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四集巻二十二

译《御选唐诗序》。古代六艺的事情，都是用来陶冶培养性情、作为道德辅助的。可是从容讽咏、感动人最深的，没有比诗更接近的。因此虞廷掌管乐事，依着诗句长声歌唱，和谐声调，帝王亲自命令这样做。成周时期，六义由乐官掌管，成为教学的首要事务。自从《诗经》三百篇以后，直到汉魏六朝，诗体逐渐增加，到唐代才大为完备。因此谈论诗歌的人，都以唐诗为法则。当时的选本，如《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御览才调集》等，各自有选取的宗旨，但读者常有不能周遍、不能完备的遗憾。朕在万机之余留意诗篇，广泛搜集采录，已经刻成《全唐诗》一集。过去阅览诗作时，又曾选取其中最好的，汇编成一部，古体诗和近体诗各按类别归并，共三十二卷。搜求材料贵在详尽完备，但用来吟咏性情，则应当汲取其中精华，品味其中芳润。每当临朝听政、巡行狝狩之余，展开书卷流连阅读，从来没有不悠然有所收获的。于是命儒臣依次编排作注，朕亲自考订；一个字、一句话，都必定追溯它的源流，逐条分辨、详细剖析。其中有征引错误以及脱漏的地方，随时下谕改定。经过一年多书告成，于是交付刊刻，用来示范后来的学者。孔子说：“温柔敦厚，是诗教。”这部书所选的诗，虽然风格不一，但都以温柔敦厚为宗旨。其中忧思、感愤、艳丽、纤巧的作品，虽然工巧，也不予收录，使读者能够抒发志意、通达情感，归于和平。这也是采用古人以正声感化人的意义。《礼记》说：“君子坐在车上，就听到车铃和鸣的声音；行走时就使佩玉发出声音，因此邪僻的念头没有机会进入。”考察这段话，就可以看见朕寄托于诗歌的心意，以及刊布这部书的宗旨了。这就是序。《康熙字典序》。《易传》说：上古时代结绳治理天下，后世圣人用文字契刻代替它，百官凭此治理政务，万民凭此明察事理。周官的外史掌管把书写文字的名称通告四方，保氏教养国子，教授六书并考核文字，把文字列为三种重要事务之一，大概是因为文字是万事万物的纲领，足以帮助政令教化流行。古文、篆书、隶书随着时代逐渐变化，到了汉代许慎才有《说文解字》，但它重视字义而略于字音，所以世人说汉儒懂得文字，却不懂得字母；江左儒者懂得四声，却不懂得七音。七音的传承起源于西域，以三十六字作为字母，纵向表示四声，横向表示七音，天下的声音从此总括于其中。曾考察《管子》所载五方百姓，他们声音的清浊高下，各自像山川原野、泉水土地的浅深广狭一样形成，因此对于五音必然有所偏重，能够完全具备七音的很少。这就是历代传承、采定字音的方法不能整齐划一的原因。自《说文》以后，字书中较好的，梁代有《玉篇》，唐代有《广韵》，宋代有《集韵》，金代有《五音集韵》，元代有《韵略》，明代有《洪武正韵》，都流行于当世，惠及后来的学者。那些虽有流传却还不十分显著的字书，还有几十、上百家。它们编纂时都自称毫无遗憾，但后世儒者推论起来，往往有许多异同：有的收字繁简失当，有的引用书籍过于泛滥或疏略而没有标准，有的一个字有多个义项却解释不详，有的一个字有多个读音切法却不完备，从来没有一部能够兼收众美、完全可以奉为典常而不改变的书。朕常想到经传极其博大，字音字义极其繁杂，只凭一个人的见解、拘守一家之说，未必能够通达而不遗漏。于是命儒臣把旧籍全部取来，依次编排纂辑；切音释义，以《说文》《玉篇》为本，同时采用《广韵》《集韵》《韵略》《正韵》，其余字书中凡是一音一义而可以采录的，也没有遗漏。至于各书引证不完备的地方，则从经史百子，到汉晋唐宋元明以来诗人文士的著述，无不广泛搜罗、博采为证，使每项都有依据。这样，古今字形的区别、方言声气的不同，分类排列，打开书卷便一目了然，没有一个义项解释不详，没有一个读音记录不全。总共经过五年，这部书才编成，命名为《字典》，用来彰明文字统一的治理，使承继学业、考察古籍的人能够全面知道文字的源流，也使官府、官吏和百姓都有所遵守。这就是序。《月令辑要序》。古代在明堂中施行十二个月的政令，本于《尧典》授予时令的意思而加以推广。如今流传的《大戴礼》中的《夏小正》篇、《小戴礼》中的《月令》篇，是三代遗留下来的文字，大致可以由此看见。月令虽然出自《吕览》，但蔡邕编次它的章句，孔颖达订定它的正义，推明周公的制度，列入经书。汉晋以下，如《四民月令》《四时纂要》以及《千金月令》《岁华纪丽》《岁时杂记》等书，历代都有撰述，却没有看到完备的。前明末年，冯应京、戴任开始辑成《月令广义》二十四卷，供士人和百姓通用。看它推本经书训诫，推演事类，所用心思也可说勤勉了。只是它采集的内容既多，芜杂累赘之处间或出现，于是命儒臣重新编纂，依次呈进供朕阅览，亲自裁定，订正错误、删去重复，使一切归于典雅纯正；另立体例，补足缺漏，广泛观察而择取精要，务求符合体要而切合实用，或许可以接近古代明堂月令的遗制了。书成后命名为《月令辑要》，旧本的图说也一并订正，列在各卷开头。根据天时考核治理功效，观察物候以尽人的事务，从国家政典直到百姓的劳作休息，都可以用来参考验证；至于广泛阅览、博识万物的学问，也可以从中有所取法。从今以后，谈论记载时令的书籍，大概一定要以此书作为开端了吧。《周易折中序》。《易》学广大而完备，秦汉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得到它的精微了。到了宋代以来，周敦颐、邵雍、程颐、张载阐发其中的奥秘，只有朱子兼取卦象、数理和天理，违背众说而加以确定。五百多年没有再出现大的异同，宋、元、明直到我朝，沿袭先儒已经阐发的精微，有的人又妄自加入自己的见解，渐渐使后人产生疑惑。朕自幼年便留心经义，五十多年从未稍有停止，只是知道诸书大全驳杂纷繁，却无奈自己并不具备专门治经的纯熟功夫。深知大学士李光地平素治学有根本，对《易》理精通详尽，特意命他编修《周易折中》，上至河图、洛书的本末，下至众儒的考订，把各种说法中不可改变的内容加以折中取用。经过两个冬夏，朕在甲夜披阅，全书一字一句都反复斟酌，没有遗漏。康熙五十四年春天告成，并把它传给天下后世。能够以正学为事业的人，或许自然会有所见解吧？

译《春秋传说汇纂序》。六经都是孔圣删定、撰述的，但孟子特别说孔子作《春秋》。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各自叙述所听闻的内容来作传。孔子的弟子们各自推衍老师的学说，流传到后世更加纷乱。有人把一个字当作褒贬，有人把变例当作赏罚，隐微的言辞已经断绝，大义也不再显明。至于灾异、祥瑞、谶纬之学兴起以后，又更加趋向怪僻。程子所谓“明亮如日月星辰”的道理，难道不会因此反而晦暗吗？到了宋代胡安国进献《春秋解义》，明代把它列入学官，用来贡举取士。于是四种传说一并流行，尊奉其说的人大多牵强附会，离经义越来越远。朕对于《春秋》，唯独敬服朱子的论说。朱子说：“《春秋》彰明道理，端正义理，根据事实记载事情，使人看到它便作为借鉴和警戒。书名、爵位也没有什么意义。” 这句话确实是有所得的，可惜朱子没有写成完整的书。朕担心世上的学者被支离的说法牵引而不能醒悟，特意命大学士王掞编纂这部书，以三家传和胡安国传为主，其中有违背经文的就删去；以各家集说为辅助，其中有违背传文的就不收录。书成共若干卷，命名为《传说汇纂》。至于《春秋》的写作，因为夏代贤臣不能替夏禹赞助一句话。司马迁说，七十弟子的门徒口头传授孔子作《春秋》的旨意，但人人都有不同说法，当时已经没有定论。后代儒者想在千百年以后悬断圣人删削文字的意旨，难道不是很困难吗？这部书的编纂，也只是选择那些合乎义理的言论。虽然不敢说对《春秋》的理解深刻，但辨析详细，取舍谨慎，对于连缀文辞、比类事例的教化，或许有所帮助。这就是序。《福建总督范承谟画壁集序》。朕认为，帝王教化首先重视名节，因为名节可以维系人心、扶持树立纲纪。古代臣子用自身侍奉君主，守卫土地、承担边疆；有时遇到奸贼暗中滋生、豺狼突然兴起，便捐弃性命、发誓守志，取义成仁。他们激烈慷慨的气概，间或发为文章，即使质朴直率而没有华饰，后世评论记载时终究有不可磨灭之处，因为它出自忠义的真诚，本于正直的性情。福建总督范承谟，是名臣的儿子，奉命持节镇守闽海，正遇叛逆宦官盗取兵权，偏远之地燃起战火；他的筹划谋略尚未施展，便横遭囚禁，经历三个寒暑，贞操志节更加坚定。因此，他那洁白清正、丝毫不受污染的志向，盘旋郁结而无处抒发，于是把墙壁当作纸张，把木槌和柴薪当作笔墨，题目分为甲乙，字迹辨别横竖；日月既久，篇章逐渐积累，名为《画壁记》，确实如此。最终他能够始终不屈，归于正命。像范承谟这样的人，可以说是面对利刃而不疑惧，守护丹心而自信不改。人在饱受苦难、含辛茹苦之后，每当想起君父都不曾忘记，所以他的诗文不必完全符合古代作者的格调，但其中浩然之气流行充满；当胸中充塞、声音哽咽、头发直立、风气生发之时，土块灰丸都如同利剑，秃笔断梗都可以比作霜矛，用来书写忠孝的性灵，夺走奸凶的残魂。这又岂是雕刻彩绘、涂饰虚浮的人所能达到的呢？自从三藩叛乱平定后，天下安宁，朝廷屡次增加对他的褒奖，频频降下恩诏，已经足以延及后代，光耀于九泉之下了。现在特准许他的儿子时崇的请求，再为他的遗稿作序，这是因为愿意使善行流传久远，也是《春秋》褒善的意义；特意赐予序文，恩数非同寻常，希望借此追慰忠魂，也用来激励臣子的节操。《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四集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四集卷二十三目录 记 《刈麦记》碑记 《显应寺碑记》《▯髻山玉皇阁碑记》《汤山龙尊王佛庙碑记》碑文 《资福院碑文》《溥仁寺碑文》《彚宗寺碑文》《平定西藏碑文》钦定四库全书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四集卷二十三 记 《刈麦记》塞外气候寒冷，最适宜种植禾黍。近来内外一家，疆域万里。我在避暑山庄已经多年，如今百谷一齐成熟，与内地相似，只不过晚十几天罢了。因此种麦的颇多，山庄苑中麦、谷、黍、稻都有。自古以来，农事的艰难不可不知，也不可徒设其名而不亲见。我心里切切挂念百姓，和他们休戚相关。如今年近七十，精力渐渐衰退，仍扶杖查看耕种，来到田畦观看收割。遇到风雨适时，收割时苍颜的乡野老人共同庆贺丰收，黄口小儿也不愁缺少食物。这是我一时真正的快乐。康熙五十四年夏六月，正值小暑，是苑中收割麦子的时节。新麦荐献之礼已经完成，观看收成十分盛大；清晨空气温润，暖风吹拂，秀穗显出奇异的姿态，远远听说各省麦收也都相同。这就是眼前真实的景象。孔子说：“我不如老农、老圃。”孟子说：“顺从人的大体去做的是大人，顺从人的小体去做的是小人。”农夫粮食充足就会快乐。天下极其广大，百姓极其众多；天时不能完全一致，地脉也不能完全相同。我因为百姓有饭吃而快乐，既然眼前的实际景象 尚且不能保证各地完全相同，又何况如此！唉，难道我像田野里的村夫一样，忧乐只系于自身和家庭，思虑不能及于长远大事吗？所以心中的劳苦与安逸，实在不能相提并论。碑记 《显应寺碑记》京城西面有一座佛寺，创建于前明中叶，虽然历来不断修葺，但年深日久，又毁于火灾，旧日景观已经衰败，佛寺也逐渐荒废，这不是用来尊崇佛教、弘扬禅悦的样子。我认为这是古刹胜地，应该规划整修，于是拨发国库银两，征集材料，督理工程。工程始于康熙五十年十二月，落成于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建筑不低矮也不奢侈，屋宇焕然一新，用来答谢士民恭敬信仰的诚意，满足僧侣归依的愿望。于是赐予美名，题名为“显应”。这是因为智慧的火炬和祥瑞的光明，无微不显；慈悲的云彩和佛法的力量，有感必通；使万物都承受真源的恩泽，使十方虚空都照耀于珍宝般的智慧之中，共同圆满妙果，长久培植福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