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十三　工政十水利通论

译卷一百十三 工政十 水利通论

因时论十二沟洫

吴铤

《遂人法》说：凡是治理郊野，每百亩之间有小沟叫“遂”，遂上面有小路叫“径”；每千亩之间有沟叫“沟”，沟上面有路叫“畛”；每万亩之间有沟叫“洫”，洫上面有路叫“涂”；每十万亩之间有沟叫“浍”，浍上面有路叫“道”；每百万亩之间有河流叫“川”，川上面有路叫“路”，以此通达京城。这就是所谓的沟洫制度。北方是沙质土壤，每年不加以疏浚，水道淤塞。夏秋阴雨连绵，水无处积蓄，百姓遭受其害。春冬时节千里赤地，放眼望去荒凉无际。所以夏秋多水灾，春冬多旱灾，这是大概的情况。关于沟洫的制度，唐宋各位名臣都论述过，元明各位名臣也都论述过。然而论述了却不能实行的原因是什么呢？北方的亩数，比南方大几倍。如果不建立丈量制度，又因为朝廷的贡赋不多，每到秋收，遇到好年景，获利丰厚充足。如果开凿沟洫，必然要按亩征税，与南方一样，百姓不乐意，这是第一点。南方耕田，按照时节来役使民力。北方的田地，每次播种谷物就撒下稻种，听任其成熟，百姓都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如果开凿沟洫，必然要按时役使民力，不能稍有懈怠，百姓习惯于懒惰都以此为苦，这是第二点。沟洫的制度，必然要堵塞溪谷，毁坏房屋坟墓，百姓感到不便。如果强行推行，必然产生怨恨，这是第三点。西北的土地，方圆五六千里。现在如果全部取来开凿沟洫，费用以万计。贡赋的收入，不能支撑所用的一半，费用没有出处，这是第四点。大禹治水时都有固定的河道。现在旧河道已经淤塞，将近千年。疏浚蓄水的办法，没有人能知道。恢复起来非常困难，这是第五点。访查水利，必然滋生烦扰。奉行上级意图，争相虚报冒领。召集老幼，共同查看是否可行。官吏胥役经过的地方，鸡犬一空，这是第六点。从前三点来看，不能实行的趋势在于百姓；从后三点来看，不能实行的趋势在于朝廷。上下都有不能实行的趋势，沟洫制度不能恢复就明白了。我的家乡杨公廷望担任固始县令，开凿沟洫若干，至今百姓依赖其利。河南一省，都仰仗固始的供给。由一个县推及一个省可知，由一个省推及天下可知。我认为沟洫的制度，不如招募百姓自行开垦，听任百姓便利。不必访查旧河道，不建立丈量制度，贡税依然如旧。等到时间久了再商议。那些没有开垦的，由官吏疏浚。从省会到郡县，从郡县到乡里，开通水道，每年在农闲时修治。这样水就有归宿，黄河也分散其水势流入沟洫。借此广泛设置田地来资助灌溉。这确实是治世的良法。在开创之初，土地广阔百姓稀少，容易用力。到了守成的时候，应当等待几十年的时间，不必急于要求成功。这样，田制就可以确定。田制确定而财用还有不足的，我没有见过。

读明史徐贞明传书后

刘蓉

国家有百世无尽的利益，主持的人制定计划，而有确实可以建立的功业；执行的人竭尽才能，而有粗略可以显现的成效。然而事势中途变化，不能成功的原因，是畏难苟安之辈，用错误的见解扰乱它；而欺上徇私之徒，用虚浮的议论阻止它。大概古代财赋的输送，取自西北。吴越地区，秦汉以前，列为荒服，贡赋不上缴。后来虽然纳入版图，但土地未开垦。如苏松常镇嘉湖杭州等地，在汉唐还是泽国。自从钱镠窃据，南宋偏安，百姓聚集土地开垦，而东南于是成为财赋的渊薮。到元朝直到明朝，国家用度都取自这里。西北的土地利益就荒芜了，而东南的民力更加枯竭。几百年来，百姓困于运输，死于催税的，接连不断。这难道是上面的人，不体恤东南的民力，而独独厚爱西北的百姓吗？水利不兴盛，而肥沃的土地日益荒废，于是使《禹贡》所规定用来供给财赋的土地，古今所依赖以称富强之资，全部变成石田，长满茂草。难怪国用日益窘迫，民生日益困顿。以京师畿辅的重地，亿万臣民的众多，日日嗷嗷待哺于东南的漕运，而还惶惶有供给不足的叹息。那么制定国用的人，也只有因地之利，恢复古代的规制，使四方土著的百姓勤勉用力，各自食用土地所产出的就足够了。我读《明史·徐贞明传》而有感慨。徐贞明所条陈的西北水利事，都有明确的规划。大概一举而农田、河防、漕运、屯政、边储等，无不兼顾。而百姓食足，邦本自然稳固。这就是所谓的百世无尽的利益。假使神宗最终采用他的学说，委任责成，而不被虚浮的言论阻止，那么土地开垦百姓勤勉，国家富足赋税节省，岂止是一时真正嘉许依赖，百世之下，还蒙受其恩赐。何至于传位一两次之后，百姓困顿财用匮乏，坐视盗贼横行，而军粮穷乏，无可奈何，最终导致分崩离析的祸患呢？当徐贞明刚开始建议时，朝廷议论都和谐，没有怀疑他不便利的。他所著的《潞水客谈》，已经具备开垦荒地的利益。而当时苏赞的议论，毕锵的奏章，也大致与他的学说相呼应。已经见到施行，粗略有成绩。然而一次被郭朝宾扰乱，再次被王之栋阻止。没过多久，朝廷议论中途变化，以至于把已经综合管理的头绪全部废弃。由此西北肥沃的土地，最终成为荒芜的地区。东南残存的百姓，

译永远没有恢复生机的希望。唉，实在令人感慨啊！凡是关系到国家长远规划、顺应天地自然利益的事情，规划刚刚确定，众人意见一致，却有一两个勋贵戚属和宦官，因为不利于他们私利的缘故，巧言散布流言，阻挠朝廷的谋略。当事情成功时，集合大小臣工谋划尚且不足；当事情失败时，凭借两三个小人破坏却绰绰有余。这是自古以来谗佞奸贼排挤贤才、误国的常规套路，应当成为万世拥有国家的人听取言论、任用人才的深刻鉴戒。我朝定都燕京，建立了宏大的功业，明朝的弊政，大体上已经革除，唯独在财政赋税这一方面，来不及恢复古制。正当世宗皇帝时，深思国家大计，特意在近畿地区设置水利营田府，而靳文襄公靳辅所上的关于生财裕饷的奏疏，实际上与《贞明》一书互为表里。至于他所说的三大弊端，又能彻底探究病源，弥补了《贞明》所没有涉及的地方。当时靳公实际督管河道，自认为治水与垦田相辅相成，既然上奏此疏，便亲自请求施行，不知究竟因为什么原因被阻挠搁置，没有取得成功。我身处民间，无法查考旧典，但私下认为，国家如果想要使百姓富足、国家充裕，为子孙建立万世不可动摇的基业，大概没有舍弃这种方法而另谋上策的了。天下的巨大利益必然归于农业，民力所出的必然归于土地，人与土地相互依存而后财用才能产生。民力不勤勉，地利不尽用，却天天担忧国家贫困，这就像农夫不致力于耕种田地，却坐着祈祷粮仓充盈一样，只会日益贫困罢了。

译我私下曾观察天下的大势。大致是东南地区有可耕种的人却没有土地，西北地区有可耕种的土地却没有人口。有人无地的地方，以至于人没有余力，地没有遗存的利益，穷尽山泽，耗尽荒地，全部用来供给财赋的收入，却常常担心不足。有地无人的地方，以至于野外都是荒地，国家全是懒惰的农夫，抛弃肥沃的土地，丢弃富饶的原野，只用来供养游手好闲之人的食物，却也担心不足。像这样却不思考变通调剂的方法，有什么奇怪百姓日益贫困而财用日益匮乏的呢。变通调剂的方法，那么贞明的议论，大致已经说尽了，而其他各位贤人的说法，也可以作为参考选择。在开始的时候，大概不能不稍微资助一些经费，稍微引起一些纷扰。然而事情成功了，那么费用小而利益大，一次辛劳而永远安逸。关键在于英明的君主决断并实行罢了。不致力于此，却只是沾沾自喜地计较年度收支的盈亏，讲求漕运的得失，无论官府有侵吞渔利的弊端，运道有中途阻塞的担忧，而公私困顿枯竭，旱涝灾害没有资金应对，南北转运，劳费十倍，这实在不是治理国家、规划田野的大计啊。况且东南的民力有时会用尽，那么漕粮的接济将不可依赖。民力用尽而漕运不可依赖，难道要让这数以亿计张着嘴等待喂养的民众，全都束手待毙吗？我希望谋划国家大事的人，务必建立经世济民的长远策略，而不要只是苟且求得眼前的安宁；务必恢复治理土地的良法，而不要只是顺从浅薄之人的议论。那么在这里一定能选择并采纳，而为贞明的人，也应当谨慎估量时势，不要被那些奸巧之人所乘虚而入。

开河三子说

包世臣

开河三子，指的是子河、子堰、子沟。土工必须坯头分明，才能做到帮坦底平，渗水不积聚，那么起土担土，行走站立都方便。方法适宜在河心先开挖子河，宽度以四尺以上能搭一块跳板为度，深度以一尺以上能起两坯土为度。子河挖成，那么两岸的渗水沥入，并归到水口用车排出。接着在子河旁边起土，那么坯头自然能齐平。起一坯土，子河也加深一坯。等到完工，检验子河的水，头尾没有深浅，那么就是土工最完美的了。然而出土太远则工人辛苦且费用高，太近则担心土坍落。方法适宜核算清楚应出土的土方，分堆在两岸，各应占地多少丈，竖立木桩作为界限，从远处开始堆起，逐渐靠近。先在河唇筑一道子堰，用硪夯实如老土，使坍落的土不能进入河中，那么土山不必远而费用节省、工程迅速。子沟是子堰外侧抽取沟渠行水，使子堰遭遇雨水而不滑塌，而且新土淋下的水，由沟引到水口，不至于淋损河帮。有子堰来界限土，有子沟来排水，土山虽然近，断无坍卸入河的祸患了。凡是开河，最重视河身的收分。疏浚旧淤的河，以二五收分为度。如果土性沙松已经非常严重，则增加为三收。如果是生地开河，观察其土性坚实，那么一五收也可以。再减少于此，那么必然有臌墙塌的祸患。二五收分，河每深一尺，那么两岸各收窄二尺五寸。假如河深一丈，底宽三丈，两岸各较底宽二丈五尺，那么口宽八丈。以此类推，明白于此，那么突肚贴坡等各种弊端，就没有容身之处了。凡是实土一方，重一万斤，每担以六十斤为率，每方计土一百六十担。假如开河宽十丈，深一丈，两岸土山，先远后近，牵算十丈，中分河心，牵算五丈，又起土并高深相乘，牵算十五丈，这是担土往回走六十丈。一重一空，合三担为路一里，日五十里，一人可出土一百五十担。其余大小夫头督率，以及看篷造饭起土装箕的工人，十分中去掉三分，这是十名工人，一天总共可出土六方半。以一个月计算，每名工人，可出土二十方。这是二十万方的人工，用工人一万人，得到晴天一个月可以完成。方法适宜先将工程丈尺，核算清楚见丈为土若干方，安排工人若干名，每五十名工人，插为一塘，其棚就搭在本塘旁边，用木板写明小夫头姓名，领夫实数，工若干丈尺，土若干方，限若干日完工，竖立在塘头，每三天比较一次分数，以考核勤惰，勤奋者有赏。大凡依靠众人力量的一定能得到众人的心，劳其勤动，体恤其疾苦，那么众人的心自然得到。如果一味使用威刑，没有不失败的事情。其地形支错，以及河在两山之中，不能用子堰子沟限制新土的，那么必须送土过分水岭，不可拘泥于子堰子沟的方法，而子河则不可改变。凡是估算河工，大率说配平河底，然而必须先于两岸比较清楚旱平，悉知高低分寸，才能得到河底的真实情况。底虽然贵平，仍宜上浅下深。大约河长三十里，应当作为三大段，下段较上段加深一尺。如果河尾直达江海，那么下段尤其宜加深，使水势建瓴以敌潮汐，而聚溜刷淤。凡是钉桩必须取硬志，使无可移作弊。切勿拘泥河身丈尺，收工时，只就桩比较清楚原估丈尺，其长河是否如式，只看子河水平，一眼便知。仍命令每段子河，留一底堰，以比较上下段高深之数，那么河底自然平，而就下的趋势也得到了。

译徒阳河每隔三十丈，两岸各钉信桩，河心又加设志桩的方法，是绝对不可行的。在河心钉设志桩，必须留下土墩以便日后测量检验。一个志桩留下的土墩，少的也有几立方，相当于五六百担土。工程完工后，仍然需要留下数百名民工，以备收工后清除这些志墩。然而收工之后，人心已经涣散，清除工作必定无法彻底干净。这白白让工程官员多费钱财，反而使河身增加了阻碍水流的病根。况且河心有志墩，占据并阻碍了子河，导致水流不能沿中线直行，常常致使河道弯曲迂回，从而引发坐湾之患。十年来江苏省的水利案件，我多有听闻。因此，我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利弊分别条列，写在这篇文章中，以告知后来的人。

译长江图说

马征麟

堤防工程，始于战国时期。当时人们为了自身利益而壅塞河道，将邻国当作排水的沟壑。然而那时所修的堤坝，距离水流仍有二十多里远，所谓的水流尚有一定的游荡空间。到了汉代，因泥沙淤积形成的土地肥沃美丽，人们便将其据为田宅，大规模修筑金堤，逐渐形成聚落。随着水流沟壑逐渐变窄，水流消泄的速度也就更加缓慢。消泄缓慢就容易导致淤积填塞，河床日益抬高，对水流的束缚日益紧迫，而冲决堤防的祸患便从此开始了。计算其中的利害关系，长久以来早已得不偿失。贾让在治河议中说：“洪水到来又退去后，留下的淤泥肥沃美丽，百姓耕种田地，或许长久无害。逐渐建造房屋住宅，于是形成聚落。当洪水再次来临淹没时，人们便重新修筑堤防来自救。稍微迁离城郭，排干沼泽居住，被水淹没本是它应有的归宿。”从此以后，历代都苦于水患。到了宋代，更加讲求水利。熙宁年间，朝廷派遣使者考察农田水利。苏轼上书说：“天下太平已久，四方的剩余利益都已耗尽。如今想要凭空寻找水利，就像追逐鹿却没有虞人引导，岂止是徒劳，必定会大大烦扰百姓。”在江淮、荆襄的营田和屯田之外，元丰末年，郑民宪上书说：“祖宗时期营田都设有专门机构。何承矩在河北建议，欧阳修在河东招募弓箭手，陈恕、樊知古在河东北招置营田，范仲淹在陕西大兴屯田，耿望在襄州设置屯田，章惇最初修筑沅州也设立了屯田务。正是因为极边地区多有不耕种的土地，边境附近多有流徙的剩余人口，利用土地的便利，督促他们耕耘，供养军队而节省转运费用，这是护卫边境、充实要塞、安定国家、安抚百姓的极好计策。屯田使用士兵，营田使用百姓。然而前后施行时，有的因侵占民田造成骚扰，有的因差借农工造成骚扰，有的因各郡搜括耕牛造成骚扰，有的因兵民杂耕造成骚扰，又有的因各路厢军不习耕种、不能适应水土造成骚扰。至于每年所获得的收入，不足以补偿其费用，于是又上报停止。绍兴六年，张浚奏请将江淮屯田改为营田。不久任命五大将刘光世、韩世忠、张浚、岳飞、吴玠，以及江淮、荆襄各路统帅，全都兼任营田使。”《郡国利病书》记载：“汉唐以来，历代都苦于水患。到了宋代作为荆南留屯的计策，大多将湖中沙洲开垦为田亩，又沿江修筑堤防以抵御洪水。因此七泽受水的地方逐渐湮没，三江流水的通道逐渐变窄而溢出。所修筑的堤防也逐渐溃塌。政和以来，有了湖田的供奉。”《文献通考》记载：“宋庆历、嘉祐年间，开始有盗取湖泊为田的人。三司使严厉斥责漕臣。政和以来，创设应奉制度，开始废湖为田。从此每年遭受水旱灾害。绍兴末年，有了坝田的骚扰。”《续通考》记载：“南宋庆元时，泾奏言：国家承平之时，浙江平原沃野，蓄水排水得当，没有水旱之忧。自从绍兴末年，军队侵夺濒湖的水荡，创制堤埂，称为坝田，民田已受其害。隆兴、乾道之后，日益削减，到处围田。以臣耳目所及，三十年间，昔日的江湖草荡，如今都成了田地。蓄水之地狭隘，干旱就易于干涸。水源既然壅塞，则江流淤积，疏导排泄非常困难。水就易于充盈，形成巨大洪水。事情的利害关系，难道不是很明显吗？既然因壅遏而导致淤积，又因淤积而更加壅遏。明朝初年，承接元末凋敝之后，开垦田地修筑堤防，法令禁令明确。湖河深广，垸少地阔，所以水流得以漫延停泄，而没有泛滥的祸患。岁月渐久，逐渐被侵占为产业。而且湖田税轻，百姓多贪图其利。堤防越来越多，水流更加湍急激荡，而冲啮的祸患，就像水越来越深一样严重。”《利病书》记载：“成化甲午年，弘治庚申年，大水暴涨。正德丙子年又涨，丁丑年也是如此。都乘船进入城市，堤防全部沉入深渊。百姓浅处搭栈桥，深处筑巢居。狂风暴雨，长波巨涛，烟火断绝，哀号相闻。沉溺而死的人，动辄数以千计。本朝自道光末年，漂溺几乎每年都有。更何况池塘沼泽都变成了田亩，即使偶尔免遭水患，也会遭受旱灾，百姓哪里能逃命呢？

水流不能宽缓而冲激震撼，堤防侵削壅遏造成的危害，固然如此。但这并非全是堤防壅遏的危害。导致壅遏的原因，也有缘故。流入长江的水，有八九个省。深山穷谷，石岭沙丘，全部加以开垦，以为这是尽地力。上天养育百姓，山川原野，各有其利。山的利益，在于竹木茶果，而不在于豆麦稻粱。这就是所谓通功易事的价值所在。然而山居的百姓，无不使山秃，烧荒除草锄地。究其收成，非常贫瘠薄产，而土质疏松浮浅，沙石崩裂，随雨水流注，逐波转移。那些沙石中重的，就近填塞溪谷；那些泥滓中轻的，荡积成为洲渚，平填湖泽，远塞江河。溪谷填塞，则近山的田亩受其漫压；江河堵塞，则近水的田亩遭其漂荡；湖泽湮没，则既担忧水溢，又顾虑旱干。山民所获利益甚微，而原野膏腴之产，遭受的危害何穷无尽。围田的弊端，贪图其肥沃淤泥，而害及井牧之地；开山的弊端，苦于其贫瘠，而导致废弃膏腴之地。围田者只见利益在前，而不知危害在后；开山者损害自己自然的材木之利，而明显遗留给他人耕作的危害。因此开山围田，都有成例禁令。而开山的禁令，尤其应当比围田更加严格。

治理长江的方法，观察

译从古人论述治理黄河的方法中就可以知道。汉代平当曾说：“《经义》中有‘决开河流，加深河道’的说法，没有关于修筑堤防、堵塞河道的记载。”这就是鲧被处死、禹能成功的原因。凭借尧舜那样的圣明，尚且不能与泛滥横流的河水争胜。贾让在治河议中说：“古代建立国家、安置居民，必定留出河流湖泊的地界，估量水势所不及的地方，大的河流不设堤防，小的水流得以流入，在低洼处修筑堤障，作为沼泽，使秋天的洪水多有所停息，左右水流宽缓而不紧迫。土地上有河流，就像人有口一样。治理土地却堵塞河流，就像为了止住婴儿啼哭而塞住他的口，难道不能立刻止住吗？然而他的死亡可以立刻等待到来。所以说善于治理河流的人，疏通它使它畅通；善于治理百姓的人，开导它使他们言论。现在迁移冀州处于水流冲击地带的百姓，决开黎阳遮害亭，让黄河向北流入大海，一个月自然安定。现在沿河十郡修治堤防，每年费用将近万万，等到发生大决口，所残害损失的数目，如果拿出几年治河的费用，用来安置迁移的百姓，遵循古圣人的方法，确定山川的位置，这项功业一旦建立，千年没有祸患，这叫做上策。多开凿漕渠，得以灌溉农田，分散削弱水势的猛烈，这叫做中策。至于修缮旧堤，增高培厚，劳费没有止境，屡次遭受祸害，这是最下策。这两人的言论，可以作为治理水道的借鉴了。”于是有人闲谈王氏的观点说：“迁移旁边的百姓，不与他们争夺尺寸之利，这在古代可行，而在今天不可行。他所顾虑的，只是冀州罢了。现在历经青州、兖州、豫州、徐州的地界，都算是冀州，怎么能全部迁移？所以过去的上策，今天成了迂腐的议论。探究他的说法，不过说决口之后，用下策去堵塞，刚堵刚决，刚决刚堵，无可奈何罢了。全然不想黄河河床越堆积越高，堵塞越难，决口越猛烈，北方没有容纳的地方，就迁移到南方，南方没有容纳的地方，再迁移到北方，南北都没有容纳的地方，那么江河所经过的地方，处处都变成溪谷，其祸患不堪设想，这难道是治理天下、安定百姓、规划土地的人所应该做的吗？然而那么今天的计策将如何？回答说：五项措施并举就可以。一曰禁止开山以清除水源，二曰紧急疏通以畅通水流，三曰开凿穴口以分散水势，四曰商议割弃以拓宽河道，五曰修筑堤渠以蓄积余水。五项措施并举，大河容易排泄，小河有所蓄积，废弃的不多，保全的很多，此外没有良策了。至于增高堤防堵塞溃口，在前代或许算是下策，希望侥幸一时，从今日看来，简直就是非策了。开凿穴口就是贾氏的中策，割弃就是他的上策，必须并行，所谓众人抬举容易举起，不至于趋向重在一隅，知难而退。有人说：“恒产有定数，而人口日益繁多，山巅水边，勤劳已经非常，难道不得已吗？况且他们生在这里哭在这里，离开这里别无永久产业，迁移他们谈何容易。确实上策果然不可行于今日。”回答说：“你知道开山围泽是有益的，却不知道有益失去了正道，其损害无数。你知道禁止开山决堤是损害的，却不知道损害得到了正道，其益处也无数。山民居住在山，泽民居住在泽，自有各自自足的方法。追求一脉的益处，而害及全体，等到全体受病，一脉的益处果真能自保吗？凡持大计，务实而已，不务其名。试计算今日凿山围泽，侥幸免于水旱所收入的，与良田正业，每年死于水旱的哪个多？暂且以国家蠲免赈济的数目计算，难道凿山围泽，偶尔增加的收入，可以抵当吗？何况那茫无津涯所漂没的，赤地千里所枯槁的？这就是所谓欲益反损，不待智计而决了。况且人口的繁多，增加于农民的十分之二三，增加于工商的十分之三四，增加于闲民惰游的十分之四五，谁不是吃粮食的人，而还足以赡养他们。所以田地不增加开辟，无损于农业。至于凶年，农民反而多饿死，虽然每天增加开辟，怎么救死亡。至于山民不能并耕，须计算现在山居户口，责成山水所及农田之家，均派以平其籴，示以年限，等到竹木树艺之利既成而后已，其后时入山的，不得援以为例，有司者簿记主持之，这就是山原两利的方法。有人说：“疏河行水，是圣神的能事，极唐虞之盛，笃生一人而已，怎么疏瀹之易言也。”回答说：“圣神能事，道本中庸。孟子云禹之治水行所无事，可谓得其要领矣。抑洪水于今日，既有禹贡施工次第之成规，无须金玉字之神授。又禹之治水，启龙门，辟伊阙，析底柱，破碣石，凿三峡，断七谷，负黄龙，锁支祇，功拟于神明，非人力所施。今所疏治，乃沙泥浮积之余尔。即防海之轮船，施以蒺藜，乘涨汛潮力以浚之，罅坼稍启，水随而荡涤，始于海门，以次而上，上流之泥沙虽动，未必一蹴入海，将必复壅于下，逐节震刷，数四往返，荡涤一分则江流畅利一分，即田庐获保一分，行之不已，禹一能之，今百之，禹十能之，今千之，不犹愈于蹈堙水之覆辙乎？轮船外以防海，内以疏瀹江河，既无复费，亦不重劳，不亦可乎？若乃穴口之复，必

译需要动用畚箕和铁锹的劳力。然而一条渠道一旦建成，两岸的堤防也就随之修好。水涝时借此宣泄，干旱时借此蓄水，还能兼得渔获之利，这是造福千秋的长远利益。虽然旧日的河道已无法确切知晓，新开凿的渠道必定会破坏百姓的恒产，但被废弃的土地不过占十分之一而已。用十分之一的力量去弥补这一部分，一定有妥善安置的办法。至于被割舍放弃的土地，并非说将堤坝内的田地全部抛弃不顾，只是让水流到沟壑中便停止罢了。况且那些被围起来的土地，原本都是低洼沼泽，经受不住风浪，名义上说是抛弃，实际上节省了播种的人力物力，不至于望着汪洋空耗资源。又能将多年修筑堤防的费用，以及堤防决口所造成的损失，用来迁移安置百姓还有富余。这就像是把人从水中救出，安置在舒适的床席之上。至于陂塘渠道的修筑，必须在高处水源蓄水，才能享受到灌溉的好处。《文献通考》记载，绍兴五年，宝文阁待制李光上言：越地境内都有陂塘湖泊，大抵湖泊高于农田，农田又高于江海。干旱时放湖水灌溉农田，水涝时决开农田水流入海，所以不会造成灾害。这似乎与疏导水流向低处的事无关。殊不知《禹贡》在叙述疏导九川源头之后，紧接着就说“九泽既陂”。《集传》解释说，九州的水泽已经修筑了堤防，没有溃决。这就是在泄水的时候，就做好了蓄水的打算。使得九州之内，既不担忧水涝，也不担忧干旱。这是圣人秉持中正之道的体现，无处不显现其权衡利弊的智慧，不必等到战国、秦汉时期开凿渠道引水漕运，才知道灌溉是安乐便利之事。

译帝王的作为，经历万古而没有偏颇弊病。遵循它来施行，亿万百姓永远有所依赖。那些有偏颇弊病需要补救的，都是后来的人各自拿出私人的智巧，不效法古代圣贤，自己陷入偏颇弊病罢了。起初并非没有小利近功可以取悦于人，接着偏颇弊病产生而修补的方法出现，最终于是积重难返，以至于毁坏败落而无法收拾。凡是所建立的政令、所从事的事业，没有不是这样的。何况神圣的治水，是自古以来兴利除害的第一大政呢。自从堤防水利的说法兴起，凡是所规划的措施，都只知私利而不知公义，只见小处而不见大局，谋虑近利而不及长远，追求利益而不能避免其害。从前圣人修筑陂泽来蓄积多余的水波以防备水势枯竭，后人修筑堤防来抵御洪涛以对抗其正盛之时。用土来战胜水，这是鲧被杀的原因。后世却窃取这种方法来显扬功名，而偷享其利的人，反而歌颂祈祷祭祀他，以至于有“如果没有禹，我们就都变成鱼了”的感叹。堤防的初衷不过是害怕水侵蚀吞没我。习惯并玩忽它，进而利用它，于是凭借堤防去侵蚀束缚水了。自从汉朝以来，日渐侵蚀削减，国家贪图其赋税，官吏贪恋其功劳，百姓诱于其利益，市场积聚成为大镇。像江陵的章卜、郝穴，沔阳的新堤，广济的武穴、龙坪，都是商贾聚集的地方，多至数千百家，都沿着堤防建造房屋，聚落逐渐形成县邑。如湖北的公安，湖南的安乡、华容等县，都是所谓排干水泽而居住的地方。这是积羽沉舟、轻折车轴的趋势啊。水被堤防侵蚀束缚，以至于不能舒畅其水流，于是湍急震怒，泛滥横决。不仅所争夺于水的地方，呼吸之间，漂没立尽，又波及不涝的良田，当年的井田牧地，一同归于泽国，忽然葬身江鱼，于是又归咎于堤防不坚固，上天不仁而降灾。于是修缮溃口、增高堤坝，每年成为常事。上耗国家财政，下竭民脂民膏，从事于低湿草泽之间，行险而侥幸。这与堆积柴草、放置火种、睡卧其上的人，有什么分别呢？水的道理，就像人身有孔窍。每天堵塞其孔窍，怎能不生病。既已生病却仍以疏通利导的方法为迂腐空谈，能不为之大为悲哀吗？况且大地有九州，就有四海。有四列三条的山脉，就有南北两条的溪壑来排泄其水。江有澧水、沅水、九江的汇合，就产生洞庭湖来停蓄它。有豫章水的汇入，就产生鄱阳湖来停蓄它。所以江得以舒缓其水流。汉水汇入长江，曰夏、曰沌，都是其分泄的通道。而还不足以削弱其水势。因此圣人修筑彭蠡泽来停蓄它，修筑北江来分流它。这就是斡旋造化的原因。大地有水，就像人身有血脉。行于隧道之中，何致泛溢为患呢？因此水不激荡不震怒，不堵塞不泛溢，不尽其利不罹其害。因此经典垂示万世的大法。

论江水十二篇

赵仁基

道光三年，江水大溢，安徽全省成灾，沿江的老人都说从未见过。过了十一年水再次大溢，比三年时又增加数尺，沿江田亩无不淹没，堤防无不决溃，则更为奇灾，认为是数百年所没有的。但是这一年从五月到六月，淫雨不止，上游各条河流的水，同时并发，导致这不经见的巨涨，道理或许应当如此。等到十二年苦旱，而江流的涨水，比平时更甚，心里开始怀疑。十三年夏天，晴雨应时，阴阳适中，而从六月以后，江水日增，到八月才与十一年分寸相合。以千百年不经见的奇灾，三年中竟然两次出现。当时灾害的轻重，等于往年，而百姓的疾苦则更加严重。我正好担任怀宁知县，平日耳闻，这次亲眼目睹。在阴雨连绵时做好防备，幸好得以保全。然而杞人之忧，不在已往的灾年，而在将来的祸患。常在众人广座中，说连年大水，过去所说的变异，现在恐怕遂成为常事。辄推究往日致患的原因，并为今日防患的计策。听的人有的怀疑有的相信。我在十四年四月卸任，等到五月而江水复至，其所到之处虽未达前次，相去也已不远。节气刚过小暑，势头未有止息。往年的灾害，又恐复见于此时。更加相信我平日所持的说法，不为无因。而江之为患，为未可遽息已。

有人问说：江水为患，决堤防，坏田庐，自古有之。然而不以为常。今频岁皆然，则必有故矣。敢问何故。我说：说这个的也很多端了。有的认为是蛟水屡发，有的认为是海口不纳。夫蛟水之发，病在上游。海口不纳，病在下游。我都不认为是这样。蛟居深山之中，感风雨而发，其力足以崩决山阜，破坏川谷，水之所至，高或数丈，远或千里，然而率一直注，乘溪而入大河，其迹遂泯。使一蛟之水，措之于江，则不能加毫末也。若聚千百蛟之水，同时并发，则蛟之产不能约而同，蛟之出不能比而合。又山中蛟患，于古有之，不闻频岁相仍，若操左券。且人所称为蛟者，非真见蛟水中有所指，实不过山水骤发，其势汹涌，遂以为

译所谓蛟龙。其实是深远的山谷中连续几天暴雨。那么水流奔腾如倾泻。一昼夜水位可上涨一丈左右。半天雨停则水位随即消退。这究竟是蛟龙还是非蛟龙。怎么能从深处辨别呢。即使说是蛟龙。而江水往年能容纳它。今日却不能容纳它。这是江水已经失去了常态。病症虽然因蛟龙显现。但实际上并非由蛟龙引起。大海是百川汇聚的地方。海水有时水位升高。那么江水流入大海受阻。导致壅塞溃决。这在道理上最接近事实。然而既然由于海水不接纳江水。那么江水流入大海的地方。必定先出现灾情。沿海居民。应当早被淹没。下游未被淹没。为何上游先受其害。况且连年江水突然暴涨。都是先听说豫章、汉阳发生大水。其次才到皖江。等到皖江被淹。而金陵、瓜步以下。还听不到有水患的消息。过了很久。才与上游情况相同。由此可知祸患并非起于海水。如果不仔细考察情势。怎么能知道呢。

译那么，长江造成水患的原因是什么呢？回答说：这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孟子说：“水顺着地势在地下流淌”，长江、淮河、黄河、汉水就是这样的。黄河的水患从夏商周三代以后一直都有，淮河的水患直到今天才出现，汉水上游偶尔有漫溢，等到长江和汉水汇合之后，就都安流数千里流入大海。大概四渎之中长江最大，也只有长江最安流。水顺着地势在地下流淌，几千年来如同一天一样。如今让几千年来在地下流淌的水，一下子在地表上奔流，直冲数千里，旁侧决堤数百里，每年都是这样，习以为常，那么千古以来罕见的灾害必定有千古以来未曾有过的原因。明白了这个原因，长江造成水患的道理就可以认识了。

用什么来证明这个原因呢？回答说：太平日子久了，人口日益繁多，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人口繁多，天下的田地不足以供给百姓耕种，天下的生计不足以尽用百姓的劳力。土地没有多余的利益，却想再寻求利益；百姓有多余的劳力，却想另作他用。于是开辟了千古未曾有的局面，开启了千古未曾有的端绪。事情起源于逐渐积累，而祸患就潜伏在细微之处了。古代的耕种者，只在平原和低湿之地而已。如今平陆不够，就扩展到山陵的田地，层层开垦而上，可以蓄积流泉，种植嘉禾，虽然是山田却和平陆同等对待。那些山形陡峭的地方，流泉不能蓄积，嘉禾不能种植，于是种植苞芦、藷芋之类，不必把地耕平，顺着山势，斜向旁侧向上，都可以下种，都可以有收成。起初是一两个郡县有这种情况，接着是几个省有这种情况，近来甚至深山穷谷，人迹素来稀少的地方，都有户口杂居其中，结草为棚，称为棚民。没有山不垦，没有陵不植。起初劳作辛苦，久了就获得利益。大概从秦、蜀、楚、吴，绵延万余里，所在之处差不多都是这样。这些棚民习惯于筋力的勤劳，谋求开垦的利益，自认为与人无患，与世无害。然而山未开垦之前，生长的是树木，堆积的是草茅，大概有从洪荒时代至今未曾开辟的。如今将要开垦为田地，以种植苞芦、藷芋之类，就必须锄削树木，铲除草茅，使草尽土现，然后才能随意种植。山势既陡峭，略无平坦之地，如果遇到大雨，水势就像从高处倾倒一样向下冲，草去土浮，挟带着泥沙一起流动，溪谷之间，水都变成赭红色，势头既湍急，早晚之间就能奔流千里，泥沙所到之处，不期而至地流得很远。所以早晨还在山陵之巅，晚上就已经到达江河之内。推演到极致，不到山陵和山谷互相替换不止。这种开垦种植，在秦、蜀、楚、吴数千里之内都是如此，一旦遇到大雨，数千里山上的泥沙都流入溪流，而数千里溪流的水又都奔流激湍，辗转迁徙到达长江。长江虽然巨大，难道能使泥沙不堆积在江底吗？江底既堆积而逐渐升高，再遇到盛涨之时，难道能使水不泛滥成灾吗？然而这种情况千古所无，过了几十年，祸害才在今天显现。所以说事情起源于逐渐积累，而祸患潜伏在细微之处。水溢是由于沙积，沙积是由于山垦，这是对的。然而山的开垦，远的或许百年，近的也有几十年，长江受害不是一天，为什么到今天祸害才显现？况且道光三年成灾之后，中间隔了六七年没听说有水患，为什么到十一年以后，每年接连不断，灾害如同一样？难道泥沙入江，以前少而现在多，以前缓而现在急吗？为什么这种说法不通呢？回答说：未开山以前，入江难道没有泥沙吗？江流浩瀚，它的力量足以运送泥沙，流入大海就不能造成祸患。开山以后，江流浩瀚，它足以运送泥沙入海和以前一样。只是泥沙的到来，比过去严重得多。长江虽然运送泥沙入海，却不能毫无堆积。起初起于铢寸，接着就形成寻丈。于是洲地日益增加，而容纳水的地方变窄了。江底日益升高，而容纳水的地方变浅了。然而还是积累了几十年而祸害不易显现，这是因为长江是德水，它的地方广大，它的势头浩瀚，它的气足以自我运转，它的力足以自我成就。祸害的征兆，第一次见于三年，第二次见于十一年，势头还缓，到十一年之后，每年大水，势头急而祸害就形成了。势头急祸害形成，情势已经改变，还坚持以前致病的原因，就又有所不通了。以前受害不至于太急，是因为江水还能挟带泥沙流动。即使不能全部挟带流动，还能去掉十之八九。等到积累久了，在三年爆发，漫溢所到之处还不甚广，到十一年更加严重。以前江流宽不过十余里，现在宽或百余里或数十里。江水只有束缚在地里，水流急而泥沙去。现在以数十百里的宽度，让江流在其中游荡，水流散则泥沙易停。以五六月水涨，到八九月水退，中间约三月有余，泥沙的到来无穷，让它迂回停留蓄积三月余而后去，那么水患一年所积之沙可抵得上几十年的力量。所以三年、十一年，都积累了几十天的霖潦，江涨才开始兴起。十一年以后，没有霖潦的祸患，而水所到之处，与十一年相等。不能归咎于江水的盛大，而应当归罪于江底的升高。明白昭著。然而江底的升高，如此之急，又不能归咎于山垦沙下

译而当将罪责归咎于江水上涨、沙洲停滞。这是明白昭著的。所以疾病（水患）发生的开始有其根源：水溢是由于沙积，沙积是由于开垦山地，就是这样。疾病（水患）形成之后有其变化：江水上涨导致水流分散，水流分散导致沙洲停滞，就是这样。这是不可更改的道理。

译那么，今天的江水与自古以来的江水有什么不同吗？回答说：没有什么不同。寒暑交替往来，阴阳消长变化，天地之气偶尔会有偏盛积聚，但不久就会恢复常态。如今说自古未曾有过的大水暴涨，一次不止，以至于两次、三次，甚至每年都是如此，难道天地之气就积聚而不恢复了吗？实际上并非如此。江水还是原来的江水，夏秋的涨水还是夏秋的涨水，冬春的枯水还是冬春的枯水。雪融化而水生成，雨降落而水到来，也和从前雪融化、雨降落时一样。江水还是那样，而江底却日益不同。水无法容纳，溢出造成祸患。这是江水千古不变的常态，江身才是今日的变化。拿人来做比喻，风寒暑湿，是感受天时短暂影响而产生的，其祸害虽然猛烈，但病容易痊愈；痱癖重膇，是长期积累于人事之中的，其到来看似轻微，但去除不易。江水偶尔暴涨，就像风寒暑湿，是容易去除的病；江底日益抬高，就像痱癖重膇，是难以痊愈的病。江病难以痊愈，而沿江的州郡，其受害程度还不知道何时能止住。

那么，为今日打算应当怎么办呢？回答说：这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黄河自古就是祸患，治理它的人始终没有好办法。加高堤防，增高培厚，积累得越久，河身就比平地越高，一旦决口，千里之内都变成鱼鳖。然而黄河所流经的是中原平坦广阔之地，决口后可以向东、向西、向南、向北改道，所以有改变现在河道、恢复古代河道、因势利导的谋略，疏通排泄决口的功用。江水之大，是黄河的数倍，古今都走这条河道，无法迁移。想在沿江两岸加高修筑堤防，所花费的国库银两，何止千万。然而江势浩瀚，也不是人力所能抵御的。一个黄河就是祸患，国家设置官员分派职责来治理它，每年耗费国库银两数百万，怎么又能再增加一个治理江水的巨大工程呢？况且即使设置官员、拨发银两来治理，也未必一定能治好。有人说：江水造成的祸患，既然无法治理，那么就将任由它泛滥，而不加以拯救吗？如果不趁现在治理，恐怕日积月累，其祸患又将不止于今日。回答说：人力能做到的，尽人力罢了；人力做不到的，就将事情归于天。自古灾异发生，同类相从，贤人君子必定探求其原因。当今天子圣明，大臣公正，并非有导致此灾患的原因。然而，宁可过度而失之于厚，也不要不及而失之于薄。天下太大了，朝廷以及百官万民的事务太多了，如果有与天地之理相贯通、阴阳之气相感召的事情，时时省察观照，应该可以奏效。又何况圣朝怀柔百神，江神是四渎之首，或许可以晋升其封号，派遣官员祭祀祈祷，或者沿江建立庙宇，列入常规祭祀。神如果显灵，又有什么祸患不能消除呢？这是人力所不及，将事情归于天的做法。

根据前面的说法，人力既然无法施展，天事又不可必成，那就等同于束手无策。假设有至圣神人出现，难道就完全没有措施吗？回答说：神圣的措施不可预知，现在暂且提出补救眼前危机的办法，也有几项可行的。治理江水的办法有两项：一是扩大湖泊蓄水以澄清水源，二是防止横向决口以遏制水流。治理灾荒的办法有两项：一是迁移灾民以躲避水患，二是免除田粮以核实土地实情。

扩大湖泊蓄水以澄清水源怎么做呢？回答说：现在持泥沙入江的说法，认为是由于开山造成的，那么澄清江水源，应当重申开山的禁令。然而开山垦荒，无论是秦、蜀、楚、吴，无不如此。以一邑万户、一户八口计算，上游数百州县的百姓，不下数千万。这数千万百姓，无处获取衣食，于是向山中开辟，以维持生计，以供养家庭。现在想要禁止他们这样做，那么将让他们去哪里？从事什么职业？才能保全生命呢？况且即使明确重申禁令，不让他们再垦荒，文告虽然严厉，法令也无法执行。现在种植苞芦，各省都有禁令，州县每年向大府申报，然而深山幽谷，到处都是，不仅山民自己赖以自给，全邑都依赖它获利。为什么呢？小民的生命所系，不是法令所能达到的。开垦既然无法禁止，而想要使泥沙每日下泄，不到达江中，其途径在哪里呢？长江历经数千里，到达大海，入江的水，数以百计。小水源有的百里，有的数百里，其来源不远。水大的，金沙江在叙州汇合，嘉陵江在重庆汇合，这是秦与黔滇的水。洞庭湖在岳州汇合，汉水在汉阳汇合，这是两楚的水。鄱阳湖在九江汇合，巢湖在庐州汇合，洪泽湖在扬州汇合，这是三江的水。金沙、嘉陵二江，虽然挟带泥沙而行，但在巴蜀上游，夹江都是山，为害还较缓和。洞庭、鄱阳、巢湖、洪泽，都承接千百里之水输送到江中，虽然有泥沙，一旦进入湖中，在数百里之内迂回停留，逐渐澄清涤荡，等到进入江中，所挟带的泥沙已经减轻。能使湖底日益抬高，而不至于突然成为江患。只有汉水发源于嶓冢山，历经秦楚之境流入江中，挟带泥沙最重。夹汉两岸，都修筑堤塍以约束水流，泥沙无处澄清涤荡，加上近年上游开垦，沙下越多。每逢水发，其颜色赭红，甚于黄河。又有抛沙之险，其沙自水底泛滥而上，船只靠近就会翻覆。居民认为这种情况仅有数十年，这又是山垦沙下起于近今

译这是明白的验证。汉水的泥沙既然全部流入长江。近年汉口下游。水灾大多频繁。所以我认为长江受害的原因不止一个。而在汉水方面尤为严重。我私下考虑楚地号称泽国。潜江、沱水、云梦泽。遗迹尚存。沔阳、天门之间。过去都是湖泊蓄水之地。明朝中期。湖泊逐渐淤塞。那里的居民又为了谋取水利利益。修筑堤坝和围垸。每年没有一天停止。致使汉江的浑浊水流。无处冲刷涤荡。现在虽然不能使湖泊完全恢复旧貌。也应该让沿汉水居住的百姓。不再与水争地。未建的围垸。永远禁止私自修筑。已建且已溃决的围垸。不允许修复。或许能让出土地给水。使水流在其中迂回曲折。泥沙稍微停留。长江就不受其害。那洞庭、鄱阳等湖泊。虽然能澄清水流使之变清。但湖底日渐抬高。无法蓄水。久而久之也成为长江的祸患。补救的方法。也只有让四周的居民。不侵占湖地。使湖面宽广以舒缓水流。沿江的小支流既然很多。形势上不能一一治理。应当因地制宜。看那些泥沙特别重的地方。修筑堤坝来阻挡。使水澄清后再流入长江。以缓解江底淤积的祸患。这或许是上游利害得以补救的万分之一的方法。防止横向决口以遏制水流该怎么办。长江水流广阔。流速缓慢泥沙停积。其受害最重。显现病症最快。想要治疗这种病。如果不修筑高堤。加强约束。就不能冲刷泥沙使其流走。疏浚长江使其加深。然而这不容易做到。如今长江洪水盛涨。宽度达到数十里。甚至百余里。想要约束它使之变窄。无论力量做不到。即使力量能做到。而堤坝高数丈。江水也随之升高。人力所至。终究不能与天争胜。现在规划形势。从汉阳往下。直到入海口。总共两千多里。两岸有山夹江对峙的。十成中占六七成。那山下距离江边还有余地的。全部让给长江。使江水以山为界限。那些前后相连的山。偶尔有断缺。而中间地形较高。江水不会溢出流入。即使泛滥但波及不远者。全部置之不理。那些相连的山中有断缺。地势平坦广阔。江水浸灌可以远及者。必须修筑大堤。使山与山相连。那地势平坦广阔。山远不能相连的。就应当在离水稍远、地形稍高的地方修筑。总之使水不能远越为止。那修筑堤坝的费用。民力可以自行承担的。就向百姓谋划。民力不能自行承担的。就由官府筹措。务必使堤坝的高厚能经受百年。不做苟且眼前的打算。如果工程太多不能全部完成。就规划形势依次进行。使修筑一堤就收一堤之利。起初看似让地很宽。不与水争。然而江水横向决口。一天比一天严重。而我预先做深远无穷的考虑来应对它。祸患或许不至于非常猛烈。那么为东南数千里谋划的成效。或许在数十百年之后显现。如果突然想要修筑堤坝来约束水流以冲刷泥沙。那就不是今日的力量所能达到的了。

译如何迁移灾民以躲避水患呢？如今的水患，其到来常在五六月，退去多在九十月。水来则居民有的逃往四方，有的聚集于城邑，困苦流离，十人中死五六人。等到水退后，人们又欢欢喜喜地回到旧居，除草开荒，以为此后能侥幸免于灾厄了。等到春夏之交，耕田种稻，日日盼望成熟，以期能吃饱一顿。稻苗刚抽穗结实，以为早晚就能收割入仓了。然而江水大涨，万亩稻田，一下子全被漂没。田舍井灶，荡然无存。于是扶老携幼哭泣，有的登上山丘，有的聚集在船上，如同在水中漂浮，不知停在哪里。唉，情形如此惨痛可怜，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他们只是不知道水患年年发生是常态，所以屡次遭受如此危厄。作为上位者，若能筹划空闲之地安置灾民，给予他们恒久的产业以延续残命，这是最善的措施。然而恐怕形势不允许。计策只有明确出示告示，告诉人们江水到来年年如此，不必眷恋故土，各自应当谋求生路。或者受雇做工，或者投靠亲属，务必迁往高处，不要留恋低洼之乡。如此晓谕，即使不能立刻听从，或许可以逐渐远离。数年之后，水乡已无居民，江水虽至，幸免流离失所的状况。这也是转移灾民的重要方法。

如何豁除田粮以核实土地实情呢？国家恩惠灾民，极其优厚。被水淹没之地，则有减免赋税；毗邻灾区，则有延缓征收；灾民无依无靠，则有赈济赏赐。凡是用来拯救民命、供养民生的措施，没有不周全的。然而沿江各省州县，减免延缓的赋税不下数百万，赈济赏赐又累百万，国库支出稍显不足了。一年如此，还认为是暂时的；连年如此，就认为是常态了。国家收支相抵，每年损失千万，而百姓的困苦疾苦，仍然不能免除。如果不加以筹划，将如何持久？凡是一县之地，被水成灾的占十分之三四，未成灾的尚占十分之六七。因为毗邻灾区，一概停止延缓征收，这确实是本朝宽宏的恩德，深入人心了。然而偶遇灾荒，暂缓征收以培养民气，转眼成熟，征收归还以缓解国家用度，则恩德宽宏，事情可行。如果连年成灾，习以为常，水所浸灌之地，加以减免延缓，无可非议了。地势高阜，水所不及，因为境内成灾的缘故，一概延缓征收，则低田一日被淹，高田一日也延缓征收，徒有带征之名，并无征还之日，都安然作息，坐缺正供。对百姓来说是幸事，对国家来说就成了弃地。这决不是可以持久的政令。如今凡是水所不及之处，虽在灾区，都应当照常征收。确实被水浸灌的，核实计算顷亩多少，暂时减免延缓。数年之后，幸而水退，恢复征收如故。如果水不退，则减免延缓之处，一概请求豁免，作为滩地，不再征收。国家既然将此地弃于江中，就不应再向百姓责求此税。致使已废弃实征之地，尚存虚额。水乡居民，知道赋税已免，无所顾虑，便于迁移，不再滞留。灾民逐渐减少，赈济赏赐可以停止。国家豁除的数额，比起今日只有三分之一罢了。这是裁减国家用度的自然趋势。

先祖未显达时，在楚北游幕十年，船帆所经之处，洞悉上下江的险要。后来在皖北做官，所任又多沿江要区，于是写了这篇文章。当时安徽巡抚邓嶰筠中丞极力赞赏它。不久中丞执掌广东总督离去，未能得以施行。如今大理盛公广泛征集文献，续写此书，谖寿有幸参与校勘之役，恭敬谨慎地录入，以便刊行，以符合盛公的美意。

戊戌三月孙谖寿谨识

疏通大江论

李祖陶

天下的祸患，有积累数百年之久，已成为痼疾，到现在治理尚可以挽救，再迟数十百年，则病入膏肓，其祸患不可胜言。东南的水患就是如此。大概大江是东南的纲纪，凡是四川、两湖、江西、江东六省的水，都流入大江以入海。这如同人身有肠胃，肠胃通利，则上可纳饮食，下可以通大小便，而人无病。否则积滞于中，其人必胀塞而死。道光甲午年，我在吉安府鹭洲书院做馆，为张南山司马写《黄梅御灾录》后序，说南方的大江，如同北方的黄河。黄河水挟带泥沙，性情易怒，只有用堤束水，以水攻沙，庶几可以保全旦夕。南方则土壤泥泞，又处处石山高耸，沿江绵延以抵御其暴烈，所以水患时有发生，百姓也不至于流离失所。然而数十年以前，水患不严重，近年则频频告灾，无异于黄河。固然由于辛卯、壬辰、癸巳等年雨水过多，然而雨止而水不立即退去，有延至二三月而后田土干涸露出的，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大江两岸，处处围地为田，与水争地，所以导致横溃四出而不可止。而且蓄积两湖之水的，南面莫过于洞庭湖，湖旁被人围占，湖容纳不下而溢出江中，荆州、沔阳，遂处处为患。贯通湖北水流的，北面莫过于汉水，汉水自襄阳南下，折向东至汉阳府，下游水面，窄于上游，堤逼水筑，水涨无可宣泄，汉川、天门

译等县。于是长久淹没在水中。我在丙戌、丁亥、戊子等年份，在湖北担任学政幕僚，跟随使臣的船只上下航行，仔细考察当地情形，曾经写了一首七言古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大意是说湖北不应该修筑堤坝，没有堤坝则水势分散缓和，即使下大雨也不会造成灾害。好比一杯水，确实担心它会溢出；但如果注入一个大盘子，就只见盘子而看不见水了。主人和幕府中的客人们，都对我的言论感到惊骇，但最终没有人能改变我的看法。到了黄梅以下，长江、汉水与彭蠡湖汇合，这就是《禹贡》中所说的三江。水势浩大，超过黄河一倍多，但到处围垦田地，到处建造房屋，江面逐渐变窄，江水于是不能顺畅流动。而且土地全部开垦，沙土没有草根固住，一下雨就涌入江中，江底也逐渐变浅。江面不宽阔，容纳的水就不多；江底不深，排泄的水就不快。加上淫雨连绵，蛟龙怪异发作，水怎么会不泛滥成灾呢？黄梅处于其中间，上游涌来，下游逼迫，区区土堤，一触即破。这就是韩愈所说的拉紧绳子去折断它，它断裂的地方必定有固定之处。司马先生倾尽全力，为黄梅抵御这场大灾，固然不是寻常的吏治所能达到的。然而受限于职守，也不过是眼痛医眼，足痛医足。至于洗涤肺腑，流通血脉，使上部咽喉可以吞咽而不致哽噎，使下部尾闾可以排泄而不致鼓胀，则无暇顾及了。将来他升迁担任谏官，或者持节统领一方，知道必定有办法来处理这种情况了。那时我还没有与吴竹庵司马相交，文章也是统论东南地区，并非特指江西。后来竹庵把他所著的《此君园》交给我校勘，看到书中的文字，有与我暗中契合之处。他记述登新吴文昌阁，说文昌阁位于考棚之中，向西远望，山影隐隐，深远地与天际相接。一起谈论棚民开垦的辛勤，稻田竹林，随着山势向上延伸，桑麻鸡犬，仿佛在云端。然而地方全部开垦，则山皮也被破坏，骤然冲激，往往淤塞良田，填高河路。沧海桑田的变迁，将会给数百年后留下祸患。于是人口繁衍，没有田地可耕，于是砍伐山林播种，跨越山岭种植松树。这固然因为人力的勤奋，也是因为谋生的迫切。寥寥数语，祸根的根源已经揭出。他写《石钟山新洲记》，说石钟山临水而高，石头都陡峭玲珑，水则穿穴激荡，风吹涌来，则呼吸有声，这就是石钟山得名的原因。丙申年冬天，船过湖口，望见上下石钟山，都屹立在平地上，水竟然不到它的脚下。因为近年傍山涨出一个沙洲，与西岸土堤相连。岸既然狭窄，那么容纳水的地方，就不能扩大其容量，水流的地方，逐渐停滞而难以通畅，那么这个沙洲的继续增长增高，关系并非轻微。况且江汉朝宗，向东汇聚成泽的是彭蠡湖。彭蠡湖汇聚江西十三郡的水，聚集成为东西鄱阳湖。东湖的水，由徽州、饶州、广信、南康而来；西湖的水，由南安、赣州、吉安、临江、南昌而来。它们的合流在吴城的罐子口，它们的出路只有湖口。湖口的水被沙洲阻挡，就会逆流散漫而无所归依，恐怕江西的水患，不可问津了。我自丙戌年以后，未曾北上，不认为这话是对的。后来甲辰年前往安庆，经过那里，则石钟竟然绝响了。这就像肠胃间生了一个大毒，上部的饮食不能容纳，下部的大小便也不通利。它对江西的危害，哪里说得尽呢。

译这是关于江西水势的论述。说沧海果真可以变成桑田吗？这种说法近乎荒唐。它的变化是由于逐渐积累，并非一朝一夕造成的。我到江西三十年，今昔的情形，已有每月不同、每年各异的变化。比如水势日益上涨，河道日益变浅，不知最终会落到什么地步。自从戊辰年我在豫章郡候补任职以来，无论官署还是民房，没有把水当作住宅的。如今辛卯年以后，洪水灌入城内，淹没了好几次。从东大街向东，屋内的水痕都到了墙腰。沿河居民把堤坝当作性命，流离失所，几乎无法互助生存了。然而河道却因此日益变浅。十年前粮船不曾听说需要起剥（转运），如今起剥的地方不止一处。即使出了长江之后，闸河也处处浅阻。豫章各郡之所以变浅，是因为山土开垦导致日益淤积；闸河以北之所以变浅，是因为河工挑挖不力。而其根源则是因为海口狭窄导致江水壅塞，江水高导致湖水停滞。最近湖口又新生了几里的沙洲，湖水难以流出，于是浸溢到江西各郡。水涨时担心水深而居住不安，水退时又担心水浅而不利于航行。即使有智者，也不知道将来该如何善后。于是有人提出疏浚长江的说法。裕鲁山制军镇守武昌时，见湖北年年水灾，堤坝越高水也越高，实在是因为江底淤浅，不能容纳。他本想知会各省，合力疏浚长江，但未及实行。去年恰逢圣主下诏征求言论，顺天府丞臣陈宝禾就以此进言。说近年东南屡次遭受水害的原因，并非江水一年比一年旺盛。弊端在于下游积河成滩的地方，每年增加数十处。而每年增加的原因，一半是由于湖广等地无业游民，私自开垦山田，每将挖掘出的细碎沙石抛掷在江边。有的被雨水冲倒，有的被潮汛飘转，逐渐涌向江心。历时久了，高出水面，阻碍河道成为陆地。下游苏松居民，又因为河田改种茭芦，税轻利重，往往据为己有，借此谋生。小的几十里，大的几百里，与水争地，难怪水会横溢溃决造成灾害。臣愚以为趁现在江水未涨时，钦派一两位臣工，像明永乐朝夏原吉、袁浚的先例，乘坐小船，顺流上下，体察整个长江的情况，访问滨江父老，哪些是原有的沙滩，哪些是新增的苇荡。滩形已成，应如何开垦；沙势已聚，应如何疏通；众水汇入长江的地方，应如何引导汇聚，以便积蓄水力去除淤沙；大江出海口门，应如何疏浚拓宽，以便宣泄洪流顺应水性。绘图附说，恭敬呈给御览。或者干脆交给阅视的人办理，或者分交各督抚详细估算工费，酌情设置人力，委婉开导附近居民，不要争夺这点小利，以致每年遭受淹没之灾。并严禁江广游民，不得在江边左右抛弃沙石。这样江流才能顺轨，水患才可以永远平息。这道奏折所言导致弊端的原因，只以上游抛弃沙石、下游垦种沙洲为说，而没有提到垦山开土围地为田，虽然尚未详尽，但其奏请命官体察访问等语，则是实在可行的。如果真能实行，那么江西尤其会大受其福。因为江西近来频繁遭受水患，都是因为鄱阳湖口不能消纳。湖水之所以不能消纳，是因为江水一旦与湖水平，就能阻遏湖水，使其不能迅速排泄。《禹贡》所以说向东汇聚成彭蠡泽。如果江水高于湖水，就会乘其间隙倒灌，黄河之所以用浊流淤塞运河也是这个道理。如果能从海口以上，节节疏通，傍岸为田的全部废弃，中流起洲的全部清除，那么江水都会滔滔东下，鄱阳湖水和洞庭湖水，就会随之而行。这样东南的水患就消除了，江西的水患也就消除了。

然而这是盛大的举措，也是巨大的工程。必须做一劳永逸的打算，不可苟且以应付一时的责任。首要在于用人，必须得到一位智勇深沉、通晓事理且能担当重任的人，像元朝的贾鲁、明朝的潘季驯、本朝的靳辅那样，驻扎在九江这个适中的地方来主持。各省督抚相互呼应，从长计议，按照轻重缓急的情况来实施。不到一年就可以成功。费用浩大，不必请求国库拨款，也不必开捐。各州县都依据田赋科派，不仅近江附湖的可以派，即使远处不相及但有水流流入湖中的也可以派。因为沙土随流而下，其受惠是均等的。工程则调取附近州县的丁夫，按口给资。附近居民亲身遭受其患，必定乐于从事，可以不劳督责了。大江治理好后，用余力一并治理鄱阳、洞庭及汉水这些大为民患的地方。然后申饬州县，凡小港支流有水可入通川的，以及通川归于鄱阳洞庭的，都加以疏浚，使泥沙都能随之入海。并令州县每年委派丞倅巡查一周，有不依法规的，随即督责。这样地平天成，其功绩应当与神禹相比拟了。大禹治水，大禹自己说了：“我疏通九条大河通向四海，疏通田间小沟通向大河。”意思是先疏通大川之水，使其归于海；后疏通田间之水，使其归于川。孟子又代为他说：“水顺着地中流动，江淮河汉就是这样。”

译当洪水泛滥成灾，包围山岳、漫过丘陵，怎样才能让水流回归河道、在地面之下顺畅流淌呢？那就是疏通、洗涤、决开、排导，孟子对此曾一一详细论述，而不是像近代人那样修筑堤坝来阻挡洪水。东南地区的水系没有比长江更大的，江西的水系没有比章江更大的。长江以大海为最终归宿，章江以鄱阳湖为最终归宿，而鄱阳湖的水又流入长江，最终汇入大海。因此，必须使江水深邃通畅，在地面之下顺畅流淌，这样湖水才不会淤积堵塞；湖水不淤积堵塞，章江才能沿着正常的河道安稳流淌；章江安稳流淌，各郡县的干流支流、田间的小沟渠里的水，才不至于泛滥成灾。这就像人的肠胃通达、血脉周流，上部的咽喉能够容纳食物，下部的排泄口能够顺利排出废物一样。吴竹庵洞察到了这一点，所以反复强调，言辞重复。虽然他还没有具体谈到疏浚长江，但意思实际上重在疏浚长江。陈府丞秉承他的意思并加以申述，于是治病的良方，一下子就被提了出来。只是需要善于用药，以攻伐为主，而不以补益为主。所以我牵连叙述这些，并写下这篇论述。世间若有大力者去施行，那么这不仅是东南数千里百姓的福气，也是东南数千年百姓的福气。

译平定捻军后的善后策略

葛士达

捻军叛逆肆虐了十几年，蔓延数千里。虽然他们没有占据城池，但根基纠缠，比太平军更为严重。如今首恶既已歼灭，但分散隐匿的党羽仍然众多。必须搜捕杀戮殆尽而后已，这不仅杀不胜杀，而且会极大地伤害阴阳的和气。想要宽缓放纵他们，但这帮人顽劣凶悍已成习性，显然不是法纪所能约束的。况且其中凶狠强悍的人难道就一个也没有吗？他们趁机再次作乱的心思，正难以预料。而东豫各省，自遭受兵祸劫掠以来，田地荒芜，房屋零落，百姓困苦无告的情况，到处都有。大军之后，不幸又逢荒年，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再次啸聚而起呢？那么平定捻军之后，如何妥善安排善后事宜，正不可不预先筹划。

从前孟子说：“让百姓的粮食像水火一样充足，就没有不仁爱的了。”管子说：“粮仓充实了，百姓就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了，百姓就知道荣辱。”大概食物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富裕是教化的基础。自古以来谈论治国，没有不把民事作为首要任务，把使百姓富足作为关键图谋的。如今北方省份的百姓，好乱乐祸，难道都是没有良善之心吗？祸患在于贫穷罢了。不思考如何救济他们的贫穷，却只责备他们不要做坏事，这就像耕种的人拔苗助长希望禾苗长得更高一样，就像捕鱼的人排干池水希望得到鱼一样，就像医生用乌头、莨菪做药饵希望病人痊愈一样，可以吗？

况且上天生育百姓并为他们设立君主，于是设立百官师长，都是为了百姓。至于驱使他们使他们不得其所，逞用兵力对抗他们的脖颈而诛杀他们，已经令人痛心了。区区遗留的百姓，又不思考如何安抚聚集并给他们衣食，难道是仁爱之人的用心吗？圣贤使百姓富足、国家富强的经纶难道另有方法吗？也不过是顺应天地自然的利益而加以引导罢了。所以大禹的功绩弥满天地，孔子称赞他说是尽力于沟渠水利。孟子谈论王道，只有种植树木、蓄养牲畜的事情，道理确实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

现在试着将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与江浙比较，土地未必狭窄，百姓未必稀少。江浙即使遇到荒年，也不至于流亡；北方省份偶尔歉收，就已经有很多饿死的人。而且江浙的百姓，耕种几十亩田，八口之家可以不挨饿；北方省份耕种动辄几十顷田，往往不够一年的用度，这是因为水利不修，土地多被荒废，人力有余而无所用。土地空旷而粮食不能随之空旷，那么贫穷更加困顿；人力有余而无所事事，那么遇到丰年就会游手好闲废弃正业，遇到荒年就会争相思考不义之事，这就是所谓安逸就会思淫邪。土地之所以能生长茂盛美好的作物，是因为有水滋润它。那些种植一花一木，尚且必须早晚灌溉，才能成就，难道耕种反而不这样吗？

曾经考察古代的谋臣良吏，想要谋求利民，没有不急切讲求水利的。西门豹引漳水灌溉邺地，魏国的河内因此富裕；郑国劝说秦国开凿泾水，从中山向西抵达瓠口，沿着北岸注入潞水以灌溉田地，关中称为沃野；汉代大司农郑当时开凿渭渠，从长安南山下直到黄河，灌溉田地万余顷；河东太守番系开凿渠道引汾水，灌溉皮氏、汾阴；庄熊罴开凿洛水灌溉重泉以东；赵国中大夫白公开凿渠道引泾水，从谷口进入栎阳注入渭水，都对百姓大有利益，歌颂至今不绝。此后如裴延浚幽州督亢渠，何承矩引滹沱河灌溉，阎承翰引唐河到定州，引保州赵彬堰徐河入鸡距泉以便通漕利民，像这样的例子，难以一一列举，没有不显著的成效。难道施行于古代而不能施行于今天吗？祸患在于没有人经营筹划罢了，祸患在于管理百姓的人没有兴利除害的真心罢了。

现在如果能仿照古代沟洫畎浍的制度，考察土地适宜性，师法其意而不拘泥于形式，变通施行，命令百姓各自根据他们所拥有的田地，挖掘沟渠引水。有百亩田的挖掘两面沟，宽四尺深四尺；有千亩田的挖掘三面沟，宽八尺深八尺，中间再挖掘一条沟横贯其中；到万亩田，则通力合作，共同挖掘一条大沟，宽一丈深一丈二尺。方圆曲折，随田地形势，总以大小流通，辗转引水，互相灌溉，不得以专利曲防为主。挖掘掉的田地，丈量确切，豁免粮赋。所挖掘的土，就用来修筑田地的四面堤堰，仿照南方圩田的方法，以备水满溢出或干枯。到十万亩田，则寻找一条大河引水注入。或者县中没有川泽可注，则寻找旧河道淤塞的地方，稍加疏浚而决水灌溉。否则就在车路深的地方挖掘而注水，作为众流的源头。县上报府，府上报省，水有本源，不至于干涸。大旱既免除了赤地千里的灾害，水有自泄之处，不至于泛滥，淫雨也没有万顷汪洋的忧虑。高粱、麻类等杂粮，容易转化为米谷，就近运输到官仓，可以备缓急仓卒之用，可以节省津贴水脚的费用，可以没有海道风波的担忧，可以免除折耗陈腐的弊端。而黄杀宿莽，都成了肥沃的土地。百姓看到利益，各自奋力，治理田地更加勤勉，治理水更加用力。百姓有所依赖，自然不流入匪类。而且种稻的辛劳，百倍于高粱小麦，终年水耨火耕，常恐不及，邪僻之心无由产生。而沟道纵横，水田重叠，一旦有仓卒之事，戎马不得逞其驰突，更可设平地之险，而巩固京师门户。万世之业，我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然而议论的人一定会说，这件事体重大，多年累月，不能奏效。而且兵燹

译此后，百姓困苦尚未恢复。若此时发起如此大规模的举措，必定会造成骚扰，恐怕会有难以推行的情况。然而不知天下的事情哪有绝对的难易之分，只需询问是否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有益罢了。如果确实对国家有利，确实对百姓有益，仅仅因为困难就不去做，那么国家和百姓将依靠谁来获得利益呢？那些历时八年或四年，手脚磨出老茧的艰辛，其困难莫过于此。然而圣人并不因为困难而停止，这是因为如果心意游移不定，容易的事也会变得困难；如果精神专注，困难的事也会变得容易。况且今天的事情，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困难。兴修水利、教导农耕，本是地方长官的专门职责，也关系到百姓切身利害。各县治理各县的水利，各家治理各家的农田水利，不必另外派遣官员和差役，不必动用公款。各省的高级长官就应当责成地方长官，地方长官责成里正和乡绅长老，并亲自巡视劝导，考察地形地势，顺应土地的适宜性，跟随百姓的便利。不要被豪强权贵所迷惑，不要让差役骚扰拖累百姓。等到农事结束后，督促率领百姓动工，以三年为期限。里正等人能出力者，打破常规给予奖赏；地方长官也以勤勉或懒惰作为升降的依据；高级长官就以地方长官的能力高低作为优劣的评价。这是一劳永逸的措施，为北方省份考虑，实际上是为天下社稷考虑。至于遣散士兵、安置投降民众、抚恤难民等事务，想必当权者已经深思熟虑了，我这样卑微的人又怎敢多嘴呢。

译关于淮南北善后的议论

金安清

淮河南北是自古以来中原地区争战的地方。淮河从中流过，四周群山环绕着城郭。当地民风强悍，在江苏和安徽两地中最为突出，这种状况是逐渐形成的。

清朝初年，靳文襄公就有在凤阳、泗州之间招募百姓开垦荒田的建议。两百年来，黄河水患频繁，沟渠水利无法讲求。农民在春夏之交，大多锁门渡江去乞讨，秋后才回来。如果侥幸没有旱涝灾害，能侥幸获得一次收成，但习以为常做盗贼的人更是比比皆是。即使是殷实人家，也豢养多人，称之为“保家”，不这样做不足以生存。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于是把格斗当作长技。这种风气与广东、福建那些任侠使气的人又不同，这都是因为缺乏教化之术来治理他们。

黄河决口没有定时，而洪泽湖下游淤塞上游溃决，淮河水流也足以造成祸患。总督、巡抚等大官以及好的地方官，不是不焦虑时局的艰难，但受形势限制，最终没有办法挽回。没有一年不减免赋税，没有一年不赈济灾民，府库日益空虚，民生日益贫困。到了今天，酿成了数十万盗贼，在东北地区纵横肆虐，杀杀不完，安抚不了，这难道不是令人非常感慨的吗？

所以为了皖北的安全，应当从治理农田开始。而治理农田，又应当从疏浚水利开始。为水利筹集费用，则应当从疏通长淮的商业贸易开始。淮河的大利在于北盐，从海州各盐场产出的官盐，每年定额四五十万引，每引四百斤，计算起来应当有两万万斤，这还不包括私贩的盐。豫皖上游口岸，盐价贱时每斤三四十文，贵时七八十文。根据食用户民的财力，折中按每斤五十文计算，大约已经积累了一千万缗钱。那些往来运输的茶、米、杂货、南货等，其资金相当于盐资的十分之三四。其中旧的关卡，只有凤阳一个关。如果另行筹划征收方法，将盐和货物分为两大宗，核实管理，税收应当可以筹集一二百万缗。即使以战乱刚平息、商贾不多的情况来说，也应当可以达到百数十万缗。

荒田周围数千里，趁此时招集流亡百姓，酌情给予牛具和籽种，责成他们尽力屯垦，一两年间田间的道路就形成了。连年荒废的土地，收获必定加倍。所谓大荒之后必有奇异的丰收，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被胁迫的乱民，接受招抚后，只要赦免他们连坐诛杀，每天供给升斗粮食让他们活命，分配土地安置他们，让他们经营沟渠，其费用应当比平时招募民夫更便宜。用一个民夫的费用，责成五个民夫的工效，百万资金治理河道，百万资金治理农田，斟酌商业的余利作为农业的开端，用淮河的资源治理淮河，本来不需要依赖国家大农府的库银。

农田兴起后，沟渠都完备了，土地没有荒废的，人民没有游荡的，而保甲、乡约、学校等善政，都可以依次推行。坏人可以转变为好人，贫瘠的土地可以开垦为肥沃的土地，淤塞的地方可以疏通，干涸的地方有水源灌溉。几百年来强悍的习俗，大概也可以稍微减弱了吧。

议论的人或许说，这个建议可行，那前人为什么没有考虑？却不知道现在和过去的地势民情有很大不同。请详细陈述我的观点。

黄河自从夺取淮河河道向南迁徙，从彭城东流入海，所以在明朝末年就有防护凤阳、泗州祖陵的事情。即使在上游河南省决口，那浑浊的水流，填满坑洼后流向凤阳、泗州，最终都以洪泽湖为归宿。这就是水患之所以没有止息的原因。现在黄河向北迁徙，未必再回到旧河道，安徽境内几百年的巨大祸患已经消除，不用担心邻省的水患，一劳永逸，这是便利之一。

洪泽湖关系到漕运，往往坚守高堰蓄水，即使水势盛大也不开启，湖水更加充盈，源头更加淤塞，倒灌至上游安徽境内几百里外。现在河运已经废除，高堰、三河常年通流，按顺序向下注入，永远没有淤积的事情，不遇到非常巨大的洪水，淮河不会造成灾害，这是便利之二。

国家经费有定数，安徽省份尤其贫弱，大官任职久暂无定，水利这样的大工程，不是一时能完成的。既然难以请求国库拨款，也难以商议捐资。现在善后本来应当举办，这是善后的大事，而在外地就地筹集费用，不用担心户部驳斥，这是便利之三。

平时的田亩，都有业主，利于此就害于彼，水利一兴，纷纷聚讼，不能用官法约束，而地方官各自划分界限，谁能统筹全局，谋求百世之利？现在民田被贼寇占有，事后查丈归还给百姓，还需要时日，目前由官府管理，必定没有人起来阻挠，这是便利之四。

河工招募民夫，按日计算工效，按工效计算土方，按土方计算价格，其困难常常加倍。现在用濒临死亡的百姓，承担挖土挑泥的劳役，只要能糊口，不至于裹足不前，所节省的实在很多，这是便利之五。

这五个方面，在过去即使有韩琦、范仲淹的经世谋略，包拯的海内风力，也有所不足。现在时异地殊，顺着形势而引导，其容易程度自然比过去百倍。

饥饿寒冷是盗贼的媒介，水旱灾害是饥饿寒冷的根本。所以治理盗贼也就是治理他们的饥饿寒冷罢了。百姓容易犯法，却总是推诿于饥饿寒冷，这是乱民。知道用法却不体恤百姓的饥饿寒冷，这是暴吏。仓储有一定的数额，赈贷有一定的时间，数额不可穷尽，时间不可经常，那么百姓不饥饿寒冷的情况是暂时的，而长期饥饿寒冷的是无穷无尽的。

耕种九年储备三年的粮食，是天地的道理。十年之内，必定丰收多而歉收少。然而凤阳、泗州起初就没有丰收的时候，良田和田间道路不分，施肥除草没有方法，耕耘失时，而其原因大多由于水利不治理。水利不治理则百姓无所归依，其弊端不至于发展到盗窃抢劫不止的，也是形势造成的。凤颍之水

译这是有利的。以长淮作为主干。左边依托汝水，右边依托涡水。其次则是濠州、梁州、五河等地的水流，从淮河流入泗水的洪泽湖。而那些遍布千里的小河支流，大概多得无法计算。它们汇聚形成湖泊，规划成为池塘，如颍州的西湖、寿州的安丰塘，是比较显著的。汉代扬州刺史刘馥治理苟陂、茹陂、七门、吴塘，用来灌溉稻田。魏文帝因为谯地是旧日家乡，便利迁徙百姓屯田，都借助淮水来使用。其他凡是各州县的境内，沟渠的遗迹，各自数以百计。起初是被埋没废弃，逐渐被侵占。官府不知道为民谋利，百姓也不知道为自己谋利。时间既久，便习以为常。有以水利为话题的人，就嘲笑他了。古代的君子以革除弊政、振兴衰败为心，具备移风易俗的志向，潜移默化，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顺应民生而遏制强悍的习俗，大概就在于此吧。大概就在于此吧。

译壬戌年春天。因公务牵制来到临淮。在小舟中居住了五个月。失意惆怅之余。常常漫步在沙洲之中。与老农牧童互相问答。详细询问当地的风土人情。浏览山川原野。感慨人事未能修治。想到补救还来得及。私下拟定这个建议。以等待采风者的咨询。

我年轻时狂妄地以匡正时局自期。沉浮二十年。毫无尺寸之权柄。偶尔有所作为。忌恨诽谤纷至沓来。惊弓之鸟般的孤羽。还能有什么打算。但恳切的情怀。仍希望以见闻知识作为中流砥柱的一点帮助。这真是愚蠢。也可悲哀。自记

这个建议关乎大局。不仅仅为一隅的水利打算。所以与平定捻军善后的建议按类相次排列。使救济变故的人更加知道推行以尽获利益。

卷一百十四 工政十一直隶水利

畿辅水利议

王

天下有重大的计策。可以宽缓东南的民力。而后国家充裕粮食的来源。没有比推行西北的水利更好的。而尤其没有比畿辅地区更迫切的。然而想要兴修其利益。必须先有把握根本的方法。并通达神明变化的权变。然后可以成就大功。并流传久远。过去北魏裴延任幽州刺史。建立渠道灌溉田地万余顷。唐代瀛州刺史卢晖引滹沱河灌溉田地五百余顷。宋代何承矩在雄、莫、霸州兴修堤堰六百里。元代丞相脱脱设立分司农司。西起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抵檀州、顺州。东至迁安镇。立法佃种。发放钞票五百万锭。一年大丰收。明代徐贞明的水田议尤其详细。曾经在九月任职。到第二年二月。已经开垦到三万九千余顷。最终被浮议所阻挠。议论的人为此惋惜。这是古代营田中尤其显著的。本朝雍正三年。皇上命令怡亲王巡视三辅地区。大力兴修营田。五年分立四个局。一是京东局。管辖丰润、玉田等州县。自白河以东都隶属它。二是京西局。管辖宛平、涿州等州县。自苑口以西都隶属它。三是京南局。管辖磁州、永年等州县。自滹沱、滏阳以西都隶属它。四是天津局。管辖天津、静海、沧州及兴国、富国两场。自苑口以东都隶属它。所引的水。小的则是各山泉水。大的则是拒马河、子牙河、白洋淀、小清河、滏阳河、滹沱河、永定河及海口潮水、运河潮水。从五年到七年。得到田地六千顷有余。这更是近事中可以验证的。到现在刚过百年。遗迹大多湮没。难道没有期望修明其遗绪的人吗。我曾经遍历直隶各府。考察其志书。才知道北方水利固然可行。然而也有比南方困难。而不应当一概施行的地方。徐贞明反而说北方比南方容易。难道是这样吗。大概南方土壤黏稠坚固。所以田埂厚仅数寸。而开沟排水的渠道。整年不毁坏。北方土壤贫瘠多沙。即使寻丈高的堤坝。水进入就毁坏。这是土质的不同。南方多是水的下游。而且旁边有所约束。所以源远流长而水流不很急。整年不枯竭。北方多是水的源头。冬春水干涸。即使靠近河的田地常常不充足。而远处的更加难以到达。夏涝一到。则水势急迫而多淤塞。靠近河的地方。先受其害。它容易干涸。所以下游所依赖的也不多。这是水性的不同。南方气候温暖。春雨常常多。蓄秧插田能赶上时节。北方雨水常常稀少。遇到下雨又担心水涝。这是气候的不同。而且像史起引漳水。传为美谈。而今志书说漳水决不可引。也如同郑国引泾水。而泾阳县志说泾水决不可引。不又是古今适宜的不同吗。那么想要兴修水利。必须先考察其土质适宜。仿效南方筑圩蓄水的方法。或者开支流。或者建蓄水的池塘。而又参用古人沟洫浍川的方法。旱时引水到沟洫。涝时引水到浍川。然后水的便利可以代替雨水。而又以防其泛溢的忧患。其余粪田的物品。播种的工具。一切招募南方人来操作。那些土地一定不宜种稻的。仍然让他们种植旱谷。旱谷不可以久藏。那么在近地产稻的地方。换谷作为积贮。又让多种植枣栗以供食用。要使地无旷土。民无余力。即使不必都作为水田。而所得的也已经不少。那么无论可以节省南方的运输。而先有以充裕北方的食用了。由畿辅推广到秦、晋、齐、鲁。其利益都可以兴修。然而现在的田地。都是民间世业。难道可以剥夺他们从前自有的利益。来供我开渠筑岸。考察水势而施行吗。这必须厚偿其价值。而招募人来耕作。随时修治。那么公帑的耗费。可以节省吗。所以徐贞明也说担心耗费钱财。而想举荐力田的科目。开设赎罪的条款。我恐怕还不足以劝勉。好啊。许力臣先生的话说。虞集的议论。不行于当时。而丞相脱脱能行于至正年间。因为那时钞法盛行。内帑不亏损而国用充足。那么想要实行水田。必须先讲求钞法。而后做不担心没有成功。成功了不担心随即废弃。这真是万世永赖的利益啊。

畿辅水利议叙略

林则徐

私下认为。国家建都在北方。转运粮食自南方。京仓一石的储备。常耗费数石的代价。沿袭已久。转运固然不穷尽。而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务必为万年的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