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五　兵政一兵制上

译禁令置于磐石般稳固的地位。等到它衰败时，形势消弱，举天下之重如振落枯叶。在唐朝初年，天下的兵府有六百三十四府，而关内几乎占了一半。以大制小，以一制十，用来临御中原而威慑四方夷狄，这是非常充足的。然而潼关警报传来，宿卫军不能披甲，仓皇西逃，扈从的只有千人。明成祖在京师设置三大营，兵有三十万，击退瓦剌，征讨哈密，抵御大宁朵颜，讨伐亦思马因，击退土鲁番，武功显赫。然而甲申年寇贼逼近，外城二坊一卒，内城五堵一卒，仅仅两天就不能支撑了。召公说：“整顿六军，不要败坏我高祖的遗命。”古人兢兢业业，在无事时就有危亡的忧虑，是有原因的啊。天下的事情，当它可以作为的时候，就认为祸害未必会到这种地步，姑且循循守旧，不为之变化，起来为之防备，形势显现而为之谋划，又受限于形势所不能及。唉，这盛衰存亡历经千载而如出一辙啊。乜先挟持英宗北去时，京营兵械殆尽，疲卒羸马，不满十万，虏骑入犯，宫禁安然，最终返回乘舆的，是由于于谦精选诸军，设立十团营，有胜兵十五万，足以折冲，破敌的奸谋故也。剑不利，不能割；兵不练，不能用。练兵之道，在于选锋而任将。府兵屯卫都是寓兵于民，八旗之制，寓民于兵。京营巡捕五营，额兵一万，八旗骁骑兵八万五百三十八，亲军一千七百五十六，护军一万五千九百七十五，左右两翼前锋一千七百六十四，步军二万一千二百三十八，巡捕京营一万，圆明园六千五百零八，健锐三千八百三十三，内火器四千一十六，外火器三千七百九十七。诸营兵，共十四万九千四百二十五，用来备征讨而严宿卫，规制严密啊。司农月给银粮，饷兵即所以养民，恩惠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二百年来，仰食县官，习以为常，身不能跳荡，手不习击刺，临操集，应期会而已。人口滋蕃，妻子不免忧冻馁，衣甲器械，往往不具，遇当番直，假贷于人，点验军器之年，移东就西，苟塞观听，而管旗务理戎政，皆近亲贵臣，班秩殊绝，其副多部院大臣兼之，皆位尊而阶峻，任剧而事殷，军伍之虚实，将校之材否，欲其日讨而训之，其势固有所不能矣。诸营之兵，不能骤振，立法易而收功速，莫如选锋，是于谦团营之意也。就诸营中选其才武者，别为三营，营各万人，旬试月校，优其赏给，择尝立功阃外才威望大臣，专任其事，而勿烦以政，不出一年，劲旅出矣。然后渐推其法于各营，以次搜补，深根固蔕，为天下万世之计，孰有逾于此者乎。

译论兵二

孙鼎臣

军队是用来制止天下动乱的。然而，它也可以造成天下的动乱。古代制定军制，将兵员隐藏在农民之中，天下人并不知晓。百姓自己养活自己，天下因此不会陷入困顿。后世的军队与农民虽然分离，但善于制定制度的人，仍然效法这种精神，作为一代的法律。让军队保卫百姓，而不让百姓知道军队的利益；让军队兼营农业，而不让军队侵蚀百姓的财富。积蓄不可测度的威严，制定有常规的用度，叛逆动乱的念头，就无法萌生。汉代的践更制，唐代的府兵制，宋代的禁卒制，明代的屯卫制，它们的制度不同，但立法的意图，都不超出这个范围。

国家内部有八旗兵，用来侍奉护卫；外部有驻防兵，用来资助镇守。而绿营兵，分布在十八个省。内外军队，共有八十八万多人。轻重相互制约，臂指相互连接，制度已经严密了。军队的数量不能说不多，供养军队的费用不能说不广。户部计算一年的收入，一半用来供给军队，有见识的人曾经认为这是弊病。虽然如此，却竭尽全力顺从它，不敢有所改变，这是因为军队安于做军队，百姓安于做百姓，常规制度确定而百姓没有异心，建立威严消除祸端，即使百代沿用它也可以。

太平时期防备松弛，将领骄横士兵懒惰，小股贼寇偷偷发动，望风溃败。常规制度的军队不够用，于是招募百姓为兵。使用的时间久了，各地都有战功，民兵因此日益强大。天下习惯于民兵的利益，而没有看到它的危害。知道民兵的好处，却没有觉悟到它的过失。

国家养兵防备贼寇，天下有事，好像与自己无关一样。白白耗费千万的军饷，又另外增加民兵的军饷，每年大概有数百万。国家怎么能不贫困，百姓怎么能不困顿呢？一个人有十亩田地，让瘦弱有病的牛去耕种，不知道换掉这头牛，却说牛不能耕种，而用马代替。牛的饲料照旧，又还要牧养马，这样的计策是得当呢，还是失当呢？

不止这些。自从招募以来，市井中无赖之徒，接连不断地骤然获得富贵。天下闻风心动，种田的、放牧的、卖浆的、卖饼的子弟，无不昂首奋臂，放弃本业出来应募。而轻捷狡诈、盗贼之徒，混杂其中。百姓不安于做百姓，而贪图做士兵的利益。这难道是天下的小事吗？

军队，是为了杀人以求不再杀人。所以圣王隐藏军队，不敢轻易使用。不得已使用它，事情平定就解散。能够发动也能收束，天下畏惧军队的可畏，遵守法律而不侵犯我们。所以常常治理而不混乱，即使混乱，其混乱也容易制止。现在天下的人对于杀人，已经看得很习惯了。人人都习惯于杀人，有轻视杀人的心理。这即使严格地加以防范，还担心不能制止，反而招募他们，教他们杀人，而且用杀人的利益重重地引诱他们。杀人是天下人所非常轻视的，而利益是天下人所非常看重的。用非常看重的东西交换非常轻视的东西，怎么不至于把天下人都变成杀人的人呢？

况且，招募天下能杀人的人作为士兵，而取不能杀人做士兵的人的财物来供养他们。军队的数量没有常数，而百姓的财物有限。等到财物耗尽，那些不能杀人做士兵的人无法生存，而那些能做士兵杀人的人无法得到供养，他们必定都离去成为盗贼无疑。这难道不是想要制止天下的动乱反而更加严重吗？它的利害不需要智者就知道。

百姓不安定，动乱就不能消除。招募不停止，百姓就不能安定。常规制度的军队不训练，招募就不能停止。招募不是别的，是军队不足的祸患。军队不足，不是数量不多，而是不充实和不精锐。五代的末年，军队骄横而不敢淘汰。宋太祖选择将帅，剔除老弱懦夫，修习教习的方法，举中国的军队才十六万人，而平定了五个强国。天下无事的时候，突然取用内外军队，去掉旧的更换新的，事情非常困难。实行于现在却非常方便。甲士随征在外，集合在伍的士兵，多次进行校阅，全部补足其虚额，而慢慢淘汰老弱。核查出征伤亡的数量，选择民兵中战功有功的人补充。实行一年，各营都成为精锐士兵。招募的士兵，可以逐渐解散而不至于发生变故。军队有常数，军饷有常规，国家和百姓大概有痊愈的希望了。

明朝末年轻视卫兵不用，招募百姓为兵，后来一半流落成为贼寇，最终倾覆了明朝。两广的盗贼，大概以前招募的百姓居多。《小毖》这首诗说：“你要惩戒而警惕后患，不要招引蜂群，自求辛螫。起初允许那桃虫，拼飞成为大鸟。”为天下考虑的人，怎么能不顾及后果呢？

因时论八兵民分

吴铤

孟子说：“仁者无敌。”从夏继承虞，虞继承唐，没有不是这样的。从殷继承夏，周继承殷，没有不是这样的。而考察三代以后就不灵验了。汉高祖凭借马上取天下，所用的都是韩信、彭越、黥布等劲将，而认为腐儒不值得任用，最终平定秦项而拥有天下。这是汉朝凭借军队得到天下。唐太宗起兵于晋阳，向南争夺天下，不出几年，进入关中，擒获王世充、窦建德，容易得像抖动枯草。这是唐朝凭借军队得到天下。宋太祖以点检作为周将，到陈桥兵变，于是即帝位，而周朝无可奈何。这是宋朝凭借军队得到天下。明太祖起兵于和州、滁州，观察兵势，行动击中要害，最终消灭元朝的天下而拥有它。这是明朝凭借军队得到天下。刘备在荆州，归附他的百姓很多，最终不能抵挡曹操，而向孙权求救。

译世宗对内修明政治，对外征讨强敌，是五代时期有作为的君主。他死后不久，国家就迁给了宋朝。我曾比较论述过这种情况，从而知道了其中的缘故。

周朝的制度是四口井为一邑，四邑为一邱，四邱为一甸。配备马匹四匹，兵车一辆，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这就是配备战马的制度，这意味着百姓就是士兵。只有宿卫和屯戍才开始使用专门的士兵，但数量不多。所以天下的权势不在于军队而在于百姓。百姓归附仁德，就像衣服附着在身上，饮食适合口味一样，片刻也不能分离。君主崇尚仁德，百姓就会归附他。所以天下的事情就像治理一个国家，治理一个国家就像管理一个家庭，管理一个家庭就像调理自身一样。即使以天下为君也不困难，这就是之所以能在天下无敌的原因。

后世天下成为私产，万里之内风俗相同。一起事变就牵连数十个郡，一次调兵就要行军数千里。所以军队都由君主供养，这意味着百姓不是士兵。只有屯田和招募才开始使用百姓，但数量不多。所以天下的权势不在于百姓而在于军队。兵力强大的获胜，反过来由强变弱也获胜，以弱制强也获胜。兵力众多的获胜，反过来由众变寡也获胜，以寡制众也获胜。军队没有绝对的强弱众寡，只在于用人者善于运用。不固守成法，不凭主观臆断构建。运用没有固定的时机，行动没有确定的轨迹。飘忽不定如同神灵，无法推测其来源。自汉唐以来，没有不因此兴起的。

如果用仁德治理百姓，百姓虽然归附，但最终与天下得失的规律无关。不是仁德不足以安定天下，而是担忧军队与百姓分离，而百姓的权势逐渐趋向轻微。这就是之所以不能在天下无敌的原因。我曾经说，三代以下，不仁足以失去天下，而仁德不足以得到天下。仁德足以治理守成的天下，而不足以奠定开创的天下。唉！世变的极致，哪里有尽头呢？作为仁德的君主，如果能够不拘泥于平时的做法，以恢复三代的盛世，那就差不多了。

译兵农分合论上

张绅

井田制实行，兵与农就合一；井田制废除，兵与农就分离。这固然就是兵农分合的原因，但其中更有不得不分离的趋势。为什么说呢？古代王国有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所以能够分别控制它们，是因为有等级制度。军队由卿统领，师由大夫率领，卒由正士担任长官，司马由中士担任，所以能够统辖隶属它们，是因为有合适的人选。春天搜猎来训练整顿军队，夏天苗祭来训练野外宿营，秋天狝猎来训练治理军队，冬天狩猎来训练大规模检阅，所以能够训练他们，是因为有固定的时间。无事时隶属司徒，有事时隶属司马。因此，平时就联结他们的家庭，组成比、闾、族、党；出征时就联结他们的人，组成伍、两、卒、旅。儿子继承父亲，没有招募的烦扰，而兵员不缺；自己耕种而食用，没有粮饷的浪费，而粮食自然充足。这就是井田制实行而兵农合一的好处。

到了后世，就有大错特错、并非如此的情况了。古代一人从军，八家供给他。井田制废除后，士兵不能没有对身家性命的担忧。古代马、牛、车、甲，赋税来自丘甸。井田制废除后，兵赋向民间征收，百姓必定深受困苦。古代教练多，调发少。甸积六十四井，才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所以是七家才开始调发一人。三家正羡更替服役，七家前后轮流任职。王畿之内，计算起来要征发七十次才服役一周。百姓从二十岁以后到六十岁以前，服劳役的时间仅仅如此。后世动不动就动用百万大军，让所有的人都当兵。在战国时期，已经是一户三个男子，他们怎么能够承受这样的命令呢？古代征伐不超过数百里，而且军队不出境超过一年。战阵必定以礼节规范，他们在疆场之间的进退步伐，无异于在门庭之内俯仰揖让。后世长途远征，历时多年累月，而他们作战时，决一死战争夺首级。那些暴露尸骨的惨状，如果不是强悍的男子、精练的士兵，想要让他们出入于生死之地，这必定不能做到。所以形势上兵农不得不分离。

从前齐国的管子，是天下的人才。他知道先王兵农合一的方法，不能用来决一死战。于是改变司马法，而建立简捷速胜的军队。参国伍鄙，国家的三军，全部出自靠近国都的十五乡，而农夫不参与。那些务农的人，安置在郊野鄙地，专门命令他们治理田地供给赋税，不再让他们当兵。看桓公询问五鄙的法令，管仲回答说“士兵不脱离旧业，百姓就不会怠慢”，这就是不把那些旧日务农的人，忽然编入军队的明显证据。士兵习惯于作战，而农夫习惯于耕种，兵农互不干扰，齐国因此横行天下。又随武子说，楚国举行荆尸之礼而举兵，商、农、工、贾，不破坏他们的职业，那么楚国也是以兵农分离而强大。等到秦汉时期，秦国以武力征伐兼并六国，所以诱导三晋的百姓在内地耕种，而让秦民在外作战，形势上不能让他们再致力于农业。汉武帝倾尽国力远征，于是有了募兵，有了常备军，也是审察到兵农不得不分离的趋势。

然而儒生动不动就谈论复古。复古没有比得上唐代的。唐初把天下分为十道，设置府兵六百二十四，上中下有差别，统辖训练有法度，更替有时限，总以折冲都尉统领。无事时就努力耕种以充足粮食，有事时就扛着兵器跟随军队，这确实得到了井田制的遗意。然而后来法度逐渐败坏，卫士渐渐逃亡隐匿，即使不想听从张说募士宿卫的建议，难道可以吗？有的人不考察实情，就说是府兵设立而唐朝强大，府兵废除而唐朝衰弱。我私下认为未必完全如此。当太宗设置禁军时，挑选善于射箭的一百人分为两番，又选拔材力骁壮的人设置飞骑。他们考试录取非常严格。那十二都尉率领五校兵马而训练他们，步伐击刺，井然有序。他们之所以横行天下而无人抵挡，是有法度，得到了合适的人。开元骑的设置，起初各卫都果敢而勇于作战，因此高舍鸡车鼻，裴行俭斩杀泥孰匐，王孝杰打败泥孰俟斤，那时军队号称最强，哪里说骑兵不如府兵呢？自从李林甫上下鱼书，童奴侍官，习惯于翘木扛铁，禁军松弛而各卫军都败坏，那是任用不得其人。没有太宗，即使实行府兵的法度也不能强大；有太宗，即使实行骑兵的法度也不至于衰弱。那么长治久安的策略，确实不在于沿袭寓兵于农的迂腐言论。

议论的人又说兵农分离，国家有养兵的费用。这养兵的费用，征收自民间，并非劳烦国家另外计算经营来供给。士兵拼死出力来保卫百姓，百姓拿出供给来养活士兵。这与寓兵于农，自己耕种而食用，虽然说有差别，但士兵不妨碍农业，农民竭尽全力，农民没有士兵的骚扰，农民自然乐意输送。用天下的财富济天下的用途，对国家没有损害，而且可以缓解民力，为什么害怕而不这样做呢？况且农民养活士兵，与农民当士兵，哪种危害更严重？农民而当士兵，忽然披上铠甲，忽然拿起农具，今天奔赴战场，明天奔赴田间，百姓哪里有片刻的闲暇？一旦有警报，外面深重刀箭的祸患，里面荒废除草砍伐的工作。假设有周公三年的役使，宣王六月的军队，农业和工业全部废弃，而田野成为荒地。这是舍弃我的农事而割断正夏的耕作，即使是商汤周武也不能消除他们的怨恨。又何况农业必须三时不受害，而军事应当按时演习。农业不勤奋就如同没有农业，军事不精良就如同没有军事。兵农合一，征发频繁则农业必定受妨害，训练疏漏则士兵不熟练。用荷锄拿耒的农夫，去抵挡披甲执锐的

译赴任。敌人尚未到来，胆气已经丧失。只有望见敌旗便逃跑罢了。怎么能拿着武器来保卫国家呢？因此他们的军队被遗弃给敌人，连同他们的国家也被遗弃给敌人。祸害哪里说得尽呢！况且民风不如夏商周三代已经很久了。如果让每个人都知道军事，家家户户都练习作战，那种桀骜难驯的气性，刚暴不可控制的习性，在乡里横行霸道，稍有不如意，就拿起武器互相攻击，甚至振臂一呼，作乱的人四处响应。用他们去攻破坚固的阵地则不够，用他们去挟制长官则有余。法令怎么能施行呢？过去宋朝王安石推行保甲法时，乡村里的无赖子弟，自恃自己是保丁，又家里藏有利器，身上带有武艺，因此结党营私，进行抢劫，州县无法控制，父兄无法禁止，严重的甚至进入县城杀害官吏。这就是深刻的鉴戒。本来是为了抵御敌人，反而成为寇盗。由此看来，兵农分开最好，合并最不好。士农工商各自安守本业，士人始终是士人，农夫始终是农夫，工匠始终是工匠，商人始终是商人，所以能精通自己的职业。现在如果一定要要求士人兼做农夫，工匠兼做商人，那么职业分散而两方面都无所成就。况且古代的人，在朝内做卿相，出外做将帅，现在上马能横持长矛、下马能吟诗作赋的人有几个呢？如果一定要让武臣拿笔杆子，舞文弄墨，文人拿着长枪大剑，在战场上角逐，这能做到吗？文人不能从武，武人不能从文，兵农又怎么能合并呢？

译兵农分合论下

张绅

夏商周三代以后，兵与农已经分离，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再将其合并，这是形势使然。然而根据时势通达变化，因地制宜，那么有利于分开的情况，也有有利于合并的情况。评论的人说，在人们习惯于战争、法令森严的时代，适宜兵农合一；在长期太平、人们不懂军事的时候，适宜兵农分离。我私下认为这还没有完全阐明兵农分合的利益所在。进攻作战和守卫防御，兵农分开利用有利；防汛和边疆戍守，兵农合并利用有利。如今屯田的制度，也是古代井田制的遗意。井田制是将兵寓于农，屯田制是将农寓于兵，粮食充足、兵力充足，没有比这更便利的计策了。自从汉代赵充国在湟中屯田，从而制服了先零羌；诸葛亮在渭水之滨屯田，军粮因此不缺乏；枣祇、韩浩在许昌屯田，羊祜在荆襄屯田；后来北魏李彪请求设立农官，选取州郡户口的十分之一进行屯田；唐宪宗时招募百姓设立十五个屯，开垦田地三千八百多里；大和末年毕諴招募士兵开辟屯田，都收获了利益。元朝初年，在征讨之时，每当遇到坚固的城池和强大的敌人，就屯田来防守；后来各卫所和行省都设立屯田。明朝初年，命令各卫所分别在龙江等地以及边境荒田分屯，拨出军屯粮食作为官军的俸禄，这就是洪武年间所说的供养百万军队，不耗费民间一文钱。宋朝时欧阳修、范仲淹等人也都提出这个建议，确实是粮食充足、兵力充足的最高计策啊。

虽然如此，屯田有利也有害。只看到它的利益而没有看到它的危害，如果将天下的军队全部用来屯田，那么军队受不了这种骚扰；如果将天下的田地全部用来屯田，那么百姓受不了这种骚扰。军队受扰，有军队如同没有军队；农民受扰，有农民如同没有农民。危害很快就会到来。汉唐以来的前事可以看清了。汉唐之所以有功，是因为在边疆地区使用屯田；宋朝之所以弊病滋生，是因为在内地使用屯田；而魏晋的骚扰，则是又兼用了民屯。土地有可以屯田和不可以屯田的区别，人有可以屯田和不可以屯田的分别。现在想要斟酌古法、比照今情，做到万全而没有弊病，那么就要效法汉唐的制度，来收获其利益，而对魏晋、宋朝的制度进行变通，来消除其弊病。那么，必不可屯的土地和必不可屯的人就存在了，这就是所说的进攻作战和守卫防御，兵农分开利用有利的情况。不可不屯的土地和不可不屯的人也存在了，这就是所说的防汛和边疆戍守，兵农合并利用有利的情况。

为什么呢？进攻作战与边疆戍守不同，防汛与守卫防御不同。守卫防御的士兵，就是作战进攻的士兵。有事时用来抵御敌人，无事时用来巩固国防。训练精良，弓马技击娴熟，才能出没于刀箭之间，手持武器保卫国家。这不是来自田间的人就能胜任的。一会儿务农，一会儿当兵，农业不熟练，军事也不精通，那么两方面都会受害。所以说兵农分开利用有利。至于防汛和边疆戍守则不然。防汛分屯在官道上，不能回到军营，按时训练。无事时不过是驿站传递迎送，有事时也不能用来攻击。太平已久，既没有烽火报警，只是白白依靠官府供养，整天游手好闲。其中狡猾的人表面借口巡逻缉捕，暗中肆意作恶，借机滋扰，侵害平民。国家何必用有用的资财，供养这些无用的士兵？然而裁减他们，官驿往来又不方便，防备也疏漏。计策只有在于防汛的地方，授予他们田地，让他们从事农业，那么就有恒产，兼有恒业。羞耻心产生，奸邪就不能得逞。家有积蓄，守望自然急切。防止偷窃，巡查自然勤勉。劳役不荒废，差事不误期。而国家并没有粮饷的浪费，这是一举而君主和百姓两利啊。

况且军国大事，防备边疆最为紧急。防备边疆的事，兵和粮是首要的。道路遥远，戎人反复无常。撤除戍守则心生变故，减少兵力则力量薄弱。想要为长远计议，而浪费日益繁多则国家受害，转运供应难以持续则百姓受害。千里运送粮食，军队不能吃饱，那么士兵也受害。想要让士兵吃饱嬉戏，马匹在槽中奔腾，以此来向境外伸展威势，考虑到非屯田不可。按人口授予田地，按时耕种，农闲时讲习武事，又利用空闲时间修筑城墙、修缮堡垒，作为屏障。蓄积木材、种植树木，以限制戎马。人有剩余的勇力，军有剩余的粮食，戎人震慑而谁敢怎样呢？没有养兵的费用，而收到富强的实效，即使长治久安也可以。所以说兵农合并利用有利。在应该分开利用的地方合并，兼顾而两方面都不能精通，耽误农业兼以耽误军事。在应该合并利用的地方分开，供应繁多而命不能承受，农业困顿而军事也随之困顿。这在于善于谋划国家的人根据时势通达变化，因地制宜。可以分开就分开，可以合并就合并。那么兵农两利，而国家有万年不拔的基础了。但总的说来，分开是长久的策略，合并是权宜之计。万万不可以眼前的利益而贻害将来，也不可以一方的成效而流毒天下。如果一定要沿袭寓兵于农的法度，恐怕是处士的迂腐谈论，不符合国家的实用。

按：一种法令建立，一种弊病就产生。所以说，有治理的人而没有治理的法度。意思是得到合适的人，法度就可以施行，并不是说法度完全可以废除。土兵、乡团，自古就是良法。而有得力有不得力，则看办事的人。然而近来治兵的大帅，以及谈论兵事智能的人士，都认为乡团非常不好，几乎想要将其列为禁例。无论各省以乡团见效的不少，就像楚军起自湘乡、新宁等县，谁不是先在乡邑训练，而后出征的呢？如果说乡团习成剽悍，恐怕日后逞凶难制，那么招募的军队，何尝不是如此呢？

译近日逃亡的丁壮与叛变的勇丁，结成劫掠之众，来去如风。百姓难道能不依靠乡团自卫，而束手等待官军到来吗？这应当根据时势与地域来制定适宜的措施，不必预先设立成见。记

译通论唐以后兵籍之数

孙鼎臣

国家供养军队，人数少的往往强大，人数多的往往衰弱。国家强盛时兵员往往较少，国家衰败时兵员往往较多。兵员多就不能精锐，不精锐就增加数量来虚张声势。剥削百姓来供养军队，百姓穷竭而国家随之衰败。兵员多却不困害百姓的，只有唐代的府兵和明代的屯卫。唐代的制度，天下分十道，设置军府六百三十四所。军府分三等，兵员一千二百人为上等，一千人为中等，八百人为下等。按最多的标准计算，总共才七十多万人。唐高祖、唐太宗制定兵制的精锐程度就是这样。明太祖曾说供养百万军队，不费一文钱，其规模宏大深远。其制度是：京师设五都督府，卫所七十二个；京畿地区卫所五十一个；四方设二十一个都指挥司，两个留守司，卫所三百七十个，额定兵员二百七十多万人。真是强盛啊，近代以来未曾有过。如果不是寓兵于农，国家怎能不陷入困境呢？然而名册过于繁杂，南北互相调防，逃亡者接踵而至。宣德年间，弊端已经滋生。到了嘉靖年间，勾补兵员的命令更加苛刻，进言的人请求免除解送补兵，最初的意图于是完全丧失。这固然是执行法令者的弊端，也是因为其制度额定兵员太多，导致这样的结果。府兵之法最为完善，后来的人不能坚守，变为骑兵。安禄山之乱，唐玄宗西逃，跟随的禁军只有一千人，从此招募的士兵开始兴盛。唐德宗建中元年，天下在册兵员七十六万八千多人。元和年间削平僭越叛乱，专心用兵，而天下仰赖官府供给的兵员，达到八十三万多人，比天宝年间增加了三分之一。到了长庆年间，兵籍达到九十九万。五代兵数尤其混乱。周世宗亲眼见到其弊端，大幅精简各军，从此军队强大无敌。宋太祖因而继承这一做法，他用来平定天下的，登记在开宝年间名册上的，才三十七万八千人。宋太宗稍有增加，但至道年间的兵员，只有六十六万六千人。真宗时，逐渐增加到九十一万二千人。庆历年间，因西夏战事增置到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国库粮仓不能供给。仁宗对此感到忧虑，开始下诏裁减兵员。到了治平年间，仍有一百一十六万二千人，财力不能供养，而边防日益紧急。宰相韩琦于是请求参照河北、河东的义勇，在陕西刺字征兵。司马光任谏官，认为古代军队出自民间，农桑都用来衣食其家。现在既征收粟帛供给军队，又征调其人身，这就是一家承担两家的事情了。争辩没有成功，而民兵由此兴起。熙宁年间执政的大臣，务求谈论财利，想用民兵代替禁军，稍微减少军额，于是开始实行保甲法。所以当时天下禁军，总共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比庆历年间大大减少了。而义勇、保甲、民兵，骤然增加到七百一十八万二千二十八人。《宋兵志》注：这是熙宁九年的数字。此后禁军缺额，没收其粮饷，作为教阅民兵的费用。直到崇宁、大观年间，童贯掌兵，多将缺额资金封存储备，作为上供之用。陕西各路，军队空虚。金人渡河，种师道入援，只得到一万五千人，导致靖康之祸。起初增加兵员以防备敌寇而财力耗尽，后来裁减兵员以充裕财力而军队废弛。所以立国衰弱没有比宋朝更甚的。其君臣谈论治兵、理财的人，偏重一方而不能兼顾，最终导致两方面都受损而两败俱伤。如果遵循宋太祖的制度而不改变，难道会到这个地步吗？凭借建炎年间衰弱的国势，与金人抗争了一百四十多年。然而绍兴年间的兵员，不过二十多万。参知政事蒋芾上疏：绍兴十二年，兵员二十一万八千五百多人。二十三年，二十五万四千五百四十人。乾道年间，也只有三十二万三千三百一人。由此看来，兵员想要精锐而不想要众多，是确实的。军队与财力是天下的大计。天下的财力与天下的军队，必须统筹计算而制定制度。所以财力有余用而足以供养军队则强大，军队有余力而足以保护财力则富裕。二者失去其一，国家就无法存在了。

明太祖没有让他的军队损害他的财力。洪武年间，命令京内外卫所，马军每月支给米三石，步军总旗减半，小旗一石一斗。外军及城守编入军队操练的民丁都是一石，屯田的又减半。卫所都有田地，一军之田，足以供给一军之用。边防军队辅以开中盐引，并辅以民运。正统年间，屯粮、盐粮废弛，于是开始仰赖京城转运，而太仓的收入，大多用于供给边防。嘉靖以后，设置卫军不使用，专用招募的士兵。卫军应戍守的，征收银两以充招募之用。到三十一年，俺答入侵，军饷更加紧急。当时各边，除了年例二百八十万两外，又新增银二百四十五万两。修边赈济，又八百多万两。因此条鞭法，将百姓赋税全部征收银两，加派递增，军民交困。崇祯三年，兵部侍郎范景文言：祖制，边疆内地内外，以军队隶属卫所，分屯养军。后来失去这一制度，在军队之外招募百姓为兵，在屯田之外向百姓征收军饷。使得像鱼鳞图册一样的名册，不能用于冲锋陷阵，不知道是披甲之人。到这时才商议清理军队，也已经晚了。纵观历代制定兵制，不出两种。以农为兵是上等，量入为出，向百姓征税养兵是次等，增加兵员剥削百姓是下等。以农为兵，唐太宗、明太祖就是这样。量入为出，向百姓征税养兵，周世宗、宋太祖、宋高宗是这样。

译罢了。考察他们的军队，都是以少击众，最终能够平定祸乱，让百姓休养生息，为子孙留下基业。长庆年间，河北再次失守，不能重新夺取；凭借庆历年间君臣的英明贤能，却不能制服元昊。他们的军队都多达百万，但武功却远远不如他们的祖宗。这难道不是说明军队的强弱，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而在于精锐与否的明证吗？

译师律篇四

汤成烈

大清凭借兵力取得天下。太祖高皇帝起初在赫图阿喇之地兴起，平定了辉发、渥集、乌喇、叶赫、哈达等九姓部落，开创了皇朝的基业。太宗文皇帝继承帝位，统一了蒙古，使朝鲜臣服，势力已经囊括了沈辽地区，包举了海内。世祖章皇帝扫除了明朝的寇乱，于是成为华夏的主宰，成就了统一而无外患的治理。圣祖仁皇帝削平了三藩，向东开拓台湾，向北征伐俄罗斯，向西征讨准噶尔，在西南攻克并平定了廓尔喀，兵威所震慑之处，没有遥远而不抵达的。当时的武功可以说是兴盛了，兵力可以说是雄厚了。然而中外定额的兵员数量，却不得而知。谨查《皇清通考》记载：乾隆四十七年确定天下兵额，八旗满洲兵五万九千五百三十名，八旗蒙古兵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三名，八旗汉军兵二万四千五十二名，京城巡捕营一万名，直隶省兵三万九千四百二名，山东省兵一万七千五百四名，山西省兵二万五千七百五十二名，河南省兵一万一千八百七十四名，江南省兵四万八千七百四十七名，江西省兵一万三千九百二十九名，福建省兵六万二千一百十九名，浙江省兵四万三十七名，湖北省兵一万七千七百九十四名，湖南省兵二万三千六百四名，四川省兵三万二千一百十二名，陕甘省兵八万四千四百九十六名，广东省兵六万八千九十四名，广西省兵二万三千五百八十八名，云南省兵四万一千三百五十三名，贵州省兵三万七千七百六十九名，共计六十九万八千五百九十九名。而盛京、吉林、黑龙江、伊犁北路驻兵一万三百名，其中携带家眷的五千八百人；南路驻兵满汉五千九百七十余人；青海、察哈尔、西藏驻防绿营兵六百余人，兵数未记载。中外总计不及八十万。当时裁减名粮，设立武职养廉银，每年增加军饷三百万，于是留下了日后匮乏的祸患。嘉庆以后，屡次奉旨裁减。如今官兵俸饷每年支出白银一千七百三十六万七千八百三十三两，武职养廉银一百二十五万七千六十两，营中公费银三十一万四千八百七十八两，红白恤赏银三十万八千八十七两，差兵盘费银五万八千九百七十两，总共耗费白银一千九百三十万六千六百二十八两，这还不包括军粮。每人每天供应一升，每天耗费六千九百九十六石，大约一年需要二百五十一万八千七百五十石有余。大约一年的军饷，相当于前明一年的财赋。这就是近百年来催征赋税日益紧急，而国家用度常常苦于不足的原因。唐代独孤及曾说：“倾尽天下的财物，耗尽天下的粮食，来供养无穷无尽的军队，全国的祸患，日益严重。以古代比照今天，有什么不同呢？”我曾说，自古养兵的费用，没有比今天更滥用的；而士兵的无用，也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为什么呢？因为设置的官员多，大小官员之间有层层压迫之势。那些大员的升迁调补，一切供应铺垫，不取自心的红白喜事薪俸，而是取自于他们的下属。下属又分别扣除士兵的月饷来奉承他们。升迁调补如果频繁，摊派扣除就越多。因此低级军官得以借口，而军籍中多有空名。各兵的军饷既然被扣除，不足以从事积蓄，就借托末业来维持生计，而都试时不得操练，技艺日益生疏，意气日益懈怠，勇力日益消减，这怎么能称为士兵呢？假使每天勤于训练，军籍没有缺额，而军饷军粮不给足，又必然纷纷喧哗闹事了。何必等到征调之日，才看到士兵的无用呢？

师律篇五

汤成烈

本朝的兵额，与唐朝相当，不到明朝的四分之一。每年耗费白银近二千万两，年支一千九百三十万六千六百余两，再加上八旗冬季赏赐一个月的日粮，约四十万两，米二百五十一万八千七百余石，几乎相当于明朝一年的赋税。明朝赋税的地丁、本折、盐、关、茶、杂项共计二千九百万，其费用也是巨大的啊。天地所生产的，人力所输出的，只有这个常数。使用没有节制的人，索取必定竭尽，百姓怎么能不穷困，国家用度怎么能不匮乏呢？自从道光年间西陲用兵之后，户部每年会计不足，酌情增加常例，筹备经费，捐资所入千万，军饷终究无法充裕，这是因为使用得快而生产得少。我私下认为，我们国家对待武臣，不能说不优厚；养兵，不能说不丰厚。凡是武臣在红白喜事薪俸之外，有养廉银，有公费；士兵在常饷之外，有红白恤赏，有差兵盘费；年终有预借；八旗有恩赏。上级的体恤，实在是前古所没有的。那么下级的报答，应当如何尽心竭力，勤于训练，习练技勇，以图效命疆场呢？然而提督、镇守大臣，养尊处优，深居简出，终年未曾翻阅讲求行阵之法，何况能实行春搜秋狝、三时治兵的制度呢？到了军政考核之年，才开始发示谕令给下属，要求弓马、火器、阵图、技勇加紧习练，以等待考阅。上级没有实心，下级虚应故事，黜陟数人，简短奏章一上，就

译（这不过是）为了应付差事罢了。过了这个阶段，（官员们）只求安享富贵尊荣，悠闲度日而已。等到考核检阅的时候，空缺的名额不予补充，雇佣替代的人占了一半，（官员们）假装不知道，实在是因为平日里收受下属军官的贿赂，任由他们虚报冒领，反而加以掩饰。而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等职位，等级依次降低，俸禄依次减少，但向上司缴纳的陋规，一项都不能缺少。廉俸不足以维持生计，便从军饷中搜刮取利。名册上的人还在，实际上人已经不在，不把训练当作正事。一旦边境发生敌寇入侵，紧急征发命令下达，兵员数量不足，军械、锅帐等物资，样样都有缺损，必须补齐才能出发。又有武官预支廉俸，以及军士安家、行装等费用，种种开支都要满足。士兵还没出门，花费已经不可计数。所经过的州县，官员索要馈赠，士兵索要口粮，各县挪借垫付供应，事后报销，十成里只能报二三成。因此，士兵还没见到敌寇，而国家的费用，已经超过巨万。官员的赔累，各县各有数千两。兵部没有拨款，先动用内库，开例不足，于是劝捐输。到了今天，民力也已经枯竭了，国家用度没有来源了。然而武臣果真有人能披肝沥胆、身先士卒而死吗？果真有人能激励士卒、无所畏惧地前进吗？他们的怯懦还是老样子，懈怠依旧如故。耗尽天下的财赋来养兵，而统兵的人畏死贪生，遇到贼寇就逃跑，士兵也跟着逃散。而且虚张贼寇声势来互相恐吓。溃败的士兵所过之处，百姓都逃亡，官员无法守城，束手待毙。那些先为自己打算的人，礼请绅士富豪聚集乡勇，讲求守御，但没有饷银、没有权力，久了也会自行溃散。封疆大吏知道正规军无用，矫枉过正，招来无籍子弟来充当乡勇，厚给粮饷，只为眼前的急迫之计，忘记了日后滔天的祸患。大概时事到了这个地步，有令人不忍心说完的了。这种弊端起源于剥削百姓来供养军队，继承明朝末年的苛政，出自宋朝的下策。二百年来，军饷用银达到四万亿两又二万万两，用米达到五万万石又四百万石。自古以来，军队耗费国家资源，没有像这样严重的。然而自从川楚用兵以来，起初因为兵员不够用而招募乡勇，接着因为正规军不可用而招募乡勇。兵员不够用，还可以说通；不可用，那么平日耗费军饷是做什么的？难道可以不回到根本吗？近日各路用兵，多责成乡勇来收功，正规军竟然安于无用，只有扰害地方，是他们的专长。杀贼立功，不曾听从命令，非常荒谬。

译师律篇第六

汤成烈

那么，难道要废除军队而任用勇士吗？回答说：在传述中有这样的话：“上天创造了金、木、水、火、土五种材料，谁能去掉兵器呢？”虞、夏、商、周时期，征伐之事由六卿受命执行；春秋时期，列国的卿大夫率领军队进行侵伐，从未有过专门的武臣。秦国开始变法，将相分别任命；汉高祖铲除秦朝、诛灭楚国，全靠将士的力量。当时的制度，太守、郡丞、县令、县长、县丞、县尉，都主管郡县的军队，从未专门设立武职。将军这类官职，有征讨之事才设置，事情完毕就撤销，从未专门任命武臣。东汉时期，蛮夷和盗贼暗中起事，命令刺史、太守去讨伐；汉代只有匈奴、西羌、乌桓、鲜卑势力强大，才选拔将帅来统领各军，并非全部从材官、羽林军中选取。由此看来，由文臣掌管军事，天下就能治理，功业也容易成就。后世武职官员繁多，几乎与文职相当，而且品级地位反而超过文职。一旦士兵犯法，府县不能擅自审理，必须请求军营官员后才能将其关进监狱，否则军营必定哗变。士兵也是百姓，朝廷设立府县来治理百姓，难道有人一旦充任士兵，就脱离百姓之外了吗？凡是提督、总兵的大营，士兵众多且强悍，往往骚扰侵害百姓，小民含泪饮泣，不敢向官府告发。这不是保卫百姓而是危害百姓，这是倚仗提督、总兵的尊贵而蔑视法度，这难道可以作为典范吗？这难道是治世的法则吗？所以想要改革，必须全部淘汰武职之后才行。宋代知婺州杨应有话说：各路屯戍的军队，应当归属地方长官管理，兵民的管理统一，然后号令才能不分裂。如今府县驻防的武职地位，大多高于文吏，怎能颠倒过来驾驭他们呢？平时分庭抗礼，意气不平，地方长官怎能号令下属呢？州县发生盗劫，按惯例必须会同军营勘查；有押解犯人，按惯例必须由武官士兵护送，却拖延时间、短缺人手，习以为常，反而多误事，不如专门责成地方长官处理更好。然而说惯例存在，不可废除。一旦出事，那些武官在家安坐，必定捏造伤痕，欺骗上级，以此压制县官，而上级倚仗品级尊贵，包庇军营武官，归咎于地方，哪里见过军营武官捕获凶盗各犯的呢？太平盛世，白白耗费俸禄，无所事事，怎能指望他们抵御外侮呢？所以想要消除养兵的弊端，必须全部淘汰武职之后才行。如果让武职全部去除，让府县核查登记在册的士兵，淘汰老弱，甄选技艺，符合标准的留下。大府五百人，中府三百人，大县一百五十人，中县一百二十人，小县八十人。去掉军营的名称，改称为府兵、县兵。在府里，由同知、通判、经历、司狱分别承担搜罗训练的事务，而知府统领他们；在县里，由县丞、主簿、巡检、典史分别掌管教习的任务，而知县统领他们。同知、通判、县丞、主簿，这些闲职无事可做，按日分别操练，器械弓箭刀剑，务必求精熟，而府县每月一次检阅，分别优劣，赏罚必定执行。用尊君亲上、忠爱之义来训导他们，用禁止淫乱暴虐、酗酒赌博、凶狠的条例来告诫他们，每月申明一次法令。规模初步确定后，然后教以行军布阵的方法、攻战的气势，责成他们承担守望缉捕的职责，勉励他们拥有同仇敌忾之心。亲近他们如同子弟，用斧钺来威慑他们，推心置腹，任用他们如臂使指。人数虽然不多，在太平盛世，本来已经足够使用，军饷粮草容易供给。至于多事之日，就让他们招来亲戚子弟，各自编成队伍，并召集乡绅长老告知他们，让他们分别率领训练。如果让一百人平时熟习战阵以及火器技勇之类，他们的邻里亲属不下十余人，临时聚集起来教习，千人难道不能立刻凑齐吗？于是将他们分派到四邻要害之地，联合邻近各县，得到千人，那么大府就可以有一万人了。万人一心，用于防守或作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

读兵考

黄式三

古代将军队寓于农民之中，后世有人想遵循古法来制定制度，反对的人说农民不懂军事已经很久了。解释的人则说：百姓是可以训练的。反对的人说百姓软弱不如招募士兵勇猛。解释的人则说：士兵的勇怯，跟随主将的贤与不贤，而招募的士兵浮浪不羁，将有瓦解的忧患。虽然如此，古代寓兵于农，有根本有源头。农民有固定的产业，八口之家没有饥饿，这是军队的资财。学校中演奏乐舞、操练干戚，又在乡序观看射箭，武艺早有师承，这是军队的材料。每家出一人，各自在农闲时训练，这是多余的人不出服役。训练的士兵多，而王者只有一万辆兵车，大国不过一千辆兵车，其法则是八家出一人，这是七家训练的士兵，不完全成为兵车卒。王者一万乘六军，只使用七百五十乘，这是兵车卒又不完全赴军。以一万乘计算，出兵十三次，轮流使用九千七百五十乘，而一万乘的赋役，一周而有余。以八家轮流供给计算，出兵一百零六次，而八家的正卒，一周而有余。使用百姓如此宽缓。不这样而想驱使农民为兵，难啊。董仲舒说：先王的道，必定有偏废而不兴起的政令，所以政令有昏乱而不行的。

宋代的兵制弊端到了极点。马氏记录叶氏正则的兵论，推究时弊，并非不深切显明。但读叶氏文集，有几篇终论，讲安置四大屯兵及罢免厢禁诸兵的方法，如果按照他的话去实行，弊端难道不多吗？天下的事，说已成之弊容易，立革弊之法难。叶氏以经世济民自许

译阅读他的文集并概括其主旨，在于首先裁减冗兵以供给国家用度罢了。然而他的言论终究不能全部采纳。马氏推崇并信任叶氏，但在最终评论中也没有收录，是知道他的言论有弊端啊。确实，经世济民之策难以言说啊。有人说：北宋苏子瞻、曾子固已有裁减冗兵以充足国家用度的说法，在南宋则陈君举也说过。叶氏于是大肆宣扬这一学说，现在尚且认为不可实行，那么宋朝究竟靠什么来裁减冗兵呢？回答说：冗兵的问题，是由逐渐积累而造成的，如果裁减得太快太急，也会招致变故。黄文叔说，招募的士兵有缺额不要补充，收回他们的衣粮，用来供给屯田兵，用二十年的功夫来做这件事，招募的士兵老死且尽，而府兵制就建立了。这番话，大概体现了执政者不追求速成的意思吧。袁氏和叔为文叔撰写行状，对这件事详细叙述，对他的言论深感意味深长。马氏不以为然。

译自古以来，衰败时期的军队，并非在起初就比兴盛时期人数少、规模小，而是强弱形势不同，兴亡途径各异。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朝廷谋划患在犹豫不决。古代德行足以怀柔远方，四方边远部族都来朝见；次一等的情形是，敌人来犯就驱逐他们，敌人退去就不追击，敌人求和就加以羁縻控制，从未有过敌人正在入侵，却还说要羁縻控制的。等到国家衰败时，国势已经不振，往往把羁縻当作掩饰的借口，今天商议作战，明天商议议和，政令失去了常规，而畏惧作战的人便巧妙地拖延时间，以等待和议成功；勇于筹划作战的人也怀疑自己的筹划不会被采用，因而懈怠迟缓地谋划。最终导致和议未能成功，作战也随即失败。这是值得鉴戒的第一点。

第二，选择将领患在不够慎重。将领是千万人的主宰，如果不是智勇双全的人，却举荐他担任将领，正好足以导致军队覆灭、国家受辱。汉高祖任用三位豪杰，将领则是韩信，而凭借萧何、张良的忠诚贤能，也不能担任将领。等到国家衰败时，四下张望缺乏人才，只任用皇上所倚重信任的人。皇上所倚重信任的人，本来未必可信；即使可信，也未必有将帅的才能。作为臣子的人，明知用人失误，认为将帅大事不是自己所能议论的，便顺从皇上的意愿派遣。派遣将领既已失误，百姓的生命轻易断送，国家也日益缩小。这是值得鉴戒的第二点。

第三，任用将领患在不够专一。古代将领既已在外，君主的命令有所不接受。周亚夫不奉诏救援梁国，最终平定了吴楚叛乱；赵充国不奉诏攻击羌人，羌人最终不费兵力就投降了。而当时事情适宜施行，有不是公卿所能参与听闻的，并且不必奏报给天子的。因此，时机未发动时，严密而不泄露；时机已发动时，迅速而能成功。等到国家衰败时，大将在外，必定向朝廷请示命令，事情容易受到牵制，坐失良机。这是值得鉴戒的第三点。

第四，求取人才患在不够真诚。古代国家有重大疑难，谋划及于平民百姓。后世战事兴起，幕府广泛开辟言路，意图也在于得到人才，而献计投书的人，大多轻浮急躁、贪婪的人。那些深沉而有远大谋略的人，不用礼聘就不出山，而且有以礼聘请也不出山的，是估计自己的计策不能施行，功名不能成就，所以不轻易出山。如果不是身为大官的人虚心访问，得不到鲂鱼，只得到阳鱎。这是值得鉴戒的第四点。

第五，器械患在不够完备。古代谈论军事的人说，在步兵作战的地形，车兵骑兵两个抵不上一个；在车兵骑兵作战的地形，步兵十个抵不上一个；在弓弩作战的地形，短兵器一百个抵不上一个；在长戟作战的地形，剑盾三个抵不上一个；在矛鋋作战的地形，长戟两个抵不上一个；在剑盾作战的地形，弓弩三个抵不上一个。后世的敌人，水陆器械，越变越奇特，有步兵、车骑、弓弩、长戟、矛鋋、剑盾所不能对付的。所准备的不是所对抗的，名义上有军队，与没有军队相同。譬如徒手搏虎，强者喂它吃肉，弱者不能抵挡而自行逃遁，这是必然的趋势，不待智者就知道。这是值得鉴戒的第五点。

第六，训练患在不够精熟。孙武训练宫女作战，左右前后跪起，都符合他的法则；马燧训练牧马的杂役，几个月都成为精锐骑兵。人没有不可训练的。古代训练士卒，一定使他们眼睛熟悉旌旗，耳朵熟悉金鼓，手熟悉器械，脚熟悉奔驰，披戴铠甲而不觉得沉重，踏过险阻而不感到危险。而统领他们，伍有伍长，卒有卒长，旅有旅帅，师有师帅，使他们各自率领下属，以专任责任，又向他们展示忠孝，勉励和睦，以激发士气，使他们踊跃而不能自制。所以古代善于带兵的人说，像身体指挥手臂，像手臂指挥手指；又说，击打头部则尾部赶到，击打尾部则头部赶到，击打中间则首尾都赶到。这难道是夸张的话吗？后世的军队却不是这样，平时所供养的军队，老弱参半，而壮年人也习惯于不听从教导。一旦有事，就招募义勇来补足。不知道义勇不是能一下子招募到的。当军事兴起的时候，下令招募士兵，那些应募的人，大多骄纵玩忽、怠惰，不从事农业也不从事商业，是市井所不齿的人。有武艺的，百人中有一个；而懂义气的，万人中不知道能得到四五个人吗？所招募的人，临敌逃遁，像鸟兽一样散开，这是必然的趋势。这是值得鉴戒的第六点。

第七，应援患在不够迅速。用兵的规律，防备前面则后面兵力少，防备后面则前面兵力少，防备左边则右边兵力少，防备右边则左边兵力少，无所不防备，就无所不兵力少。只有兵力少而有应援，敌人到来就坚决抵抗，以等待援兵到来。后世的将领，有的有所畏惧有所忌讳而不互相救援，虽然有张巡、许远，坚守孤城抵抗强敌，最终死亡而不能保全。这是值得鉴戒的第七点。

第八，藩篱患在不够坚固。凡是一郡一省，各有要害之地，必须有重兵镇守，使敌人不能前进。王公设置险要来守卫国家，这是《易经》所说的，难道会是虚假的吗？后世的将领，不守险要抵抗敌人，而只在靠近城郭的地方镇守军队。譬如病人，不在皮毛脏腑治病，等到病深入骨髓后才用药，病人最终死亡。这是值得鉴戒的第八点。

第九，奖赏功劳患在不够真实。自古以来圣王用来笼络豪杰的，只依靠爵位赏赐来荣耀他们。然而爵位赏赐只用来荣耀豪杰，那么高尚不仕的人，也羞耻自己置身于豪杰之外，而奋发激励于功名。后世战事刚起，大官仓皇失措，往往听信市井污贱之言，而

译突然加封爵位和赏赐。豪杰之士正以与他们为伍为耻。唯恐爵赏玷污自身。而有志于功名的人就很少了。况且在战争兴起的时候。必定有攀附权贵的人。滥竽充数地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各军籍之中。事情如果稍有功效。那些尽心竭力去经营的人。必定反而被攀附权贵的人所掩盖。而立志功名的人就更少了。至于那些为国事而死的大臣。赠予的荣誉应当隆重。以示奖励和劝勉。但他们的情况也有不同。在宋代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有《死节传》。有《死事传》。战死的大臣。并不都收录在《死事传》中。为国事而死的大臣。也不能进入《死节传》。袁燮说世间有勇于为义殉节。却没有奇策应对敌人。拱手就死的人。称之为徒死。明代于谦说死亡有两种。有前进作战而死。有撤退失败而死。事情不可混为一谈。滥加赏赐应当防止。前贤已经说过。这是可以借鉴的第九点。第十点是军法担心它不严明。贪生怕死。是常人的共同心理。所以古代军中的法令。不能不严明。使做士卒的人。知道后退必定不能免于杀戮。前进或许可以求得生存。所以冒着白刃。面对箭石。只有前进没有后退的人。虽然说平时用恩义激励他们。也是临时用严明的法令驱使他们罢了。至于将帅的任用。如果他们屡次作战有功。事业显著。偶尔一次失败。正像邓禹在赤眉军那里受挫。郭子仪在相州溃败。不可以立刻抛弃不再任用。如果他们平时只是遵循资历。达到高位。一旦有事。抛弃军队逃跑。在这种情况下还对他宽容原谅。借托包容瑕疵的美名。失去铲除杂草、清除祸根的意义。而空说胜败是兵家常事。不知道胜利才是常事。失败是变数。那么军事事务就更加不整肃了。这是可以借鉴的第十点。只有朝廷的谋略已经决断。然后再选择将帅。将帅已经得到合适的人选。然后任用他们并且赋予专权。将帅有了专任的权力。然后求才又真诚。由此准备器械。精于训练。迅速支援。巩固边防。对于事情的胜败。公正地施行赏罚。用兵的大纲不丢失。国家因此由弱转强。敌寇就不能得逞其势力了。从前孔子曾经说军旅之事未曾学过。却又自己说作战就能取胜。善于谋划就能成功。充实兵力的政事。来回答子贡。而冉有在齐国战败。也说这是跟孔子学的。那么儒者对于军事。不可不详细考察其始末。所以阅读马氏的《兵考》。敢这样连缀言论。

译东南军事策略 咸丰七年

谢章铤

唉！当今的局势，难道不棘手吗？反叛的夷人窥伺于外，土匪横行于内。军队不像军队，将领不像将领，省官不像省官，县官不像县官。财力与人心，毫无可依赖之处。如果不改弦更张，将落到什么地步呢？请列举几件大事列于篇中。

第一是减兵。军队贵在精干而不在于众多。如今的军队，有名无实，所以遇到缓急情况不足以依赖。国家出资粮来供养军队，如今的将领却克扣军饷来虐待士兵。冒领侵吞，军饷发到士兵手中的，十成中不超过五成。士兵无法养活自己，于是兼营商业，兼做各种工匠技艺，兼管捕盗缉奸，甚至欺骗赌博、窝藏娼妓，无所不为。这是聚集数十万闲散之人，与百姓争利而从事不法行为。他们对于坐卧进退的军令，不懂是什么意思；对于弓箭火枪盾牌等武器，不知道有什么用。将领不了解士兵，士兵不了解武器。将领越富有，士兵越贫穷；将领越骄横，士兵越懈怠。无事时互相虚与委蛇，有事时士兵把将领视为仇敌，抛弃他离去。因此天下都苦于没有钱财而不够使用。我说要节约用度。天下都苦于没有军队而不足以战守。我说要裁减军队。现在试着把供养一万士兵的军饷放在这里，我提取一半来供养三千士兵，留下一半作为犒赏。淘汰年老体弱的，淘汰懒惰怯懦的，淘汰人与武器不匹配的。每天训练他们，一个月后让他们互相较量，挑选出特别优秀的组成一个部队，勉励中等的，训诫下等的，再次训练。一个月后再次较量，再次挑选出特别优秀的。像这样反复多次，然后全部淘汰掉下等的，那么剩下的就都是精兵了。一个士兵可以抵挡十几个人。军饷丰厚，士兵就不必为生计担忧；赏赐丰厚，士兵必定效命。供养一万士兵却得不到一个士兵的战斗力，哪里比得上供养几千士兵而获得一万士兵的效用呢？

有人说，这是国家制度，怎敢轻易更改？况且军队突然裁减，更恐怕他们不团结而作乱。然而如果有利于国家，即使上奏皇帝也是可以的。何况自战争兴起以来，士兵死亡逃亡的不知有多少。从现在起不再补充，留下他们的军饷来供养现有可用的士兵，这就是不裁减的裁减。古代做将领的，必定有敢死之士率先登城陷阵，称为选锋。就本着这个意思来训练乡勇民壮，这也是州县所能做到的。否则虚张声势地登记兵籍，白白耗费钱粮，见到贼寇就逃跑，见到百姓就争夺。这是助长贼寇声势而动摇民心的，就是这些士兵。他们能做什么呢？

第二是选将。忠勇且懂兵法的将领，不能迅速得到。为今之计，就把不爱钱作为第一标准。不爱钱才能不怕死，不怕死才能不死。怎么知道他爱不爱钱呢？就看他约束士兵严不严来辨别。如今的将领夺取士兵的口粮，却放纵士兵夺取百姓的口粮。淫乱掠夺骚扰，有时比贼寇还厉害。贼寇经过像梳子梳过，军队经过像剃刀剃过。法度不建立，怎么当将领？请在军队经过的地方，咨询当地父老，谁能约束部队，公平交易，不敢觊觎民间一粒米一块肉的人，就破格提拔这个人。长期驻守堵剿，考察那些士兵多有伤亡、将领没有辎重的人，既厚恤他的士兵，尤其应当尊崇优待他的将领。士兵多有伤亡，说明他对抗敌人效死；将领没有辎重，说明他面对财利不贪婪。将领贪婪，一定不能执法治理士兵；强行执法，士兵必定离心；离心必定不保卫将领。所以做将领的道理，从与士兵同甘共苦开始；与士兵同甘共苦，从不爱钱开始。

第三是严赏罚。战争凶险危急，人为什么乐于屡次濒临死亡？冒着刀箭争夺首级的，争功的心少，畏惧法度的心多。然而如今违犯军纪，明天又做将领；今天丢失土地，明天又做官。即使不做将领不做官，罪不至死。他们有什么可担忧的？紧急时就狼狈逃跑了。况且贼寇虽然凭借险要固守，但他们的势力穷困窘迫，列营百里，耗费军饷数年，既不能平定，也不听说奋力作战，逗留观望，这是什么意思呢？况且贼寇不耕种而有饭吃，不织布而有衣穿，如果没有接济，靠什么存活？防堵疏漏，可想而知。这不是大伸军法不行的。然而赏赐先给下级，惩罚先给上级。有功即使地位低也加倍赏赐，无功即使地位高也加倍惩罚。加倍赏赐则士兵受鼓励，加倍惩罚则将领勤勉。加倍赏赐一个士兵吃十个士兵的口粮也可以，加倍惩罚并处死示众也可以。考察时机，限定期限，严厉的告诫耸动在前，重刑督责在后。前进必定生路，后退必定死路，抓获贼寇必定生路，丢失贼寇必定死路。那么因循怠慢的风气，或许可以稍微振作。治疗疲弱沉疴的顽疾，本来应当舍弃温和的药方而使用猛烈的药物。温和的仁爱，琐碎的义气，恐怕不足以唤醒聋哑之人。

第四是府县应当长期任职且有权力。从督抚到府县，都有守卫土地的责任。然而府县不得力，那么土地终究守不住。府县众多而督抚单独，单独所以势力达不到。府县与百姓亲近，督抚与百姓疏远，疏远所以情况不通。想要安定百姓，那么府县应当长期任职；想要剿灭贼寇，那么府县尤其应当有权力。如今的府县，智勇聪明，疲于营私，弊于逢迎，颠倒于供应奔走之不暇。何况年少不更事，突然东调西调，转移千里，暂住几个月，虽然是府县，问他们当地险要不知道，问百姓疾苦不知道，问奸究有无藏匿不知道，问人才谁可用不知道。官员不熟悉百姓，紧急时呼唤百姓，百姓不应答；百姓不信任官员，紧急时依靠官员，官员无措。一旦遇到贼寇，百姓动摇则官员孤立，官员逃跑则百姓死亡。并非没有忠义之士，断头断腿，自

译保全他们的节操，却对国家大事毫无补益。这如果不是调动过于急促，就是苛求太过而不加禁止。现在请求选拔贤能的府县官员长期任职，不要挑剔他们的瑕疵，不要牵制他们的行动，宽恕他们的一切过错，唯独丢失贼寇或失守土地则必须处死。因为害怕丢失土地，所以一定会极力防范贼寇；因为害怕丢失贼寇，所以一定会极力团结百姓。百姓没有离心，多一个百姓就少一个贼寇；百姓有勇气，多一个百姓就多一个士兵。然后再用兵法来部署，用乡来保卫县，用县来保卫府。贼寇想攻打县，一定不敢越过乡；贼寇想攻打府，一定不敢越过县。又有大营在中间控制，精锐部队在左右形成犄角之势，打败贼寇是必然的了。否则，对府县的责任要求过轻，对府县的任用不专一，即使有贤能的总督巡抚，能分身千万亿去替府县守卫这片土地吗？事情败坏，总督巡抚就把过错推给府县，府县就怨恨总督巡抚，这是两败俱伤的做法。然而，其关键则归结于赢得人心。赢得人心不外乎名与利。豪杰之人喜好名声，现在市井小民带着几十两银子，俨然位列于士大夫之中，功名已经不足以打动豪杰了。愚钝之人喜好利益，现在浪费横生，应当用时却无力，府库空虚，奖赏不足以覆盖功劳，而财物已经不足以打动愚钝之人了。因此，想要谋划却没有智慧，想要作战却没有勇气，任命将领出兵，只是一场喧闹罢了。国家根本日益亏损，其流弊还忍心说吗？那么，用来收拾和鼓舞人心的方法，应当也知道改变策略了。因此，这些话看似很迂腐，实际上关系到整体；局势看似很缓慢，实际上迫在眉睫。智者观察到了，难道能不惊心动魄吗？至于精心操练，修缮器械，充足粮饷，屯兵要害，使用反间计，勤于侦察，加固城池，安抚流亡百姓，随时制宜，因地取利，固然不必像刻舟求剑那样死板，而惶惶然成为纸上的空谈。

译桂阳兵志叙

王闿运

桂阳在隋朝以前，占据五岭中的两座。秦始皇曾派遣五十万大军戍守五岭，军事威势积重已久。汉代太守都能凭借虎符调发军队。从那时直到隋朝，州县的军队都是遇事才征发，所以没有养兵的耗费。境内有小偷小盗，就交给贼曹，责成游徼、亭长，早晚就能捕获。如果太守特别派遣府吏征发当地的徭役，也比当今督抚调派的营兵好上千万倍。自从唐朝设立府兵制，养兵的耗费就开始了。然而州县军队仍然不完全屯驻，刺史、县令遇到小偷小盗，也能自行捕治。地方长官的权力还比当今的司道更重。赵宋趁着衰弱观察衅隙，夺取天下，亲眼见到兵权的重要，害怕臣下官吏效仿，大大削减下级权力，严厉地设置防范。文武分途，互相猜忌制约。又担心奸邪之人突然发动，袭破城池寺庙，便在州县屯兵，星罗棋布。天下的财赋，全部用来养兵。元明沿袭这种弊端，坐吃数十万士兵，每天有军兴的耗费，到处都有戍卒的设置。海内动荡不安，没有安宁的时候。沿袭陋习、重蹈谬误六七百年，通达明敏的大臣，明智的儒生，耳目所闻所见，好像认为这是上天定下的，舍弃历代的良策，反而引用寓兵于农的迂腐理论。可悲啊可悲啊。没有寇患却养兵，是剥夺耕作的百姓；有事时征发士兵，是士兵常享无事时的俸禄。有百年的供养，却没有一天的使用，却一定要拘泥于制定田里、准备器械，白白耗费天下财力，否则又想进入田庐将农民编入伍队，给农夫牧童披上铠甲，让他们奔走在车马之间。其缘故在于贪图兵力的使用，却忘记了它不可常养。军队，不像矛戟刀剑那样，可以磨砺收藏；不像农桑百工那样，可以择地趁暇试验；不像孟贲、乌获、成荆、夏育那样，举鼎击剑，一人就能胜任。虽然有精锐的军队，百金选出的勇士，不见敌人，不识变化，不交锋，就不能成阵。所以屯兵超过时限，军队就会老弱，士兵就会懈怠。今年养兵明年就解散，因此动荡的世道，江南有锐利的锋刃；百年太平，匈奴没有强劲的军队。古代圣人的制度，役使百姓随征，四季的田猎，仅仅用来简阅车甲、旗帜、兵器、镯铙，显示征发，等待召募。等到夷狄强盛，也都役使百姓，临事才试验他们，没有预先用徽帜标记，使他们区别于四民之外。自从秦朝以来，兴起的国家很多，哪有按名册召练士兵，用成营作为旧资，不致力于教化百姓的根本，只谈论养兵的兴盛，自己导致糜费败坏，像这样低劣的呢？因此文武分离而将帅断绝，营兵设立而国用空虚。近年军兴，通用召募，然而暗中与古制相合，反而自认为是权宜之计。劳神费力地统一，却不知道它们相同。还认为二五不是十。养兵的制度，大概无法改变。现在依次列出从宋朝以来，桂阳、临武、蓝山设兵的定制，以及明末嘉禾的分拨，本朝临武的营制，以明确近代的规制。

湘军志营制篇

王闿运

军兴调发，而将帅不知道营制。被调发的，就让绿营将官，每营派出数十人，多的二百人，凑成千人、三千人的军队，将士彼此不熟悉。依照例规领取军械、锅帐、锹斧、枪矛，都粗劣钝钝不足以使用。州县征发民夫驮运载送，军将拱手乘车马，进入公馆。那些士兵有的步行扛着一矛，倚靠在民家及旅店门口，居民惶恐害怕，只恨他们不走。等到遇到寇患发生，屯垒墙壁不及肩膀高，背着盾牌往来营门，狭窄杂乱喧哗，十军中有九军如此。有能力的，因地制宜约束，自成风气。诸将虽然想要统一，大多不是自己所统领，无法执行禁令。只有满蒙军队稍整齐，但骄横傲慢，言语不通。他们的死亡必须奏报，又各有贵将，督抚不能统领，尤其不轻易调发。所调发的多是绿营额兵，弊端如此。民间只知他们扰累，不肯怜悯他们送死。所以征役的人更加怨恨，在寇患不到的地方仇视掠夺，而愚民避官迎贼的说法就产生了。楚军起于江忠源，那时以三百人跟随乌兰泰，不能形成营制。后来忠源官位尊师众，只是沿袭先前的格局，而法制没有改变。曾国藩既然请求在长沙练兵，奋然以召募代替行伍，完全废除官兵，让儒生带领农民，各自成营。搜考规制，古今章式，无可仿效。只有戚继光的书，号称切合时用，多因所言变通行之。不久湘军大见成效，而王珍、罗泽南、胡林翼各自撰写军营制为书。王珍自序很矜夸自己的著作，说不能让贼得到。然而所说的，是世俗所知的。琦善不以善于用兵闻名，与雷以諴一起屯兵扬州城下。雷营终夜击柝、点火、整治守备，琦善营寂静昏暗，没有火光人声。后来雷以諴过营，琦善微微讽刺他说，公营中很旺盛。雷以諴不明白，慢慢说，日夜守设火，贼能窥探我们。我击刁斗，就不听外面的声音，这是危险的做法。李元度的战士，呼噪很勇猛，席宝田诵读孟子书讥讽他说，先生的号不可。军中以呼杀为号子，所以席宝田这样说。由此看来，良史兵书所说的，雷、李实行，而不免被琦善、席宝田讥讽。军事变化，哪里可以说呢。自从湘军兴盛，人人知兵，新募军规制，一天就建立。领军者不

译必定颁布条令教谕，即所谓的《楚鄂湘军章程》。直到今天，将领们都没有这本书。而淮军本是模仿湘军兴起的，不到一年就全部改变了旧制度，转而模仿外国军队，后来的湘军又效仿淮军。建立水军，尤其费尽心思。船的一支桨、一块板，位置安排不当，就会搁浅阻碍，无法航行。等到后来成功，大多以木材轻便、用料单薄为首选。平定寇乱后，没有作战布阵的事，于是改造大船，制度务求宏大厚实。因此，现在的湘军不是从前的湘军了。况且他们的将领，过去愚钝现在骄傲，过去畏惧现在奢侈，过去憨直笨拙现在谄媚圆滑。即使再次任用儒生和农夫，那么所谓的儒生不儒雅，农夫不务农。这就是曾国藩所叹息的暮气沉沉吧。

军队兴起以来的名将，推崇塔齐布、刘腾鸿、李续宾、多隆阿。而郭嵩焘信服罗泽南，左宗棠推崇王珍。王珍是罗泽南的弟子。罗泽南死后，有李续宾和王珍。王珍死后，张运兰优柔寡断、沉默不语，最终战败而死。那么，罗泽南大概可以称为名帅，不仅仅是名将。然而论及谈论战争，他远不如李续宾。而李续宾等人，活着时气势勃发，死后就迅速被遗忘。旧部的各位将领，没有毫发之力的继承者，更何况是阅读他们的书、观察他们的人呢？

湘军之所以兴起，是为了挽救额兵（绿营兵）的弊端。曾国藩首先举起义旗，最终成就大功，不曾自认为懂得兵法。他所自负的，唯独在于教练训练。直到今天，湘军尊重上级而懂得礼节，敬畏法度而爱护百姓，仍然可以任用。观察将领是否有能力，只要在列队时吹三声号角，军士肃然如蚂蚁般接连而出，那么胜负就可以看出来了。因此，兵法不可空谈，而营制不可虚妄。

译凡是建立军营，十人编为一队，八队编为一哨，队、哨设有长官，队中设有伙夫。每队十二人，这是正规编制。八队的武器装备，第一队使用五支长枪，第二、四、六、八队使用刀矛，第三、七队使用短枪。因为长枪笨重迟缓，所以每队增加两人，因此一百零六人组成八队，由哨长统领。一哨共一百零七人，设置哨官来统领。四哨编为一营，亲兵六队，队长和伙夫的编制如同哨的编制，每队十二人。六队的武器装备，第一、三队使用主战武器，第二、四、六队皆使用刀矛，第五队使用短枪。总共七十二人，不设哨长。加上四哨四百二十八人，都归营官统领。所以说一营五百人，而哨官、营官不计入此数。其中的书记、医生、工匠，有的有，有的没有。营官的随从是营官人数的三倍，其费用由公款支出。军营使用的器具，由哨、队自备。军用器械，在立营时发放。如果损坏破旧，由营官修理，费用从公款中支出。只有铅弹、火药、绳索、帐篷，可以随时领取。营官配发十顶帐篷，八顶夹帐，两顶单帐；哨官配发三顶帐篷，一顶夹帐，两顶单帐；亲兵队配发两顶帐篷，一顶夹帐，一顶单帐；哨队配发两顶帐篷，都是单帐。全营帐篷，单帐八十顶，夹帐十八顶。辎重、军装、行粮，由长夫运送。大约每百人配备三十六名长夫，营中长夫不超过一百八十人，也不能短缺不足。行军时若索要长夫，军法主管将予以诛杀。当行军时，命令三百五十人各自准备战备器械，一百五十人督促长夫保护军用器具。前面有侦察骑兵，后面有押运部队，各自跟随所属的军营，没有错乱的。行军速度每天大约三四十里，黎明出发，傍晚前休息。行军到达的地方就构筑营垒，营官勘察地形，用绳子测量标准，从而挖掘壕沟。壕沟宽五尺，再把壕沟挖出的土堆成墙，厚一丈，高八尺。墙和壕沟总共宽两丈，把多余的土运走。每队建一个棚屋，棚屋设有厕所，厕所有内外之分，外厕四个，内厕一个。火药有专门的窖藏，用黏土涂抹密封，涂抹处留有通气孔。军营的市场设在绳墙营垒之外。如果营垒靠近市场，就严格门禁。午夜时登记造册，出入没有凭证，就加以盘查并诛杀。夜间号令的暗号，由营官授予。守夜的士兵，平时五十人，敌人靠近时增至百人，轮流换班，每班十人或二十人。哨长负责督察。五更时全部起床，早晚操练，用声音警戒。所以行军不可过快，驻扎不可松懈。行军过快则士兵疲惫，驻扎松懈则军心涣散。军队虽然强大，长期驻扎必定荒废。宁可驱使市井百姓，也不要率领旧军屯兵待战，这是自取混乱。

构筑壕沟的方法，内外双重设置。外壕宽六尺，深八尺；内壕宽深各减半。环绕挖掘，必须有横向通道，相距两丈。营垒墙壁建成后，去掉外层的通道，保留内层通道作为墙壁，如同城墙，高七尺，矮墙高度减半。墙厚六尺，左右两门出入谨慎。见到敌人就合力防御，无事时则让长夫服役。步行大约每八刻钟行十五里。冬天白天短，行军容易；夏天白天长，行军困难。以白天四十六刻钟计算，行军十六刻钟走三十里，剩下的十六刻钟用来修筑营垒，其余十四刻钟直到黄昏，这样精神闲暇，身体强壮，可以等待敌人。所以奔袭百里去求取战利的人往往会失败，这是军事上的大忌。

湘军组建骑兵，到了湖北才有。经常使用北方将领，用湘军营制约束他们，多隆阿因此显赫。起初以三百七十八人为一营，四人编为一棚，六棚编为一哨。后来讨伐捻军，更改为三百二十二人为一营，一营五哨，每人配发一匹马，只有马夫和火棚夫没有马。另有步兵十人，设立什长，单独编为一棚，以供杂役。营官长夫八人，公共长夫四十人。营官一员，帮办一员，先锋官五员，哨官十员。配发蓝夹帐十四顶，白单帐三顶，每棚白单帐一顶，马棚帐一顶。总共白单帐六十六顶，蓝夹帐十三顶，马棚七十二个。长夫八棚，白单帐八顶。马匹起初从口外购买，官价每匹八两银子，多因病或途中死亡。后来有时随所到之处购买补充。每年一百匹马，病死更换的不超过三十六匹，其余各令骑马者自行补充。另外储备买马银，每月可有一百多两，以备购买之用。这些银子出自杂费，由营官掌管。

凡是营官一员，每月发给银子二百两，不论官位高低。异军突起，也不互相统属。如果命令他们受其他将领节制，往往不能相容。不是自己提拔的人，不能归属。一营则哨官四员，每天发给银子三钱，每月支取银子三十六两。哨长四员，每天发给银子二钱，每月支取银子二十四两。什长三十二人，每天发给银子一钱六分，每月支取银子一百五十二两六钱。亲兵七十二人，护勇二十人，每天发给银子一钱五分，每月支取银子四百一十四两。正勇三百三十六人，每天发给银子一钱四分，每月支取银子一千四百一十一两二钱。火勇四十二人，每天发给银子一钱一分，每月支取银子一百三十八两六钱。长夫一百八十人，每天发给银子一钱，每月支取银子五百四十两。全营每月支取口粮和公费，共银子二千九百一十七两四钱。小月时，每天发给的扣减，每月发给的不扣减。水师的制度，依此为准。头篙、舵工依哨长待遇，舱长依什长待遇。只是没有长夫，而哨官加倍。所以水军一营，每月支取银子一千九百一十一两二钱。

骑兵依从前制度。营官一员，每月发给银子八十两。哨官每月发给银子十两八钱。先锋官每月发给银子六两。亲兵马兵每月发给银子四两八钱。步兵什长如同亲兵待遇。步兵每月发给银子四两五钱。火棚长夫

译如同步军的制度。凡是战马每月支给麸豆银二两。每营有马二百六十八匹。凡是每营每月共支银二千六百六十三两八钱。凡是统将可以专门设置营官。各营贡献资助公费。每月有的百金。有的二百金。统兵至三千人。又额外增加公费银百两。夫役费用银三十两。统兵五千人的加倍。统兵一万人的加三倍。万人则分为二十营。每营资助百金。合计起来每月三千金。这是湘军将领廉洁的地方。楚军的制度。在所统辖的各营。分别设置一名司籍。那么军队中缺额未补的。或者竟然空缺的。或者被除名的。饷银都归入该将领手中。军械修补的费用不包括在内。所以统兵五百人。则年收入三千。统兵万人。年收入六万金。这还算廉洁的将领。只有多隆阿统兵万人。而自身没有珍贵皮衣和奢华葛布的供养。家中没有房屋。儿子没有衣鞋。他真是天人啊。勤于所从事的事务。确实没有闲暇顾及私利。刘长佑的军士总是取足定额。席宝田与他争论。认为这是白白削弱自己。必定不能作战。所谓廉洁的将领。并不是吝啬于使用财物才值得珍贵。然而遵循湘军的制度。则上下相互维系。将领与士卒亲近和睦。各自维护他们的长官。他们的将领死了。他们的军队就解散。他们的将领活着。他们的军队就完整。这难道就是所谓以利为义的人吗。而愚昧的人只看重战胜。不任用文儒。那么冒死的将领就会泯灭廉洁、抛弃羞耻。日益趋向混乱。

译再次陈述吴士迈擅自杀人一案的奏疏 同治十年 左宗棠

我恭敬地奉到去年十月二十日的谕旨。先前据左宗棠奏报，中书吴士迈在营中病故，请求对擅自杀害游击朱德树一案免予查办参劾，当时认为该游击本有违抗军令应得的罪过，因此降旨准许。现在据都察院奏报，该游击的兄长朱积善派遣侄子朱常久呈文称，今年三月间，贼寇窜扰罗局镇，吴士迈命令朱德树攻打东路，因为贼寇猛烈冲击武字营，情况紧急，朱德树便率领各营奋力作战解围，等到他赶到罗局时，已没有贼寇踪迹，吴士迈却以违抗军令为由将其斩首，又说吴士迈所禀报的朱德树侵吞军饷等情，是吴士迈的随从蒙蔽保举知县的曾贵和等人挟私报复、进谗言构陷，恳请昭雪冤情，给予表彰抚恤等语。朱德树被杀一案是否确实存在冤屈，着左宗棠按照所呈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不要稍有含糊，原呈抄寄阅看等因，钦此。

臣查去年三月，逆回崔三、禹得彦窜扰陕西。臣调派统领宗岳军、已故中书吴士迈率领所部在宝鸡的陈村、岐山的罗局剿杀贼寇，接连获得大捷。吴士迈因为在罗局之战中，所部营官朱德树违抗军令，不前往罗局以东截断贼寇逃窜之路，导致贼寇窜出，便将朱德树正法。所有详细情形，臣已于去年六月初八日据实陈奏。随后奉到谕旨，当即通知总统南路诸军的翼长道员周开锡，并抄发朱积善的原呈，令其按照所呈各情，悉心察访，以求确实。后来据周开锡禀报，罗局之战，朱德树因违抗军令被杀，访查宗岳各营的营官、哨长，并无异议。朱德树被正法时，张腾飞尚在草碧地方驻扎，与李耀卿都是事后才知道，实在没有进谗言陷害的情事。曾贵和是吴士迈在湖南岳阳办理公局时，邀请协助办理局务的友人，后来入营办事，充当营官，因战功被荐保官职，并非家丁蒙蔽保举，屡次在前敌带伤，朴实勇敢，兼通纪律，其余各节均无实据，并取具张腾飞、李耀卿、曾贵和等人的禀复各件前来。臣复核无异。

窃以为军事以号令为重。令进则进，令止则止。统领以此约束营官，营官以此约束哨官、什长，哨官、什长以此约束兵勇。违抗者可以用军法治罪。所谓军法，就是明确它与寻常法律不同罢了。从统领到营哨，层层制约，然后驱使士兵出入生死之地而不动摇。军兴以来，制兵不够用，各省都招募勇丁杀贼。勇丁积功提拔至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的，不可胜数。其中骁勇果决，而又稍知事理的人，固然不乏其人。然而尚气好勇，骄横暴戾，强硬不可驱使的，也在所难免。严重的，甚至拥众自雄，公然背叛了。晋文公谋求元帅，首先推崇诗礼；唐代的州牧，多任用文人。防微杜渐，是事势所宜，并非真的重视文事而轻视武备。军营体制，只论责任轻重，不在品级尊卑。有保至提督、总兵而仍当什长、哨官的，有保至副将、参将、游击而仍充亲兵、散勇的。有在他军充当统领而在此军充当营官的，有在他军充当营官而在此军充当统领的。时地既殊，势分即异。当统领者必然节制营哨，当营哨者必然受统领节制，本来没有别的说法。

此案在崔禹等逆贼东窜之时，吴士迈命令朱德树由北路绕出罗局以东，朱德树不遵调遣，导致贼寇东窜岐山，加重了兵力负担。吴士迈官虽为中书，职实为统领，愤恨朱德树违抗军令而杀之，这是统领以违令杀营官，并非中书杀总兵。

朱积善呈文控告，以吴士迈为故意杀人，又牵强附会多词，攻讦已故的统领，波及同事的营官，不过是图泄私忿，为朱德树请恤罢了。然而终究不能说朱德树之死不是由违令所致，吴士迈杀朱德树是有意陷害。假如吴士迈对于朱德树不遵调遣这一节，禀报臣据实参奏，请旨正法，那么军令既行，人也就无从私下议论其后。却因在病中愤激，遽行正法，以致触犯擅自杀人的过失，而朱积善等遂得有所借口。臣原奏中曾声明，假如吴士迈尚存，自应查办参劾，对于擅杀情节，并无一字为其开脱。只是吴士迈既已病故，即使查办具奏，也已法无所加，而徒然开启营伍玩视军事的端倪，对于陇中时局尤觉不宜。朱积善因为图谋为朱德树请恤，所以追恨吴士迈，又因为无法解释违令之罪，所以迁怒同事的营官，并追叙咸丰二年吴士迈从前扼守洞庭湖水口之失，这实为怨仇私语，不足为凭。至于朱德树以军装布托陇州押取银俩，则陇州委员汤敏禀臣有案，臣随即饬令局方垫偿，由宗岳军大饷内划扣归款，其非曾贵和挟嫌构陷，不辨可知。朱德树素以勇敢著称，当时人都惋惜他的死而为之不平，顷汉中镇总兵李辉武也以罗局之战，赖其救援，得以转危为安，代为恳请抚恤。臣念其从征最久，无以为家

译我也时常深感怜悯哀痛。只是不敢因私情而废弃公义，从而冒犯圣上的明察。如果蒙受圣恩格外施予，宽容体恤，那么朝廷那浩荡的仁德，并非臣下所敢请求的。谨据实情详细陈述，恳请圣上明察。

译关于兵役逃亡损耗的议论与考证

俞正燮

兵役逃亡损耗，主管官员应当考察其实际情况。我经过阜阳时，有一名差役带着官银前往寿州，没有回信。官员将其妻子儿女投入监狱。过了一年，其他差役认出了他的衣服，拿着衣服辗转追查，才知道这名差役原本是被抢劫，在颍上被杀害。他的妻子儿女哀号着出狱。世间不可预知的事情太多了。《魏志·高柔传》记载：鼓吹宋金等人在合肥逃亡。旧法规定，军征士兵逃亡，要彻底追究并惩罚其妻子儿女。太祖担心这样还是不能制止逃亡，于是加重刑罚。宋金的母亲、妻子以及两个弟弟，都被没入官府为奴。主管官员上奏请求全部处死。高柔上奏制止，没有处死他们，因此得以活命的人很多。《卢毓传》记载：当时天下初建，有很多逃亡的人，所以加重士兵逃亡的刑罚，罪及妻子儿女。逃亡士兵的妻子白氏，刚嫁到夫家几天，还没有和丈夫见面。大理寺上奏请求将白氏处死。卢毓驳斥说：判处刑罚是可以的，但处死就太重了。这是完全依照从重法律，而不以人情来论断的。《高柔传》记载：护军营士兵窦礼，最近外出没有回来，军营认为他逃亡了，上表请求追捕，并将其妻子盈氏以及儿女没入官府为奴婢。盈氏接连到官府喊冤申诉，没有人理会。于是她辞别前往廷尉府。高柔问她说：你凭什么知道丈夫没有逃亡？盈氏哭着回答说：丈夫从小孤单，只依靠一位老妇人当母亲，侍奉她恭敬谨慎；又疼爱儿女，抚育照看不离左右。他不是那种轻佻狡诈、不顾家庭的人。高柔又推究询问，得知窦礼为人善良，与人无仇。他曾借钱给同营士兵焦子文，讨要不得，于是是焦子文杀害了窦礼。高柔查明了埋尸的地方。皇帝下诏恢复盈氏母子为民。这件事凄惨感人。唐代漕运，经由黄河，经历三门峡砥柱的险峻。三门峡开凿栈道来牵引漕船，挽夫胸前系着两个铁钩，但绳索经常断裂，挽夫往往坠河而死，就上报为逃亡，因此牵连拘禁他们的父母妻子。《酉阳杂俎》记载：韦皋在蜀地时，有左营伍伯在西山行营，与同伙士兵学习诵读《金刚经》。夜里在堡外拾柴，被番兵绑走。走了百余里，将他们摔在地上，用头发系在木桩上，盖上驼毛毯，睡在上面。伍伯因念经得以脱身，天亮时已经到家。到家五六天后，行营将领才上报他逃亡。官员不能事先为他筹划保护，等到他死或失踪，无法弥补缺额，就随意以逃亡备案。兵役因为公务而死或失踪，得不到抚恤荫庇，反而祸及家人，这是仁人君子应当怜悯挂念的。《吴志·赤乌七年注》引《江表传》记载：孙权下诏说：督将逃亡叛变，却杀他们的妻子儿女，这是让妻子抛弃丈夫，儿子抛弃父亲，非常伤害道义教化。从今以后不要杀他们。《旧唐书·孝敬皇帝传》记载：上表说：军伍中杀伤不及傔人，以及不是因为战事而死亡，同队的人应当有罪。于是有很多无故死或失踪的，大多注为逃亡，家口没入官府，实在令人哀怜。希望免除他们的没官配役。总章元年的上表，皇帝下诏听从。这是仁人根据时势废除一切严酷法律的证据。就像明英宗停止殉葬的诏书，其仁德恩泽广博啊。

卷七十六 兵政二 兵制下

整顿步军营积弊疏 咸丰三年

黎吉云

奏报：步军统领衙门积弊太深，现在正值更换提督之初，请求命令大力整顿，恢复旧规以重视防御。恭敬地折奏，祈求圣明鉴察。

私下认为，国家设立步军营，立法最为完善。将满洲、蒙古、汉军合编为营，隶属于统领。从统领一直到委署步军校，层层管辖。步兵两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人，分布周列，取象于人的身体，营卫宣通和谐，呼吸相应，以此来抵御外敌而护卫内部。这是八旗禁旅的制度，超越了前代。哪里想到实行久了就弊端丛生，到现在几乎如同虚设。臣听说该营的弊端，有办事的名目，大约二十四旗，每旗办事的人五人，五人中又有一个总头。这五人都出自招募，不是正身旗人。正身旗人注籍在军营的，并不当差，只吃甲米，饷银都落入办事者手中。虚报伍缺额，不足十分之一二。统领查点时预先雇佣，有无赖之徒，多进入应卯。每次饷银，由办事者冒领。各处都有陋规，很难查究。甚至有把持田地，豢养盗贼，卖放米车出城的事情。像这样在京城之下，法营私，如果一旦有意外之虞，还足以作为保障吗？现在东南半壁江山，贼匪窜扰，那么京营武备，亟须实力讲求。凡是隶属于领侍卫内大臣的，隶属于八旗都统、副都统的，都应当日日训练，以壮大国威。而步军几乎如同虚设，整顿实在难以稍有延迟。最近奉旨派左都御史花沙纳兼管，在任之初，无所回护。相应请求命令革去招募，永远不准有办事的名目。专用满蒙汉旗都统的闲散人员，由步军统领行文各旗都统，开明额缺数目，令各都统挑选精壮能当差的人足额，送到步军统领衙门妥为分散到各地，实力当差。至于从前办事著名把持的人，应请求交刑部严讯追究，以杜绝弊端源头。每月钱粮，由各旗都统眼同印房章京发放。这样饷银就不虚糜，一兵得一兵之用。

况且臣还有请求：步甲每名，月支饷银一两五钱，不足以资助当差，不如将三名合并为二名，估量人心自然踊跃。从来兵贵精不贵多，况且即使改三名为二名，数量尚且不少吗？至于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