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三集巻二十七

译古文评论 《国语》穆王将要征伐犬戎 颁布命令、修养德行，不向远方兴兵，自然是先王安抚和驾驭荒远地区的要道。穆王却因为犬戎不来朝享而征伐它，背弃了祖先的训诫。所以先儒说，《国语》把周代的事列在《列王》一类，《国风》却列在《王》一类，由此可以看出周德已经衰落。厉王暴虐，国人诽谤厉王 古人说，愚人的话，圣人也会加以选择。即使是浅近的言语、浅陋的议论，也能通过木铎传达给上面，这大概是因为古人的包容接纳十分广博，忠厚之心达到了极点。厉王喜欢荣夷公 为王者不应谈论财物的有无，更何况要把财利据为己有呢？任用荣公而导致周室衰败，可以作为千古以来贪图财利者的警戒。宣王即位，不举行籍田之礼 《周礼》依据井田制度制定军赋，所以从事农业和讲习武备，彼此相辅相成。篇中“出征就有威势，守备就有财力”两句话，正好说明了兵农合一。宣王已经丧失南国的军队 古代治理百姓的官员，每天都与百姓相处熟悉，所以不用统计就知道人数多少。到了宣王时，农业生产逐渐松弛，因军队失败而终于有了统计百姓的举动。治理军队越来越急迫，而治理农业的政务却更加松弛了。晋文公已经在郏地安定襄王 晋文公自以为对王室有功，骄傲自大，妄自请求天子的礼制。襄王举出先王的旧有典章来使他屈服，言辞舒缓委婉中又加倍严厉，最终使晋文公惭愧恐惧，退让听命。这真是宏伟的训诰之文。定王派单襄公出使宋国 废弃教化、抛弃制度，轻视官职、违犯法令，都是亡国的政治。至于违犯法令尤其严重，文中叙述次序本来就有轻重之分。谷水与洛水相争 大意总在于修养德行、推行政事。谷水、洛水的自然变化，表现出顺从与反复，铺陈说明得极为恳切深厚。周景王将要铸造大钱 景王改铸大钱，原本是为了救济灾害、预防祸患，然而不合乎民情，所以单穆公认为这只能助长灾害；王道在于顺应百姓。海鸟名叫爰居 没有名分和根据的祭祀，圣王不予记录。《曲礼》说：“不合礼制的祭祀不会带来福佑，那么妄自祭祀又有什么益处呢？”这一篇可以与《礼经》相互发明。宣公在泗水深渊中夏季滥捕 收藏渔网，不如把里革安置在身边，这就是所谓关键在于用人，而不在于笏板。全篇典雅华美而谨严，确实是文章的极高境界。公父文伯退朝 敬姜说，劳作时就想到安逸，安逸时就会放纵；这几句话可以说是看透了道理的言论，应当与《无逸》《豳风》等篇一同阅读。仲尼在陈国 圣人博学多识，由此可以看出。齐国闾丘来会盟 阐发其中蕴含的意义非常深广，并不是指过分恭敬。桓公从莒国返回齐国 鲍叔向桓公推荐管仲，把治理齐国的重任托付给他，管仲最终能够在诸侯中显扬名声，取得威望，安定霸业。孔子也肯定他的功劳，称许他的仁德，那么鲍叔推荐贤才、桓公善于任用人才，都清清楚楚地彰显于后世了。正月朝见时，乡长陈述政事 规划安排明晰整齐，治理国家如同治理家庭，确实是辅佐霸业的人才。桓公想要参与诸侯之事 铺陈叙述霸业的功绩，表面上仿效王道。但他亲近和安抚诸侯，全都依靠谋略和武力，这正是王道与霸道分开的原因。至于文章简练典重，确实是《史记》《汉书》纪传体的鼻祖。文公向胥臣询问 先有圣人的资质，然后才有圣人的学习。《诗经》说：“反复雕琢它的文采，金玉般美好的是它的本质。”说的都是资质与学习相互依赖的道理。叔向拜见韩宣子 大夫忧虑贫困，难道只是自身的灾祸将要临头，也会波及国家；所以治理太平之世，首先要禁止官员的邪曲。庄王派士亹教导太子葴 楚庄王还十分重视国家的根本。预先施行教育，是应当的防备。灵王修建章华台 铺陈议论从容深厚，博大得仿佛聆听黄钟大吕，肃穆地发出宗庙清庙之音。左史倚相在朝廷拜见申公子亹 听到倚相的话，子亹警惕而恐惧。子亹可以说是能够接受善言的人了。灵王暴虐，白公子张屡次劝谏 近臣进谏，远臣批评，百姓传诵，并以此自我警诫，这是夏、商、周三代盛王兴盛的原因。灵王却把规谏当作塞耳的玉饰，灾祸降临到干谿，是应该的啊！斗且在朝廷拜见令尹子常 积聚财货，蓄积怨恨，言语警醒、切直而令人震动，可以作为任职为官者的戒鉴。王孙圉出使晋国 春秋时期的使臣，都是当时贤能士大夫中的精选，所以回答邻国，往往不会辱没使命。吴王夫差起兵攻打越国 越国君臣的阴谋，全在于“扩大吴王的骄奢之心”这一句话。麋鹿在姑苏游荡，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吴王夫差告诫诸位大夫 申胥事先所说的话，洞察一切，明白得如同看见火一样。吴、越两国的兴亡，已经决定了。本来不必等到鸱夷子皮投江的时候。吴王从攻打齐国返回 吴国的申胥、楚国的范增，老练的谋略都没有被采用，怀抱屈辱而死，千古以来令人同样感慨。吴王夫差从黄池返回 阴谋凶猛狠毒，君臣、夫妻一心致死地谋划，积累了二十年，吴国怎么能不灭亡？记事者把功劳归美于下层，群臣共同集思广益，是有道理的啊。越王句践即位三年后想要攻打吴国 敬与怠的区别，是国家治理或荒乱的关键所在。没有一刻不保持敬慎，就可以长久安定太平。句践不能在开始时保持敬慎，到了危急之后才恐惧，忍辱负重谋求成功，勉强才得以实现，也算是幸运了。《公羊传》隐公元年春季，周王的正月【隐公】“大一统”这句话，实际上关系到名教。因为《春秋》的撰作，是率领天下人尊奉周王室；把正月系于周王，表明周德虽然衰微，但天命并没有改变。癸未日，安葬宋缪公【《春秋·隐公三年》】。《公羊传》和《谷梁传》的文字简短，声调之间多有错落；即使用长句，也同样曲折有致。纪侯大规模地离开了他的国家【《春秋·庄公四年》】。如果把吞并灭国作为目的，那么复仇就是造成长期祸乱的阶梯；如果把洗雪耻辱作为心愿，那么复仇就是合乎大义的举动。所以《公羊传》对于襄公的记载，仍然有可取之处。夏四月，四次占卜举行郊祭都不吉利，于是免去牲畜不祭，但仍然举行了三望【《春秋·僖公三十一年》】。鲁国举行郊祭不合礼制，孔子编修《春秋》，借占卜郊祭一事寄托自己的意思，各位儒者对此论述得很详细了。只有《公羊传》的文字简约而意思完备。公子遂到齐国去送纳聘礼【《春秋·文公二年》】。圣人顺应人的情感来制定礼制，并不是由外界强加的。说人的内心都具有这种情感，这一句是多么恳切啊！毛伯来鲁国索取黄金【《春秋·文公九年》】。“王者不向人索取”这一句话，立论正大。至于《谷梁传》所说的“索取车子还可以，索取黄金就太过分了”，并不是确切周密的论断。世室的屋顶毁坏了【《春秋·文公十三年》】。从前鲁公前往鲁国，周公仍然留在东都治理政事，以维系天下人的希望。《公羊传》所谓“想使天下人归于周”，说的就是这个。何休注释《公羊传》，认为“如果嫌疑周公前往鲁国，就恐怕天下人改变心意而各自趋向自己的乡国”，这岂不是把成王、周公看得太浅了吗！晋国把它的大夫胥甲父放逐到卫国【《春秋·宣公元年》】。读这一段传文，可以知道古代君臣之间，离开或留下都有礼法。春秋时期却不能完全做到这样。晋国的赵盾、卫国的孙冕侵犯陈国【《春秋·宣公六年》】。把事情编排起来，用语言加以叙述，层层转折，充分表现情态，比《左传》还要高明。冬季，安葬许悼公【《春秋·昭公十九年》】。该听取的就听取，该停止的就停止。由此可见《春秋》删削取舍，极其公正而没有私心。这件事和赵盾的事情，后来都成为如实记录的史实。孔子向西出行，捕获了麒麟【《春秋·哀公十四年》】。篇章结构的妙处，似断似续，忽合忽离。

译《谷梁传》。隐公元年春季，周王在正月【《隐公》】。伯夷、叔齐让出国君之位，是求仁而得到了仁；泰伯、虞仲让出国君之位，是为了避开祸患，使周兴盛；至于隐公让出国君之位，却成全了惠公的邪心，开启了桓公篡位弑君的祸端，所以说这只是小道。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春秋·桓公十四年》】。按照《周官》的时享制度，祭祀前十天，掌管事务的官员要占卜日期，并举行誓戒。如今壬申日到乙亥日相隔只有四天，既没有占卜，也没有告诫，因此谷梁先生认为这是记载其不敬。臧孙辰向齐国请求买粮【《春秋·庄公二十八年》】。从这里可以看出，积蓄粮食、准备救荒，是治理国家的人所应急办的大事。一个国家却不能保有自己的国家，君子对此加以讥刺。虞国的军队和晋国的军队灭掉了夏阳【《春秋·僖公二年》】。三种《春秋》传记在这里没有不同之处，但《谷梁传》叙事简洁，文辞尤其洒脱有气势。诸侯在首戴结盟【《春秋·僖公五年》】。这一篇以尊奉周王为主旨，也含有反常道而行权宜之意。晋国杀死了它的大夫里克【《春秋·僖公十年》】。一笔一画都生动传神，使当时的情形跃然呈现在人的耳目之间。开始按田亩征税【《春秋·宣公十五年》】。公田制度是十份取一份。如今又丈量并征取其余的田亩，先王的良法美意，这该怎样说呢？因此三家传注都交相讥刺这件事。发生大饥荒【《春秋·防公二十四年》】。考察发生大灾荒时的礼制，可以看出先王敬畏上天、勤恤百姓，既有真实的心意，也有切实的政事。秋季，在红地举行搜狩【《春秋·昭公八年》】。文字古雅深奥，典故丰富，可以补充《周礼》尚未完备之处。《战国策》。司马错、张仪讨论攻伐韩国和蜀国。战国时代，已经不再知道有周天子了。只有司马错说：“劫持天子，会留下恶名。”大义凛然。后来鲁肃保全刘备、王猛告诫不要攻伐晋国，也同样是这个意思。甘茂谋划攻取宜阳。谗佞之臣在朝廷内部，大将很少有能在外面取得成功的。这是古今都共同感到慨叹的事。甘茂的话恳切周详，可以作为万世的鉴戒。黄歇游说秦王。当时的策士往往把祸患嫁给韩国、魏国，像黄歇的意图，不过是要解除楚国的忧患罢了。等到韩、魏已经灭亡，不到三年，楚国也灭亡了。所谓灭掉六国的，正是六国自己，难道不是这样吗？文章尤其雄辩。应侯对昭王说。先设置两个比喻，真正的主旨只是淡淡地说过。大概前面已经用危急而恳切的话直言相劝，到这里知道昭王的心意已经改变，所以只借比喻的话再申明自己的主张，使听的人悚然警醒。武安君劝谏秦昭王不要攻打赵国。赵国已经残破，却很难攻取；韩国、魏国、楚国完整强盛，却容易攻取。由此可见，军队没有永远强盛的，也没有永远衰弱的，关键只在于能不能有所畏惧。邹忌讽谏齐王接受劝谏。文章十分诙谐华美，感动人心，却又是千古不变的正论。淳于髡一天之内会见七位士人。寥寥几句话，成为欧阳修《朋党论》立论的来源。那些把推荐贤能看作可疑之事的人，可以由此解除疑惑了。冯暖为孟尝君招揽门客。冯暖烧掉债券，是为了替孟尝君结纳百姓的心。像汉代文帝、景帝时期，下令免除租税，那样得到民心就更多了。哪里只是区区做出施恩的样子就值得称道呢？苏子游说齐闵王。不求获得福，先做到不招致祸患，这就是“权借”之说的开端。圣人则把上合天道称为权，把下合人心称为借。王者出兵征讨而不以战争为目的，采用的就是这个道理。田单攻打狄国。文辞淋漓生动，句句俊逸冷峻。庄辛论说宠臣。文章接近赋体，瑰丽而值得观赏。苏秦以合纵之策游说赵国。文章的气势忽然断开，忽然连接，像长江万里，波澜无穷。假如把这种精神转移到阐明内圣外王的道理、施行仁义礼智的功业上，当时所成就的又会怎样呢？触詟游说赵太后。从容曲折地劝说而取得成功，可以说是善于进言的人。鲁仲连坚持道义，不让秦国称帝。不让秦国称帝，是大义；推辞封爵，是高尚的节操。责备新垣衍，处置风防，精神焕发，气概昂扬。鲁君论酒、色、味。战国时代的君主都讲求富国强兵，只有鲁君提出酒、色、味等四件事，警策恳切，感动人心，还保留着周公遗留下来的教诲。信陵君劝谏魏王。战国四公子中，信陵君最贤能。仅凭这一封书信，他对事理的审察衡量就清楚得如同看手掌一样。即使善于谋划国事的人，又怎么能超过他呢？郭隗游说燕昭王。昭王采用郭隗的建议，降低身份礼贤纳士，最终报了齐国的仇，可以说是贤明了。苏代为燕国约说燕王。描写秦国的处境，把它的情状完全表现出来，文笔也有回环讽刺、讥刺挖苦的意味。乐毅离开燕国前往赵国。乐毅给惠王的书信，虽然急于为自己申明实情，但情志深沉哀切，文辞深厚委婉，本来就是书信文章的鼻祖。秦。孝公向全国下令。孝公急切地想恢复先祖的功业，于是广泛向宾客群臣谋求意见，得到了励精图治的主旨。可惜他不知道修养德行、推行仁政，只沾沾自喜于用奇计使秦国强大。赵良游说商君。商鞅凭借残忍苛刻的性情，变法追求速效，只顾眼前，哪里有空闲考虑治理措施的纯正与弊病呢？孝公让全国都听从他，错了。李斯《谏逐客书》。古人搜罗贤才，用弓旌礼聘他们，用优厚的爵位笼络他们。如果已经进入本国，却又因为是客卿而把他们驱逐，那就是错误的。李斯本来属于邪僻的学派，但这篇文章主张取用人才应当广泛，因此不能因为作者为人而废弃他的言论。子婴向二世进谏的书信。信任亲近的佞幸，轻视抛弃老成之臣，很少有不败坏人家和国家的。汉、唐末年，覆车之辙接连出现，尤其令人浩叹。邹忌子凭弹琴求见齐威王。《乐记》说：“声音的道理，和政治相通。”这确实是至理名言。淳于髡游说邹忌子。立论也很正当，只是特意使用隐语，终究还是战国时代的习气。楚人回答顷襄王。讽谏楚王报复秦国，得到了《春秋》复仇思想的精髓，全篇用譬喻来行文，更显得古雅俊逸。《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三集卷二十七。《钦定四库全书》。《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三集卷二十八目录。杂著。古文评论【共八十条】。《钦定四库全书》。《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三集卷二十八。杂著。古文评论。汉。高帝。进入关中后发布告谕。秦地百姓因恐惧而两脚重叠站立，仿佛处在汤火之中；一旦废除苛刻的法令，约定三章，民心就归附了，天命也系在这里。汉王朝数百年的基业，就在此时奠定了。为义帝发丧，并告谕诸侯。申明大义来打动天下人的心，楚国和项羽虽然强大，但形势已经孤立，不必等到垓下之战再来决定胜负。停止战争的诏令。胸襟豁达，气度宽宏，是高帝兴起的原因。这一道停止战争的诏令，更能想见他的气概。命令各级官吏善待高爵者的诏令。重视爵位，顾念功勋劳绩，是治理国家的常道；抚恤周到而深厚，更加显出其诚笃厚重的情谊。求贤诏。人才，是国家的栋梁和储备，应当加以任用，只怕人才还不够多。高帝时期，选取士人的制度还没有完备，理应像口渴一样急切地求取人才。文帝。商议赈济借贷的诏令。把百姓看作同胞、把万物看作同类的胸怀，表现在诏令中，自然显得像春天一样和煦。养老诏。按照年龄尊重老人，这是三代的制度；又详细地按时慰问，给予丰厚赏赐，并把它写成固定的典章，也可以说是善于养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