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三集巻二十

译《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 朕恭敬承受 上天的眷顾，隆盛地继承 祖宗宏大的基业，为亿万百姓，统治四海内外，大家都是朕的赤子。即使是远在边疆荒僻地区的地方，只要有一处不安宁、一个人不得其所，朕也不忍漠然视之。西北塞外，喀尔喀七旗与厄鲁特四部落，一向都称为强大的藩部，共同奉行职贡，已经不是一天了。没想到厄鲁特有个噶尔丹，天性凶残，内怀奸诈，杀害兄弟，兼并四部，逐渐侵吞邻近疆土，势力日益张大，野心也更加膨胀。朕起初听说厄鲁特和喀尔喀交恶，立即派亲近大臣颁赐恩赏，来调解他们。后来他们兴兵结怨，朕又命大臣晓谕利害，令其停止争端。然而噶尔丹抗拒命令、狂妄逞强，致使喀尔喀被他击败，只得叩关求援。朕将他们收抚，安置在边关以内，供给粮食牲畜，起初都各得其所。而噶尔丹仍像从前一样结怨，到处侵扰，忽然闯入我乌 阑布通地区。朕接受符钺，亲王和大臣共同声讨问罪，大军战胜敌军，却没有立即将其彻底消灭。当时贼兵仓皇连夜逃走，深怕我军穷追，便递交文书指天发誓，于是暂且释放了他。假如噶尔丹从此能够悔改自己的祸行、改变谋划，那么即使活到今天也可以。哪里料到他转眼就背弃盟约，包藏不轨，窥伺我方哨所，煽惑我外藩，暗中劫走我方的纳木扎尔拖音，肆意作恶不止。朕深思此事，认为应当迅速彻底消灭他，于是整顿军队马匹，储备粮食，决意亲自出征。但贼人的踪迹飘忽不定，又担心我军到达远方后他逃走，军队撤退他又重新侵入，于是把秘密谋划交给科尔沁王沙津，命他派使者诱骗贼人，约他到近处来。随即调发盛京各路军队防御东路，分派一军截断西路，朕亲自统率六军从中路进入。等到行军接近贼巢，噶尔丹不敢抵抗我军的威势，听到风声便逃窜，朕于是亲自率领前锋军日夜追击。贼人困窘到了极点，丢弃全部子女和辎重逃走，恰好遇到我西路军，军队大败，噶尔丹仅带几个人逃脱。此后朕第二次出兵到鄂尔多斯，第三次出兵到狼居胥山麓，宣扬威势、施布恩惠，同时采取相互施用的办法，招抚他的党羽，截断他的归路；他的寨桑等人接连归附，他的儿子也被我军擒获。贼人自己料定势力不能逃脱，于是服毒自杀，亲信丹济喇等人也相继请求投降。二十多年凶悍横行的强敌，不到两年就全被像割草捕兽一样消灭，大业终于完成。猛烈的火焰如果不扑灭，必将蔓延原野；积存的祸患一天不除，边疆就一天不得安宁。刚开始亲征时，朝廷内外许多大臣都持不同意见。那些习惯于只看眼前计划的人说，凶敌的锋势已经受挫，不值得深深忧虑；那些害怕征调修治烦劳的人说，大漠中的游魂难以擒获。他们不知道铲除恶势必须彻底，取得胜利关键在谋略。纵观汉、唐、宋以往的事情，往往耗尽中原力量，却不能成就澄清边塞的功业，实在是因为经营处置不当，且没有及早消灭敌人。朕既从前代失败中吸取远鉴，又追念乌阑布通之战的失误，所以不避寒暑艰辛，亲临极远边疆，三次勤劳出兵讨伐。只是等到叛逆形迹已经显露才出征，等到他们执迷作恶而不悔改才搜讨；朕身先士卒，于是即使栉风沐雨，人人也都忘记劳苦；朕亲自筹划军粮，于是转运粮饷供给军队，人人争相效命。荒漠中长出茂盛的草，沙地中涌出充盈的泉水，万里行军安稳得像睡在枕席上；若不是得到神灵保佑，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易经》说：‘上天所帮助的是顺从正道的人，人们所帮助的是守信的人。’ 朕仰仗上天，俯顺人情，以万不得已才用兵的心意，乘时机刻不容缓地行动，消灭祸患的时机由此确立，拯救边境的毒害，使中原永远达到清平安宁，特此昭告。郊 郊祀、宗庙祭祀恰好符合既定谋划，使事情不是出于忧虑，哪里可以轻率地谈论兴兵呢？这几次前后用兵的始末，都详细记载在书卷之中。阅读这部书的人，或许能够理解朕的心意。《增修皇舆表》序 《皇舆表》一书，始成于康熙己未年，我曾在卷首撰写序文，置于案头，至今已经多年。只是原书记载郡县沿革，特别详细于各地情况，列有舆图而没有设置郡县的地方，大都没有编入。朕想到国家统治天下，在天地覆盖承载之内，一视同仁；外藩蒙古各属国，自 祖宗朝以来，先后归服，逐步归诚。等到朕即位以来，藩王君长每年按时进贡珍宝，都和内地一样。锦绣般的疆土交错相连，远不止万余里。近来喀尔喀、青海各部众称臣归附，疆土更加广大。考察其山川疆界、哨所所到之处、分野所属，都可以按地理加以考核。至于山角海边新近隶属职方的地区，在二十多年间，建立州县、设置城邑的地方往往都有。又如朝鲜、交阯等国奉行职贡，以及边疆地区土官首领改变心意而归顺，也都是历来记载方舆的人应当完备记录的。于是命儒臣重新增辑，共成十六卷。书成后，特令刊刻，以示后世。唉！疆域的广阔延伸，也确实十分广大了。然而藩部人口的生息繁衍、风俗教化的形成，实在取决于朝廷的经营治理。朕打开书卷反复阅览，深深想到各地高低险易、地势不一，燥湿刚柔、风气各异；然而人所秉有的常性，远近都是相同的。朕以一身作为中外万民的君主，只是设置官署任用官吏来牧养百姓，禁止暴乱、设置防备来抵御百姓的祸患。养育百姓的事务既要普遍施行，教化尤其应当周遍；朕早晚勤勉，没有一天不把四海九州百姓的隐忧放在心上。《尚书》不是说过吗：“从早朝一直到日过中天，不顾得空闲吃饭，以使万民都和谐。” 凡是我的后人，看到这部书的人，都应知道创业建国实在艰难，思考怀柔安抚百姓并不容易；这样，千百代无穷无尽的国运，或许就能够长久承受上天的福佑了吧。

译《五灯全书》序 朕认为，上天生育众民，他们本来都有恒常的本性。等到外物交相诱惑、私欲蒙蔽以后，便不能只行善而没有恶行。因此，掌握治理天下权力的人，必定战战兢兢，把劝善惩恶作为首要事务。《大易》阐明防止邪恶、保持诚心的道理，《尚书》说明福报善行、灾祸淫恶的警戒，都是为了启发下民，使他们回心向道，不要走上邪僻之路。朕偶尔阅读佛教经典，佛教立教虽然以空寂为主，但它戒除欺诈、去掉虚妄、清除愤怒、抑制欲望，也和劝善惩恶的道理大体没有不同。自禅宗教法兴起以后，从曹溪以下，五派相继发展，各自都有著述。宋景德以后，汇集成《传灯》诸录。后来又提纲挈领，汇编为一书，这就是《五灯会元》。到了本朝，沙门海宽想到禅宗支派繁衍，从宋、金、元、明数百年来，传述有所缺失，于是撰写一书加以续编。如今圣感寺僧超永，又担心谱牒逐渐混乱，见闻不一，因此广泛搜集、博考资料，将两部书折衷参订，删去烦琐芜杂之处，增补原来欠缺的内容，编成这部全书。他的用心，可以说十分勤勉。至于书简中记载的相互印证之语，罕见的譬喻和曲折的比喻非常多，但它们的基本旨趣和归宿，也不过是想消除迷惑、恢复真实本性，不超出防邪存诚、引导人为善的意义，并不只是对禅宗教法有所帮助而已。因此为它作序。《清文鉴》序 朕认为，自古圣人改变结绳记事而使用文字，是为了使天下的义理都归于文字；天下的文字，又都归于六书。六书完备，义理就没有不具备的；假如不加以讲习、修明，那么形声、指事、会意、转注、假借等字形和笔画的制度虽然存在，其意义恐怕就要逐渐消失了！我 太祖高皇帝开创基业、留下训诫，仁德极其深厚，与天地相合；创制清文大典，光明灿烂如日月。太宗文皇帝具有至高圣明的资质，承逢开天辟运的时机，继承先志、承续见闻，大力推行文治。世祖章皇帝神明英武，首先出世，智慧勇略如受天授；凭借英明果断的资质，又持守恭敬节俭，扩充宽厚仁慈的气量，以忧国勤政来成就事业。朕以浅薄的德行承受 祖宗宏大的基业，即位多年，从来没有片刻不以法度为念。祖宗是朕的念想。朕战战兢兢地自我约束，早晚勤劳而没有闲暇；在万机政务的余暇，只以读书穷究义理来竭尽自己的志向。凡是五经、四书，除了已经翻译的以外，像《纲目讲义》等与治理之道有关的著作，没有不全部翻译的。近来老成耆旧逐渐凋零，因此清文的深奥之处和精微意义日久不彰，错误相承、习惯沿袭而不加察觉，字句偶有脱落，语音有时不正确。国书所涉及的事情极其重大，政事和文章都由此产生；如果不详细厘定，凭什么订正错误？如果不编辑成书，又凭什么取法？于是下诏命儒臣分类编排，每天把誊写的稿本进呈。朕亲自用朱笔逐一审订，训解注释中疑似难分的地方，必定细察毫厘、辨明异同；引文根据有缺漏的地方，必定援引经史相互验证；有时广泛询问故老，有时参考旧编。大的如天文地理，小的如名物象数，十二字母、五声切音，都完整记载在集中，书名叫《清文鉴》。用来探求语音的本源，穷究字形笔画的详尽。全书分为三十六部、二百八十类，共二十一卷。清文有了这部书，便没有剩余隐义，一切都明白了。这是探究祖宗德业源流、恭敬追本溯源的深意。《易经》说：“观察人文，就能教化成就天下。”朕仰承 列祖创制宏大的规模，深深思考国家文字统一这一盛典。经过多年周密阅览，汇成完整的一部书。诵读这部书的人，希望能够体会朕多年勤劳辛苦的心意：由声音来寻求字形，由字形来寻求文章。从今以后，诏令的颁布和收纳、章奏的陈述，以及传播到遥远角落、刻在碑石玉版上的文字，大经大法都有依据；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依照典章法则。这样或许能使清国文字永远流传千百代，与日月星辰、银河一起长久垂耀于天地之间。《全唐诗录》序 从前诗教兴起，本于人的性情，导向中和之道，所以能够感动人心、美化歌谣风俗，传播于钟磬金石而感通神灵。因此大舜用它来教育贵族子弟，乐正用它来培养俊秀人才。大概从二帝三王时代起，本来就是这样。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之际，君王恩泽普遍，颂歌兴起，洋洋盛美，确实足以继承薰风之曲，与卿云之歌相媲美。从那以后，作者越来越多，孔子于是删削审定，使诗的六义彰明，成为灿然排列的一部经典。记录其中忠厚而深切的言辞，用来寄托讽谏、告诫和勉励的意义，天道与人事也都在其中具备了。汉、魏以来，新的诗体尤其多，体例虽然改变，前代的美好传统并未遥远。到了陈、隋末年，诗风渐渐衰败。唐太宗使政治达到近于三代的盛隆，亲自撰写文章；一时的文人才士、将相名臣接连吟咏，文采纷繁，继承雅诗骚体的踪迹，发扬正始之音。而歌行、律诗、绝句又独创兼擅，自远古以来从未有过。到了盛唐，直到中唐、晚唐，诗歌有时随时代盛衰而高下不同，但凡是因时寄托志向、触景抒发情怀而写在纸上的作品，都卓然成为一家之言，不可废弃。朕在万机政务的余暇，反复阅览吟咏，探寻它们的旨趣，辨析其中的正体与变体，于是唐代三百年升降得失的缘由，也可以由此考察出来。于是评论时代、观察作者，就从他们的章句入手，采撷其中精华，刻成一部书，放在案头；朕常常勤勉翻阅，进一步精研，到现在已经多年了。近来朕巡视河南，又巡行到江浙，看见乡里士民有吹豳击壤的风气，进献诗颂的人络绎于道路；虽然作品的工拙、深浅各不相同，各自充分表现出不齐的情状，但街头歌唱、巷中舞蹈，俨然如同巡行各地时所采集的歌谣、列国所陈述的诗歌，也可见百姓爱戴君主，而先王以诗教化人民的意义，浸润陶冶所产生的作用实在很大。翰林侍读徐倬拿着《全唐诗录》进呈阅读，其中的评品大体与朕平时的品评相合。朕嘉奖他年老而好学，晋升为礼部侍郎，以此勉励天下学者。于是取这部集子，亲自加以鉴定，赐给帑金，立即命令校勘刊刻，使诵读学习的人能够从全唐诗歌沿着水流探寻源头，上溯汾水、泗水流传的诗教，并游泳于唐虞时代相互唱和的盛况之中；这对于教化治理和人心，将大有裨益。因此作序置于卷首。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初七日

译《全唐诗》序 诗歌到了唐代，各种体裁全都完备，各种法则也都具备，所以谈论诗歌的人一定以唐人为标准，就像射箭要合乎箭靶，治理器物要合乎规矩一样。唐朝开国之初，就用声律诗赋来选取士人，汇聚天下才智杰出之士，都从事六义之学，把它作为进身之阶；这样学习的人本来就已经专心而勤奋。又加上朝廷殿堂上的唱和、朋友之间的赠答，以及登临游赏时触事感怀，劳苦之人、被贬迁客触景寄兴，都一并寄托在诗中。虽然穷困与显达道路不同，悲伤与欢乐境遇各异，但说到抒发性情，旨趣却是相同的。人的性情所寄托的东西，千百年来都相互符合，怎么能按照时代运数的不同来区别排列呢？唐人论唐诗，往往拘泥于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分界，对高下褒贬区别过分，这都是后人强加的名称，并不是通行的论断。自古唐人选录唐诗，有殷璠、元结、令狐楚、姚合几家，卷帙不算完备。到宋初编纂《英华》，收录唐诗篇什极多，但按类别编排，仍有许多脱漏，未能成为一代诗歌的宏大总集。朕现将内府收藏的《全唐诗》发出，命词臣把它同《唐音统签》等各编相互参校，搜求补足缺漏，略去初、盛、中、晚的名称，一概依照时代先后编排。其中有些诗人曾入仕登朝，年月可以考订的，就以年月先后作为断定依据；没有可考年月的，就根据诗中所咏之事以及与作者同时代的人来确定。共得到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诗人凡二千二百余人，分成九百卷。这样，唐代三百年诗人的精华，全都采撷汇聚在一部书中，也可以说大体完备了。诗歌有数万首，格调各不相同；追溯他们学问的根源，虽然都有师承传授，但其中精密的思考和独到的领悟，不肯苟且雷同的人，都能竭尽才力所及，沿着《风》《雅》的传统探寻，从而卓然自成一家。更有甚者，宁可写得幽僻奇诡，杂出于变风变雅之外，也绝不造成蹈袭剽窃的弊病；这正是唐人学问深入、造诣极高的本领。学者从这里探问学诗的路径，如同到深海中探取珍珠、到邓林中选择木材，广泛吸收而有所约束，又不丧失自己性情的正当一面，这才是真正善于学习唐人的人。难道那些漫无选择、泛泛追求优孟衣冠般外在相似的人，也可以同他们谈论诗歌吗？因此朕作序置于卷首，用来说明刊刻《全唐诗》的意义，并以此嘉勉后来求学的人。天下诵读学习这部书的人，希望能够理解朕的心意。《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三集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三集卷二十一目录 序 《资治通鉴纲目全书》序 《佩文韵府》序 《渊鉴类函》序 《历代赋汇》序 《清凉山新志》序 《四朝诗选》序 钦定四库全书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三集卷二十一 序 《资治通鉴纲目全书》序 朕认为，自古帝王的言语行动都必须记载，于是史事由此兴起。只是《周礼》所说外史掌管的卷帙逐渐繁多，纪传体史书也各不相同。千百年来，微言大义昭示于天地之间，必定以尼山孔子的笔削为准则，这种传统由来已久。自龙门司马迁以后，各朝国史的体制大致相同。涑水司马光把史书由分类改为合编，大概仍是采用《左传》的体例。紫阳朱子特意兴起而振兴它，以“纲”提举要旨，以“目”详细备载；把年月列在上面，于是天统明晰；把章程系在下面，于是人纪建立；增删精当严密，褒贬谨慎严格，大概能够符合《春秋》大居正的宗旨。虽然其中事例有概括处，略有脱误，大都是门人一时采辑造成的过失，实在不是晦庵朱子的本意。此后又有前编、外纪、大纪、续编，以及考证、集览、发明、质实等作品，各家论著多得数不清。总之都在相互商榷辨析、参订校正。明代儒者陈仁锡汇集并刊刻它，不能说不是先哲的功臣。朕在军政事务的余暇，留心翻阅，广泛考察详究，纤细之处也不遗漏；取义一定要挑出精华，征引文辞一定要搜求深意，分析疑难、纠正浅陋，辨析差异、阐明幽微，务必使法则和鉴戒彰明，事实与文辞融贯。前后所作的论断，共有一百多篇。现应诸臣请求，一并交付刊刻，颁布天下，使士子流传诵习，打开书就能明白。不只是天人关系、理欲之辨、古今治乱兴衰的缘故可以一一清楚，就连朱子继承孔子、维护世道人心的苦心，也可以在数千年之后暗中相互契合。这就是朕尊崇古学、教化更新百姓的最大心意。于是撰写此序置于篇首，以昭示无穷。朕在繁忙政务中从早到晚、深夜都没有时间自我安逸；即使在闲暇时，也不停地求学。群经、诸子、史书，朕诵读它们的文章并辨析它们的意义；至于百家之书，凡是能够辅助世间教化、激励民风的，都加以修明、补正，不让它们有所缺漏。朕曾说，《韵府群玉》《五车韵瑞》等书，事例系属于字，字又统属于韵；考察古籍的人从近处取用，范围约略而内容广博，这些书的编纂确实不是毫无见识。然而它们篇幅简略而不详尽，内容省略而不完备，而且引文根据多有错误，朕对此常常留意，想要广泛考察众多典籍，编成一部全书。于是康熙四十三年夏六月，朕与内直翰林诸臣亲自加以考订，订正讹误，补充脱漏；有某经某史记载某字某事而原书没有完备收录的，朕又时时当面谕示，一一增录，逐渐编成书帙。考虑到旧有故实或还不够广博，十月又命阁部大臣更加搜集，汇聚增益。既有原本、增本，又有内增、外增，将要交付刊刻时，定名为《佩文韵府》。随即于十二月在武英殿开局，召集翰林诸臣合并详加校勘，每天进呈朕阅览，随即交给刻工。到康熙五十年十月全书完成，共一百零六卷、一万八千余页，包罗古今，搜集大小事类，韵学的盛大完备，没有超过这部书的。书成后诸臣请求作序，朕想到从开始到现在已经经过八年，历经寒暑，积累岁月辛劳；朕在政务余暇处理此书，从未吝惜一天的劳力。朕又曾告诉诸臣，历来编纂一部大书，若没有几十年的功夫不能完成；如今数年以来完成的大部书共有十多种，若不是集合众人的力量，哪里能按期完成？所以凡是前后参与其事的诸臣，都命令把姓名列在其中。现在为《佩文韵府》作序，于是详细记载编撰的始末，并谈到修撰汇集诸书的大旨，以说明成书是如此不容易。《佩文韵府序》我处理万防（原文作“万防”）时，从早到晚、夜以继日，未曾有闲暇自求安逸。偶有闲暇，也不停地学习，诵读群经子史，既诵其文，又明辨其义。至于诸子百家之书，凡是能够补益世道人心、激励民风的，都加以修明、补正，不使有所遗漏。我曾说，《韵府群玉》《五车韵瑞》等书，事类系属于字，字又统属于韵；考察古事的人，取用这些书很近便，范围简约而内容广博。因此，这些书的编成，确实不是毫无见地。然而，它们篇幅简略而不详尽，内容省略而不完备，而且引据多有错误，我常常对此留意，想要广泛考核各种典籍，编成一部完备的书。于是康熙四十三年夏六月，我同内直翰林诸臣亲自加以考订，辨正其中的讹误，增补脱漏之处；有的经书、史书所记载的某字某事尚不完备，我又时时当面谕示，逐一增补记录，逐渐编成书帙。仍认为有关故实有些还不够广博，到了十月，又命阁部大臣进一步搜集采录，加以汇聚增益。既有原本增本，又有内增外增，将要交付雕版印刷了，便题名为《佩文韵府》。随即于十二月在武英殿开局，召集翰林诸臣合并详细校勘，每日进呈御览，随即交给刻工付梓。至康熙五十年十月，全书告成，共一百零六卷、一万八千余页，囊括古今，网罗巨细；韵学的盛况，没有超过此书的。书成之后，诸臣请求我作序。我想到从开始编纂直到现在，已经历时八年，经历了漫长的寒暑，积累了多年的勤劳；我在政事之余，对于这部书从未吝惜一天的劳力。我又曾告谕诸臣：从来编著一部大书，没有几十年的功夫不能完成。如今这些年来所编成的大部书共有十多种，如果不是集合众人的力量，哪里能够限期完成呢？所以，凡是先后参与其事的诸臣，都命令把姓名列在书中。这篇《佩文韵府序》于是详细记述了编撰的始末，并进而说明编修汇集各书的大旨，以此表明成就这部书实在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