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巻三十八

译周桓王纪 春秋时期，纲常衰微，败坏扰乱人伦，比后世还严重。即使那些节操义行著名、为史册所赞美的人，也多半涉及偏激、好名，并非中正至当之道。这都是由于教化不明、人心偏邪，不可只归咎于气运。楚灭蔡，用隐太子于冈山 灭掉邻国而拘捕它的世子，把他带回来杀掉，已经是不仁；竟然还把他当作牺牲，在冈山祭祀使用。他的残忍刻毒，实在无以复加。韩昭侯藏起破旧裤子等待有功之人 韩昭侯这件事，历来都被当作美谈。却不知道国家对待有功之人，本来就应当郑重其事。像《诗经》所说“彤弓弨兮，受言藏之”，这样做还可以；至于一条破旧裤子的微小赏赐，恐怕未免近于鄙陋吧？径直把它看作不逾越等级的赏赐，似乎不是确切的论断。汉高祖封萧何为酂侯，于是用打猎作比来晓谕各位功臣。君主发表言论，自有应当遵守的原则。汉高祖评论萧何和众臣的功劳，竟拿打猎作比，说发出指示、放纵猎犬的人是人，追逐咬死逃兔的是狗。这种比拟未免太过分了。汉文帝时齐、楚发生地震，山崩塌 汉文帝即位初年，善政接连不断，却发生了地震、山崩这样的灾异，难道正是所谓上天出于仁爱之心，借此表示应当及时保守政事的道理吗？虎圈啬夫代替上林尉回答 啬夫能言善辩，足以影响一时的舆论。张释之担心天下人听到风声便纷纷效仿，都凭口才求取进用，所以提出了深知治国大体的言论。这是汉廷诸臣都比不上的。晁错《贵粟疏》上天生养众民，他们各自有恒定的本性。他们陷入不合常道、不能服从教令的境地，多半是被饥寒所逼迫，并不全是出于本性邪恶。晁错说：“即使慈爱的父亲，也不能使这种人听从自己的儿子。”这话合乎人情和道理，不应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它。汉景帝下诏审理疑难案件 汉景帝下诏审理疑难案件，可以说具有敬慎体恤的用心。审理案件时，未必能够完全了解实情；等到爰书写成，即使表面上似乎没有一点可以议论的地方，其中仍有许多隐情。何况还有极其细微的疑点，怎么能大多置之不问呢？汉武帝派方士寻求神仙 汉武帝相信李少君的说法，于是派方士到海上寻找安期生之类的仙人，把丹砂等药物化炼成金，以求炼成黄金。真是迷惑得太深了！至少君死后，仍然认为他是化身离去，怎么如此迷信而不醒悟呢？赵充国关于屯田的各份奏疏 赵充国所上各份奏疏，把军事机宜分析得十分透彻，竭尽忠诚，不顾个人利害，最终取得万全之策。古代大臣尽心谋划国事，很少有超过他的。他不只是将帅谋略胜过别人而已。汉元帝时，萧望之自杀，任命石显为中书令。宦官造成的祸害最为猛烈，都是君主一开始不能谨慎对待他们，认为他们势力微小、容易控制；等到用爵禄宠信他们，授予他们事务和权力，便终于发展到骄横放纵、肆意妄为。像弘恭、石显擅自施行威权恩惠，竟敢残害大臣，却毫无忌惮。《易经》说：“给小牛套上木栏，给公猪制住獠牙，应当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就加以防范。” 汉成帝把各位舅舅全都封为列侯 自古以来外戚造成的祸患，没有比汉朝更严重的。由于王氏家族相继掌握政权，根基深固，后来加上王莽承袭各位叔伯的势力，包藏祸心，最终造成篡夺。事情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易经》所说“履霜，坚冰至”的道理，汉成帝、汉哀帝时期却没有认识到。贾让治理黄河的三项策略 治理黄河的困难由来已久。看贾让所提出的方案，在当时也只有中策可以实行罢了。何况如今借黄河水来运输漕粮，期间疏浚、开凿等办法并用，也是不得不采取的形势。王匡等攻打洛阳，共同诛杀王莽 自古以来奸雄常把曹操、王莽并称，但考察王莽一生，他起初虽然谦恭礼贤，却用诡诈欺骗世人；篡位叛逆以后，张皇失措、残破败坏，洛阳将要失守时丑态全部暴露，不过是一个庸碌浅陋的人，不能同曹操相提并论。汉和帝下诏不要接受远国珍贵食品 君主拥有天下，享用各地的美食，如果要穷尽珍奇异味，有什么是得不到的？只是想到百姓供给所需的负担繁重，实在有所不忍罢了。比如宋仁宗计算蛤蜊的费用，每下一筷子就要花二万八千钱，朕实在不能忍受。又有一次半夜偶然想吃烧羊，随后又告诫身边人不要传令索取，担心厨师奉行此事，沿袭成为惯例，白白耗费有用之物，以备随时的需求，这也都是同样的意思。何况养生之道，尤其以节制饮食为要旨。朕自从登极以来，凡是供应的菜肴，都是平常的口味，从未罗列珍奇食品来奢侈地供奉自己。然而对于日常饮食，仍然特别注意节制，适可而止，很得调养身体的方法。放纵口腹欲望，没有益处反而有害，这是人情容易忽视的地方，不可不谨慎。汉安帝时太后亲自审录囚犯 汉安帝时，太后审录囚犯，完全查明了冤屈实情，还没有返回宫中，及时雨就降下来了。史册记载这件事，仿佛认为是盛事，却不知道垂帘听政本来就不是国家的福分，何况亲自审录囚犯呢？汉室因此更加衰弱了。汉安帝下诏减少进献时令新物二十三种 凡是果实蔬菜生长，都各有自己的时令，必须等到气候成熟后再食用，才可以滋养人。若违逆它们的本性，使它们提前早熟，味道不完整，又有什么益处呢？朕自从即位以来，从来没有吃过这类东西。汉质帝因朝会指斥梁冀的话 汉质帝年幼登基，却能够识破梁冀的奸邪，确实聪明。但他突然指着梁冀说：“这是跋扈将军。”于是被梁冀毒死。聪明却不善于隐藏锋芒，恰好足以招来祸害。汉桓帝时，采女六千人，侍从不计算在内。宫闱之中，能够供差遣使用的人足够了，何必需要这么多呢？每当看到史册记载后宫人数繁多，总为此感到悲痛。人情相差并不很远，怎么忍心这样做，实在令人不能理解。本朝家法务求崇尚俭朴，至于掖庭用人，最为简少，与历代相比，只有百分之一。何进召集外兵诛杀宦官 宦官张让等肆意违法，何进如果只上奏请求诛杀首恶，就可以了；却一定要把他们全部杀掉才痛快，这就太过分了，所以太后不答应。又召集外兵来加速祸乱，那就更加愚蠢荒谬，难怪他的祸患很快就接踵而来。吴国臣子赵咨说，他的君主的学问不在于寻章摘句。赵咨回答魏主的话可以说很得体。君主有万端政务等待处理，自然应当广泛阅读典籍，扩大见闻。但可贵之处在于贯通上下古今，掌握其中要领，辨明是非，归于最恰当的结论，使天下的人情事理没有不洞察其隐微、熟悉其常态和变化的，并因此付诸施行，希望取得实际益处。哪里只是像士人百姓的学习，仅仅熟习辞章而已呢？竹林七贤 阮籍等人都崇尚虚无，蔑视礼法、败坏法度；当时的士大夫竟把这看作放纵旷达，争相仰慕效法。这是晋代风俗的弊病，其由来已经很久了。张华凭借才学和文章见识，在当时声名显赫。

译国家任用人才，应当以德行器识为根本，以才艺为末务。凡是才干突出的人，虽然能够办成事情，也往往多有败坏操守之处。若是德行器识醇厚质朴，就一定不会放荡逾越准则之外。朕临朝日久，阅历人情，所见十分确实。比如张华在晋朝，凭才学而知名，后来却蔑弃典章礼制，去依附贼后，那么他所学的东西又在哪里呢？秦主下诏说：“杀人不过一千”，这难道不叫残虐吗？上天爱惜生命，所以立君主来抚育百姓。对于爱护、养育和保全百姓，理应无所不用其极。秦主苻生却把杀死一千人当作平常之事；又说野兽吃人，正是上天用来帮助朕杀人的。像除草一样轻视百姓生命，自有史籍记载以来，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王猛病重时所陈的奏疏 王猛侍奉秦国，竭尽忠诚和智慧，直到临终之时，还恳切地希望秦王善始善终，追随前代圣王；他的君主对他宠遇优厚，实在是人臣应当努力追求的。魏国设置天师道场 崔浩精研经术，熟悉政务，确实是魏国臣子中杰出的人物。他不信佛法，更是超越当时世俗风气，卓然自立。为什么却拜道士为师，推崇奉行并尊敬他的道术呢？而且还把他的书上奏，用来蛊惑君心，他得罪名教实在不浅。魏国下诏允许官吏百姓告发太守县令的罪行 国家设置太守、县令来治理百姓，他们贪污违法，固然令人痛恨。如果像魏国诏令那样让官吏百姓告发太守县令，那就大错特错了。小民得以冒犯上级，名分便荡然无存，纲纪也不能振作，其祸害真是说不尽。惩治贪污自有国家法令，为什么制定这样的办法竟如此拙劣呢？魏国诛杀沙门 魏国听信道士寇谦之，于是贬黜沙门；又因为佛寺中有兵器，便下诏无论老少全部杀掉。此前本来没有明确禁令，却突然把他们全部消灭，可以说是不加教化便施加杀戮，也太惨酷了。魏文成帝立皇子▯为太子，按照旧例，赐死他的母亲。齐家是平治天下的根本，太子是国家的根本；选定并建立储君之位，就应当使他的母亲预先受到刑法礼教的约束。借此来养育东宫太子，所起的作用实在不小。考察以往史籍，假如申生的母亲还在，骊姬的谗言就不会得逞，晋国宫廷中的骨肉亲情，哪里会遭遇那样的惨祸呢？汉武帝想立太子时，先赐死钩弋夫人，正是因吕后旧事而有所戒惧；但他年老时谋划拙劣，终于因噎废食。到了北魏，竟直接沿袭为旧例并照办，使太子因得以被立而丧失母亲，其中必然有极大的不忍之情。太子继承皇位、登临大统之日，想要以孝道治理天下，能够没有内心的隐痛吗？汉武帝本来就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但他的举动不合常经，流弊竟发展到这种地步；作为开创这种做法者的责任，他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宋主刘昱日益骄纵放肆 宋主刘昱的资质禀赋未必特别异于常人，他之所以放纵欲望、败坏法度，无所不为，必定是因为生长在深宫之中，没有听受训诫，所以日益流于纵恣。由此可见，教导规劝的方法关系极为重大，不应把它只看成具文。魏国甄琛请求解除盐池禁令 盐的产利非常丰厚，如果不由国家掌握，豪强之间就会相互争夺渔利，民间必定纷乱多事。何况取用山林川泽的资源，来减轻田地的赋税，使民力宽裕有余，这样做的好处不是更多吗？如果不审察时势，便贸然放松禁令，那么南亩的农民得不到丝毫利益，而国用既然匮乏，税收逐渐增加，也必然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凡是治理政事的人，只求实际利益能够惠及百姓罢了，何必借美名来标榜自己呢？隋朝下诏说公文私信都应当如实记录 文章只求通达意思就够了，本来不以繁缛华丽为贵。自六朝以来竞相崇尚绮丽文辞，逐渐失去了古代质朴的遗风，于是导致人文浮薄轻佻，形成只顾行文而不顾言实的习气，越来越走下坡路。隋朝李谔上书所说，可以说切中了当时的弊病。陈朝建造临春阁、结绮阁、望仙阁 陈朝建造三座楼阁，是要用来居住游乐，势必要使窗户高大开敞。如果果真高达数十丈，那么就会凌风插入云霄，哪里能够稳稳地立在那里呢？唐高祖建立老子庙 唐高祖受荒诞虚妄的言论迷惑，于是把老子奉为祖先，并为他建立庙宇。到了高宗、明皇，又进一步扩大宣扬这种说法，崇信而毫不怀疑。他们的见识为什么都这样偏颇呢？秦王李世民杀死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秦王既有开创帝业的功劳，也很有守成的谋略。唐高祖审察神器最终归属，本来应当及早确定大计，却只是优游迟疑、不能决断，坐视惨祸发生，确实不能推卸责任。秦王英明特出，成为有唐一代的贤主；对于李建成、李元吉，难道没有委曲周旋、使他们保全的办法吗？最终竟使骨肉相残，受到后世讥讽，这固然是他的谋划不善，并不只是遭逢不幸而已。唐太宗时，山东发生旱灾，唐太宗下诏各地赈济防备，并免除那里的租赋。赈济防备灾害来惠及百姓，固然是朝廷的恩德和善意。只是担心执行得不好，恩泽不能下达到底。若只免除那里的租赋，那么家家户户都能平均沾恩，才是爱民的实际政事。唐太宗说赦免有罪之人就是贼害善良百姓 赦免，是小人的幸运，君子的灾祸。前人已经对此论说得很详细了。诸葛亮治理蜀国，也深深认为赦免罪犯是不对的。朕年轻时读到这些，似乎觉得过于严酷；到临朝执政以来，熟悉了人情世故，才知道赦免确实不可屡次实行。只应当减轻赋税，敦厚教化，使百姓衣食充足，以此兴起礼义，让人爱惜名誉、重视犯罪，或许可以形成刑罚废置不用的风气，这才是达到大治的根本。唐太宗下诏说不是重大的祥瑞不得上奏 汉代风俗非常喜欢祥瑞，往往大多附会牵强地编造其事，既欺骗自己，又欺骗别人。像小小的喜鹊筑巢这样的异象，也想上表庆贺。唐太宗拒绝朝廷大臣的请求，见识远远超出寻常。至于他说祥瑞在于得到贤才，更是卓越的名论。唐太宗告诫长孙无忌及侍臣的话 唐太宗采纳魏征的意见，停止武事而修治文教，使教化遍及天下，确实得到了古代帝王善于治理的道路。至于他所说的两件可喜之事和一件可惧之事，始终兢兢业业，以骄奢自我警戒，尤其是在处于盛大境遇时仍保持谦逊，这是身处安定而不忘危险的上策。魏征《十思疏》人没有不在创业时谨慎、在守成时懈怠的，所以善于开始的人未必善于结束。只有早晚勤勉警惕，不敢稍有闲暇安逸，才可以达到最高的治理境界。魏征所陈述的意见，可以说深刻了解了治国的要领。《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三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三十九目录 杂著 《阅史绪论》【六十六条】《钦定四库全书》《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三十九 杂著 《阅史绪论》唐太宗当面列举群臣的得失，说刘洎对朋友徇私。传记中有这样的话：“说到公正时忘了私情，对朋友徇私的人，必定在朝廷事务上有所亏负。” 过去已经如此，如今的人更加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