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三集巻十九

译《宋高宗父母之仇终身不雪论》朕在处理日常政务之余，命大学士和翰林院当值官员在南书房，拿出《宋高宗父母之仇，终身不雪论》来写，朕也作了一篇。大学士熊赐履已经把朕的意思写出来了，因为文章意思得体，所以朕就不再另作。众位官员写完进呈后，朕逐一仔细阅看；责备得过分的，不免流于刻薄；坚持自己主张的，也不能没有偏私。文章虽然高雅，却都不是最恰当、不可改变的道理。朕从年轻时就苦心喜爱读书，从未把作文当作事业，何况帝王之学，只在于认识长远而重大的道理，不是儒生讲究对偶、华丽辞藻越多越好。朕读了这些文章，又不能没有疑问，所以勉强提笔，提出自己的看法，再作一篇论说。评论古人的道理，就如同后人看待今人，必须做到中正平和。中正就不会偏颇，平和就不会偏失。责备别人严厉的，对自己就会宽松。对于千百年前所做的事情，用片刻时间评论它很容易；要在一个人几十年的人生中成就事业，却很困难。自古以来，开创基业和守成自有各自的方法。开创艰难，守成也不容易。宋朝开创基业已经一百多年了，徽宗是守成之主，却不能敬天法祖，有图谋。燕地议论灭亡的原因，失误大约有三点。正因为天命将要危急、外患已经深重，即使是孝子慈孙，也无法改变。当时如果能在国家尚未危急时保全国家，在局势尚未混乱时治理它，任用贤能而不三心二意，除去奸邪而不犹豫，内有守卫国家的贤相，外有有谋略、勇敢的将士，那么完全可以一鼓作气消灭辽、金，有什么困难呢？如果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刻，即使有武侯那样的才能，也只能发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感叹，最终只能保全汉室三分之一，偏安于蜀都。又看史册，韩世忠在金山击败金兵，兀术骑马逃走；金山是众目所见之处，难道还能骑马列阵作战吗？南渡的史实讹传，竟到了这种地步。何况金兵击破辽国以后，兵力已经超过万人，强将猛士显然不是宋朝所能抵敌的。备受责备的是不能卧薪尝胆、洗雪父兄母后的仇恨，那么高宗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如果说李纲的忠言没有被听取、岳飞的赤诚没有被采用，假使他们的进谏能够实行、言论能够听从，就一定能在朱仙镇战胜金兵，使徽、钦二帝生还汴京，朕实在不相信。为什么呢？国家根本已经长久不稳，人心已经长久不一；上面没有惯于作战的良将，下面没有听命效死的士卒。天下虽然有勤王的名义，但真假难辨，虚实难分。高宗长期在金营中，谁强谁弱，他自然有切身的见闻。如果要重新雪耻复仇、整顿江山，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是形势使他如此。孟子说：‘寡少与众多、弱小与强大，是不能相敌的。’如果要说讲和不对，我认为…… 太祖高皇帝为了报祖先的仇恨，于戊午年起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出兵必定成功。他神威圣武、仁厚深广，却仍想到中原百姓涂炭，曾多次商议和谈。明朝援引南宋议和错误的例子，始终不能醒悟，反而把罪责归于兵部尚书陈新甲，像秦桧那样将他弃市示众，并调发天下军队迎战。像袁崇焕、毛文龙、▯承畴、祖大寿、唐通、吴三桂等，前后千余名将领，凡是出关作战的，不是战死就是投降，没有一个能够幸存。国家财赋因此已经耗尽，人心也随之思乱。百万守边士兵全都葬身东海，亿兆贫苦百姓遭受边疆戍役，中原元气在关东尽受创伤。闯贼▯起于陇西，贼兵抵达京城时，文武百官逃避防守，没有一个死于国难，难道不是因为当日不主张议和吗？即使偏安一隅，国家社稷还保存着一线生机；如果只是为了雪耻复仇，与国家同死于危难，尤其不知道和明朝末年相比是否相同。文天祥说：“社稷最重要，君主次之；拥立君主，是为了保存社稷，只要社稷存在一天，就应尽一天臣子的责任。”这确实是千载忠臣的言语。君主与社稷本来就是合为一体的。假如宋高宗只凭匹夫之勇，死了也无怨无悔，不顾社稷而以死雪耻复仇，又不知道当时人们会怎样议论呢？天下并不是一个人的天下，有德的人才可以居有它。百姓不堪忍受统治，就会有“这太阳什么时候灭亡”的诗句；“上天的视听，都从百姓开始。”拥有国家的人不可不谨慎。朕不敢责备已经发生的事情，却要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加以警戒，取“殷鉴不远”的告诫来自我警醒、自我戒惧罢了。这里无暇多谈古人的是非。

译三角形推算法论 孟子说：“规和矩，是方圆的最高准则；圣人，是人伦的最高准则。”由此更可见，规矩方圆乃是数学的根本，也是太极、两仪变化的道理。三代以前，人心崇尚实际，有所学习就必定精通，所以能够考定日月盈亏，七政运行的参差，鸟兽草木应合时令的规律；又用闰月确定四时，使各种事业都兴盛起来，难道是偶然的吗？古人用璇玑协调七政，用表测定南北，观察冬至、夏至，说明太阳的运行，认识春分、秋分是寒暑变化的界限；至于日月星辰的交食、凌犯、入差，以及清浊蒙气等地气的考察，如果不是测量，就难以得到详细结果。有测量而没有推算，事情也不可能完成。所以古人以圆容纳众角，以众角容纳方形；由方形推演，三角、勾股都包含在其中。勾三、股四、弦五，按直角来讲，就是一个九十度的角和另外两个合计九十度的角，合起来便是半圆的一百八十度。如果不是直角，出入九十度以内外的情形，勾股法就不能推算；即使勉强分成直角形拼合而成，也不是数学的精深境界，有什么值得谈论的呢？上古如果没有把众角归于圆，怎么能得到历法的根本而制成八线表？一切都是因为世俗趋于简易，害怕烦琐，把功名仕宦看得重要，把敬天授时看得轻，所以搁置不论，才到了这种地步。康熙初年，因为历法发生争讼，彼此揭发控告，直到死去的人也不知有多少。康熙七年闰月颁布历法以后，钦天监又上奏，想要再加一个十二月并再置一闰，因此众说纷纭，人心不服，都说自古有历法以来，从未听说一年之中两次置闰。于是诸王、九卿等再三考察，但满朝没有懂历法的人。朕亲眼看见这件事，心中十分痛恨。凡是万机政务余暇，朕便专心研究天文历法二十多年，所以略知其中大概，不至于混乱。议论者以古法、今法不同为说，却深不知道历法本来出自中国，后来传到极西；西方人守持这种方法而不失误，不断测量，每年增补修订，所以能够掌握差分的疏密，并没有别的技术。名称和条目虽然有所不同，实际上与历法的根本无关，都在于每年修订考察是否精密，以及方圆众角的推算、经纬分合的测量。这样一来，历法施行千年，又有什么弊病呢？三角法，是圆、方和众角的总括，精微而容易明白；舍弃它而另求他法，必然造成混杂，历法也就不能完成。唐代一行、元代郭守敬，不过借用回回历稍加润色，偶然适合一时罢了，也不能长久施行，可见那是出于个人意见，并没有算术根基。历法以测量为根本。”最终通过推算，把历法授给百姓；时令又通过日月交食来验证，难道能够逃脱众人眼睛的观察吗？量天尺论 有人说：“古代有量天尺，然而天空可以测量吗？”回答说：“这是不懂数学、不明白天文的说法，也是自古以来尚未定论的学问。何况朕政务繁忙，只有每天勤勉不懈，早起晚睡，专心治理国家，实在不应谈论这些。无奈朕自幼读书，凡是学问都必定细心考察探索，务求真实；略微懂得历法根本、三角法、勾股法的精微，所以不顾文章粗浅，提笔论述。天空高远光明而在上，覆盖万物。《易经》说：‘天尊贵，地卑下，乾坤于是确定。’《尚书》说：‘天虽高，却听见卑微之人的声音。’这些说的是天的德性。天无私地覆盖万物，无所作为却能成就万物，这是天的道理。苍苍的天空高在上面，不可架梯登上，这是自然之理，怎么能够测量呢？圣人兴起以后建立太极，于是阴阳、河图、洛书出现；因此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使用一、三、五、七、九的奇数和二、四、六、八、十的偶数，通过推测来验证，通过鸟兽草木来考察，然后确定历元、分配闰余、考察黄钟之律，万事的根本就由此得到。协调政事、授予时令，使百姓发生变化、时世和谐，这是圣人的德行。后世不考察探究天文历元的来源，只在末节上求取，企图走捷径、图简易，因此太阳离月亮远近的道理也不能领悟；再加上文章和聪明才智各出己见，后世的数学便茫然失传了，难道不可惜吗？” 历元中测量天体的方法，关键在于度数、分、秒的测定。天空有三百六十度，地面也有三百六十度。地面的一度，用周尺测量检验得到二百五十里有余；用今尺测量检验得到二百里有余，由此可知天度和地度相同。用它测量太阳在某日某地的高度，就能得到北极的高度。依照法则计算，不论表的大小、地方的远近，都不会有丝毫差错。由此推广开来，七政的凌犯、交食，即使相隔千万年，或早或晚，也可以坐等其发生，难道不可信吗？前代儒者曾经讨论这些问题，总是因为通晓深奥道理的人过于重理而不明数学，懂数学的人又有所不足而未必得到道理；各走各的路、各自制作，不能合为一体。后人凭文章的雄辩来下判断，也不肯用心静思，探求圣人敬授民时的根本。朕曾亲自试验，距离二十里就不能测出太阳的高度；各种差分的数值，只要稍有疏忽，表影便不准确。朕又考察古人先确定影数，却不探究表的长短，只确定冬至的一次影长，因而纷纷立论，所以更加不能明白。这就是至理所在，并不是难事。假如见理不确，再凭聪明才智随意删改，就会完全没有头绪，也无法得到表影的准确准则。按照这个道理来说，天空不可测量，地面却可以测量。”古人精通测量器具，凡是岁差、月差、日差、时差以及气候差等，都是通过测量得到的，并没有别的技巧。朕偶尔进行测量，无不仔细研究。帝王之家各种器物无不具备，朕往往也在测量器具上留心，正是如此。假如要改定历元、制作八线表，都可以当面试验得到。总的说来，测量日影的长短是有依据的；若要测量天空，则不是朕所能做到的。”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三集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三集卷二十目录 序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 《增修皇舆表》序 《五灯全书》序 《清文鉴》序 《全唐诗录》序 《全唐诗》序 钦定四库全书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三集卷二十 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