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五　兵政二十一剿匪三

译一旦出击，敌人随即反扑。这是仿照田纶霞巡抚贵州时剿灭苗疆的方略。贼人投降后，每三五人编为一籍，押解到遥远的省份，让他们开垦荒地，以资助边防军饷。像东三省、内蒙古的各牧场，以及伊尔巴哈台，还有回疆的西四城，都可以安置他们。不要让他们协助军队，这样既足以消耗军饷，又容易引发内部变乱。贼人平定后，官兵回归部队，民兵回归农业。提拔围剿有功的寨主，酌情加以升迁调动；次一等的，则授予荣誉职衔，让他们终身享有。如果碉堡不建立，村落之外，贼人的骑兵肆意践踏，那么耕种收获就会停止。百姓失去赖以生存的根本，几乎就要沦为盗贼。官府诛杀盗贼，就会怀疑百姓；官民互相猜忌，百姓就会转而成为盗贼。官府无法将百姓与盗贼一起全部坑杀。五省之地，根基盘结，如同全部燃烧，而官府身处其中，危险啊！碉堡建立后，盗贼即使想死命冲杀也无法进入，百姓就能在野外安居，耕种收获得以安定。耕种收获安定，百姓就不想当盗贼；不想当盗贼，盗贼的源头就断绝了。源头断绝，盗贼就可以数得清了。用可以数清的盗贼，联合五省的官兵与百姓共同围剿，盗贼不能平定的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

译有人质疑说：贼寇是流寇，所到之处连登城防守都来不及，哪里还有闲暇修筑碉堡呢？回答说：修筑碉堡，是趁着贼寇闲暇时进行的，并不是迎击贼寇的锋芒。贼寇在东面，就用游兵牵制他们；贼寇来袭时，士兵五人一组分散站立，背对背相向，长矛、火枪、箭矢交错布置，用来阻挡马匹，而在西面修筑堡垒。贼寇在西面也这样做。斛律金、张仁愿所遇到的都是强敌，他们利用敌人的破绽，堡垒很快就建成了。后世谈论功利的人，只是啧啧称赞他们。他们难道是神仙吗？

有人质疑说：那么经费从哪里来呢？回答说：这次行动，由官府倡导，百姓跟随。官府估量要害地形的地势高低，百姓则聚集工匠、准备材料，拿着畚箕、铁锹、木板、盾牌等工具投入工作。民心不齐，官府统一它；官府力量不足，百姓辅助它。官民合力，花费能有多少呢？况且本朝开拓边疆的大工程，没有超过乾隆朝的。平定西域用饷三千三百多万两，征讨缅甸用饷九百多万两，平定金川用饷七千多万两，安南之战用饷一百多万两，台湾之战用饷八百多万两。到了乾隆四年、七年，皇帝即位之初，户部国库现银不到三千万两，如今已增加到七千八百万两。乾隆五十七年，重华宫茶宴联句诗注中说：户部奏报各省实际征收的年入四千三百五十九万多两，年出三千一百七十七万多两，盈余一千零八十一万多两。由此可见，乾隆初年，年入仅四千多万两，户部国库仅三千多万两，却屡次兴办大工程，其费用是平时的数倍，而且用度宽裕，不担心不足，每年都有盈余，节省下来以应对变故。这都是祖宗的成训，记载在史馆中，不是市井浅陋之人可以夸口妄说的。等到嘉庆初年，川楚战事兴起，用饷超过一亿两，才开始出现财政短缺。当时军吏说：从前明瑞征讨回部，军中主帅，只供应一块肉，几样盐酪。等到川楚之战，将领们聚会饮酒，即使在深山荒野，螃蟹、鱼、珍馐美味动辄三四十种，而赏赐伶人、犒劳仆人的费用还不包括在内。粮台所在之处，玉器、皮裘、锦缎像市场一样多，馈赠、贿赂、赌博，挥霍如泥沙。管理饷银的官员，如建昌道石作瑞、绥定府刘佳琦，都侵吞巨额钱财。这条记载见于魏源《圣武记》。那么那一亿两的费用，实际用于军需的，大概也可以知道了。如今军兴十多年，其间除了僧格林沁的军队、攻克江宁、平定苏州的军队是实际用于军需外，其余各路侵害百姓、贪污的官吏，聚食军粮，像苍蝇附着在腥膻之物上一样，虚耗的费用，数不胜数。却不顾惜这些，却只在修筑碉堡上计较，不是太糊涂了吗？况且碉堡建成后，减少调派外地军队，节省的费用有多少；稍微裁减官员，节省的费用又有多少；百姓得以播种缴纳常赋，获得的利益又有多少；官府得以依靠百姓收成效，获得的利益又有多少。却不顾惜这些，却一定要钻营献策，不损害百姓不止，这是什么缘故呢？

有人质疑说：策略确实好，但如果百姓不服从命令怎么办？回答说：淮北百姓修筑的围寨数以千百计，都是百姓自己修筑以自卫的，未曾烦劳官府的力量，仰赖国库的银两。至于碉堡，则开始经营时，以诚相待，保护他们的农桑，安抚他们的老弱，显示至诚之意。众人看到便利，简单容易，怎么会不服从呢？如果借机骚扰，更加滋扰，煽动上游，仓促完工，局势或许有这样的时候，那就不是我所敢议论的了。

有人又质疑说：几省的百姓围寨、贼寇围寨，相互对峙林立，你怎么能分辨百姓和贼寇呢？如果是百姓，确实好；否则就是给老虎插上翅膀了。回答说：这在于用人。威惠分明，开合精妙，坦诚相待，操纵如神，那么胡越也能成为一家。怀疑而使用他们，信任而疏远他们，不揭发他们的奸邪，操劳而不惜力，那么舟中之人也会像敌国一样。还谈什么消除盗贼呢？控制不良百姓怎么做？回答说：给他们各自职业，不让他们游手好食。在军队中，统一旗鼓，严明号令，熟练坐作进退的礼节，杜绝游惰骄豪的习气。在官府中，严明升降，考核优劣，淘汰平庸犹豫的人，提拔忠诚勤勉的人，罢免捐纳，杜绝请托，摒弃浮辞，崇尚实效。凭借权势凌驾、骄纵偷安败坏事情的人，就随之处以极刑。至于贿赂馈赠，结党营私，因利乘便，宰割乡里，称为百姓，却不熟悉耕读；称为官员，却本无职守。贼寇未至就急切邀功求赏，贼寇一至就望风先溃。勾结赃吏作为城社，援引奸民作为爪牙，声势显赫，迷惑百姓视听，搜刮百端，揣摩精绝。久而久之，挟制官府，阻遏声闻，盘根错节，攘臂响应，结怨于下层百姓，囤积膏泽于盛世，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这是贼寇的根源，动乱的诱饵。堵塞根源，清除诱饵，枭首示众其魁首，遣散其党羽，像禽兽、草芥一样剿灭他们，天下就治理好了。

安抚良民怎么做？回答说：任用豪民，盗贼就消灭；控制不良百姓，奸邪就消除。盗贼消灭，奸邪消除，良民就安定了。沿袭他们的政令，不改变他们的风俗；简化法令，不繁复条文；厚待民生，不争夺利益。清静安宁，逐渐达到治理。古人说得详细了。

有人说：如今陕甘的回回，散居在陇山，煽动凉州、夏州，遏制西域，摇动关右。这些都是天下劲兵所在的地方。地处上游，当国家的右臂，俯瞰巴蜀，背靠河套。舒展右翼则瓜州、沙州震动，舒展左翼则三晋危殆。这确实是关键之举，忠臣义士奋发之日，也是识者隐忧之处。你善于谈论，对此也有说法吗？回答说：秦凉之地，不同于宋魏；回回的叛乱，不同于捻匪。

译那里的百姓敢于作战、视死如归，与河朔地区相同，而在崇尚道义、知晓法度方面又超过了他们。现在，传檄庄浪、平番等地的土司去堵塞险要通道；阿拉善额鲁特的军队沿着边墙向西行进以攻击敌军侧背；征调青海和硕特及西宁等地的土司出兵祁连山以威胁敌军后方；严守布隆吉河及安西、玉门以遏制敌军向西逃窜。然后，用固原的军队抵挡敌军正面，选拔枹罕的精锐部队以击溃敌军核心，伊镇的西来援军切断敌军的接应，山南、宁夏、陕西的军队则扼守要害、搜剿深山中的残余党羽罢了。

甘肃的回民，有老教，有新教。老教只能默诵墨克回经，新教则来自西域，能兼修派罕尔及比阿厘两种教义。教首名叫马明心，都剽悍轻捷狡诈，是唐代花门（回鹘）的后裔，与回疆（新疆）的回民种族不同。然而他们讽诵经文、持守戒律，拜天祀火，以穆罕默德纪年，则是一样的。乾隆年间，新教叛乱，大军在通渭石堡将他们全部歼灭。但他们的残余党羽深藏于山林竹林之中，互相传授，不能根除。现在大多放纵他们作为间谍，务必使新教与老教分离。尊崇他们的几位教长，即所谓的伯克，像尊崇喇嘛中的诺们汗一样，随时招抚，断绝他们的交通要道，使他们无法与西域相通。对于西域的回民，则另外选派几位通晓回民事务的参赞大臣，不要穷尽搜刮，放纵胥吏，导致猜忌贰心而激起变乱，那么平定他们就还很容易。

咏僻居草泽，希望接触长官，东西相距遥远，只凭借邸报及过往游客的话，凭空揣测地势，大约估计一下。担当事务的人，如果重金购买当地人作为向导，广泛咨询关右地区的贤明杰出人士并加以任用，因为地形深邃险阻，设下奇计等待敌人，那么就不是我这个东部边鄙的怪人，拿着尺寸大小的地图，指画形势，所能插嘴议论的了。至于用豪杰压制恶人、安抚良民的方法，又是天下所共通的，难道宋魏是对的，而秦凉是错的呢？

译问：西江发生兵变，你听说了吗？答：听说了。问：葛荣起兵作乱，祸起于六镇；庞勋发动战争，灾祸蔓延到徐州、泗州。这些情况也不能置之不理。答：古今形势不同，参考古事，不如参考今事。嘉庆七年，教匪被平定。八年，遣散乡勇，根据远近分别发给二三两银子，以五钱银子收缴长矛。众人非常愤怒。于是总兵李应贵率领四百乡勇在大安驿闹事，通判昂率领四百乡勇在汉中闹事，副将吴廷刚率领四百乡勇挟持道员朱勋索要赏赐，每人高达二十两。果勇侯杨芳当时任宁陕总兵，三千乡勇也闻风而动。仓促间纷纷起事，兵器声响不断。杨芳却从容镇静，用好言安慰他们。第二天出来坐在胡床上，于是传令各旗，抓获两名带头者，留下听候差遣，等其余各旗走远后，才斩首示众。众人都震慑屈服。嘉庆十一年，杨芳代理固原提督。代理宁陕总兵的杨之震停止发放米折，悍卒陈先伦、陈达顺率众在洋县叛乱，向南掠夺石泉。杨芳率领固原兵前往救援。贼人见杨芳到来，数百人在城下跪着哭诉。杨芳用绳子把他们的头目拉上城，痛打一顿，然后宣谕允许他们投降。贼人立即停止进攻。不久，头目蒲大芳秘密报告说众人都想投降，只有陈先伦、陈达顺二人不肯。杨芳秘密派人收服众人之心。过了七天，众人便推举蒲大芳为首领，放弃镇城北逃。鄠县告急，杨芳从子午谷出兵救援，夜间到达，与城中军队夹击。黎明时分，贼人看到本镇的旗帜，解除包围逃遁。而杨遇春在前面拦截，贼人于是投降。半夜，忽然杀声四起，贼人头目各自持矛站在帐下，呵斥说：“主将在此，敢动的斩首。”杨芳坚持躺着不起。第二天，斩首五个带头作乱的人，竖起红白两面旗，命令愿意投降的站在红旗下，否则站在白旗下。白旗下竟然没有一人。于是宣谕跟随他叩谢天恩，各人叩首九次，谢主将恩叩首三次。礼仪完毕，回头看看众人，面色和悦，感叹说：“这是礼乐教化的力量啊。”杨芳驾驭悍卒，比起高骈尽杀突将、罗绍威尽杀牙兵，何止天壤之别。所以为将者，把士卒当作子弟看待，士卒就会像对待父兄一样侍奉他；把士卒当作虎狼看待，并且像对待鱼肉一样对待他们，怎么能得到像杨芳那样的勇将而当面征召他呢？

问：西粤的残余寇匪，盗据两闽，浙东、皖南闻风骚动，你将怎么办？答：粤贼强盛时，西连荆楚，东侵吴越，号召百万之众，寇掠半壁江山，湘乡相国尚且能平定他们，何况他们现在衰败呢？又正值闽地两面据险，扼守其西北，横海之师攻击其东南，那么有相国的方略在，覆巢之下无完卵，破竹之势无完节，哪里用得着盲目议论呢？

问：云南巡抚孤恩，草寇窃据南边，想要坐收蒙段之业，这如果不诛杀，国体何在？你也有说法吗？答：寇匪有大小，形势有远近。大的诛杀，小的平定，近的臣服，远的涣散。国家兵力正集中在中原，来不及顾及远方，所以他们暂且在五诏之间摩拳擦掌。朝廷斧钺所加，尚待时日。然而急应扼守中甸、维西的关隘，使他们不能骚扰喀木。藏兵弱而僧侣富，一旦有异动，那么蒙古、准噶尔、青海都会迷惑观望，关系最为重要。安抚越巂、雷波、建昌的野夷，使他们不侵犯黎雅。凉山野夷，强悍疾速容易跟随作乱，尤为四川边防的重大事务。守住盘江的险要，不要向东兼并黔省；占据西隆的要地，不要向南掠夺邕管。天下平定后，围而攻之，他们如果不向西退保腾越，企图窜入缅甸，就会自行诛杀首乱者投降罢了。三代以上，诸侯世代承袭，藩属不供职的有之，没听说百姓崛起为盗的。宋元以来，担任封疆大吏的都是文吏，有的疲弱不能胜任，下属官吏蒙蔽，导致祸端，百姓叛乱的有之，没听说官员叛乱的。至于本朝的金声桓、李成栋、王辅臣以及吴三桂、耿精忠等逆贼，都是前朝旧臣，凭借顽民之心，乘机窃据，虽然一时震动，不久就灭亡。现在云南归化已二百余年，他们以书生深受恩泽，位至方面大员，借番回之众，劫持官吏，乘天下厄运，想要雄踞一隅。河朔、淮西的叛乱，悖逆不到这个地步。如果逃避国法诛杀，必遭鬼魂殛灭，哪里值得忧虑呢？哪里值得忧虑呢？

谨按：四川松潘、杂谷、懋功、打箭炉边境外的各土司，各自建造碉楼哨台，湖南、贵州环绕苗疆的地方，都仿照这种样式。大约高一丈多，用石头砌成而中间空心，设置瞭望孔和枪眼。其详细形制散见于各兵书，这里不再详述。然而石碉的形制，用于僰、黔、楚等地，深岩绝壑，依险建碉，石头不难得到，是可以的。用于平原广漠，必须用船运车拉从数百里外运来石头，不仅财赋支撑不住，即使人力也达不到。而且石碉中间空心，大力攻打，往往导致洞穿。现在创建土堡，以柔克刚，能抵御子弹，而且容易建造。在有山冈土丘的地方，则凿山为穴，外面砌砖，设置一个瞭望孔，一个枪眼，三个瞭望孔，旁边开一门以通出入。务必观察其高低，循环连接，声势接续，易于策应。这种碉堡，消耗的石料是石碉墙的五分之一，枪眼则是三分之一。在平地上如果靠近石头，取石的费用比筑土便宜，就建石碉；如果远离石头，取石的费用高于筑土，就筑土堡。土堡必须选择建在要害之地，相距远近如前制，四面开挖壕沟。

译取护城河的泥土来修筑堡垒。高度大约二丈。上面建造楼阁并覆盖瓦片。四周都修筑女墙。女墙以下、护城河以上，都种植枸树、椽木、荆棘等带刺植物，以防止敌人攀爬以及雨水冲刷导致坍塌。堡垒的墙体不要过于倾斜，倾斜了敌人就容易攀爬；也不要过于陡峭，陡峭了就容易因雨水冲刷而坍塌。拟定二丈高的堡垒墙体，每面倾斜一丈，这样就能经久耐用，而且敌人也不易攀爬。将堡垒内部腾空，分为三层。每层高度大约六尺多。用板梯隔开并连通上下。下层开设四个门通向护城河内，都用砖石砌筑。门墙厚度三尺多。门宽二尺，高四尺多。在门的位置设置一座大门。门外设置一道竹篱笆，紧密排列粗大的竹子，打通竹节，用盐泥填塞，斜挂在门外。门内设置一道包铁的门扇，中间留空作为瞭望孔。门的旁边设置两个枪眼、两个瞭望孔。在女墙之上，多准备箭矢和石块，以便向下射击。每个堡垒大约驻守三十人，轮流值守瞭望。至于堡垒的面积大小，以及护城河的宽窄深浅，则根据地形来裁定制式，不能预先规定。

译平定寇乱的议论

陈根培

楚国的大夫刚刚平定了巨大的寇乱，三江地区的士人和百姓都庆幸自己得以重生。然而大夫仍然忧虑，说：“捻贼尚未平定，寇患并未彻底清除。前门刚打死老虎，后门又抵御狼群，国家的祸患还没有消除。”于是召集楚北地区的士人询问计策。楚地的士人先前熟悉商人的长处，打算把这些告诉大夫。

一位士人说：“捻贼大多兴起于河南境内，以及安徽的颍州、亳州。这些地方土地贫瘠，百姓贫穷，耕种不足以自给自足，又恰逢灾荒年景，不良之民因此四处抢劫掠夺以求温饱。此时如果捕捉首恶，安抚余党，采用张京兆鸣鼓示警的方法，兼用汲长孺发放粮食的恩惠，不过是一位长官就能办到的事。等到他们啸聚成群，蔓延到邻省，势力虽然张扬但难以制服，然而他们像蜂群聚集、乌鸦合群一样，解散也容易。被胁迫跟随的人更急切地想回家乡。况且贼人不敢远离巢穴，难免有对身家眷属的眷恋。如果能宽恕他们过去的罪行，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十几万贼众可以一天之内解散。现在急切应当安抚。”

另一位士人说：“不对。贼人虽然屡次遭受挫败，但还没有受到重大创伤，有轻视官兵的心理。贤良的官吏即使能够安抚驾驭，这边刚投降，那边仍然坚守抵抗，只是增长了寇贼的智谋。罗汝才八部投降，李自成九军归顺，殷鉴不远。只有身先士卒，大力振奋武力，杀伐毫不留情，追击溃逃的敌人，期望一举平定。使贼人疲于奔命，苦于逃窜隐藏，束手就擒，然后寇乱的氛气才能肃清。现在急切应当剿灭。”

又一位士人说：“不对。凭借大将的重任，却像普通人一样奔波，我来彼往，互相追逐，贼人还没有困乏，我军已经疲惫。如果一旦不慎，反而陷入狡诈的阴谋，僧邸失败的教训，难道可以重蹈覆辙吗？即使战无不胜，贼人舍弃东边而侵犯西边，军队中间承受收复的虚名，境外遭受残害的实际祸患。莫非都是王土，却敢区别对待。不如四面防守以坐困他们。”士人拱手起身，称赞说好两次。大家都说：“现在贼人聚集在齐、豫的角落，应当急切联合江东、安徽、楚地的军队，陈兵于东南，河南与陕西各出兵陈兵于西北，并分兵切断贼人后路，不让他们旁侧侵犯。起用秦地军队在前面堵塞潼关、商州，中间空出几百里，任凭贼人在其中跳梁。只要大力巩固堡垒营寨，联络乡村团练，兵民一心不与之交战，使他们前进无处掠夺，后退无处储存。不出十天半月，贼人必定大大困乏，然后一举平定他们就不难了。从前周亚夫在昌邑筑营困住七国，曹操扼守官渡困住袁绍，都使用这种方法。不烦劳兵器而贼众投降，不比血战高明千万倍吗？”

吴地的士人恰好游历楚国，严肃地倾听，恭敬地思考，好像不以为然的样子。楚地的士人作揖请他上前，说：“您的计策将如何提出？”吴地的士人说：“各位所谋划的确实很好，但贼人占据的大多是肥沃平坦的地区，恐怕粮食不是一时能够断绝的，这与周亚夫断绝吴楚粮道、曹操烧毁袁绍粮谷不同。况且贼人所侵犯的，安徽的颍州、亳州，河南的归德、开封，山东的菏泽、定陶、曹州、单县，都是平坦没有险要可以扼守的地方。贼人又时常出没于河南、楚地的交界，各路分兵长期防守，顾此失彼，而且恐怕意外变故发生。即使民团像星星一样罗列分布，但贼人攻击其中一个，我们防守四个，强弱险易，怎能一样。一个角落偶然崩溃，贼人已经像兔子一样逃脱，急切去追击遏制，全局已经震动。我没有看到这种方法可行。”

楚地的士人说：“那么您的计策如何提出？”吴地的士人说：“凭借粤逆（太平天国）的嚣张跋扈，大夫尚且不难平定，何况捻贼。现在捻贼并没有数十百万的众兵，他们侵犯齐鲁、中州、秦地南山、楚地汉北，并没有扰乱十六省的势力。东窜西犯专门从事抢劫，并没有沦陷六百余座城池的暴行。并没有窃据雄都、僭称伪号十余年的悖逆。自从苗沛霖被杀后，也没有像杨秀清、陈玉成、石达开、李秀成那样的大奸臣作为首领。然而却使我方的名玉（指珍贵的人才或宝物）陨落，杀害我方的良将，歼灭我方的劲旅，蹂躏我肥沃的土地，为什么呢？大概是在粤逆猖獗的时候，吴楚地区云扰不安，军队都聚集在东南，无暇顾及他处，捻贼因此肆意逞凶。大吏又各自划分疆域，视同吴越，更严重的以邻国为壑，小病不治，结成大病，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假使金陵收复后，就移师西北，合力会剿，先声夺人，贼人胆寒了，怎么会到这种地步。”

楚地的士人说：“那么您的计策究竟如何提出？”吴地的士人说：“陆上的寇乱不能让他们进入陕西，因为那里土地肥沃而且占据天下的脊梁，这是明朝末年的前车之鉴。水上的寇乱不能让他们进入长江，就像鲸鱼放纵在大海，制服他们不容易，这是粤逆的前车之鉴。

现在的计策，只有事权统一，各路先分守要道，另外出奇兵来歼灭他们。明代薛观曾说：平定盗贼的方法，有事前堤防的方法，有事中剪灭的方法，有事后惩戒的方法。听说捻贼现在所侵犯的各境，东面不超过徐州，东南不超过颍州、亳州，东北不超过东昌、曹州，西面则聚集在豫东南边境。大概东面徐州是攻守的要地，晋代设立为重镇，宋高祖经略中原，在这里设置府治，魏太武帝用三十万大军攻打它不能攻克，陈后山所说的‘南守则略河南山东，北守则瞰淮江’就是这个意思。东北则西郓是四通八达的要冲，朱全忠谋划奔往山东，就急忙攻打郓州，唐庄宗夺取大梁，先袭击夺取郓州，其重要性如此。现在只有重兵防守徐州，扼住三省的要道，命令军队防守西郓，与之形成犄角之势。命令安徽军队守护其西北边境，命令陕西军队扼住潼关、商州的险要，断绝贼人西窜的道路，也预防他们与叛回

译相互配合。命令楚军重点防守襄樊、郧阳一带。命令豫军分兵守卫北部边境。各路同时部署。这就是所谓事前预防的方法。部署周全之后，等待贼寇稍有松懈，秘密分兵从小路攻击其不备之处。徐州、郓州的军队乘势从东南北三路夹击。即使贼寇向西逃窜，豫境的军队只深挖壕沟、高筑壁垒，不与交战。一方面防止境内的藏匿匪徒趁机作乱，另一方面作为各路军队的救援力量。等到齐鲁地区肃清后，徐郓军队进军睢阳，扼守豫东门户，严密分兵。豫军埋伏在汜水以西，秦军埋伏在崤山、渑池之间。等待各路军队会合剿匪，伏兵突起将其歼灭。乘胜迅速清除残余匪类。又听说贼寇都是股匪，彼此不相联合，可以离间他们。等到他们互相分离，就奋起兵力纵击。或者利用贼寇攻打贼寇。这就是所谓临事剿灭的方法。平定之后，无论本意是歼灭首恶、胁从不问，余党若不先逃回巢穴，就遣散他们回家务农。那些不明显抗拒的人，时而务农时而为盗，难以区分。不诛杀他们，势必因小寇而酿成大患；全部诛杀，势必玉石俱焚，或者因此引发事端。只有严格实行保甲制度，责成各县令执行，以此作为考核官员升降的标准。这种方法前人论述得非常详细完备，自然应该择善而从，关键在于真心实意地推行。使百姓各安其业，知道为民的快乐，为贼的痛苦。久而久之，自然能改变他们匪僻的心性。这就是所谓事后惩戒的方法。需要审慎的是时机，需要估量的是形势。贼寇起于山林原野，往来驰骋突击，这是他们的长处。山东民俗，一向从事田猎，饲养骡马，熟练骑射。所以民团比南方更有用。豫境多被贼寇骚扰，良民无不痛心切齿。百姓与贼寇水土相同，情况也相熟。贼寇的利弊他们无不熟悉。所以民团比山东的更为可用。官吏应当都有办法鼓舞激励他们，使民气百倍，力量足以保卫家乡并协助官兵。南军虽然历经百战，但擅长步兵不擅长骑兵。而且连年转战，壮年逐渐衰老，强壮者也疲惫。自从击败粤逆后，行囊已经充实，渐渐图谋安享，不再是以前那种拼命勇敢的士兵。所以只用来防守东南。北方的骑兵，则用来剿匪。这不仅是为了审时度势，也是为了均衡劳逸。楚国的士人说道：“好。我将把你的话告诉我国的大夫。”

译弭寇

薛福保

消除寇患有什么方法？回答说：训练军队。训练军队谁应先做？回答说：先从河南开始。河南的流寇之患已经十多年了。州县动荡不安。贼人纵横驰骋毫无顾忌。等到他们逞志离去。我军尚未休整。随即又告警。贼人四处逃窜必定经过河南。这就好比去集市的人必定走大路。去田间的人必定走田埂。地势使然。天下的祸患，知道它有必然到来的趋势，那么防备必定预先建立。河南的防备措施，我感到困惑。将领怯懦士兵孱弱。兵籍虚滥骇人听闻。无法详尽查究。沿袭旧有的智谋。跟在贼人后面。贼人出境。就夸耀虚假的胜利上报朝廷。十多年来。巡抚更换了八九任。没有一个人过问。只是望着屋顶叹息军饷需求少，军队确实不可治理。唉。祸患到来。难道可以推卸责任吗？况且河南是四方奔集之地。即使流寇被扫灭。天下有其他变故。形势本来也不能不经过河南。河南不可一天没有精锐军队，这是确定的。近年来。北方都倚重僧格林沁亲王。然而亲王在鄂豫边境转战。如果豫军能提供夹击的援助。贼人灭亡可以立刻等待。豫军不能作战。而亲王以孤军疲于奔命。这是天下人所痛心的。现在河南有二十八营。人数一万四千。然而军饷和士兵口粮极其微薄。我私下认为，疲惫的士兵满一万。不如精锐士兵几千。确实应该淘汰羸弱。另外招募精锐。并用楚军的法度来统率他们。兵数可以稍微减少。而虚报的名额不可不清理。粮饷务必丰厚。而训练不可不频繁。罢黜浮夸懒惰的人。加倍赏罚。而不按常规荐拔以等待非常之士。像这样。那么现在的军营都能成为精锐部队。不是随意改变的说法。豫军不训练。流寇不消灭。害怕改变计策。而想用虚弱瘦弱的士兵。去尝试必然不会成功的计谋。也可见其糊涂了。山中有老虎。呼唤壮士拿起戈矛起来。不让病夫先上。这智慧难道需要询问众人谋划及占卜龟甲蓍草后才决定吗？说：是这样。贼人平定大概有望了。我私下曾经筹划了。贼人乘虚饱掠。我军十天半月才到。到了又贼人撤退。河南千里平旷。贼人一天跑一百多里。追赶则不及。防守则道路太多。这不可以把全部精力用于贼人。而可以用偏师跟踪。两鼠在穴中。勇者胜。骑马在郊野角逐。则捷者先至。徐方风土强劲厚实。百姓习惯劳苦。现在所设的游击之师。不如添募徐地的人。分为两军来攻击贼人。一军作战。则另一军快速走出贼人前面。不与交战。而豫军居其中间。或者助战。或者扼守其他道路。经常弥补两军的缺漏。以驰骋冲突为能。而轮番交替作战以休整体力。等到屡次获得大胜。贼人势力衰败。然后分四镇的兵力来逼迫他们。使他们不能逃散到空地为止。贼人平定大概有望了。唉。用兵得失的计算。攻守形势的便利。顷刻间且变化百端。哪里可以凭想象得到言语说尽呢。概括我所见的如此。侧眼观看贼人平定。来考察我的说法如何。

平定捻匪策

程祖植

自古以来流寇的兴起。或者困于饥寒。或者激于残暴。不过是百姓在池沼中弄兵。而捻匪不是这样。源于习俗的凶顽。成于发贼的挑动。开始还聚集则为盗贼。分散则为农商。现在则分队立帅。公然与官军为敌。在这个时候。无论贼人不可安抚。即使安抚也不接受。怎么能不筹划扑灭的方法呢？我听说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制胜。所以平定捻匪的方法。与平定发贼不同。为什么呢？发贼的长技在于据守。其穷途末路也在于据守。其得势在于分散。其失策也在于分散。大概据守则我虽然艰难收复。而实际上便于聚歼。分散则我虽然困于防备多。而他们也因此力量薄弱。如果捻匪则流动而不据守。聚合而不分散。流动则奔突无常。使我疲于奔命。聚合则人众势盛。我时常有兵力单薄的忧患。又何况发贼长于进攻。捻匪则不进攻而乱窜。发贼所依靠的是步兵。捻匪所依靠的是骑兵。其形势又各有不同。然而贼匪的形势不同。而我尾追却未能逆击。徒然追逐却未能多杀。其失误则相同。这就是寇患越扑越炽的原因。现在根据捻匪的情形。略筹方略。则说：厚兵力。择地利。选轻兵。筹饷糈。分贼势。刺贼眼而已。昔日王翦伐楚。请求兵六十万人。汉高祖困项羽。必定等待韩信三十万军队到来。不是王翦怯懦汉高祖不能战。大概多寡的数量。强弱之所以区分。即胜负的计算所由判断。捻匪虽非楚项之比。然而歼灭大寇。则必须大举。审其形势。某地建镇。某地设防。何处出奇兵。何处置伏兵。分其责任。谁攻击。谁守御。谁应援。谁夹击。谁迎其头。谁披其腹。谁扼尾。务使我军八方齐集。四面包围。照应处处严密。皖攻急不得溃入齐鲁。齐攻急不得溃入豫。豫攻急不得潰入楚。使如釜底之鱼。无路逃脱。才有可歼灭的机会。如果不急举大兵为一劳永逸之计。恐怕官军惊于东。而匪驰于西。贼匪蹂躏于前。而官军蹂躏于后。师老财溃。民穷变起。明朝末年张李之祸。可为前鉴。所谓厚兵力

译力量就在于此。如今捕虎必定要用陷阱，捕兔必定要用罗网，善于用兵的人必定要把敌人置于死地，这与上述道理有什么不同呢？过去陈奇瑜在汉中车箱峡围困李自成，正可以聚集兵力将其歼灭，却因专主招抚，放贼出峡，于是导致火势燎原。大概贼寇在深山密林中就容易坐困而死，在平原旷野中就容易狂奔逃窜。要制服狂奔的贼寇，却不将其控制在容易坐困的地方，这就好比想要遏制洪水的流向却不修筑堤坝一样。况且兵法说步兵利于险峻之地，骑兵利于平坦之地。匪寇凭借骑兵狂奔，却任由他们处于有利的地形，用什么来制服他们呢？过去杨武陵计谋驱赶贼寇入川，把四川当作祸水的沟壑。现在似乎应该仿效他的用意，在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四省中，选择一个可以设置陷阱、张开罗网的地方，或引诱、或放纵、或驱赶，使他们落入我的计谋之中，设置坚固的包围圈坐而制之，用奇兵进行搜剿，务必使他们一旦进入就不能再出来，或许可以限期荡平。所谓选择地利，就是指这个。捻匪行走，轻捷如飞，官军虽然竭尽全力追赶，常常苦于势不能及。等到官军赶到，匪寇已经吃饱喝足扬长而去了。善于用兵的人，隐藏自己的短处而夺取对方的长处。现在似乎应该另外设置选锋部队，挑选营中跑得快、善于行走的士兵，单独编为一军。又或者匪寇是什么人，就招募与他们类似的人来相互制约。凡是冲锋破敌、追击溃逃之敌，都由这支军队承担。如果身体强壮有余但轻捷不足的人，编为后队，作为正兵使用。这样就能夺取对方的长处，不仅使匪寇不能悠闲休息以养精蓄锐，而且有迎面拦截的部队截断他们的前路，更能收到前后夹攻的效果。而逼迫胁迫圩寨、荼毒百姓的祸患，也有所不敢逞强了。所谓选择轻兵，就是指这个。

译不要向百姓征收粮草。没有土地就没有百姓，没有土地也就没有粮食。官军的粮草必须依靠转运，因此常常多有延误。现在似乎应当在即将用兵的地方，预先选择交通便利、地势险要，陆路可通车辆、水路可通船只的地方，在那里设立粮仓。就近在附近的郡县，按照公平的市场价格采购粮食并储存其中。官军到达时，就地支取供给。至于所选拔的精锐部队，在与匪徒追逐的时候，应当仿照古代的方法，如牛肉干、炒油之类，提前制造好。行军的时候，用这些供给他们。即使奔驰千里，也没有饿肚子的担忧。这就是所说的筹划军粮的方法。

制服贼寇的方法：贼寇的利益在于分散，我们就一定要引诱他们聚合；贼寇的利益在于聚合，我们就一定要引诱他们分散。古人消灭寇贼的方法，有的招抚贼寇的首领让他们为我所用，有的欺骗迷惑贼寇的党羽让他们互相攻击，这是分化他们的党羽。有的趁着贼寇行进的时候，用奇兵和精锐部队冲击其中间，截断为数股；有的探知贼寇分散抢掠的时候，趁他们纷纷出动，急忙用轻装部队掩杀袭击，使分散的贼寇不能再聚合。这样他们的力量因为分散而削弱，不至于像泛滥的洪水那样不可抵挡。治理寇贼就像治理水患，从前大禹治水将水流分为九条河道，大概是因为水势太盛，不得不分流以减弱其势头。这就是所说的分化贼寇势力的方法。

匪徒的马匹肥壮快捷，一天可以跑二百里。官军挡在他们前面就不能遏制他们的冲击，追赶在他们后面就不能追上他们。匪徒常常凭借这一点取胜，这是他们的要害所在。从而制服它，那么他们就废弛了。马匹可以陷坑使它们死，可以投毒使它们死尽，可以引诱使它们来，可以惊吓使它们奔逃，可以诱饵使它们不能发挥作用，可以抗拒使它们不能得逞。古代的方法都具备，选择其中便于实行的，使用它们，那么敌方的骑兵或许可以制服。这就是所说的刺探贼寇要害的方法。

只是赵充国说：“听一百次不如亲眼见一次。”战争难以在远处揣度。我未曾亲自到前线履行，又没有阅读各路的情报，兵情贼势，怎么能得到要领呢？只是痛心盗贼侵侮我国家，涂炭我人民，草野之人愤慨，私下计划如此。恭敬地陈述这些以等待裁断选择。

直隶防捻各守河岸议

徐志导

当此多事之秋，州县不能漫不设备。其名为团练，而实顾募数百人，最系下策。日久费必不支，藉壮声威，镇压土匪，祗可取效一时，而非经久之计。一旦有事，此数百人仍不足恃，何苦虚糜。兵本无多，请兵亦无益。试问一乡一邑之间，驻兵千名，已是极多之数。其兵不足额，临敌脱逃，甚且滋扰地方，种种弊端，俱不必计。此千人者，又安能御数千之贼，况贼犹不止数千乎。乡团抽丁，即可镇土匪。若必使之联庄逐日操练，则渐成固结之势。御贼不足，而抗官有余。河南等处均有覆辙，岂可故蹈。今惟有各守河岸尚是一法，因逆匪甚众，北地既无险隘可守，平阳漫野，防不胜防。惟有河流阻隔之处，贼即不能冲突而前。临时再筑短墙蔽身，则我能伤贼，贼不能伤我，胆气更壮。但须沿河处处有人有枪，即贼匪万万不能飞渡。特须贤有司，亲赴各乡，破口极言贼一过河，大家万无生理。必须大家拚命守河，方有性命。务使众人深信不疑，再为分布。某村出丁若干名，火枪若干杆，至河沿某处防守。在某村之次，就河岸计，先尽附近村庄，人数不足，再渐及远。倘遇有警，即由州县传知，鸣锣为号。各处派守之处，总须先将境内河沿丈量，共若千丈，绘成一图，注清地名。以每人相去五尺计之，即可得需人之定数。村多人众者，可令换班，以便持久。平时演习数次，须给口粮。闲时各安本业，无须经费。似较虚应故事者，稍有把握矣。查黄河漫口，由直隶南界长垣东明开州入山东，穿运河归大清河入海，固系天险可凭。其南运河，由清河县入境，经故城景州东光交河，南皮沧州青县静海至天津入海。滹�河由平山入境，经正定城晋州束鹿深州衡水武邑，阜城献县河闲大城永清东安，至天津入海，亦京师省会东南之天堑也。其余支流，小港不尽可恃。是在贤有司，不惮烦劳，先期约定，庶几一旦有事，不致仓皇。即劝有经费，亦可发商存以待用。目前可勿虚糜，转致临时缺乏。此不但村民自身家，亦官之性命爵位所系。此举办，成原非易易。然舍此，即非钱不行，实无别法。况此次捻匪突犯山东，其大清河北岸民团，直至海滨，横列数十万人，齐力拒守，捻匪即不能北犯，已有明效。非托空言。其但顾眼前无事，畏难苟安者，愚也。其强作大言，不务守而讲战者，妄也。谨议。

书袁端敏公上科尔沁亲王书后

孙衣言

予编端敏公年谱，既得尽见公之奏议，复取其在军中与同时大

译臣阅读了这封信。其中与胡文忠公、李忠壮公以及当今宰相曾公的书信，都深刻把握了当时的大计。至于读到所呈上的给科尔沁亲王的信，说亲王的威望，是一时众人所仰仗的，关系到全局的安危，不可以轻易尝试而损害威望。又因为亲王初出，想要调动军队到北路去辅助他。唉，他料事多么明察，思虑多么深远啊。当捻军向北侵犯河南、山东，震惊京畿地区，天子派出亲王去经略，是想迅速消灭贼寇罢了。而公认为不可以轻易尝试，我却认为他料事明察、思虑深远，不是说亲王不足以平定贼寇，而是说贼寇不值得劳烦亲王。那捻贼不过是街巷间的无赖之徒，以焚烧掠夺为生，以杀戮为事，他们的凶悍暴虐不足以自保，他们的苟且偷安没有长远的图谋，而他们飘忽轻浮的本性，也不可以用兵家的常理来治理。假使他们刚起事时，朝廷不被一切主张招抚的说法所误导，确实得到三四个勇猛的将领，精锐骑兵一二万人，与他们追逐，寻找贼寇作战，使他们不得休息，他们将会忙得土崩瓦解都来不及，难道真的能成为中原的祸患吗？而亲王作为皇室的至亲，担任藩镇的重任，自从海上战事兴起，他的忠诚果毅，已经为朝廷内外所共知。庚申年发生变故，朝廷的谋略没有确定，奸臣暗中掣肘，放弃地利来资助敌国，旷日持久，来发泄兵谋，以至于国家一蹶不振，这难道是亲王的过错吗？朝廷认为海上的战事，不再可以有所作为，于是派出亲王去抵挡狂寇，却哪里知道亲王的威望，应该让他守卫，不应该让他作战；应该让他坐镇根本之地，作为深远的考虑，不应该让他追逐战利而远出，以求取边疆的战功。等到亲王既已出征，山东被平定，沛霖被斩首，而亲王最终以身殉职，难道不是所说的轻易尝试而损害威望吗？大概公早就忧虑到这一点了。今天事变的发展趋势，如同痈疽长在腹心，不是针石毒药所能施治的，而有万不得已的策略：一是应该在辽阳、沈阳建立藩镇，来使用东三省的强兵；一是应该在云州、代州建立藩镇，来安抚内外蒙古的属国。这两个藩镇，其形势足以作为京师的护卫，而那里的人骁勇敏捷，也是敌国所没有的。得到亲贤来树立虚名，得到忠诚果毅的大臣来求得实利，那么国家如磐石般稳固的态势，隐约又有所依托。亲王既然去世，就没有可以寄托股肱之任的人了，这真是令人痛惜的。至于公所请求调动军队来辅助亲王的，他的思虑又更加深远。大概亲王的忠诚果毅，是别人不能企及的，而他的短处颇在于用人。当亲王在直隶、山东用兵时，人们都知道亲王身先士卒，都知道亲王杜绝远来的财物，而他部下的将领，却有选择便利而把危险留给亲王的，有通同贿赂而借亲王来牟利的。亲王所谓的腹心爪牙，大抵是期门、羽林中的俊才罢了，士人则很少了，通晓古今、懂得大义的人更少了。所谓丰沛子弟、南阳帝臣，难道不是自古兴起王业的凭借吗？然而当他们凭借王气正盛，同起于患难之中，经历险阻之后，他们的志气清明，精神淬炼，固然应该是有可用之才。至于富贵容易而骄横产生，生活优裕而意志懒惰，而拘泥于同辈习惯之见的人，又不知道充实他们的学问，用师友来开导他们，那么那些天赋异禀、特别出众的人才，也往往难以成就了。估计亲王任用他们，也不过是因为他们是平生的旧友，踪迹熟悉，难道真的有聪明才力，足以符合亲王心意的人吗？国家的制度，八旗子弟都设有学校，用来培养世袭大臣，作为万年的考虑，是非常深远的。而它的弊端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呢？反而不广泛寻求人才来辅助自己呢？公既然写信给亲王，又向天子进言，想要调动军队来辅助亲王，假使公在左右，他肯让那被朝廷内外仰望的人，去对付蚍蜉蚁子般的贼寇吗？这就是我所说的料事明察而思虑深远。国家依靠世袭大臣，认为祸福休戚与他们共同承担，但如果不用学问来成就他们的才能，那么所谓的祸福休戚，将有来不及知晓的人。那么我对公的书信深感共鸣，又哪里仅仅是为亲王惋惜呢？

译哀叹啊！自从宣宗皇帝晚年，直到咸丰庚申、辛酉年间，这二十年间，战争的祸患可以说是非常紧急了。洪秀全在广西发动叛乱，凭借邪神夷鬼的教义，驱使胁迫死党，冲出广西地区，顺长江而下，不到半年，攻破湖北、湖南，占据金陵，向南威胁福建山区，向北惊扰京城。而苗沛霖、张隆、张乐行凭借淮北七八个无赖，挟持乡里那些不甘受约束的人，对抗官府，抢劫掠夺，祸患也蔓延到陕西、山西、山东、河南等地，两次侵犯京城附近。当粤贼势力强盛时，跨踞江南，建立名号，占有财政赋税之地，几乎形成割据的态势，这大概是淮贼所不敢企及的。然而金陵的老巢，用兵十年，最终彻底消灭；而苗、张的残余势力，过了七年才被剿灭。为什么成功的时间有快有慢呢？这是因为治理他们的方法不同啊。

从前圣王对于百姓，是尽心尽力的。为他们划分田地住宅以供养他们，设立学校以教育他们，制定礼乐以涵养他们。对于我们的百姓，唯恐违背他们的本性而伤害他们的生命。而那些不遵从教化的人，刑罚也就随之而来。所以有五种礼仪来彰显德行，就说“上天规定的秩序是有礼的”；有五种刑罚来讨伐罪人，也就说“上天的讨伐是有罪的”。这都是为了奉行上天的旨意行事，而不是我们有什么私心。战争，是刑罚中最大的。刑罚用来禁止奸邪，战争用来抵御强暴，这是所谓上天的事。后世教化百姓的方法，全部废弃，固然不知道怎样施行礼教，更严重的是，甚至刑罚不足以起到警示作用，战争不足以显示威严。到了战争不足以威慑的地步，那么上天赋予我们的权力，几乎无处施展，而天子奉行上天的职责也就荒废了。唉！这靠什么来振兴呢？

当粤贼作乱时，集合吴、楚几省的军队，耗尽天下的财力，去攻打一座城池，这与三代用兵相比不知如何，但志在平定叛乱，还符合先王使用刑罚的本意。至于淮贼作乱，起初有了招抚的说法，而刑罚的权力就松弛了。招抚这种说法，古人有用过的，用在外国，汉文帝对待冒顿，宣帝对待呼韩邪就是这样；用在中国，张乔、祝良等在交趾就是这样。汉文帝的时候，汉朝刚刚兴起；宣帝的时候，是武帝兵威极盛之后的余威。张乔、祝良平定交趾，不是因为那里的百姓喜欢作乱，而是被州县官吏的暴虐所逼迫，想要自救性命。在国力强盛的时候，他们本来知道我们的兵力足以消灭他们还有余，而百姓被州县逼迫，就像婴儿被婢仆虐待，呼号求救于慈母，这本来可以用一次招抚来平定。如果他们是天下的乱民，正认为我们的法律不值得畏惧，而外族正有轻视中原之心，却想苟且地采取招抚的办法，那么祸患必然无法挽救。靖康、建炎年间，李纲、宗泽、赵鼎、韩世忠、岳飞等将相都可以有所作为，而宋徽宗、钦宗、高宗被女真胁迫，于是采取议和。明朝的流寇，也是屡次招抚而屡次反叛，这些效果也可以看到了。没有别的，汉朝不轻易用兵，是出于仁爱恻隐之心；宋徽宗、钦宗、高宗议和，熊文灿等人使用招抚，是出于畏惧苟且的计谋。出于仁爱恻隐，其用心可以感动异族；而出于畏惧苟且，那么五尺高的孩童都会嘲笑他。这难道仅仅是这样而已吗？

忠义之气，君父之仇，即使在衰败混乱的极点，蕴积在心中的也不能泯灭。我们不能利用这种不能泯灭的气节，反而在上层倡导畏惧苟且的说法，那么对于怀着忠义想要报答君父的人，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挫败他们。百姓知道他们的气节无法伸张，也就罢了。一旦有事，需要求助于长期受挫的百姓，那么势必来不及了。

夏少康凭借一邑一旅而中兴，宋徽宗、钦宗凭借累世的基业，统治万里之地，而社稷在一朝之间转移，这是什么缘故呢？唉！难道不危险吗？粤贼的叛乱，今天已经没事了。假设在长驱直入、乘胜追击而王军屡次受挫的时候，按兵不动，假装寻求招抚，当时一定有人落入他们的计谋中，那么粤祸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也是可能的。苗沛霖刚起兵时，就重兵打击他，他在咸丰三四年间被消灭也是必然的。治理粤贼知道必然要出战，而对于苗沛霖希望或许可以招抚，所以成功的不同，竟然到了这个地步。皖北的叛乱，是我亲眼所见的。张隆、张乐行之徒，当时的将帅都说可以苟且招抚，而贼人不能隐忍以误我，刚招抚就反叛，幸好迅速被消灭。苗沛霖凭借阴险狡诈的性格，在官府和贼人之间周旋将近十年，当时的议论，甚至有认为不能立即诛杀苗沛霖的。等到看到袁公的奏章，才知道当时皖中的兵力和粮饷，完全掌握在某位主帅手中，袁公孤军疲乏，力量本来有所不能为，而他苦口向皇上进言，以及和楚帅密谋诛杀苗沛霖，本来就是预料苗沛霖必然反叛。后来苗沛霖果然反叛，果然随即被诛杀。大概只有知道贼人必然反叛，那么我们也不能不真正出战。真正出战，而后天下也就没有不能消灭的贼人。唉！战争，是刑罚中最大的。天下的事本来有必须出战的，怎么能用畏惧苟且的看法去施行呢？

密陈颍亳捻匪隐忧方大疏 咸丰十年

胡林翼

我私下认为，自从苏州、常州失陷，大局瓦解，东南财赋的地区，是仓储根本所系，总督、巡抚驻守的地方，不能坚守一天，凡是有血

译气运如此，无不令人忧伤。我皇上任命督臣曾国藩在江表一带统帅军队，人心所向，军威自然振奋。倘若能授予他临机决断之权，给予一定的时间，充足集结兵马粮饷，应当可以成功。只是曾国藩仅有勇丁一万多人，而近年江南、江北、皖南、皖北的贼寇，不下数十万人，金陵的贼兵也有数十万，一旦溃决，前车之鉴可见。曾国藩渡江，需要分兵四路：一路出广信以顾及浙江，一路出祁门以趋向徽州，一路沿江岸出池州，每路需一二万人，才能兼顾作战与防守。又需另备一路镇守祁门等地，作为后防并打通粮饷通道。这样皖北就少了一万多人，兵势已经削弱。况且推测贼势，定于七月向西进逼，既然已经攻破吴地，即将侵犯楚地。应请皇上谕令两江督臣曾国藩以及江西、湖南各巡抚，通力合作，共同筹办兵饷。如果专意指调湖北的军队，那么吴地已经失守，楚地必然随之沦陷。武汉是上游的战略要地，荆襄是南北的枢纽，只有保住楚地才能谋划收复吴地，这是不可改变的局面。

更令人担忧的是，颍州、亳州、蒙城一带的捻匪，今年三月十三日出巢，掳掠河南的祥符、陈留、杞县、兰仪、尉氏、洧川、新郑、密县、禹州、睢宁、商水、襄城、临颍、项城、鹿邑、柘城、睢州、汝阳、正阳、上蔡、西平、遂平、确山、汝州、鲁山、宝丰、南召、裕州、叶县、舞阳等三十个州县，焚烧抢掠村庄，不攻取城池，到闰三月末满载而归。所过之处，没有一兵一卒与贼寇交战，任由他们纵横，不知去向。胜保的奏报，全是搪塞之词，欺瞒之状，可以查证。国家以百姓为元气，百姓以财富为元气，百姓财富既已耗尽，国家计策自然受损。河南的人口财富未能恢复，贼寇将转而焚烧抢掠其他省份。计算近两年来，每年春仲、秋季两次出巢，大肆抢掠河南，今年秋冬，将波及湖北的襄阳、汉阳、德安等府，又必然扰入陕西、山东、山西等省，再过一二年，逐渐蔓延到京畿附近的州县了。腹心之患，此为最大。臣听说贼寇骑兵近万人，往来飘忽不定，不仅袁甲三在淮南的军队不能顾及北方，即使胜保、关保、傅振邦等北路的军队抵挡也往往溃败，断难消灭此贼。应请皇上特别知晓兵事的重臣，在直隶、山东地方，选择地点驻扎，训练马兵万人，步兵一二万人，不为近防而布设远势，不期望速效而勤于远谋，务必在一二年之间，将颍州、亳州一带的贼巢一律荡平，然后江淮的后路无虞，而中原的根本先得到巩固。臣并非仅为襄阳、汉阳等府做自保之计，说些危言耸听的话。臣极知所言是越职妄言，只是臣今日所言，已无法挽救河南，臣如果再沉默不言，那么五省都将受害。假使臣所言不中，那固然是北路五省的福气。狂愚之见，伏乞圣明鉴察。

译再次陈述皖北军情并考察估量苗沛霖练勇的奏疏 同治元年

曾国藩

我私下禀承议政王、军机大臣寄来的谕旨。闰八月十二日，奉到皇上谕旨：僧格林沁现命令富和以及新派遣的翼长全顺，会同恒龄、卓明阿的马队驻扎在永城。一旦永城、亳州一带的积水逐渐消退，道路可以通行，就立即相机进剿亳州的捻军巢穴。这些捻军各股多次遭到痛击，一经直捣老巢，势必穷途末路、铤而走险。如果让他们向东向西分头逃窜，官军移向各路去追，贼寇又绕路回到巢穴，官军又回头进攻，必然导致往来周折，被他们牵制。这种情形，总应当预先筹划，谋定而后动，才能避免临时互相推诿，贻误战机。僧格林沁现在在夏邑，将从北路进兵。将来各路约定齐集会剿之时，贼寇如果窜往北路，自然应当由该大臣拨兵追剿；贼寇窜往西路，应当由唐训方拨兵进剿；贼寇窜往东路，应当由吴棠拨兵追剿；贼寇如果向南窜逃，就立即三路合力追剿。都着令各自专负其责，事先妥善布置，不得临事观望拖延，自招罪责。毛昶熙所部驻营在廓等处，勇营也着令僧格林沁酌情随同官军，应由哪路进攻，妥善调遣。楚军应当从南路进攻，西路贼寇窜逃责令追剿，是否足够分拨，有无阻碍难行之处？唐训方署理安徽巡抚不久，对于进兵的情势，不知能否透彻了解。既然据僧格林沁将督催楚军进剿捻军巢穴的各项情况移咨曾国藩酌情调度，就着令妥善筹议，并将驻在颍郡的楚军道员蒋凝学是否足以统带，或者应当添派得力的提督、镇守使等大员督率之处，一并妥善筹划兼顾。同时一面咨复僧格林沁办理。吴棠驻军在清淮，筹防里下河一带，对于亳州东路灵璧、宿州等处，恐怕相距稍远。黄开榜派赴徐州代领田在田的一军，应当令其如何酌情进兵？袁甲三尚驻临淮，对于亳州东路防剿，应与吴棠等人如何各自划分防区、合力进攻之处，都应当预先筹定。总之，各路责成都必须严密部署，才能及时同心协力，声势联络。着令该大臣等会同详细商酌，力求完美，迅速奏闻。郑元善现赴河洛督办西路剿匪，所统各军虽然难以实时撤回助剿，但亳州捻军如果由西北两面窜走，都属于河南境内，就着令郑元善、毛昶熙严饬各属文武官员、绅士，率领兵丁、练勇协同官军，全力防剿。如果有贼寇从哪路窜逃，不能实力堵御，该地方官吏与带兵将领罪责均等。苗沛霖反复无常，其不可测度的情状天下皆知，目前归顺朝廷，仍恐其首鼠两端。只是因为胜保赴陕，失去了依靠，加之畏惧楚军之威，才将寿州、正阳等处的厘金关卡交出，姑且被我羁縻。僧格林沁认为现当剿捻吃紧之际，势宜恩威并用，示以不疑，用他剿贼。贼平之后，苗沛霖练勇势孤，自必尽除傲慢，且使苗沛霖练勇安分守己，则蒋凝学所领楚军便可专力与僧格林钦之军合力，各由南北进剿捻军巢穴，以期得力。所筹自然不是没有见识。此次苗沛霖因僧格林沁札谕，该练勇欲用之剿捻，乘机具禀申诉。揣测他的意图，一则想借僧格林沁的声威抑制李续宜，撤去楚军，使他得以逞志；一则想借剿捻之名，希望僧格林沁奏准，仍恢复他前次占踞的利益。一面之词毫无情理，而阴险狠毒的谋略时时流露在言语之外。苗沛霖如果能带练勇剿贼，为国出力，朝廷屡经明谕，赦免他过去的罪行，给予自新的机会，该大臣等何难待之坦白，尽释猜嫌？但必须他实心实意悔罪归诚，有杀贼攻城的实据，方可加之信任。如果仍然心存暗昧，或者表面助剿而暗中与贼寇勾结，或者只想冒官练之名以胁迫民圩，企图煽惑，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其居心行事，朝廷也必洞见肺腑。相信该大臣等也绝不会因为想借助他的力量而稍涉迁就，致被迷惑而忘记后患。着令僧格林沁、曾国藩等会同察度，妥善筹议，务必万全。正阳等处的厘金关卡既已交出，如果该练勇等果随同奋勉剿贼，心意已明，曾国藩等并当筹给饷需。至于寿州、正阳关等处利源所在，断不得令该练勇等藉词饷需，再图侵占。前次逆首陈玉成被擒于寿州，其余贼寇骁悍之众尚有二千余人，苗沛霖收编入所部，现在曾否遣散？其窜扰豫省南阳一股捻逆中，有无此项陈逆余党，并着令僧格林沁等查明具奏等因。钦此。

仰见圣上谋略宏大深远，布置精详。臣于二十一日接奉此旨，即与抚臣李续宜再三商度。等到二十三日李续宜从登州起程，署抚臣唐训方恰到安庆，臣又与他熟商。如会剿亳州捻军巢穴，楚军应当从南路进攻，西路贼寇窜逃责令楚军追剿。谕旨垂询是否足敷分拨，有无窒碍一节。查李续宜所部湘军，在皖境者万余人，现在分守颍州、寿州、六安、霍邱、固始五城，又守三河尖、正阳关两隘，皆系最要之区。若再令分剿捻军巢穴，则防守七处之兵，与进剿亳南之兵，都嫌其单薄。湘军素无马队，于追逐捻匪，本不相宜。若步军太单薄，则更无把握了。屡接官文函咨，石清吉防守庐州的十营，前已调去三营，今又欲再调三营回援鄂省，并

译云发匪并非从德安方向南下，而是打算经由安庆境内回援金陵。如果这一情况属实，那么皖北腹地就会空虚，处处令人担忧。驻守颍州、寿州的湘勇，因为要分守七处而兵力过于单薄；庐州的防兵，因为抽调了六营而防御也显得薄弱。更没有余力可以进剿亳州以南的敌人。这就是楚军兵力不足、难以分拨且存在阻碍的情况。

谕旨垂询道员蒋凝学是否可以直接统带，还是应当另派大员督率一事。据李续宜当面陈述，蒋凝学与毛有铭同为监司，成大吉、萧庆衍、王载驷都是提督、总兵，他们的权势地位相当，才智也差不多，彼此都难以统属。至于臣所统领的各军，如杨载福、鲍超、张运兰、朱品隆等统将，都抱病未愈。现在皖南军情十分紧急，臣想求一人来支撑危局，尚且不可得，又怎能另外派遣大员去督率淮北剿捻的军队呢？这就是颍州、寿州各军难以相互统驭的情况。

谕旨垂询苗沛霖反复无常、难以预测，应如何察度妥筹一事。臣查苗沛霖诡诈多变，耳目最广。听说凡是李续宜离开苗沛霖部队的密谕，胜保参劾湘军的微词，苗沛霖都能抄得全文。即使是言官弹劾苗沛霖的奏疏，朝廷寄给臣的驾驭苗沛霖的方法，苗沛霖也大多录下了原文。蒋凝学等人想要表面安抚他而暗中防备他，这本来就在苗沛霖的算计之中。即使是僧格林沁想要调苗沛霖去剿捻，并想调苗沛霖离开巢穴，让楚军能放心剿捻，也未尝不在苗沛霖的算计之中。

臣愚以为，想要苗沛霖不产生猜疑，必须我方先有真诚不欺的态度；想要苗沛霖不反复无常，必须我方先有坚定不变的谋略。大致驾驭苗沛霖的策略有两种：一是剿，二是抚。安抚苗沛霖的策略也有两种：一是赦免他的罪过但不借助他的力量；二是借助他的力量并赋予他权力。凡是良圩出钱出力跟随苗沛霖的人，并非真心信服，而是被他挟持朝廷命令来威逼，不得已才被胁迫罢了。自从夏季以来，他的党羽离散，苗沛霖的势力逐渐衰弱。现在调他去会剿捻军巢穴，就必然让他招集旧部，号令圩众，这是赋予他威权了；又必然让他广泛征收练稻，设立厘卡，这是赋予他利权了。今日养虎自害，日后又想缚虎归笼，哪里容易说得通呢？

臣愚以为，赦免他的罪过但不借助他的力量，还算不上失为中策。对于征调的文书则吝惜给予，使他的号令不能立刻振作；对于厘卡的事情则宽纵一些，使他的生计不至于立刻穷困。情愿假借利权给他，断然不给予威权。让苗沛霖既信服官军足以让他自立，又感激疆臣不与他争利，或许可以相安无事。如果既想借助他的力量，又想结交他的心，又不给予他威权和利权，那绝对没有这样的道理。这就是臣察度苗沛霖的练勇，只采用中策的微妙用意。

至于苗沛霖所收编的逆首陈玉成的余众，是否已经遣散，是否混入南阳捻军之中，等访查明确后，再另行附奏。所有遵旨筹议的缘由，谨会同署理安徽巡抚唐训方由驿马覆奏。伏乞圣鉴训示。

译条陈招抚翻覆可虑疏 咸丰九年

吴焯

第一，请求防备招抚之人反复无常。目前胜保军营中，招抚的降众很多。臣不知实际情况究竟如何，本不该妄加议论，但内心常为此忧虑。私下曾根据情势推想：那些被招抚的人，向来都有数万部众。接受招抚之后，他们的部众必定不会解散。如果都领取朝廷的军饷，那么朝廷断然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如果不领取朝廷的军饷，那么又怎能得到他们的效力？况且他们如果仍然劫掠，那么作为匪类本来就没有改变；如果不劫掠，那么他们的军饷又从哪里来？倘若说他们是真心诚意归服，乐于为我所用，那么新收编的部众不止十万，什么敌人不能摧毁，什么城池不能攻克？几个月以来，大局应当已经肃清。如果我们的命令还在半听不听之间，他们的情势还在若从若违之际，假设有动摇，拿什么来抵御？凡此种种，都是臣所不能理解的。现在所依赖的，唯独仰赖皇上的恩德高厚罢了。然而，用高位来荣耀他们，地位到了极点就会骄傲；用恩惠来给予他们，恩惠用尽就会怠慢。这些都是自古以来必然会出现的情况，实在担心难以善后。臣并非不愿意匪类全部接受招抚，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而是怀着这种过度的忧虑，私下常常为胜保担忧。恳请皇上秘密命令胜保务必极力堤防，务必极其谨慎，不要成为何桂珍的续集。万一有疏忽，那么岂止是胜保可惜，而事情造成的贻误，令人寒心啊。此疏节录

请剿除苗逆疏 同治元年

吏科给事中吴焯

臣等私下认为，苗沛霖以凤台县文生的身份，在咸丰六年投入张洛行捻党，长久以来被众人所不齿。后来办理团练有功，经统兵大臣先后保举至道员并加二品衔，给予他重权，于是蓄谋异志。自十年八月以后，勾结粤逆，设立局卡驱逐官员，占据颍上、霍邱、寿州、怀远等城池，逼迫百姓蓄发。等到听说曾国藩、僧格林沁军威已经振作，担心胁从的人产生异心，于是向翁同书、袁甲三请求招抚，又派人向胜保请求招抚，以此来松懈我军，安抚新归附的人。回想皇上建元之初，澄清整顿官场，自然难以让叛逆的大臣侥幸逃脱法网。但这还是以是非来论说的。如果以利害来论说，主张招抚则有害而无利，主张剿灭则有利而无害。在疑似之间，有不容不辨明的。大概苗逆所依仗的有四点：粤捻两匪尚未平定，朝廷无暇追究他的罪责，这是他所依仗的第一点；修筑圩寨占据要隘，以逸待劳，这是他所依仗的第二点；掠夺粮食已经充足，又夺取淮河的水利，我军军饷缺乏，他得以以饱待饥，这是他所依仗的第三点；他的胜算在于，认为声势既大，统兵的人必定避难就易，不敢言剿，而且又有亲密的党羽为他关说，有人说他心中没有别的企图，有人说他的才能可以用，自然可以假借接受招抚的名义，招集亡命之徒，威胁各圩寨，用掠夺的利益引诱他们，断绝他们归顺的心思，这是他所依仗的第四点。这计谋也很毒辣了。然而叛逆的党羽，众口羞于称道；被威胁的百姓，本心并未归附。依仗粤逆作为接应，而皖北的粤逆逐渐肃清；倚靠捻匪作为声援，而北路的匪徒屡次受挫。如果庐州收复，就凭借乘胜之师，声讨罪状，那么几年来受其荼毒的人，必将乘隙报仇，争相作为向导。军威一振，远近归心。苗逆所胁迫的百姓，可以为我守卫；各圩寨聚集的粮食，可以辅助军需。由此扼守险要作为营垒，层层联络，夺取淮河的水利，那么有来源的军饷，足以供养军队；诛杀倡乱的渠魁，那么啸聚的徒众，听到后就会畏惧法令。这就是主张招抚所以有害而无利，主张剿灭所以有利而无害的原因。事先谋划确定，相机而进，办成一分为则收成一分为的实效，或许大局尚可挽回。臣等谨拟管见四条，为皇上陈述。

第一，转客为主以图万全。苗逆擅长守圩，凤台县一带的老巢，都是他的亲党所占据。骤然攻打，那么他为主而我为客，必定难以得手。至于新归附的各圩寨，虽然有苗党作为圩主，民心终究不能信服。等到庐州收复，南路没有后顾之忧，抚臣李续宜统兵三四千人，驻扎在六安、寿州地界，竖立除叛安民的旗号，命令各圩寨擒斩逆党，那么颍上、寿州附近的地方必定有响应的人。得到一个圩寨，就以该圩寨的人作为耳目，步步为营，层层联络。布置既定，然后选择首恶的圩寨攻打。逆党来援，并力与战，必定获得全胜。军威一振，归附的人日益增多，远近各圩寨，自然可以传檄而定。我逸彼劳，是我为主而彼为客。不出数月，他的势力必定孤立，可以直捣老巢了。

第二，三路进兵以分贼势。苗逆以苗天庆、苗景开统领步队，以苗希年统领马队，得力者只有这三个人。一路进兵，容易抗拒。如果僧格林沁军威再振，能由徐、宿招抚各团，会合袁甲三，两路进兵，声势自然壮大。否则袁甲三纠合凤阳、灵璧民团，进兵怀远，而以张得胜纠合宿州民团，进兵蒙城，足以分散他的兵势。然后楚军带领船只水陆并进，剿办正阳、下蔡等处。水利一通，军饷不乏，自然能克复寿州，扫除逆党。至于皖豫交界之处，应责成胜保剿办。

第三，用其仇敌以相

译这是形成犄角之势的方法。苗逆办理团练，始于凤台境内，借剿匪之名，扰害地方，宿州、蒙城等地受害尤其惨重。比如宿州的奶奶山民团，痛恨其淫掠，在咸丰九年趁逆党失利时，截杀甚多。苗逆畏惧民团报仇，勾结捻匪抗拒他们，至今互不相让。近日凤台县的朱家冈也不肯归降。此外如寿州、蒙城、灵璧等地，还有很多想要报仇的人。应当命令袁甲三选择其中可用之人招抚他们前来，或者联络民间圩寨，或者协助攻打逆党，必定能得力。

一是多设反间计，离间其心腹。苗逆生性多疑忌，此前倚重邹兆元、徐立壮为心腹，忽然派人刺杀邹兆元，徐立壮不服，于是与他结仇。近日苗逆贪恋女色，精力顿时减退，猜忌尤多。他的党羽如苗天庆、苗景开、苗希年等人，都靠掳掠致富，各有苟且偷安之心，又不是苗逆的亲族。等到苗逆势孤力单时，相机施行反间计，使他们自相猜忌，自然可以一鼓作气将其歼灭。

以上四条，都是访闻到的真实情况。至于临机应变，应当责成各路统兵大臣随时调度，不是臣等敢随意揣度的。谨共同上奏，恭请圣鉴施行。

译请求迅速铲除投降的贼人宋景诗的奏疏 同治二年

王拯

奏报投降的贼人不可预测的意图已经显露。请求圣旨秘密命令统兵大臣迅速铲除，以消除巨大祸患而保全大局。恭敬地呈上奏折，仰求圣上明鉴。

当今东南的叛逆匪徒，分股渡江，大举包抄，以与安庆为难。私下估计曾国藩能够相持数月，贼人的智谋必定穷尽，而叛逆的势力可以期待扫荡。不料苗沛霖突然叛乱，与捻军叛逆互相勾结，横亘在中间。僧格林沁的一支军队，在山东剿匪，如果能够按期完成，回师剿灭苗沛霖，还可以与曾国藩等人合力决一荡平。然而因为直隶、山东未能立即平定，形势不能立即返回南方征讨。在直隶、山东的匪徒中，尤其以投降的贼人宋景诗阴险狡诈、凶狠蛮横为最可忧虑。

私下看到僧格林沁急切地致信枢廷的函件中，深谋熟虑，语重心长，确实是老成忠赤、治理国家的大略。如今南北军务，以至于进退维谷，唯独这几个投降的贼人，办理起来尤为棘手。推究其缘由，全都因为胜保自以为是、逞强好胜，养贼自重所遗留的祸患。参奏他难道还能吃他的肉吗？僧格林沁先前奏报直隶、山东的民团，每当遇到官兵，都怒目相视，深深忧虑民心思乱。近来又痛陈兵勇残虐百姓的惨酷状况，以至于百姓恨兵甚于恨贼。而在这种情形下，唯独宋景诗的勇丁最为严重。所以说北方省份的军务紧要，有甚于南方的。又因为程顺书、杨蓬岭、宋景诗等都不可安插驾驭，必须等到这些人反复无常的众目昭彰，铲除他们就晚了。只是当他们首鼠两端、叛乱形态尚未显露时，突然加上死罪，不仅有滥杀降者的恶名，也恐怕宿州、亳州投降的众人惊疑，更被苗沛霖所煽惑。因此请求命令督抚等将直隶、山东的投降众人，立即认真办理。倘若竟然一时决裂，那么苏克金、恒龄等的马队，不难实力剿办。

臣愚以为僧格林沁含意未完全申述，确实有原因。臣听说宋景诗在岗屯、砖圩，俨然坚固如兽穴。自从陕西逃回，他的党羽不过数百人。崇厚等人一再养痈遗患，裹胁的人已经超过万人了。近来又听说在附近昌邑、莘县、聊城、临清四个州县，所有村庄竖起他的旗号，强迫将所获麦石，与佃户平分，运送到岗屯，没有人敢违抗。东省士民，都认为他心思更加狡诈，图谋很大。失去这个机会不图谋，后将来不及。

臣听说办贼的要领，只应当歼灭其首领。而临机决断，尤其在于深谋毅力。如今宋景诗名义上降伏，内心反而更加凶恶悖逆。只请求圣旨秘密命令直隶总督刘长佑将该投降的贼人计调来营，立即揭露其罪行而诛杀他。或许还来得及。即使令所有附从的死党千百人，办理也尚容易。其余被胁迫跟随的人，不难立即解散。宋景诗如果归降确实是诚心，他的才能本属可用，一闻檄文调令，更必来营，不敢抗拒拖延。刘长佑也必定能察其真诚而为他请命，并且加以保荐。该总督刚到直隶，仁威所著，应当还足以使他到来。如果竟然抗违不至，那么他的叛志已成。发动得越迟，祸患越大。不如趁此直隶境内暂时安定，官军的力量还能越境进剿。苏克金、恒龄等军固然足以相辅，即使东省民团如柳林等处，也必定义旗同指。僧格林沁所说的一朝决裂，不难实力剿办，大概说的就是这个。

这个贼人一旦铲除，即使杨蓬岭、程顺书等首恶，也都可以一并诛杀，没有什么顾忌。杨蓬岭屡次翻覆，程顺书凶顽最甚。臣读刘长佑先前的奏折，对于该投降的贼人等不立即加诛，确实有所顾忌而这样说罢了。事机所至，有关全局。私下认为天心佑助顺者，及时图谋，应当可以成功。即使必须烦劳兵力，臣愚也私下认为时机不可延缓。如果说杀降的名声不可承担，而祸患也大，臣唯独认为其不可预测的意图已经显露，是宋景诗自取的，而臣只是揭发他。我朝廷有嘉奖折首、网开一面的仁德，确实未曾有所妨碍，而可以昭示信义于天下。臣为了思除巨恶，以安定畿辅而利于全局，不揣冒昧，恭敬地呈上密折陈述。

遵命赴山东剿贼万难迅速情形的奏疏

曾国藩

私下臣钦奉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上谕：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国藩，着即前赴山东一带督兵剿贼；两江总督着李鸿章暂行署理；江苏巡抚着刘郇膏暂行护理。钦此。又准军机大臣字寄，四月二十九日、五月初一等日，再次上谕，命令臣赶紧赴援保卫京城疆域等各等因。臣部署一切，拟于月内起程，先赴徐州，以徐州为老营，派一良将驻济宁，臣也应当亲赴济宁一带，察看形势。只是僧格林沁以督师重臣的身份，突然捐躯，震动远近人心，助长逆贼的凶焰。朝廷责成臣讨贼，至切且速。即使山东官民，也盼望臣星速北上。臣踌躇再三，有万难迅速的几个方面，请为皇上详细陈述。

臣自江宁起程，不能不酌情带领楚勇数营，以资护卫。查臣部现有的勇丁，除刘连捷等新调江西，易开俊等分防皖南、皖北外，金陵未撤的兵，仅存十六营，人人思归。三月间，因为御史朱镇参奏，上谕命令裁

译（命令）撤兵。随即向各营宣布。责令将秦淮河淤土挑挖完毕。一律遣散。此次听说有前往山东的行程，各勇丁纷纷请求回家，不愿北征。劝谕了三天，才定议裁撤十二营，北征的仅四营。又新招募两营，各三千人，作为跟随臣左右的亲兵。此外只有刘松山在宁国的一军，距离较近，现已飞速发檄文前往调遣。等候刘松山前来，如果他的部下不愿北征，臣也不再勉强。应当酌情带领楚军将官，另外招募徐州勇丁，仿照臣处的营制来约束他们，保留楚军的规模，开启齐地的风气。李鸿章所部的淮勇，已稍微习惯北方了。但尚且只吃稻米，不习惯吃麦。如果徐州方面能另外派出精锐部队，那么北路数省，到处都适宜。臣鉴于金口叛兵之祸，不敢强迫楚勇远征。现在只有刘铭传、周盛波两军，归臣调遣。淮勇虽然号称劲旅，但人数尚少，不够分拨。不得已采取这种迂缓的计谋，增招徐州方面的士兵，大约需要三四月，才能训练成军。这是不能迅速的原因一。捻匪多年掳掠，战马极多。此次蒙古马队溃散，恐怕也被贼人所得。现听说贼马多达万余匹，在平原上驰骋，其锋锐甚利。臣处以前也有马二千匹，除拨给左宗棠、李榕共三百匹外，其余都拨给曾国荃、鲍超两处。几个月以来，那些隶属曾国荃、李榕部下的，已经全部遣散。那些隶属鲍超部下的，就是上杭饥噪之军，尚未安抚就绪。刘铭传的军队，增练马队，刚刚由李鸿章在三月间奏请出关买马。臣也打算在徐州增练马队，派员前往古北口一带，采买战马一千匹。大约计算往返路程，最快也需要三个月。加上训练，如果不是再得两个月，断难成事。如果竟然不辅以马队，而强迫步兵去抵挡骑兵贼人，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力，也将不战自溃。这是不能迅速的原因二。遏制贼人北窜，只有黄河天险，最为可恃。防河的策略，自然是当前第一要义。臣上次奏折内，就打算由河南、山东巡抚，另外制造舢板战船。现在事机尤其紧急，直隶、齐、豫三省，都须迅速造船，分列河岸，以壮声势。据吴棠所奏，江南的船，与黄河水性不合，与臣前奏相符。斟酌船式，采办木料，招募水勇，应由该三省督抚悉心筹划，因地制宜。只是位一宗北省较少，金陵存留尚多，臣打算拨出三百尊，分济三省，派船解至济宁州，由该三省派船前来迎接。黄河水师办成，京畿地区可永无捻匪之患。其势虽然缓慢，其利甚大。但如果没有四五个月工夫，难以期望就绪。这是不能迅速的原因三。

译至于刘铭传这一支军队，不适宜立刻进入直隶，应当在黄河以南剿灭贼寇。臣在上次奏折中已经陈述清楚，有据可查。朝廷接连下达谕旨，严催刘铭传渡河，直接前往刘长佑的军营。如果这样做确实对军务有益，自然应当设法北渡。然而目前濮州、范县、菏泽、郓城等地，黄河南岸一片贼寇气息，如果不逐节扫荡，怎能冲过北渡？如果为了避开贼寇锋芒，绕路行走，那么上游必须绕到河南兰考、仪封等地，下游必须绕到山东历城、长清等地，不迂回五六百里，不能直接渡河。况且该军现在南岸，还没有遭遇贼寇一次打击，如果贼寇没有北渡，而该军先到北岸，反而把精锐部队置于无用之地，似乎对军情和地势都不适宜。臣昨天接到刘铭传来信，批示令他在鱼台、滕县附近的运河处驻扎，打算等粮草运输稍有把握，再令进驻济宁。正在筹划考虑间，接到五月初三日寄来的谕旨，命令刘铭传从金乡、嘉祥一带黄河南岸向西包围剿杀。又接到国瑞来信，也希望刘铭传在黄河南岸协助剿杀，与臣暂时不北渡的说法相合。从情理和形势来推测，黄河夏秋季节水势盛大，刘长佑亲自统领大军防守河北，贼寇应该难以飞渡。不仅刘铭传目前不适宜渡黄，即使将来局势稍定，也不适宜让河南的军队兼顾河北。查河北仅有直隶一省，近年捻患尚少；河南有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近年祸患极多。据臣愚见，直隶应当另筹防御的军队，只令其分守河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应当另筹追剿的军队，不使其驰援河北。因为楚勇、淮勇惯例每天只走四十里，黄河船只少，万人渡河，动不动超过十天。如果令他们时而北渡，时而南渡，我方则疲于奔命，贼寇则相距已远，实在是失策。这是因为行军不能迅速，于是不能兼顾直隶，这是又一个方面。僧格林沁的忠勇绝伦，妇孺皆知，华夷传诵。他统兵追贼，每天走七八十里或百余里不等。然而步兵不及骑兵，劣马不及良马，势必参差不齐。听说僧格林沁三月间驰至汶上，步兵七天后才到州，骑兵也有三天后才到的。行走太快，势必不能自带米粮，埋锅做饭，行文州县，令其供应饭食。兵燹困苦之余，州县力量难以具备数千人的食物。又或许仓促得到消息，家丁逃匿，或者两县交界，彼此推诿，将士争先落后，饥饱不均，有连日不得一餐的。他的队伍难以整齐在此，他的行军神速也在此。臣处行兵的惯例，每天行军支帐埋锅做饭，不向州县索取米粮供应，略微师法古法，每天只走四十里，少则二三十里。李鸿章的淮勇，也仿效楚师的作法，他的步步稳妥在此，他的行军迟钝也在此。僧格林沁剿办此贼，一年以来，周历湖北、安徽、河南、江苏、山东五省。如果他人接办此贼，断不能兼顾五省，不仅不能到湖北，即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四省，也不能处处兼顾。如果以徐州为老营，那么山东只能办理沂州、曹州、济宁四郡，而济东泰临以北，力量达不到；河南只能办理归德、陈州两郡，而开封、许州、南阳、汝宁以西，力量达不到；江苏只能办理淮安、徐州、海州三郡，安徽只能办理庐州、凤阳、颍州、泗州四郡，其余属地都力量达不到。这四省十三府州，纵横千里，从古就是四战之地，历年捻匪出没最熟悉的区域。如果以此责成督办之臣，而以其余属地责成四省的巡抚，那么防区各有专属，军务渐渐有归宿。此贼已成流寇，飘忽无常，应当各练有定之兵，才能足以制服无定之贼。这是因为行军不能迅速，于是不能兼顾各省，这是又一个方面。当今贤帅新逝，大寇方张，山东盼望援助，急如星火，而臣策划战事，却在半年以后；北路最重的，莫如畿辅，而臣策划直隶却须另筹防兵。这些都是骇人听闻的话，难免不引起物议纷腾，交章责备。然而臣筹思累日，不专力于捻匪最熟的十三府州，不足以消除流寇的祸患，理合直陈刍荛，备圣主采择。所有遵旨督师剿贼，以及沥陈万难迅速的缘由，恭折由驿六百里驰陈。

密陈流寇可虑片

曾国藩

再密陈者，臣私下观察这股捻匪，奔突六省，攻剿十年，久成流寇之证。虽然人数不及太平军，但马队则数倍于太平军。其凶狠之性，狡诈之谋，也不亚于太平军。而中外议论者，轻视此贼，认为大概不足以平定。古称恐惧则致福，骄傲则致败。如果人人轻视大寇，那么骄气盛行于数省，哪有奏功的道理。明末流贼，起初也或聚或散，时盛时衰，最终以至于不可收拾。殷鉴不远，能不惴惴不安吗？臣愚以为，想要求得众心警惕恐惧，必须先戒除奏报的虚浮。奏报对于兵事，关系最重。所奏如果真实，那么一军的是非悉公，朝廷的赏罚也当。所奏如果虚浮，

译那么，那些劳苦多功的人就会因此寒心。那些巧伪坏事的人反而得以得志。近日各路奏报，多有粉饰之处，河南、湖北两省尤其严重。河南今春屡次上报胜仗，经查询实际上并无战事。湖北上报正月二十八日鄂军会同铭军攻克黄陂，经查询当日午时刘铭传率军攻克城池并追击贼寇，酉时收队，并未见到有其他部队前来会合。直到二更之后，鄂军蓝斯明、刘维桢等人才到达西门外驻扎。如今铭军与鄂军均被批准开列名单请赏，有功者与无功者毫无区别，实在不足以彰显公道。凡是地方大员上奏事务，都依据各将领的原禀上报，本就不能免除虚饰。但只需略加考察，稍作删改，使黑白不至于严重颠倒，那么中等才能的人就知道什么是劝诫和惩戒。恳请皇上不追究过去的过失，警示将来，对于湖北、河南以及各省的奏报，恳请皇上明察，殷勤训诫。那些屡次上报胜仗却毫无实际战果的，请降下严旨诘责。风气一旦振作，不仅地方官吏会恐惧警惕，就连幕僚起草奏章的人，也不敢轻率落笔。大局幸甚。同治三年八九月之后，亲王僧格林沁的军队，疲劳过度，在邓州、吕堰驿、罗山等地的战败，损失战马三千余匹，精锐伤亡太多，本已不能再战。假如皇上当时深知实情，或者命令该亲王回京休息数月，或者命令他在山东、河南停兵养锐，又怎会有曹南之祸呢？然而各省奏报，都说捻匪最畏惧僧格林沁，不敢与他交战；或者说捻匪残余不多，即将被歼灭。朝廷未能得到确切消息，及早采取措施，最终导致贤王殒丧，忠良短气，远近震惊。臣痛念及此，未尝不归咎于奏报失实而误了大局。自臣接手办理此贼以来，设立四镇驻防的士兵，筹划大支游击的军队，心想且战且守，或许可以逐渐理清头绪。等到此次进入齐地，与张总愚部的贼寇相遇，本月初旬，三次交战，两次受挫。张逆人数较少，就已经如此骁勇强悍，何况再加上任赖等逆的众多人马，更觉得难以把握胜算。总因为贼寇马匹超过一万，是我军的好几倍，在旷野平原，步兵不敌骑兵。臣多次想多训练骑兵，不仅湘淮各勇，骑射不是他们的专长，而且臣所派的两批买马人员，都据禀称去冬大雪严寒，口外马匹瘦弱且少，不够购买。臣处想增添千余骑兵而不可得。鲍超想买三千余匹，不知成军更在何日。臣受命剿捻，已满十月，制服寇贼的方法，尚无把握。终夜思考，既担忧又惭愧。外面的人不察实情，或许期望迅速成功。每日所接待的宾客，无非是赞誉之言；所阅览的文牍，无非是阿谀之词。不说早晚可以灭贼，就说贼寇没有长技。这些浮夸虚誉之言，既担心传播于军中，助长部下的骄矜之气，也担心上达天听，松懈朝廷兢业之心。臣因此次小挫，将各军痛加警示，尤其希望皇上不要轻视此贼，常以流寇难治为忧虑，广泛储备将才，以求后继有人；稽核奏报，以告诫他们不要欺瞒。凭借圣主朝乾夕惕的怀抱，最终拯救中原火热水深之困境。区区微忱，谨据实附片密陈。

译再次陈述剿灭捻军、遏制其流动、清除根源的奏疏

曾国藩

谕旨又命令臣酌情向前推进，选择要害之地驻扎，以便就近调度。臣虽然愚钝，难道不想步步进逼，急切谋求消灭敌人的方法吗？只是臣仔细观察贼军的情况，已经形成了流寇的行径。如果贼军流动而官兵也跟着流动，那么节节尾随追击，步步落后。假如此时追到汝州、洛阳，等待贼军向南趋向光州、黄州，又折返追到光州、黄州；或者贼军向东趋向徐州，又折返追到徐州。即使整年奔波，终究对贼军没有大的损害。臣的愚见，常想坚持最初的提议，在捻匪必经的道路上，驻扎重兵。比如刘铭传驻扎周家口，贼军如果回窜扶沟、鄢陵，就从周家口迎头攻击；张树声等人驻扎徐州，贼军如果回窜永城，就从徐州迎头攻击。类推贼军窜扰蒙城、宿州，就让刘松山等人从临淮迎头攻击；贼军窜扰曹州、单县，就让潘鼎新从济宁迎头攻击。将尾随追击的局势变为拦头截击的军队，用有固定驻地的军队来制服没有固定据点的贼寇，或许逐渐会有成效。

皇上如果认为臣的提议可以采纳，那么在臣驻扎军队的四处之外，请旨命令湖北、河南的督抚，在河南的巩县、洛阳、南阳、邓州，湖北的随州、枣阳、黄安、麻城，各驻扎一支精锐部队，与各将领严约，重点在于拦头迎剿，不重点在于贼军退却后的尾随追击。这似乎也是制胜的策略。近来很多人说捻匪并没有大的志向，早晚可以平定。微臣独自考虑，捻匪或许会成为流寇，祸患才刚刚开始。这贼军有一点很像流寇，有一点不太像流寇。凡是流寇之所以日益聚集、人数众多，并不是良民都乐于跟随贼军，只是因为贼军骑兵轻捷迅速，劫掠居民，使得百姓无法耕种收获。百里之内废耕，那么百里之内的百姓就跟随贼军苟且偷生；千里之内废耕，那么千里之内的百姓就跟随贼军苟且偷生。如今凤阳、颍州、徐州、泗州、归德、陈州等郡，几乎千里之内都废耕，而官兵又骚扰异常，几乎有“贼军经过像梳子梳理一样，官兵经过像水洗一样”的惨状。百姓的圩寨仇视官兵，对贼军反而有宽恕之词，即使跟随贼军也觉得无愧色。这是很像流寇的迹象，是令人担忧的。凡是流寇如同没有源头的水，听任它流向哪里，而这贼军还眷恋蒙城、亳州的老巢。旁边的县份田地荒芜、房屋毁坏，而蒙城、亳州还有田地房屋的安乐。这又是不太像流寇的迹象，是稍微好一点的。臣就在四处设立重兵以遏制其流动，又打算查办民圩以清除其根源。先查办亳州、蒙城、宿州、永城四个所属地区的圩寨，区分良莠，大力惩治。其余有捻匪的州县，依次查办。近日发布了一道告示，抄录附呈御览。臣驻扎的地方，仍应以徐州为老营，以临淮、济宁、周家口为行营，这样对于清查民圩、督促命令各将领，两方面都有益处。是否妥当，伏候圣明的谋略详细指示。

接任署理钦差大臣详细陈述兵饷事宜的奏疏 同治五年

李鸿章

先前奉旨命令进驻徐州，这本来是总督管辖的地方，官吏应当办理的防务。清江浦以东，宿州、蒙城以南，如果兵力能够到达，臣都责无旁贷，所以不敢稍有推诿。现在又奉命接任署理钦差大臣，那么凡是发捻军到达的地区，众人束手无策的时候，都将期望寄托在微臣身上。以臣智术短浅，才力薄弱，实在难以胜任这艰巨的任务。并非敢沽名钓誉谦抑的虚名，拘泥于辞让的末节。衡量时势揣度本分，战栗惊恐，确实内心不能自已。只是恭敬地解读圣谕，因为曾国藩积劳成疾，使皇上重重挂念，命令臣暂时署理，作为一时的权宜之计。如果再三坚决推辞，往返拖延，既无法上体察皇上日夜操劳的忧虑，且让曾国藩病弱的身体等待接替，情谊上也觉得歉然。辗转焦虑思考，只有仰恳圣明，从容筹议懂军事的大员，督办剿捻军务。或者等待曾国藩调理痊愈，仍旧办理，使臣稍微安心于自己的愚拙，获得免除大罪的机会。感激皇恩高厚，哪有尽头。但就当前有必须预先筹度的，有不敢预先限制的，谨为圣主一一陈述。上年九月，奉旨命令臣带兵奔赴河洛，臣就担心一旦离开本职，那么粮饷军火，都没有来源。当时将可忧虑的三大端，据实详细覆陈。曾国藩本年八月二十日附片奏称，将帅带兵剿贼，如果不是督抚手中有理财的权力，军饷必定不顺手。这是阅历真切的话。一年多以来，曾国藩在前督师，臣在后筹饷，患难与共，休戚相关。虽然士兵马匹未尽饱腾，而臣的心力实在已经交瘁，怨恨诽谤也不推辞。臣来到徐州刚过一个月，后路粮饷转运，相隔渐远，每恐呼应不灵。如果再逐贼出境，远驻豫省，军务大局，未必就能有济。而各军饷需，本职公事，必多贻误。即使蒙派员接任总督印信，各有责任，各有作为，何能与前敌痛痒相连，始终如一。如果强争则徒失和衷，如果隐忍则必分畛域。军需稍有牵制，那么功效全无，溃败立见。臣去年的折子内，本来已经说得详细且尽了。而且臣自问本心，对于一切荣利，素来知道恬淡。如果从此脱卸地方事件，专意办贼，事机可赴，神智不纷，还可以勉力报效。如果因为饷缺而溃败，也不是朝廷任用臣督师期望臣成功的意思。

译（这是）我的意见。臣从军十数年，深知军情顺利或困顿的原因，其关键不在于贼寇难以剿办，而在于粮饷军火的接济。曾国藩年老多病，自己萌生了退隐的念头，臣每次都恳切地劝慰他，说如果不耐受军事的劳顿，就请回任筹饷，坐镇重要区域。他总以精力衰惫来推辞，但也认为剿捻全军专门依赖两江的粮饷，如果管理不得其人，全局或许有震动。他与臣反复秘密商议，最终没有好的计策可以上报。因此不得不依赖朝廷妥善安排处理了。如今谕旨没有让人接办江督与通商要务，却询问是否应驻扎在河南境内。臣如果到豫省边界，距离江宁一千多里，距离苏沪一千几百里，军需储备的调发，下属官吏的禀报承命，文书往来，动不动就超过一个月，没有不延误的。后路根本重地，都是新收复的地区，又多通商口岸，假设有动乱，更难兼顾。臣反复推究，事理务必求得一个定论，纲领全在于用人。皇上如果仍让臣兵饷兼筹，必须只驻扎在徐州。应仍如曾国藩前次奏折所说，东路稍松，应当回金陵，或驻扎清江，全力筹划粮饷运输，才足以稳固军心而维系大局。捻逆在东边，就督饬各军就近包围剿杀；捻逆如果趋向河南，就体察各军的劳逸，东路的防务，轮番酌情调派，跟随追击前往，与鲍超、曾国藩等军会合夹击。刘铭传等人忠勇奋发，临敌应变，都还可靠。臣随事商筹调度，似乎不至于立刻失去战机。如果皇上专门责成臣讨贼，在本境可以兼管地方，驻扎别省就不能兼管地方。如果不兼管地方，军需应当责成何人？缺乏时应当如何处置？不是靠一两句空话，就能有实际补益的。这必须预先筹划考虑。

译至于捻逆长期成为流寇。臣军打仗虽然尚能得力，但马队太少，不及贼马数量多且勇猛。曾国藩本来屡次说过。臣到达徐州后，审察军情，认为可以战胜贼寇，但尚不足以消灭贼寇。贼寇败退后，马队急行每日百余里，我军步队最快每日七八十里。贼寇随地抢掠粮食，我军必须携带粮食行进。现在各军配置车辆驮运，携带的粮食不过十天，十天之外，就地采购。而贼寇经过的地方，人烟荒凉，城乡穷苦，往往停留三四天，买不到一天的食物。况且饷银从远方解送，也不应手。军士忍饥赶路，催逼太紧，恐怕发生溃变。我们停留一天，贼寇已经跑了几百里。这就是剿捻追贼的困难。以前亲王僧格林沁所统领的军队，马队尚多，但仍然屡次挫败不能振作，原因就在这里。曾国藩接手后，有鉴于此，所以开始设立四镇，随即商议扼守运河、沙河，使地势收窄，贼寇势力较受压缩，较容易包围剿灭。目前运河防线，水深堤密，尚可扼住。冬春水浅干枯，尤其需要加意防范。那贾鲁河、沙河地段太长，人力难以齐备，终究办不成。现在的计策，自应用谋略设下圈套，慢慢图谋制服贼寇。或者将贼寇压缩到山深水复的地方，放弃土地以引诱他们进入，然后各省的军队，合力从三四面围困他们。或者暗中扼制他们饥疲裹胁的民众，使他们内部互相残杀，否则投降免死，给资遣回，以解散他们穷困致死的心，而离散他们的党羽。或者另有设守致困的方法，容臣与湘淮各将帅及各省督抚根据形势妥善筹划。只要能同心协力，希望有歼灭贼寇的时候。军事随时随地，变幻无常，这是不敢预先限制的。

筹办胶莱扼剿事宜疏 同治六年

李鸿章

自古以来流寇最难追剿，而流寇的速度，尤其没有比如今捻逆更快的。中原平旷，万骑冲突，无可限制，每天跑百数十里，或者二百里。无论我军步队笨重滞缓，力量达不到，即使追上贼寇交战，而这边拦截那边逃窜，横行侧出，贼寇的路径无穷，我方的力量必定有时而尽。等到日久追逐疲惫，被贼寇所乘，往往一蹶不振。自从剿捻以来，十几年如出一辙。虽然追贼神速如僧格林沁，尚且不能成功，臣等自问万万不能及。所以想要消灭这贼寇，计策只有包围一法。臣曾屡次上奏提及。曾国藩开始思考改变计策，最初商议设立四镇，接着商议防守沙河、贾鲁河。今年春天左宗棠、曾国荃又拟议臼口的包围，都是想要逼迫贼寇不再流动，逐渐压缩他们。自从臣受命抵达河南，贼寇已进入湖北，各军与贼寇在鄂豫转战数月，终究没有可乘的机势，只有严令各军往来跟踪打击。等到贼寇由河南窜入山东，臣想山东运河防线，屡次被贼寇冲击，向来称可依赖，于是急忙注意布置扼守曹州、单县、丰县、砀山旧河堤，想要困住贼寇在黄河与运河之间，以为得到了有利地形。然而没过几天贼寇已渡过运河。臣由归德驰赴济宁，与刘铭传等书信商议，不得已又制定压缩贼寇到登州、莱州的计策。先借各省兵力，协守运河西堤，以图圈制而遏制贼寇回窜。接着奉六月初五日寄谕，抄发刘长佑、英翰等原折，都说得非常恳切，与臣所部署的都相符。是目前办贼，除了这个更没有良策。臣更衡量利害的轻重，与其终年驰逐，流毒江、皖、东、豫、楚各省，不如放弃一隅以引诱他们；与其在运河东岸往复，济、泰、沂、青及苏之徐、淮、海各属均受其害，不如专门放弃登州、莱州以扼制他们。胶莱河的防守不严密，那么登州、莱州无可扼制；运河的防守不严密，那么胶莱河仍不足依赖。贼寇踪迹已向胶东，事势至此，机会可图。只求万全，不争一日。所以臣立意必须运堤与胶莱河两防，都已布置妥当，才可抽兵进剿。这样打一仗是一仗，灭一贼少一贼，贼寇智谋自困，而兵力不疲。明知此计至愚至拙也至难，然而不这样，更不足以制服贼寇。经书信商议丁宝桢，嘱咐他不要急于穷追，反将贼寇驱出境。即使兵力未集，而迫之过紧，使之窥破机关，转怕脱逸。告诉他“蹙”这一个字，宜求实济，勿尚虚功。恭读六月初四日寄谕，令丁宝桢宜妥筹兼顾，杜绝贼寇回窜，不可专事尾追，致贼蔓延，尤其佩服圣谟的洞照。臣日夜图谋，先固守局而后进兵，这是臣筹办的大致。东、苏两境运堤，长达千里，如果不是各督抚关顾大局，通力合作，臣军断然不敷用。皖豫派到的各军，与淮军分守宿迁以上地段，臣前奏明现令于两岸排筑长墙，分哨过运东，就旧墙修缮台，掎角护守。方在连夜兴工，非月余不能牢固。而宿迁以下至清江堤近二百里，尚无守兵。漕臣张之万兵力只能自保，苏省防军无可再调。臣仅调前金门将王锺华、提督李洪达水师三营，分布宿迁亨济闸下至盐河箝口坝一带，但苦无陆师依护。复经书信商议浙江抚臣马新贻，请他速派五千人北上，协守

译在宿迁桃源运堤修补缺口。尚未接到回复。批准李瀚章、曾国荃的咨文称，已派遣提督谭仁芳、总兵刘维桢率领一万两千余人；刘长佑的咨文称，已派遣按察使张树声率领总兵余承恩等四五千人，前来协助防守。都还未得到启程的日期。因此运河防务尚未布满，也就暂时没有兵力替换进入胶莱。

译到达胶莱河距离南北海口，潘鼎新来信说二百七十里，丁宝桢则说大约三百里。按照每营防守三里计算，需要一百个营来布防，至于沙地也需要八十营。刘铭传等三路军队，近日先后已经到达。然而步兵只有四十六营，我又打算调遣豫军宋庆的十二营、淮军王永胜的开字十营，从运河陆续抽调前往。必须合并丁宝桢所部东军的三十一营，才能密布防线。丁宝桢只答应拿出十一营来协助，而我增调的运防宋、王两军，又必须等到墙工稍加整理，才能拔队出发。如果丁宝桢全部以东军协助防守，目前大致可以够用。不知最终是否批准执行。连日来据报告，贼寇踪迹在莱阳、掖县盘旋，仍然向东北方向逃窜。我命令刘铭传等人，如果贼寇向外逃窜，应当设法将其堵回，并商请丁宝桢移动军营分别扼守。如果胶莱河的防守没有完成，就不能锐意进击贼寇；如果贼寇从胶莱河逃窜出去，众将必定能够跟踪急追。我虽然平庸懦弱，以前在江苏剿办粤逆时，凡是遇到坚固城池和重要地点，常常亲自前往督战进攻。因为剿灭固守的贼寇与办理流窜的贼寇，情况本来就不相同。况且此时运防各军已经到达，修筑墙营，既需要就近督饬布置，而直隶、湖北、浙江尚未到达的军队，还有两万余人，沿途催促照料，以及将来调派替换，都是我应当主持的，都必须在济宁居中筹办。如果立刻舍弃这里前进，那么五省的客军向谁请示禀承？运防门户没有关闭，胶莱咽喉没有切断，我即使亲自前往也没有益处，反而对大局有妨碍。兵事变化万千，我确实不敢说运防建成后，灭贼就一定有把握。然而立意已经确定，那么经营尤其需要尽善尽美。这是我暂时难以立即奔赴前敌的实际情况。恭读初五日寄来的谕旨，关于是否拣派威望素著的大员统领前敌诸军以统一行动之处，着该大臣酌量办理。我部湘、淮各将领，久经战阵，向来和睦，号令尚无不齐。此次派兵进入山东，我因为直隶提督刘铭传深达机要，与潘鼎新共同建立了倒守运河、进扼胶莱的计议，曾令该提督就近察酌前敌情况，妥善筹划调派，随时会同丁宝桢协同东军筹办胶莱一带的扼守剿杀事宜。只要众将尽力而为，我通过信函文书交相催促，应当不至于延误。一旦各省调兵到齐，运河、胶莱两处防务部署大致确定，我再抽调精锐部队，移营前往，督饬进击，以期聚歼贼寇。总之，此时大局先图包围困住此贼，不追求一时的战功。我如果命令刘铭传、潘鼎新等追进登州、莱州，计策也可以获得小胜，驱使他们出来。只是念及捻逆流窜多年，数省生灵涂炭，实在贻留圣上宵衣旰食的忧虑。趁现在地力人力，幸好有可办的机会，只是办理须有次第，我怎敢躲避迂缓的名声，而不竭力经营，顾此失彼，贻误全局。

从前商议防守运河，原本担心胶莱河的防务仓促难以建成，划定远圈以扼住归路。所集结的皖、豫、鄂各军，都是以守本土的军队移守外门，能守住固然对大局有益，即使不能守住也每日回援，计策固然两便。而我军全是步兵，迎剿数省，奔逐数年，功效毫无，精力实在非常疲惫。无论贼寇窜到何处，责望都归于微臣，军士必定苦于被驱迫，劳怨不堪支撑，势将溃决。我日夜担忧，众将稍怀忠义的，都极力劝就地圈住贼寇，使其窜动范围较狭，追剿较近，我可以藉屯守来轮流休息，贼寇或许限于方隅而渐渐有穷尽之时。因此曾国藩创立防守贾鲁河、沙河与运东，我又商议防守胶莱河与运西，都是万不得已相机势而为之，并非说就一定有把握。自从去年豫军在汴南疏漏，如今齐军在戴庙一疏，再在潍西一疏，人力不齐，前功尽弃。胶莱河防三百多里尚且不可靠，沿运河千里调兵数省，敢自认为可恃吗？然而反复筹思，贼寇正急于出运河，万一力堵不住，也是胜负的偶然。如果先撤运防，是向贼寇示弱。守运各军，早晚修防，尚无疲倦，比起穷年追逐的军队，劳逸饥饱略有不同。忽然令守，忽然又令不守，军心怎能不惶惑？运河东南北三面，贼氛来往窜扰，官军分路兜逐，地方必受蹂躏。然而不过是数府州之地，驱过运西，则数省流毒无穷。同是疆土，同是百姓，也不便歧视。现在如果罢运防而另有制贼之法，我必速罢。如果更无可制贼，似乎不如能守且守，能战即战，尽人力以待事机。如果因地段遥远疏漏，致使贼寇逸出，或者冬令水涸冰冻，虑生他变，再行相机变通办理。贼寇无常势，兵无定形，以我才力兵力竭蹶之状，办理此流贼，尤其不敢悬拟成局。容随时察度贼情，会商曾国藩及各督抚妥慎筹夺。

目前紧要之事，实有数端。东捻人数本来众多，自从十月间任柱、赖文光伏诛，即张示谕，播散贼中，准许投诚免死

译从此以后，敌军纷纷请求投降。寿光大捷之后，敌军主力彻底瓦解，丢弃武器、环绕跪地求降的人，在路上络绎不绝。各路将领因为追剿紧急，将降众送回运防老营。从济宁往下直到六塘河，降众与兵勇混杂，就连先前在前线马步随队协助剿匪的人，也不在少数。急需清理并妥善安置。那些有家乡田地可以回去的，应当分别给予路费，押解回原籍，命令地方官员妥善照料。如果没有产业、游手好闲，却又精悍能战的，暂时留在军营，严格约束，逐渐化解他们桀骜不驯的气性，再谋求分别遣散。这是安置降众急需办理却难以迅速完成实际情况。

东南及中原几个省份，用兵时间长久，物力凋敝，民心浮动，游勇和会匪到处纠集抢劫，外忧内患，潜伏着祸根。各省绿营军队颓废，向来被宵小之辈轻视，尚需凭借威势震慑。我所统领的各军，自从同治元年逐渐招募训练，起初多是淮南农民，等到攻克复苏州、浙江各城后，陆续收编广东太平军降众，四年后，全部调去剿捻，随地招募补充，马步水陆各营数量过多，所需军饷更加巨大。几年来，耗尽两江地区的财力，供给这支军队，搜刮殆尽，而各营每年必定拖欠三个月军饷，积欠如山。曾国藩与筹饷司道多次请求裁军节省军饷，我因为运防游击，多一营就多一营的助力，不敢立即提议。如今东捻已经平定，必须陆续裁撤。每裁撤一营，应当酌情补发拖欠的款项若干，粮台没有一丝一毫的积蓄，又须设法筹措这笔巨款。况且这些惯战军官和士兵，在营中吃饷，尚能遵守法纪，一旦遣散，那些无业可归的人，最容易滋事。以军饷需求和时局衡量，都须逐渐办理。这是裁撤营勇急需办理却难以迅速完成实际情况。

昔日周公东征，阴雨连绵，斧柄折断，记载于《诗经》之中。长期服役思念回家，本来就是人之常情。我军各统领、营官，从征时间长久，东南肃清后，就请求休假回家。后来因为中原多事，不便立即准许。随即调去剿捻，驰骋数省，转战终年，日行百里，忍饥耐寒，担忧谗言、畏惧讥讽，多是人所未经历的苦境。与各省兵将，贼来则追，败去则息的情况相比，劳逸截然不同。我去年冬天到徐州，刘铭传恳切地说疲惫已极，想尽快了结此贼，以求卸任归农。今春以来，周盛波、刘秉璋、潘鼎新都多次请求卸任。我因为此捻未灭，道义上无可推辞。郭松林八月来到军营，就约定贼平后归农。杨鼎勋体弱多病，更难长久支撑。如今幸获成功，将士劳苦到了极点。使用马匹不耗尽马的力气，使用人不耗尽人的精力，似乎应当保留他们的余力，以备日后驱策。即使我自从咸丰三年正月从军，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没有一年不亲身参与战事，苦身心、焦思虑，时常恐惧失败，年纪未满五十，精力就衰退了，实在难以长久愧居重任。等到遣散裁撤稍有头绪，应当再次恳请恩准，将钦差大臣关防专员呈交京城注销。各位将领请假，应当酌情准许。或者所部裁撤后，酌情命令赴任。如果坚决请求卸任，如果其情势确实不可强留，应当据实上奏恳请。这又是体察军情应当稍加休养而难以立即责成远役实际情况。

译关于筹划平定捻军后的善后事宜的奏疏

英翰

我私下查考，逆捻之乱拖延诛灭已数年。如今幸赖仰仗天威，一举荡平。中原数省，永远得以安定。所有善后事宜，关系极为紧要，必须预先筹划。我私下认为，京城附近的重地，必须选调精兵；西征的各军，尤其需要预先筹谋布置。被遣散的士兵众多，应当妥善安抚；征调尚未结束，应当预估军饷需求。谨就我所知，详细陈述，恭候圣主采纳选择。

一、请求裁撤直隶练军，另选精锐，以拱卫京城附近地区。查直隶创练六军，原本是为了备急之用。只是练军平日所习的，不过是操演阵式，从未经历过大敌，突然遇到紧急情况，毫无依靠。有名无实，白白耗费军饷。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枭匪和捻逆两次侵扰京城附近，练军都不能抵御，这是明显的证据。四月间，鸿胪寺少卿朱学勤有请求撤除练军的奏折，恭敬地奉到谕旨，命令微臣等各人根据所见，会同官文商议办理。微臣还没来得及会商，就接到官文抄送的咨文，因为军事紧急，已经奏明暂缓撤除。那时捻军势力正盛，防军分驻各处，确实有难以立即撤除的情况。此时军事已经平定，所有直隶练军，似乎可以裁撤，各自回归原籍，不便再迁就。京城附近重地，必须另选精兵，以资拱卫，作为长远驾驭之计。查淮、皖、豫各军，都是百战余生的精锐，可以信赖。在臣愚见看来，可以从这几支军中，选择一支一万八千人的劲旅，仍然分为六军，每军三千人，设立一名统带，而将两军合并为一支路，每路选择一名大将统领。其驻扎地点，东路宜在通州、宝坻一带，西路宜在涿州、良乡一带，南路宜在固安、新城一带，都距离京城附近很近。平时则在营中训练，一旦有调遣，彼此声息相通，早晨出发晚上到达，呼应灵敏，事权统一。所需的军饷，从哪省调取的军队，仍由哪省供应，不必另外拨给军饷。这样办理，既可以跟随神机营劲旅，环绕京城，不至于虚耗军饷，而直隶所撤的练军，仍是本省的士兵，也不至于军政废弛。

二、请求训练西征各军，专力前进，以统一事权。现在逆捻已经肃清，东北无事，只有陕甘回逆尚未平定，应当立即训练精锐，大举西征。一切调派机宜，在朝廷自有权衡。只是军队合则显长，分则显短。如同元年多隆阿入陕，亲自统领所部，所以每战辄胜。等到多隆阿去世后，部众分隶各军，军队于是不能振作。这是事权统一与不统一的明显验证。现在议定西征，宜于淮、皖各军中，专用一军前往。如果以淮军调往京城附近，则专用皖军入陕；以皖军调往京城附近，则专用淮军入陕。至于东、豫各军，也都照此办理。只是陕甘办理回民之法，与办理捻军不同。捻匪形同流寇，可以合军围剿，以期迅速了事。回匪都是陕甘土著，股数繁多，即使进剿之师，事权归一，没有掣肘，尚须宽限时日，使得能够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次第办理，方能永远平定边疆。倘若兵分将多，必然导致互相推诿，难以收到实效。因为西路贫瘠艰苦到了极点，筹粮之难，百倍于筹兵。兵多粮少，其祸患比没有军队更严重。大军入陕后，兴办屯田以尽地力，设立转运以供给军饷，遣散疲弱士兵以节省费用，应当由统兵大臣广泛筹谋方略，只求实效，不追求近功。西路军事，或许可以日渐好转，逐渐廓清。

三、请求酌情留驻皖省防军，以安定地方。查剿捻之军，皖勇占其大半。一经遣散，以皖人回籍者为最多。不仅皖军都是颍州、亳州人，即使如淮军初起之时，士兵都招募自六安、合肥，现在则颍、亳之人，十居其七。豫军也十居五六。而各军收降的众人，又都是皖北土著。安插既定，又非以重兵镇守不可。

查嘉庆年间，平定三省教匪之后，因为散勇不安定，又劳大兵剿办。现在皖省地处四通八达的要冲，是江淮的屏障，万一有事，则江、豫、楚三省都为之震动。亟宜在未发生祸患时消除隐患。应当请求在皖军中挑选留驻一万二千人，分为四大支，每支三千人，选派得力将领统领，分驻要地，联络弹压。遇到有小丑滋事，酌情留兵镇抚地方。也请求下达东、豫两省巡抚大臣，一并查度办理具奏。

况且微臣还有顾虑的是，颍、亳民情，易动难安。现在军事已经平定，应当让他们都能更新，宽恕其过去的行为。如果再分别良莠，拿着前事来互相追究，不安分的人无法自容，必然导致另生事故。前次苗逆伏诛，曾奉谕旨，所有同治二年十月以前的仇杀各案，一概从宽免究。仰见圣谟深远，洞察无遗。应当请求再次申明谕旨宣示，凡捻逆未平以前，所有为匪之人，已经投诚遣散的，一律准予洗心革面自新，不准再行寻仇指控。地方官也不得藉端追究，以安定不安分的人。此后再有作奸犯科之徒，仍照例由各地方官随时严办。

译办理。以彰明警戒。以上三条，都是微臣愚昧见识所能想到的，据实罗列陈述。是否妥当，恭敬地等候圣上裁决。

译关于恢复捻军平定后善后事宜的奏疏（目录中遗漏）

李鸿章

我私下接到寄来的谕旨，认为崇厚、英翰所陈述的善后各项条款，命令臣等妥善迅速商议奏报。查崇厚先前奏折中体恤将领、择选供养骁勇健将、选拔西征人员三件事，已经奉六月初七日的谕旨批准照办。当时已经传知所属将弁兵勇，无不踊跃欢呼，因此能够期望消灭贼寇。随后奉七月初五日寄来的谕旨，抄示英翰所奏各项条款，其中称裁撤直隶练军、留勇扼守一节，接到官文的信函称，宣化练军地处独石、张家口等边口，遵化军则处于东陵重地，且靠近边塞，保定军则处于省会要区，屏蔽近畿，打算在这三处淘汰弱兵保留强兵，不敢全部议定裁撤。至于南勇在长期作战之后，确实是精锐部队，但担心直隶百姓愚钝，或许不能耕种劳作而相安无事等语，这是老成持重、谨慎小心的见解。臣愚昧地认为，兵丁不得力，不只是直隶省如此。战争兴起将近二十年，起初调兵多而招募勇丁少，而贼势日益猖獗，后来舍弃兵丁使用勇丁，制度一新，粤匪、捻匪依次被削平，功效显著。这是因为绿营习气太深，分布太散，兵丁大半骄傲懒惰，将弁又不齐心，勇丁则招募自田野，多是朴实拙笨、习惯吃苦的人，统领营哨各官自行挑选，一气呼应，容易效命。只有有事的时候，招募勇丁以救急应变，无事的时候，训练兵丁以缉捕盗贼、安定百姓，这些都是不可偏废的。想要把弱兵化为强兵，立法与用人两方面，不可不大加变通。

目前军事大体平定，勇丁逐渐裁撤，各省绿营逐渐恢复旧规，必须及时整顿。京畿地区拱卫，关系尤其重大。如果专用本省兵勇，人地自然比较熟习，防御剿杀也可以经久。只是需要将领得人，认真训练罢了。恭敬奉初九日廷寄，将各省征调军队撤回，大河以南，责令在防京兵及本省官兵搜捕残余匪类，不必借调援军，导致多扰累，似乎可以无须留勇扼守了。臣所属淮军，都是南方人，转战六七年，离家数千里，长期服役思念回家，本是人情。如果留驻北方，开革告假，往返不易，米粮药械，接济难以经常。即使严格约束，而兵与民素不相习，久了也未必相安。臣不敢不深切忧虑。至于安徽应留重兵以免查究前案一节，英翰在安徽年久，熟悉民情，所请在皖军中挑选一万二千人，分为四支，选派将领，分驻要地，联络弹压，请求明谕宣示，凡是捻逆未平以前，所有为匪的人，已经投诚遣散，一律准予自新，不准该处绅团再行寻仇控告杀害，地方官吏也不得借端苛求，此后再有作奸犯科，责成地方官严办，以安定反侧之心而遏制乱萌，实在是因时制宜的策略，应请饬下两江督臣、安徽抚臣遵照察度妥办。臣再查安徽的颍州、亳州、宿州、蒙城，江苏的徐州、海州，山东的曹州、沂州，河南的归德、汝宁，各地地界毗连，风气犷悍，中原祸乱，大抵萌发于此。捻匪起于蒙城、亳州，煽动聚集勾结，波及东豫，扰乱数省，现在幸而扑灭，散勇降众，只有皖徐豫东交界之人最多。即使设法安插，而民贫地瘠，生计艰难，势不能人人得所。目前兵威镇慑，断不可少，尤其需要地方大吏，慎选严明廉惠的牧令，加意教养，认真缉捕。安徽抚臣宜常驻颍州、寿州一带，就近督察控制，恳请饬下江皖东豫各督抚，晓谕交界各州县圩寨团练，照旧整理，以期化莠为良，即使有滋事散勇、零股马贼，也不能逞患了。

上曾节相书

方宗诚

私下认为您的功勋德行，照耀乾坤，现在天子南方平定，又任命您掌管北方数省军政，实在考虑到巩固根本、安定国家的大计，非您莫属。您知人善任，经纶变化，自必洞悉机宜。宗诚迂腐疏阔、见识浅陋，精力早衰，不能奔驰戎行，侍奉左右，深感遗憾。谨就管见所及，为您陈述。私下认为拨乱反正之道，必须知道以前之所以乱，而后知道现在之所以图治。转败为胜之机，必须知道对方之所以败，而后知道我方之所以取胜。其关键在于反其道而行之罢了。一曰务必持重。主帅与将领不同，将领以冲锋为能，主帅以调度为重。僧邸追贼，往往身先士卒，他负有兼人之资，又有骏马数十匹，随地更易，士卒匹马单骑，困乏无可更替，则追奔不及，所以或遇贼伏，或贼反扑，常至败衄。您此行，似乎宜择一重镇驻节，选将练兵，养精蓄锐，然后侦知贼寇所在，分兵以击之，务必出万全之策以求大创，不可急于一战以损威声，所谓立于不败之地，以制胜者，此其要也。二曰荐贤帅。用兵之法，以一人总其纲领，而又必有策力以辅其成。往昔粤贼占据武昌、安庆、江宁，您起义师东征，长驱直下，已成破竹之势。

译然而第一次受阻于江西，第二次受阻于皖南，是因为当时下游各省的总督巡抚，没有共同渡过难关的才能。这边剿杀，那边松懈；这边进攻，那边撤退，不能形成互相配合的犄角之势。后来胡公巡抚湖北，李希庵中丞巡抚安徽，左公巡抚浙江，李少荃中丞巡抚江苏，又有沅浦中丞以及彭、杨两位公分别统领重兵，分担水陆攻剿的任务，您特别总揽全局，因此逐渐取得了成功。这些贤能之人，难道不是您所推荐的吗？这就是您之所以对天下有大功的原因。北方用兵十年，始终没有懂军事的总督巡抚，所以将领中像邱联恩、伊兴额以及僧邸那样号称忠勇、行动迅速如追风逐电的，而各位督抚不能会合剿杀以助成犄角之势，所以长久没有成效。您这次出行，从淮徐进至济宁，防守黄河的任务，应当奏请责成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督抚；防守淮河的任务，应当责成漕运总督和安徽巡抚；向西逃窜的道路，应当责成河南、陕西、湖北三位巡抚。现在只有直隶总督刘公、陕西巡抚刘公尚且号称懂军事，山东巡抚有操守和行政才能，但对于军事并不熟悉。至于河南、安徽、湖北三位巡抚，则并不完全懂军事。您现在向东北进军，我私下估计您的威名早已显赫，贼寇必定避开而向西逃去，而豫、皖、鄂三省边界又遭受其骚扰。您追击则兵力疲惫，不追击则军队停滞在此，听任贼寇在那边肆意骚扰，道义上又不可行。等到移兵前往剿杀，贼寇又必定离开而逃往其他地方。所以如果不是各位督抚会合剿杀，贼寇终究不容易消灭。假使让懂军事的大帅分别承担三省军事，各自驻扎边境会合剿杀，而您调度其间，派勇将追击，务必使贼寇无处逃窜，这才容易消灭，而北方的根本之地，才可以稳固了。所谓同心协力，才能取得成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三点是寻求人才。大帅以集思广益、开诚布公为优先。您以前之所以成功，实际运用的就是这个道理。僧邸忠于国家的心有余，识别人才的见识不足。幕府既缺少良佐，将官也罕见真才。地位过高，人们既不敢进言，他也没有虚心求教的意思。经略数省，已经五年，而所到之处曾经没有留心采访人才，所保荐的人，也没有听说有真正能担当大任的。人才随地产生，重要的是有大力者振作激励他们，矫正改变他们。所以自古大贤所居住的地方，涵育熏陶，积累久了就成为风气。

译执事过去在京师任职时，广泛延访英杰，天下的贤士都归心于您。等到您在湖湘倡导义举，忠贞魁伟之士奋起响应，楚地的英才于是成为天下最出众的。您驻军安庆，任命李公为江苏巡抚，淮南那些武健魁梧、雄勇之士，也都忠义勃发，立志建功立业。然而北方几个省份，民风朴实厚重，有人说那里没有人才，我不相信。但至今未见有崭露头角的人，难道不是那里的封疆大吏、统兵大帅，没有深谋远虑、为国家求取人才的切实念头吗？宗诚过去在河南游历了一年，访求学问笃实、留心时务之士作为朋友，就得到了几个人，都有志节才识。由此推想，卓越奇伟之士，必定有很多被压抑在下层，不为人所知。执事您的道德学问和功勋业绩，足以感化天下，希望您更能鼓舞激励，推陈出新，使北方的才俊振兴起来，逐渐形成风气，那么不仅一时的军务可以获益，而且为国家收得人才的效果，其规模自然深远了。

第四点说鼓舞训练士气。北方省份的地势，不同于南方，平原旷野，没有险要可以扼守。百姓如果不组织团练寨堡，就不能保全身家性命并谨慎地储藏物资。然而前人坚壁清野的方法，就可以借此来运用。我过去游历山东、河南，看到圩寨像星星和棋子一样罗列分布，那些寨长也往往有忠义智勇出众的才能，保护乡里，战守足以依靠。可惜各省的督抚大帅，都不懂得激励奖劝，所以不能联合他们的心力，收得全部的成效。现在凭借执事您的威德，在所到之处向圩寨宣告，奖赏他们过去的辛劳，激励他们未来的士气，让他们互相联络，互相应援。贼寇来了就固守，贼寇走了就截击，不从事其他调遣，不允许远远追击，专门以精兵作为游击剿杀的部队，而借助团练寨堡作为防守助威的力量。有功的人特别加以保举赏赐，如果其中有奇才，更可以提拔安置到军队中，以资造就。这样，远近的人听说后，必定能使民气焕然一新，而威声大振。

第五点说示以解散。贼寇中的种类，大概有三种。一种是著名的贼首，真正是背叛逆乱的人；一种是受胁迫跟随已久，没有籍贯可以回去，即使逃回去又恐怕本籍不容，无处藏身；一种则是随时被虏获胁迫的人。过去胜帅统兵，专门从事招抚，然而既重重保举那些首逆，仍让他们带领勇丁，又不解散遣散他们的党羽，仍让他们相随，所以屡次招抚却屡次反叛。现在应该在贼寇尚未到达，以及预料贼寇必定到达的地方，布告谕示，明示利害。那些著名的叛逆，决不容忍姑息；那些受胁从已久，有籍贯可以回去的，如果来投降，给予资财让他们回本籍；那些能首告叛逆而前来归顺的，必定加重赏赐；那些受胁从不久而逃回的，命令各州县及圩寨不得伤害，给予资财让他们回去。这样，贼寇的势力可以孤立，而民心也没有不感激思奋的。

第六点说安慰民望。北方省份用兵十年，而将帅大多没有纪律，胜帅尤其严重。僧邸虽然军令严肃，然而下情不能上达。州县差徭的繁重，士卒兵马的骚扰，小民困苦，无处控告。现在执事您驻兵所在，应该宣告行军纪律，务必使小民耳目一新，心志振奋，盼望您像盼望及时雨一样，归附您像流水一样自然。过去我在河南幕府游历，劝严中丞刊布执事您爱民、解散两首歌，当时士民读后，没有不感动哭泣的。何况执事您今天亲自率师北行，号令所颁布，有不爱您如父母而敬畏您如师保的吗？民心既然安定，贼寇的气焰自然沮丧，邪正不容并存，这是行军的根本。

用兵的机权，不是迂腐儒生所能谈论的。而忧世的微薄诚意，则是迂腐儒生所能共同拥有的。以上这六点，都与行军的大略无关，而且也长久在执事您的洞察之中。宗诚冒昧上陈，不是想要对高深的见解有所补充，只是聊以报答教育知遇的恩德罢了。只请执事裁断。

卷九十六 兵政二十二 剿匪四

陕西回汉械斗情形疏 道光十年

徐法绩

臣听说善于治理百姓的人，最上等的是使百姓敬畏道义，其次是使百姓敬畏法律。至于法律不能使人敬畏，反而使人敢于触犯，那么奉行法律的官吏，罪责无可推卸。因为平日既因循宽纵，临事又张皇补救，百姓于是得以窥探他们所忌讳的而故意试探，其势将日益积累而日益严重。就像陕西西安府所属的临潼、渭南，同州府所属的大荔、蒲城、朝邑一带毗连的地方，名叫羌白镇，地面辽阔，回汉杂居，因事械斗，没有一年不发生的。八年春天，临潼县鬲家堡回汉滋事，互有杀伤，办理已有案卷。然而刚经办结，冬天大荔县八女井又有械斗之事，都距离羌白镇不远，彼此聚集众人各数百人，并有鸟枪、铅药、兵器，伤害多条性命。地方官一面缉拿，而械斗依旧，一年数次，无法禁止。臣曾经仔细核查其起衅的原因，是因为春初麦苗生长之际，回民贩卖羊只，千百成群，手持铁鞭、斧、刀等物，乘夜牧放，所过之处践踏蹂躏，汉民防护田苗，截断羊只，于是纠结相斗。冬天回民盗砍树木，汉民追捕，又至相斗。就其情势而论，回民理屈，而汉民理直；就其势力而论，汉民势弱，而回民势强。只有大吏想要以无事为福，有司于是以消弭事端为擅长，不再论其情势的曲直，而只计算其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