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九　吏政二吏论下

译直隶布政使陆言

译我初到直隶省任职，对当地的情形尚不熟悉。然而此前我曾两度在京任职，长期居住在本境，三官东土近在邻封，因此颇闻直隶省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加之差务繁重，百姓与官吏的困苦尤为严重。只有顺天府下辖的二十四州县，因侍奉皇帝巡行之路，百姓劳苦，官吏也劳苦；而那些距离京城较远的地区，差役派到里下，百姓劳苦，官吏反而安乐。我皇上恩泽遍及京畿辅地，无微不至。今年冬天的差役，特意减少了车辆，乡里百姓缴纳赋税，供应皇帝车驾，固然是分内应当做的事，更是出于真心愿意。然而绅士既然免除了差徭，而稍有能力的人家，通过捐纳获得职衔，便进入优免册籍。于是只有终年辛勤劳作的农民，才承担各种杂派。优免的人多了，飞洒（将赋税摊派给他人）的现象就愈发严重。各位君子身为百姓之上的官员，亲眼目睹百姓的重困，未必还存有自利之心。然而对内不能不委任家丁和书吏，对外不能不借助地保和里胥之手，侵吞愚弱百姓的财物，征收一分却科派十分，这是情理和形势所必然导致的。等到百姓痛苦至极而呼号时，议论的人又以事关全局为由，难以为他们伸张道理。我来自田间，向来知晓耕种之事，出任福建巡抚时，贴近州县，官吏的常规与百姓的困苦情况，也已逐渐了解。苏东坡曾说：“士大夫没有不爱惜同类的，然而官吏是我的同类，百姓也是我的同类。”我私下认为，以一家而论，做官的人少，而做百姓的人多；以一身而论，做官的日子少，而做百姓的日子多。就像在外省做官，亲戚朋友往来，未尝不询问本地的父母官治理得如何，固没有以纵容吏役为能事、以虐待百姓为得计的人。求仁没有比推己及人更近的了，取法没有比伐柯（砍削斧柄）更不远了。大家心意相同，无需赘言。我只与各位君子约定，来年春天办理差务时，正值今年大灾之后，即使有收成的州县，也多靠近灾区，务必期望一律遵循旧章，不增反减，革除积弊，稍微宽缓民力，那么我就能相安无事，藏拙避祸，那就太幸运了。如果仍有摊派不公，以及剥削百姓以自肥的情况，我身居屏藩之职，竟不能稍微缓解民间疾苦，平日读书所学的是什么？还能厚颜无耻地做各位君子的长官吗？对待下属像捆扎湿柴一样严格，固然不是我本性所愿，然而一家哭泣，怎比得上一路哭泣？史册上记载这是至理名言。我虽然不成材，又怎敢上负圣恩，下孤民望，以博取宽厚之名于百数十员属吏之中呢？我听说有司更换之际，吏胥借机作奸犯科，供应迎送，对百姓毫无益处。然而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两害相形，必取其轻。只希望各位君子共同体谅此意，不要让我不得不走到那一步。

设立官吏是为了百姓，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所谓尊卑相互维系，原本是因为有能力举事，上级才能有所作为；而洞悉百姓疾苦，州县官则因贴近而能得知。各位君子在直隶省做官，阅历多年，民间疾苦，想必多加留意。但有时事情有所牵制，势难直接施行；有时不时被替换，未能完成事务；有时因差次体察，权力不由自己。这在于卓见在胸，长才未试，有利于全省，固然属于宏大的谋略；害除一邑，也是隐晦的功德。我刚到任，情况如同面对墙壁，虽然怀有勤求之心，却未得到和谐的关键。倘若承蒙各位君子念及同舟共济之情，不吝赐教，各自抒发表见，以匡正我的不足，不要拘泥于体裁，只祈迅速。意见如果可取，我一定向大府陈明，会同司道，逐渐施行。即使意见不同，也征询真心爱护我的人。我接见各位君子，有所闻知，无不披露，原本期望互相勉励有所成就，并非倚仗权势自夸。只希望各位君子鉴察我的心意，不要有所隐瞒。

人的才能相差悬殊，但本性同样善良；行为千变万化，但道理没有不同的趋向。古今称颂吏治的，必定说循吏和良吏。凡是循良之人，有心人可以勉励达到，所以史传记载他们作为世人的楷模。孔子说：“有谁能一天把力气用在仁上吗？我没见过力气不足的。”《康诰》说：“要像保护婴儿一样。”世上养育孩子的人，固然有善与不善的区别，但他们的孩子都能成长成才，这是因为母亲追求真诚。所以那些见识警敏、经历世事繁多的人，如果真诚追求，效果可以立即达到。即使资质迟钝，初入仕途，以节俭涵养廉洁，以勤勉修习拙朴，别人做一遍自己做一百遍，强明必然可以达成。古史所称居官没有赫赫名声，离任后多被人思念的人，就是这类人。更有因过失或习染，平时行为不检点，但震动于无咎而心存悔改的，往昔贤豪，像这样的人不少。近世郭尚书初任吴江知县，颇以贪酷著称，等到汤文正公巡抚苏州，郭公改过自新，与陆清献公一同被行取，成为世之名臣。假如郭公因失足而自暴自弃，他能免于登上汤公的弹劾奏章，而被后世言恶者所稽查吗？各位君子出身科举，入仕固然因服膺古训，即使借由其他途径入仕，也必定素来研习诗书，凡我所征引的，想必都习闻过。南宋王梅溪以黄堂樽酒感化下属，我算什么人物，敢企及梅溪？只是我这点心意，不敢厚自菲薄，所以诵读旧闻，与各位君子共勉罢了。

孟子说：“想要尊贵是人的共同心愿。”孔子说：“富贵如果可以求得，我也去做。”圣训如此明显，而宦途中还有专门以奔竞为事的人，也可以说是不会读书了。我自知不敏，公慎是向来发誓的。民誉民望，则加以提拔，这是聚集所欲；积劳阅俸，则予以量移，遵循定例。

译也。至于缺分的肥瘠，人们的甘苦不同，需悉心调剂，以期公平均衡。实在担心偏累误公，并非为人为择地。现在斟酌正佐的班次，划定委补的章程。至于酌情委派的缺分，或因整饬地方，或因调剂勤劳，心意难以掩盖。见闻争讼，必加惩处。各位君子务必自爱，不要受人愚弄，不要寻求援引。幸好未挂在弹章之中，已见鄙于清议。近来民气轻浮浅薄，务必共同挽回颓势。各位君子无论级别高低，身份都是长人，各自整饬廉隅，以为民众表率。庶几廉让的风俗可见，而顽劣懦弱的风气可息。勉之望之。

译这是安吴包慎伯先生代陆公心兰所作的文章，语言质朴而情意委婉，足以作为官员的戒律，固然不仅仅是对直属下属官吏而言的。

山东东西司事宜条略

包世臣

道光七年四月，我在吴门小住。邵阳魏君默深来拜访，转述新任山东承宣布政使贺公的意思，代为询问治理山东的要领。我回答如下：

周公告诫鲁公治理鲁国时说：“平易近民，百姓一定会归附他。”齐桓公问怎样可以战胜百姓，管子认为这不是君子的正道。所以《记》中有说：“圣王所厌恶的，没有比不可知更甚的了。”丘陵上的大树，人们脱下衣服在树下休息，把它作为约定的标志，这是可以预知的。又说：“周鼎上画着老鼠，用马踩着它，厌恶它不光明正大。”郁结，就是不光明正大。所以为政的道理，务必在于战胜自我以通达民情并依附百姓。百姓依附就会服从政令，而不光明正大的行为就会远离，不可知的政令也就废除了。当权者以不可知的方式施政，谋求郁结百姓，已经很久了，而山东最为严重。山东民风最为朴实，又因饥渴容易满足饮食。从前州县有稍微治理民事的官员，他们离任时，没有不是扶老携幼，拉着车辕请他们吃喝，流泪送别的。那么，那些导致百姓结队越级上诉、奔赴京城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嘉庆末年，山东的地方大员，以挽救弊端为借口，严厉盗贼的条令，加重越诉的刑罚，而那种风气反而更加炽盛。近年来颇加整饬吏治，不专门庇护下属来虐待百姓，而告发检举的事遂有所减少。这也是百姓不可战胜却容易治理的明显证据了。我在己卯、庚辰年间，到那里谋生，略知大概。所以分条列举几件事，以备采纳。所说的话平平无奇，不符合深远的谋略。况且事情相隔数年，与现在的情况未必符合。姑且把自己附在俗变相类议卑易行之次罢了。

一、应当审定缺分的肥瘠，使调剂派拨均平，以平息物议。上级举动，难保没有失误。下属以此为借口，如果应及时改正，所谓“更也皆仰”，或者说是用下属来挟制上级，有关政体。必定想要遂行过错来战胜他们，于是不公更加严重，物议滋生。极力周旋，太阿倒持。山东前事，像这样的情形很多。查山东旧有十七大缺，今昔情形互异。如胶州、利津本是上缺而变为中缺，临清、滕县且变为下缺。容城本是下缺，潍县、即墨本是中缺，都变为上缺。而胥吏仍照旧摊派，苦乐不均，日益滋扰。又沾化、福山、昭远、新泰、蒙阴、嘉祥、巨野旧名七大苦缺，免除一切摊捐，仍每年每缺派邻县协济办公银二千两，后来议论提取节省归于藩库，准许该七县以空批抵解，司案有议提节省卷可查。后来以各州县批解节省不足停拨，最后并一例仍摊捐款。该七县更加无措，日增新亏。该七缺中，新泰、巨野得项较多，而新泰差务，两尖一宿，甲于通省。巨野为教窝盗薮，办公之费，数倍他属。凡此前事之师，核以现在情形，推类可求。应请逐细察核，详定新章，使派拨平允，而调剂亦有准则。

一、应当禁止司书弊端以缓解官员困境。司书讹索州县，情状百变。其小而显者，如送到册结，以注语不符、册式不合及挖补未盖印信（此层尤多），司书捏换等情驳换。等到遵驳重造，又寻别端再驳，即继以查取错误、迟延各职名多方恫喝，必饱其欲而后已。又如量地丈杆，部颁碑式，不摹发，严饬造送请验。及差送候验，则捺搁不行。来差候久潜回，又复饬提。种种罔利，屈指难数。盖上司官以察属为职，必禁有司之侵帑剥民，尤必先禁书承之剥官，所谓治自内始也。州县重困，非取携于库藏，即取偿于闾阎。司书苛求，亦困州县之一端也。应请逐细查核发刊成式，使各属有所遵循，司书不能上下其手。至借给籽种一事，山东从未实放。请提历前届册籍查核算，放至累万，收不及两民，即无良，何至如此。皆司书勾串不肖州县分肥。残废兵丁一案，尽系司书干没。以国家有常之经费，填官吏无厌之溪壑。凡似此类，必应截断众流。

一、应当督属清厘案件，及自理各词讼，依限结正，以达民隐而崇政体。山东讼风素炽，然隶臬司者十之一二，隶藩司者十之八九。故省例于钦交部交案件，每月抚部及藩臬两司，各奏结四五案，谓之月折。良由州县专以钱漕為意，于听断大都怠慢，而佐理之友，更多不谙条例，玩视民瘼。虽雀角细故，常至拖延岁月，迫成上控。上控则发回本县，又迫成京控。京控又发回本省，委员与发审之友商同置之高阁，每有原告瘐毙押店，具文销息，积习至牢，交恶弥甚。及征收钱漕时，绅民连名控讦，轻则发府，重则提省，原被数十百人，拖累经年，官民两困。山东条银，加耗本不甚重，银一钱收钱百八十余文。

译完正耗钱共一钱一分四厘，其中又有库户书吏及门印厘头在内。官府剩余无几，漕米虽重者至两斗八升完一斗，轻者亦两斗四升完一斗。然而正漕每亩不过升许，连同浮收之数不过三升，民力尚在可承受范围。这并非像苏松地区那样，每亩正米高达二斗许，浮勒加倍，终年田中所收，有时还不足以偿还官税的情况。官府除去每石兑费七钱，以及道府漕规、仓费及漕后尽情诸费，每石摊银三四钱之外，每漕一石，尚可赢余银两许。那些漕粮较少的地方，则从卷零中取给；无漕的州县，则有集头规费及落地税。除去七大苦缺，如果不是挥霍成性，或积弊深重者，办公用度尽有余剩。所以山东官员遭受困累，必定是因为被揭发控告条漕之事；而被揭发控告条漕的根源，则是因为平日不能妥善处理民事，压抑了民气；百姓上控之后，又刻意拖累，以积累民怒。于是有一二讼棍，乘着民间郁怒之气，出头揭发控告条漕，全境善良懦弱之人，敛资资助他们。所以讼棍诉讼虽不能胜，但所获已多，且在乡里得了美名。而上游官员不明治理的根本，认为条漕加耗关系通省，称刁劣之徒梗令，必欲以严法压制，真是大错特错。应当严令各属，尽心于户婚田债等细碎案件，迅速结案以杜绝讼源，使民情归附，则缴纳赋税踊跃，而新亏可止，旧欠也可以逐渐筹补了。再说山东盐商，多系无赖子弟，认岸营销，拖欠课税不完，以此挟制有司。亏欠课税才数十百两，而盐政弹章一出，常导致三五个州县被开缺。等到他们赔清课税复职，受累已深。亏空的根源，这也是其一。又山东有城工银一百五十余万两，交商人生息，作为逐年修城之用，而本利无偿，以致通省没有一座完好的城郭，用地方集腋成裘之项，去延续奸商的财富，可谓耗财于无谓了。又书吏压案不行，嘉庆十四年恩诏豁免谷石，至二十四年尚未办出。库项杂乱，各科分承，竟有银已上库岁余，而委提尚络绎道路者。己卯年七月我入藩署查出示革两书有案，州县填解大批，送院挂号，有迟至三四月尚未发司者。山东批解钱粮，例先期将解役姓名、银数、日期通报，竟有虚发一单，久久不到，及严檄饬查，该州县茫然不知者。己卯年冬经手此事已至七八次。又东西两司，赏识各殊，西司以批解踊跃为上考，东司以听断勤能为上考。除非抚字催科之长，备于一人，否则东西常至龃龉。上游俱秉公直行，而所属渐成畛域。这不独山东如此，而山东为甚。

译论安徽吏治一

查揆

天下的局势，不过是利益与祸害罢了。审察其利，去除其害，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如果只专审其利，祸害就会随之滋生；如果先去除祸害，利益也会随之兴起。这两者的增减消长，也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地方大吏，奉行天子的德政意旨，勤勉地体恤民间疾苦，急切地修明法令，整饬纲纪，每天以铲除暴恶祸害为事，但祸害刚被除去又复生，而且更加严重，这是为什么呢？我私下曾经论述过：尧帝时的洪水，百姓陷于困境，野兽和鸟类，在中国境内交杂侵扰，伯益放火烧山泽来驱赶它们，大禹驱赶蛇龙并将它们放逐到沼泽之地。当时，那些奇异邪怪诡异的生物，就像九鼎上所描绘的一样，没有一样不是百姓的祸害，但诛杀它们却杀不完，让它们逃匿于深山大泽之中，它们离人既远，祸害就自然消除了，不必非要彻底清除它们。至于洪水横流泛滥，不是靠筑堤填塞所能做到的，顺着江淮河的形势，引导它们流入大海，所谓“顺势而为、无所作为”的治理，就是这样罢了。假使没有大海来容纳洪水的下游，大禹虽然神圣，这边疏通那边就会溢出，溃决将日日发生在天地间，说大禹另有治理的方法，我不敢相信。所以说，谈论利益如果不穷尽利益产生的根源，利益终究无法得到；去除祸害如果不给祸害以自我反省改过的余地，祸害也终究无法除尽。安徽省地处江淮之间，那里的风俗强悍凶暴，凤阳、颍州、泗州尤其严重。其中危害最大的，一是盗贼，二是光棍，三是私贩。盗贼的猖獗，西边靠近河南的光州、固始、新蔡，北边连接江南的萧县、砀山、铜山以及河南的永城，他们带刀出入，百十人为一伙，割取黍穄，抢夺牛畜，劫卖妇女，他们聚集的地方叫作“捻子”。捻子中大的团伙，常常有数百人。那些光棍则与强盗相近，但以做窃贼为耻，多豢养乡里的无赖子弟。起初他们稍微触犯法令来试探官府的刑罚，逐渐发展到掠夺良家十三四岁以上的男子，贩卖水烟，称为“箱主”。更严重的则是开设赌场趁集市聚众赌博，分棚纠集众人，白昼公然持刀械，稍有怨恨，就殴打杀人，使商贩深受其苦。而其中最年力强暴的，则拦截私贩，截断他们所经过的水陆通道，勒索规费作为常例。然而私贩也依靠他们作为缓急之需，因此他们在淮泗千里之间出入，船只首尾相接，车辆前后相连。这三者，虽然表象不同但实质相同，是相互依存而产生的。他们所在的地方，视州县官员的强弱决定去留，视胥吏差役的亲疏决定久暂，视军营汛地的贪廉决定放肆或收敛。据我观察二十年间的地方长官，并非没有勇武严酷的人，但使用胥吏差役，那些狡猾的胥吏差役就是光棍，光棍中狡猾的又冒充名为胥吏差役。官员苦于胥吏差役豢养盗贼、包庇私贩，遇到大案要案，就悬赏捉拿，常常借助光棍作为以毒攻毒的计策，而光棍因此无法制服，私贩盗贼也因此无法制服。不得已采用严刑峻法，以求震慑他们的心性，每年秋审，列入情实（死刑立即执行）的，成百上千地伏法被杀，而那些头目大恶，在酒酣耳热、高声歌唱中走向刑场，市人啧啧称叹为豪悍的屡见不鲜。古人说用刑罚来制止刑罚，而他们那种凶狠疾恶的样子，甚至在受戮之时谈笑招邀，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天地之间，无论是蜎飞蠕动还是湿化胎卵，只要具备物性，没有不自爱其生、厌恶其死的，而凤阳、颍州、泗州的百姓唯独不爱惜自己的生命，这难道是人之常情吗？他们大概是自己知道所犯的罪行不会被宽恕，所以始终不悔改。百姓以耕种为生，而他们就把做盗贼、光棍、私贩当作耕种。现在假如官府每天抓捕耕种的人并杀死他们，百姓不会因为被杀就放弃耕种，这是必然的。那么，那些把做盗贼、光棍、私贩当作耕种的人，能因为被杀就停止做盗贼、光棍、私贩吗？况且灾荒在前面，鼎镬（酷刑）在后面，当灾荒来临时，他们不知道有鼎镬的存在。这类人冒法而死，不全是因为灾荒，而是因为灾荒逐渐导致他们走到这一步的，占十之八九，这是刑罚难以整齐划一的地方。而且他们顽劣凶暴的习性，赴汤蹈火如同卧在席子上一样。如果这种风气日益盛行，一旦官府无法治理，那就大可忧虑了。现在从这三个府州的人来估算，沿淮河上下，所犯的罪行从死刑、军流、徒刑到杖刑，如果全部拘禁，何止数千人？这几千人又各有父母妻子，大约五倍之，又何止数万人？假使这几万人，都能改心改面，去除旧习，畏惧法律、怜悯死亡，而男人无可耕种，女人无可纺织，赤身裸体、空腹挨饿，累累然甘愿成为饿死鬼而不敢妄动，这也是形势所不一定必然的。百姓就像水一样，法律就是堤防。如果洪水横流四出，而不让它流入大海，只是说用堤防来遏制它，确实看不到治理的效果。

论安徽吏治二

查揆

虚损，是疾病的根源；嗜欲，是虚损的渐进原因。所以治疗疾病，只要治疗其虚损就可以了。饥寒，是盗贼的媒介；水旱，是饥寒的根本。所以治理盗贼，也就是治理其饥寒罢了。百姓容易犯法，却总是推托于饥寒，这是扰乱社会的百姓；官吏知道用法，却不体恤百姓的饥寒，这是残暴的官吏。残暴官吏所做的，虽然廉洁明察精微，使强梁不敢放肆，但守法却不知道法律中的意旨，行法却不知道法律之外的仁爱，他们的为政，只是苟且取得一时一身的效果罢了。汉朝郅都的刚直引证是非，赵禹的据法守正，却免不了成为酷吏，为什么呢？现在凤阳、颍州等州县平粜、蠲免、缓征籽种口粮，没有一年没有的，不能说没有治理他们的饥寒了。

译而仓库的储备有一定的数额，赈济借贷有一定的时节。数额不可能取之不尽，时节不可能经常不变，那么百姓不挨饿受冻只是暂时的，而长期挨饿受冻却是无穷无尽的。府库日益损耗，民生日益困乏，而盗贼日益滋生，所以说，为百姓考虑饥寒问题，不如为百姓考虑水旱灾害问题。耕种三年，必定有一年的粮食储备；耕种九年，必定有三年的粮食储备。天地的规律，充盈与空虚往复循环，十年之内，大体上丰收年多而歉收年少。然而凤阳、泗州一带从来没有过丰收的时候，大概是因为田界没有划分，施肥除草没有方法，耕耘错过了农时，而这些原因大多是由于沟渠水利没有得到治理。沟渠水利不治理，百姓就没有依靠；百姓没有依靠，其局势发展到极点，不出现抢劫盗窃、违法作乱是不会停止的。沟渠水利虽然是农田的末端，但实际上却是农田的根本。凤阳、颍州一带的水利，以长淮河为干流，右边挟带汝水，左边挟带涡水，其次则是濠州、梁州的五河水，都经由淮河流入泗州的洪泽湖，而千里之间的小水支流，大概多得无法计算。那些汇聚成湖、围筑成塘的，如颍州的西湖、寿州的安丰塘，比较显著的，汉代扬州刺史刘馥治理芍陂、茹陂、七门、吴塘等堰坝来灌溉稻田，魏文帝因为谯县是故乡，迁徙百姓屯田，都借助淮河的水来使用。其他凡是各州县境内，遗留的沟渠，各自数以百计。起初是被填塞废弃，渐渐地又被侵占，官府不知道利于百姓，百姓也不知道自己谋利，时间久了，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有提出治理沟渠的人，就被嘲笑。而尤其没有比升科（将湖地改为田亩征税）更不好的了。国家田地有赋税等级，赋税有定额征收，即使缴纳不及，百姓擅自获取剩余利益，也用来显示圣王不无尽索取的意思，宽厚优容以养护百姓的体力，不仅仅是为了政体而已。况且江淮地区与边塞不同，边地偏僻，土地广阔人口稀少，既然依靠开垦，就应当立刻核定户口田亩，以杜绝掠夺征收。江淮地区人口稠密土地狭窄，并没有荒弃的土地，而既然请求升科，那么所升科的，都是湖地。把湖地改为田亩，而谋取数百顷的利益，以至于放弃田亩变成湖泊，而承受数十万顷的祸害。为什么呢？湖泊虽然淤塞，但地势处于低洼，现在升科为田，必定在干旱的年份，这块田才丰收。计算一个州县的田地，比湖地多百倍，用比湖地多百倍的田地荒芜，来换取这升科的数十顷丰收，这是所获得的升科收入寥寥无几，而所损失的正规赋税却无数。况且湖地改为田亩，水来了没有地方排泄，水退了没有地方蓄积，蓄泄没有方法，却归咎于上天，上天难道唯独酷待这些郡县吗？所以现在为这三个州郡谋划，只有开辟田界，修筑堤坝池塘，恢复沟渠，让百姓回归农业，农民回归田地罢了，没有多余的事了。有人近来说黄河水流入淮河，挟带泥沙而下，洪泽湖日益增高，即使疏浚淮河，水也没有去处；又有人说洪泽湖既然不能容纳，反而畅通宣泄上游，更加形成险患。这两种说法，是所谓被热汤烫了嘴就吹冷粥的人。洪泽湖，是黄河的祸患，现在因为黄河祸患难以治理，就因此废弃地方的沟渠，可以吗？况且洪泽湖与徐州、淮南的黄河互为表里，其利害在于黄河堤防，不是地方守令所能顾及的，而农田沟渠本来是有司的职责。况且下游已经淤塞，上游水势产生，泛滥日益严重，不谋划疏浚蓄积，势必高原多地遭受其害，尤其不可不紧急讲求。如果担心上游淤塞疏通后，洪泽湖的水势反而变大，不知道分泄的话水流迂回曲折而水势缓和，注入的话水流迅猛而力量持久，这尤其容易明白。

译况且淮水上游的淤塞也非常严重。居民占据湖泊开垦为农田，这是原因之一。明朝初年，功臣将靠近水边的滩涂据为己有，朝廷便顺势将这些土地赐给他们，称为“勋田”，这是另一个原因。田间小路不分彼此，沟渠之内也都播种以谋求收获，这又是第三个原因。地方的官吏，认为开浚沟渠很困难，又认为让百姓放弃已经成熟的田地，必然导致税赋没有来源，因而感到为难。然而，田地有赋税，而沟渠和湖地本来没有赋税。百姓占据沟渠和湖地作为农田，也没有缴纳赋税。现在让没有赋税的田地，恢复为没有赋税的沟渠和湖地，起初并没有剥夺百姓的田地，这是可以用道理来晓谕他们的。那些已经登记入册缴纳赋税的田地，以及高亢的山冈上本来就没有沟渠的地方，也应该计算亩数捐弃出来，多开挖池塘以备旱涝之需，这些本来都是有赋税的田地。然而，捐出十分之一作为池塘，一年所减少的收获，只有十分之一罢了。如果不捐出这十分之一，那么剩下的九分几乎到了没有收获的地步。现在捐出十分之一，却已经能够保证每年都有九分的收获。谁得谁失，即使是极其愚蠢的人也一定明白，这是可以用情理来晓谕他们的。一个人不耕种，就会有人挨饿；一个女人不纺织，就会有人受冻。拔除根本，堵塞源头，却想从末梢和流弊处索取补偿，从来没有这样成功的。只是这上下千余里的范围，经过数百年的淤塞阻塞，大的主干河流，小的支流港汊，低洼的田间小沟，高处的池塘堤坝，其费用不可估量，其时间不是一两年所能完成的。国家财政不能供给，编户齐民不能免除，工程巨大而用度繁多，而查揆却认为在其他郡县则非常困难，在这三个州郡则非常容易，是因为有“以工代赈”的成法可以实行。这三个州郡，没有一年没有灾害，没有一县不需要赈济，除了捐免缓征之外，口粮每年以数十万计，严重的甚至达到百万，以十年计算，不止数百万，耗费国库正银如此之多。假如用这十年的赈济银两，来治理这三个州郡的沟渠，那么没有治理不好的。即使减少到用三五年赈济银两，来治理这三个州郡的沟渠道，也没有治理不好的。泗州濒临洪湖，或许还难以施工，其他的地方本来确实可行。如果让廉洁勤勉的官吏，决心有所作为，亲自走在田间小路上，辨别地势，考证旧迹，讨论时宜，画图来标识方位，估算来节约工力，与绅士乡老谋划以协调心意，衡量先后缓急以确定次序，测量深浅宽窄以统一工程标准，怀疑和诽谤不能动摇，升迁和贬黜不能撼动，上下同心。一遇到灾年，就详细核定灾荒程度，用一个村的人力，开浚一个村的沟渠，用一个村的赈济银两，供养一个村的工值。大体规划既定，然后斟酌沟渠的远近，工力的多少，村保的大小，盈亏通融，截长补短。工程完毕而银两有余，就用这个村的银两补贴那个村的不足；银两用尽而工程有余，就用明年的赈济银两补助今年的不足。像这样不过三年，多方督促劝勉富家大户，各自用私人资金，自行谋求自家产业的改善，踊跃拿起畚箕铁锹，工程进度尤其容易。只要使沟渠深通，直达大河为止，然后讲求启闭之法，设立斗门，宣泄有方，旱涝可恃，虽然天时有不可预测之处，但丰年与歉年相比，本来已经能保住七成了。士大夫畏惧困难苟且偷安，不承担艰巨重任，坐视正常的赋税大多被蠲免缓征，反而每年耗费国库数十万两，这难道是长久不弊坏的策略吗？

论安徽吏治三

查揆

天下太平已经很久，用来养育百姓的措施没有不周全的，然而游手好闲的人却日益增多，为什么呢？《传》说：“百姓的生计在于勤劳，勤劳就不匮乏。”如果真能使农、工、商、贾各自从事自己的职业，老弱强弱各自发挥自己的力量，春秋冬夏各自顺应时节，衣食丰足，储备充足，又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然而奢侈的风俗，骄纵懒惰的情态，积久相互诱导，如果不是触犯法律逃避赋税，官吏无法知道他们的名册。大概自从丁税并入地税之后，游民就更多了。古代征收赋税，有按土地征收的，有按人口征收的。征收田赋叫做“任土”，征收家庭和人丁的赋税叫做“任民”。乡大夫每年统计人丁家庭的多少，辨别可以服役的人。国都内从七岁到六十岁，郊野从六岁到六十五岁，都征发服役。汉高帝实行算赋，百姓年满十五岁到二十六岁，每人出赋钱一百二十钱为一算。到了唐代制定租庸调制，陆贽说：“有田地就有租，有家庭就有调，有人身就有庸。”天下成为一家，法制统一，即使迁徙也无法容许奸诈。而《周礼》中载师规定，凡是住宅不种蔬菜的要缴纳里布；闾师规定，凡是百姓没有职事的要缴纳夫布。推究其用意，向百姓征收的，不仅仅是为了准备公私之用；对百姓处罚的，不仅仅是为了显示严厉核查。而是让百姓知道自谋生计，那么乐于做事、勉励功劳的意思，就会奋然兴起；让人人知道为上级效力，那么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的意思，就会油然而生。这样之后，作息有时，衣食充裕，家庭团聚，老死不敢触犯禁令。而那些流弊，或许导致痛苦地追呼催缴，逃亡流徙。自从丁税并入地税，本来就没有这种祸患了。然而百姓可以劳累不可以安逸。丁税既然免除，百姓不知道有力役。不知道有力役，于是不知道服从官府。不知道服从官府，于是不知道有名分。而又处于载师、闾师处罚所不及的范围，于是相率嬉戏。积惰成骄，积骄成悍。流亡迁徙不过废弃税籍，而骄悍则至于作乱。况且两利相均，要权衡轻重；两害相均，也要权衡轻重。流亡迁徙的百姓，不一定就成为盗贼。而游

译游手好闲、骄横强悍的人，其势若不发展成盗贼就不会停止。流亡迁徙，并非只在歉收之年才有，游手好闲、骄横强悍，即使在丰收之年也常是如此。他们虽然没有盗贼的名号，但实际危害比盗贼更甚，而且已经成了教匪。河南的汝州、光州、固始，毗邻安徽的蒙城、亳州、宿州、太和，这类人所在多有。他们起初叫八卦教，实际上随时编造，没有固定的名称。他们最蛊惑愚昧蒙昧之人的，是以触犯法律而死为“尸解”、“兵解”，又用共同财产、共享女色来拉拢结纳他们。所以愚昧的人可以置生死于度外，而狡猾的人暗中借此满足饮食男女的欲望。彼此互相煽动，互为掩护，不像盗贼那样可以指名追捕，这是游民最依赖作为归宿的。不耕种却有饭吃，不纺织却有衣穿，不婚娶却到处可以纵情淫乱，像这样，难道会有不动心、不喜悦，舍弃本业而跟随他们的人吗？

国家宽免丁税，均平贫富，没有逃亡的拖累。中等和上等户，缴纳赋税不觉得沉重；穷困的下等百姓，休养生息，自得其乐。法令确实极其完善，但实行久了，即使是圣人也不能保证它不产生弊端。俗话说：“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又说：“肥沃土地上的百姓不成材，是因为安逸；贫瘠土地上的百姓趋向道义，是因为勤劳。”如果把门轴放在紧闭的房间里，蛀蚀也是可以期待的；如果阻止流水在堂前低洼处流动，腐烂也是可以期待的。百姓数量之多，没有比得上江浙的，没有田产的人，也比这里多好几倍。但他们都有所从事，从工商到各种技艺，各自衡量自己的资质和年力去努力。虽然有游民，不足以造成祸害。唯独淮泗之间，物产贫乏稀少，贸易不通，追求商业利润，很少知道其中的门道。于是不从事工商而贩卖妇女，售卖盐硝；不从事百工技艺而开设赌场聚集赌徒，甚至习练邪教聚集为非作歹。在那里，虽然是肥沃的土地，但百姓并不都不成材；在这里，虽然是贫瘠的土地，但百姓并不都趋向道义。为什么呢？因为官府不能稽查他们的人数，父兄不能督促他们的职业，赋税徭役不能加在他们身上，聚散往来不能推测他们的去向。我私下担心再过几十年，他们像蚂蚁一样滋生依附，游手游食的百姓日益增加，陇畔务农的百姓日益减少。而国家两百年的宽大恩德，万万不能因为游民的缘故，重新颁布服役的法令，从而自己扰乱安宁。揣测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想揭示其逐渐积累的缘由，让贤良的官吏知道深谋远虑而安抚他们。

译论安徽吏治四

查揆

古代做官的人，是追求与百姓和睦相处的。现在做官的人，是追求在百姓面前取胜的。追求在百姓面前取胜，而权势处于无往不胜的地位，这才算是治理有了凭借。如果不这样，官吏想胜过百姓，百姓也想胜过官吏。官吏势单力薄而百姓人数众多，官吏暂时任职而百姓长久居住，官吏讲究文饰而百姓勇猛强悍。凡是百姓所凭借的有能胜的也有不能胜的，而官吏终究没有能够胜过的。至于官吏不能胜过百姓，那就不必再说了。探究官吏不能胜过百姓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贪婪和残暴。现在的官吏不能做到贪婪残暴，而姑息纵容带来的祸患比贪婪残暴更严重，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残暴的官吏使百姓畏惧刑罚，因而有所不敢做；姑息纵容则必然助长百姓的所作所为，最终无法延缓其走向死路。贪婪的官吏吮吸百姓的血汗，使百姓痛苦得像剥皮一样；姑息纵容则麻木不仁，起初好像没有什么感觉，而逐渐发展到无法医治。这两种情况在学校教育中尤其严重。自古以来的政事，没有只有奖赏而没有责备的；人情，没有只有慈爱而没有敬畏的；才能，没有只有优秀而没有低劣的。《尚书》说：“用美好的事物来告诫，用威严来督责。”《礼记》说：“榎楚这两种刑具，是用来收敛威严的。”因此，用老师儒生来督责，用文章品行来勉励，将杰出卓越的人才推荐给朝廷，将荒废学业、丧失品行、不自爱的人，常常列入第四等以示羞辱惩处，其中特别低劣的则剥夺其功名。大概善恶分明、好恶公正的原则是不能偏废的。自从有人持论过于苛刻，有人引以为戒，久而久之，于是各自以博爱士子的名义，使得劝善惩恶的法度败坏了。士人对抗官府，亲近奸恶之人，欺瞒上级、触犯法律，往往都有。天雄、乌头，并不是好的药物，但如果与病情相合，比用人参、茯苓反而更能治病。这其中的姑息纵容是一样的。童生的考试，从县到郡，确实是因为守令亲近百姓，凡是他们的户籍良贱、人的聪慧愚钝，没有不知道的。又让他们记录长处，舍弃短处，虽然没有固定的名额，但也未曾让他们一个都不淘汰。现在的郡县，起初不加甄别，年幼体弱、年老病残的人，搀扶着来到考场，中等规模的县，多达两三千人，一个郡的人数，是乡试名额的两倍，良莠混杂，借机谋取私利，隐瞒丧事冒名考试，习以为常，甚至假借盗窃之名，在公堂上喧哗吵闹，稍微不满意，就聚集众人，或者酿成大案，主管官员每每以弥补漏洞为事，导致风气日益炽盛，声势汹汹，令人恐惧。这其中的姑息纵容是第二点。教育与养育，事情是相互关联的。学师、山长的俸禄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讲舍不足以遮风挡雨，书籍不足以供探讨研究，至于考核，更是徒具形式。束脩、膏火，都寄托于捐资供给，学生众多，略无礼仪节度。这其中的姑息纵容是第三点。综合来说，诸生不守规矩，姑息纵容在于学使者；童试纷扰，姑息纵容在于郡县；书院颓废，姑息纵容在于行省大吏。如果学使者不沽名钓誉一时的宽大名声，黜退浮华崇尚务实，惩罚与奖劝均衡，那么浇薄的风气就会衰息，士人的习气自然振奋。而且人才在羞愧激励下成就的，常常超过那些被奖饰的，难道就认为他们不可教导吗？如果郡县的官吏，严格校核，不随意录取送考，县按入学人数的二十倍，郡按十五倍，那么学使者所考的，大郡不过五千人，人数少就不扰民，录取严格则人知道自爱，而一切冒法侥幸的弊端，自然没有容身之地。至于书院是用来接待英才、储备奇杰的。没有名师硕望，无法激发他们的恭敬之心；没有优厚的俸禄，不足以鼓舞他们的志气。这在于方伯连帅引为己任，从省会到郡邑，修举废弛的事业，依次兴办。我认为广泛设立乡塾，不如增加学田；厚给膏火，不如积累书史。学田增加，那么校官就有办法保持廉洁，而师道尊严，士人知道敬重学问；书史丰富，那么学生就有办法扩大见闻，通晓古今，而学问变得有用。江浙的书院，经费充裕，又多有阁本《四库全书》，而安徽没有。而且苏州的书商不到这里，所发行的都是江西的坊刻本，学者常常以得到好版本为难。如果学校书院有所收藏，而又激励郡邑偏僻的地方举行买书聚会，互相校勘记录，即使资助讲习，像桐城、望江、泾县、婺源藏书之家，彼此相通，善本所在，书商自然到来。还有更大的意义，学校与吏治相辅相成，是因为它能端正人心、消除邪说、柔化强悍的风俗。有子说：“为人孝顺悌敬，而喜欢犯上作乱的人是很少的；不喜欢犯上，而喜欢作乱的，从来没有过。”孟子说：“认真办好学校教育，反复申明孝悌的道理。”又说：“经典端正了，百姓就会兴起；百姓兴起了，就没有邪念了。”现在江淮之间，邪念未消，加上桀骜不驯的风俗，犯上作乱，由来已久。犯上作乱，是由于不孝悌。那么孝悌兴起于学校，通达于街巷，实行于道路，士君子在家侍奉父兄，在外事奉公卿，庶民明白贵贱，顺从少长，辨别等级威严，尊重尊贵者、亲近亲族，反之则以为羞耻，吏治有不能成功的吗？不追求这个，而想以法令条文与百姓争胜，这是舍本逐末了。而且诉讼赋役，俗吏擅长处理，又束缚于程式课业，稍微不符合法度，就以失误为罪，即使庸碌之人，也知道求免，唯独对于以仁德为楷模、讲习礼让、从容浸润教化，很少不认为迂缓多事的，而又考察计吏所不及，于是共同置之不理，而不知道其危害竟然比贪婪残暴更严重。唉！

论安徽吏治五

查揆

译德，是完备的仁；刑，是完备的义。义接近礼，礼能辨别上下尊卑，安定民心，解决争辩诉讼，没有礼就无法决断。知道上下尊卑的分别，而由上级来决断，于是权力就产生了。所以权力不尊贵，法律就不能推行。官吏，是让他们奉行法律并赋予他们权力的人。决定人生死的是法律，而不是众多官吏。然而有人凭借花言巧语、虚张声势的手段，与官吏争辩，这是与法律为敌。与众多官吏为敌尚且不可以，却敢于与法律为敌，即使是盗跖也不会认为这样是对的。然而市井百姓却这样做，乡野之人也相信这样做，逐渐蔓延到衣冠士族，他们信奉这种手段甚至超过他们的老师，这一定是有原因的。羞耻之心，人人都有；忧患危险之情，人人都有。当感到羞耻时，希望有所掩饰；当面临忧患危险时，希望有所转机，这是人情所不能避免的。而所谓的讼师，就拿着那些变乱是非、转移祸福的说法来迎合他们。起初，他们明明知道情理上绝无可能，但无法抑制好胜和侥幸求生的心情，姑且冒着身家性命去尝试，以求万一的侥幸。竟然有把曲说成直、化祸为福的事例，于是众人惊叹为神奇。不幸最终触犯法律，也认为是病入膏肓、沉疴难愈，本来就无法医治，而不是医生和巫师的过错。况且那些侥幸脱罪的人，在诉讼中辗转周旋，变得顽固愚昧，把枷锁和鼎镬视为平常，于是把自己亲身习得的这些手段转卖给乡里，以弥补以前所损失的利益。因此，一个乡里多一个侥幸脱罪的人，那么全乡的人都把他当作效法的榜样。这固然不足以制服他们的死罪，但众多官吏却可以用口舌和刀笔与之争辩。像这样，想要风俗日益驯服，能做到吗？

然而法律就像火一样，火势猛烈却被人玩弄，并不是火不能燃烧。《吕刑》说：“刑罚随着世道的轻重来调整轻重。”时值盛世太平，用法日益宽缓，即使情理上超过了法律，也一定要让他认罪服法，然后才定案。如果有诬告妄诉，只要有一句话可以作为依据，就一定会以“告言有因”为由，按照诬告应受处罚的本律来定罪。而讼师就教唆他们坚决不认罪，让邻居证人奔波上下，像瓜蔓一样株连，任凭他们指认，从而波及平时有微小怨恨的人，以发泄陷害他人的快感。直到万无一失、无法自免时，还借着“控告没有原因”来解脱，迫使官府不得不从轻减刑。不然，还是以不认罪为借口。审理的官吏畏惧他们的狡猾，就姑且表现出成全他们的意思，希望他们不再翻供。于是权力不在官吏而在百姓手中了。

权力，是官吏用来推行法律的工具。《康诰》说：“人犯了小罪，不是过失，而是故意违背常法，这样，就不能不杀；如果犯了大罪，不是惯犯，而是过失或灾祸所致，这样，即使穷究其罪，也不能杀。”《吕刑》说：“虽然畏惧不要畏惧，虽然宽恕不要宽恕。”经典这样说，大概是让执法的大臣能够行使他们的权力，那么百姓就会战战兢兢，知道权力在官吏手中，而不知道自己所受的罪当如何。因此，父子兄弟神色相戒，触犯法律的人常常很少。如果刀笔和口舌能够转移法律，还有什么可怕而不做的呢？

江淮之间，土地贫瘠而诉讼繁多。江北的郡县，风气强悍急躁，轻视生死，多有抢劫掠夺，而豪强狡猾、富有的人，如果在官府那里不得志，就窃取财物成为盗贼。那些真正敢于纠集党羽、抗拒兵役的盗贼，反而跑到京城，诬告良民以求辩诉，官吏起初不堪其扰。田边的争执，难道没有曲直吗？一旦不合心意，就用“讳盗”（隐瞒盗窃）来中伤对方。为了免于“讳盗”的罪名，狡猾的贼人又可以被指控为“故勘失入”（故意拷问导致冤狱）。这两者都会导致革职、羞辱甚至杀戮。而一个市井无赖，只需折一张纸、挥斥几句，侥幸得以洗清，已经受不了文书和路途的劳苦，哪里还顾得上其他呢？

江南，盗贼较少，但争夺山场，众暴寡、强凌弱，或者预埋碑石，或者刊刻记载，积谋蓄虑，往往潜伏在几十年前，而爆发在几十年后。如果耳目稍有昏花，就落入他们的圈套。甚至愤争杀害，横遭重刑，而官府也因此被弹劾的情况屡见不鲜。究其缘故，士大夫多被风水地师所迷惑，而那些不成器的子弟，又乐于散尽宗祠租赋的积蓄，以供自己游荡挥霍。甚至有花费重金、奔走数百里，聘请擅长刀笔的人供养在家，年年如此。其他挟嫌怀诈、攻讦隐私的，常以七八十岁的老人为先，而让少壮者作证。因为老人即使判罪也可以收赎，况且垂死，官吏无可奈何。如果受害者一定要求公正，死后就无可质证。官吏廉洁，就不认罪；官吏不廉洁，就颠倒错谬，于是酿成大狱。

唉！圣人的治理，刑罚的目的是为了最终不用刑罚。所以说：“涓涓细流如果不截断，将汇成江河。”又说：“恶行的蔓延，就像火在原野上燃烧，不可靠近，还能扑灭吗？”奖赏一个善行，所有为善的人就会兴起；惩罚一个恶行，所有为恶的人就会畏惧。这都是为了引导百姓走上正轨，而不是为了施行暴政。然而如果狱讼的权力不在官吏而在百姓，如果侥幸无事，就曲意顺从他们的意愿，那么挟制的风气，就会自下而上蔓延。百姓挟制州县，州县挟制郡守，郡守挟制监司大吏。势之所趋，日益炽盛，如火燎原，如水溃堤，难道只是风俗人心的祸害吗？

译送王彤甫出守辰州序

陈运镇

通过科举考试担任部院郎官的人，进士学习三年，考察其才能，登记在册候补主事；拔萃科初授七品小京官，学习三年，作为额外主事，又三年考察其才能，登记在册候补主事。然而等待空缺很久也得不到，而工部的空缺尤其少，有等待补缺长达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我们同乡的王彤甫在嘉庆癸酉年通过拔萃科，独自蒙受皇上破格的恩典，还未补任主事，就先加授员外郎的升衔升用。这是因为在杜绝浮滥冒名一案中，他不签署押卷尾，事情败露，同僚获罪，皇上唯独嘉奖他有操守，晋升爵位一级。他同科的人中，超迁之快没有像王彤甫这样的。如今他以郎中的任期届满，按例应当出任地方长官，得到了湖南辰州，人们争着羡慕他时运和命运通达顺利。然而哪里有捷径呢？他拒绝同僚，并非贪图他们的罪过而彰显自己的廉洁，只是不能玷污他的志趣，平素所确立的品格就是这样。等到查问的人得知实情，于是上报给皇上。这可以看出大臣不埋没微小的善行，圣明的天子不遗漏细微的功劳，而恰好逢此盛世，想推辞荣耀却做不到。然而他在水部任职，揭发奸邪贿赂，抗争是非，何止这一件事？事情本来有安于常规而侥幸于偶然的，卓越的事迹在人耳目之中，但谁知道其余隐藏而不彰显的还有很多呢？况且现在的巧宦，大抵迎合长官，徇私庇护同僚，甚至勾结胥吏，沾沾自喜地自认为得计。何尝不蒙受他们的利益？然而也有困顿而跌倒的。他们所谓的巧，怎么知道不是上天所认为的拙？他们所谓的拙，怎么知道不是上天所认为的巧？行走于险境而不知道危险，积聚怨恨而不知道毒害，他们的趋向日益与祸患迫近，而正直的士人遵循法度，于是身体安宁而道义通达。然而有能领悟其拙的人吗？有能后悔其巧的人吗？王彤甫也是众人眼中认为拙的人。大概是对人拙，而不拙于天。大湖南北，土地本来同属一省，水陆相距不超过千里，那里的土地适宜种植稻米，适宜生长竹木果蔬，拥有铁、锡、油、炭的利益，那里的百姓朴实忠厚而勤于耕织，与湖北的风俗相同而更加富饶，在那里做官的人，没有灾荒流徙的忧患，物价低廉而风俗不奢侈，对于廉洁节俭尤其适宜。王彤甫前往那里，循良的政绩，不待上任之后就能预见，相信不会改变他平素的品格。虽然如此，他性情急切正直，说话无所回避，不能容忍别人的过错，有轻慢的人，一句话也不接受，如同纯钩、湛卢宝剑出鞘，触犯他的锋芒就立刻受伤。如果上下都是君子，就没有地方施展他的剸割；如果不这样，他将有所尝试，屡次尝试不停止，不是折断就是缺损。锋利的刀刃不在刚硬之物上钝化，而在柔软之物上钝化。所以曾经快速削铁，而缓慢断皮。我担心人们只拿皮革来抵挡它。那么最终是磨好刀而收藏起来吗？猛虎不容易刺杀，苍蝇不可驱赶，估计我出刀就能制住它的命，守住我的能力，保全我的刀刃，庖丁的技术，不超过这个了。所以我在他出发时，赠给他言语，不勉励他已具备的，而勉励他不足的。不在于磨砺他的节操，而在于贵在有所涵养他的气度。认为这样对吗？不对吗？

送巩守唐子方序

刘醇

唐侯已经接受巩州太守的任命，将从荆州前往秦地，我在沧浪水边送他。唐侯说：“我在楚国做官八年，惭愧没有尺寸之功，却承蒙迁升提拔，心中眷恋不忍离开这个地方。楚国的大夫和旧日同僚，用华丽的辞藻送行的一百多篇，你难道没有一句话赠给我吗？”我说：“只有您了解我，深深拯救我的困窘，您离开，我将依靠谁？愿意陈述我的愚诚，何况是您命令我说的。我听说臣子用来结取知遇和信任的，没有比得上君上的，民众次之，长官次之，朋友又次之。您安抚凋敝残破的城邑，出入于绝险之地，亲身阻挡数百里的横流，使百姓拥戴您如同慈父，忍死奉行法令，不敢为非作歹。台谏使者将您的治理政绩上报，天子召见对答而特别眷顾您，一年中跨越四级晋升，并非说您的才能堪当大用才到此地步，显赫重于朝廷，而暗中信服于民众，长官将您列在举荐之首，朋友称赞您的声音一致。以此而自我满足，固然是人情所难免的。我还说什么来赞美您呢？”唐侯说：“唉，你怎么看得这么浅呢？如果古代夔、周公、召公的功业尚且罢了，汉代循良、宋代名臣的遗事都在，还时常有人达到。如今以下邑小吏承受恩遇，不能竭尽诚心自我勉励，希望赶上古人，即使坐致方岳高位，也不足以自我满足。想要得到你一句话的赠言，大概深知你不会阿谀我。”我说：“您确实能这样吗？我没有话可说了。虽然如此，请陈述我所听到的。大凡道不欲华丽，华丽则彰显，彰显则容易败坏。古代忠臣侍奉君主，尽其力所能为，告无过而已。自己不欲居功，其勤劳民事，使百姓各得其所而已，自己也不敢收取回报。君民交泰，使一世进入富寿的境界，最终未曾自矜以为己名。名本来有所止。正因为有止，所以不假借于外驰。望之舒缓，近之恭敬，其容貌寂静，其神色愉悦，非民事不忧，与道进退，而不为世俗议论动摇，浩浩乎不敝而常足，不广徇，不察，不矫持，不任数，所以其喜怒因时，其居处恒俭而有节。惟鉴善明，或嘘焉则蒙。人心之明，未必皆鉴若也。喜怒之差，非特一嘘之”

译积习成性，所以不蒙受这种影响的人很少了。因此，古代善于修养心性的人，必定先控制喜怒情绪。控制了就能安定，安定了就能忘却外物，忘却了就能内心虚空，虚空了就能明察事理。看待天下万物，只以本心为尊贵。因此，不崇尚奢侈，不珍视浮华喧嚣，深夜勤勉不怠，思虑穷尽自己的职责，这就叫做恭敬忠顺的臣子。官服的美观、仪仗的盛大，不仅仅是用来荣耀他，实在是希望他自重身份并知道敬畏。因此，担任郡守不敢心存对监司的僭越之念，担任监司不敢心存对封疆大吏的僭越之念，安于自己的职位而行事，只担心一旦失职陨命，哪里有空闲去议论虞、周、汉、宋的辅政大臣呢？巩昌靠近蜀地，距离甘州、凉州稍远，地方虽然繁杂但事务容易治理，以您的才能，应当去承担那些困难的任务，这些都是不可不预先谋划的。唐侯说：“好啊，您的话似乎对立的很有益处。”刘子说：“立的才华高超且雅正善良，我与他辩论纵横，即使当面驳斥也不稍加违逆。您在外任职，立的在内廷，我们的道统就不会最终困顿了。立的入值内廷，每日参与侍从清要之班，您将从专治一城进而兼任旄节（更高职位），志同道合，共同使海内百姓敦厚朴实，我的学说就不担心不能推行了。”

译给陈警堂大令的信

吕璜

几个月没有收到您的来信，不知道您的日常起居如何。我知道您不会责怪我这个人。听说您暂时处于闲散状态，却也没有只言片语来安慰我。难道您认为像秦越人看待别人的肥瘦一样，内心漠然无动于衷吗？我私下认为，安慰固然应该，但不如规劝；规劝也可以罢了，不如祝贺。从前崔郾治理虢州，整月不鞭打一个人；等到治理鄂州，则严刑峻法，毫不宽贷。有人问他原因，他说：“为政贵在懂得变通。虢州的百姓劳苦，我安抚他们还来不及；鄂州的百姓轻浮强悍，不用威严就无法治理。”警堂您今天的秀水县，难道能跟前几天的新昌县相比吗？这就是主张规劝的理由。今后警堂您明白了，我就不再多说了。如果张横渠早年就喜欢孙吴兵法，没有遇到范希文传授《中庸》，未必能成为大儒；如果欧阳永叔以文章名扬当世，没有被贬到夷陵观看陈年旧案，未必会仰天立誓成为名臣。其他那些奇才异能之士，经过挫折而触动内心、磨练意志，最终成就大器的，古往今来难以一一列举。上天成全警堂您，或许是有意的吧。假如警堂您没有这点小摩擦，等到转运繁忙、各方汇聚的时候，处理得过于急躁，小的方面会产生阻碍，大的方面会耽误大人物，甚至决裂之后，一蹶不振，即使有两三个知己，体谅您的苦衷，呼喊伸手，竭尽万牛之力，终究难以挽回，想要求得一个优游闲散的职位，哪里还能再得到呢？所以今天的警堂您，确实大有值得祝贺的地方。警堂您风骨嶙峋，确实是天下的奇男子，他不会因为到处都不合意，就轻易改变坚贞的节操而变得圆滑世故，这是可以知道的。像我吕璜初入官场，又难道是熟谙世事而模棱两可以求取容的人吗？君子应当顺应形势来伸张那些容易通达的道理，不固执于道理去强行推行那些难以施行的形势。成败利钝，确实不是臣子所敢预知的。然而如果不权衡事情的轻重而勇于孤注一掷，他的自我处身或许也疏漏了。先叔公不说过吗：“用三代以前的见识而不迂腐，采用三代以后的家法而不庸俗，差不多就可以担当国事了。”我对警堂您的期望，不在于愤愤不平地自我标榜。所以既祝贺又安慰，但仍然不忘规劝。不知道警堂您认为我狂妄而斥责我，还是认为我愚笨而宽恕我呢？

给李海帆宗传大令的信

吕璜

八月中收到您的来信，很久没有回复，因为您科举考试的事情还没有结束，我也文书繁忙，没能抒发积蓄的情怀。我私下计算，与您交往几年了，以前最令我心服的是您喜欢听别人指出过错，并且能纠正别人的过错，借以作为自己的镜子，反过来检查自己的言行。即使才能浅薄，仰望追随无从下手，也差不多能去掉那些太过分的毛病，渐渐不至于沦为流俗之人。您的来信称许我过分，我不敢承受。我们这些人今天担任县令，百个里面没有一两个，可以追随古人，兴利除弊，能够做到的有多少呢？然而邵尧夫说，救正一分，百姓就受一分的福。既然担任这个官职，实在不可不努力。关键在于因时因地，讲求适宜百姓的要点，实实在在地同心协力去实行。官场上的旧套数，有时不得不遵循。不这样，不足以委曲求全以达到目的。古人处在这种境地，也无可奈何。至于那些绝对不能改变的大原则，决应当有所自立。对利害的看法日益轻视，那么刚正宏大的气概就日益充实了。自古以来的名儒，无论出仕还是隐居，无时无刻不在身心和百姓事物上用心。我们朝代的老年前辈中，不少是纯粹于道学的儒者。近来一两个号称海内名宿的人，考据辞藻，未尝不自我标榜与众不同，但我私下奇怪他们终身不涉足儒先的藩篱，反而肆意诋毁，以耸动一时的耳目。而才俊子弟，喜欢放纵厌恶拘束，相互附和，拾取糟粕，记问自多，于是傲慢地把自己置于先儒之上。学术日益淡薄，渐渐不可滋长。我吕璜曾经到书坊广泛采集关乎正统学问的书，很少有售卖的。又曾经在所判的吏治文书中，亲眼见到后义先利，视父子兄弟如仇敌，出自那些口诵诗书的人，不一而足。大概世道人心的忧虑，在这里是最大的。我每次接见诸生，颇为啰嗦地说到这些。您的文章品行，曾经有志于古代的名贤，或许不认为我迂腐吧？科举考试中选拔出来的人才，可以远大相期的，有一两个吗？吏事繁忙，竟没有时间静静面对一卷书。古人担任县令，有白天垂帘，门庭寂静的，不确实令人羡慕吗？草草回复，不再多言。

给吕礼北的信

李宗传

去年秋天接到您的手教，累牍连篇，在文书杂乱的时候，展开阅读，就像热渴的人浇上清泉一样。我入仕以来，得到这样的信很少。本想裁答却没有结果，又恐怕寥寥数语，不能尽意。今年春天抵达瑞安，两封信都没有看到回复。等到阁下遭遇大故，急切想要吊唁，通过郭朴斋寄信，想必已经到达。阁下才气过人，又留心经世略，每听到一件事，就手录下来并施行，这是我想仿效而不能及的。庆元向来被称为难治之地，阁下到任后，民情安定，颂声一片，又是我闻风欣羡，而认为近今罕见的。然而阁下不以此自足，凡是与僚友的书信以及给我，总是殷殷向慕，现在又通过刘王二君听到，谬赞我，并且向我询问做官的道理。唉，朋辈过誉的话，哪里一定可信呢？阁下不是轻率许可别人的人，却对我如此，难道是想激励我成就我的才能吗？为什么阁下待我的情意如此深厚。我自戊辰年来浙江，至今七年

译年间，中间担任吏职不过数月罢了。在这数月之中，能有多少建树足以让人称道呢？然而往往被人称道的，也确实有其原因。从前周公对鲁公说：“平易近民，百姓必定归附他。”凭借周公制礼作乐的才能，而告诫他的儿子开国承家，也不过如此。百代之后，应当没有人能改变这种说法。我常诵读并效法这句话，试着用来处理政务，所以每任一职，都因时制宜，随地变通，不敢做标新立异、怪诞不经的事，也不敢发表超越世俗、惊世骇俗的议论。怀着这样的心去治理事务，是能够平易近民呢？还是仍有未能亲近百姓的地方呢？其他方面则都是内心感到惭愧的。瑞安困顿疲敝，比其他县邑更严重。近日催缴赋税，不胜拙劣困窘，确实如阁下所说，即使是阳亢宗也不能不写下劣等的考核评语。阁下即将西行，未能握手告别，实在难以排遣心中的惆怅。先前所讨论的诗文，大多与我的意见相合，偶尔也有不能相合之处。阁下正处于丧期，我怎么敢以此相烦扰呢？等日后细细讨论罢了。盼望您早日返归，心中无限向往，不一一详述。

译再次推广昌守方觐宣对扬书的道光二十二年

包世臣

六月十二日，阿韵到来，奉上您的手书，千余字朗朗上口，字字如珠玉般珍贵，如果不是阁下，哪里还能期望从他人那里得到呢？阁下的心地和资质，都与常人不同，尽力去做，什么事不能成功呢？加上您筋骨强健，有克服险阻的才能，勇往直前，有必胜的志向，只是追求治理太平过于急切，看待政事过于容易，恐怕最终会受此拖累。试着用我们个人的一生来说，起初有志于学习，勇猛精进，好像古人不难达到，一两个月之间，就有脱胎换骨的景象，几年之后，自我反省，却仍然是原来的我，古人之所以重视藏修息游，就是这个原因。地方在长期败坏之后，遇到有志振兴的官吏提倡，而有志的绅士附和，一两个月间，颇觉有巨大变化的契机，然而长久下去，不过是稍微去除了一些过分之处，没有看到能够彻底改变旧俗、流传久远的，这就是“百年必世”的说法之所以不可改变的原因。汤文正治理苏州，是近世罕见的，然而读他的十三条教条，用今天的风俗来验证，本来就没有能够遵行的。至于贵地为阳明所开创，他巡抚江西时，在战事繁忙中，聚集学生讲学，当时就有闻名的人，至今还在传颂，而赣州肆意谈论理学的风气，实际上起源于此，浅陋的儒生认为是教化感化的妙处，世臣则认为这是阳明用微妙权术以虚名耸动愚民来成就自己的事业罢了。因为当时讲学的名声最高，阳明的威望极重，以单车承担重任，在边疆，负隅顽抗的人相望，而潜伏的匪徒尤其多，如果一一用兵力治理，事情既难完成，而且不是长治久安之计，所以引诱稍有志识的子弟入营讲学，用传道入圣的容易来吸引他们，那么潜伏的匪徒可以消除，而负隅顽抗的人也容易解散，所以阳明驻守赣州不过半年，铲除了几十年的积匪，至今道路畅通，如果阳明在战事中寻求传道的种子，他不会如此腐谬，然而幸好半年就离开了，这个窍门没有被别人戳破，而曾经参与议论的人，已经自命为圣人的门徒，被乡里所宗仰，如果稍久留此地，那么手段必然穷尽了。阁下既然自许以三年，那么下手时不要过于高谈阔论，依据因陋就简，而暗中去除过分之处，逐渐进步，一变再变，自然有可观之处，这是以小成大、积小成高的方法。而且不树立高明来招致诽谤，更是保全自己的重要方法。平易近民，百姓必然归附，顺应百姓的欲望，事情就容易成功。我过去对朋友学生说，先考察民情所向，其次验证民力所能承受的，阁下以此推演，自然会有所收获，至于贵地的风土人情，我不能凭空判断。保甲条约，是我年轻时的作品，那时锐意有为，常常以一个人的思虑，寻求契合万人的好恶，虽然不中不远，但必然有不能全部符合的地方，阁下采择而不要拘泥于此就可以了。我到南京不久，就有江上警报，都城人士纷纷逃窜，所知的人都谆谆劝我避地，我坚持不动，看到街衢告示，知道当事者无可与语，至今一个多月，不拜见任何人，只是修缮房屋整理乱稿罢了，又有绅士拉我入保公局，我极力推辞，说，出城接战，是弁兵的事，固守城池，是百姓的事，而绅士是领袖，如果贼兵到了城下，登上城墙筹划守具，督率民夫，我虽然老惫，义不容辞，也不待诸公牵率，至于公局主于敛钱，我不认识一个富人，有什么益处呢？因为城中官绅，都以望风迎贼犒师为长策，我残喘余生，何能再承受这一蹶呢。承示志书一局，来年拟以八百金相招，固然没有不可来的，只祈求先以其半数让我安家室，那么必然为阁下完成此事，志书与史，事同理同，果能成功，固然是我所愿的。城外汹汹已十余日，我观察云气，今年可以必定无事，此后则不敢知道了，阁下日内已庆弄璋否，此间事想日日有官文书知照，无须草泽文言之，致滋口舌，诸唯珍玉不具。

答姚伯山书

包世臣

在古北口看到邸抄，知道已外用，于是五月九日入都，次日早上奉诣，想与阁下言而已后，读留别之书，殷殷问居官之要，世臣滞都下，徂秋涉冬，时时询耗息不可得，日昨有来自河南者，言阁下现奉差至新蔡，岁内可以补缺，面言既未能，而前书又久不报，歉仄殊甚，阁下博通今古，又涉事已深，百里任非所难堪，况吏事本非甚难，唯在加之意而已。一行作吏，便负本来，非尽劣不职也，良由志卑而囿于俗，抑或初至有声，遂尔自足，旋踵改操，反下杂流，夫吏事至伙，非言语所能尽，吏治所为日下者，在居官而不知为民，世臣每告友生曰，印到为官，印去即仍民也，故计一身则为官之日少，而为民之日多，计一家则为官之人少，而为民之人多，是故欲举一事，发一令，必自思曰，吾之父母官，以此施之于吾身，将以为何如，执柯伐柯，道至

译这就差不多了。秉持这种心态去行事，并且长久地保持坚贞，那么就会把百姓看作自己的身体。对于凡是应当消除的祸害、应当兴办的利益，自然内心无法抑制去做的冲动。然而，处理事务只去除那些过分严重的弊端，发布命令不要惊骇众人的情绪，改变积弊的习俗而让人不知不觉，这才算是做对了。如果信用还没有取信于人，而追求治理过于急切，那么我的心思不足以让善良百姓明白，而奸邪之民却得以搬弄是非，用巧言迷惑人们的视听，甚至抓住我的短处来要挟，那么我连自救都来不及，还谈什么治理他人呢？虽然如此，读书人经营生计至关重要，而在做官时尤其严重。所以，打理私事与处理公事同等重要，并且常常相互依赖。如果不能让家人对你有好感，那么公事必将受到牵制，而不能顺遂自己的心意。我之前告诉曾容说：“先公后私，公事不废私事；先私后公，私事必害公事。”曾容认为这是名言。但世臣所说的打理私事，并不是苟且经营钱财的说法。只有世臣也经过多次阅历之后才说出这样的话。所以，在阁下尚未做官之前，就详尽地告知你，让你在事情刚开始时，就知道私事足以拖累公事，并预先做好安排，那么大概就能掌握其中的道理了。

译书中提到与代陆布政使所言直隶条教有重复之处，但论述公私先后之辨尤为透彻。不仅守令应当如此，所谓“大法小廉”，其要领就在于此。至于列举事例、发布命令，则对大吏更为切合，所以仍将其列入吏论之中。

答陆曹县彦若书

包世臣

八日，用明经过寓园，恰逢故人外出，返回时收到您的来信，并附有刊印示众的曹县教令，以此指责前信内容重复。故人收到前信后，曾附信给馆陶县令回复千余字，等到馆陶县令的灵柩运回，才知道馆陶县令回复的词意刚直，于是没有转达给您。本想修补后另寄，但时间已来不及，并非故人对您有所保留。前信劝您平息诉讼、督促植树，今信倡导兴修水利、劝勉种植蔬菜、整顿保甲、责成守望，这些都是故人平日熟思筹划之事，如今您大力推行，本该深庆吾道得以施行，但前次回复和此次回复，却都似乎有所不满。这是因为教令既已颁布，不可更改，刊印本已广泛传播，其用意当然不在于请求指教。我听说为政不在于多言，以言语教化会导致诉讼。为政者首先应考察民心所向，其次检验民力所能承受，顺势引导，政事成功而百姓安居，这才算是善政。所以《礼记》说：“君子取得信任后才役使百姓。”这是阐明渐进的道理。君子之道，暗中修养而日益彰显，崇尚的是实至名归。有“丧厥”的告诫，是警惕自我矜夸。名是公器，不可多取，这是惩戒那些掩盖他人的人。您自从在几席间周旋时，就已不能远离名利，等到万里求取仕途，怎能不以一官之得失为轻重呢？因为故人超然事外，著述百卷，未曾拿出来示人，见到别人的片言只语，心里喜欢，口中称赞，不遗余力，这本来应该与世间无所争辩抵触的，只是因为交游间称颂过分，以为无所不能，于是触怒了那些不能者，被排挤压抑数十年，以至于无法自存。何况您涉足权势之路，而心中如此追求名声，触怒他人必定成百上千倍了。党同伐异，是人之常情。既然看到您的教令，必定会核查其实效。核查后若属实，在您自己已蹈入“有之”的戒律，况且以举世所未闻未见之事，难道会有不以蜀日粤雪（比喻罕见或苛刻）相待的人吗？核查后若不实，既成为谈资，恐怕捣虚导隙的人会乘虚而入，于是步步陷入荆棘。道光初年，荐举之路开通，蒋节相公大力推动，留在京城四十天，被荐举达八十余人，其中程抚部、吴转运，都曾自行抄录公文，刻版散布，但他们之所以得以超迁，自有别的原因，您难道真以为是因为刻版散布的力量吗？节相公主持贵州乡试，得解元士曰赵毓驹，赵君在山东陵县任职二十多年，尽心民事，平反大狱，东省舆论，共推第一，在陵县妇孺皆知，却未曾与一个富家子弟结交，中间更捐输九次，却从未得一官半职，节相公在数千里外，每月必有手记，嘉奖其廉明，竟不能列入八十余人之中，这可以证明程、吴超迁与流布治迹无关。我乡胡玉樵任曹县知县时，疆吏飞章弹劾州县数十人，而荐称职的只有胡君，故人写信告诫他说：“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钱抚部、童廉访，素来不孚人望，而胡君却将他们列为举首，况且胡君到曹县才两三个月，为何便被视为称职呢？深望勉力崇尚谦抑，不要成为全省的靶子。传曰：“的于人非有恶也，而射者必欲中之，恶其示人以难也。”胡君不听从，不久被人攻击去职。胡君成为靶子，不是自求的。如今您力求成为靶子，恐怕人们不知其难，而您却委曲求全地展示出来，故人的不满，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北方水利久废，稻田不习，风沙数至，蚕事多碍，审势即可举行，但为力殊非旦夕可成。至于大小村庄，环绕以墙，周围以壕沟，两头设楼栅，断以吊桥，桥板必以厚尺为度，假如丹徒君以此令于贵镇，您能率先乡里以趋令吗？相距既远，不可悬度，只望您减损名心以求事实，果有成效，曹虽下邑，舆诵何遽不达远，而必足下自言，乃为信乎？前答与此答，辞意虽殊，条理不异，您如必欲见者，仲远近在聊城，索之，或仍可得也。诸唯自爱，以期远大，不具欲言。

复贺耦耕中丞书

邹鸣鹤

前阅邸钞，谨悉阁下兴修尚节堂，工竣入告，议叙集资承办各官绅，均得请如例。惟钦赐扁额，格而不行。论者遂疑朝廷经画，当务为急，此虽应办事宜，似非目前急务。抑知圣意高深，原无适莫，都俞吁咈，俱协赓扬，感孚不在形言，庸俗岂能窥测。鹤闻之，在上有德化，而后在下有风俗。德化之成也，在示民以礼义；风俗之茂也，在使民知廉耻。黔省各边境，自前明洪武始入版图，山川阻深，民苗杂处，节行贞静之风，懵然罔觉；男女婚姻之事，苟焉无耻。欲念不节，争心启焉；淫风所感，乱气乘焉。自来民气不靖，叛服不常，今虽稍戢，而旧染度未全除。阁

译下首创此堂，为穷困的寡妇表彰苦守节操的行为，揭示教化之源，阐明善政的开端，希望凭借如松竹般坚贞、如冰霜般清白的操守，来改变当地混乱粗野的风俗，这比起苏州的清节堂，关系更为重大。在世人都不说话的时候发表言论，听到的人心里会怀疑；在世人都不做事的时候去做事，看到的人神色会沮丧。世间有大贤之人，扶持世道，端正人心，通过积累学问来拓宽见识，通过衡量道义来探求真理，通过坚守节操来坚定意志，反求于身心性命以探究根本，推广至天下万世以穷尽度量，是非不必刻意辨明，毁誉不值得争辩，安危来不及计较，此心可以对得起君主，而予夺荣辱则听之任之；在幽暗独处时可以对得起上天，而灾祥吉凶则听之任之。古代名臣的本末始末都在，大抵都是如此。如今在阁下身上见到了这种风范。

况且鹤还有进一步请教的地方：汉代儒生用经术来修饰吏治，现在的人偶尔涉及文章议论，便指责为书生的迂见。君子痛恨默默无闻没有称颂，现在的人偶尔想要率众兴起善事，动辄诋毁为沽名钓誉之心。如果把天下苍生的重任，不托付给真正读书的人，反而要托付给庸夫竖子、名法家和俗吏吗？如果不趁在位时立德、立言、立功以垂范不朽，反而把墨守成规、与草木同腐的人视为安静和质实吗？鄙意认为，不读书就无法奠定治理的基础，不修名就无法验证实用的效果。如果一定要避开书生好名的诽谤，而另外寻求治理的根本，我私下恐怕就没有什么可说的治理之道了；如果一定要在书生修名之外，另外寻求有用的人才，我私下恐怕就没有可用之才了。

当今揣摩时尚的人，竞相以整顿行伍、严厉缉捕、紧急催缴赋税相标榜。鹤敢断言这三者，难道不是目前的急务吗？然而，必定有了战争祸患才先整顿行伍，必定有了盗贼才先缉捕，必定百姓穷困财用匮乏不能及早完税才紧急催缴。盗贼因穷困匮乏而产生，战争祸患又因盗贼而开启。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去控制，不如在将要发生之前去遏制；在将要发生之前去遏制，不如在尚未发生之前去消除。那么在行伍、缉捕、催缴这些急务中，自有根本的政务存在。那一定是先进行养育吧。养育必须使百姓家业丰足，而商业是末业。一省多开垦数千百顷的水利田，一年多收获数百万斛粮食，那么那些吃饱喝足的人，都是急于为公、积极做事的人。人人都急于为公、积极做事，那么催缴赋税有什么难的呢？整顿行伍和缉捕盗贼又有什么难的呢？

那一定是接着进行教化吧。教化必须勉励百姓遵守伦理常道，而政令刑罚是末节。儿童真正都能识字明义，士子真正都能明白书中的道理，那么那些尊君亲上的人，就是这些读书识字的人。人人都尊君亲上，那么催缴赋税、整顿行伍、缉捕盗贼不是更容易了吗？

阁下对于行伍、缉捕、催缴等治理事务，何尝不是循循善诱、勤勉努力地去做的？只是这三者，乃是教养中的具体条目，是教养中的补救措施，而根本的大源，却在于此而不在于彼。邸报中屡次见到阁下修缮文庙、修缮考棚以及开辟山地、建立义仓等事迹，如果不知道有所谓的风尚，如果除此之外无可言说，而不知道那些世人都不说的话，如果除此之外无可为，而不知道那些世人都不做的事，这哪里还有世俗之心呢？

鹤最近辑录《二十四史》中的循吏传，名为《道齐正轨》，意在援引古事证明今事，讲求实际的政治。全史共二百三十六人，每人各有治理方法，治理方法各自因地、因时、因职位而异，但在“教养”二字上，则一脉相承，殊途同归，断然不能舍弃这个来成就德化而繁荣风俗。宦途升迁罢免无常，两三年内才能完成编纂，日后当缮写清本呈请教诲。鹤现在掌管陈州，月内即将卸任，千里迢迢，心中萦绕纠结，不尽想说的话，恳请垂察。

译致曾涤生侍郎书

龙启瑞

专人返回，接到您的亲笔信，得知前事承蒙您远远地关注。我这件事确实是出于万不得已，寸心可以对天地，质对鬼神。如果世上那些所谓谨慎沉默、畏惧小心的人，难免不认为我做得不对，但也不值得让他们动摇我的信念。几十年来，士大夫以隐忍为忠厚，以宽大为美名。如果有坚持正道、不随便苟同的人，就加上刻薄的罪名给他，立刻就会看到事情败坏，而不会得罪同僚。即使他祸害百姓，也不肯顺从清议。不忍心对一个人，却忍心对百姓；不忍心对同僚，却忍心对我们的君主，他的危害难道有极限吗？天下事情之所以流于失败败坏而无法挽回，哪不是这类人酿成的呢？我平生实在不用苛刻的言论约束别人，即使今天做乡绅，也不不为地方官着想。如果让我担任这个职位而力量不足以办好事情，断然不会责备期望当权者。今天我的家乡的事情，确实被这两个人败坏了。如果让他们竭尽心力，及早去做，即使是平庸之才也一定有表现。受人委托放牧牛羊却不为他们寻找牧人和草料，反而驱赶他们进入虎狼之口而不省察忧虑，只是束手向众人号叫说我没有才能，那么当他接受牛羊的时候，为什么不惶恐地自谢不敏呢？况且今天的事情又不止于没有才能而已，又庆幸主人多难，而忍心顺从并欺骗他，颠倒是非有无，简直以为旁若无人。他心中没有君主也太过分了。我虽然不才，但也跻身士林，略知大义，目睹这种欺君害民的事情，实在觉得于心不甘。如果用“居住在某个国家就不非议它的大夫”的道义来衡量，那么这是为春秋时分土分民的人说的，我不才以王人的身份参与公事，怎么可以拿这个作为例子呢？又有人说所说的虽然是正确的，但可惜说晚了而对事情没有益处。我却认为如果不等到今天才说，也不会见效。如果说晚了而没有济助，那么以后再说，更加没有益处。不如早一天说，更有一天的成效。生平禀性愚钝刚直，只有正直二字，自认为可以对神明发誓。曾经说如果好恶有违背大公的，那么活着不能立于大清之朝，死了不能进入先人的宗庙。您所说的国家的司直，大概会听到而谅解我吧。北方战事承蒙您在后续信中告知详情，感激。以后如果有听到的消息，更希望寄信告知。天下大局，固然已经不堪设想。我们做一天的臣子，就应当尽一天的职分。君主仁德明察，民心没有离去，拨乱反正，怎么知道不在今天呢？您的旌旗驻扎不远，邻近州县受到庇护，瞻望您的风采，仰慕无穷。

致左季高书

胡林翼

年前专门派了两名力役奉上一封信，又邮寄了一封信，计算先后应该可以到达。崔正甫除夕经过潕水，询问贼情，说楚北大获全胜，武昌危急后又恢复安定，是这样吗？张石卿先生，您确实英勇，极力整顿，楚中几十年的积弊，应当可以重见天日。但是办事总以逐渐积累而成。如果能在两三年内不立即升迁调动，那么功勋事业必定成就。听说中丞特别勤劳，也需要节省精力。又听说先生终日劳神于案牍，竟没有片刻闲暇，私下认为应该再延请一位精通条例案例的刑名幕友，专门管理咨题文案，而先生专门管理例外的奏折，以及例案之外的文批，那么精力有余，智慧更大，谋画更加镇定而有余。刑名法律，秦汉时就是这样，即使萧何、曹参这样的名将相，也以文无害见长。绛侯统率百万军队，却不能做狱吏的文书，自古如此，何况今天。大抵天下混乱则法律严密，严密则必然扰乱天下；天下治理则法律宽疏，宽疏则必然治理。这是不可更改的至理名言。然而无奈胥吏把持的天下，形势不可能骤然挽回。只有在主管事务的人能在规矩之中神明运用罢了。目今办事，必须知今知古。知今的，可以和他谈论萧何、曹参的循规蹈矩；知古的，可以和他谈论房玄龄、杜如晦的谋略决断。先生可以谋略可以决断，而法律太繁杂，恐怕精力有所不及。大清律容易遵守而条例难以全部熟悉，刑律容易熟悉而吏部处分条例难以全部熟悉。这不过是专为书吏生财罢了，对实际政务没有丝毫益处。然而疆吏竭尽血诚，来办理地方事务，而部吏得以持其短长，难道不让英雄气短吗？林翼所处的地方，只有一府而已。他办事时，终日手不停歇翻阅，口不绝音说话，然而精神志趣，专注于纸片之外。那些必须形成公牍的，详细地告知司官送达部里，交给幕友。一个人的精力有多少？如果对文牍过于劳累，那么精神已经疲于小事琐事，反而不能办理那些长远的大事。恭敬地向高明请教以为如何。楚北的情形，究竟怎样，乞求明示。

林翼捕盗一个多月，各属报获已超过百人，而逃匿的还很多，打算再亲自前往督缉。总局审局仍然设在潕中。黎平两年，勤勉用力良苦，那里的士民淳朴谨慎，不刁诈不淫乱，实在是黔中各郡的首位。只是嫌稍微软弱而已。一年以来，训练武事，颇改旧习。到黔七年，四次担任郡守，黎平颇尽力，安顺次之，镇远只四月，这就下降了。思南八月最安逸，又最有余，没有什么新政。德慧术知，看他的操心如何罢了。黎平本是楚地，国朝改入黔版。

译何忠诚公，谥号文烈，封中湘王，其故茔从湘潭改葬至贵州。至今樵夫牧人不禁，无人看守。林翼捐资修理，又置办田产。可惜才力薄弱低劣，不能歌颂其美德罢了。此前寄信，以“用人”“练兵”四字，向高明请教。用人在于表彰善人、斥退恶人，树立良好的风气。不必多做参劾，而风气自然可以转变。练兵则必须挑选，定额原本很多，只需简选十分之二，练成精锐部队。那么有事时可以取胜，无事时可以震慑奸邪之徒。林翼的学力极薄，才力极小，固然知道对盛业没有补益，然而不能止于不言，是因为内心真诚罢了。

译回复严渭春方伯的信

胡林翼

收到您的手教，意义精深。座中有超凡脱俗的佳客陈太史作梅，见到后非常高兴，说游历天下，只有湖北的吏治能达到六分，我思考后认为不过三四分罢了。庸俗的官吏没有清高刚正的气节，没有远大的志向，除了把幕友、家丁、书差当作心腹手足，就是国策中所说的亡国之人与奴仆相处。危险啊！丹初兄是天下正直的人，只是未能实现他的志向罢了。辅佐他一年，就能翩然翱翔，可以成为一代人物，顺境时像清端陈恪勤，逆境时像孙高阳、卢宜兴。我比您聪明多于真诚，我痛心地自我清洗，痛心地自我收敛，十年来，悔罪竭诚，但精力疲惫，德行未成而力量先衰，然而这个志向却没有可以自我松懈的日子。您的精神聪明，想成为一代伟人，比起我的资质更高，才气也十倍于我不肖，近人不能望其项背，您必须把道德儒士尊养在座中，作为我们的老师。那么道德之气涵濡深粹，这就是所谓与老师相处、与朋友相处的意义。

致冯价人太守礼藩的信

胡林翼

我幼年游历江汉，看到小艇民船，光泽可以照见人影，不过是爱惜自己的物品罢了。看到铜船粮船，庞大特别，却黯淡无光，散乱朽败，事情经过官员的手，刻薄剥削的有十余人、百余人，心里认为官家的东西，必定归于朽败而后停止。唉，凡是官物、官财、官人、官派，没有不这样的，令人目欲裂而发皆冲，那么处在当今之世，将放逐官员而后才能治理吗？这又不可以用百姓的心去做官，用治理私事的心去治理官事，也差不多可以稍微好转吧。我愿与同志共勉。

回复陈舫仙的信

曾国藩

京师的舆论，与枢密的消息，随时变迁，常常有上下交推、众望所归的人，转瞬被人唾弃。也有被众人怀疑诽谤、浮议沸腾的人，转瞬又风平浪静。只有卓然自立的人，经历常变显晦而始终不改其度。阁下此次进京，时日无几，而天眷物论，似乎都优许。希望阁下不要引此自喜。将来如果有诋毁挑剔，恩眷稍减，希望阁下不要因此自沮。早晚孜孜不倦，专求自立之道。私事则修身与读书二者并进，公事则吏治与防务二者兼营，以勤为本，而以诚字辅之。勤则虽柔必强，虽愚必明，诚则金石可穿，鬼神可格。鄙陋的讥讽，若倾黄河以涤凝污，岂待辩白呢？晋省的情形，听说动用款项，虽数百千金，也须具奏咨部，还是承平时的轨辙。黄河自潼关以东，至垣曲，都是北岸属晋而南岸属豫，再向东则南北两岸都属豫境，造船防河，似乎须处处与河南商办，不知果能联络一气否？造船的木料，尚易购求否？位须敝处协解否？至为系念，便中尚望详示。

上韩中丞的信

姚莹

阁下认为闽中官病民疲，苛纵交失，大哉，仁人君子之言也。语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今于阁下见之。夫海内承平久矣，百姓仰戴圣仁，乐利且二百年，富庶极则淫泆萌，奢侈盛则物力耗，不待水旱兵役，闾阎已自蹙其生，况闽当山海之穷，台湾自入版图，乱民数起，乾隆末岁，朱蔡二逆，骚扰濒海郡县者二十余年，海寇甫平，台湾漳泉二郡械斗之风又炽，用兵之大者，岁耗度支巨万未已，而民间日事仇杀，守令岁时用兵，习为常事，此诚官民交困之秋也。官愈困，则民愈穷。民之穷可得而讼之，官之困莫得而言之。今日罢职，明日即以缺损官钱被责，烂额焦头，纷纷乞请于上官者，无非调剂，此尚暇与言治法哉。伏见闽中最紧急的，莫若漳泉郡县，俗敝事殷，处分繁重，禄入不足以养廉，稍知自好者，皆畏避之，有如陷阱，强而投之，则以为上不爱我，而暴弃之心萌矣。夫岭以南，古蛮夷地也，性与人殊，唐宋时，多以迁谪之人为之，治法苟简，由来已久，虽有贤者，莫能其风俗，王道所先莫如礼，而此独尚争，天地大道莫如生，而此不畏死，足之所趋，心之所向，惟利是图，利在，则子不有其父，妻不有其夫，此朱子阳明所无可如何者。然朱子阳明的世，此地皆得便宜行事，犹有可为。今国家功令至严，天下画一，政教未行，身已罹咎，奸民益得挟持以欺长官，此智勇所以两绌也。阁下忠亮的节操，治理长久咸孚，其所张弛，固已披却道窾，乃忧念之深，引为己责，而深恤其下。莹故曰仁人之言也

卷二十 吏政三官制

因时论六官制

吴铤

我尝考古今官制，有专职而误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