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四　户政六赋役一

译这样做了。奉天的幸运，并非偶然。那些祸害百姓、败坏国家的奸臣，早已先被诛杀，但后世仍然沿袭他们的税法而不加改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主管财政的官员便于年终结算，平庸的官吏便于催缴赋税，很少有人能够制定宏大的治国谋略，为国家的根本着想，参照古今的制度，斟酌当代的适宜，在征收赋税时做到公平合理。查考两税法，将租、庸、调的总数合并，全部向田地征收。夏税从四月开始，冬税到年底结束。田地刚刚播种，官吏已经登门催缴；收获刚刚开始，口粮已经吃空。吟诵着“二月卖新丝，四月卖新谷”的民谣，他的话是多么痛切啊。明朝万历初年，创立一条鞭法，变本加厉，将各种杂税并入正税。三月完成一半，十月全部缴清，期限更加紧迫。过去是富足之家，如今成了受累之人。吴地百姓关于田赋的民谣，他的话又是多么悲切啊。考察汉代，张汤、杜周，子孙世代显贵，而桑弘羊、孔仅之流，自身被杀，家族灭绝。上天憎恶聚敛财物的臣子，甚于憎恶酷吏，如此明显。大概人们遭受法律制裁，酷吏虽然罗织罪名、深入追究，虽然并非公正的刑罚，尚且是因为整顿法纪，而且受害的只是一时，所以灾祸只限于自身，惩罚不及后代。至于聚敛者的心机，剖析秋毫，搜刮锱铢，自认为为国家生财，算计毫无遗漏，而君主和宰相任用他们而不怀疑，放纵他们胡作非为，不使天下百姓痛苦不堪不止，不使国家动乱覆灭不止。他们身为祸首，给未来留下祸患。上天鉴察下民，怨恨毒害聚集之处，能免祸已是幸运，又怎能保全子孙呢？

译《治赋篇》第二

汤成烈

自从杨炎创立两税法以来，后世都遵循执行。而古代圣王建立国家时的赋税制度，再也无法恢复了。《宋史》评论说：“两税法向百姓征税，夏税不超过六月，冬税不超过十二月。它的弊端在于，提前时间偿还赋税，增加税目而横征暴敛，到了五代时期达到了极点。”明朝末年实行一条鞭法，只图一时的利益，趋向于苟且简略，当时人们认为方便，于是夏税改为春季征收，冬米分为本色和折色。它的弊端在于，催逼紧迫而政令烦杂，手段苛刻而百姓困苦，到了崇祯年间达到了极点。

在洪武初年，效法古代圣王的意思，顺应形势加以引导，根据风俗制定法律，以田地作为经线，以人户作为纬线。赋税出自田地，徭役出自成年男子。人户分为三个等级，里设有十个甲的编制。田地的赋税，叫作夏麦冬米；人户的赋税，叫作农桑丝绢；成年男子的赋税，叫作银差和力差。虽然不再沿用庸、租、调的名称，但其征收粟米、布匹、劳役的本质是一样的。

明朝中期以后，里甲制度不再均衡，税目繁多，于是确立了一条鞭法。大概这条鞭法与两税法，都是对上级有利，而对下级百姓不利。为什么说呢？对上级来说，合并简化名目，易于催征；对下级来说，缴纳正税之外，又增加耗羡。实行久了，百姓也就安于现状了。

本朝顺治、康熙年间，战争未停，开支浩大，军饷没有来源，于是命令各州县，凡是不入正赋的坐办、杂办、均徭等项留存银两，全部裁减改征，起运解送户部。每县不下四五千两。《缙云赋役全书》记载，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中期，前后裁改起运解送户部的款项共六十多项，总计四千五百多两。由一个县推及其他县可知，于是州县办公，没有款项可以挪用，便设立了火耗的名目，作为留支的费用。重的每两几钱，轻的也有一钱多。这又是额外的索取，地方的私派，起初没有定数。

雍正年间，因为州县强行摊派使百姓困苦，于是平均数额并减轻它，每两不超过一钱，将其归于公库，名叫耗羡。又因为州县办公困难，特别设立养廉银，从这项中支出。当时大家一致称颂，认为公平合理。督抚司道等官员，地位尊贵，俸禄优厚，生活丰厚，不需要贪取财物，这是大臣守法的表现。即使是佐贰等微末官员，也能分得剩余的利益，确实公平普遍。然而自从归公之后，民间缴纳的税额，等同于正税，丝毫出入，都掌握在内部。发放养廉银之外，既没有多余的收入，地方上有事，怎么能迅速办理呢？这就是吏治日益衰败的原因。

况且大县的养廉银裁减后只剩一千多两，中县七八百两，小县只有四五百两。幕僚的薪水，家仆的开销，对上对下的应酬，道台府台逢年过节的馈赠，这些方面的开支，大多不够用。此外应办的事情，贤能的官员也不能竭尽财力应付，小臣怎么能廉洁呢？平庸之辈，于是到了晚上才送金子，诉讼中也有贿赂，上司无法禁止。所以当时有“康熙年间多清官，雍正以来无清官”的谣谚。

乾隆壬戌年，朝廷策试士子，高宗纯皇帝以此为题发问，而草野新进之士，不敢正面回答。然而百姓的疾苦，官员的困乏，早就在圣明的洞察之中了。高宗最终担心耗羡对官民都不利，向下询问臣工，广泛采纳众议。御史柴潮生上奏，认为耗羡是当今天下的大弊端，但不敢请求讨论废除。于是御史赵青藜上奏，请求不要轻易变更。当时的议论听从了他，于是成为定制。国家每年增加三百五十万的收入。姚硕甫《寸阴丛录》说：“耗羡银三百四十九万五千七百七十七两。”使得天下的一千五百多个州县，在公务上捉襟见肘，动辄受到牵制。于是又设立了平余的名目，耗外加耗，羡外加羡，上级不能制止，下级不能免除。多一分不止受一分的累，怎么能宽一分而得受一分的赐呢？赵青藜的奏疏说：“取多补少，宽一分则受一分的赐。”又说：“既然接受了耗羡的名目，自然不能在正额之外求多。”哪里知道后来竟然在耗羡之外又另生耗羡呢？可惜高宗勤恤民隐，德音垂问，想要把归公的钱还给百姓，却被邪说所阻而停止。赵青藜的奏疏说：“归民的说法，在当时则无暇顾及，在形势上则难以实行。国家的经费有常，各官的养廉银如何供给？如果恩泽不下达于民，而无度的征敛，有增无已，百姓憔悴，何时才是尽头呢？”

《治赋篇》第三

汤成烈

况且天下百姓的数量，没有比此时更兴盛的了。而天下民生的匮乏，也没有比此时更严重的了。而自古赋税的沉重，也没有比此时更严重的了。人口日益繁多，民生日益匮乏，赋税日益沉重，唉，危险啊，这个时代。为什么说百姓众多呢？《帝王世纪》说：“夏禹时代，人口一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周成王时代，人口一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记载其兴盛。汉平帝元始年间，统计人口五千九百一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人。汉桓帝永寿年间，统计人口五千六百万六千八百五十六人。与夏周的人口相比，不止三倍。即使是唐朝开元、宋朝嘉佑年间，也难以与之相比。现在各省府县，年终向户部上报户口总数，几乎倍于

译汉代，汝南郡有户四十万四千四百有余，人口二百一十万七百有余，真是人口众多啊！然而该郡统辖的县、国共有三十七城。如今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这四府一州的人口还超过它。苏州、松江所属各县的户数大约可计算为二十万户。推想直隶以及安徽、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湖北、湖南等各省，大致都比汉代司隶、兖州、豫州、幽州、并州、青州、冀州的人口多出一倍。即使是福建、广东、云南、贵州、四川、甘肃等地，也比汉代交州、益州、凉州的人口更为众多。当今的百姓，难道不是古今人口最繁盛的时候吗？然而人口众多并不能作为依靠。圣贤谈论政事，在人口众多之后接着说要使百姓富裕。现在土地没有比汉代更广阔，开垦的田地也不能更多。百姓数量比过去多出一倍，而田地却没有增加，那么百姓中缺乏根本产业的人就很多了。山隅海边，只要可以种植的地方，哪怕是一尺一寸的土地，没有不被开垦的。而在士、工、商之外，没有其他副业可以经营。于是散居各地充当幕僚，离开家乡成为僧道，沦为衙役，投靠成为奴仆，流落成为地痞、盐枭。每省不下二十余万人，这些都是游民，消耗着农业劳动力。僧道、衙役、奴仆这类人，不从事固定的职业，却肆意从百姓身上获取食物。地痞依靠良善弱小者衣食，盐枭在细微之处谋取利益。他们都终日忙碌，仅仅够维持口腹之需，从未富裕过。山区的百姓，在中等丰收的年景，人们也不能顿顿吃饱。一旦遇到灾荒，便流亡在道路上。大城市中，又有富商豪强，操纵物价涨跌，盘剥穷苦百姓。禾苗尚未长成，就已经向人借贷；蚕尚未吐丝，就已经偿还债务。这难道不是民生极度匮乏的时候吗？

为什么说赋税沉重呢？从前汤斌（字文正）巡抚苏州时，潘耒送别他，说道：“宋代每亩税收一斗，元代规定每亩税收三升。明初没收了张氏故臣及土豪的田地，按照私人账册征收，称为官田，每亩税收八斗，百姓才开始困苦。然而民田每亩税收五升，依然很轻。嘉靖年间，将官田和民田合并，一律以三斗起征，百姓更加困苦。然而催缴赋税还不算太急迫。万历初年，实行条鞭法，限定分数作为考核标准，缓征的办法不再实行，百姓更加困苦。然而那时还只是常规赋税罢了。天启以后，时常有额外加派，又苦于额外的征收让人无法忍受，以至于明朝灭亡。”

清朝继承明朝的积弊，田赋之重、转运之劳，一如往昔。加上催缴赋税日益急迫，考核日益严格。春耕尚未开始，催逼的呼声已到家门。数年的拖欠租税，并在一天内征收。办理正供而积欠无法偿还，缴纳旧赋而新税无法上缴。即使有龚遂、黄霸、卓茂、鲁恭那样的贤能官员，也很少不受到考核的阻碍。升迁调任的路径既然断绝，那么只求填满自己的口袋罢了。贪婪残暴放纵，无所不至。苏州百姓的困苦，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在圣祖仁皇帝时，次之言已经痛心疾首到如此地步。何况雍正年间，将丁税并入地税，百姓苦于按粮摊丁而更加困苦。火耗归公，官员苦于正税和火耗一并解送，加上平余，百姓更加困苦。乾隆、嘉庆之际，司库的平余更加沉重。道光年间，重平，每百两加二两五钱九分五厘；饟余，每千两五两；筹补，每千两十两；杂费，每千两耗羡七十两。浙江省民间缴纳正税不缴纳火耗，问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火耗。其他省份向百姓征收，浙江省则向官员索取补偿，真是奇怪啊。火费五十一两五钱，耗费三两七钱一分，新加银一两五钱，给库饭食三钱五分，运脚银十六两，奏销上房费洋钱三百六十元，每正银千两，大约以一千二百两为准。种种额外索取，官员更加困苦，而百姓的困苦更是说不尽了。

咸丰元年，清查结报之后，养廉银扣除不准支取。扣除养廉银之外，摊派捐款、官员垫付、百姓欠款的差额，大县一千八百两，次等一千五百两，再次一千二百两，中等县九百六十两，递减至五百六十两，小县三百数十两。又摊派统提捐款，其名目并未告知各县，以大、中、小分别摊派，从三四千两到一千余两不等。此外还有津贴架木，大县百数十两，中等县七八十两，小县五六十两。贴补油茶、岁科经费、科场经费，不在统捐之内，而在坐支役食之内。扣解节省的钱文，从二十千到十余千不等。一县正额之外，官员的赔垫如此之多。这些银子从哪里来呢？如果不向百姓加派，就会亏空挪用作正项。这正项的亏空挪用，难道是州县官员侵吞的吗？上级掠夺比强盗还厉害，于是用困窘官员的方法来困窘百姓。这是此时赋税之重，自古未有。

译治理赋税篇四

汤成烈

不仅如此。古代向百姓征收赋税。有的用粮食布匹。有的用丝绢。有的用铜钱纸币。从未使用过白银。因为粮食布匹丝绢。都是百姓种植养殖所出产的。就着百姓已有的东西来征收赋税。本来就很便利。铜钱纸币由官府机构铸造发行。供百姓交易使用。再缴纳给官府。循环流转不枯竭。百姓也感到便利。至于白银。不是中原地区出产的。也不是民间普遍拥有的。从夏商周三代到明朝。从未用白银充当货币向百姓征收赋税。不强迫百姓做难以做到的事。不责求百姓所没有的东西。嘉靖末年。废除纸币征收白银。百姓开始苦于其苛厉。不到百年便陷入极大困境。百姓困顿而国家更加匮乏。战乱四处兴起。辽东战事紧急就增加辽饷。寇乱紧急就增加练饷剿饷。赋税比原来增加了五六成。丝毫未能弥补国家亏空。百姓生活日益窘迫。更加趋向于做强盗。明朝最终因此灭亡。本朝沿袭其弊端。将三饷合并为一。耳目一新。但沉重赋敛依旧。顺治年间实行纸币代替白银。不久因为国库充盈而停止。然而规定官定一千文钱。价值白银一两。虽然增加了额外的征收。但百姓没有极大困顿。何况历代圣君相继。念及百姓疾苦。忧民疾苦怀于心中。时常颁布大赦赏赐。屡次免除拖欠赋税。常达千万之多。遇到水旱灾害。安抚赈济同时施行。休养生息。一百多年间。乾隆嘉庆时期。号称富庶。那时白银价格不太高。百姓用一千文钱就能完纳一两白银的赋税。官府代为兑换白银解送正供。从容有余。嘉庆末年。白银开始涨价。然而完纳赋税也不过一千二三百文钱而已。道光以来。外国商船销售鸦片。将中国的白银全部收走。张仲远说。白银价格昂贵。不全是因为外国。《海国图志》《圣武记》说得非常确切。关于外国商船的两句话可以删节。汤成烈说。乾隆嘉庆年间。官府公共宴饮。大多使用银器。耗费巨大。但白银价格很平稳。到了道光年间鸦片盛行而白银价格骤然高涨。官府宴饮使用银器也极少。这难道不是外国商船收走白银的明显证据吗。默翁相信西方人。所以有这种说法。我则不敢沉默。白银价格大幅上涨。从一千五百文。不久涨到二千文。不久又涨到二千二百多文。民间完纳一正一耗。需要二千五百多文钱。支出超过过去一倍不止。而纸笔的费用。舟车的费用。藩司平余上房的费用。新增加的法码。额外的饷余。都在正耗之外筹补。每两需要一钱几分。所有这些都比正供更急迫。此外还有官府垫付百姓拖欠。统一捐摊。州县不得不解送。如果不加在百姓身上。那么赋税从哪里出。如果加在百姓身上。那么百姓无法生活。愚笨懦弱的人叹息怨恨。狡猾的人聚集众人。在衙署闹事。殴打侮辱官吏。事情既已扩大。上司无法处理。宁波的事件。殴打到了道员。杀死了一名副将。一名通判。两名知县。文武官员死者十余人。士兵一百多名。叛逆显然。却畏惧顽民的恫吓。推诿给盐枭。以区区张潮、清俞、能贵、周祥千等人获案来塞责。国法不伸张。民情容易迷惑。强悍的人效仿。怯懦的人观望。大概是因为百姓穷困而法律也穷尽了。况且道光十五年前。白银价格一千四五百文。户部发放帑银。仍准许按一千文折算。这是民间承受白银涨价的害处而国家未曾私占其利。银钱的价格。听任商民自行高低。还可以说得过去。到了二十年后随即准许按一千五百文折算。逐渐准许按二千文折算了。这是朝廷不居加赋之名暗中收取加赋之利。赋税既比历代沉重。征收又比往时加倍。谈论利益的各位大臣。难道没有考虑悖入悖出。有不可明说的道理吗。难道没有抑制白银抬高铜钱的方法来缓解百姓困顿吗。反而将白银涨价视为利益。只知道剥削百姓来充实国库。不知道有人而后有土地。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动摇那么国家如何稳固。最终百姓财富耗尽。国家用度从何而来。《大学》末章。圣人的垂戒。意思深远。为什么不三思为国家长远考虑。谋划久大之规。杜绝短浅之计。为何汲汲于理财之术。而不思考体恤百姓之道呢。去年南河决口。饷银汇集。清浦价格平稳。涨到一千三四百文。虽然奸商操纵盈亏来损害官府。但民间实际暗中享受了白银平稳的好处。为何急于奏请运钱来抬高白银价格呢。铜钱由官府铸造。而转输给百姓。铜钱价格高则百姓赋税容易完纳。而国家体面也尊贵。然而通宝的国家用度。一定要压制它使其便宜。民间少有的白银。一定要抬高它使其昂贵。用百姓难以做到的事来苦害百姓。究竟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各位大臣自问。究竟是何居心呢。

治理赋税篇五

汤成烈

而且还不止于此。天下的穷困到了极点。然而在千百人中。还有一二殷实户。经营贸易获利。因积累而发家。则有富商。督导耕织课业。因勤苦而积聚。则有富农。这两类人。在大县还有数十人可以指认。小县不过十余家。有的也仅仅可以温饱罢了。平时为小户借贷完纳课税。凶年荒年可以劝其分余。来救济濒死的百姓。对地方不无小补。然而计臣一定想要尽取天下之财归于上级。国家遇到一件大事。就开一个先例。开例不止。于是劝捐输。捐输无补。又将大捐移到各省。以听任捐生的便利。而在大捐之外。又令捐饷。同时并举。又让有位者倡导捐输来作为劝勉。做朝不保夕的谋划。做吮膏吸髓的事情。国家所得几何。而部费印结。无不十中取四五。名为乐输。无

译异端攘夺。官常的败坏。本来不必多说。况且在位者所捐输的钱财。从哪里出来呢。势必向上从下属那里索取。向下从百姓那里搜刮。《日知录》说。天启末年。听从操江官范济世的请求。于是实行搜括。搜括不停止。以至于加派。加派不停止。以至于捐助。那么捐助乃是末世的下策。并非匡正时局的良谋。这是显而易见的。况且捐助本是搜括的别名。是加派的途径。为什么说呢。如果出自百姓。那么稽查商贾富人。起初以压制勒索。随后以追呼催逼。这不是搜括又是什么。如果出自官府。上官则派下属官员。下吏则增加课税。这不是加派又是什么。因此捐助实际上兼具搜括和加派的祸害。而上层不担其名。下层暗中承受其害。所谓计谋导致巧取豪夺。必定使得商贾富人的钱财也一同耗尽。一旦地方发生水旱灾害。草泽间出现盗贼警讯。州县的钱粮。分毫不剩地解送布政司。布政司又全部解送户部。申报拨用没有留存。赈恤防御。丝毫没有办法。必须奏请。从外地拨解。耗费时日。而民间竭尽搜求。皮骨已空。怎么能保全自己的身家。施济邻里呢。等到粮饷到达省城。无论支领时的折扣。种种侵蚀。而时机已经丧失。灾民则流离失所死于沟壑。劫掠则城市变成废墟。末世多盗贼。百姓没有遗存。确实是法令的过错啊。当今农民的困苦州县的累赘。固然祸患在于赋税沉重。而更祸患在于银价昂贵。现在百姓缴纳粮税用铜钱。官府解送布政司用白银。银价日益昂贵。那么征收铜钱必定增加。而百姓则互相告诉说。今年加征钱粮若干钱一两了。而官府出示。也以加征为说辞。上司听说后。就说某县加征钱粮幸好无事。听之任之可以。正赋有定额。怎么可以丝毫增加。然而铜钱贱白银贵。出入差距巨大。处于不得不加征的境地。并非在赋税之外有所盈余。实在是为了凑足解送布政司的数额罢了。官府必定要凑足数额。百姓认为是无度的搜求。况且说钱粮应当征收解送都用铜钱。无奈解送布政司必须用白银。名与实相悖。百姓得以与官府相持。甚至玩弄法律抗欠。胥吏怂恿。官府以法律惩处。百姓于是大为怨恨。道光年间。直隶各省因钱粮杀害官员的案件出现。难道都是官员不尽职。而百姓无良吗。是被时势所迫罢了。所以古人说赋役的弊端没有比折色更严重的。而我说更没有比征收白银更严重的。任源祥对答食货策说。洪武年间。有黄金一两。折合米二十石。白银一两。折合米四石。棉花一斤。折合米二石的例子。永宣以后。折色的。布绢棉钞。听任百姓方便。近年来漕粮白粮改折。顺治十八年。江西米价。每石不满四钱。而漕折每石一两二钱。三不完一。康熙三年。江南米价格。每石不满五钱。而五府白折。每石白银二两。四不完一。由此看来。明朝的折征。是损害上层利益使下层受益以便民。现在的改折。是剥削下层奉养上层以充实国库。当时朝廷清明。上没有贪好货的君主。而掌管国库的臣子。专门从事搜刮。以聚敛钱财而招致怨恨。于是留下日后民穷财尽的祸患。真是令人感慨啊。

译治理赋税篇六

汤成烈

当今天下遭受银价昂贵之害的，百姓中没有比农民更严重的，官员中没有比州县更严重的，商人中没有比盐商更严重的。田地种植所收获的米麦棉豆，以及人力所产出的布帛丝麻，都不作为赋税征收，而只征收白银。这就必然导致农民必须低价卖出自己所有的农产品，去高价购买自己没有的白银。因此，需要花费数倍的代价才能完成一倍的赋税，所以农民受害。百姓本来无从得到白银，贸易所得的是铜钱，偶尔有外国银元，也难以充当正赋，官府不能不听从百姓的便利。积累千百贯铜钱到市场上兑换白银，奸商和牙侩趁着官府的急迫，使得银价因此高昂。在轻重悬殊之间，由细微的积累达到千百之巨，赔垫由此产生，所以州县官员受害。百姓买盐都用铜钱，而商人缴纳赋税必须用白银，以有易无，亏损由此产生，所以盐商也受害。这种危害达到百姓困于缴纳赋税，官员困于垫支解送，商人困于缴纳课税的地步，难道不可以变通其法吗？

于是有人认为，银价昂贵则国家有加倍的赋税收入，军队有加倍的粮饷，理应国家日益富强，军队日益强大。然而国家用度日益匮乏，军队日益衰弱的缘故是什么呢？《管子》说：万户的城邑，必定有万钟的储藏，包裹千万；千户的城邑，必定有千钟的储藏，包裹百万。春天用来供给耕种，夏天用来供给耘田，农具器械，种子粮食，必定要从中取用充足。这是说为政，必须先使百姓富足，然后国家富足。所以他说：粮仓充实，百姓就懂得礼义。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个支柱。齐桓公任用管仲，所以能称霸齐国并匡正天下。后世的理财大臣，如汉代的桑弘羊、孔仅，唐代的杨国忠、皇甫镈、杨炎，宋代的王安石、蔡京之类，他们的才能远不如管仲，却厚颜无耻地以禹、稷自居，每天用尧、舜的话颂扬谄媚君主，口中诵读商周的文章，智慧却低于秦隋，败坏法度，扰乱制度，毒害天下，甚至不畏惧天变，不体恤人言，自身遭受显赫的杀戮，国家也随之灭亡，难道不值得借鉴吗？

鹿台聚敛导致商朝灭亡，铸造大钱导致周朝衰败，按亩征收修宫钱导致汉朝动乱，实行阡陌间架税导致唐朝败亡，实行青苗法、手实法导致宋朝削弱，征收三饷导致明朝灭亡。财富聚集在上层，怨恨积聚在下层，亡国丧师，是必然的结果。然而自古以来的聚敛之臣，无不以搜刮利源之计，蛊惑君主，援引苛刻聚敛之徒，依附增益掠夺，使君主承受贪财的名声，下层遭受切肤之痛。等到府库充满，宝藏盈溢，又进献丰亨豫大的说法，于是土木宫室的工程，耳目声色的娱乐，日新月异，以奢侈浪费消磨君主的心志，视金帛如粪土，弃珠玉如泥沙。于是宵小之辈蒙蔽君主，互相侵蚀，充实私藏。一旦边疆寇警，盗贼兴起，檄文调遣频繁而转运紧急，于是司农寺握算而水衡都尉久已空虚，竭力补救，事机已失，虽有善者，也无能为力。如果轻本重末，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呢？

《新唐书·食货志》有云：以金银为货币的，是蛮夷的做法。五岭以外使用它，如果在中国实行，不出百年就会败坏。征验于明朝，如同符节相合，真是先觉者的道理啊。国家承袭明朝的弊端，已经二百多年了。内部没有矿使的横加骚扰，而宝藏不从山中兴起；外部有洋烟的流毒，而漏卮不从海上堵塞。白银日益耗损而日益趋向昂贵，也是势所必然的。任源祥说：白银不由上层控制，如同泉府掌握权柄，又不产于下层，如同布帛可以穿衣，菽粟可以食用，而偏偏重在白银，使得豪强狡猾之人得以独占其利。这话说的是当时折色之害，而现在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果想要平抑它，必须征收铜钱、解送铜钱，而中央支发放款、采办，都以铜钱为标准。与以谷物布帛为租，钞币杂用相比，这才是掌握要害。那么白银既退居次要而无权，豪强狡猾之人也无从施展其术。三五年后，官民的困苦，大概能稍微缓解吧。

治理赋税篇七

汤成烈

为什么一定要以铜钱为标准呢？质疑的人一定会说：铜钱是重币，成串的铜钱容易腐朽，短陌（不足数）和私铸，混杂难以计量，不如白银方便。我将回答说：如果方便百姓，没有不方便国家的。现在一两白银兑换铜钱二千二百多文了。正赋之外的耗羡、重平、筹补、杂费等类，每两大概将近二钱。解送司库白银一两，需要铜钱二千七百文。而州县折征，浙江从二千一二百文，到二千八九百文为止。江苏则一概征收铜钱三千多文。在浙江则是官员多赔累，在江苏则是百姓实在难以承受。究其根本，奸商操纵银钱轻重的权力，以损害官员而困害百姓，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命令解送司库白银一两，准解铜钱一千五百文。张仲远说：每两作铜钱一千五百文，似乎还太多。应当恢复旧制，每两作铜钱一千，一正一耗，完纳铜钱一千一百文。另外酌加三百文，作为州县办公的费用。司库支发，也照例价，每两二千文，才可以持久。汤成烈说：这篇文章作于咸丰二年，当时银价二千二百多文。如果每两二千文，在百姓完纳赋税方面，固然属于轻减，而支发则不及一半，营兵难道不会哗变，委办难道不会借口吗？如果按现在的银价，则仲远的话是对的。而前面的数目太多，变革要有渐进，也不可太突然。那么州县征收白银，每两不能超过铜钱二千。民间少出几百文到一千文，完纳赋税较易，积欠可以清除。州县有五百文的盈余，办公既充裕，旧亏可以弥补，考成可以顾及。

译至于司中发放军饷、俸禄、津贴及工食，均按一千五百文折算为一两银子，收支相当，这又有什么不利呢？盐商则按一千七百文折算为一两银子，仅少五百余文的折损。缴纳赋税既然容易，每年的盐课额度便可逐渐足额。假如各省每年多销售二十万引盐，对国家、对官府、对商人，不都受益吗？

治理政事的要领，在于使粮食充足。所以《洪范》八政中，粮食排在首位。而创造财富的道理，不外乎“生产的人多、劳作的人快”这两句话。因此，粟米充实于粮仓，布帛充盈于府库，这些都是出自民力的劳作，所以称为“本富”。除此之外，还有泉府之法，由朝廷掌握权力，将利益分散给百姓，以丰富流通的货物，让百姓进行买卖，这是古人创立的，后世也没有废除的。所以府库充盈，称为“末富”。

如果银子不是土地所产，不是民力所出，饥饿时不能当食物，寒冷时不能当衣服，这是追逐末业者所竞逐的，商贾所凭借的，而不是治理国家者所应当重视的。因此，物资的有无不足以决定轻重，但国家财政却必须以银子作为收支标准，这是重末轻本，违背了圣王谨慎用财的本意，蒙昧了驾驭世道轻重的权柄，于是百姓困苦，国家也陷入困境。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没有政事，财用就会不足”。

因此，面对积重难返的局面，弊端无法更改；而当弊端积累到极点，事物穷尽就不能不变。当今耗羡虽然不可废除，裁改虽然不可恢复，条鞭法虽然不可改变，折色虽然不可取消，但那些一切重平饷余、筹补新加捐摊扣支，以及种种无名杂费，奉文年例捐款，原本与国家大计无关，却对民生大有害处，难道不可以全部裁汰吗？难道不可以效法顺治年间每年铸造宝钞，与制钱相辅通行，制定国家财政收支，必须由官府铸造，以收回货币权力，不再使用银子，来拯救官府和百姓的穷困吗？

有子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会富足？”孔子说：“不担心财富少，而担心分配不均；不担心贫穷，而担心社会不安定。”大概均平就没有贫穷，和睦就不觉得人少，安定就没有倾覆的危险。因此，圣人在上位，不担心没有创造财富的方法，而担心没有理财的人才。如果真的能使政令公平以均平天下的赋税，疏通财用以调和天下的民情，厚待民生以安定天下的百姓，哪里还会为贫穷、人少、不足而担忧，而一定要在朝堂上深夜进食，筹划权宜之计，追求一时的利益呢？

这也是务本贱末，豪强狡猾之徒收敛行迹，免除私自摊派，善良百姓安居乐业，慢慢等待仓库充实，再制定长远缓急的经制，使老人小孩各自得到供养，孤苦无依者都得到安置。朝廷施予广大的恩德，天下享受安宁欢乐，唐尧虞舜那样的治世，大概就可以接近了吧。

译通论明代赋税与军饷制度

孙鼎臣

古代供给军队军粮是用粮食的，从来没有用白银的。向百姓征收赋税是用粮食兼用铜钱的，也从来没有用白银的。用白银是从明朝开始的。明朝初年，内地都设有卫所，士兵寓于农民之中。供养边防军队，则同时使用民运、屯田和盐法。屯田有商屯，有军屯。商屯，是指商人就在边境招募人员屯种，将粮食输送给官府，官府给予开中盐引，国家就用这些粮食供养军队。军屯，是指军队接受官田自行耕种。永乐年间，边防军队十九万人，由四万屯田军供养他们。受供养的边防军，又得以在边境以外自行耕种。边防军没有月粮，屯田军的粮食常常多出三分之一。民运，是指向百姓征收麦、米、豆、草、布、钞、花、绒，运输供给边防士兵，以弥补屯田和盐法供给的不足。有了这三者，边防军饷足够使用，未曾使用白银。

弘治初年，李敏担任户部尚书，请求京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的州县每年输送到各边防的粮食，每一石征收白银一两供给边防，依照当时的市价折算军饷。民运从此开始废止。叶淇继任户部尚书，认为开中商人，用二斗五升粮食，仅相当于一分白银，却能得到一引盐，获利已经太厚。于是改变法令，用白银代替粮食，白银四钱一分，才支取一引盐，输送给运司，分发给各边防。盐屯从此也废止了。过去供给粮食的，开始全部变为供给白银。叶淇用白银开中盐引，源于李敏的折征。折征虽然在明朝初年偶尔有之，但并未定为制度。

洪武七年，因为徽州、饶州、宁国府不通水路，于是命令用金银、铜钱、布匹代替缴纳夏税。洪武九年，命令天下税粮，除了减免的部分外，百姓用银、钞、钱、绢、棉、苎、丝代替缴纳的听任其便。米、麦为本色，其他物品折纳为折色。过了十年，又命令户部核算天下仓库储存的粮食，两年内一并收取折色。只有北方各省，需要粮食供给边防，仍然输送粮食。洪武三十年，诏令天下拖欠的赋税，随土地所产之便，折收布、绢、棉花以及金银等物。黄金一两，折算米二十石；白银一两，折算米四石；绢一匹，折算米一石二斗；钞二贯五百文，折算米一石；布一匹，折算米一石；苎布一匹，折算米七斗；棉花一斤，折算米二斗。宣告这是为了免除百姓转运劳苦的意思。那时折色并未全部用白银。

宣德年间，周忱巡抚江南，因为京师百官的月俸，前往南京领取，米七八石，仅能换得白银一两，请求检核重额官田，极贫下户，两税允许折银解送京城充作俸禄，开始专门征收白银。然而施行于重额官田与极贫下户，大概是用此来缓解百姓困苦，并未大失。

到了正统初年，命令南直隶的苏、松、常、镇，以及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的税粮，自起运兑军之外，都折征白银，进入内承运库，称为金花银。从此各方赋税收入折银的几乎占一半。洪武折征的命令，使百姓以少抵多，以轻便抵沉重，专门为了利于百姓。金花银的征收，则是想要将利益网罗于朝廷，已非初衷。然而命令白银一两当米四石，仍遵循洪武旧制，百姓并未深受其害。

等到李敏改变折输边防的粮食，一石征收白银一两，比旧制增加三倍。那时粮食便宜白银昂贵，粮食一石才值白银二钱。所以叶淇更改开中法，将二斗五升的粮食，变为白银四钱一分，而一引盐，于是获得八倍的利润。每年骤增白银一百多万两。李敏与叶淇的变法，都是为了敛财，图谋眼前的暂时利益，而不知道其祸害波及天下后世无穷无尽。

边防军饷既然都用白银，田地荒芜粮食昂贵，一石粮食值白银五两，耗尽一引盐的税课，不能买得一斗粮食。于是更加增加盐课，商人失利而应募者少，边防费用更加短缺。折征的赋税，不足以救济。直到漕粮和盐课都改为折征。嘉靖年间，俺答入侵内地，军饷更加紧急。户部尚书孙应奎于是建议加派，骤增白银一百一十五万两，用度仍然不足。孙应奎说岁入二百万，而各边防费用六百余万。取财的方法，已经施行殆尽，而一条鞭法，不得不全部科征白银。民间两税，不再知道有本色。推及关课中收取铜钱和钞的，也折收白银了。

天启、崇祯年间，百姓不堪忍受，军兴更加匮乏。于是想要选择富户给价购买米豆输送给军队。大学士蒋璟说，将士只想要得到白银，视米豆如泥沙。大概是想要恢复用粮食供给军队的旧制，但形势已经不能了。是谁造成的祸害呢？

李敏与叶淇当时号称能臣，将本色改为轻便，都认为便利。等到时间久了，士兵习惯于得到白银，不能再发放本色。赋税急于供给军队，也不能征收本色。这两者表里相互牵连，从正统到嘉靖，数十年间，白银积重，其势已成。粮食日益轻贱，农民日益贫困，国家财政日益空虚。军饷舍弃粮食而发放白银，而所吃的并非白银。百姓赋税舍弃粮食而征收白银，而所产的并非白银。所以无事之时，则赋税沉重而百姓困苦；有事之时，则军饷沉重而军队困苦。过去相互便利的，最终竟然相互受害。评论者知道明朝末年的贫弱，却不知道贫弱的原因在于舍弃粮食而使用白银。如果遵循太祖的制度，坚守不变，怎么会迅速达到这种地步呢？这是李敏与叶淇的罪过啊。

唉，从周朝以来一千多年，取民之制与养民之政败坏到不可救药，没有像这样严重的了。百姓懒惰而无以生存，士兵骄横而无以供养。租庸调制不可恢复，府兵屯田制不可施行。古人足食足兵的策略，施行于天下，如同方枘圆凿，格格不入。

译然而，想要治理好国家的人，其举措安排难道不是更加艰难吗？而身为百姓和士兵的人，又是多么不幸啊！所以我观察明朝，考察其军费收支沿革变化的始末，将其显著地记录下来，作为后来掌管财政的人的借鉴。

译国朝赋役制度序

汤成烈

感叹啊，南方困于赋税，北方困于徭役，已经很久了。二百年来，政令的繁重，民生的憔悴，已经到了极点。然而如果不抓住根本，就会把罪责推给明朝的三饷，认为它开启了横征暴敛的风气，而我朝沿袭而不改革，这是明朝招致灾祸，而我朝坐收其利。如果不穷究根源，就会把过错推给乾隆时期的开边巡幸，中了“丰亨豫大”（指国家富足安乐）的邪说，导致国家用度匮乏，捐纳事例频繁。这是认为以前极盛，后来却遭遇衰败。这些都是没有考察前代的典章制度，而做出的主观臆断。

成烈虽然没有机会查阅户部的账册，但收集了一个朝代的章奏、史志以及前贤的论说，历时十多年，才知道了其中的缘故。考察明朝万历初年，张居正主持国政，制定赋税并刊印书籍。夏税秋粮，米麦的本色与折色，农桑丝绢，盐茶课税，额办杂办，均徭关钞，通盘计算天下的收支。一年收入二千九百多万两，而民间没有一丝一毫的额外支出。所以终神宗一世，海内富足。

现在的制度，除了漕粮的白粮、正耗以及各省兵米的本折之外，总计天下的赋税、地丁、耗羡、盐茶、关杂、芦课、漕项、旗租、常例、捐纳等银，一年收入五千四百四十五万多两，其额度已经是原来的数倍了。又何必担心国家用度不足呢？即使各省因水旱灾害而减免缓征以及民欠，每年大约七八百万两，也还有四千六七百万两的收入。为什么国库会空虚到这种地步呢？

谨查顺治十四年，世祖章皇帝御制《赋役全书序》说：“钱粮则例，都按照万历年间的标准。至于九厘银，旧书没有记载的，现在已增入。”那九厘银，是万历刊书后，因为四方有战事，三次加征九厘，称为九厘饷。《明史·李汝华传》记载，万历四十六年，辽东战事兴起，突然增加军饷三百万两。巡抚周永兴请求增兵加赋，李汝华议定天下田赋，每亩增银三厘五毫，得到军饷二百万两。第二年再次议定增兵加赋如前。又明年四月，兵部因为募兵买马，工部因为制造器械，再次议定增赋。于是每亩增银三厘，得银一百二十万两。先后三次增加，共五百二十多万两，遂成为每年的定额。这就是辽饷。那么，按亩征收的赋税，在万历旧额之上增加了五百二十万两。

又查康熙元年，给事中李鹏鸣上疏称：“近来因为军需不足，暂时加征练饷。户部议定每亩加银一分，而鹏鸣则请求将新增的五百余万两，摊入额征银内，这样可以长久实行。”那么，成赋的额度在旧额之上又增加了五百余万两。

又查《赋役全书》例编，直省各州县，坐办、额办、杂办、均徭等银，向来是留存地方不纳入正赋。顺治、康熙两朝，分次裁改，解送户部充作军饷。天下州县共一千五百多个，每县不少于四五千两。这是将外赋归入正赋，在旧额之上又增加了六百余万两。

自从留存地方的银两解送户部，州县办公没有来源，不得不在正赋之外，酌情加征火耗。廉洁如陆清献公，也随俗派耗四分，以供支应。其他官员，多的加征数钱，少的也加征一钱多。这是私派，视官员的贪廉而定多少，没有定数。雍正四年，谕令火耗归公，名为耗羡，计银三百四十九万多两。那么，额外征收的赋税在旧额之上，又增加了与前数相当的数额。

这四项每年共一千九百多万两，历年既多，理应库藏充实。像乾隆四十七年，核算户部库银，存银七千八百万两，年年有增无减，应该是可以的。然而为什么百姓日益困苦，国家也日益贫困呢？这不是担心财源不开，实在是担心支出没有节制。

到了今天，已经处于积重难返的局势，怎么能轻易议论更改成法？然而想要富国必须先使百姓富足，想要生财必须先节约用度。确实如乾隆时御史柴潮生所请求的，开垦边外的屯田，以供养闲散人员并资助遣返汉军；如大学士阿文成公所奏，将内地普遍增加实额的士兵，裁汰以节省浮靡，而恢复旧规。这也不过是弥补眼前的不足，权衡收支罢了。

至于平定天下的大道，散财聚民，作为致治保邦的根本，必定要将加征于每亩的九厘银，用来减少地丁的征收；必定要将加征于成赋的一分银，用来减少漕粮的征收；必定要将裁改解送户部的银两，恢复给州县留存；必定要将耗羡归公的银两，免除百姓的完纳。这样，州县办公有余，能够尽心治理地方事务；百姓生养蓄积有依靠，能够从容地缴纳赋税。从此西北的水利可以兴修，东南的漕运可以减轻，不需要为办公经费短缺而担忧，而额征可以足额完成。那么怨声叹息就会平息，感召和顺甘美，上天必定降下丰收，年成顺利，上面享受康平之福，下面实现安乐之休，大概就能达到三代的隆盛了吧。

地丁原始

俞正燮

顺治初年，一千六十三万余口。

九年，一千四百四十八万三千八百五十八口。

十八年，二千一百六万八千六百九丁。

康熙二十一年，一千九百四十三万二千七百五十三丁。

二十四年，二千三百四十一万七千四百四十八丁。

译四十九年。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多口。

译五十年。有二千四百一十七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丁。

谨按：这一年的丁数是地丁税的基数。安徽有百三十五万七千八百二十九丁。徽州府有二十一万四千二百二丁。黟县有一万二千三百八十六丁。依据《大清会典》雍正年本、《大清会典则例》乾隆年本、《大清会典事例》嘉庆年本、《钦定授时通考》、《皇朝三通》、《户部则例》记载如此。

又按：《万寿盛典初集》记载，安徽巡抚辖区旧有、新增、开除、抵补之外，实在人丁一百四十一万七百五十九丁；新宣等十二卫旧有、新增、开除、抵补之外，实在八千六百一丁。共计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三百六十丁。这个数目附在五十年的记录之后，实际上是五十一年的人丁数。

五十一年二月壬午，二十九日。谕令将直隶各省现今征收钱粮册内有名的人丁永远定为定数，此后所生人丁免除加征钱粮，但要将实数另行造册上报。这岂止是对百姓有益，也是一件盛事。

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万寿恩诏规定：只依据康熙五十年的人丁册，定为常额。此后滋生的人丁，永不加赋。

五十二年。有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二千五百二十四丁。又增加了十一万九千二百二十丁。

六十年。有二千七百三十五万五千四百六十二丁。

雍正二年。有二千四百八十五万四千九百十八丁。

四年。谕令将丁粮摊派到各地粮内，从雍正五年开始实行。

谨按：滋生的人丁很多，这一年直省七十岁以上，乃至百岁以上的老民老妇，有一百四十二万一千六百五十二名，可以说是古今太平盛世的极致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但定额丁的子孙多少不同，有的数十上百丁承担一丁的赋税，那些绝户的，有的以一丁承担一二十丁的赋税，或者没有户口，势难完纳。康熙五十三年，御史董之燧请求统计丁粮，按亩均派，户部议论认为不便更改而作罢。然而除此之外再无长策，所以广东、四川两省率先实行。雍正元年，直隶巡抚请求实行；二年，山西巡抚请求实行；三年，山东巡抚请求实行；五年，竟然通行全国。安徽的丁粮，自五钱一分九厘至五分不等，盐钞一丁九厘四毫零，合之地亩，安徽地丁银二十万七千八百八十五两八分三分二厘一毫零。如今《会典事例》说每亩摊派一厘一毫至六分二厘九毫不等。其中徽州丁赋，歙县银一钱五厘零，休宁一钱一分八厘零，婺源一钱四厘零，祁门一钱一分七厘零，黟县一钱三分零，绩溪一钱二分零，均依照本科则例，摊派到本地田亩，随征耗羡。婺源、祁门每两加一钱，休宁、绩溪加八分，歙县、黟县加七分五厘。丁银多少不同，是各以州县定额丁数及地亩数均摊的缘故。后来山西因富人田地少，贫民种地，代为缴纳丁银不服，到乾隆十年，实行的有八十一州县，其中盂县等二十州县，丁徭地粮分额征收。道光元年，盂县改丁归地，其兴县等十九州县依旧。贵州也多是分征。奉天、台湾及广西的融县，也是丁地分征。

乾隆初年。有一万三百五万口。《授时通考》记载安徽一千二百四十三万五千三百六十一口。乾隆八年。有一万六千余万口。

十四年。有一万七千七百四十九万五千三十九丁。

二十二年。有一万九千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二十八丁。

二十九年。有二万五百五十九万一千一十七丁。

三十七年。停止五年编审的旧例，各省督抚年底奏报民数谷数，户部核实具题，交给史馆。六月十八日。

谨按：编审的旧例，西部只有镇西府、迪化州、安西州实行，东三省只有奉天锦州实行，那些未设置府厅州县的地方，也不计入数目。

四十五年。有二万七千七百余万口。

四十八年。有二万八千四百三万三千七百五十五丁。

四十九年。有二万八千余万口。

五十一年。有二万九千一百四万余口。

五十五年。有三万一百六十二万九千九十八名口。

五十七年。有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

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谕令户部奏进十年分的民数谷数，比上年多至二千七百七十二万一百十九名。

十七年。户部册记载三万六千一百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三十一名丁口。

谨按：这一年的人丁数，安徽有三千四百十六万八千五十九丁口。这一年的奏销册记载，安徽民田三十四万九百五顷三十五亩有余，屯田四万一千六百八十六顷五十亩有余，芦田三万一千五百四十四顷七十二亩有余，学田二百三十二顷十八亩有余。五尺为弓，二百四十步为亩，三百六十步为里。

谨按：天下以户口为重，古人或担忧其

译脱漏。说到版籍之事，议论纷纷。自从实行“丁归地”政策后，赋税额度没有亏损，官吏百姓不受骚扰，太平盛世的景象，都是康熙五十年圣恩所遗留下来的。今天下皇恩浩荡，碑刻及亭台，就是当时士人百姓共同记录此事的见证。然而时间久了，人们就不知道缘由了。过去看到旧的《赋役全书》，以及通志、府志、州县志，对于康熙五十一年以后的户口，有的题作“滋生人丁”，有的题作“不加赋人丁”。后来沿袭修改，连这些名目也没有了。士人每天抱着古书，看到谈论丁赋的，多是苛刻愁苦的言辞，在时事中寻求却看不到这种情形，不知道古人为什么这样说。恭读圣祖谕旨，这岂止是对人有益，也是一件盛事啊。于是把我所看到的官书及京报中的文章排列整理，来告知编纂《赋役全书》及修志的人，共同知晓这件盛事的起源。道光二年九月初七日记。

译地丁正名

龚巩祚

本朝在实质上是尧舜之治，而在名分上却沿袭汉武帝制度的，只有一项，就是地丁税。古代把田税称为“赋”，是按土地来计算的；关市征收的称为“税”，是按货物来计算的；口赋，也叫赋，是按人口来计算的。按土地计算的，是上古的制度；按货物计算的，是中古的制度；按人口计算的，董仲舒说是商鞅的制度，贡禹则说是汉代的制度。我仁皇帝永远免除新增人口的赋税，将丁税并入地税之中。有赏赐减免、延缓征收和赈济，而没有赏赐复除（免除赋役）。四海之内，没有一个人不是被免除丁役的。仁德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事务没有比这更简易的了。《诗经》说：“思念文德的后稷，能够配享上天。养育我的百姓，无不遵循你的准则。”我仁皇帝革除了两千年的苛政，这就是配享上天的实绩。其实质如此，但名称却没有更改。邸报和缙绅录仍然称其为“地丁”，这是实质上像后稷，而名分上像商鞅和汉武帝。名分应当立即纠正的，就是这件事。有人问我说：“我朝向百姓征收的赋税，比前代古代少得多了。乡野愚民没有见闻，又不读史书，不知道朝廷千百种典章、千万种官制、亿万种条例的由来，看不出与前代相比是丰是减、是污是隆。”我回答说：“国家万年基业，不敢妄议。所以收入盈余，却不禁人议论；所以支出吝啬，我也私下担忧，也私下议论，这里就不宣说了。”

永嘉赋役志序

汤成烈

根据土地出产制定贡赋，于是有了赋税；根据事务役使百姓，于是有了徭役。这始于唐尧虞舜，完备于西周成王时代。确实是因为正当的贡赋不可拖延，而服劳役的责任应当尽到。旧志中前代的赋役记载都缺失，无法考证了。然而其详细情况虽无法考证，但大致是可以言说的。明代志书说：“唐代的租庸调法，最接近古制。自从杨炎实行两税法，简便易行，宋元沿袭它。宋代夏税征收绢，秋粮征收粳米；元代夏税征收中统钞，秋粮征收粳米。明初确定赋税，一律以黄册为准。有丁口，有田地。丁口有徭役，田地有租税。租税分为夏税、秋粮两类。夏税不超过八月，秋粮在次年二月。丁口分为成丁、未成丁两类。百姓刚出生登记名字叫不成丁，十六岁叫成丁。成丁就要服徭役，六十岁免除。又有职务优待免除徭役的人。徭役分为里甲、均徭、杂泛三类。按户计算叫甲役，按丁计算叫徭役，皇帝命令非时征发的叫杂役。都有出力和出钱雇人代役的。府州县查验册籍，根据丁口多少、产业厚薄，来均衡适宜他们的劳力。其制度如下：农业赋税六项，叫夏税麦、夏税钞、秋粮米、租麦、租豆、秋租钞。桑业赋税一项，叫农桑丝。城市赋税一项，叫房租。传置赋税五项，照田地编征，叫祗应、祗札书手、铺陈、轿伞、轿夫。兵赋一项，随粮带征，叫兵饷。户赋两项，叫荡价。盐法叫课程，内分蜡茶、马价、课钞、酒醋课钞、茶课米准收钞、课钞、磨油榨课钞、门摊课钞、牛租钞、各色课程钞、黄麻、翎鳔准收黄麻、桐油、鱼油准收桐油、税课局商税钞、鱼课钞、本工墨钞、河泊所鱼课钞。口赋两项，叫盐粮米、盐钞。里赋三项，里甲均平三办，每年编排一次，叫额办银，内分皮张、弓箭弦条、药材、胖袄、预备织造；叫坐办银，内分历日纸、军器、缎匹、水牛底皮、浅船、漆木、牲口、果品、四司工料；叫杂办银，内分新官到任、朝觐酒席、应朝盘缠、升迁给由酒席、新官修衙、公堂家伙、纸札。以上府县都有支应，又为修里公所、见年由帖纸札、卷箱、上司各衙门书手工食、上司家伙纸札、三察院按临门厨米菜、都察院募夫、院布按按临家伙、守巡道阅操、守巡道按临、兵巡道柴炭门子、布政司公用、兵巡道公费、府县公费、上司升迁、表笺绫函、表官盘缠、委官查盘、上司使官皂隶人夫小轿、使客下程、三察院考试生员花红果饼、提学按临、岁考生员、季考、岁贡、科举、新举人考会试、新进士、科举礼币并进士举人牌坊、武举、乡饮、祭祀、迎春、贺节习仪、上司按临、本府朔望行香、军器路费、战船、修城、参将任札、武职奖励、预备杂用、船只并梢夫工食、加派匠役、门神、芽茶、菉、孤老。力赋两项，一概征银雇募，叫银差、力差，内分新官家伙、岁贡盘缠、富户、齐夫、膳夫、民壮、皂隶柴薪、弓兵、分巡弓兵、隶兵、铺兵、马丁、盐捕、北新关听事夫、馆夫、渡夫、陡门夫、禁子、门子、库子、斗级、巡拦。”

译担任坐船水手。担任年例解户。担任课铁解户。

译那里的名目已经繁多，弊端也就更加严重。嘉靖末年，巡按御史庞尚鹏上奏说：两浙地区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公家的赋税徭役日益繁杂，民间百姓困苦到了极点，积累的弊端千头万绪，其中里甲制度最为严重。有的地方一天就要用银二三十两，贪官借此中饱私囊，吏胥趁机敲诈勒索，到处都有这种情况。臣对各省府州县每年应当使用的所有起存、额坐、杂三办钱粮数目进行了全面核算，又酌情编列备用银两，以应对意外开支，这些都从人丁和田地中统一摊派征收，名叫均平银。减少富余的，补充不足的，斟酌通融，自然足够供给一年的费用。臣巡视所到之处，向父老乡亲询问，万众一心，大多称赞便利。请求交由下部复议，定为常法。到了万历初年，于是汇总赋税徭役，根据土地和人丁来计量。人丁和粮税全部缴纳给官府，一年的徭役，由官府招募。力差，就计算其工食费用，酌情增减；银差，就计算其交纳费用，加上损耗。凡是额办、派办、京库每年所需，以及存留供给的各种费用，还有土贡方物，都合并为一条，按亩征收银两，折价办理给官府，称为一条鞭法。从此横征暴敛断绝而官府不烦扰，影射舞弊消除而吏胥不骚扰。百姓进则效忠输纳，退则安心农耕，确实是好的办法。我们大清超越前朝，媲美上古盛世，勤求民间疾苦，立法只求良善。薄赋轻徭，让百姓休养生息。将丁税并入地亩，家家户户都足以被封赏。永嘉之地兼有山海之利，旧称肥沃之地，赋税标准比其他郡县轻。溪乡地处偏远，于是多有拖欠。难道是百姓实在不良善，还是弊端源于官吏中饱私囊？前代方志感慨地谈论此事，在这里得到了证实。如今天子即位初年，恩泽广被，首先下达蠲免的诏令，用来缓解穷困百姓的疾苦。于是山野愚民不感激积欠的蠲免，反而庆幸新欠的免除。疲沓与玩忽成习，输纳不前。这难道不是习惯于宽厚政令造成的吗？在民生中充裕国家财政，在安抚中寓含催科，古人如果活着，应该怎样妥善地处理这件事呢？

桂阳赋役志序

王闿运

自古圣王统治万国，尤其急切地关注户口。盛衰增减的缘由，本来就可以看到了。桂阳自汉代就是大郡，元始年间户口最盛，户二万八千一百一十九，但计算人口不过十五万六千有余。到了东汉，户甚至达到十三万，人口五十万。晋代分割郡县，户减少十余万。宋代又减少大半。隋代户五千，唐代增加二万七千余户，几乎等于西汉全郡了。赵宋计算人口十一万余，尚减前汉四万口，而户却增加了一倍。元代户六万，计算人口也不过十万。《明史》不记载桂阳一州的户口数目，州志记载洪武年间，户一万四千三百余，计算丁口七万八千余。世宗时，户减少三千。穆宗时，丁只剩三万二千有余。全州计算户数，抵不上汉代一个大县。圣清受命二百余年，嘉庆时号称最盛繁，一州计算人口四十余万，合并三县几乎达到二百万。同治五年，全州计算仍有六万余户，三十三万三千余口。然而原额供赋的人丁，才八千九百余而已。临武、蓝山，丁各三千余，嘉禾也达到三千。编审计数，差异如此之大。所以历代户口，各自按当时记载。大抵自从宋代废除役法，户多而丁少；本朝免除丁税，并入田赋，则丁少而人多。繁衍恩泽之民，熙熙攘攘，竟然不知道有税。所以朝廷所知道的，是额编的丁，全州不超过二万，而食毛践土的百姓妇孺，竟达到百余万。如果不是圣恩深厚不增加丁税的诏令，怎能得到这个结果？这也可见两汉的强盛是有原因的，而宋明的蔽塞壅滞，上下互相欺骗，户口并非实情。我曾私下议论役法，认为古代有三种征发，财力并用。当其兴盛时，在茅草中搓绳，入宫执行公事，带着酒和羊，登堂祝寿。取之以道，则百姓不觉得劳累；用之有时，则百姓知道爱戴君主。乐于做事，劝勉功业，是太平的基础。所以说，什一之税实行而颂声就产生了。《诗经》说：“雨水滋润我的公田，于是也惠及我的私田。”不忘君主啊。又说：“带着我的妻子儿女，送饭到南边的田亩，田官到了很高兴。”说的是亲近百姓啊。况且只取他们的财物，不如兼用他们的劳力。末世政治废弛，诛求无度，仁人哀伤它，将役法合并于田赋，使富强之家，兼养贫弱游手之民，则田野没有愁声，国家事务仍然丰饶。等到弊端出现，国家最终有大役大兵非常紧急的情况，征赋有限，徭役发动不起来，则小民安坐而不参与忧虑。事变势穷，最终也遭受灾祸，转徙流亡，以为天灾。大概是征调不行的缘故吧。然而税制久定，此事体大，圣皇不轻易改变。何况桂阳位于国家南乡，山谷阻深，风俗淳朴百姓贫穷，自五代时常困于丁身。宋代兴起近百年，多次减免，然后才稍微恢复。等到承受列圣恩育，民生康乐，然而仍多次蠲免税收。近遭寇乱，十余年中，比嘉庆时户口减少一半了。而耕凿力作的百姓，先供常赋，父子相语，纳赋恐后。皇朝仁政的效果彰彰可鉴了。自汉代以来户口分别记载，现在选取自明洪武以来户丁的数目，以及钦定赋役之法，以及蠲税恩泽著于篇。

书河南府施志后

俞正燮

右边的志

译在乾隆五十年之后，奉毕抚部之檄令修志。抚部又推荐名士入局，理应尽善尽美了。然而其条例说：“前志多抄录《赋役全书》，翻阅时令人眼花缭乱。况且良法随时更定，也没有必要重复赘述。”等等。人读书有分量限制，本来难以苛求。而空谈古文格调的人，比比皆是。于是认为这是施君的妙论。现在考察唐大历年间，将租庸调改为两税。贞元年间，陆贽在请求均赋的奏章中说：“供军、进奉之类，大历年间已收入两税之中，现在在两税之外，又同时存在。”《云麓漫钞》说：“唐代确定两税，各种科敛已包含在内。后唐天成三年七月十三日，敕令从今夏秋田苗上，每亩缴纳曲钱五文，这是再次增加酒曲钱，又设置酒坊户，又订立户酒法，给良农带来祸害。”《宋史·苏轼传》记载，苏轼上书神宗说：“现在在两税之外，另外征收庸钱。唐大历年间将租庸调定为两税，那么租调与庸，两税已经兼收了。现在两税依旧，为什么又要征收庸钱？”我们郡休宁人程大昌在《续演繁露》中说：“唐代两税实行不久，就命令折价缴纳钱币。歙州港洪狭小，在量纳州用米数的本色之外，其余计算米价折合绢价，命令缴纳以代替缴纳苗税。那起发苗绢，就是计算米数缴纳绢。这是唐宋时盛行古文格调，删除令人眼花的文字，不从事重复赘述，导致赋役重复征收，只有一两个读书人能知道并说出来。”宋代欧阳修《程琳碑》、朱弁《曲洧旧闻》、赵善自《警编·财赋》都记载：“琳字天球，任三司使时，议论者担心民税名目繁多，想除去名目而合并为一。琳说：‘这是一时的便利，以后有兴利之臣，不知道已经合并，又旁采旧名而另外征收，这样重重困民就没有止境了。’议论者不能改变他的意见。”《曲洧旧闻》说：“到蔡京实行方田之法，才完全合并税目。蔡京大概是一时自命为通品的人。”元朝平定南宋，合并其征税。《食货志》说：“至元二十八年，中书省说：‘宋江南征徭名目七十多种，现在全部缴纳。’刚攻下湖广时，罢免夏税，改科门摊。大德二年，合并征收夏税门摊，后来又合并名目叫夏税。”《明史》说建国初有里甲、均徭、杂泛三等，嘉靖时实行一条鞭法，量地计丁，丁粮全部缴纳给官府。然而各种役名目罢免了实际上还存在，有司追征如故。夫税目因时势不得不合并，应当详细列出沿革，让儒生胥吏都知道。我朝上下忙收地丁及漕米输兑，康熙雍正年间有大沿革，不是草野之人及书吏所能完全知晓的。安溪李光坡有答邑侯书说：“通计丁额折银，匀入田亩之内，万一实行久了，大农方牧，忘记将丁并入粮的制度，认为没有丁折而又丁折的条例，那么万世的祸害，实际上由此产生。”光坡是文贞的兄弟，所以能有这种远虑。伏读雍正五年上谕说：“地丁、漕项、芦课、杂税之外，又有名为杂办的。《赋役全书》只编入应解的数目，未开载出办的原由，也未编定如何征收的则例，以致富民受缺额征收的拖累。伟大啊圣人之言，早已考虑到这些。大概所裁减的、所合并的都应当详细记载。康熙年间不加丁的上谕，雍正年间并地丁的制度，都是所谓的大道。载道的文章，记载这些罢了。古文格调，知道这些罢了。怎么能以字少无道的文章而称之为古文格调呢？自从单行古文说兴起，只有韩愈、欧阳修、曾巩，咨询故实，而又不失格调，其他人或许不顾了。我们黟县正在修志，检阅此书，详细书写在后面，以告知志局诸君子中不空谈古文格调的人。”

译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后

谢应芝

《天下郡国利病书》共一百二十卷，由昆山人顾炎武（字宁人）著。我观察古代有利于百姓的好方法，都体现在井田制中。平时百姓有供养、有教育，而赋税徭役的供给、军队的费用、优秀人才的选拔，都出自其中。虽然经历衰败动乱，也没听说叛乱的百姓从田野中兴起，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享受利益而安居于本业的缘故吗？到了后世，没有土地的百姓，因受冻挨饿而想造反；有土地的百姓，因官府征敛而仍然不免受冻挨饿，也想造反。想要百姓不造反，不如让他们安居于本业；想要让他们安居于本业，不如让他们享受利益。议论的人于是争相主张恢复井田制，这又是不对的。从前大禹疏导黄河向北流，水患得以治理，后来黄河越来越向南迁徙，常遭受溃决的祸患。议论的人推崇贾让、王横的策略，想要让黄河回归北道，但漳水、滹沱水狭窄，不足以容纳黄河，如果不毁坏农田房屋、坟墓城郭，他们的说法就不能实行。如果拘泥于古法来治理国家，而不审时度势，即使大邳北折的地形、沟渠河流的痕迹历历在目，哪里见得就能实行呢？那些利益所在的地方，人们竞相追逐就必然争夺，所有的盐铁征税就是如此。既然舍弃了农耕的本业，在海滨广漠的荒野、深山穷谷之中追逐末业，没有农夫终年辛勤劳作的辛苦，没有担心天时水旱的忧虑，那些商人贸易往来四方，掌握着盈余，衣食饱暖，如果不抑制这些末业，人们又怎么会愿意成为矿工、盐冶商人，而甘愿在田地里穷困、在耕耘中劳累呢？虽然如此，古代圣人崇尚教化，使百姓都知道礼义，只安心于本业以从事农业。至于设立管理山泽的官员，掌管严厉禁令，不伤害万物生长，听任它们繁衍生息，百姓自然从中获取所需。因此，利益应当让它在百姓手中，而不可在官府手中。利益在官府手中，百姓就会受害；利益在百姓手中，国家却不会受害。亭林山人（顾炎武）博览群书，根据天下各地风俗所适宜的情况，采录完备，而最善于论述西北的水利。东南已经没有了荒地，而西北还有很多闲田。西北水利兴修，那么屯田戍守就能实行，粮食赋税就能减少，漕运就能废止，河工费用就能节省，一切杂税都可以废除。百姓能安居于本业，享受利益，即使说井田制在今天重新实行，也是可以的。

卷三十五 户政七 赋役二

因时论十田制

吴铤

天下的财用如果不聚集在官府，就会聚集在百姓手中。如果既不聚集在官府，也不聚集在百姓手中，而是聚集在富户手中，这也不能长久。作为统治者，上位者不能大大地丰裕美好并润泽百姓，其次又不能顺着形势加以引导，以至于摧残枯竭，设法巧取豪夺，兴办喜事坐吃山空，物力凋敝，百姓没有积蓄，不仅不知道为几百年做打算，甚至不知道为暂时做打算，其危害哪里说得尽呢。恽子居说：韩愈说，古代从事职业的人有四类，现在从事职业的人有六类。古代从事教育的人占其中一类，现在从事教育的人占其中三类。从事农业的人一家，供养吃饭的人六家；从事工业的人一家，使用器具的人六家；从事商业的人一家，依赖其资助的人六家。虽然如此，还没有说尽。一个人尊贵，数十人供养他的衣食，这是第七类人。一个人富有，数十人供养他的衣食，这是第八类人。当兵的人，一个县有数百人，这是第九类人。服徭役的人，一个县又有数百人，这是第十类人。这几百人的子弟姻亲，人数数十人，都不耕种而吃饭，不织布而穿衣，这是第十一类人。牙人互相勾结，侩人聚会，这是第十二类人。仆人不像是仆人，台役不像是台役，这是第十三类人。妇女穿着长袖拖着利屣，男子敷粉美白学习歌舞，这是第十四类人。凭着这十四类人的众多，仰仗农工商养活，农工商把他们所得的收入与他们共享，于是农工商受害。先王认为工商是追逐末业，只有农业是衣食的源头，遇到旱涝灾害，工商的收入不能支撑。凭着这十四类人的众多，仰仗农业养活，农业把他们所得的收入与他们共享，于是农业受害。农业受害而十三类人都受害，这是因为生产、制定制度、分配、征收、使用的方法没有得当。国家使用财物，在东南充裕，东南百姓多而土地少，田地不足以供给。西北荒芜的土地多而不治理，百姓都游手好闲坐视，没有赖以生存的手段，这是生产的方法没有得当。山泽交错，园囿、宅地、漆林丰富，其利益与田地相辅相成，先王听任百姓出入而不征税，现在设立关卡市场，夺取其利益归于官府，百姓所获得的利润很少，所依赖的仅仅在于田地，而田地又不足以供给，这是制定制度的方法没有得当。田地制度听任百姓自行买卖，不加限制，所以豪强兼并土地，一个人兼并十几人的产业，一家兼并十几家的产业，田地没有定数，用其收入与百姓交易，更加依附其财富，而没有田地的人占天下的一半，这是分配的方法没有得当。西北田地无可耕种，税收收入很少，三江地区税收最重，苏州松江大概五取其一，轻重标准不同，厚薄轨迹各异，没有用来确定平衡的标准，这是征收的方法没有得当。田地多的人，招募百姓做雇工，每亩收入三取其一，把其中的两份给雇工，又分出所取的一半来缴纳赋税，田主不懂耕种，耕种的人大多没有田地，这是从事生产的方法没有得当。官吏、百姓、商贾，仅次于士人而没有等级，所以能够与封君、大官争胜，仿效淫靡之风，用度没有常规，上至僭越比拟君主，这是使用财物的方法没有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