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巻三十九

译唐太宗把萧瑀贬为商州刺史 汉、唐以来，士人信奉佛教的往往有之，都是因为他们见识愚昧，内心没有主见，所以被佛教所迷惑罢了。像萧瑀自己请求出家，则更是愚蠢到了极点。唐太宗时杀死华州刺史李君羡 谶纬之说本来就不足以凭信。唐太宗因为疑忌而杀死李君羡，既失去了为政的体统，又对事情毫无益处，足以作为相信谶纬者的戒鉴。唐高宗时，太子弘因为触犯天后，突然去世。弘上奏请求让义阳、宣城二位公主出嫁，确实是极其仁厚的心意，只是当时 正值母后任意行事，应当委婉地使她觉悟，慢慢等待她改变，却直接上奏让君父知道，因而触怒母后，也有自取祸患的过失。武后患病，阎朝隐到少室山祈祷的事 阎朝隐亲自充当祭品，沐浴后俯伏在祭案上，请求代替太后受命。这是小人献媚到了极点，也不值得称道。只是武后因此高兴而重重赏赐他，便助长了谄媚奉承之风，实在很失体统。狄仁杰去世，太后哭着说：“朝廷空了。” 狄仁杰在当时是群臣中的第一人，武后也把他看作第一流的人臣，只是忧虑他不能竭尽忠诚为国罢了。如果他果真完全忠诚、没有二心，不把自身和家族放在心上，即使处在艰难危急之际，也可以深深得到君主的宠信，何况朝廷清明之时呢？唐临淄王李隆基讨伐韦氏时，天上的星星纷纷乱落，像下雪一样。凡是天上的星星都有一定的数目；如果史书所记载的那样，星星陨落很多，甚至纷纷如雪，那么星星残缺的数量就不可胜数了。为什么直到今天仍然灿然如旧呢？这类现象一定是流星经过得很快，被误认为陨落了。道士司马承祯回答唐睿宗的话 阴阳术数，连道士都不屑于从事，何况君主每天处理万端政务，哪里有闲暇顾及这些？唐睿宗这样发问，是说错了话。司马承祯的回答确实极有道理，他坚决请求回到山中，更显示出高尚的情操。唐明皇在宫殿前焚烧珠玉锦绣 君主崇尚节俭，自然是美德，只是应当合乎人情而平易近人，不可矫枉过正得太厉害。像唐明皇把珠玉锦绣在殿前焚烧，不久却又派使者寻求珠翠奇宝，前后为什么判然不同呢？开始锐意实行的事情往往不能持久，最终仍会回到人情常态，大抵都是这样。唐明皇杀死三个儿子 君主听信谗佞，竟不能保全自己的儿子；即使是汉武帝巫蛊之祸那一篇，每次都让人不忍心读，何况一天之内杀死三个儿子呢？奸邪之人祸害家庭和国家，毒害也实在到了极点！唐明皇驻军马嵬，军士杀死杨国忠。唐明皇沉溺于安逸享乐，任用杨国忠，以至于仓促出逃，军士因此愤怒怨恨。他平日所沉溺的安逸享乐，正是招致祸患的道路。遍览史册，这样的事比比皆是。李光弼与史思明在邙山交战，遭到失败。用兵的迟速，关系最为重大；利害所争，只差一发。有应当迅速行动却迟缓的，固然会错失时机；有应当迟缓却仓促行动的，也会患于轻率躁进，都足以导致失败。至于轻信小人和浮泛的言论，以及派宦官督率军队，往往会坏事，以至于全军覆没。像鱼朝恩催促李光弼这样的事，哪里数得清？明朝末年也正是由于这种弊病而受害。郭子仪因盗贼挖掘父亲的坟墓，便以这是上天降下谴责为由自责。自汉、唐以来，功勋、声名最为显赫而且福禄能够保全的功臣，以郭子仪为首。并不是他从上天得到的福分特别优厚，实在是因为他忠厚谦逊，不敢以功业自我夸耀，所以能够终身显贵荣耀，声名流传后世。看他自称“不能禁止暴行，所以遭受天谴”这几句话，他的虚怀和卓越见识，远远超过常人。唐德宗时废止榷酒酤。酿酒消耗粮食很多，如果能够禁止酿酒，粮食必定会有余。只是应由地方官根据情势加以裁减抑制，使百姓自然乐意服从，这才有益。如果一定由朝廷直接禁绝，恐怕执行不好，反而滋生弊端。陆贽上奏请求代替李楚琳的事情 陆贽的奏章很多，无不竭尽忠诚和智慧，完全符合时机和事务的需要；这一篇尤其致力于保全国家体统，深合王道。虽然他遭逢时运不佳，但他的美善谋议和宏大筹划，足以成为臣子进言的准则。李晟上表请求出家为僧，未获允许；又恳切请求辞去方镇之职，也未获允许。李晟虽然遭受谗言离间，却不能坦然自信，这也是他没有真正学习问道的缘故。凡是人臣能够妥善处置功名的，并不多见；只有君主有意加以保护保全，才可以做到善始善终。唐德宗时，下诏修缮白起庙，追赠白起为兵部尚书。白起本来就应当褒奖追赠，但因为某些人的虚妄欺骗之言而这样做，也不合为政的体统。何况白起残忍好杀，不应当让他享受祭祀，以此给将帅作示范。很明显，德宗的举动有两重过失。唐德宗说：“建中年间的叛乱，术士预先说过，大概是天命吧。” 天下的命运寄托在人主身上，宰相的职责是辅佐君主有所作为；所以朝廷振作，福庆就流传于宗庙社稷，恩泽就施及百姓，并不是时运命数所能主宰的。李泌说：“只有君主和宰相不能谈论天命。”这确实是实在的道理。唐德宗安抚招纳云南王异牟寻 帝王对于边远荒僻地区，并非不想使声威教化远播，只是难免给后世留下忧患。看唐德宗招纳云南等部，以此削弱吐蕃，最终却也成为祸患，就可知道安抚远方自有其道理，不必强行把他们招致而来。唐宪宗时，裴潾驳斥柳泌的药不可服用。金石药物的性质猛烈，经过烧炼后更加有毒。自古以来服食它们而受害的人很多。后人仍然重蹈覆辙，为什么呢？金石药物本来就不可以服食，即使养生家所说的服气之法，也属于矫揉造作。朕曾经身体稍有不适，翻阅并玩味《参同契》等道书，丝毫没有益处。静心阅读一部性理之书，便觉得精神和心志清明，全身强健坚固。由此足以看出，方士家的言论都不可信。唐文宗与李德裕谈论朋党之事 人禀受天地中正之气而生，这就是所谓的公心。对于公正的事情应当喜爱，对于不公的事情应当厌恶，怎么可以阿谀顺从呢？如果曲意依附朋党，泯灭天理，丧失人心，就会无所不为。士人读书明理，却竟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应该惭愧得无地自容吗？唐懿宗在十六陵拜祭，发明驳斥尹起莘 古人虽然重视宗庙祭祀，但陵寝所在之处，前往拜祭并不算违背礼制。

译传中说：“经过坟墓而想到哀痛，是人的常情。” 所以天下风俗虽然各不相同，但说到拜扫坟墓，四海都是一样的。尹起莘的话，在道理上并不准确。冯道回答唐明宗说：“经历险路时就谨慎而不会出错，走平路时却放纵而跌倒。” 考察史册，国家在承受庇佑、继承福庆之后，往往因为生活丰足安乐、追求奢大，而放松了兢兢业业的心志，逐渐导致衰败废弛，这样的事常常发生。所以古代圣贤每当处在保持盈满、保有安泰的时候，总要再三表达警戒之意。冯道针对明宗因有丰年而高兴的情形设喻回答，还保留着古人的遗意。虽然冯道一生的作为不值得称道，但这句话本身确实可以采纳。冯道去世 从后晋到后周，都是靠篡夺取得国家。冯道历经这些朝代，侍奉过那些与他同辈而事奉君主的人；他俯仰之间的惭愧羞惭，不知道应当是什么样子。可是他仍然写作《长乐老叙》来述说自己的荣幸际遇，当时反而以德行器量称许他。礼义纲常在这里最为不振。难怪天下的乱亡会接连而来了。《五代纪》六朝、五代在开国之初，留下的谋划大多不善，一切举动只顾眼前敷衍，完全没有长久的计划；与汉、唐规模宏大深远的情形相比，差别何止天壤之别。宋太祖想察看群情的向背，常常微服出行。宋太祖想了解群情，又不安于深宫宴饮安居，确实有振作精神、寻求治理的心意。只是应当命驾巡视各地，询问风俗，进入穷困人家的屋檐下，让父老能够亲自说出疾苦，这样民间的隐情就可以全部知道，也不必有九重宫门与万里路程的隔绝了。何必辛苦地微服出行，以此自我轻贱呢？南汉主设置烧、煮、剥、剔、刀、山、剑、树等刑罚。愚昧的百姓自己触犯法律，情节和罪行都十分明显，万无生还的可能；即使不得已而处刑，尚且令人悲悯而不忍。怎么能在五刑之外，任意制造惨酷刑罚，残害百姓来满足自己呢？宋太祖时五星聚于奎宿 五星在天空运行，度数各不相同，迟速也各有差异，怎么会聚集在同一个星宿呢？即使史册这样记载，考察天文、按照道理判断，终究也不能相信。宋太祖时，潘美采用樊若水的计策，建造浮桥渡江。江水形势汹涌，浮桥似乎难以连接，或许当时是把船只连在一起渡江。又如晋朝讨伐吴国时，吴国用铁索拦截江面，晋军用火炬熔断铁索。铁如此沉重，江面又如此宽阔，怎么能漂浮而不下沉呢？这些都是记事者没有深入思考的过错。宋真宗时，天书出现在承天门 虚妄荒诞的说法，欺骗别人尚且不可以，何况假造书辞来欺骗上天呢？宋真宗受到蒙蔽迷惑，已经不必多说。王钦若是小人中的小人，以至于使他的君主做出过分的举动，罪责实在难以逃脱。宋真宗时建造玉清昭应宫 宋真宗因为天书的缘故，建造这座宫殿来供奉它，劳民伤财，把它置于无用之地；又制作御容来等待天书，命大臣兼任宫使，这有什么意义呢？实在难以理解。王旦遗命让几个儿子削发披缁来入殓 王旦身为辅佐君主的大臣，不能挽救和纠正天书之失，实在严重辜负了职守。到了临终之时，悔悟之心才开始萌发，也已经来不及了。他又遗命让自己削发、穿上僧衣入殓，可见他心里仍认为谄媚佛教可以免除过错；他平日崇信异端、不能坚定地守持正道，也更加明显可见了。宋仁宗时，夏人侵犯渭川，旗子向左挥，左边的伏兵就起来；向右挥，右边的伏兵就起来。史书的笔法必须刚劲质朴而高洁，文字简练而事情详备。朕阅读《纲目续编》，觉得文气薄弱，字句之间常常很是冗杂，有些像稗官小说；同正编相比，差得很远。至于《发明》《广义》，大多抄袭陈旧言论，泛泛铺陈而没有切实内容，而且议论偏颇乖谬，更不值得观览。宋仁宗时，刘羲叟认为钟声低沉郁塞，说这是金气受损，皇帝应当感应到心腹疾病。音乐用来彰显功德、招致和气，应当从大的方面来说。偶然发生的疾病也说成是感应，难道不是过于琐屑了吗？何况古代音乐早已失传，刘羲叟又有什么可以考据的呢？不过是凭空臆测的话，好事之人便替他附会罢了。司马光上呈给宋仁宗的札子 司马光在朝为官，行事正大光明、平和持正，几乎没有什么可议论的地方。他不只是在有宋诸臣中首屈一指，即使纵观历代，也不可多得。他论说君德有三项：仁、明、武；治理之道有三项：任用官员、赏赐诚信有功者、对有罪者必加惩罚。这些都是重要的言论、极精辟的道理，可以书写在丹扆座右，万世不变。宋英宗时，司马光以自己不能写四六文为由，辞去了翰林学士之职。司马光综合史书传记编成《通鉴》，他的学问广博深厚，文辞又最为典雅，难道会不能写四六文吗？大概是因为宋朝承接五代之后，当时仍然崇尚骈偶文辞，争相追求浮华，所以司马光以不能写四六文为辞，借此矫正当时的弊病，希望使文风返归淳朴，他的用意实在深远。这当然不是后世那些鄙陋无文的人所能借口的；那些人高谈性命之学而轻视文章辞章，只是用来掩饰自己的不学罢了。宋神宗时，下诏让王安石越级入朝应对。王安石天性刚愎偏执，动不动就援引古代义理来文饰自己固执拗曲的私心；而且口才便给，善于设防，应答辩说无穷无尽，足以惑乱君主的听闻。这正是所谓大奸看似忠诚，大诈看似诚信。宋神宗时，苏轼说：“求治过于急切，听取言论过于广泛，进用人才过于锐进。” 宋神宗励精图治，王安石于是把新奇可喜的学说纷纷进献，逐渐导致天下纷乱，百姓生活更加困苦。苏轼说：“希望用安静来镇定局势，等事情发生以后再去应对。”这深得治理国家的根本，不只是针对当时弊病的良药。他所上的条奏详细明白，洋洋洒洒，忌妒他的人却以纵横恣肆讥讽他，这就不是公正的评论了。宋神宗时，用巨大的木材制作濬川杷。用杷来疏濬河道，即使普通人也知道不可行。当时却特意违背众议，专门设置濬河司，设官主持此事，实在迂腐疏阔到了极点。

译宋神宗时，郑侠进呈《流民图》。熙宁年间，百姓苦于新法，如同身处汤火之中。郑侠只是一个地位疏远的微末臣子，却绘制图画上奏，使皇帝听闻；他替百姓请命的忠诚正直、激切恳挚之心，至今仍然可以想见。司马光说，改革新法应当像救火救溺一样。宋哲宗初年，朝廷大臣都想革除新法，却仍然因为改动父亲的政令而有所顾忌。司马光毅然说这是母亲改正儿子的政令，于是使群臣的疑虑立即消除，可以说是言简意赅、善于处理大事的人了。至于绍圣年间改动法令，后来归罪于他建议之时已经留下了瑕疵，使吕惠卿等人得以抓住他的短处加以攻讦，这些都只是事后的看法罢了。宋哲宗时，召程颐担任崇政殿说书。历代设置讲筵，大多是在临朝的殿廷上，群臣拱手侍立，不过进讲几行文字，只是徒然完成旧例罢了。这有什么益处呢？必须在清静的宫中便殿，专心诵读，早晚研究，才能贯通义理，使它在心中有所防备。宋徽宗时，下诏让童贯等人统率军队巡行边境，以响应金人。辽建立国家在宋朝之前，与宋相邻一百多年。宋朝一旦趁辽衰败，便联合金国图谋辽国，却不知道唇亡齿寒，实在是极大的失策。何况盟誓明白昭著，却甘心背弃，哪还有比这更大的不祥呢？本来不必等到靖康末年，就已经可以知道它必然覆亡了。宋徽宗时，下令蔡京退休。蔡京属于庸劣之流，依附小人以图谋升迁，本应早看清他的奸邪，果断地屏退贬黜；等到他误国之后才驱逐他，已经来不及了。任用人的道理，确实不能不在开始时慎重。宋钦宗时，任命李纲为东京留守。李纲的忠诚恳切深厚，确实有远胜常人的地方；只是靖康年间，国势已经不可挽救，即使完全采纳他的意见，让他长期任职，也未必能够有所济助。宋钦宗时，宗泽与金人交战十三次，全都报告为胜仗。钦宗失去国家，距离这件事才四个月罢了。宗泽凭一己之力支撑局面，力量能有多大？十三战全都获胜，似乎有虚报冒功之嫌。从前进剿叛逆时，我军偶然失利，绿旗营的将领还把它报告为胜仗。将军责问他们，他们就说：“明朝的旧例一向如此。”由此可见，陋习沿袭已久。宋高宗时，曹勋建议谋划护送上皇从海道归来。徽宗、钦宗向北行进一年多，宋朝诸臣没有一个能够谋划出一条计策。曹勋所提出的办法虽然涉及险道，未必恰当；然而他急切忧虑君父的心情，仍然值得肯定。宗泽听到警报，仍然与客人下围棋。战争凶险，大将面对敌军时，应当怎样戒惧警慎？难道还能与客人对弈吗？或许当时也有故意镇定事态、安抚人心的意思，记事的人未必没有替他增饰文辞。宋高宗时，吴璘新创叠阵法。刀锋箭镞相接，迅疾得来不及停息，哪里有空闲约定计算？距离百步就使用神臂弓，七十步就使用强弓，竟能这样从容商议吗？这些人全然不懂军事，只是在纸上空谈，却说凭此可以取胜，恐怕未必如此。宋高宗制作“损斋”。宋高宗把斋室命名为“损”，本来是清心寡欲的意思。只是当时正应当奋发努力、有所作为，并不是仅仅淡泊自守、谦退克制就能恢复大业的。由这一点看来，也可以知道他优游苟且，没有振作的志向。宋孝宗时，每月四次朝见太上皇。上皇在位时，孝宗本来就应当利用空闲前去问候侍奉，哪里可以限定朝见的日期呢？孝宗在宋朝固然是敦厚人伦的君主，却因为每月朝见四次，便在史册中受到盛誉，这是见识多么狭窄啊！宋孝宗时，随从太上皇幸临玉津园。为人子女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时日，随从太上皇游幸园亭，并没有什么不可。评论者却极力非难此事。假如像唐太宗侍奉太上皇，在未央宫置酒，却又把仅仅一次相见也说成孝养的缺失，刻意作苛刻的议论，那就互相矛盾，荒谬到了极点。

译宋孝宗制作《敬天图》。敬天在于真实践行，不在于表面文章。《诗经》所说“不显亦临，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都是说心中常存敬畏，并不是因为有所看见才开始警惕。宋孝宗制作《敬天图》，还隔着一层。虞允文的话，可以说切中要害而又十分恳切。宋孝宗时，陈贾请求禁止道学。宋朝群臣排斥攻击程颢、程颐和朱熹，把他们斥为伪道学，当然不是正当的论说；但如果有人粉饰自己的言语容貌，窃取君子的名声，而内在的隐微品行和实际操守，实在不可以告诉别人，那么又不能不加以辨别。假如把所有虚假窃取名声的人都看作道学，那么宋朝皇室中与性理之学有关系的人，岂不是比孔门弟子还多了吗？宋光宗时，群臣请求到重华宫朝见，没有实行。君主用孝道治理天下，臣下便受到感化而兴起忠心，百姓亲近和睦而形成风俗，这真是最高的德行和最重要的道理。宋光宗不去重华宫朝见，轻蔑抛弃人伦常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至于后来勉强朝见一次，京城百姓便为此大为喜悦，这说明他的宫廷悖逆德行，已经长期成为全国共同忧虑的事情。宋宁宗时，李全抵御张林，袭击金国东平，结果战败。当时金国的兵力固然衰弱，但用来对付正当强盛的敌人，就不足以匹敌；用来对付已经衰敝的宋朝，却绰绰有余。兵法说：“知己知彼。”宋人是多么昏聩啊！在此以前，辽国被金国困迫，宋朝趁着它的内乱进攻，已经被辽国击败。前车已经倾覆，却仍不知悔改，也实在令人深为怜悯。宋理宗下诏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宋理宗因为不能与朱子同时代而感到遗憾，便续编有关他的记载，以显示自己仰慕正学的迫切心情。他却不知道，当时信用任用奸邪之人，即使朱子在朝，恐怕也会被谗邪之人中伤，不能充分施行他的道统。这些都是掠取美名的空谈，而且还用来彰显其祖宗的过失，尤其不应该。宋理宗时，蜀地将领王防迎接拜见余玠。王防率领部下迎接余玠，军队排列的声势如雷鸣，江水仿佛都沸腾了。虽然属于夸张的描写，却已经近于荒诞了。其他如箭大得像椽子、山崩后江水不通、把锁枪连接起来作为桥、在地上画船来训练水战之类的说法，更是不可胜数。又如张贵招募勇士，潜伏水中数日不吃东西，手能够凿穿船只；敌船难道全都聋瞎，没有一个察觉吗？潜伏水中数日，又不吃东西，恐怕不是人所能做到的。都只是制造奇特怪诞的说法来使人耳目一新，按照人情事理推求，都不足以相信。宋理宗封贾似道为卫国公，使他的权势倾动朝廷内外。天下这样广大，却要依靠一个人来治理，这个人确实应当读书明理，使各种政务都能洞察于胸中，可以当面立即决断，自然权力就不会旁落。假如心中没有确定的见解，不得不委任臣下，逐渐就会导致君权松弛、权柄旁落，很少有不失败的。宋理宗的情形，就可以作为鉴戒。宋帝昺时，陈宜中请求迁都，没有实行。臣子侍奉君上，本来应当对每一句话、每一件事都极其详细确切。宋朝末年危急之时，陈宜中痛哭请求迁都，却因为仓促之间错失上奏的时间，导致太后收拾行装空等。儒者涵养平素已经确定，即使仓促之际也应如此，即使颠沛流离之时也应如此。陈宜中对此实在应当惭愧。宋帝昺时，群臣相继逃跑。臣子的情义，就是应当与国家共同承担祸福。宋朝的丞相章鉴和朝廷大臣曾子渊等人，却相继暗中逃走。他们平日所学的究竟是什么，竟然完全不知道纲常，不顾惜廉耻吗？元世祖时，派遣使者探寻黄河源头。汉朝的张骞、唐朝的蔡元鼎所探访的黄河源头，都不过在玉门关以外，记载寥寥无几。元朝的都实远行到达河流发源之地，记下它的分流和潜伏的水脉，历历可考。与前代相比，差距悬殊。评论者却认为此事没有益处，为什么呢？元世祖本纪称赞伯颜不任意杀人，建立功劳而不自夸。大将统率几十万军队，摧毁坚固阵地、攻陷敌军阵势，却能够不任意杀人的，元朝的伯颜可以与宋朝的曹彬并称。至于建立功劳而不自夸，竟像不知道自己有平定宋朝的功劳一样，那就更是卓然独步了。元成宗时，太史上奏说日食没有发生。凡是日月的薄蚀，本来都有确定的日期。假如日食只有二分多，现象十分微弱，而且发生在巳时，阳光正盛，抬头观看并不明显，于是便以“应当日食却没有日食”来解释，可以说是浮夸荒诞了。如今日食不到三分，都不列入占候之内，确实是有见识的做法。元泰定帝时，禁止西僧驰乘驿站骚扰百姓。设置驿传，是为了加快使者往来；不是军国大事，不得轻易扰用驿站。至于金字圆符，元代原本用来防备边患，然而佩带符牌乘坐驿传的僧人，多到驿舍都容纳不下，实在毫无意义。元朝政治的衰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元顺帝时，改革钞法。金钱是真实的货币，却用纸钞来替代它；即使能使上下流通，也容易腐败，并不是长久之计。从前的交子、会子，每次推行都弊病很多，对百姓不便。凡是对百姓不便的事情，都不能实行钞法，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三十九。《钦定四库全书》。《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四十目录。杂著。庭训。《读周礼书后》。《书战国策后》。《书性理奥后》。《跋虞世南墨迹后》。《跋颜真卿墨迹后》。《跋苏轼墨迹后》。《跋黄庭坚墨迹后》。《跋米芾墨迹后》。《跋朱子墨迹后》。《跋赵孟頫墨迹后》。《跋董其昌墨迹后》。连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