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三集巻二十一

译《渊鉴类函》序 朕在军政事务余暇广泛涉猎学术，每读一部书，必定读完全部篇帙，沉潜反复，既掌握它的始终条理和精义所在，文章辞藻也常常诵读。朕曾说，古人的政事和文章虽然分属两端，但文章用来说明道理，政事则是道理的发挥，近处可以见到，远处也可以推知。难道仅凭区区文句之间，就可以自命为学术吗？从六朝开始才有类书，而唐代尤其兴盛，这难道不是在文句之间求取知识吗？即便如此，道理寄寓其中，仍然不能废弃。过去孔子为《易经》作系辞时说，方正之物按类别聚集；又说，本于天的亲近上方，本于地的亲近下方，就是各自依从类别。对于各卦又说，卦名所称事物虽小，取譬类比的范围却很大。大概因为天下古今事物的道理都具备于《易经》，而《易经》这部书依据道理来象征事物，依据事物来征验文辞，以判断天下疑惑、成就天下事务，都按照类别来说明。这样说来，编写类书，难道不也符合圣人立言的意义吗？最著名的类书有《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白帖》《杜氏通典》。宋、明以来，编撰者逐渐增多，像那样内容广博而不繁杂、简约而又详核的，反而很少了。唯独俞安期的《唐类函》相当称得上详尽概括，大体上继承欧阳询《艺文类聚》的体例，稍微删取《书钞》《初学记》《白帖》《通典》的内容而加以增益。俞安期是明代人，却题名为《唐类函》，是因为书中所辑材料都属于唐代。它既缺少宋代以来的书籍，唐代以前也有脱漏，于是命儒臣远近考察、旁搜博采，上溯往代典籍，网罗近代资料，增补原书没有的，详备原书略去的，交错综合以显出差异，探索幽隐以归纳相同之处，总之不离开按类别归集的原则，这样类别才算完备。书成，共四百五十卷。类书从产生到现在已有一千多年，如今汇集其大成，难道不能说对这一学术传统有所补益吗？学者有的未能读尽天下书籍，看到这部书，便能得到大概的轮廓，因而进一步探求其始终条理和精义所在；对于穷究事物、获得知识的功夫，以及修饰文辞、建立诚信的事业，所得到的益处并不少。《历代赋汇》序 赋是《六义》之一。风、雅、颂、兴、赋、比六者，赋处在兴、比之间。因为它铺陈事理、抒写物情，兴和比都不能与它相提并论。所以赋对于诗，功用尤其独特而广泛。由此以后，兴、比不能单独流行，赋便继承诗歌之后，卓然显现在世间。因此说，赋是古诗的流变。班固又说：“登高能够作赋，可以担任大夫。”意思是由触景生情而开端，才智深厚优美，能够参与国家政事，因此可以担任列位大夫。这样说来，赋对于诗，具备诗的一种体制。等到赋宏大放纵、铺张流衍，与诗并行，它所涉及的事情也可以通用于选用人才。《尚书》说：“铺陈政事，以言语奏告。” 所谓铺陈奏告，与赋的意义有相近之处。假如尧、舜处在今天，也不会废弃这种文体。这难道不是文章可贵的地方吗？朕曾在军政事务余暇广泛阅览典籍，看见古代诸侯、卿大夫与邻国交往时，常常称引诗歌来譬喻自己的志向，并不一定是他们亲自创作的，但都称为赋。例如晋公子重耳赋《六月》，鲁文公赋《菁菁者莪》，郑穆公赋《鸿雁》，鲁穆叔赋《祁父》等，都是选取古代诗歌来说明自己的志向，也就是吟咏诗歌遗留下来的声音，获得其中寄托的心意，使听见的人受到感动而奋发兴起，并由此明白彼此相告的情意；这如同铺陈道理并直接陈述，所以称为赋。春秋以后，聘问时的咏歌不再在列国之间流行，于是羁旅之臣和有志之士自己抒发感情，赋便产生了。赋最初由荀况创作，他游宦于楚国，作了五篇赋。楚国大臣屈原于是作《离骚》，后人尊奉它为经典，而班固认为屈原作赋以讽谏，于是已经称它为赋了。此后宋玉、唐勒都竞相创作。汉朝兴起后，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张衡等人，创作尤其兴盛。三国、两晋直到六朝，赋又发生变化，成为骈排之文。到了唐、宋，赋又变成律赋，再变成文赋。而唐、宋用它来选取士人，当时的名臣伟人往往有许多出自其中。到了元代，赋才不再列入科举科目。朕认为它不能全部废弃，偶尔曾借此求取天下人才，因此命词臣考察古代，搜集散佚，把它们汇成一集，亲自加以鉴定，命令校勘刊刻。于是叙述它源流兴衰的缘故，向天下说明，使凡是求学的人知道朕的心意。康熙四十五年三月二十日 《清凉山新志》序 朕认为，清凉山古来称为文殊大士演说佛法的地方。这座山高耸于雁门、云中之外，连接恒岳，俯临滹沱，横跨面对北方边塞，是京畿的屏障。这里风势强劲而气候高寒，阴面的山岩上层层结冰，盛夏仍有积雪不化，所以称为清凉。然而地方虽寒冷，嘉木芳草却在山谷间繁茂，被称为灵异之地。五座山峰高高耸立，上插霄汉；日月在这里回旋，烟霞在这里遮蔽，山色苍然，深邃秀丽。它作为神圣山岳和幽深胜境，大概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因此从汉代直到今天，历代都有崇奉营建，古刹精舍遍布山岩。天下称为最著名的灵山佛土有三处：峨眉、普陀，而五台尤其兴盛。我 世祖章皇帝向上为 慈宁宫太后祈福祝寿，向下为百姓赐福，赐给金钱并派遣使者，多次施行。恩惠。朕多次驻跸这座山，为 两宫祈求康宁福祉，于是登临五峰、攀上台怀，各自撰文刻石来纪念此事。琪树灵花，都在篇章歌咏中有所表现。我曾想到，佛教以清净慈惠为根本，以戒、定、智慧为宗旨，对于劝善远恶也有帮助。这座山又靠近边塞，远离尘世俗务，应当是清修之人的栖息之地，所以我对此处总是十分关注。山有志书，是为了记载山川形胜，叙述营建设置，收录诗文，使后人能够考察往昔的遗迹和旧闻，不至于湮没。这部编册详略适中，不杂乱，也不枝蔓；清凉山的胜景，打开书卷便可得到大致概况。因此写在书前。康熙四十年五月初三日。

译《四朝诗选》序 人民诞生之初，禀受天地阴阳的精华，含有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而这些道理都具备于一心之中。人的心灵，每日显发而没有穷尽。《诗大序》说：“情志藏在心中，发出来便成为诗。”它阐明虞舜朝廷“言志”的意义，并把根本归于人心，含义很深。大概随着时代运转推移，质朴与文饰屡次变化，言语发出的形式虽然不同，但心中所存的道理并没有差异，那么诗歌之道，怎么能说古人与今人不能相及呢？考察宋、金、元、明的诗，这一点尤其明显。世上评论诗歌的人说，唐代以诗赋取士，所以唐诗格外兴盛。唐诗确实兴盛。至于宋代取士，起初也以诗赋为主，熙宁年间专门以经义取士而废除诗赋，元祐初年恢复诗赋，到绍圣年间又将其排除，后来又恢复与经义并行。金代大体仿照宋制，元代自仁宗起罢诗而保留赋，明代则诗赋全都废除。士人在当时，利用余力兼习有韵之文；专门学习容易精美，兼学则难以精工，但其中成就最高的，往往也能与北宋相匹敌，追及“三唐”，这难道不是因为人心的灵性每日显发而没有穷尽吗？由此也可见古人与今人并没有相差太远。我早起晚睡，永远谋求天下太平，想到培养士人、教育人才是国家的盛典，考察言论、询问政事是前代的良规，已经试行制艺，使人通晓经术，同时兼习论、表、判、策，使人通达古今；在科举科目之外，又不时以诗赋取士。每当我巡视地方、观察民情时，士人进献的诗赋古文，我有时停车接受观览，有时停船延请询问，亲自试阅并选取其中优秀的，也很多。大概是要把天下人都置于礼仪陶冶、音乐感化之中，用温柔敦厚的教化熏陶他们，所以用来奖赏劝勉的办法，没有不做到极致的。近来得到《全唐诗》，已经命儒臣校订后刊布天下。唐代以来一千多年，流传自古而过去未曾见到的诗作，如今得到保存，也可以说是斯文的厚幸了。于是又命人广泛采集宋、金、元、明四代诗歌，每代分别编排体裁，各自收录名篇巨集以及断简残章，没有遗漏；略加选择后刻印，借以标举诗人的最高成就，扩展后进的见闻。譬如六代依次演奏八音的乐律，没有违背九流并行而最终归于一致的道理，都是同一个归宿。这样，唐以后诗歌也就从今天开始流传下去了。诗歌能够日益久远而又日益新颖就是如此，而这一切都根本源于人的一颗心。孔子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纯正。”孔子所说的是诗歌的法则，也就是心性的法则。子夏从“绘事后素”的章句中体会道理，子贡从“切磋琢磨”的句子中有所领悟。这两个人，一个以文学列入孔门四科，一个因博闻多识而闻知一以贯之的道理。我由此看到了上天赋予人的东西：这颗心、这个道理，无论在哪里都能流通显现。愿求学的人谨慎守护内心所存，并审慎对待它的发露，从而上达于根本和本源，并使它充实扩展到万事万物之中。难道这只是诗歌之道吗？《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三集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三集卷二十二目录 序 《咏物诗选》序 《历代题画诗类》序 《历代诗余选》序 《书画谱》序 《广群芳谱》序 记 《水性记》《黄船记》《避暑山庄记》钦定《四库全书》《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三集卷二十二 序 《咏物诗选》序 从前子夏为《诗》作序，说能够端正得失、感动天地、感通鬼神的，没有比诗更接近的。先王因此使夫妇关系有常，成就孝敬，厚重人伦，美化教化，移易风俗。这样看来，诗歌之道真是伟大啊！周公继承叙述唐尧虞舜的事业，尊奉辅佐文王武王，制定礼制来引导天下，又写成《尔雅》一篇。后来为它作序的人说，《尔雅》是用来贯通训诂的旨趣，叙述诗人的兴发咏唱。为它作注的人说：《尔雅》所解释的遍及六经，却独自说它“叙述诗人的兴咏”，是因为《尔雅》的写作大多是在解释《诗经》。因此，同一事物有许多名称，片言又有不同训释，凡是借虫鱼草木之类来阐发天地万物的道理，六义、四始的道理也由此得以明白。所以诗歌发展到最高境界，足以贯通天地、比类万物，却又不超出虫鱼草木之类。诗歌咏物，从《三百篇》时就已经如此了。孔子说：“近处可以用来侍奉父亲，远处可以用来侍奉君主，还可以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侍奉父亲、侍奉君主，是忠孝的大节；鸟兽草木，是极其细微的事物。孔子把二者一并提出，作了极为充分的说明。那么诗歌之道，就在于称述事物名称。它在取譬类比方面可以说是小，而意义又可以说是大。即使只是写一件事物的情状，也会关系到忠孝的大节。自从《离骚》和赋体兴起以来，这一点从未改变。这大概就是前人咏物诗所以产生的原因吧？我自从在经筵侍读以来，精心研习六经，即使在闲暇之时，也从未放下书本；对于诗歌之道，时时尽心体会。从古代遗失的诗歌，到汉、魏、六朝，直到唐代，以及宋、元、明的作品，我广泛观览，深深玩味，采集其中的精华，撷取其中的英华。命大学士陈廷敬、尚书王鸿绪校理，命翰林蔡升元、杨瑄、陈元龙、查升、陈壮履、励廷仪、张廷玉、钱名世、汪灏、查慎行、蒋廷锡编录，命名为《佩文斋咏物诗选》。由于搜集广泛，义类完备，又不只限于此前所说的虫鱼鸟兽草木之类。凡天文地理、人事中可以用物名来称述的，没有不列入的。于是刻版流传于世，与天下学习文章的士人共同分享。希望他们从名物、度数之中，求得合于温柔敦厚的旨趣，充实诗歌的内涵，达到卜商所说的境界，也不辜负古代圣人反复训释诗歌的苦心。对于诗教来说，这确实是有帮助的。康熙四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