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巻三十一

译《日讲春秋解义序》朕认为，《春秋》是帝王治理世事的大法，是史书之外传授圣人心法的重要经典。它的大义如日月星辰般明亮，而褒贬、笔削以及由显入微、含蓄显章之处，不是后世人所能窥见的。至于它立法谨严，用心始终一贯，依照忠恕之道，根据善恶是非而施加褒贬取舍。有正例，有变例；有事情相同而用辞不同，有事情不同而用辞相同。同一个人的一生，前后并不相互掩盖；同一个人的事情，功劳和过失也不妨各有不同。正如造化工匠摹写万物，随着类别赋予形态，从未在其中存有私心。后世解释经书的人，有的穿凿附会、深文周纳，有的牵强附会而失去事实本来面目，本来就难以完全符合圣人的心意。左氏亲眼见过圣人，公羊、穀梁以及子夏的弟子，尚且彼此抵牾、互有驳杂，更何况距离圣人越来越远，像汉、唐以来董仲舒、赵匡、啖助等诸家那样纷纭探索呢？只有宋代康侯胡氏，潜心研究二十年，以左氏为事实依据，以公羊、穀梁为义理取向，汇集各家的长处，编定成一家之书。虽然他的立论过于激烈，发掘隐微过于严苛，未必完全符合圣人当时的心意，但总的说来，他以三纲为根本，遵奉九法，阐明王道，端正人心，对于《春秋》的大旨，十成中常能得到六七成，比汉、唐以后的诸家优越。朕在处理万机的闲暇，精研六经，对《春秋》经由圣人亲手裁定这件事颇有感慨：它以王者法度为褒贬的依据，以忠厚之心为刑赏的根本。义例虽然繁多，但其中明白正大的旨意，必定不会像后世解经者那样委曲琐碎。于是命儒臣撰集进讲，大体以胡氏为宗旨，删去其中论说过分的地方；对没有传述经文的部分，就广泛采集诸儒的论注来补充。朕也时时加以斟酌裁定，希望归于一致。书编成后，早晚省察阅览，也希望使学者有所遵守。对于治理世事的大法、传授圣心的重要经典，未必没有些微的帮助。《日讲礼记解义序》朕听说，六经的道理最终归于一处，而礼乐的作用最为紧要。孔子说：“使上位安定、百姓得到治理，没有比礼更好的了。”又说：“在上位的人喜好礼，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敬。”确实因为礼是规范自身的工具，也是兴起实行教化的根源。上天生育人类，种类纷繁，无法尽数记载。圣人兴起后加以整齐规范：取法于天，取则于地，顺应人情，通达时势，协和鬼神，斟酌增减损益，来确定各种品级、节度和限制，使天下人改变好逸恶劳的心，给予他们从善弃恶的道路，使他们日益踏行中正之道而不敢越过，这并不是有人强迫他们，而是顺从事理安适之处罢了。礼的纲领有三百条，细目有三千条；大的方面在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朝聘、射礼、宴礼的规范，小的方面在揖让、进退、饮食、起居的礼节。遵循它，君臣上下就能依靠它保持秩序，夫妇内外就能依靠它分辨，父子、兄弟、婚姻亲属就能依靠它和顺而成；反过来，尊卑就会颠倒，等级就会失去章法，家庭没有能够整齐的，国家也没有能够治理的。所以说：“举止容貌合乎礼，天德就完备了；治理安定而制定礼，王道就成就了。”我曾远观夏、商、周三代，禹、汤、文、武敦厚地整治并叙用常典，以此倡导天下；当时诸侯执守礼制来保卫国家，大夫、士遵循礼制来保全家庭，下至工匠、商人和庶人，也都畏惧法令、遵守纲纪，以此世代承续自己的事业。唉！风俗是多么隆盛啊！朕仰慕天下大治，深思天下归于仁德，根源在于恢复礼制，所以在宫殿之中，每天陈列礼经，讲习并反复阐发，不敢有片刻离开它。自从嬴秦焚烧典籍以来，礼就几乎灭亡了。汉朝兴起后崇尚儒学，礼经才重新显现，传授它的有十三家，其中戴德、戴圣尤其著名。戴圣所传的四十九篇，就是所谓《礼记》。到了程子、朱子出现，表彰《大学》《中庸》，于是开启了千古道学的传统。其余四十七篇虽然杂出于汉代儒生之手，也都是传述圣门的格言，其中有切合身心的重要道理。朕反复熟读研究它们，不分寒暑，积累成讲义，汇编成全书，在前面写上序言，用来不忘记这番勤苦。然而难道只是仿效儒生诵读占毕罢了！务必要佩戴遵循其中的训诫，把它切实落实到自身修养和治理国家之中，使群臣都怀抱恭敬、谦逊、辞让的诚意，使百姓都敬畏并遵守节制、防范的准则；德化广泛融洽，上比隆盛的古代，这样才稍稍符合朕敦厚崇尚礼教的心意啊。

译《孝经衍义序》朕追思古代圣王以孝道治理天下的道理，知道推行孝道有根本，实行孝道有要领。孝是百行的根源、万善的极致。《尚书》说侍奉先人要想到孝，《诗经》说孝心绵延不绝，这清楚说明孝是上天的常经、大地的正义，是人性共同具有的东西，自古以来从未改变。因此，把孝用于自身，便会顺遂而祥瑞；用来教导别人，便会使人喜悦而容易遵从；用来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德泽便会广泛施行而不会穷尽。帝王奉行这一道理来治理世间、驾驭万物，亲身实践而作为天下人的先导：事情从宫门内问候父母、亲自察看饮食开始，推广到配享上帝、祭祀亲人、朝见先祖、彰明功烈、使万民和谐、光耀四海，这些都属于这个道理。孔子教导孝道的话散见于各种典籍，而总括在《孝经》中。曾子以纯厚的孝心亲自接受孔子的教诲，《孝经》的文辞简约而旨意深远，条理贯通始终，综合概括各家论说，关于孝道的意义，在这里最为完备。自从颜芝所藏的本子在汉初出现以后，考订、注释、笺解此书的人历代都有，如孔安国、郑康成、皇侃、邢昺等，不下百余家。大体上都在训诂章句、辨析古今文字的异同；至于推扩其中的义理，使它贯通万事万物，并且没有超出孝道范围的阐发，却还没有完备。世祖章皇帝大力推行以孝治国，努力彰明人伦纲纪，特命编纂《孝经衍义》，但尚未完成。朕继承先帝的志愿，下诏命儒臣搜集考订、编纂整理，仿照宋儒真德秀《大学衍义》的体例，征引经书、史书及诸家典籍来旁通其中的学说。朕私下认为，孔子称孝是最高的德行和重要的道理，可以使天下顺服；又说教化由此产生，随后详细列举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的五种孝。这是《孝经》的大纲，也如同《大学》所说的明明德、亲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推衍最高德行的意义，仁义礼智信的学说就完备了；推衍重要道理的意义，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的伦理就完备了；推衍教化由此产生的意义，礼乐刑政等方面就完备了；推衍五种孝都以爱和敬为根本，说明贵贱共同具有这一点。由天子敬爱父母推展开来，郊祀、祭天、宗庙等典礼的意义就完备了；由天子爱护父母推展开来，仁爱百姓、养育万物、抚慰安定和爱护民众的意义就完备了。没有哪一项不是敬，没有哪一项不是爱，也就没有哪一项不是孝。逐步推及诸侯的不骄傲不放纵，卿大夫遵守法定的服饰、言语和行为，士人与庶民忠诚顺从地侍奉上级、谨慎修身、节约费用，哪一件不是爱敬的意义呢？推衍到极致，便可通达神明、贯通天地，难道会有边际吗？全书共一百卷，刻版颁行，并且撰写序言置于卷首，希望能够嘉惠天下。愿海内共同遵循这条道路，各家修养子弟应尽的职责，人人奉行侍奉父母长辈的教训，使和协之气广泛流行，美好的风俗四方传播，从而成就一代敦厚广大、繁盛安定的治理。这就是朕继承先祖功业、尊崇经典和推重根本的志愿。《经筵讲章序》朕曾读《尚书·说命》篇，其中劝告高宗要好学，说：“只有学习才能使志向谦逊，务必要时时勤勉。”又说：“向古代的训诫学习，才会有所收获。”君主求学，必须考察古代、考订法度；臣下劝君主学习，必须援引古昔、称述先王。都是因为百家学说纷繁，要以圣人之道加以折中；众说混杂，要以经典辨明是非。他们孜孜不倦、急切勤勉，是要精通其中的义理，以便施用于天下。难道只是把阅读简册、听闻言语当作勤奋，徒然借听讲来满足耳目之娱吗？如今师儒传授训诂的学问，寄托在空泛的言语中来阐明道理，却还必须遵守某一位先生的学说；何况君主求学，是要精通义理并施用于天下呢？朕自幼年起，天性不喜嬉游玩乐，只喜爱读书。除经史以外，只要不违背圣人之道、能够自成一家之言的书，朕从未不广泛搜求、纵情阅览。至于经筵进讲，则专门以四书五经为主。书契兴起以后，典籍浩繁，虽然打开书卷总会有所收益，但若说有益于治理之道，最终必以四书五经为归宿。从上至天人性命之理，下至民情物理，乃至二帝三王以来在政治教化方面所经营施行的事情，其中的道理都很明白，事情也容易实行。能够神妙而明白地运用它，全在于人自身罢了。朕自即位直到今天，讲学从未停止，经书的解释也分次汇编刊刻。每逢春、秋两季的仲月，便择日举行经筵，从未间断。时间久了，篇卷逐渐增多，于是命儒臣汇编成一集，交付刻印。从前大禹喜爱善言，听到正直的言论便下拜；周武王寻访治道，丹书所载的训诫便陈列在前。至于古代圣王和前代贤人的告诫，以及在宽广殿堂、细竹席上讲论的道理，难道可以忽视吗？还应把这部书颁行四方，使臣僚、士人和庶民诵读其中文辞而熟习其中义理，都知道遵循道理、遵守法度，帮助达到最高的治理境界，难道只能说是小有补益吗？

译《日讲通鉴解义序》史书有传，其体例有两种：记载事情、编排文辞，先说明凡例、创立体例，而褒贬的意思寄寓在言辞之外，等待读者深思后自行领会，这是左氏之传的体例。涑水先生的《资治通鉴》继承了这种体例，根据事实来防止是非混淆，推究内心来判定功罪，给予或夺取褒贬，如同审理案件一样不可假借，这是公羊之传的体例。崇安先生的《春秋传》继承了另一种体例。两者缺少任何一个，史学便不完备。朱子作《通鉴纲目》，纲仿效《春秋》，目仿效丘明，把十七代纪载的文辞会聚起来，采用二百四十年褒贬的法则。评论者说它接续了《春秋》的统绪，并非虚言。朕勤勉探求治国之道，在涵泳六经之余，喜欢观察前代兴衰得失的踪迹，因此《通鉴》一书，朕翻阅时从未离手。然而书中议论纷杂，各人都发表意见，其中有时也符合作者的本意，却不能折中归于正确，也未能统一于一个标准。于是命儒臣仿照胡安国的体例，遵循《春秋》的义法，撰写编次成文，按日进讲，寒暑不间断，积累岁月而编成此书。朕认为，东周以前虽然没有专门的史书，却也有史书，因为古代史书的精义已经大体完备于《尚书》中；所以《春秋》记载十二位国君的事迹，仍然体现二帝三王的治国心法。威烈王以后，虽然没有《春秋》，却有《春秋》的精神，大概因为《纲目》的撰作上承《麟经》，所以即使采用班固、范晔等诸史的文辞，实际上仍保留鲁国史官删削编定的遗意。世道的升降、政治的兴衰，都在这里。危险与安定、昏乱与治理之间的分界，往往只差毫厘，但相互悬殊最终会达到极远的程度；当时的人有时来不及看见，后世的读者却能看得清楚。因此不能不审察其中的分界，深入探究所以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评论古人的行事，既看重见解极为明白，更看重存心极为公正。善于评论古代的人，就像水一样：人不要以流动的水为镜，而要以静止的水为镜；水心中没有固定的形态，所以外物的美丑都能显现。所谓没有固定的形态，不过就是公正罢了。水没有固定形态，如同人没有成见；人没有成见，也不过就是公正罢了。公正，是三代大道施行的根本，也是万世用来判定是非、作为劝戒的权衡。朕读史时曾撰成《绪论》一编，实在是以至公的意义为根本，希望达到最恰当的结论。对于这部日讲之书，朕又以此反复告诫儒臣；完成之后，将刊刻于秘府，颁赐群臣。大经大法，或以劝勉，或以惩戒，灿然完备；它对于治理国家的帮助，难道会浅薄微小吗？《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三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三十二目录 序 《通鉴纲目序》《幸鲁盛典序》《南巡诗序》《南巡诗序》《皇舆表序》《懋勤殿法帖序》《耕织图序》钦定四库全书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三十二 序 《通鉴纲目序》朕认为，自古帝王治理天下，大经大法没有比史书更完备的。唐尧、虞舜和三代的史书，《尚书》所记载的典、谟、训、诰，都是这些。自从孔仲尼根据鲁国史书作《春秋》，才开始按年编排、按月系记，褒贬寓于记载之中。其大旨在于扶植纲常、阐明道义法则。后世谈论史书的人，都必定以它为宗本。宋代司马光奉诏编修《资治通鉴》，评论者认为它内容广博而能掌握要领，文字简约而事情周全。朱熹以此为本作《纲目》，纲仿《春秋》，目仿《左氏》，义例严整，首尾贯通，足以显示劝善惩恶、彰明法度和戒惧。真是典章制度的总纲，也是治理之道的权衡。前编上溯伏羲、黄帝，征引经传，足以备考。续编下及宋、辽、金、元，其中叙事有时能够得到事实，但议论偏私，记载错乱，往往存在。与朱熹所撰的《纲目》相比，远远不能相同。朕治理天下，早晚都兢兢业业，常常想到《说命》的话：“向古代的训诫学习，才会有所收获。”朕在处理万机的空暇，潜心体会六经的大义和精微言辞，孜孜不倦地深入探究，以求讲明并实行。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的大道，在《纲目》一书中都有体现。朕在早晚起居之时反复披阅，手从未离开书卷。凭借它考察前代君臣得失的原因、世运升降的由来、纲纪法度建立的缘故以及人心风俗变得淳厚的原因；凡事关典常、言语有益于治理体制的，无不彻底探究、追溯根源，详细加以评论判断。这样做已经多年了。于是朕在内廷设立书局，命人翻译进呈，朕亲自裁定，为之作疏解，务求明白通畅、毫无遗漏，达到最恰当的结论才停止。设立了进度和课期，从元旦直到岁末，从未有一天中断。即使巡幸所到之处，也一定随身携带书卷。到现在已有三年多，全书已经完成，将要刻印颁行。儒臣请求为书的开头作序，朕想到这部书所记述的内容，都关系到治理天下国家的事务，并非等同于寻常记载的史书；其中的警戒昭然明白，永远可以作为金鉴。凡我臣工，各自竭尽心力阅读仿效，以体会朕勤勉效法古人的心意，并且将它传给后世，使子孙和臣僚无不奉为典范。斟酌治理之道，作为君主的道理由此显现，作为老师的道理也由此显现。这也是朕对这部书深切关怀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