋说：“老臣没有别的才能，平日用兵只是精神集中贯注于事前罢了。”我三次亲临沙漠，无论事情大小，都亲自筹划，往往用一己的精神统摄万事，行动都合乎先机，终于消灭了渠寇。每当想起赵良栋的话，都觉得确实正确。近来消灭噶尔丹的道路有三条：国家正当兴盛之时，天下安宁，外藩倾心归服，唯独噶尔丹妄自逞凶顽抗，难道不是自己招致灭亡吗？这是我军得到天时。朔方沙漠虽然辽阔，但河流原野的险要之处，哪里可以进兵，哪里可以形成犄角，都清楚得如同指掌，这是我军得到地利。军队像雷霆般行动之际，铠甲兵仗由宫中颁发，粮饷从公府支出，从未轻易劳烦民力；禁军平日训练养成有素，个个踊跃奋发，这是我军得到人和。既然了解自己，也了解敌人；上面符合天时，中间取得地利，下面又得到人和，那么到哪里去会不能取胜呢？古人说：“战争是用来平定祸乱、收敛暴行的。”如今暴乱已经平定，兵器铠甲也暂时收起。我默坐在行营中，回想过去，姑且叙述这些事情，以表示安定时不忘危险的心意。然而振作精神、集中神思，难道只有用兵之道才如此吗？

译论停止用兵、安定百姓 一次劳作而使天下永远安逸，一次勤勉而使战争永远安宁，不是有大志向和大谋略的人不能做到。一般人习惯于平常状态，突然遇到事情，必定苟且谋求眼前的安定，不制定长治久安的策略；即使暂时取得一时的安逸，最终也会因循拖延，发展到不可收拾，往往事后才后悔，这确实有什么用呢？我自登基以来，留心机要政务，每当遇到重大政事，就深思熟虑地谋划，以果断坚决来处理；事情开始时未尝不慎重地三思，但关键只是把安定百姓作为念头。自从过去平定三藩之后，我培育滋养国家元气，想把百姓安置在安稳舒适之中，从未轻易谈论用兵。近来厄鲁特噶尔丹妄自逞凶顽抗，背弃誓约，侵犯我外藩封地，暗中进入我北方沙漠；再三晓谕，他仍不知道悔改，不得不对他用兵。议论的人都说：“蛮夷处在荒远之地，对他们采取不治理的办法，古来只有驱逐他们罢了，防守他们罢了；远道劳烦军队，未必最终能够消灭他们。”我想到我朝的规模与前代不同：我朝蒙古四十九部排列居住在塞下，长久奉行臣服进贡。如果任由他蹂躏而不加以保护，不仅会失去外藩的心，还恐怕会养痈成患，祸患蔓延边境；不如早作谋划。于是整顿军装，亲自来到极远的沙漠，已经大败噶尔丹后，冬天又再次进入遥远荒僻之地，乘机剿灭或招抚。噶尔丹困窘地苟延残生，派人来求饶，他的意图是拖延我军，以便逃脱；我心里知道，却不忍违背他所施的诈术，姑且同他约定日期等待他。到了来年春天，我又亲自越过关塞，远出朔方；已经俘获他的逆子，他还依附栖身于丛林荒野之中，仍未悔改，知道不能用教化劝导，于是命禁军分路追捕搜索。噶尔丹势穷而自尽，他的部下全部平定，漠北万里都归入疆域。从此天下安定，战争不再使用，可以施行教化、布施恩泽，使百姓休养生息。当噶尔丹盘踞在土刺河时，各部蒙古都为之动摇；若不是我毅然亲自统领六军，直捣他的巢穴，迫使他与我军交战，就一定不能挫败他的气势、消灭他的部众。等他败逃以后，若不是严冬再次出兵，长期驻扎塞外，断绝他的去路，他也许会逃奔隐匿到其他地方，使我们再费经营。到了春暖之时，若不是跋涉山川、分路进讨，表示我不怕寒暑劳苦，必定要把他消灭以后才罢休，他还可能支吾拖延岁月，妄想苟且延命。三次行动只要有一次没有果断解决，时机就会错失，军队就会疲惫，必然使我军民疲劳。然而我哪里敢自以为有这样的志向和谋略呢？仰赖 宗 社的福佑，才成就了这件一次劳作而永远安逸、一次勤勉而永远安宁的事业。收起兵器，安定教化，使天下百姓，无论士、农、工、商，都从事自己的事业，享受自己的快乐，难道不是极其令人欣慰吗？所以我用兵，实际上正是为了安定百姓。如今战争停止、百姓安定，我将更加讲求使他们安定的方法，使后人知道我停止用兵、安定百姓的心意。太极图说 《易》的道理包含阴阳，《中庸》论述性与道，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也都兼备了。《易》的道理在一画之前就已经具备，《中庸》的道理根源于天命开始之时。像周敦颐的《太极图》，可以说是精通《易》而贯通《中庸》的著作。《易·系辞》说：“《易》有太极，这产生两仪；两仪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两仪确立以后，生生不息。太极尚未分判以前，这个道理就已经具备，所以所谓“无极而太极”，确实是善于谈论太极的人。 《中庸》说：“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叫作中；表现出来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一定要都合乎节度以后才能称为和，那么有时合乎中节、有时不合乎中节，也就可以知道了。天下人的情感能够合乎节度的常常少，不合乎节度的常常多。不合乎节度就不和，不和就失去了所以成为“中”的本体，也就不是太极本来的体性了。至于情感尚未表现出来时，就没有不合乎中的。因此，人如果能够常常保存未发之中的状态，那么不论情感尚未发出时叫作中，即使已经发出，也仍然合乎中；仍然是太极的本体。这样看来，《中庸》所说的未发之中，难道不就是周敦颐所说的无极而太极吗？未发之中，就是天命所赋予的本性。究其根本来说，《中庸》的大旨不过是希望人完全实现天命所赋予的本性罢了，以至于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这也如同周敦颐所说两仪确立、五气流布、四时运行、万物生生不息一样。而它的根本源于无极而太极，也如同《中庸》所说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其根本源于天命之性。因此，《易》的道理经过《中庸》阐发而更加明白，《中庸》与《易》的道理经过周敦颐阐发而更加显著。所以说，《太极图》可以称为精通《易》而贯通《中庸》。至于它的学说切实具体之处，都符合圣贤关于性与道的旨意。它说“无极的真实，阴阳五行之精华，神妙地结合凝聚”，就是孔子所说的“人的本性相近”，孟子所说的“人性本善”。它说“五种本性受到感动而产生善恶”，就是孔子所说的“习染使人彼此相远，只有上等的智慧者和下等的愚人不会改变”；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已经分别说清楚了。它说“圣人用中正仁义来安定人性，以清静为主，树立人的最高准则”，就是《大学》所说“止于至善、安定、清静”的意义。它说“君子修养它就吉祥，小人违背它就凶险”，就是《尚书》所说“顺从正道就吉祥，顺从逆道就凶险”的意义。自从世上谈论人性的人纷纷各说不一，有人说性恶，有人说人性有善有不善，有人说善恶混杂，而性命的道理不能在天下大明白；有了周敦颐的学说加以订正，才看出道根源于天，而修养实行在于人。像这样，已经明白得可以指认，确实可靠得可以遵循了。这样才真可以说是对这一道统有功的人啊。《小学课士说》

译古代有大学和小学。《尚书大传》说，十五岁入小学，十八岁入大学；班固说，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朱子撰写《大学序》，采用了班固的说法。《尚书大传》这部书，先儒认为是汉代儒生附会之作，这种看法或许有道理。如今在儿童幼年时，就仓促地要求他们学习大学的内容，这同古人求学的方法和设立教育的次序，也相差太远了。古代教人学习和教人耕作，所由之人不同；在左右两旁学习《春秋》，所处的地方不同；洒水扫地、应答进退，详细规定了礼节；礼、乐、射、御、书、数，详细规定了内容。虽然这些制度还可以考察，但其中有些在古代能够实行、今天却难以实行的，也只贵在领会它的精神罢了。所以说到小学的办法，寻求斟酌得最恰当的，没有比朱子所编纂的那部书更好的了。它取用古代圣贤教导人求学的话，再参照《曲礼》《少仪》《内则》的文字，并同前人的言论和往事合编成书。其中内篇，是用来培植根本的；外篇，是用来通达枝条的。至于其中所保存的大义，主要在于教人恭敬。恭敬，是求学的要领，能够兼摄根本和末节，贯通精微和粗浅，彻上彻下的道理都在其中。朕自幼年起，就已经阅读并遵行学习，曾认为求学者如果能够亲身实践、努力实行它，那么这确实是由下学而上达的功夫，实际上同大学相为表里，并不仅仅是初学者用来诵读学习的书。近代以来，主管官员不拿这部书考核士子，士子也不诵读学习它，书册虽然还在，却被束之高阁。朕每每对此深感忧虑，于是特意颁发谕令，定为法令，使天下士子在经书和制举业之外，兼习这部书。主管官员临考试时，也兼以这部书命题考艺，希望天下的学者诵读其中的话，学习其中的行为，把其中的道理落实到日常生活起居之中；在修养自己、治理他人方面穷尽它的道理；浅近处能够尽到人伦，精微处能够通达性命；静时用来完善自身，行动时用来施行于社会。人才兴盛而风俗淳厚，关键正在这里。《乐府说》“乐府”这个名称始于汉武帝，但乐府本身并不是从汉代才开始的。古代所谓乐，就是诗。虞书记载，命后夔掌管典乐，并说：“诗是表达志意的，歌是把言语咏唱延长，声音依循咏唱，音律使声音和谐。”《周礼·春官宗伯》教六诗，说有风、雅、颂，有赋、比、兴，并以六德为根本，以六律作为声音。班固说，周代的诗已经完备，乐器的使用和陈设都记载在《周官》中，所以国子学习唱九德，诵读六诗，学习六舞，八音的和谐，都是这些内容。古诗有三千篇，孔子删定为三百篇，并把它们作为经书；《礼记》又说：“歌唱三百篇，弦奏三百篇，舞蹈三百篇。”由此看来，三百篇诗，孔子都曾配弦而歌，用来探求《韶》《武》以及雅、颂的乐音，所以说古代的乐就是诗。汉高帝经过沛地，作《三侯之章》；当时唐山夫人又作《安世房中之歌》，乐府已经由此开始萌芽。到了汉武帝崇尚文学，于是创作十九章，设置协律都尉这一官职，乐府的名称才正式确立。魏晋以来，历代相继沿用。总的说来，汉代郊祀歌以下的，都是颂这一类；汉代铙歌以下的，都是雅这一类；汉代横吹以及六朝的清商、楚调诸曲，都是十五国风这一类。这些歌词虽然古今不同，正声和变声也不一样，但大体都留有三经三纬的遗意。至于《京洛行》《出塞曲》《雁门太守行》《饮马长城窟》之类，名称很多，有的因事情而缀成文辞，有的借比喻寄托心意，以古雅为主，顿挫深婉，感人至深。汉魏以后，六朝以及唐代人，大多仿照它们的音节创作。到了白居易，又亲自创作几十篇新乐府，用来讽谏当时。韩愈创作《琴操》十章，杜甫也用时事写成乐府体，这就是乐府源流的大概。后代的人由流溯源，学习汉魏诗歌淳厚古朴、简洁淡泊的精神，以求符合诗人温柔敦厚的规范，或许才算对古义有所恰当吧？于是作《乐府说》。《捕蝗说》我曾读《诗经》读到《大田》一篇，诗中说：“除去螟虫、螣虫以及蟊虫、贼虫，不要伤害我的禾苗。田祖有神灵，把它们拿去投入烈火。”由此可知，古人厌恶损害禾苗的虫害是非常强烈的。注释说：“吃禾苗心的叫螟，吃叶子的叫螣，吃根的叫蟊，吃节的叫贼。”古人又说，这四种虫都是蝗虫，但实际并不相同，所以分别解释它们。况且蝗虫的种类最容易繁殖，因此造成灾害往往只在十天之内。水灾、旱灾本来就会损害庄稼，有时遇到收成好的年份，禾稼布满田垄，还可以希望获得丰收；可是蝗虫又出来造成灾害，飞起时遮蔽天空，散开时遍布田野，所到之处把禾黍和禾苗吃光，又迁移到别处。百姓怎么承受得了这种灾害？古人想要消除它的灾害，于是有捕蝗的方法。朕忧念百姓的粮食，日夜不忘，每年冬天就向民间发布命令，让人们在田垄之间先挖出蝗虫的虫卵。因为这种东西，在遗留下来的虫种时除掉容易，在繁殖之后除掉困难；在幼弱时除掉容易，在长大强壮后除掉困难；在跳跃时除掉容易，在飞翔后除掉困难。冬天预先挖出蝗种，正是所谓除恶务必斩断根本。到了不能全部除尽、刚从土里出来、还不能飞远的时候，它们叫作蝻，这时应当挖坑举火，把它们驱赶聚集起来消灭。过去姚崇派使者捕蝗，以诗人“秉畀炎火”的说法作为依据，夜间设置火堆，在火边挖坑，一边焚烧，一边掩埋，大概是承袭了诗人的遗意。又在清晨起来、太阳还没有出来时，露气沾湿蝗虫的翅膀，使它们不能飞翔，这时挖坑驱赶，尤其容易用力。汉平帝时曾下诏，捕蝗者要到官府报验，官府按捕获数量以斗、石计量发钱。朕在内心筹划，务求消除蝗灾，每年命令地方官吏督促农夫，冬天挖出蝗蝻的虫种，不让它们留在土中繁育；有时蝗灾发生，就参照采用古代的方法，多方设法扑灭。根据捕获数量的多少发给钱财，以表示劝勉和赏赐。古人说过：“螟虫和蝗虫，农夫能够捕捉并杀死它们，是因为它们会损害庄稼。”由此看来，捕蝗这件事由来已久。只是自古以来，关键在于治理的人，却没有一成不变的治理方法，只看实际执行得怎样罢了。如果奉行不力，即使小灾也会变成百姓的大患。所以朕详细说明其中的道理，来告示他们。《制砚说》

译盛京以东，砥石山山麓有许多层叠的石头，质地坚硬而温润，颜色青绿而晶莹，纹理灿烂，拿在手中便觉湿润，仿佛汁液将要滴下。有的人取它制作磨刀用具，朕看见后，认为这是很好的砚材。于是命工匠估量它的大小，方形、圆形都依照古代式样，制作了若干方砚。用磨隃糜试磨，远胜于绿端；即使是旧坑所产的各种名砚，也没有能超过它的。于是把它们装在锦匣中，排列在棐木几案上，使朕每日亲近文墨。寒山的磊石，实在是深厚的幸运啊。只是天地所生的材料非常多，未必都能被世人发现和收用。如果这样的石头最终埋没在荒烟蔓草之间而始终无人遇见，岂不是太可惜了吗？朕登极以来，一直想到山林薮泽之中必定有隐伏沉沦的人才，多次下诏征求，并从各方面甄别录用，希望天下没有被遗漏的人才，这或许可以稍稍符合朕爱护培育人才的心意。正好制砚完成而又有感触，因此提笔写下这篇说。解 《四维解》管子说：“国家有四项维系，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他又进一步说明：“礼是不逾越节度，义是不自行进取，廉是不掩盖恶行，耻是不顺从邪曲。”柳宗元撰写《四维论》，认为管子所说的廉，是不掩盖恶行；世人所说的廉，是不苟且取得。管子所说的耻，是不顺从邪曲；世人所说的耻，是以做坏事为羞耻。不掩盖恶行，难道不是因为认为掩盖恶行是不合义，所以才抛弃它吗？不苟且取得，难道不是因为认为苟且取得是不合义，所以才不去做吗？至于不顺从邪曲和以做坏事为羞耻，也都是如此。那么，廉和耻只是义的小节，不能同义并列而成为四维。我曾寻求其中的道理，为此作解释说：从整体上说，一个人如果能够用礼义自我守持，就没有不能用廉耻自我防范的；这样看来，廉耻就在礼义之中。从条目上说，如果一个人把廉耻看作小节，那么已经超越了礼义的大界限；因此说到礼义，就不能不同时说到廉耻。如今有这样一种情况：有人责备别人说：“这个人没有礼义。”那么，那人中贤能的，不能不因此触动内心；而不肖的，也可能并不把这话放在心上。触动内心的，将会勉励自己，更加趋向善；不把它放在心上的，将会认为自己本来如此，安于做不肖之事。又有人责备别人说：“这个人没有廉耻。”那么，其中刚强的人一定会在脸上显出愤怒，软弱的人也一定会在内心感到惊惧。在脸上发怒和内心恐惧，都是内心受到触动、从而勉励自己向善的契机。这是为什么呢？“廉耻”这个名称，比“礼义”这个名称更加切近；“没有廉耻”这个名称，比“没有礼义”更加令人无法安处。所以，谈礼义而又同时谈廉耻，就可以警醒和触动天下人，激发他们向善去恶的心，这就是管子的意思。《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三十一目录 序 《日讲诗经解义序》《日讲春秋解义序》《日讲礼记解义序》《孝经衍义序》《经筵讲章序》《日讲通鉴解义序》钦定《四库全书》《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三十一 序 《日讲诗经解义序》从前，虞廷任命后夔担任典乐官，来教导胄子。起初告诫他说：“诗是表达志意的。”这样看来，诗作为教化的方式，来源已经很久远了。人的性情流露出来，不可能没有寄托，而诗兼备六艺，最适合在讽诵吟咏之间使人受到观感而有所兴起。所以说：“温柔敦厚，是诗教。”自孔夫子删定诗篇以后，三百篇的义理和文采灿然可见：在民间巷里陈述的，叫作风；在朝廷陈列的，叫作雅；在郊庙荐献的，叫作颂。考察其中的赞美和讽刺，善恶的鉴戒就明白了；考察其中的正声和变声，政治的兴盛与衰败就可以判明了。考察它们在宗庙升堂歌唱时、在朱弦象管奏唱叹咏中所表现的情形，祖先的功业和德行也都完整地保存着。千年以后，还能看到江汉遗留下来的风俗，豳、岐一带的旧俗，《关雎》《麟趾》所体现的教化，蒙瞍歌唱《七月》所作的箴戒，天保、鹿鸣在朝堂上酬唱传扬的盛况，清庙、閟宫歌唱《雍》、舞《勺》的篇章，全都依赖这三百篇保存下来，怎么能不深深沉浸并充分领会其中的意义呢？朕曾思考古人建立教训的用意：既然已经有政治教化、典章礼仪、纲纪法度来维系，又要使上下之间相互感通，在幽隐深处受到鼓舞，使人不知不觉地趋善避恶，安闲顺适而自得，这就一定要依靠诗。正如上天生育万物，用太阳温暖它们，用雨水滋润它们，用露水濡润它们，用雷霆使它们肃整，又一定要宣畅八方之风来疏通它们，使它们条达，然后万物才能各自完成生长养育，而没有受到逼迫和强制的弊病。所以，教化达到诗的境界就达到了精微之处，治理达到诗的境界就达到了最盛之境。朕的心志仰慕上古隆盛淳厚和穆的治理，崇尚并奖励诗教，于是命儒臣辑成《诗经讲义》，每日进呈到座旁，早晚阅览。凡是立论，一概以考亭为准，同时广泛搜求义理，兼采注疏，博采名物，也参考《尔雅》。又想到孔夫子平日以雅正之言教人，称引、诵说《诗经》最多；如《大学》《中庸》《孝经》篇末，必定引用诗来咏叹，也是为了显示古人片刻之间都没有离开诗教。朕也希望四海臣民谨慎思考正直的法度，发扬风雅之学，共同进于温厚和平的教化，所以作序并颁行此书。这就是朕深切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