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二　礼政十二服制下

译长久废弃了。没有从祖祔食的礼仪。不立继承人，那么祭祀进献就没有人了。古代大功之亲，分居而共用财产，有余则归给宗族，不足则向宗族借贷。现在人人各自私藏其财，有积蓄却不立继承人，那么争端纷纷兴起，混乱的诉讼也就增多了。所以，本不当立继承人却立了继承人的，是君王不得已的做法。想要纠正近世立继承人的过失，就必须恢复宗法。宗法既已恢复，那么丧祭就有主持者，而争竞自然消除。然而宗法与井田、封建相互维系，难道是近日所能立刻恢复的吗？不能恢复宗法，不得已而顺从人情立继承人，以制止人们的争竞，那么就不应当仍然援引古人立大宗继承人的制度，来妄加附会于“不贰斩”的道义。孔子说：“孩子出生三年，然后才脱离父母的怀抱。三年的丧期，是天下的通丧。为了尊崇祖先，所以不使大宗绝嗣。大宗因为敬宗尊祖，所以必须降低小宗的服制。现在的意思都与这不同，却引为类比，这在礼制上不是比拟失当吗？所以我私下认为，所继承的不是百世不迁的大宗，那么所生的父母也不妨并重，都服三年丧。这在道义上权衡较为安定，在情理上反推较为顺适。所谓世事不同于殷周，随之变化，就是这类情况。问：古代妇女为公婆服丧一年，后世增加到三年，议论的人认为这不符合“不贰斩”的道义。现在所议论的，莫非与此类似？答：妇女为公婆服丧，是随从服制。随从服制则服制重于情理，不应当增加的。这不是“不贰斩”的意思。为人后者，为其生父母服丧一年，是降低服制。降低服制则情理重于服制，有所特别重视而不能伸张的。如果不是特别重视而可以伸张，所谓即使增加一天也胜过已经结束的，又有什么“贰斩”的嫌疑呢？

译关于为别人做后嗣的人，应如何为生身父母服丧的讨论如下：

沈垚

宗法制度既然已经废除，士大夫阶层没有封地和世袭的俸禄可以庇护后代，又没有古代那样的家法，子孙能够世代继承家业的很少。当世被推崇为望族甲门的，还保留着宗法遗意的，全国不过几家。然而这几家，固然有不沿用宗法之名，却暗合宗法之实的。古代的宗法，原本施行于士大夫阶层，并非施行于平民百姓。因为有爵位俸禄，所以有宗庙；因为有宗庙，所以有宗子。宗子主持凝聚族人，所以孤寡残疾的人，得以有所供养；夭折和无后嗣的人，得以有所祭祀；无能而列于平民的人，得以有所统属。这就是所谓的以宗族来赢得民心。至于那些愚昧的平民，不但没有宗庙，甚至有不知道自己姓氏的，又怎么可以用宗法来划分他们呢？孔颖达说：殷代的制度，开始有爵位以及他国来任职的人，如果子孙的禄位不断绝，就作为太祖；周代百世不迁的祖先，只有别子而已。又如果别子本人没有爵位，到子孙才开始有爵位，以及中途衰败而后复兴的，即使是别子也不能作为太祖。如果不作为太祖，那么就只是小宗，而不是大宗了。那么周代的大宗，比殷代要少。只有天子诸侯的子孙，世代拥有爵禄、保有宗庙的，才能作为大宗，才能立后嗣，并降低为生身父母所服的丧服等级。在一个国家之内，有几族是这样的呢？现在宗法虽然不施行，但只是不沿用它的名称罢了，并非没有它的实质。怎么说呢？周代的宗法，不是在封建天下的情况下不能施行，后世应当以殷代制度为标准。现在的亲王，相当于古代的同性诸侯；现在有大功受封爵位的，相当于古代的异性诸侯。因为没有分封土地，所以次子不能成为别子，而长子继承爵位的，就是大宗。至于那些身经百战，以死报国，天子嘉奖其忠节，授予世袭官职，让子孙承袭的，也是古代世袭俸禄的遗留。天下的豪杰，从田野间崛起至大官，以才识谋略自见于世，被举世推崇为名公卿的，就相当于古代刚开始获得爵位的人。如果他们的子孙能世代继承其忠义，长久为国家效力、抵御外侮，那么他们的祖先就是百世不迁的祖先了。这难道不是不沿用宗法之名，却不得不有宗法之实吗？既然有大宗的实质，而为别人做后嗣的人，如果不遵循为大宗立后嗣的制度，就违背礼制了。所以王公贵人，凡是有官禄，嫡长子世代相承的，他们立后嗣，应当仍然沿用古代为大宗立后嗣、不双重斩衰的礼制。《礼记》说：礼不下庶人。古代不双重斩衰的原则，原本是针对士大夫家庭而言的，不是针对平民而言的。王公贵人嫡长子世代相承而立后嗣，就采用不双重斩衰的条例；即使是做大官，但不是嫡长子世代相承，以及平民为了止争而立后嗣，就采用并尊、可以双重斩衰的条例。这样大概两者就不相违背了。

回复盛小迂关于持守为生身父母服丧制度的信：

亢树滋

听说古代居丧期间要诵读丧礼。我不孝，悲痛地遭遇生身母亲的大故，在昏迷之际，妄自认为应当降低服丧等级，不降低服丧等级，于是持守斩衰之服。见到的人都说这不合礼，就连我的兄长也认为过分，谆谆教诲。我心里不安，于是考证《礼经》、《通典》、《家礼》、《孝慈录》等书，都没有持守为生身尊亲服丧的记载。最后查得《大清律》，有生父的斩衰三年不必说。如果是为别人做后嗣，就应当以嗣父的存没、出嗣的早晚，来决定为生身父母服丧的隆重或减轻。嗣父在世，就为生身父母服杖期，心丧三年；嗣父去世，就仍然为生身父母服三年。身体还未离开襁褓就为别人做后嗣，就为生身父母服杖期；身体已经成立，因为全族公议理当立为后嗣的，就同服三年。这些都是斟酌天理人情至极的。这是律文的说法。那么现在嗣父母已经去世，我自然应当仍然为生身父母服三年，才合乎义理。大概古代制度可以遵循，不如国家典章更应当谨守。只是律文没有说斩衰还是齐衰。考证古代制度，斩衰之下，有齐衰三年。如《礼经》，父亲去世为母亲服丧，母亲为长子服丧，孙子为祖母承重服丧，庶子为生身母亲服丧；唐律，父亲在世为母亲服丧，媳妇为公婆服丧；《明集礼》，女儿在室为母亲服丧，女儿出嫁返回在室为母亲服丧。到了《孝慈录》，除了母亲为长子改服不杖期外，其余都从重服斩衰。本朝沿袭它，没有齐衰三年的制度了。那么律文所说的三年，应当是斩衰无疑。只是或许有碍于《礼经》不双重斩衰的文字。我私下思考，不双重斩衰，在古代礼制中是这样。如儿子为父亲服斩衰三年，而为母亲服期年；媳妇为丈夫服斩衰三年，而为丈夫的父母服期年。这就是所谓的不双重斩衰。现在的制度，儿子对父母，媳妇对公婆，都同服斩衰，已经不是不双重了。假使先为父母服三年，后来奉祖命出嗣，将拘泥于不双重斩衰的文字，而不为所后嗣持守尊亲的丧服吗？这绝对不可以。那么又有什么忌讳双重斩衰呢？况且《丧服传》说：为什么不双重斩衰呢？因为持守大宗的重丧，降低小宗的丧服。既然说持守大宗的重丧，降低小宗的丧服，那么同为小宗的不必降低就可知了。那么《丧服总类》，也是律文。为什么降低生身父母到不杖期？回答说：降低到不杖期，是律法设立大法，用来尊奉天下做父亲的人；而允许仍然服三年，是礼制顺应人情，用来体恤天下做儿子的人。本来并行而不相违背。又查《后周书·柳庆传》，柳庆出

译后来，他过继给第四叔。等到遭遇父亲丧事时，议论的人不允许他为父亲穿重孝。庆哭着说：“礼制是顺应人情的。如果在过继的家族中，还有需要穿齐衰斩衰重孝的情况，可以舍弃这边的礼制去顺从那边的。如今第四叔去世已经很久，情势无法挽回，怎么可以剥夺礼制，违背人的天性呢？”当时的舆论无法压制他，于是他用苫布守孝直到丧期结束。这与当今律法的意旨完全吻合。既然如此，古人也有这样做的，并非从今日才开始。至于丈夫过继给别人，他的妻子为丈夫的亲生父母降等服丧，穿大功服，历代都遵循这一规定。只有俞汝说：“礼制规定，媳妇为公婆服齐衰不杖期。丈夫过继给别人，降等服大功。如今既然为公婆服丧三年，自然应该跟随丈夫改为服不杖期。”如果俞汝的话可信，那么也应当像孙子为祖父母服丧、出嫁的女儿为本宗父母服丧一样。然而现在却有人坚持穿重孝服丧一年，这是礼制和律法都没有记载的。我不敢贸然提出这种看法。我愚昧的意见，是否恰当，恳请指教，不要让我陷入不合礼制的境地，那就太幸运了。

译关于为别人做后嗣的人，应为本生祖父母服丧的议定

张履

为别人做后嗣的人，对于本生祖父母应服何种丧服，自《礼经》以及古今关于丧服的各类书籍，都没有明文规定。徐氏《读礼通考》记载宋代崔凯的议论，认为应当服大功之丧；而汪氏《中述学》认为，小功是兄弟的丧服，不能用来服祖父母，齐衰三月降等则无服，比照经义，服本服无疑。女子出嫁后，为父母服期年之丧，为曾祖父母、祖父母不降等，《传》说：“不敢降等对待自己的祖父母”，这就是例子。我的嗣子户部喜孙极力坚持这种观点，因为我的座师大宗伯萧山汤公正主持礼典，认为我应当向汤公请示，以此制定制度，作为万世的明法。我认为女子出嫁，有归宗的道理，所以上不降等对待祖父母，下不降等对待作为父亲后嗣的兄弟，这是崔凯议论中的话。《仪礼·丧服传》说：“为什么也为作为父亲后嗣的兄弟服期年之丧呢？妇人虽然在外，必定有归宗，称为小宗，所以服期年之丧。”孔氏伦说：“妇人归宗，所以不敢降等对待祖父母。”而为别人做后嗣的人，持重的是大宗，降等的是小宗，这与归宗的意义不同，所以对于作为父亲后嗣的兄弟，没有不降等的条文，那么对于本生祖父母，也不能以女子不降等对待祖父母为例。然而服功服，实在于义理不安。这应当深入探求类比，不容易凭主观臆断来说。有一天我拜访汤公于府邸，于是将户部的说法进呈，陈述我的疑惑。汤公说：“对。应当降等其月数，而不改变其丧服。如果能找到齐衰九月的例子，那么衡量情理则安，符合义理则协，可以折中礼制了。”我退下来考证《礼记·大传》，注解说：“公子不得宗奉君主，君主命令适昆弟为他宗奉，让他宗奉他。所宗奉的是适子，就像大宗，死后为他服齐衰九月。”孔氏说：“因为君主在，压抑兄弟，降一等，所以九月。因为他是大宗，所以服齐衰。”《仪礼·丧服》不杖期章，注解说：“丈夫妇人作为小宗，各自按照其亲属的丧服。避开大宗。”疏解说：“大宗则五服之外，都服齐衰三月；五服之内，月数计算如同邦人，也都服齐衰，没有大功、小功、缌麻。”按《丧服记》宗子孤为殇条下，郑注与此疏不合，也自与《大传》注乖异，留存考证。按此则齐衰自期年以下、三月以上都有。九月虽然在经文中没有明文，但经师推校所得，自足以依据。况且礼可以因义而起，为曾祖父母服齐衰三月，后世增为五月，没有非议的。现在如注疏所说，既然有齐衰九月，那么为别人做后嗣的人，为其本生祖父母，可以援引作为制度无疑了。已经向汤公复命，于是私下保存此议如此。

程易畴答复段若膺关于为别人做后嗣的人服其本生亲降一等的书信中说：“为其祖父母、世叔父母本应服期年而降等，应当服大功。为其曾祖父母本应服齐衰三月而降等，应当服缌麻。”沈果堂集也说：“为祖父母服大功九月，为曾祖父母服缌麻三月。”又说：“回归为本亲，自曾祖而止。”按曾祖父母没有月数可降，那么不得已降为缌麻是可以的。后世既然为曾祖父母服齐衰五月，那么降等应当服齐衰三月。自记

出后之子为本生祖父母服丧的议定

沈钦韩

为别人做后嗣，为其父母服期年之丧，对于兄弟降一等，有如同兄弟的丧服，经文虽然不言，但可以类推，不必怀疑对于自身的祖父母也是显然的。如果是出嗣者的儿子，对于出嗣者的父母，晋代太康年间断定为服大功，刘智、王彪之等人跟随这种说法，这是主于恩，而视父亲的例子降一等。贺循、崔凯等人认为恩止于其身，不及于后代，这是断于义，而以所后之亲疏为服纪。试论之曰：以义断的，很符合古制而可通于今；以恩重的，如果循于俗而很违背于礼。为什么呢？小宗虽然绝嗣不为后，大宗不可绝嗣，所以取族中的支子为后，缘于人之常情，适子自不当为后罢了，并非说大宗不得以适子为后。适子尚且不为后，那么没有兄弟的人不为后更加明显。父母对于自己为轻，而所后的人对于自己为重，一个是枝蘗，一个是根本，自然不得重其所轻而轻其所重，犹以为天性之爱，不可顿减其本亲之恩，所以对于兄弟降一等，出降之名，不可传世。为什么呢？子以初生为对，所以不没既出之名；孙以继体为正，莫分其一成之实，恩杀于既往，义隆于方起，尊祖敬宗，祖可参两哉？所以慈母、妾母不世祭，《传》说：“于子祭，于孙止。”亲在一家，犹不顾其私，以所主为重，宗道犹君道，古者以门外之治断之无疑。今世之为后者，固非若大宗之重，义有不得已者，推伯仲之分，计亲疏之序，亲昆弟之子在，从父昆弟不越之也；从父昆弟之子在，从祖昆弟之子不越之也，不必骤推缌麻无服之列于其祖，令有之，亦义所不得已者也。吾谓深合于古而可以通于今是也。若曰：以祖孙之至戚，而等诸路人，似非人情。且服本亲，不伤于厚，在俗之情，既推其子若孙而远之矣，又觊其于我偏厚焉，是不过分虚名于所

译这是后来的情况。他们贪图拥有财产，从而波及父亲和祖父。唉，这是轻薄恶劣的行为啊。传文说：“兄弟之间的道义本无分别，然而之所以有分别，是避开儿子对父亲的私情。儿子如果不偏爱自己的父亲，就不能成为儿子。难道不应该因为恩情不能两全而隆盛，道义必须专一吗？对于儿子自身，如果同等对待所继承的份额，就会转移他所厚待的对象，何况是继承宗祧并附祭于祖先的人呢？贺循说：‘断绝（对生身父母）的恩情，是为了使心意专一。’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如果还保留期年、大功等级的差别，处于似是而非的中间状态，那么降低一等的服制，为什么不说说他的儿子对祖父也这样呢？实在是因为道义上不能相通。《礼记》说：‘为母亲的外亲服丧，就不为继母的外亲服丧；不为被休弃的母亲的外亲服丧，就为继母的外亲服丧。’郑玄认为即使是外亲，也没有两个宗主。那么宗族可以有两个宗主吗？况且孙子不为被休弃的祖母服丧，就可以知道对生身的祖父母没有降低服制了。假如说大功本来比期年轻，那么孙子作为祖父的继承人，能说已经为所继承的人服了三年丧，却又为生身的祖父母服期年丧吗？经文在小功章才出现从祖祖父，其条例严格而不允许混乱。所以我主张为所后祖父服大功的说法，如果是遵循世俗而严重违背古礼，那就是错误的。有人说：‘你的话，不是教导人们厚道。’我回答说：‘这正是厚待世俗的根本。确实偏爱自己的子孙，不要轻易让自己的儿子做别人的后嗣；确实想厚待父亲和祖父，不要轻易轻视宗族而做别人的后嗣。看到同族的人只服缌麻或无服，却还命令他做后嗣，这本来就不想要自己的子孙；知道反而成为缌麻或无服，还做别人的后嗣，那又是自己断绝了与父亲和祖父的关系，何必在乎那微薄的服制呢？问：‘怎样才可以立后嗣？’答：‘贤德的人不应断绝后嗣，尊贵的人可以不立后嗣。既非贤德又非尊贵，那就只是愚昧的鬼魂罢了。把他的财产分给宗族是可以的，没有宗族就归没官府也可以。法令说：‘不是同宗而做别人后嗣的，不与士人伍同列。’

译回复汤茗孙讨论本生祖父母丧服的信

胡培翚

来信教导说，过继给他人做后嗣的人，对于自己本生的祖父母，应当仍然服期年之丧。依据《仪礼》中女子出嫁为祖父母服期年之丧，传文说“不敢降低对祖父母的丧服等级”可以证明。培翚按：这种说法已经见于《通典》。崔凯曾经驳斥它，但道理还没有说尽。崔凯认为应当服大功之丧，这与《仪礼》中关于大宗后嗣的意义仍然不相符合。详见我拙著《为人后者为其本宗服述》。崔凯说，女子出嫁到别人家，有回归本宗的意义，所以对上不降低对祖父母的丧服，对下不降低对作为父亲后嗣的兄弟的丧服。这与孔伦所说妇人回归本宗所以不敢降低对祖父母丧服的意义相同。这已经足以说明做他人后嗣的人不能拿女子出嫁的情况来类比了。然而还不只是这样。女子出嫁，祖父母只有一位而已，没听说还有其他的祖父母。丈夫的祖父母，是跟随丈夫服丧，服大功九月，不服期年。如果做他人后嗣的人，已经为所后嗣的祖父母服期年之丧了，又为本生的祖父母服期年之丧，这不是有两个祖父母吗？况且女子不降低对祖父母的丧服，经文已经明确记载，传文特意加以说明。本生祖父母如果真的服期年之丧，经文和传文为什么没有一句话提到呢？朱子曾经说，如今有人做他人后嗣，有一天，所后嗣的父亲与本生的父亲相对而坐，他的儿子来呼唤所后嗣的父亲为父，终究不能又呼唤本生的父亲为父。这自然是道理不这样。由此推论，没有两个祖父母都服期年之丧的道理是很明显的。女子出嫁，与出继做他人后嗣，看似相同其实不同，不得不加以辨析。并非敢故意违背尊长的教导。至于说本生的曾祖父母，也服原本的丧服不降低，那就更是主观臆断了。希望详细考察。

殇者不应当立后嗣的议论

沈垚

乾隆年间，有人为殇者请求立后嗣，援引陈澔《丧服小记》的注作为证据。大吏据此上奏，礼部没有考证清楚，于是批准了他的请求，并且定为法令。殇者没有做父亲的道理，陈澔注解礼书多有错误，这一点错误更加明显，不可以作为准则。宗子殇死，只为大宗立后嗣，不为此殇者立后嗣。《丧服记》说，宗子孤苦且为殇者，大功衰、小功衰都服丧三个月。郑康成说，这是指与宗子断绝亲属关系的人。《记》又说，亲近的人则按月计算如同平民百姓。郑康成说，与宗子有期年之亲的人，成人服齐衰期年，而长殇服大功衰九月，中殇七月，下殇小功衰五月。有大功之亲的人，成人服齐衰三月，卒哭之后接受大功衰九月，长殇、中殇服大功衰五月，下殇服小功衰三月。有小功之亲的人，成人服齐衰三月，卒哭后接受小功衰五月，其殇者与断绝亲属关系的人相同。缌麻之亲，成人及殇者，都与断绝亲属关系的人相同。那么宗子为殇者，族人都以殇者的丧服为他服丧了。《曾子问》说，宗子为殇而死，庶子不做他的后嗣。郑康成说，族人按照辈分代替他，不排列昭穆，在庙中立他。孔颖达说，宗子兄弟辈，无论亲疏远近，都可以代替他，不以父亲的丧服为此殇者服丧。《丧服小记》说，为殇者立后嗣的，以他原本的丧服为他服丧。郑康成说，这是说做后嗣的人，是继承他。殇者没有做父亲的道理，以本亲的丧服为他服丧。孔颖达说，族人做大宗的后嗣，不能做此殇者的儿子，以殇者的父亲为父亲，而以兄弟的丧服为此殇者服丧。那么为殇者立后嗣的，是做殇者父亲的后嗣。做殇者父亲的后嗣，则与此殇者为齐衰兄弟之亲，长殇服大功衰九月，中殇七月，下殇服小功衰五月。以他原本的丧服为他服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说为殇者立后嗣，就是做殇者的儿子，那就与《曾子问》的话不合。宗子殇死，吉祭特牲不举，肺没有肵俎，不告利成，因为没有尸的缘故。没有元酒，因为礼仪降低的缘故。如果说立后嗣就是做儿子，那么儿子没有殇父的道理，为什么不以成人之礼祭祀父亲，而只做阴厌呢？陈氏在《曾子问》的注中，袭用郑氏的意见，而在《丧服小记》中，忽然创立新的说法，前后违背，其错误本来不值得辩驳。然而贻误后人，颇为不小。孔疏说为殇者父亲的后嗣，确实是恐怕人们误解。然而即使说是为此殇者立后嗣，也不能像陈澔所说的那样。大概立后嗣就是做儿子，是指昭穆相当的人来说的。立后嗣不做儿子，是指昭穆不相当的人来说的。不做儿子而服儿子的丧服，是天子和诸侯的礼仪。虽然是儿子辈但不服儿子丧服的，是大夫家做大宗后嗣的人服殇者丧服的礼仪。天子诸侯，继承统绪不继承世系，孙子继承祖父，哥哥继承弟弟，都是立后嗣，不是做儿子。有时以诸父继承从子，有时甚至以诸祖继承从孙，也是立后嗣，不是做儿子。虽然不做儿子，其丧服却是斩衰，而礼仪也像儿子。因为先有君臣之分，而天子诸侯的丧服，都是斩衰，没有其他丧服，不只是承受重丧的人必须服尊贵的丧服。卫文公穿大布之衣，戴大白之冠，就是证据。虽然不做儿子，本宗则断绝。天子诸侯为所生之亲服丧没有明文规定，或许服期年，或许练冠以燕居，如同庶子王服母的制度，都不可知。而断无增加对生身父母尊重的礼仪，这是可以以义理判断的。卿大夫有田邑的，也是继承爵位不继承世系。春秋列国的大夫，有的被诛杀，有的出亡，他们的祖先祭祀不能灭绝，都可以立后嗣，而昭穆不必完全相当。宗子为殇而死，假如兄弟辈没有可以继承的，主持宗事的人，能不立子辈为后嗣吗？又没有，能不立孙辈为后嗣吗？又没有，那么大宗究

译不可断绝。难道不应当由父亲辈或祖父辈的人代替主持宗族事务吗？如果是儿子辈的人作为继承人，那么为他服丧，就像为叔父的早逝者服丧一样。如果是孙子辈的人作为继承人，那么为他服丧，就像其他亲属为宗子中的早逝者服丧一样。如果是父亲辈的人代替主持宗族事务，那么为他服丧，就像为兄弟中的早逝者服丧一样。如果是祖父辈的人代替主持宗族事务，那么为他服丧，也像其他亲属为宗子中的早逝者服丧一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继承大宗是为了承继尊贵的宗统之义，并不是因为世系的延续。

译如果由子辈或孙辈为夭折者立后并服丧，那么应服为继承人立后时的重丧。如果由父辈为夭折者的母亲服丧，那么这位母亲就是嫂嫂。如果由祖辈为夭折者的母亲服丧，那么这位母亲就是兄弟之子的妻子。服丧的等级已经穷尽了。这时应当像对待断绝亲属关系的人那样，服宗子母亲的丧服；而对于所生之小宗，则降低丧服等级。这也是可以根据义理来裁断的。《丧服经》说“为人后”，而不说“为人子”，原本是因为昭穆次序可能不相符合的缘故。然而，为夭折者立后的人，即使是子辈，也不服儿子的丧服。怎么能像陈氏所说的那样，服儿子为父亲所服的重丧呢？如果为夭折者立后而不服重丧，那么仍然是继承大宗，而不是继承夭折者。读书的人怎么能因为拘泥于字句而损害原意，使得《小记》的话与《曾子问》相矛盾呢？陈氏的错误，只是认为男子行冠礼就不算夭折，女子行笄礼就不算夭折，因此认为不算夭折就可以立后。不知道礼制并非如此。不算夭折的人很多，而能够立后的人却很少。年纪轻而爵位为大夫，就不算夭折，但未必需要立后。能够拿起武器保卫国家，也不算夭折，但也不必因此立后。郑康成说：未满一年的君主，鲁国的子般、子恶，都不称公，记载他们去世，不赐谥号，是因为他们未能成为正式的君主。未能成为正式的君主，就不立庙，不排昭穆次序。凡是无庙的，就在坛上祭祀。那些未满一年的君主，不一定没有行冠礼，但不能在庙中祭祀，那么爵位为大夫而早逝，虽然不算夭折，礼制上也必然有所降低。如果是大宗，虽然可以立后，但不必为此大夫立子。何况不算夭折的大夫，不一定都是不可断绝的大宗呢？又怎么能说只要不算夭折，就可以立后并作为儿子呢？《礼记》明确说为夭折者立后，而陈氏却说只要不算夭折就可以立后。陈氏说只要不算夭折就可以立后，现在虽然是夭折，却也援引陈氏的说法来立后。于是，没有父亲身份的夭折者，竟然有了服重丧的儿子；而那些贪图利益、丧尽天良的人，公然抛弃自己的父亲，却把这位没有父亲身份的夭折者当作父亲。这不能不归咎于陈氏解释经文的错误所引发的。所以君子立言不可不慎重。古代女子没有在宗庙拜见公婆就死了，就归葬到女方家族，意思是她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媳妇。现在却有未婚女子死后，灵柩被迎回夫家的情况。古代娶妻有吉日，如果女子在吉日之前死了，就穿齐衰丧服去吊唁，安葬后就除丧。丈夫死了也这样，意思是还没有亲迎，不能确定为夫妇。现在却有女子死后，其家与鬼魂结婚的情况。一活一死，不合礼制地交接，亵渎扰乱阴阳，轻慢人鬼。嫁夭折者和迁葬，古代媒氏是禁止的。现在却相习成风，没有人知道这是错误的。或者如果不这样做，反而被认为无情不义。其原因总在于礼教衰微，风俗败坏。有的是因为溺爱，有的是因为防止争产。有心整顿风俗的人，正应当来不及禁止，怎么忍心推波助澜呢？为夭折者立后，本来是与冥婚、迁葬这类事情相连的。陈氏的说法，不合礼制，应当请求朝廷，尽快加以刊正。

天子、诸侯的礼制，不为儿子而服儿子的丧服，因为臣子服丧本来就像儿子一样。大夫不称臣，他的族父、族祖代替主持宗族事务，似乎没有服重丧的道理。然而族人对于这位夭折者的母亲，都按宗子母亲的丧服来服丧。而这位代替主持宗族事务的人，有继承人的实际身份，却只像不继承的族人一样，同服齐衰三个月。这又似乎轻重失当，而且没有区别了。我私下怀疑，承受重丧的人必定服尊贵的丧服，凡是为成人立后的礼制都是如此，不只是天子、诸侯这样。只是没有明确的文字可以作为依据，所以暂且认为像对待断绝亲属关系的人那样，服宗子母亲之丧。

答陈仲虎关于小宗夭折者立后应当恢复服本生丧服的信

张履

承蒙告知，贵县廪生某人，遭遇本生父亲丧事，学师想要他开缺。详述某人为夭折者立后，未曾服斩衰。现在本生儿子已经亡故，不应该没有服重丧的人。请求让某人持守三年丧服。而您的意思认为，次房的子嗣继承长房，而本生绝后，或者由孙子继承长房，自己回归宗族；或者由所生的次子回归继承本生。现在某人的本生有孙子，承受重丧服斩衰，不便禁止他降低丧服。只是降低丧服为期年，应当与服官一样开缺。而根据《学政全书》，没有开缺的条例，因此对此感到疑惑。我愚昧地认为，阁下所疑惑的是对的。至于说某人应当降低丧服，似乎有可以商讨的地方。不自量力浅陋，贸然陈述鄙见，希望高雅之士加以裁断。立后的人，是宗法制度。宗法明确了，然后丧服的轻重才可以慢慢辨别。查考古代，只有世袭的嫡长子为大宗，其余从高祖以下的嫡子，都并为小宗。现在则一概把长子看作大宗。这是大宗的名称与古代相同，而大宗的实际与古代不同。古代只有大宗立后，小宗没有后嗣就断绝。现在则长房必定立后，完全依照古代重视大宗的条例，降低对本生的丧服。为次房立后也这样，尤其不合礼制，不再论述。这是立后的意义，又与古代不同。然而世俗所行的，功令所允许的，沿袭已久，谅难立即纠正。那么既然为之后，即使本生绝后，自己也不能回归宗族。或者兼承其祧，或者由次子回归继承，没有不可以的。如果本生不绝后，那么降低丧服是毫无疑问的。虽然如此，这固然是为成人立后的人说的。如果是为夭折者立后，则又有说法。礼制规定，夭折者没有为人父的道理。《曾子问》说：宗子夭折而死，庶子不为他立后。注解说：族人按照辈分代替他。这是对的。《小记》说：男子行冠礼就不算夭折。为夭折者立后的人，按照他的丧服来服丧。意思是如果在夭折时早行冠礼，为他立后的人，就服三年的丧服。这是顺

译吴澄、陈澔的说法，所谓“为人后者为之子”，是正确的。那么，古代是否算作殇子、是否立后，取决于是否行过冠礼。古代到了行冠礼的年龄必定行冠礼，所以这里专门指年龄未满二十岁的人。如今世俗的冠礼在婚礼时举行，而法律规定未结婚者不立后，只有阵亡者以及聘妻守志者，才允许立后。又只有独子夭亡，而族中确实没有昭穆辈分相当、可以作为其父亲继承人的人，才准许为未结婚的儿子立后。因此，如今是否算作殇子、是否立后，取决于是否结婚。是否算作殇子取决于是否结婚，这是指年龄未满二十岁的人；是否立后取决于是否结婚，这是兼指年龄已超过二十岁的人。那么试着依据古代大宗小宗的法度来权衡一下。如果是大宗，即世袭嫡长子，即使年龄未满二十岁，但已经行冠礼且结婚，立后是适宜的；已经满二十岁，但未行冠礼未结婚，立后也是适宜的。如今既然因结婚而行冠礼，那么冠礼或许因结婚而推迟，应当以行冠礼的年龄作为判断标准。如果是小宗，即长房，如果父亲在世，并且不能称之为小宗，年龄未满二十岁，但已经行冠礼且结婚，可以立后；即使超过二十岁，但未行冠礼未结婚，不立后也是可以的。小宗则应当以是否结婚作为判断标准。如今某人作为殇子立后，难道是世袭嫡长的大宗，应当像《小记》所说的那样以其丧服等级来服丧吗？大概也是小宗的殇子，未行冠礼未结婚，时间已经过去，等待其弟弟的儿子出生来作为他的继承人。这在礼制和法律上都不应当立后，作为继承人的人有过错。那么对于本生父亲是否降等服丧，也可以由此推断出来了。作为大宗继承人的人，即使还没有来得及为所继承的人服重丧，也不得为本生父亲无后的人服斩衰；即使是作为殇子的继承人也是如此。因为承受宗子祭祀的重任，不得顾念私亲。作为小宗继承人的人，如果还没有来得及为所继承的人服重丧，就应当为本生父亲有后的人服斩衰；误作为殇子继承人的人，更不必说了。因为与承担重任的大宗不同，不得轻视本亲。那么像某人这样的人，衡量情理，本生父亲虽然有后，也应当为他服斩衰。如今学师想要为他开缺，却只以本生父亲无人服斩衰为借口，某人又不自己请求为本生父亲服斩衰，而等待学师的虚假详报，他们的意图各有打算，不仅仅是礼教不明罢了。阁下以为如何？民间有一种承继双祧的做法，两家各自娶妻，都作为正室，这难道是礼制所允许的？某人担任部曹职务，却与草野陋俗相同，以亵渎夫妇伦理，阁下对此的议论，确实正确。查嘉庆十九年礼部议及常州刘逢禄关于“礼无二适”的议论，辨析已经详细，谨录呈览。

译持重大宗，虽然是殇后，也不应当还为本生服斩。再答书。

张履：

先前奉答廪生某，误将小宗殇后当作应当还为本生之有后者服斩。来信中没有驳难，想必不认为这是谬误。又承蒙询问：贵乡长沙太守的伯祖，有儿子某，年纪已超过二十岁，尚未娶妻，因才能平庸被逐出家门，不知下落。太守作为伯祖的后嗣，服重丧。古代有以孙子继承祖父后嗣的情况，然而法令规定，三代不能没有父亲，所以仍然以某为父亲。既然请求封赠所继承的祖父，因而一并封赠其所继承的父亲，而用自己的封赠，移封给本生父亲。本生父亲自有后嗣，太守应当仍然请求归宗，为本生父亲服斩吗？

又说道：某虽然超过二十岁但尚未娶妻，既然以娶妻与否来判断是否为殇，那么某仍然是殇。太守虽然是祖父的后嗣，但也是殇后，似乎应当还为本生父亲服斩。然而某既然获得了封典，如今太守又归宗以夺取他的后嗣地位，这是某既被父亲驱逐，又被其父亲所继承的孙子驱逐，将有卫辄以儿子抗拒父亲的嫌疑。

张履按：某不是殇。然而以他为父亲并请求封赠，是不对的。而太守固然不应当归宗为本生父亲服斩。为什么说某不是殇呢？大概我所说的古代以冠礼与否判断是否为殇，如今以娶妻与否判断是否为殇，是针对年纪未满二十岁的人而言的。如果年纪已超过二十岁，即使未娶妻也不算殇。所以说某不是殇。

为什么说以他为父亲并请求封赠是不对的呢？如今律法规定，未娶妻者不立后嗣，那么某虽然不是殇，但实际上等同于殇。况且他又因才能平庸被逐出家门，不知下落呢。蒯瞶确实是辄的生父，卫灵公虽然不承认辄为儿子，辄也不能不承认蒯瞶为父亲。如果太守对于某，不是他所生的，不能拿蒯瞶来相比。太守作为伯祖的后嗣，而法令规定三代不能没有父亲，那么应当据实向官府申请。官府不能决断，就应当向吏部咨询。吏部议定应当依据古代隔代立后的法律，直接以从孙继承伯祖，而空缺其父亲的位置。他做官并请求封赠，按规定封赠及于祖父，那么就兼封本生父亲；封赠不及于祖父，也本着“为人后者为之子”的道义，变通例规以封赠其祖父，而用自己的封赠移封给本生父亲，这才算是得当。如今却将未娶妻、被逐出家门、不知下落的某当作父亲，称他人的父亲，可以如此苟且吗？而又为他请求封赠，朝廷的恩典，可以如此滥邀吗？

况且幸好太守官位高，封赠能够及于祖父罢了。假使封赠不及于祖父，将遗留他所继承而服重丧的祖父，反而加封给未娶妻、被逐出家门、不知下落的某，衡量情理，不是太荒谬了吗？所以说以他为父亲并请求封赠是不对的。

为什么说太守不应当归宗为本生父亲服斩呢？依据丧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期年。雷次宗说：不提及所继承的父亲，因为所继承的父亲，或许早逝，如今所继承的人，或许继承祖父，或许继承曾祖父。来信说古代有以孙子继承祖父后嗣的情况，是对的。然而太守既然作为伯祖的后嗣，就是所谓为人后者。既然作为伯祖的后嗣而服重丧，就是所谓持重于大宗而降低小宗丧服的人。如今既然一概称长子为大宗，伯祖虽然不是世袭嫡长，也如此。本生父亲无后，也应当依照如今兼承祧而为小宗服期年的例子，何况本生父亲本来就有后嗣呢？所以说太守不应当归宗为本生父亲服斩。

而且为本生父亲服斩，也与归宗不同。归宗，是离开所继承的人而回归本宗。为本生父亲服斩，是所继承的人不是世袭嫡长大宗，如果尚未服重丧，那么就还为本生父亲服斩，以尽人情。如前信所说，不一定要归宗。太守固然不应当还服斩，不仅仅是不得归宗而已。

有人说：那么三代以某为父亲，他的户籍在官府，并且已经请求封赠了，这可以更正吗？回答说：这不是我所敢议论的。只是论述礼制的失误，以及不应当还服斩罢了。阁下以为如何？

来信又说：一个儿子继承两宗，不得同时娶两个妻子，礼制昭然，毫无疑义。如果支子继承支子，原配妻子去世，没有儿子，无力再娶，本支想要广嗣育，为续娶可以吗？认为这是并娶，而所娶的妻子已经去世，就没有并娶的嫌疑了。认为只宜纳妾，而所娶的妻子已经去世，就不必遵守纳妾的条例了。

续娶生了两个儿子，一个为本支后嗣，又以一个作为继承支子的后嗣。作为继承支子后嗣的人，固然以继母为母亲了。那作为本支后嗣的人，也将以继母为前母吗？封典及于她吗？不认为她是前母，就不应当封赠；认为她是父亲的前妻，就应当封赠。封典及于续娶的妻子吗？不是妾就应当给封赠；不是继承支子所娶的，就不应当封赠。两门并娶，先后不同，时间与部文略有差异，礼制上有疑问。

张履按：没有并娶的嫌疑，以及不必遵守纳妾的条例，固然已经如此。如果说不是继承支子所娶的，而丈夫的封赠不及于她，那么似乎不对。为什么呢？妻子的道义是从属于丈夫的，没有丈夫属于彼支，而妻子独自属于本支的情况。所以原配妻子还在世，本支只能为她纳妾，而不能为她娶妻。原配妻子去世，本支虽然可以为她续娶，而不能使她区别于丈夫。续娶所生的儿子，回归为本支后嗣的，以父亲的前妻为前母与否，应当先问这个儿子，仍然以生父为父亲吗？还是另外以本支的世叔父为父亲？仍然以生父为父亲，那么父亲的前妻，固然是前母。如果另外以世叔父为父亲，那么就同出于后的道义，而以他的生父为本生父亲，生母为本生母亲，父亲的前妻，为本生前母。封赠不得先及于她，又岂

译难道只有前母是这样吗？然而用道义来衡量，本来应当把生身父亲当作父亲。为什么这样说呢？假如本宗的世叔父没有儿子，就应当把世叔父当作父亲，把生身的祖父当作祖父。世叔父如果自己有儿子，那么即使回归继承生身的祖父，仍然应当把过继出去的父亲当作父亲。现在本宗只是出于想要广延子嗣的缘故，为过继出去的儿子续娶，而把所生的儿子归入本宗，这说明本宗本来就没有断绝。归宗的儿子，仍然应当隶属于过继出去的父亲，这是很明白的。这又是在您来信之外推演说明的，希望您能加以纠正。

况且我有自己的见解。古代小宗没有后嗣就会断绝，现在一概把长子看作大宗，为他立后，又有为支子立后的，又有用长子的儿子给支子立后的，这是古代所没有的。又有小宗子兼承大宗宗庙的，为大宗服斩衰，为小宗服齐衰期；大宗子兼承小宗宗庙，小宗子兼承小宗宗庙的，都为本生服斩衰，为所兼承的小宗服齐衰期，似乎斟酌得很完善了。但所谓的大宗，终究不是古代的大宗。我前信所说，现在既然把长子看作大宗，那么为他立后的人，本生即使断绝，自身也不能归宗，或者兼承其宗庙，或者由次子回归继承。又说为他立后的人，如果还没有来得及为大宗服重丧，暂且应当为本生有后嗣的人服斩衰。以及这封信所说，既然为伯祖立后而服重丧，就不能再为本生服斩衰，而封典先给予伯祖的支子，支子所生的儿子回归本宗，假如本宗的世叔父没有儿子，就应当以世叔父为父亲等等，都还是顺应现在的做法来说的。

我私下认为，小宗无后则断绝的道理，断然不能实行于今天。而重视大宗，降低小宗的礼节，也断然不可以冒用古代的制度。除了世袭的大宗应当完全依照礼经之外，凡是现在所说的为大宗立后、为小宗立后，又凡是所谓小宗子兼承大宗宗庙、大宗子兼承小宗宗庙、小宗子兼承小宗宗庙的，应当一概为本生服斩衰，为所立后及所兼承者服齐衰期。而为所立后及所兼承的大宗者服齐衰期，应当为之杖期、禫祭、丁忧，以区别于一般的旁系齐衰期。至于做官请求封赠，一概先给予本生，而用自身的封赠，推恩封赠所立后及所兼承者。三代家谱直书本生为父亲，而兼书所立后及所兼承的大宗为嗣父。大宗子兼承小宗，以及小宗子兼承小宗的，三代籍贯，本来不把所兼承的小宗当作父亲。如果本生断绝，那么过继出去的人一概回归本宗，而用所生的儿子为他们立后，也仍然以本生为重。只有自幼被抚养直到成人的，才为所立后者服重丧，而降低对本生的丧服。这样，才算是道义上最恰当的。可惜世人必定不能实行。您是通达的儒者，请再以此事向您请教，是否正确？希望您不要吝惜反复讨论。

译刘端临遗书。《丧服小记》中关于为慈母后者的论述。考察为妾母后者的情况。贺玚说：虽然遵循子道，为慈母服三年之丧，但仍然视其为自己的母亲没有区别，这与过继给大宗而降低本生父母丧服等级是不同的。我认为，当今世道，过继给人做后嗣的，不一定都是过继给大宗，却轻易降低对亲生父母的丧服等级，这非常没有道理。应当参照这个例子，即使是过继为后，也不降低对亲生父母的丧服等级，这才符合礼制的本意。

独子兼祧两房服制论

王人定

乡间有人有两个儿子。弟弟死了没有儿子，就用次子过继给他。次子为过继的父亲服斩衰三年之丧。过了几年，长子夭折，自己也没有再生儿子，于是也死了。他的族人认为大宗不能断绝，仍然想把这个儿子接回去继承宗祀，他的弟弟等待另外选择其他房族的人来继承。然而这个儿子已经十六岁了，在除服之后，弟弟的妻子为他娶了妻子，并且报捐功名，填写的是过继父亲的名字。于是族人坚决不同意。于是计划让这一个儿子兼祧两房，商议确定。又怀疑他所应服的丧服等级，来问我。我说：我朝自从乾隆四十年钦奉特旨，准许独子兼承两房的宗祧，这是为了弥补古礼的缺失，救济人道的困穷，是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法令典范。而两房父母的丧服制度，都记载在礼部则例中。到了嘉庆十八年，又记载：大宗的独子兼承次房宗祧的，如果本生父母去世，丁忧二十七个月；如果次房承祧的父母去世，治丧一年。次房的独子兼承大宗宗祧的，如果本生父母去世，治丧一年；如果承祧的大宗父母去世，丁忧二十七个月。嘉庆二十年，又记载：同属小宗，而用独子兼承两个宗祧的，自然应当以亲生为重，为亲生父母服三年之丧，为兼承宗祧的父母服丧，期间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和出仕做官。他平时参加考试或报捐功名，应当填写亲生父亲的名字。道光九年，又记载：小宗的儿子出继给小宗，如果已经为过继的父母丁忧持服，后来经过兼承两房宗祧的，自然应当依照礼制中“不贰斩”的原则，为本生父母服丧。如果虽然出继在前，但尚未为过继的父母丁忧持服，随即兼祧两房宗祧的，仍应以本生为重，为本生父母服三年之丧，为兼祧的父母服丧。现在这个儿子属于大宗兼承次房宗祧，应为本生父母服三年之丧，但这个儿子已经为过继的父亲服过丧了。如果说已经为过继的父母持服丁忧，就为本生父母服丧，但这个儿子又不同于同属小宗的情况。然而，出继与兼承两祧是有区别的。这个儿子起初有哥哥，自己出继给次房，虽然属于大宗的儿子，自然应当为过继的父亲服三年之丧。后来兼承大宗的宗祧，虽然以本生为重，但礼制规定“不贰斩”，也不得不降低为本生父母服丧。那么，在丧礼的状刺上，不可以写“孤子”吗？我说：可以。写“降服子”，这还是写“出继子”。怎么体现他是兼承两祧的呢？我说：礼制没有明文规定，法律条例也没有涉及。不得已，就在“降服子”上面写明兼承两祧。只是不知道世上议论礼制的人认为这样是否妥当。随后又问，他的本生母亲打算在服满后另外为他娶妻，各自以妇人所生育的孩子作为后嗣，这样行吗？我说：可以。这也有先例。独子承祧两房，只应当娶一位嫡妻。安置侧室以广嗣育，条例并不禁止。不能两门都娶正妻。

上汤尚书论兼祧服制书

张履

我私下看到礼部的议定，依据条例：大宗的儿子兼祧小宗，小宗的儿子兼祧大宗，都为大宗服三年之丧，为小宗服一年之丧。小宗的儿子兼祧小宗，为亲生父亲服三年之丧，为兼祧的对象服一年之丧。如果小宗的儿子过继给小宗，后来因为本宗断绝，改为兼祧，旧例一律依照过继他人的条例，降低对亲生父母的丧服等级。现在的议定是：如果没有为过继的对象服重丧，适宜恢复为亲生父亲服三年之丧；只有已经为过继的对象服了重丧，那么为亲生父亲适宜服一年之丧，因为礼制规定“不贰斩”。我愚昧地认为，礼制中“不贰斩”是针对支子过继给大宗的人说的，不是针对现在过继给小宗而又回来继承本宗的人说的。议定者的说法，还显得不够完备。礼制规定：过继他人做后嗣的人，为他的亲生父母服一年之丧。传文说：为什么服一年之丧呢？因为“不贰斩”。为什么“不贰斩”呢？因为承担大宗重任的人，要降低对小宗的丧服等级。过继他人做后嗣，是过继给谁呢？是过继给大宗。又说：大宗是凝聚族人的人，不可以断绝。所以族人用支子过继给他。嫡子不得过继给大宗。那么，“不贰斩”是针对支子过继给大宗的人所说的。现在法律条目中将长子和支子分为大小宗，在古代都属于小宗。而且兼祧与过继他人做后嗣也不同。过继他人做后嗣，重在过继的对象；兼祧，重在亲生父母。只有小宗兼祧大宗，那么大宗才重要。现在用小宗过继给小宗，本宗断绝，已经回到本宗，他的兼祧，仍然是以此兼彼，不是以彼兼此。重在亲生，而轻在兼祧。虽然以前已经重视了所轻的对象，但终究不能在后来的事情上轻视所重的对象。现在把应当重视的还承本宗，不让它与过继他人做后嗣的人相比，这是轻重失序。把现在过继小宗而又还承本宗的人，拘泥于古代支子过继大宗的“不贰斩”，这是名实不符。大概“不贰斩”，是因为道义有轻重之分，不是针对同时尊崇两方的人说的。同时尊崇两方就同时服斩衰。儿子为父亲，臣子为君主，父亲为长子，都是服斩衰。《丧服传》中，女子一旦出嫁的人，下面的疏文说：男子容许有“贰斩”，所以有为长子都服斩衰的情况。近代的例子，儿子为母亲，为继母，就是这样。不只是这样，妇人也有“贰斩”。礼制规定：女子已经出嫁的，为她的父母服一年之丧。传文说：妇人没有“贰斩”啊。

译而贾疏认为，天子之女嫁与诸侯，诸侯之女嫁与大夫，为丈夫服斩衰，同时为其亲生父母服丧也不降等，这是正确的。因为礼制并非从天而降，也不是从地中生出，不过是顺应人情罢了。如果已经回归继承本宗，却仅仅降低服丧等级，那么就没有人为其服重丧了，人们又怎能依赖有儿子呢？为人子者的心，又怎能安宁呢？况且古时小宗若无后嗣便断绝，现在却有以大宗之后嗣继承小宗的情况。假如大宗断绝而回归继承小宗，难道也会认为已为所继承者服重丧，而不为所生的大宗服斩衰吗？大宗的礼制不可断绝，即使是孤儿也不排斥作为后嗣。假如孤儿已经为父亲服了斩衰，之后才去继承大宗，难道也不为所继承的大宗服斩衰吗？所以，有尚未来得及为所继承者服丧，也不得为亲生父母服重丧的情况，这是为了阐明“为人后”的道理；有已经为所继承者服丧，也不必为亲生父母服重丧的情况，这是为了阐明回归继承本宗的道理。那么对于母亲该怎么办呢？回答说：母亲如同父亲一样，对于所继承者的母亲已经服斩衰的自不必说，若未服斩衰，那么为她服期丧也是可以的。这关系到礼制的重大原则，而夫子正以事出为理由，使得未能由主事者议定，因此我不揣浅陋，献出这些愚见如此。是否正确，恭候斟酌。

译又见礼官的议定，引用刑部的则例：过继给他人做后嗣的人的子孙，对于本生亲属，只按照所后宗族的亲属服制论处；独子兼祧，不同于出继。独子的儿子，专门承继别房的，仍依照为人后的礼制，为本生亲属降一等服丧。至于他们的子孙对于本生亲属，应当完全依照刑部的则例。张履认为：如果这样，那么所后宗族如果在五服之外，身为父母服期年，而他的儿子就完全没有服丧了。查考礼制，为人后者，他的妻子为公婆服大功。公婆是义服，尚且不再降等，难道祖辈的正服反而要再降等吗？这里引用王彪之答复谢袭书信中的话。○郑玄注以“不贰降”来解释，“降”字，另一版本作“隆”。校勘记说：考文引宋本作“隆”，卫氏《集说》相同。卢文弨说：宋本作“隆”是对的。按王彪之在唐以前引用作“不二降”，而他的说法如此，是他所见版本作“降”。只是郑注的意思似乎是说因为“不贰”所以“降”，并非作“不再降”。●而“不再降”的意义，本来就在经旨之中。大概为人后者，有时在五服之外，而妻子为公婆定为大功，如果不是不再降等，又是什么呢？况且到了绝服，为人后者，与出嫁的女子一样，因为“出”而降等。女子出嫁到别的家族，她的儿子还为母党服丧，难道为同宗做后嗣的人，他的儿子反而不能为本生亲属服丧吗？而且古时族人为宗子服齐衰三月，如果让过继出去的人的儿子，继任为宗子，他的祖父应当以宗子的服制为孙子服丧，难道孙子反而不为祖父服丧吗？我私下认为，为人后者的子孙，为本生亲属服丧，礼制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总要统属于为人后者，降一等服丧。礼官引用则例，似乎不妥当。有人说，五服之亲，有犯罪以服制来定罪的，既然重视所后宗族，又不断绝本生亲属，那么罪名就两重，恐怕不符合宽恤刑罚的本意。张履说：刑罚依据礼制，礼制不是用来迁就刑罚的。恐怕因为刑罚重而预先减轻礼制，那么礼制恰恰会引导人犯罪，刑罚恰恰会引导人违礼。刑罚和礼制都违背，进退失据。我的浅见如此，乞请一并赐裁酌。

独子兼承两祧孙为祖父母服丧议

张履

乾隆年间，山东单金鳌的父亲凌云，以独子兼承两祧，生下金鳌兄弟六人，于是分别承继两房。金鳌兄弟上奏请示，为父亲凌云应当持何种丧服？为两房的祖父母，又应当持何种丧服？部议：独子的儿子，分承两祧，都是独子的亲子，没有降等服丧的规定，应当各自为父母服斩衰三年。独子对于两房的父母，不都服三年，这是因为：大宗子兼祧小宗，小宗子兼祧大宗，都为大宗父母服三年，为小宗父母服期年。小宗子兼祧小宗，为生身父母服三年，为兼祧父母服期年。限于“不贰斩”的原则，不得不随其变通。两孙分祧，那么孙子的服丧应当遵循正礼，各自为祖父母服齐衰不杖期年。父亲去世，嫡孙承重，都服斩衰三年。按部议，独子的儿子，为父母服丧，没有可疑之处。至于孙子的服丧，似乎没有分晓。解释的人说：独子的儿子，各自为所分承的祖父母服不杖期年。独子去世，那么两房的孙子，各自以长者为嫡，而为所分承的祖父母，都服三年。大概独子的儿子，只有对于父母没有降等服丧的规定，那么承继大宗后者，对于本生祖父母有降等。所谓“孙子的服丧遵循正礼”，意思是针对承继本生祖父母的人说的。有人说：独子的儿子，虽然分承两祧，而各自为本生祖父母服不杖期年。自古嫡子没有两个父亲，所以嫡孙一人承继两房祖父母的重丧，都服三年。所谓“孙子的服丧遵循正礼”，是说对于本生概不降等。如果有所降等，那么部议为何没有一句话提到呢？那么解释的人又难以回答：嫡孙一人承继两重丧，那么分承两祧的说法，既然没有归属，而两房的祧，将到何代才分开呢？于是有人举此来问我。我说：孙子的服丧看他的父亲，而父亲的服丧没有比辨别宗法更优先的。古所谓大宗，是承继始祖的世适，百世不迁的。今所谓大宗，只是长子罢了，在古时也是小宗。现在如果真是古时的大宗，没有后嗣，那么族人用支子来继后。族人如果只有一个儿子，那么任大宗断绝，与断绝父亲来继后大宗，都不符合情理。而兼承两祧这一方法，可以通其穷困。独子而兼承大宗，那么大宗为重，为大宗服三年，为本生服期年，是适宜的。也应当杖期，以区别于出继之子。独子的儿子，各自为所分承的祖父母服齐衰不杖期年，而承继大宗后者，为本生祖父母降等，是适宜的。徐干学说：为人后者之子，为本生祖父母降大功。我曾议定为齐衰九月。兼承大宗者，也应当如此。独子去世，嫡孙为大宗祖父母服承重丧，其本生祖父母，自然让为祖后者服重，而承继大宗者随其降等，也是适宜的。如果分承两祧者，各自为本生祖父母不降等，既失去了持重大宗的意义。独子兼承大宗，虽然不是出继而为之服三年，即是持重的意义。而嫡孙一人承继两重丧，那么独子不贰斩，而独子的儿子，反而可以贰斩吗？这个说法不攻自破。如果为今时的大宗而古时的小宗呢？古法小宗没有后嗣，断绝，不仅不得立后，即使兼承的议论，也不应当涉及。古法既然不行于今，

译作为后嗣的人，也应当为所后之父服期年之丧，且应持杖期年，以区别于世叔父母，而为自己本生的父母服三年之丧。既然为所后之父服重丧，也仍然应当为本生父母不降等。这一点刘台拱已经论述过了。何况独子兼祧两房，尤其不能与单纯出继为后相比呢。当今世人所说的独子兼承大宗的情况，虽然对本生父母有所降等，但实际上是不应该降等的。那么独子的儿子，无论其如何分承，各自为本生祖父母服不杖期年之丧，是可以的。如果独子去世，嫡孙中的一人为两房的祖父母都服为祖后三年的丧服，也是没有不可以的。小宗没有重丧可承，而为祖后者，丧服自然应当是三年。这样，降等与不降等两种说法，一种适用于兼承大宗者，一种适用于兼祧大宗但实际上并非大宗者，两家的争论就可以平息了。问：那么“不贰斩”的原则如何解释？答：“不贰斩”是指为了持守大宗的重丧而降低小宗的丧服等级而言的，不是当今为后及兼承者所能援引的。问：那么两房的祧主，究竟到第几代才分开？答：到曾孙这一代就可以了。况且丧服制度有穷尽，亲情也有竭尽之时，那么也就没有不分开的了。问：那么独子的后嗣又是独子该怎么办？答：这仍然等同于独子。兼承大宗者，重视其所兼承的大宗而轻视本生；兼承小宗者，两者都重视也是可以的。

译答复张南昌关于能否归宗的议论

包世臣来信询问的大意说：我的已故祖父郡庠生裕淮，生了四个儿子。长子是已故邑庠生同椿，次子是已故嘉庆辛酉科举人、拣选知县栋，也就是我所过继的父亲。第三子是因病告退回籍的浙江大峃巡检森，第四子是邑廪生效彬，也就是我的亲生父亲。长房和二房没有子嗣。三房生了我的嫡堂兄开运，四房生了我以及胞弟已故县学附生开第。我们四兄弟贫穷得几乎没有立足之地，虽然都靠做私塾先生供养双亲，但都没有私人的财产，实际上各自谋生，并不是因为分家产而分居。亲生父亲看到二伯父母生了一个儿子却夭折了，年纪又已老大，又长年在外奔波，忧郁得几乎致病，就说二兄嫂不必挂念，应当把长子我过继给二伯父为后。当时我才十二岁，而亲生父母年纪都不到四十岁。到了嘉庆十四年，二伯母病危，亲生父亲就凭借族人的命令让我出继，为嗣母穿孝服。服丧期满后参加科举考试，就以嗣父的名字列入三代，进入学校读书。等到大伯父也年老无子，忧愁悲伤，亲生父亲于是又把胞弟开第过继给大伯父。后来嗣父去世，我遵照惯例丁忧守丧。等到我考中进士担任户部官职，就迎接亲生父母到京城奉养。而开第和我都没有儿子，只有开运生了三个儿子。道光六年开第去世，于是遵照惯例把开运的次子传顺过继给开第为后，奉祀大伯父。我也过继了开运的第三子传和为嗣。等到我被外放担任知府，亲生父母都到江西奉养。推究亲生父母的心意，本来发自孝悌至诚，所以把亲生的两个儿子，过继给毫无财产的两位兄长，并且抚养教导他们直到成人。几十年间虽然没有生育其他儿子，但绝不因为无后的缘故，稍微在言辞神色上流露出来。我自历任中外官职，每天侍奉亲生父母，虽然他们都强健，私下庆幸可以祝祷他们长寿百岁。但人生不满百年，偶尔想到那万不忍言的时刻，不能不为之全身冷汗直流，心中愧疚如同刀割。在京城时，曾与通晓礼经以及熟悉条例案例而在礼部任职的人，商讨归宗的事情。大家都说礼法规定不能两次服斩衰之丧。既然已经为嗣父母服了斩衰，归宗后又要为亲生父母服斩衰，这就是两次服斩衰了。生前孝养，本来没有两样，降低服制按例也要去官。仁人孝子，心中不安，就私下为他们服完三年的丧，然后才出来做官。听说前人有过这样做的。律法说：如果所养父母有亲生的儿子，以及亲生父母没有儿子，想要归还本宗的，听任其归。现在所养父母没有亲生的儿子，在事实上格格不入难以实行。我内心始终不安。先生明晓礼法熟悉条例，不知这一生这一世，能否让我归宗以遂我乌鸟私情。如果蒙您详细指示，有幸得以成功，生生世世，感激不尽。

议论说：这件事必须推究经义并贯通条例，才没有阻碍。世臣按照《仪礼》不杖期章的规定：兄弟的儿子为人后者的，为他的父母服报丧之服。夫报丧之服不施用于父子之间，出继的儿子单独说报丧，是为了尊崇大宗的系统，所以说报丧以疏远他的儿子，原本是为了区别嫌疑、阐明细微之处，尊崇祖先、收聚族人，关系非常重大。来信出自仁人孝子的诚意，而且事情有区别，怎敢不竭尽我荒疏浅陋之能，推究条例研究经义，来回答您的盛意。世臣恭敬地查阅钦定《大清会典》，仔细研究礼经，知道宗族必定应当归还，以及请求必定能够被允许。谨查《会典》刑部事例记载：同父周亲独子准许其承继两房宗祧一条，是根据乾隆三十八年议准纂修的。原议说：大宗没有儿子，小宗只有独子，而同族实在没有可继之人，不能令大宗绝嗣。等到小宗独子生了两个儿子，过继一个儿子为大宗的孙子。倘若独子并没有后代，或者只生了一个儿子，那么就应当在同族孙辈中过继一个孙子，来承继大宗的祭祀。如此明确立下科条，自然没有控诉争执诉讼的祸患等因。又查《会典》宗人府职掌内记载：如果生了儿子先前已经出继无嗣的，准许撤回承祀，不得另行入继。如果奏明过继的，也准许奏明撤回。又户部旗人抚养嗣子条例记载：凡是抚养他人的儿子为嗣，死后，其子亲生父母年老缺乏子嗣，仍然让他归宗等因。查天潢宗室条例，固然不是士庶所能比拟的，即使旗人与汉人也时有差异。然而父子骨血，至情至性，没有贵贱是一样的。那所谓不得另行入继的，是因为另行入继，那么所后与所生，两宗承祀，都不是骨血，所以撤回承祀。那先前所后的宗族，自然必定另议应继之人。至于原议所载等到小宗独子生了两个儿子过继一个儿子为大宗的孙子，直到只生一个儿子就在族人孙辈中过继来承继大宗云云，这就是所谓一子两祧的，只一个孙子继承大宗，自己不得自绝本宗的明文。按照《仪礼》斩衰章为人后者，正义说：此文应当说为人后者为其所后父，缺少这五个字，或者是后祖父，或者是后曾高祖，所以缺省了。礼法有为祖后、为曾祖后的条文，这是当日廷议过继一个儿子为大宗的孙子，正是依据礼经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啊。至于礼经所说的不贰斩，两处都见于不杖期章。一处是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传曰：为什么服期？不贰斩也。为什么不贰斩？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一处是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母

译经传说：“为什么为父亲服丧只守一年？”这是因为妇人不能同时为两个人服最重的斩衰之丧。女子未出嫁时服从父亲，出嫁后服从丈夫。父亲是儿子的天，丈夫是妻子的天。妇人不能同时为两个人服斩衰之丧，这就如同说不能有两个天，妇人不能同时尊奉两个至尊者。根据这两条经义，是为了阐明男子作为他人的后嗣、女子作为他人的妻子，一旦承担了重大的宗法责任，就应当降低原本丧服等级的道理。并不是说人一辈子不能两次穿斩衰之服。

译古代礼制只有为父亲服斩衰。现在也为母亲服斩衰。如果是庶子为嫡母服斩衰，有继母又应当服斩衰，生母也服斩衰，这就将要服四次斩衰了。古代妇人只为丈夫服斩衰。现在公婆都服斩衰，这也是三次斩衰了。古代为君主、为长子都服斩衰，哪里会有两次斩衰的情况呢？何况嫡孙作为祖父的继承人，为祖父服斩衰，先前必定要为父亲服不杖期，所以说是父亲去世之后，才为祖父的继承人服斩衰。况且女子在娘家时为父亲服斩衰，礼制中有因故拖延二十三年才出嫁的记载。注家认为“有故”是指遭遇丧事。等到她出嫁之后，不幸遇到丈夫去世，难道因为在家时曾为父亲服过斩衰，就降低对丈夫的丧服等级吗？经书上说：“名分，是治理人事的根本，能不慎重吗？”如果不纠正归宗的名分，而日后擅自穿丧服以尽私情，那就是正礼所说的两次斩衰了。至于律文说“如果所收养的父母有亲生子，以及本生父母无子想要回族的，听任其归宗”，这是承接上文“收养同宗人的儿子，所收养的父母无子，本生父母有子而舍弃离去的，杖打一百下，交付所收养的父母收管”而言的。“及”字，是类推而言。意思是说，或者所收养的父母有亲生子，或者本生父母无子，都听任其回宗，并不是说本生父母无子，必须所收养的父母有亲生子，才听任其回归。何况阁下已有嗣子，本属于祖父的亲曾孙，所过继父亲的胞侄孙，作为所过继父亲的孙子，与古代礼制为祖父立后，如今惯例在孙辈中过继一孙以继承大宗祭祀的说法，没有不吻合的吧。阁下此前出继，既不是贪图财产，所过继的父母，都已服丧三年，而所过继的父母，与本生父母，又都已恭敬地承受皇上的恩典。因此这归宗的请求，既属于先前没有规避，也属于日后没有觊觎。如果不尽早纠正其名称，那么本生父母，本来有儿子却最终没有继承人，衡量做儿子的心，实在万分局促不安。应当立即竭诚详细请求，上报朝廷，迅速定案。不仅阁下得以实现心愿，而且日后有类似情况的人，可以以此为例。对于世风礼教的影响，实在不小。谨此议论。

陈情得请编序

包世臣

道光戊戌年五月初一，我再次来到豫章，在郡斋拜见桐城张子畏太守。太守说：“前年承蒙您的教诲，详细请求归宗一案，已奉吏部批复准许兼祧。现在得以确立父子的名分，日后得以尽父子的礼节。已将详细奏报的各稿，汇编刊印发行，并题名为《陈情得请编》。希望您能为我作序。”我读完后感叹说：“礼乐的设立，在于顺应人情。人有了礼就安定。礼，先王没有的，可以根据义理创设。失去礼的人对于礼，其行动合乎中道。太守此举恰当啊。先王设立大宗来凝聚族人，族人为其高祖、曾祖服丧，并辅以四个小宗，使天下万世向上知道尊崇祖先，向下能够亲近亲属。不能保证大宗都有后代，所以设立重降的礼制，说大宗继承。然而矍相之圃，用来给予那些为人后者而被排斥的人，直到半堵墙，那么图谋财产、争夺继承的薄俗，大概不始于后世了。后世宗法废除，而小宗支系的儿子都能立后。考察唐代典章有绝产入官的制度，那么这件事大概始于唐代末年。虽然不符合重降的义理，但也是民德厚道的表现。然而古代经典只说‘为人后者’，如果儿子不在所过继的父亲前加上‘父母’的名称，以自绝于本生父母，雷氏倡议说：应当说‘为其所后父’。贾氏申述说：妻子就是后人的母亲。贾氏又疏解‘为人后者为其父母’说：既然为本生，‘本生’二字，刚在此出现。这都是礼学家强加的名称，以便斥责言论，不是当时做儿子的称谓。然而终究不及郑氏在所过继的亲人前加一个‘亲’字来得恰当。查《汉书》张贺有一子，早死无后，后来安世的小儿子彭祖过继给他。宣帝追念张贺的恩德，下诏说：封张贺的弟子侍中彭祖为阳都侯，谥张贺为阳都哀侯。《晋书》修于唐初，凡是为伯叔父后者，传记中都仍称伯叔父。韩退之写薛助教墓志，排列其家世说：父亲播，尚书礼部侍郎。侍郎命你过继给兄长据。据为尚书水部郎中，赠给事中。尤为显证。到宋代儒者斥责濮议为邪说，近世于是有反称本生父母为伯叔的了。黄宗羲是二百年言礼的宗师，他的嗣母嫁殇，黄宗羲笃于所过继的一方，大概是近人称所过继的为父母而称本生的为本生父母的由来。所以我曾说士人生在今天而为人后者，虽然不承担尊祖收族的重任，确实不能不称所过继的亲人为父母。但应当正名为：嗣父母，而对于本生父母，则仍称父母，以符合经意而安定人心。大概‘父母’是生我的专名，似乎不宜加称‘本生’以自抑疏远。人心不古，惟利是趋。不仅图谋财产、争夺继承的诉讼遍布天下，那些装饰过继以规避丧服而迅速获利的人，到处都有。这确实是做儿子的，所不忍见不忍闻，不想弄脏口舌的。仁孝之心，来自天性。熟读此编，大概也可以油然而生了。

陈情得请兼祧持服辨

曾兴仁

道光戊戌年秋，南昌太守张子畏先生遭遇生母丧事，以行述求铭，又寄来《陈情得请》一编。而议论的人说太守固然得以兼祧，只是部议对于持服两歧，嘱托我辨析以定论。

译这其中的道理。我思考太守确实有情感难以抑制的情况。礼仪本来就是根据人情而制定的。有什么可辩驳的呢？然而也有不能不辩驳的地方了。太守世代居住在桐城。父亲一辈有四兄弟。大哥二哥都没有儿子。三叔有一个儿子三个孙子。四叔有两个儿子。太守的父亲就是四叔。太守十四岁时过继给二哥。他的亲弟弟也过继给大哥。当时太守的父母年龄都未满四十岁。自认为一定会有后续的子嗣。后来年纪渐老而没有生育。太守和弟弟也没有儿子。而过继的弟弟，不久又去世了。不得已，于是用三叔的次孙，承继大哥为孙子。又用三叔的三孙，由太守自己承继为儿子。辗转过继，这样大哥二哥没有子嗣的，都得到了子嗣。唯独四叔本来有子嗣的，反而没有子嗣了。太守官居四品。忧虑思虑极深，援引成例和经典，不得不让复归承继的孙子，仍然承继二哥。自己请求回归本生父母的宗族。因此将此事上报给上级官府，详细咨询吏部和礼部商议。吏礼二部认为“孙子祭祀祖父”和“自己请求回归本生宗族”这两种说法，都不可行。只因为太守对本生父母感情深厚，批准他一人同时承继两房宗祧罢了。只是关于兼祧这一提议，礼部认为太守既然为嗣父母服丧三年，那么将来为生父母应该服丧一年，以符合“礼不贰斩”的原则。吏部认为太守既然为嗣父母服丧三年，那么为生父母，也应该服丧三年，特别明确本生父母更为重要的情理。太守现在遭遇生母丧事。因为本生父母没有后代，专门采纳吏部的意见，得以不降低丧服等级而仍然服斩衰。那么归与不归其实是一样的。这就是《陈情得请》这一篇著作产生的缘由。而当时议论的人，于是以吏礼两部意见分歧为说辞。不知道两部部的意见，实际上是分歧中统一。只是没有明确陈述来阐明罢了。现在所谓的大宗小宗与礼经大不相同。而贯通其说法，那么太守今天兼祧的都是小宗。假使太守当日承继大宗的大哥，自然无论本生父母有后代还是没有后代，都应该为嗣父母服斩衰，为生父母服齐衰期年。这是礼制。现在太守承继小宗的二哥，自然无论嗣孙有后代还是没有后代，都应该都服斩衰。这是礼制。而且太守此时一人兼祧两房，将来如果生下儿子，一个为所后承祧，一个为所生承祧。这是礼制。或者竟然没有儿子，那么礼制有话说小宗可以断绝，又何必说归与不归呢。只是礼部对于所后和所生无子的情况，没有经过详细分析。又因为所生无子而改归的，没有成例。吏部则将嗣生持服视为统一。这些都是没有明确陈述古今大宗小宗的差异，而只以兼祧为说辞罢了。《会典》内记载独子承继两房宗祧，以及宗人府职掌内记载出继撤回承祀，都是专门为现在的大宗而言的。阅读这篇著作的人，可以更明白了。或者有人说，父母是生我的专称，似乎不应该加称本生来自我贬低疏远。那么天下承继的儿子，难道有在本生父母面前，而自称为本生父母的吗？也不过是对别人说，这是我本生父本生母罢了。对于这种说法，我私下认为不对。

译河南余氏的丧服议定

胡培翚

河南宝丰县余氏，兄弟二人，长兄成江，次弟成海。成江没有儿子，成海生有一个儿子叫笃生，过继给成江。成江不忍心成海没有子嗣，便让笃生同时继承两房。两房各自为他娶妻。长房最初娶张氏，没有生下孩子，病故后，又续娶王氏，生下儿子万全，万全就继承长房的宗嗣。二房最初娶雷氏，没有生下孩子，又纳杜氏为妾，生下儿子万德，万德就继承二房的宗嗣。雷氏去世后，万德自行以嫡母的身份守孝。万全对应该穿的丧服感到疑惑。当时有人拿这件事来问胡培翚，说：“礼制规定没有两个嫡母。万全是长房的长孙，不能为次房守孝丁忧。万德是次房的承嗣之子，似乎还可以比照慈母的例子，守孝三年。”胡培翚查阅礼制，私下认为这样不妥，于是回答说：“礼制规定没有两个嫡母，是说雷氏不能算作嫡母，这个论点很正确。但是援引慈母的例子，则是屈从私情，而不符合礼制的本意。在礼制中，《丧服经》说：‘慈母如同母亲。’《传》说：‘慈母是指什么呢？’《传》说：‘妾中没有儿子的，妾子中没有母亲的，父亲命令妾说：你把他当作儿子；命令儿子说：你把她当作母亲。像这样，那么活着时抚养他直到终身如同母亲，死了就为他守孝三年如同母亲。’旧读法将‘如母’属下句，是不对的。这是看重父亲的命令。贾公彦说：‘传文中说妾中没有儿子的，是指以前有儿子现在没有了。如果从来没有过儿子，就不能立后而收养别人的儿子。现在雷氏没有生下孩子，并不是以前有儿子现在没有了。万德还有生母杜氏，也不是妾子中没有母亲的情况。推究礼制的本意，慈母如同母亲，大概是因为父亲的命令为重。现在雷氏的娶入，是出于二房的意思，他们家还俨然把她当作嫡母。万德的父亲，不知道用慈母的道理来安置她，却把她比作慈母，这是诬蔑他的父亲。称呼名分必须先核实事实，没有事实却加上名分，那么言语就不顺理成章了。那么她的丧服应当如何呢？回答说：应当穿庶母的丧服。在礼制中，士人为庶母穿缌麻丧服三个月。即使万德继承二房，雷氏是二房所娶，对万德有慈爱养育之恩，也只增加穿小功丧服，不应当守孝三年。查《丧服》小功五月章：‘君子之子为庶母，慈爱自己的。’《传》说：‘为什么为庶母穿小功丧服呢？’因为慈爱自己而增加丧服等级。郑康成注《慈母如母传》说：‘让她抚养他’，这四个字现在版本缺失；‘不命令为母子’，这五个字现在版本缺失；‘那么也穿庶母慈爱自己的’，这个‘者’字现在版本缺失；‘的丧服就可以了。’这是穿小功丧服，也足以表达万德的情意，来报答雷氏了。至于万全虽然不丁忧，也应当为雷氏穿庶母的丧服。有人说：‘那么长房续娶的王氏如果去世，万德将穿什么丧服呢？’回答说：‘根据所说‘继娶’，这是继母。继母如同母亲，万德应当守孝三年。大概万德与万全，所继承的虽然祖先不同，但父亲却是同一个人。必定有父亲然后才有母亲，哪有父亲同一个而母亲可以分成两个呢？所以万全的嫡母，就是万德的嫡母；万德的庶母，就是万全的庶母。讨论礼制的人只应当严格区分嫡庶，而不必区分两房。只应当根据儿子所说的来确定嫡母、继母、庶母、生母的名分，而不必区分那房这房所娶的。强行援引一个例子，作为调停的方法。世俗中一个儿子继承两房，大多因为财产已经分开，各自娶妻，于是各自当作嫡母，致使作为儿子的人，像禽兽一样只知母亲而不知父亲，所关系到的确实不是小事。议论的人不思考纠正这个过失，反而犹豫迁就，顺从他们的偏私，使得生前没有慈母的事实，死后却冒用慈母的名分。在他们家里本来不知道有慈母的道理，却强行附会慈母的礼制，上违背礼制的本意，下扰乱名分称谓，可以吗？’有人又说：‘那么余氏的二房，不是几乎没有嫡妇了吗？’回答说：‘这又不对。作为儿子的妻子，就是作为婆婆的媳妇。儿子用一身继承两房，媳妇也就用一身侍奉两房，又有什么妨碍呢？如果因为所娶的缘故而各自私心对待自己的媳妇，这是只知有媳妇而不知有儿子，对于顺从丈夫的道理轻蔑至极了。

独子继承两房，虽然法律不禁止，但他的丧服礼制没有明文规定。在独子身上，还可以援引‘不贰斩’的条文来降低小宗的丧服等级；而独子的儿子各自继承一房，断然不能援引从祖父母的例子，把父亲的身分分成两个来穿丧服。既然不能把父亲的身分分成两个来穿丧服，又怎么能把母亲分成两房而各自穿丧服呢？私下认为，独子继承两房，他的儿子各自继承一房，对于独子来说都是父亲，应当穿父母原本的丧服。母亲虽然多，因为有一个父亲统领，那么先娶的就是嫡母，那些不是继母的都为庶母。世俗中有两房的区分，只是因为各自娶妻，他们的财产各有来源罢了。哪里知道两房归于一子，那么两房的财产都是他的财产。况且所看重立后的人，是为了继承财产呢，还是不为了继承财产呢？那么所重视的承继，是为了媳妇继承呢，还是为了儿子继承呢？这就不待辨析而明白了。他们的儿子各有祖先，但父亲的丧服相同而没有差异。确实因为独子的身分，无法分割，这是礼制的穷尽之处，而都用父母原本的丧服来对待，这也是亡于礼制者的礼制了。至于他们的儿子各自继承一房，他们互相穿丧服，就不穿同父兄弟的丧服，而应当穿从祖兄弟的丧服。因为他们所继承的，是继承祖父而不是继承父亲，所以不以父亲的亲疏为断，而以祖父为断。其他旁系亲属的丧服，也应当以所继承的亲疏为断。这就是世

译那些讨论礼制的人，因为认为这是丁忧所不及的，因而疏忽而不加以考察，这也是应当一并详细审慎对待的。

译家编修墨庄书后

大作援引证据精详，判断裁制明确，足以补充礼文律令所不具备之处。查此事本因世俗失礼而起。笃生既然承继两房，他的妻子便疑似为两个嫡母，古今没有这样的道理。若论其起初，有两种途径，参照古制，也并非没有依据。当笃生生下万全时，应当让他回归本生父亲，而以万全作为成江的后嗣。《仪礼》规定，为别人做后嗣的人，雷次宗、庾纯都有无子而立孙为嗣的道理。《晋书》记载高密王据去世，没有儿子，立彭城康王的儿子纮为继承人。后来纮回归本宗，立纮的儿子俊来奉祀据，这就是先例。否则，他又生下了万德，或许就直接以万德作为成海的后嗣。《蜀志》记载诸葛亮，起初以兄长诸葛瑾的儿子诸葛乔为嗣，后来生了儿子诸葛攀。等到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在吴国被杀，子孙都灭绝了，而诸葛亮自己有后代，所以让诸葛攀回归作为诸葛瑾的后嗣，这也是先例。既然不采取这两种方式，而让一个人承继两个宗族，又让两家娶两个妻子，那么家中就没有匹敌的嫡妻之理，儿子也没有两位嫡母的丧服。斟酌事理，衡量人情，应当如同尊议所说。《晋书》张华造甲乙之问说：甲娶乙为妻，后来又娶景，居家如同两个正妻，没有贵贱的区别。乙死后，景的儿子应当穿什么丧服？太尉荀凯议论说：《春秋》中并立后妃、匹敌嫡妻，是古代明确的典章。现在不可以违犯礼制并立两个妻子，不区别尊卑而顺从这种过失。所以应当用礼制来裁断，先到的是嫡妻，后到的是庶妻。景的儿子应当以嫡母的身份为乙服丧，乙的儿子应当以庶母的身份侍奉景。这在今日的事情上虽然小有异同，但大义相符，大致可以依仿。执彼例此，不啻于帮助足下开阔眼界。

跋胡农部河南余氏服议后

陈立

研读《六室杂着》，记载宝丰余氏的事情，说余氏兄弟二人，长兄成江，次弟成海。成江没有儿子，成海生了儿子笃生，过继给成江。成江不忍心成海没有儿子，让笃生承继两房，各自娶了媳妇。长房娶媳妇张氏，没有生子，继娶王氏，生了儿子万全，就承继长房的后嗣。二房娶雷氏，没有生子，纳妾杜氏，生了儿子万德，承继二房的后嗣。雷氏去世，万德遭遇嫡母丧事。当时有人主张万德应当比照慈母的例子，服丧三年。胡氏驳斥认为不合礼制，说应当服庶母的丧服。查礼制，丧服中的慈母，是指没有儿子的妾，没有母亲的妾子，父亲命令她作为母亲，儿子就为她服丧三年，这是尊重父亲的命令。现在万德还有生母杜氏，就不是没有母亲的妾子。雷氏是次房所娶，就不是没有儿子的妾。没有父亲的命令，而把她等同于慈母，这是欺骗父亲。那么说主张服慈母丧服的人，其错误确实如胡氏所批评的那样。然而胡氏将她比作庶母，则是楚地失之，齐地也未为得当。礼制规定，士人为庶母服缌麻三月。晋代贺循说：庶母，是士人父亲的妾，服缌麻。朱熹说：父亲妾中生子的人，礼经称为庶母。现在的法律依然如此。那么这一定是嫡母的儿子为庶母服丧，所以大夫尊贵，就降等而无服。《丧服传》说：大夫以上为庶母无服，是对的。现在万德是妾杜氏所生，就不是嫡母的儿子。雷氏没有生子，就不是有子的妾。怎么能用庶母的丧服来服丧呢？胡氏又说，即使万德承继二房，雷氏是二房所娶，对万德有养育之恩，也只应当加服小功，服君子子为慈爱自己的庶母之服就可以了。查《传》说：君子子，是贵人的儿子。为什么为庶母服小功呢？因为慈爱自己而加等。那么也就是缌麻章中的庶母，因为慈爱自己所以加等至小功。所以马融说：贵人，是嫡夫人。儿子因为庶母慈养自己，加一等服小功，是对的。如果雷氏六礼完备，俨然如同敌体，父亲不敢把她当作妾，而儿子敢把她当作庶母，不是同样欺骗父亲吗？她的生母杜氏，本是妾，而把她等同于嫡妻，不是更混乱嫡妾的分别吗？总之，独子兼祧是古礼所没有的。然而既然法律不禁止，如果仍然用古礼来定罪，势必不得不陷入困境。那么应当在失礼之中，寻求接近正礼的方式。考察《公羊传》说：不用父亲的命令来推辞祖父的命令，用祖父的命令来推辞父亲的命令，这是父亲的行为在儿子身上体现。又《丧服传》说：禽兽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野人说父母算什么，都邑的士人，就知道尊崇父亲了。大夫及学士，就知道尊崇祖先了。笃生以一人承继两房，那么雷氏是成海的嫡妇，而万德是成海承嗣的孙子，怎么能不把雷氏当作嫡母呢？万德以嫡母的身份丁忧，本来就没有失礼。大概万德与万全所承继的不同，父亲是一个而祖先是两个。匹敌嫡妻固然礼制不允许，而欺骗祖先更是礼制所不容的。权衡失礼轻重之间，何不避重就轻呢？不然，祖先认为她是嫡妇，父亲认为她是嫡妻，父亲秉承祖先的命令，而儿子反而把她当作庶母吗？如果按照所论，那么必定不为雷氏服丧才可以。必定像雷次宗、庾纯无子立孙的议论，去掉一人兼祧的习俗才可以。那么笃生应当服什么丧服？回答说：礼制没有两个斩衰，为成江服作为后嗣的丧服，为成海服本生的丧服罢了。为什么呢？至亲以一年为期断绝，只是去掉加隆的部分罢了。那么万全将服什么丧服？回答说：这又是礼制的变通。大概像世叔母服期年吧？长房王氏张

译氏去世。万德大概也还是这样罢了。

译回复陈庶常关于三祧服制立论的书信

包世臣

卓人太史足下：

收到您的亲笔信，得知您在为竹村户部所撰《河南余氏服议》作跋之后，并询问近世轻视冒犯礼教的现象，其服制与刑罚应当如何处置。这确实是您读书以维系风俗的盛心。

关于余氏的案件，我未曾详尽了解其原委。该案发生在道光初年，是因为嘉庆十九年山东济宁黄氏已有三祧的成案而引发的。

黄家是济宁的富户，有三个儿子，只有二房有一个孙子。三房因此各自娶妻，又各自置一妾以图延续子嗣。那孙子又早逝，而三妻三妾各自有儿子。此时二房之妻去世，她的儿子与妾所生的儿子都在庠序（学校）读书，而长房所娶之妻的儿子已经享受廪饩（公家供给的粮食）。黄家害怕被人指斥，当时黄左田枢密阁学担任山东学政，黄家廪生呈请询问是否应当比照嫡母丁忧。学政大臣据情请示刑部指示，刑部回复也不敢下一个“十成”的定论，只说礼制中没有两个嫡母，但可以多置姬妾以广生育。长房之子，或许可以援引养母的先例。地方官员应当广泛劝谕，不可差遣查访滋扰百姓等等。

议论礼制必须依据经典，论断事情必须遵循成例，这是为下不违背上之义。独子出继，因不应之情重仍然予以更正的，是旧例。乾隆中叶，和相（和珅）骤然得势，兼任户部职务，身处枢廷，非常有权势。有一位浙江人担任户部员外郎，他的伯父去世没有儿子，此前已经分割祖产各八十万。员外郎用一半贿赂和相，于是倡导同父周亲（同祖父的兄弟）准其一子两祧的提议。然而原议尚有小宗有独子，不可使大宗无后的说法。独子生了两个儿子，过继一个儿子为大宗之孙；倘若独子只生一个儿子，则应当在同族孙辈中过继一个孙子，以承大宗之祭祀。这还是依据礼经“或为祖后”来立论。

此后纂修的条例，都出自刑书之手，删节了原议，而同父周亲一子两祧，遂好像成了仁至义尽之举。此后以两祧之父，都应当持服。部臣又拘泥于“不贰斩”的礼文，而定兄之子为弟双祧，则仍为大宗持重服；若弟之子为兄双祧，则当降低其父的服制。礼制中，敬宗是为了尊祖收族，所以始祖的嫡长是大宗，高祖、曾祖、祖父的嫡长都是小宗，并非兄弟少长之说。而且一重一降，这仍然是过继，与双祧之名不符。而都依据礼文，实在是因为在部诸君子，出身甲科的，十之八九未曾读过礼经，像郑玄、孔颖达、贾公彦疏通古义的人，可能连看一眼的都没有。而晚近图谋财产的恶俗，则上下之心都胶固而不可解，所以如此。

既然准许双祧，那么三祧也未尝不可。双祧则有两个父亲，有两个父亲则有两个母亲。妇人的见识尤其狭小，俗有“子晚孙不晚”之说，谓过继他人之子为晚子，而自己为晚子娶妇生孙，则为己妇所出，襁褓顾复，一同己孙，此“孙不晚”之说所自来也。双祧三祧，大抵都是富室，恐过继远房，则财产落他人手，所以黄氏余氏，皆三房各娶妻妾，以上中下旬分住。三妇相谓为妯�0，各姑其姑，等到生子能言，则祖母与伯叔祖母，母与伯叔母之称，亦理势所必至。

条例记载，有妻更娶妻，杖九十，后娶之妻，离异归宗。案中有更正作妾者。富室之婚，大都好户，更正作妾，断非所甘。至于离异，其夫已故，无可言离，子不能自降其母，所以部覆黄氏，不得不以胡卢提（含糊了事）了事。援引养母，尤为无着。而三祧则成定案，所以黄余两案，非儒生所能质言其是非者也。

足下异日居得为之地，因事而发，则当请复独子不准出继之旧例，从前有双祧三祧者，准其报明原定年月，听其从旧，以后一概禁绝，庶可昌明礼教，截断众流耳。盖每届修例，皆有奏明删改之条也。

再询及两头大，或俱有子，其子持服宜如何。或两妻均无子，而别继或娶后婚为填房，不宜于夫，夫外出别娶，别娶亦无子，而恩养嗣子，后婚填房虽不宜夫，而继配之名早定，别娶之嗣子，遭丧宜如何。若通籍请封宜如何，庶可不撄物议，不悖礼教。足下虚中求是，然是谋非吾所能及也。

夫婚丧之礼在今日难言矣。丧制，奉颁发载律例首卷，麻冠菲屦，负版草带，与古经不相远，而今宦家皆着青布，白布开气袍，摘缨帽，系白布带，以为遵制，不读官书而信巷议。

婚礼，在古必备六礼，乃或为聘不备，则名奔，聘则妻，奔则妾。律则载婚书为凭，而俗唯买娶后婚及买妾乃用婚書，正娶所凭庚帖礼帖，即旧家女嫁人为妾，不由价买者，亦多凭媒妁过帖，唯庚帖明写兑造，以示区别。两大则一切无异正娶，或隔境各居，或同里别居，不相闻问，亦有通往来论年齿称姊妹者，并有交呼为姊者。律载有妻别娶，杖九十，后娶之妻，离异归宗

译法令典章规定得十分明确。然而吴越一带的风俗，却把它看得像帽子上的装饰一样轻贱，这本来就是未曾考虑到他们的儿子啊。原配妻子所生的儿子，没听说有为两位父亲穿重孝服的；两位父亲所生的儿子，心里知道这样做不合礼法，但在道义上又无法自主。如果遭遇原配妻子的丧事，不把继母列入讣告，就一定会被外家揭发检举，这就导致父亲被判处杖刑，母亲被休弃离异；如果把继母等同于庶母，这也是显扬父亲的过错，而把母亲置于卑贱的地位。虽然两位父亲此前曾有更正为妾的案例，但没有编入条例，是因为律文明确规定后娶的妻子，是因为起初议定为妻，不能压制使她为妾。议刑的人以官身治理百姓，尚且替人爱惜名声，何况是人子呢。至于继妻来自后婚，外出另娶，而另娶者恩养继子，儿子通籍入仕，后婚按例不加封赠，这还容易处理。如果两位父亲的事败露到官府，审讯结果是男方欺骗，或者说不曾娶妻，或者说是妻子已故，那么女方是出于不知情；如果女方知道是两位父亲而许嫁，那就兼坐不应重罪，都按照律法离异，不能援引兼祧的大义来大开方便之门。另娶所生的子女，比照奸淫律令责成男方收养，是可以的。又询问到平民与妇人通奸，因为刁诈娶其女为妻，事发到官府，应当如何定罪判决。奸淫妻母，男女都判处绞刑，因为他们违背礼法、侵犯名分已经太过分了。推究其起初的奸情，不过是军民和同，本来没有名分，留恋奸情而刁诈娶妻，不能说是成礼，自然应当依据奸淫的本法，而休弃那个女子，所生的子女，责成刁诈娶妻的人收养，这才算是持平。至于奸淫妾的母亲，律例没有明文规定。我认为这不能等同于一般情况来论处。律法记载奸淫妻子前夫的女儿，比照缌麻亲的法令，因为她的母亲既然已成为我的妻子，自然不可以奸淫她的女儿，所以以无服制的卑幼向上比照。她的女儿既然已成为我的妾，怎么可以再奸淫她的母亲？这也是无服制的尊长。比照引用已定案的判例，情与法都两相契合。因为您喜好考察、善于提问，所以连带提及这类情况。希望您研究并加以纠正，礼教将非常幸运。

译关于出母与嫁母丧服的讨论

沈钦韩

为出母服期年之丧，是因为与父亲的关系断绝了。为嫁母的继母服期年之丧，是因为子女跟随她生活。《杖期》章没有为因母亲改嫁而服丧的情况设立条文，谯周说：根据继母改嫁尚且服丧，可以推知亲生母亲改嫁也应服丧，所以经文没有专门记载。旧的传文说：出妻的儿子如果是父亲的继承人，为出母不服丧。子夏说：与尊长（父亲）为一体，不敢为私亲（出母）服丧。继母改嫁，为什么服期年之丧呢？因为重视恩情的终结。注解说：曾经有过母子关系，重视恩情的终结。遵循传文的说法，一方面在生母处因义理而断绝，另一方面在如母的继母处因恩情而终结。后世儒者认为出母不服丧，是因为遵从父亲的命令；而嫁母的情况，父亲并没有命令休弃，与见休弃的情况不同。谯周、吴商、庾蔚之等人，都持这种观点。出母违背父亲的心意，固然如此。但母亲改嫁，难道还符合父亲的心意吗？以此来衡量轻重的话，那就是真正迂腐的儒生了。成洽驳难传文说：经文规定为继父服丧的人，也是父亲的继承人。作为父亲的继承人为继父服丧，那么为自己生母服丧就可以推知了。为嫁母服丧，不为出母服丧，这显然不对。崔凯则说：出母和嫁母的丧服，都是依据庶子不作为父亲继承人的情况。按照《檀弓》记载，伯鱼的母亲去世，期年之后还在哭泣。伯鱼不是庶子，这是作为继承人也为出母服丧。子思的母亲死在卫国，郑玄说：丧礼如同对待亲生儿子。孔氏世系只有子思一人，这是作为继承人也为嫁母服丧。崔凯的说法，又是盲目顺从传文，而不通晓礼制的根本。试着论述一下：出母和嫁母，都是因义理而断绝关系。然而出母的情况，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嫁母的情况，是可以不为之服丧的。古人休妻，不一定是因为妻子犯了恶逆、淫乱等罪过。假如像“蒸拾枣”那样的小事，做儿子的不能争辩父亲的过失，流泪请求让母亲回来，使得养育之恩有所缺失。又或者回到娘家之后，丈夫已经安乐，她依然没有二心，儿子又有母亲，母亲却唯独没有儿子。那么，经文制定丧服以伸张慈孝的私情，传文借言辞来放松对辛劳的报答，这难道合乎人情吗？《丧服小记》也有同样的话，大概是模仿传文而写出的。袁准说：作为父亲的继承人尚且为嫁母服丧，难道不可以为出母服丧吗？这是对的。但如果嫁母的丧服，过于厚重就不合礼，过于轻薄就不合情。过于厚重的，石渠阁议定应服三年。唐天宝六年、金大定八年都下诏令儿子为嫁母服丧三年。假如丈夫丧期未满，儿子还在怀抱中，上不照顾供养，下不念及继嗣，对着光明的誓言，只为取悦自己的人修饰容貌，不仅继母不服丧，韦元成说：王者不为无义之事制定礼法，宣帝认为他说得对，这是正确的。再说，假如死者没有同财共居的亲人，凶恶的人或仇家，甘心欺凌弱小的子女，带着孤儿前往，事情兼顾两方面，那么继父同居，尚且报以期年之丧，不仅生母能终结其恩情，射慈说：在继母家中搭建庐舍，这是对的。马融所说：继母为父亲服完三年丧后改嫁，重视成就母道，所以跟随她的人为她服丧。步熊等人又说继母如同母亲，不问儿子是否跟随，都服丧。既然说“如母”，那就本来不同于亲生母亲，就像为别人做继承人的人被称为“若子”，原本就不是亲生儿子。而且继母服完丧后改嫁，这是进退之义所应当的，与做儿子的有什么关系，而要强行等同于亲生母亲呢？只有王肃说，跟随继母生活并受其养育，就服丧；不跟随就不服丧。这解释经文比郑玄高明。有人说：继母改嫁而儿子不跟随，与被休弃的适母、继母、所后之母一样，显然不服丧了。如果亲生母亲改嫁，而自己又为别人做继承人，那么服不服丧呢？回答说：为别人做继承人，降低对父母的丧服不杖期，这是被本宗压抑的情谊，制度不由自己决定。出母和嫁母的丧服，本来不系于宗族与父亲，认为母子没有断绝的道理，由自己决定，仍然服杖期。贺循说：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被尊长压抑，委屈服期年。出母丧服不减少的，是因为本来已经降低，义理上没有再次压抑的道理。父亲不能禁止儿子不为出母服丧，那么宗族也不能禁止他为嫁母服丧。母亲的名分终究不能埋没，那么她的丧服终究不可减少，这是明显的。又说：现在虽然没有庙制，但做继承人的重要性，也有与古代相同的地方，可以比照不服中心丧的制度吗？回答说：这是唐宋教导人虚伪。现在有人有子贡那样真情吗？古代的杖期，有变更除服，有庐舍次序，十三个月举行祥祭，十五个月举行禫祭。所以虽然是期年之丧，认为沉重且艰难。现在居住饮食，与人无异，对日常事务有什么妨碍，想要完全抹去那细微的礼文吗？如果真的能事事如礼，或者有阻碍而不能伸张志向，那么就像刘智解释疑惑所说：虽然是父亲的继承人，仍为出母、嫁母服齐衰，直到葬毕卒哭除服，过一个月祭祀，也可以。

与费耕亭论继父丧服书

胡培翚

承蒙您来信说父亲不应当有“继”这个名称，制定礼法的人不应当为继父制定丧服，打算在修书时删去它。当时费耕亭参与修撰《大清通礼》，他的论点非常正确。《通典》所载傅元、袁准的论述，本来就在您之前对此产生怀疑了。我推究礼文，私下认为礼制中的继父，与世俗所说的嫁母之夫完全不同。《仪礼·丧服》经文中说“继父同居者”，传文说：丈夫死了，妻子年幼，儿子没有大功以上的亲属，带着她改嫁，而所嫁的人也没有大功以上的亲属，所嫁的人用他的钱财为她建造宫庙，按时让她祭祀，妻子不敢参与。像这样，就是继父的道理。同居就服齐衰期年，异居就服齐衰三月。必须曾经同居然后才称为异居，未曾同居，就不称为异居。郑玄注：这是以恩情服丧。未曾

译如果曾经同居，就不服丧。贾公彦疏解释说：这是指儿子家中没有大功以内的亲属，继父家中也没有大功以内的亲属。继父用钱财为这个儿子修建宫庙，使这个儿子四季祭祀不断。这三条都具备，就称为同居。儿子为继父服齐衰期年之丧，是因为继父恩情深重。如果上述三条中缺少一条，就称为异居。后来如果继父有了儿子，也就是继父有了大功以内的亲属，也属于异居。像这样，儿子为继父服齐衰三月之丧。又说：未曾同居，就不算作异居。这是指儿子最初跟随母亲改嫁时，或者继父有大功以内的亲属，或者儿子自己有大功以内的亲属，或者继父不为儿子修建宫庙，这三条中缺少一条，虽然都住在继父家中，也完全不为之服丧。《礼记·丧服小记》说：继父不同居的情况，一定是曾经同居，双方都没有主后，共同财产并祭祀祖先和父亲，这才算同居；有主后的就算异居。郑玄注说：这是根据恩情的深浅来决定丧服的轻重。看到共同财产就服期年之丧；同居但财产分开，所以是曾经同居现在异居；以及继父有了儿子，也算异居，就服三月之丧；未曾同居就不服丧。孔颖达疏说：异居的情况有三种：一是过去同居现在异居；二是现在虽然共同居住但财产各自独立；三是继父又有了儿子，便算异居。盛氏世佐说：《小记》说“皆无主后”，就是《丧服传》所说的儿子没有大功之亲，所嫁之人也没有大功之亲。同财而祭祀祖先和父亲，就是《传》所说的用钱财为他修建宫庙，按时令让他祭祀。三条都具备就是同居，有一条不具备就是异居。说“有主后”的为异居，是举一例来类推其余。综合这两段经文，不仅仅是母亲改嫁而儿子不跟随，这个儿子与母亲的再嫁丈夫，本来就像路人一样，没有继父的名分。即使跟随母亲前往，但或者一方有大功之亲，或者不为他修建宫庙，也不称为继父。实在是因为妻子年幼，没有亲人可以依靠，而改嫁并非出于自愿。所嫁之人也没有大功之亲，两人相依为命，其共同居住的恩义更深。用钱财为他修建宫庙，则是恩及他的祖先。郑康成说这段经文以恩情来确定丧服，已经说尽了。假如儿子年幼无亲，而不允许他改嫁，那么必然死在沟壑之中，而丈夫的后代也就断绝了。所嫁之人没有大功之亲，与他共同财产祭祀祖先，在他去世时，竟然视若路人，不为之服丧，那就是背弃死者、忘记恩德了。周公制定礼制，于是特别设立继父的名分，让所嫁之人把这个儿子看作父子，使幼孤得以成长，制定了继父同居齐衰期年的丧服，让所嫁之人无亲也如同有亲，使孤独无依者得以善终。这种体恤孤儿、哀怜穷困的惠民政策，就寄托在这里了。至于先同居后不同居的情况，起初养育的恩情也不可忘记，所以另外制定齐衰三月的丧服。先圣制定这些礼制，确实不是随便的。现在如果一定要删去这些条文，既恐怕没有劝善的作用，而孤苦无依的寡妇没有依靠，又恐怕导致人们变得苟且，而背义忘恩的人众多。请求在继父同居，以及先同居后不同居的情况下，仍然保留丧服。而在“继父”之下加注说：丈夫去世，妻子年幼，她的儿子与所嫁之人，都没有大功之亲，而所嫁之人又为她的儿子立庙祭祀祖先，这才算作继父。像这样，那么虽然有继父的名分，但天下被称为继父的人就很少了。以此来防范百姓，难道还有轻弃亲人而称他人为父的人吗？丈夫的兄弟，在《仪礼·丧服》经文中没有丧服。您所说的“丈夫为兄弟服丧，妻子降一等”，是记文中的说法，不是经文中的说法。然而记文中所说的兄弟服，也不是丈夫的兄弟，贾公彦疏已经辨明。等见面时再详细讨论。所说的观点是否正确，请您斟酌选择。

译关于服制的疑问

钱仪吉

浙江有个人，出生几个月就失去了父母，被他人收养为子。长大后成为县学的生员，于是恢复了本姓。然而他的居住地，仍然是当年抚育他的那家人。他接养父母奉养至终老。不久，抚育他的那家母亲去世，没有儿子。有人说应当为他服丧，应该服什么丧呢？冒昧请教。

回答说：大概是齐衰期年吧？或者是齐衰三年吧？《礼记·丧服》齐衰不杖期章中，关于继父同居的情况，传文说：“为什么服期年呢？”传文说：“丈夫死了，妻子年幼，孩子没有大功以上的亲属，跟着母亲改嫁，而改嫁的对象也没有大功以上的亲属。改嫁的对象用他的钱财，为孩子建造宫庙，让他按时节祭祀。妻子不敢参与祭祀。像这样就是继父的道理。同居就服齐衰期年，异居就服齐衰三个月。”郑玄说：“天不可有二，这是因恩情而服丧。”贾公彦疏解认为，孩子家中没有大功以内的亲属，继父家中也没有大功以内的亲属，继父用钱财为孩子建造宫庙，使四季祭祀不断绝。这三者都具备才算同居，缺少一项就算异居。我却认为经文所说的，并非这三件事。大概古人重视祭祀，大功亲属共同拥有财产，这是礼制。低于庶人的情况，共同拥有财产，那么死后没有后代的，在祭祀上适宜附祭。所以孩子有大功亲属，即使跟随母亲改嫁，他祖先的祭祀也不会断绝。改嫁的对象有大功亲属，那么继父就不能私自占有财产，为妻子前夫的孩子建造宫庙。所以经文两次提到没有大功亲属，是为了说明宫庙得以建造的原因。妻子改嫁孩子年幼，又没有大功亲属，那么祭祀就断绝了。授予宫庙让他祭祀，有父亲的道义。所以说继父虽然祭祀，但妻子不敢参与。所谓父亲，不是由母亲所生。所以凡是不同居的，不能称为继父。有说不同居的继父，是末流的失误，经文中没有这种说法。从前子思居住在卫国，鲁穆公去世，县子问子思说：“为什么不穿丧服？”子思说：“礼制不允许。臣子离开国家，君主不归还他的宗庙，就为他服丧。寄居在别的国家，而为该国君主服丧。我既然在鲁国没有官位，而祭祀在卫国，我穿什么丧服呢？”所以为继父服丧，大概也是祭祀在卫国的道理吧。现在这个人出生在抚育他的母亲家中，从出生几个月到现在，恩情深厚。又有他的钱财，让他供养父母，守护祭祀。比起同居继父建造宫庙的恩情，而且没有改嫁母亲的遗憾。现在让他去世而不为他服丧，是不可以的。服丧而不到期年，也是不可以的。这不就是违背人心而轻视行为吗？有人说还有更进一步的。齐衰三年章中，慈母如同母亲。传文说：“为什么服期年呢？”传文说：没有儿子的妾，没有母亲的妾子，父亲命令妾说：“你把他当作儿子。”命令儿子说：“你把她当作母亲。”像这样，那么她生养他直到终身如同母亲，死后就为她服丧三年如同母亲。重视父亲的命令。郑玄说：这是指大夫士的妾，而子游问为慈母服丧如同母亲，合乎礼吗？孔子说：不合乎礼。古代男子外面有傅，里面有慈母，是君主命令用来教导孩子的。有什么丧服呢？为慈母服丧是从鲁昭公开始的。孔子说君主命令，又说鲁昭公，所以郑玄认为是国君，这是对的。然而不为慈母服丧的只有国君。现在这个人出生在士人家庭，他被其他姓氏抚养，是否接受父亲的命令，无法得知。虽然如此，父亲有孩子几个月而不能抚育，有能抚育的人，而向父亲请求，父亲命令他一定是的。比起孩子没有母亲而有妾没有儿子的情况，即使不命令妾也应当慈爱他。即使不慈爱还有父亲在。命令成为母子，那还可以停止，而这里更加紧急。这就是说这个人出生的母子即使没有父亲命令，认为与有命令相同是可以的。而且他的居住地还是抚育他的家，这是让他常常守护祭祀，以传承无穷，不仅仅是一时建造宫庙而已。恩情更加隆重，怀疑应该从重，即使为他服三年，也是可以的。至于祭祀的礼制，如前贤四孤的议论，有的卖掉有的抛弃，而由他人抚养。田琼、王朗等人，都说戴着异姓而不改变，在门外祭祀所生的人。这只是知道成全我的恩情，而不明白天性没有断绝。如果这个人已经回归本宗，自然应该另外建造宫庙，祭祀抚育他的人。庾蔚之的话说得好：“神灵不享用非同类，是说舍弃自己的族类而取他人的族类作为后嗣。如果自己的族类没有可取的而抚养他人，活着得到抚养自己年老，死后得到供奉祖先祭祀，神灵有灵验变化，难道不嘉奖他的功劳吗？”我看近代做官的家族，多有继承先人抚育的姓氏，礼官不斥责其非，神明也繁衍其类。高安朱文端说异姓为后，也说如果所养的家庭没有后嗣，就世世代代在别室祭祀。像这个人，一定有别子，设置作为抚育者的后嗣，使常常有祭祀，大概没有恩德不报答，而符合人心了。

关于服制的疑问

马福安

浙江有个人出生几个月就失去父母，成为他人姓氏的儿子。长大后成为县学生员，于是恢复本姓。然而他的居住地，仍然是抚育他的家。接养父母奉养至终老。不久抚育他的那家母亲去世没有儿子。有人说，应当为他服丧，服什么丧合适。我说，《仪礼》继父同居者，传文说，为什么服期年呢。传文说，丈夫死了妻子〇孩子年幼，孩子没有大功亲属，跟着母亲改嫁，而改嫁的对象，又没有大功亲属。改嫁的对象用他的钱财，为他建造宫庙，按时节让他祭祀。像这样就是继父的道理，同居

译那么应当穿齐衰一期的丧服。浙江人出生后几个月，被他人收养，作为别人的儿子。后来虽然恢复了本姓，但仍然居住在养父家中，接养父母来奉养并侍奉至终。这难道不是继父同居的道理吗？适宜因为恩情而穿齐衰一期的丧服。有人说：“慈母如同生母，浙江人所受抚育的母亲，也是养母一类吧？”回答说：“不是这样。浙江人的生父母健在，他接养父母来奉养并侍奉至终，这就不是像妾生子那样没有母亲的情况。既然已经恢复本姓并接养生父母，将对生父母服三年之丧，怎么还能对养父母再服三年之丧呢？”那么，如果浙江人不知道父母是生是死，或者父母已经去世，可以对抚养自己的人服三年之丧吗？回答说：“假如浙江人不知道自己的姓氏，或者没有恢复本姓，那么他就是专门作为养父的儿子，怎么能不报以父母之丧呢？如果已经知道本姓并恢复了本姓，那么我就有自己的生父母，无论他们生死与否，都不能对养父母服三年之丧。”那么，服齐衰一期，而在心中哀悼三年可以吗？查《齐衰杖期章》中关于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的章节，传文解释说：“儿子对母亲的丧期屈降为一年，但心中哀悼仍为三年。因为母亲丧期本为三年，因被父亲的地位压制而情感不能充分表达。”现在对抚养自己的人服齐衰一期，情感已经充分表达了，不再心中哀悼三年也是可以的。那么，要祭祀他吗？回答说：“建造祠堂并世代祭祀他，是为了报答他的恩德。而且不忍心让抚养自己的人没有后代主持祭祀。然而浙江人生下仅几个月就受到抚养，后来又接养生父母到养父家中，恩义非常深重。丧服期限虽已尽，但情感无穷无尽，因此为他心中哀悼三年，也是贤者应当自我尽心的做法。”

译关于养母不应服斩衰三年的讨论

胡培翚

现在的法律条令规定，为养母服斩衰三年之丧。这是沿袭明代《孝慈录》的旧制。考察古代的礼制，有乳母，没有养母。有养母这一说法，是从宋代《开宝礼》开始的。《开宝礼》解释说：“养母，是指收养同宗族的人，以及三岁以下被遗弃的孩子。”明代《孝慈录》将其改为：“指自幼过继给他人的人。”既然说过继给他人，那就是作为他人的后嗣。法律本来就有为所后嗣的父母服丧的规定，为什么又说养母呢？况且作为后嗣，是继承父亲，难道可以只提母亲而遗漏父亲吗？那么，养母并非指自幼过继给他人的人，这是非常明显的。《魏书·冯熙传》记载：“冯熙的父亲冯朗因事被杀。冯熙出生在长安，由姚氏的魏母抚养。”这大概就是养母称呼的由来吧。然而考察《魏书》，魏母去世，冯熙上表请求服丧，皇帝下诏允许他服齐衰一年的丧。自从宋代《开宝礼》确定养母的丧服为齐衰三年，明代又改为斩衰。古代只有为父亲服斩衰，明确表明不有两个斩衰之丧。后世为母亲服斩衰，厚待生母，尚且有人议论，何况养母哪里有生育我的恩情呢？却为她服三年的斩衰之丧，如同对待父亲一样。况且被收养者不一定都是同宗族的孩子，难道有以三年之丧服侍异姓人的道理吗？亲近抚养自己的人而忘记生养自己的人，恐怕会开启天下螟蛉义子扰乱宗族的开端。有人会说：“养母不是家里雇佣来抚养孩子的人，而是这个孩子无依无靠，将要弃尸沟壑，因为怜悯而喂养他、使他活下来，这与世间的乳母完全不同。她抚育的恩情极大，等同于生母，为什么不可以呢？”然而查考礼制，乳母的丧服，只限于缌麻三个月，现在的法律与此相同。如果依照《魏书》，冯熙对于养母，定为齐衰一年，比起乳母难道不更加厚重吗？也足以报答她了。丧服重于母子的，不仅仅是抚育的意思，而是说孩子的身体来自父母。《诗经》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母对于孩子，有天性之爱，有肌肤之亲。所谓想要报答的恩德，像苍天一样没有极限。怎么可以用养母来相比呢？请在法律注释中，仍然采用《开宝礼》的文字，而将丧服改为齐衰一年，这样名称与实际相符，恩情与道义都得以尽到。谨此讨论。

卷七十三 礼政十三 祭礼

关于宗祧的论述

孙希朱

宗，是尊崇的意思；祧，是超迁的意思。分开来说，有大宗、小宗，有庙、有祧；合起来说，就叫做宗庙、宗祧、庙祧、守祧，都是指宗庙。什么叫大宗？《礼记》说：“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古代诸侯的嫡长子世袭为君，从次子往下都称为别子，都不能祭祀他们的先君。他们的后世子孙成为卿大夫，就立这个别子为始祖，这是因为大夫不敢以诸侯为祖。或者异姓刚开始来到这个国家，以及庶姓中特别崛起成为卿大夫的人，也叫做别子，他们的子孙被立为始祖。这与诸侯的别子相同。而别子的嫡长子，常常继承他的统绪，主持祭祀，作为族人的宗主。即使过了五代，都为他服齐衰三个月的丧。这就是所说的“尊崇那继承别子的人，百世不迁”。什么叫小宗？《礼记》说：“继祢者为小宗。”大概别子的统绪，只有别子的嫡长子，才能祭祀他并继承他的统绪。他的支庶都不能祭祀别子，而是各自让他们的嫡长子后来主持祭祀，作为兄弟的宗主。所以有继父的宗，有继祖父的宗，有继曾祖父的宗，有继高祖父的宗。高祖的丧服服完就迁出，这就是所说的“尊崇那继承高祖的人，五代就迁出”。大宗有一个，小宗有四个。一个大常常统领几个小宗，这是古代的宗法理论。那叫做祧的，大概是取超迁的意思，与昭穆庙有别。凡是毁弃的宗庙的神主，藏在祧中，《祭法》所说的“远庙为祧”就是这个意思。周代的制度，先公迁出的神主，藏在后稷庙中；先王迁出的神主，藏在文武庙中。所以《周礼》说：“掌管守护先王先公的宗庙，祧。”如果是诸侯，则藏在太祖庙的夹室中。所以太祖庙也叫做祧。而后世就借用作祖庙的通称。《聘礼》说：“不腆先君之祧。”《传》说：“其敢爱丰氏之祧。”又说君主行冠礼一定要在先君之祧进行，都是指祖庙而言。这是古代的祧法理论。古代天子有七座宗庙，诸侯有五座宗庙，大夫有三座宗庙，士有一座宗庙，庶人在寝宫祭祀。从大夫往下，都不说祧主藏在哪里。所以朱熹的《文公家礼》，凡是五代亲尽，就把神主埋在墓中，或者埋在两阶之间。冬至虽然有祭祀始祖的记载，但没有神主。这都是受限于身份等级。唐代的制度，二品以上可以立四座宗庙，三品立三座宗庙。天宝年间，在京的五品清望官也允许立庙。宋代承袭唐代的制度。明朝初年，公侯品官的宗庙制度没有确定，暂且仿照《家礼》立祠堂三间，用来祭祀四代神主。我朝品官的家庙，一品、三品庙五间，四品以下庙三间，祭祀四代。亲尽就藏在东西夹室中。然而丧葬看死后的爵位，祭祀用生前的俸禄，所以庙虽然建了也很快废弃。只有历代忠孝义烈、前哲令德、功在社稷民生的人得以不废弃。或者朝廷为他们建祠，让他们的子孙主持；或者子孙自己建立，向当道申请祭祀；或者就在旁边的房屋，附入高祖、曾祖、祖父的神主，用来会集宗人而奉为始祖。这是后世宗祠的起源，而朝廷也不禁止。大概是取它敦厚根本、改善风俗，使人们都知道亲爱亲人的情谊，对世道人心大有裨益的缘故。我们家族自从未园公承袭祖父汇川公、叔祖信书公的命令，偕同各位父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