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钞十议王鎏第一
六也。货物壅滞之处。以钞收之。物价必平。则致百物之流通。其大利十七也。造钞有局。办钞有人。且因财足而兴水利。务开垦。则广谋生之涂径。其大利十八也。每遇赈恤兴筑。不假富户捐输。则杜官吏之勒捐。其大利十九也。国计大裕。捐例永停。则清仕途之拥挤。其大利二十也。凡漕务河务盐务。皆有积獘之当厘。而不敢议者。恐经费不足耳。行钞可无虑此。则除万事之积獘。其大利二十一也。一切取民者从薄。予民者从厚。则行千载之仁政。其大利二十二也。其余利益之小者。更不胜言。然前代不善行钞。其獘亦间有之。一则单纸易坏。而不知宜制造精工。加以装潢糊裱也。一则自二贯至十文。分为十一等。琐屑太甚。而不知一贯以下。宜铸大小钱以便用也。一则旧钞换新钞。必增工墨费。每贯三分。而不知旧钞宜听其完钱粮。解部销毁。而不必倒换也。一则钞法屡更。使民疑惑。而不知立法之初。必先斟酌尽善。既行之后。永不更改也。一则徒设严刑。以防伪造。而不知宜选造佳纸。多为印信。分定式样。稍费工本。使其不能作伪之尤善也。此其獘皆易去耳。夫自古无不獘之法。要恃有随时救獘之人。而欲图天下之大功。必先破众人之论。人徒见宋金元时之行钞不能无獘。遂以为钞不可行。岂知其利甚大。一去其獘。即为理财之上策哉。世每言有治人。无治法。然既有治人。必有治法。而立法之善。不过即獘法而更其獘。所谓胜者所用败者之棋也。嘉庆年间。翰林学士蔡之定奏请行钞。然徒言行钞。而不讲所以去獘之方。则无以全收其利。而不受其害。宜其议之不行也。蒙尝博稽载藉。遍访通人。考究三十余年。实见钞法之行。利在天下万世也。惟行钞法。则可以广收铜器。兼铸大钱。以便零析之用。而银将不禁而自废矣。故为此议。并采先哲名言。及友朋赠答私议条目二十。愿以俟世之有远见而忠于谋国者。
译第六点。在货物积压滞销的地方，用纸币收购，物价必然平稳，从而使各种物资流通起来，这是第十七项大利。
第七点。设立造钞的机构，安排办理钞务的人员，并且因为财力充足而兴修水利，致力于开垦荒地，从而拓宽谋生的途径，这是第十八项大利。
第八点。每当遇到赈灾救济或兴修工程，不依赖富户捐款，从而杜绝官吏强行摊派捐税，这是第十九项大利。
第九点。国家财政大幅宽裕，捐纳官职的制度永远停止，从而清理仕途的拥挤状况，这是第二十项大利。
第十点。凡是漕运、河工、盐务，都有应当革除的积弊，却不敢议论，是担心经费不足罢了。实行纸币制度就不必担忧这一点，从而革除万事的积弊，这是第二十一项大利。
第十一点。一切向百姓征收的都从轻，给予百姓的都从重，从而施行千年仁政，这是第二十二项大利。
其余较小的利益，更是说不完。然而前代不善于推行纸币，其弊端也偶尔存在。一是纸张容易损坏，却不知道应当制造精工，加以装潢糊裱；二是从二贯到十文，分为十一等，琐碎太过，却不知道一贯以下，应当铸造大小铜钱以便使用；三是旧钞换新钞，必定增加工墨费用，每贯三分，却不知道旧钞应当允许用来完纳钱粮，解送户部销毁，而不必兑换；四是钞法屡次更改，使百姓疑惑，却不知道立法之初，必须先斟酌完善，实行之后，永远不再更改；五是只设立严刑，以防伪造，却不知道应当选用优质纸张，多设印信，分定式样，稍微增加工本，使其不能作伪，这才是最好的办法。这些弊端都是容易去除的。
自古以来没有没有弊端的法律，关键在于依靠随时补救弊端的人。而想要谋求天下的大功业，必须先破除众人的议论。人们只看到宋、金、元时期推行纸币不能没有弊端，就认为纸币不可推行，哪里知道它的利益非常大，一旦去除弊端，就是理财的上策呢。世人常说有治理的人才，没有治理的法律。然而既然有治理的人才，就一定有治理的法律。而立法的好处，不过就是针对有弊端的法律而改正其弊端，这就是所谓胜利者使用失败者的棋子。
嘉庆年间，翰林学士蔡之定奏请推行纸币。然而他只是说推行纸币，却不讲求去除弊端的方法，那么就无法完全获得其利益，而不遭受其害，他的建议不被采纳是理所当然的。我曾广泛考察典籍，遍访通达事理的人，考究了三十多年，确实看到推行纸币制度，对天下万世都有利。只有推行纸币制度，才可以广泛收集铜器，兼铸大钱，以便零碎使用，而白银将不禁止而自然废弃。所以提出这个建议，并采集先哲的名言，以及朋友赠答私议的二十条条目，希望等待世上有远见且忠于谋国的人。
第二
行钞法。禁铜器。铸大钱。三者皆前人成说也。交子始于张咏。自后论钞者多端。而莫精于辛稼轩及明陈卧子钱田间之说。汉贾生论禁铜有七福。而唐刘秩宋刘挚之说皆宗之。蜀汉先主从刘巴之议。始铸当百钱。而韩文公欲用当五钱。陆桴亭欲用当十钱。其意亦相同。然前人之论。尚未能尽去其獘。予乃更为推而衍之。且前人多分言一事。而予则合言三事。盖分三者而偏举之。未尝不可以各收其利。而未能尽袪其害。合三者而全行之。则见其交相为用。而可以尽善而无獘。是故不行钞法。则无资本以收铜。而禁铜将至于累民。不铸大钱则无以佐钞。而行钞苦难于零析。不禁铜器。则钱不免有私铸私毁之虞。而钞因以有过多过少之虑。惟先行钞。次禁铜次铸大钱。举天下之利权。而尽操之于上。然后可以加惠于四海之民。兴利除獘。惟一人之所为。而无所难矣。
第三
宋元以来之行钞。其立法虽未精。然考之史策。其利亦甚大。宋高宗为兵马大元帅时。募诸道勤王兵。张悫建议。即元帅府印给监钞以便商旅。不阅旬得缗钱五十万以佐军。此行钞之利于军需者也。宋兵部员外郎范祥为钞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售钞。请盐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搬运之费。此行钞之利于盐法者也。至正河防记。贾鲁治河。用中统钞百八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六锭有奇。此行钞之利于治河者也。至正十三年。脱脱立分水农司兴京畿水利。给钞五百万锭。此行钞之利于垦田者也。夫军需治河。财之所由耗也。盐法垦田。财之所由生也。行钞而耗者可补其耗。生者日见其生。以宋元立法之未精。而其利犹如此。况更鉴其獘而去之乎。不然。舍便易之门。而别求难得之货。忽远大之图。而徒惜纤小之费。吾恐议论日高。而卒未可谓之善理财者也。
第四
凡观史者。必统计一代之时势而熟思之。然后于其所不言之处。而知其有无穷之利。否则何以异于耳食者哉。彼宋元史中所载。若张咏孙甫张悫钱端礼于元王文统刘肃之徒。斯固善于行钞者矣。而吾独思历代兵威之盛。莫过于元。元之赋税又轻而不闻军需之不给者。岂非用钞之故乎。且以元顺帝衰微之世。而治河营田。其臣犹能兴大役以成大功。则钞之为用博矣。至于末年。以御酒龙衣乞粮张氏。亦可见当时所乏者粮耳。而钞固未尝不足也。视明季之苦于无财者有间矣。乃论者谓金章宗之世。以万贯老钞易一饼。妄言行钞则物价腾踊。其害如此。不知既造新钞。而不收旧钞。则旧钞不值一钱。固无足怪。若夫物价之腾踊。原不关于行钞。不观之晋书乎。食货志云。董卓之乱。五十万钱易米一石。又石季龙传云。金一斤易米二斗。此皆因米极少耳。夫岂以用钱与金。而致物价之腾踊乎。今一贯以下。仍自用钱。以钱易货。货不加少。则断断乎其不至腾踊者也。
第五
昔人论钞之语。有宜于古不宜于今者。有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亦有似是而非者。有理甚是而言之未详者。当会通而断之。不可徒拘成说也。宋孝宗谓会子少则重。多则轻。此名言也。然亦不患其出之多。而第患其入之少。苟收敛有术。流转于上下而无穷。奚至于多而轻哉。宋皮公▯言交子之法。必积钱为本。此名言也。然今之时势。又与宋异。百姓家有亿万之银。国家造钞以易之。民间所有之银。即国家用钞之本。又岂必先务积银也哉。宋孙甫曰。交子可以伪造。钱可以私铸。但须严治之。不当以小害废大利。此亦名言也。然苟能制造精美。不惜工本。则钞又岂可以伪造哉。马端临言用钞则下无犯铜之禁。然用钞不当废钱。则铜禁仍未可去也。刘秉忠对元世祖曰。钱用于阳。楮用于阴。华夏阳明之区。沙漠幽阴之域。今陛下龙兴沙漠。君临中夏。宜用楮币。若用钱不适于宜。夫用钞自有利益。而钱亦不可废。刘秉忠不以正对。而为此穿凿之言。陶宗仪乃视为知术数者过矣。又耶律文正言造钞不当过万。此特当日情事。
译第二
推行纸币法、禁止铜器、铸造大钱，这三者都是前人的既定学说。纸币始于张咏，此后论述纸币的言论繁多，但没有比辛弃疾和陈亮的说法更精辟的。汉代贾谊论述禁止铜器有七种好处，唐代刘秩和宋代刘挚的学说都尊崇这一观点。蜀汉先主采纳刘巴的建议，开始铸造当百钱，而韩愈想用当五钱，陆世仪想用当十钱，他们的意图也是相同的。然而前人的论述，尚不能完全消除弊端。我于是进一步推演扩充它。况且前人多是分别论述一件事，而我则综合论述这三件事。因为将三者分开并片面地列举，虽然不能不各自获得利益，但未能完全消除危害；将三者结合起来全面施行，就能看见它们相互为用，从而可以尽善尽美而没有弊端。因此，如果不推行纸币法，就没有资本来回收铜器，而禁止铜器将会连累百姓；不铸造大钱就无法辅助纸币，而推行纸币就难以解决零钱找赎的问题；不禁止铜器，钱币就不免有私铸私毁的隐患，而纸币也因此会有过多或过少的忧虑。只有先推行纸币，其次禁止铜器，再次铸造大钱，将天下的利权全部掌握在朝廷手中，然后才可以恩惠四海百姓，兴利除弊，只要一人决断，就没有什么困难的了。
第三
宋元以来推行纸币，其立法虽然不够精善，但考察史籍，其利益也非常大。宋高宗担任兵马大元帅时，招募各道勤王兵马，张悫建议，立即由元帅府印给监钞以便商旅，不到十天就获得五十万缗钱来资助军需，这是推行纸币对军需有利的例子。宋代兵部员外郎范祥制定钞法，命令商人到边境郡县交钱购买钞引，请求允许他们私自贩卖盐，所得钱财用来充实边防，节省了数十个郡县搬运的费用，这是推行纸币对盐法有利的例子。《至正河防记》记载，贾鲁治理黄河，使用中统钞一百八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六锭有余，这是推行纸币对治河有利的例子。至正十三年，脱脱设立分水农司兴修京畿水利，发放钞五百万锭，这是推行纸币对垦田有利的例子。军需和治河，是财政消耗的地方；盐法和垦田，是财政产生的地方。推行纸币，消耗的可以弥补其消耗，产生的日益增加其产生。以宋元立法的不精善，而其利益尚且如此，何况再借鉴其弊端并加以去除呢？如果不这样，舍弃便利简易的门径，而去另外寻求难以得到的货物，忽视远大的谋划，而只是吝惜微小的费用，我恐怕议论日益高深，但最终不能算是善于理财的人。
第四
凡是阅读史书的人，必须统计一个时代的时势并深思熟虑，然后对于史书没有明说的地方，知道其中有无穷的利益。否则怎么不同于那些耳食之徒呢？宋元史中所记载的，像张咏、孙甫、张悫、钱端礼，元代的王文统、刘肃等人，这本来就是善于推行纸币的人了。而我独自思考，历代兵威的强盛，没有超过元朝的。元朝的赋税又轻，却没有听说军需供应不足的，难道不是使用纸币的缘故吗？况且在元顺帝衰微的时代，治理黄河、经营农田，他的臣子还能兴办大工程以成就大功，那么纸币的作用真是广博了。至于末年，因为御酒龙衣向张氏乞求粮食，也可以看出当时缺乏的是粮食，而纸币本来并不曾不足。这与明末苦于没有钱财的情况有所不同了。于是议论的人说金章宗时代，用万贯老钞换一张饼，妄言推行纸币则物价飞涨，其危害如此。不知道既然造了新钞，却不回收旧钞，那么旧钞不值一文钱，本来不足为怪。至于物价的飞涨，原本与推行纸币无关。不看看《晋书》吗？《食货志》说，董卓之乱，五十万钱换一石米；又《石季龙传》说，一斤金换二斗米。这都是因为米极少罢了。难道是用了钱和金，而导致物价飞涨吗？现在一贯以下的，仍然自用铜钱，用钱交换货物，货物不会减少，那么断然不会导致物价飞涨的。
第五
前人论述纸币的话，有适合古代不适合现在的，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也有似是而非的，有理很对但论述不详尽的，应当融会贯通并加以判断，不可仅仅拘泥于成说。宋孝宗说会子少则重，多则轻，这是名言。然而也不担心它发行得多，只担心它回收得少。如果收敛有方法，在上下之间流转无穷，怎么会因为多而轻呢？宋代皮公说交子的方法，必须积蓄铜钱作为本钱，这是名言。然而现在的时势，又与宋代不同。百姓家中有亿万白银，国家造钞来交换它，民间所有的白银，就是国家使用纸币的本钱，又何必一定先务求积蓄白银呢？宋代孙甫说，交子可以伪造，铜钱可以私铸，但必须严厉惩治，不应当因为小害而废弃大利。这也是名言。然而如果能够制造精美，不惜工本，那么纸币又怎么可以伪造呢？马端临说使用纸币则百姓没有触犯铜禁的顾虑，然而使用纸币不应当废除铜钱，那么铜禁仍然不能去除。刘秉忠回答元世祖说，铜钱用于阳，纸币用于阴，华夏是阳明之地，沙漠是幽阴之域，现在陛下龙兴于沙漠，君临中夏，适宜使用纸币，如果使用铜钱就不适宜。使用纸币自有利益，而铜钱也不可以废除。刘秉忠不以正道回答，而说这种穿凿附会的话，陶宗仪却把他视为懂得术数的人，太过分了。又耶律楚材说造钞不应当超过一万，这只是当时的情势罢了。
若后世天下之大。而每岁造钞仅止于万。亦何济于用哉。又吕思诚谓偰哲笃曰。钱钞兼行。轻重不伦。何者为母。何者为子。汝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媚大臣乎。夫以钞为母。以钱为子。钞数多而钱数少。钞以便总统之用。钱以便零析之用。此法未尝不善。偰哲笃虽非达时务者。而吕思诚亦岂中理之论哉。刘定之曰。少造之则钞贵。而过少则不足于用。多造之则钞贱。而过多则不可以行。此亦至理。然多少之得中。要在相其时势。非有一定也。刘氏又曰。一交千文者。钞之良法也。轻而为中统之一文与三文。重而为至元之一贯析五。皆不可行也。夫谓一文三文之不可行则诚然。若谓五贯之钞即不可行。则拘泥甚矣。凡前人论钞之说。皆当辨别其是非。而要可以一言蔽之。凡行钞必在承平盛世。则有以致富足而弭乱源。若金之末造。疲于用兵。虽货财山积。亦必告匮。而徒屡更其钞法。何益之有哉。明之中叶。钞久不行。至庄烈帝之十六年。财匮已极。方思行钞。所以虽有倪元璐之才不能为也。论者未尝不惜其行钞之晚。然则幸生太平无事之时。其何可不讲求钞法也哉。
译如果后世天下如此广大，而每年铸造的钞票仅仅只有一万，这又怎么能对实际使用有所帮助呢？
吕思诚对偰哲笃说：“铜钱和钞票同时流通，轻重等级混乱，哪一个是母，哪一个是子？你不通晓古今道理，难道只是用口舌来讨好大臣吗？”
如果把钞票作为母，把铜钱作为子，钞票数量多而铜钱数量少，钞票便于大宗交易的使用，铜钱便于零星找零的使用，这种方法不能说不好。
偰哲笃虽然算不上通达时务的人，但吕思诚的话难道就合乎情理吗？
刘定之说：“少造钞票则钞票贵重，但造得太少则不够使用；多造钞票则钞票贬值，但造得太多则无法流通。这也是极有道理的话。”
然而，多少才算适中，关键在于审时度势，并没有固定的标准。
刘定之又说道：“一贯等于一千文的钞票，是好的制度。轻的如中统钞的一文和三文，重的如至元钞的一贯析为五贯，都是不可行的。”
说一文、三文的钞票不可行，这确实是对的。但如果认为五贯的钞票就不可行，那就太拘泥固执了。
凡是前人关于钞票的论述，都应当辨别其是非，而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凡是推行钞票，一定是在太平盛世，这样才能使国家富足而消除动乱的根源。
如果是金朝末年，疲于战争，即使财物堆积如山，也一定会匮乏，而只是屡次更改钞票制度，有什么益处呢？
明朝中期，钞票长期无法流通，直到崇祯十六年，财政匮乏到了极点，才想到推行钞票，所以即使有倪元璐的才能也无能为力。
评论的人无不惋惜推行钞票太晚。
既然如此，庆幸生于太平无事的时代，怎么能不研究钞票制度呢？
第六
行钞患有伪钞。犹之银有假银。钱有私钱耳。岂遂足为大害哉。吾谓欲作伪钞。其难百倍于假银私钱。而禁之差易。昔人论不欺有三。曰不忍欺。不能欺。不敢欺。今诚举钞法而善行之。则百姓有不忍欺者一。不能欺者四。不敢欺者二。果能行钞。而百姓以银换钞。予以一分之利。以钞纳粮。又予以一分之利。是百姓陡获二分之利也。而又一切以仁政施之食毛践土之民。方将感激鼓舞之不暇。其甘心作伪以取显戮乎。此其不忍欺者一也。特造佳纸。即颁纸式。禁民间不得行用此纸。此其不能欺者一也。多为印记。篆法精工。使人难于摹放。此其不能欺者二也。大钞则用善书者。笔迹可验。其余则监造大臣皆自书名。彼必不能以一人而摹众人之字。此其不能欺者三也。随处立辨钞之人。官给以禄。此其不能欺者四也。犯者严刑斩杀枭示。此其不敢欺者一也。首告者重赏。官长能发觉者。立予迁擢。此其不敢欺者二也。夫人之得以作伪者。往往乘于所忽。苟专意防伪。岂有不可防者。即如往者假照一案。亦由于司员之疏忽。一加惩治。焉有再犯者乎。且今民间之会票。尚不容假。岂有国家通行之币。而遂无术以止其伪乎。世或谓文沈仇唐之画。尚有伪者。然彼之作伪。止图徼幸以欺一二人。而非有严刑重赏以禁之也。岂可与钞同日而论哉。故吾谓伪钞之禁易易也。
第七
今以用银较之用钱。则钱以重滞而不便于盗贼。以用银较之用钞。则钞又以轻微而不便于盗贼。盗贼之劫银也。有望其车之尘土而识之者。有其舟之水痕而知之者。而用钞则非有车尘之可望舟痕之可也。藏之怀袖。杂之书册。莫可得而窥伺矣。而世有妖术能算取人之银者。至行钞而亦无所施其技矣。且银则无可标记耳。而钞则有号数之可稽。有印章之可辨。盗贼取而用之于市。未有不立败者。顾亭林先生尝言用银之害。则河北之响马必多。至近日而解饷时有被劫者。而商贾行旅更有戒心。使天下但用钱与钞。则盗贼庶可少弭乎。况乎行钞则国有余财。而捕盗之赏必厚。防盗之术必多。而且为民开其衣食之源。则更有以弭盗于无形矣。至于猝遇水火之灾。又易于怀挟而去之。则甚矣。行钞之利之不可胜言也。
第八
或曰。如子之说。则钞法至矣尽矣。何以前代行之不胜其獘。而卒至于废而不行乎。应之曰。吾之所谓行钞者。宋金元明之法也。而所以行钞者。固非宋金元明之法也。宋金元明立法不能尽善。至于獘见而乃自更其法。钞法至于屡更。而民乃受其害矣。此非前人之心思。不能及后人之心思也。盖创始者之难为功也。前人之创法。不能预见数十百年后之时势而为之预防其獘。至于今日。统观前代四五百年之故事。考钞法之源流得失。又有以见夫自明嘉靖以来用银之獘。参验之于民间用钱票会票之风俗。而后为之酌古斟今。以期于尽善而可行。岂复蹈前人故辙哉。故用钞而必禁铜器与铸大钱者。宋金元明之法所无也。钞必精工华美。多费工本。而使之不易作伪者。宋金元明之法所无也。钞必装潢糊裱。分为等差。而使之不至速朽者。宋金元明之法所无也。以银换钞。以钞纳粮。获利二分。而必不使之新旧倒换以有折阅者。宋金元明之法所无也。大钞必书写格言。精求书法。而使之常可宝玩者。宋金元明之法所无也。宋金元明之立法。不可谓不详。而自今观之。则其心思所不到者犹如此。然则如吾说而用之。数十百年之后。亦安保无见其敝而思救之者乎。然其小小条目虽可更移。而其大体要不可变易。则虽百世常行可也。或曰。近世顾栋高惠士奇尝欲复古用贝之制。其说可乎。曰。贝久则亦朽耳。用贝而使百姓争求海贝。非权归于上之道也。既无大利。何为而变法哉。惟行钞。则能使国家尽有天下百姓之财。而天下百姓之财。又人人顿获二分之利。斯其策之所以为神妙而无穷也。姑以二分言之。其实即使民获倍利亦可。
第九
从来欲图天下
译第六
发行纸币的弊端在于有伪钞。这就像银子有假银、铜钱有私铸的钱一样。难道这就足以造成大害吗？我认为，要想制造伪钞，其难度比造假银、私铸铜钱要高出百倍，而禁止起来却相对容易。古人论述使人不欺骗有三种情况：不忍心欺骗、不可能欺骗、不敢欺骗。如今如果确实推行纸币制度并妥善执行，那么百姓中不忍心欺骗的占一分，不可能欺骗的占四分，不敢欺骗的占二分。如果能够推行纸币，百姓用银子兑换纸币，给予他们一分的利润；用纸币缴纳赋税，又给予他们一分的利润。这样百姓突然获得了两分的利益。再加上对生活在国土上的百姓全面施行仁政，百姓正感激振奋得来不及，哪里会甘心去制造伪钞而招致明显的杀身之祸呢？这是不忍心欺骗的一个原因。专门制造优质纸张，随即颁布纸张的样式，禁止民间使用这种纸张。这是不可能欺骗的一个原因。多设置印记，篆书字体精工细作，使人难以摹仿。这是不可能欺骗的第二个原因。大额纸币则使用擅长书法的人书写，笔迹可以查验；其余的纸币则由监造大臣各自签署姓名。他们必定无法由一个人摹仿众人的字迹。这是不可能欺骗的第三个原因。随处设立辨别纸币真伪的人员，由官府供给俸禄。这是不可能欺骗的第四个原因。对于犯罪者严厉刑罚，斩首并枭首示众。这是不敢欺骗的一个原因。对于告发者给予重赏，官员能够发觉伪钞的，立即予以升迁提拔。这是不敢欺骗的第二个原因。人们之所以能够制造伪钞，往往是因为利用了管理上的疏忽。如果专心致力于防伪，哪有无法防范的呢？就像以往伪造执照的案件，也是由于主管官员的疏忽。一旦加以惩治，哪里还有再犯的呢？况且现在民间的会票，尚且不容许造假，难道国家通行的货币，就没有办法制止伪造吗？世人或许说，文徵明、沈周、仇英、唐寅的画作，还有伪造的。然而他们造假，只是企图侥幸欺骗一两个人，并没有严刑重赏来禁止他们。这怎么能和纸币相提并论呢？所以说，禁止伪钞是很容易的。
第七
现在比较使用银子和使用铜钱，铜钱因为沉重滞涩而不方便盗贼携带；比较使用银子和使用纸币，纸币又因为轻便而不方便盗贼携带。盗贼抢劫银子，可以通过观察车上的尘土来识别，或者通过船上的水痕来知晓。而使用纸币，就没有车尘可看、水痕可寻了。藏在怀里袖中，混杂在书册里，没有人能够窥探察觉。世间有妖术能算计夺取人的银子，等到推行纸币后，也就无处施展他们的伎俩了。况且银子没有标记，而纸币有号码可以查考，有印章可以辨别。盗贼拿了纸币到市场上使用，没有不立刻败露的。顾炎武先生曾经谈论使用银子的危害，说河北的响马强盗必然增多。到了近日，运送军饷时常被抢劫，商贾旅客更加戒心重重。假使天下只使用铜钱和纸币，那么盗贼或许可以稍微平息吧？况且推行纸币，国家会有多余的财力，抓捕盗贼的赏赐必然丰厚，防盗的方法必然增多。而且为百姓开辟衣食的来源，那么更有办法在无形中平息盗贼了。至于突然遭遇水火灾害，纸币又容易携带逃离，那么推行纸币的好处真是说不尽了。
第八
有人问：按照您的说法，那么纸币制度已经完美无缺了，为什么前代推行它却弊端不胜枚举，最终废弃不再使用呢？回答说：我所说的推行纸币，是宋、金、元、明四代的制度，而推行纸币的方法，本来就不是宋、金、元、明四代的方法。宋、金、元、明立法不能尽善尽美，等到弊端显现才自行更改制度，纸币制度屡次更改，百姓就受到危害了。这并不是前人的心思赶不上后人的心思，而是创始者难以建功立业。前人创立制度，不能预见几十上百年后的时势而预先防范弊端。到了今天，总观前代四五百年来的旧事，考察纸币制度的源流得失，又可以看到自从明朝嘉靖以来使用银子的弊端，参照民间使用钱票、会票的风俗，然后斟酌古法与今情，以期达到尽善尽美且可行，哪里还会重蹈前人的覆辙呢？所以使用纸币而必须禁止铜器和铸造大钱，是宋、金、元、明制度中所没有的；纸币必须精工华美，多费工本，使之不易伪造，是宋、金、元、明制度中所没有的;纸币必须装潢糊裱，分为等级差别，使之不至于迅速腐朽，是宋、金、元、明制度中所没有的的；用银子兑换纸币，用纸币缴纳赋税，获利两分，而且必定不让新旧纸币兑换时产生折损，是宋、金、元、明制度中所没有的。大额纸币必须书写格言，精心追求书法，使之常常值得珍藏玩赏，是宋、金、元、明制度中所没有的宋、金、元、明立法，不能说不够详细，但从今天看来，他们心思所考虑不到的地方还像这样。那么按照我的说法去使用纸币，几十上百年之后，又怎能保证没有看到弊端而想要挽救的人呢？然而那些小小的条目虽然可以更改，但其大体原则不可改变，那么即使百世常行也可以。有人问：近代顾栋高、惠士奇曾经想要恢复古代使用贝币的制度，他们的说法可以吗？回答说：贝币久了也会腐朽。使用贝币而让百姓争相寻求海贝，这不是权力归于上层的做法。既然没有大的利益，为什么要改变法度呢？只有推行纸币，才能使国家拥有天下百姓的财富，而天下百姓的财富，又人人突然获得两分的利益，这就是这个策略之所以神妙无穷的原因。姑且以两分来说，其实即使让百姓获得加倍的利益也可以。
第九
从来想要图谋天下
之大功。而权其可行不可行者有三焉。曰理。曰情。曰势。夫行钞者。将使国家独操钱币之权。而一切实利皆予之百姓。其名正大。此揆之理而必可行者也。百姓以银易钞。无耗折之虞。而反有加增之利。其意仁厚。此度之情而必可行者也。百姓苦于用银之重滞。而又有成色之高低。是以有会票钱票之用。一旦易之以钞。其事便利。此按之势而必可行者也。苟以荆公青苗之法较之。则放债取利。其理已背谬矣。损下益上。其情已刻薄矣。抑配追比。其势已窒碍矣。当时若韩魏公苏子由之论。剀切详明。固已使荆公无词之可辨。而乃悍然行之。特以权位劫持人耳。此其所以为执拗也。然而天下耳食之徒。狃于因循怠惰之风。而不知远虑。闻有变法更张之说。则必极口诋之曰。是又一安石青苗法也。而孰知其名实之相悬万万乎。青苗之利。取之百姓者也。故利有限而民受其害。行钞之利。取之天地者也。故利无穷而君操其权。孰得孰失。有识者必有以辨之矣。
译成就这一重大功业。而权衡其可行与否的有三点：一是理，二是情，三是势。推行纸币，将使国家独自掌握货币的权力，而一切实际的利益都给予百姓，它的名称正大光明，这是从道理上衡量必定可行的。百姓用白银兑换纸币，没有损耗折价的担忧，反而有增值的利益，它的用意仁厚，这是从人情上估量必定可行的。百姓苦于使用白银沉重不便，又有成色高低不一的问题，因此有了会票、钱票的使用，一旦改用纸币，这件事便利，这是从形势上考察必定可行的。如果用王安石青苗法来比较，那么放债取利，它的道理已经背离谬误了；损害下层以增益上层，它的情意已经刻薄了；强制摊派、追缴比并，它的形势已经窒碍难行了。当时像韩琦、苏轼等人的议论，恳切详细明白，本来已使王安石没有话可辩解，然而他却悍然推行，只是凭借权位胁迫他人罢了。这就是他之所以被称为执拗的原因。然而天下那些耳食之徒，拘泥于因循怠惰的风气，而不知道长远考虑，一听到有变法更张的说法，就一定极力诋毁说，这又是另一个王安石青苗法了。而谁知道它的名实相差万里呢？青苗法的利益，是从百姓那里取得的，所以利益有限而百姓遭受祸害；推行纸币的利益，是从天地那里取得的，所以利益无穷而君主掌握其权。谁得谁失，有见识的人必定能辨别清楚。
第十
顾亭林先生文集中。极言用银之害。而于日知录中又极言用钞之不可。其意欲使天下专用钱。然专用钱。则下苦于重滞之难赍。上苦于征解之不便。其势必不能行。则莫若仍济之以钞。夫亭林所以言钞之不可行者有故焉。一则因壅滞废阁之獘。一则因昏烂倒换之獘。然此皆明人之不善行钞。而非钞之不可行也。夫钞之废阁。由于银币盛行故耳。而银币盛行。一坏于太祖既禁用金银。而九年复许以银代输租税。再坏于宣宗除郡国输钞京师之令。而钞遂出而不入。三坏于英宗有收赋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由是朝野率用银。而钞壅不行矣。昏烂之獘。由于制造不精。而行用繁。则必至于倒换。倒换则胥吏得上下其手。而獘生矣。今使国课一皆收钞。则必不至于壅滞。钞必自一贯起。程序精工。加以糊裱。则昏烂自少。即久而昏烂。仍许其纳钱粮解部焚毁。是又阴用倒换之法而无其獘。大钞则装潢成卷。藏之以函。自可历久不坏。惜乎前人造钞。见不及此。故钞有时而废也。今既洞见用银之害。转思行钞之利。而又能去此二獘。则行钞之后。虽百世断无复废钞而用银之理。而藏钞之家。岂忧其一朝干没哉。假令起亭林先生一质斯议。必以钞为可行矣。
钞币论叙道光二十六年
许槤
世传吕洞宾初见锺离云房。云房取石点金与之。洞宾问此金复当为石否。答曰。三千年后。复还为石。洞宾掷而弃之。曰。可惜误三千年后得金人矣。事虽近诞。语实至理。夫一卷之石。为金几何。而神仙犹虑误三千年后人。何其见事之智而用心之仁也。自宋行交子。为钞法之祖。世以为神仙点金之术。无以踰此。然近或数年远或一二十年。悉化为石矣。元行孤钞。以丝为本。而以金银称提其间。似金而实石也。明直用空钞。则是未成金之石矣。而强以与民。民有真金。反指以为石。而禁其行使。当时儒者林立。不知石之非金而与之。是不智也。知其非金而犹与之。是不仁也。何无一人类洞宾哉。近世金多出洋。议者求所以点金之术而不得。遂注意于前人已弃之石。而洞庭王氏钱币刍言立说尤辩。学士大夫往往宝藏其书。余惧夫石之不可用。而徒驱金以资外洋也。又惧夫人人自以为锺离。而献石于官也。恒思有以辟之。鞅掌未暇。季弟楣方养家居。近以所著钞币论寄余是正。则为王氏书作也。其见地多与余合。首通论。于钞法源流当世利病尽矣。次钞利条论。仍其利之名而着其不利之实。次造钞条论。次行钞条论。剌取原议各以类聚次第诘难。而禁铜与铸大钱条论从焉。次▯论。略举宋金元明事一二指陈其谬。余不复悉论。余既览而善之。即所未尽。系以案语。付剞劂氏。阅是书者。尚无轻言点金可矣。
钞币通论
许楣
第一
钞者纸而已矣。以纸取钱。非以纸代钱也。以纸代钱。此宋金元沿流之獘。而非钞法之初意也。今有创议者焉。取其獘法。奉为良法。而其为法也。则又宋金元獘法之所无有。而反以为宋金元良法之所无有。卒其日夜之所精思。而视为百千万亿之金钱者。自人视之。则皆纸也。然且曰吾将以是尽易天下百姓之财。夫以纸取钱。而至于负民之钱。此宋金元獘法之所有也。以纸代钱。而至欲尽易天下百姓之财。此宋金元獘法之所无有也。夫自用银以来。虽三尺童子。莫不知银之为贵也。然使操一星之银以适市。而曰吾将以是尽易肆中千万之纸。则人必哗然笑之。为夫一星之银。固不可以尽易千万之纸也。夫纸之于银。其贵贱之相去也远矣。人之爱银与其爱纸。其相去也又远矣。千万之纸。而易以一星之银。则笑而不与。千万之银。而易以一束之纸。则欣然与之。岂其明于爱纸而昧于爱银也。不知爱银之甚于爱纸。而欲以其所甚贱。易其所甚贵。且欲以其贱而少者。易其贵而多者。乃曰如是则天下皆争以银来易钞。于虖。吾不知其何以来易也。
第二
或曰。如议者之言。国赋一皆
译第十
顾亭林先生的文集中，极力陈述使用白银的害处；而在《日知录》中，又极力陈述使用纸币的不可行。他的本意是想让天下只专用铜钱。然而如果只专用铜钱，百姓苦于铜钱沉重滞涩难以携带，官府苦于征收解运不便，这种形势必然无法推行。那么不如仍然用纸币来辅助。顾亭林之所以说纸币不可行，是有原因的：一是因为纸币壅滞废弃的弊端，二是因为纸币破损污烂需要兑换的弊端。然而这都是明朝人不好好推行纸币造成的，而不是纸币本身不可行。纸币的废弃，是由于银币盛行造成的。而银币的盛行，第一次败坏在于太祖皇帝起初禁止使用金银，但九年之后又允许用银代替缴纳租税；第二次败坏在于宣宗皇帝废除了各郡国向京城输送纸币的命令，于是纸币只流出而不回收；第三次败坏在于英宗皇帝有将赋税米麦折算成银的命令，于是减少了缴纳纸币的人，而用米、银、钱来充当纸币。从此朝廷和民间都使用银，而纸币就壅滞不流通了。纸币破损污烂的弊端，是由于制造不精良，而流通使用频繁，就必然导致需要兑换。需要兑换，胥吏就能从中上下其手，弊端就产生了。现在如果国家的赋税一律收取纸币，就必然不至于壅滞。纸币必然从一贯面额开始，程序精工，加以糊裱，那么破损污烂自然减少。即使时间久了破损污烂，仍然允许用它缴纳钱粮，解送户部焚毁，这又是暗中使用兑换的方法而没有其弊端。大面额的纸币则装潢成卷，用函套收藏，自然可以历久不坏。可惜前人制造纸币，见识达不到这些，所以纸币有时会被废弃。现在既然已经透彻地看到了使用白银的害处，转而思考推行纸币的利益，而又能去除这两个弊端，那么推行纸币之后，即使经过百代，也断没有再废弃纸币而使用白银的道理。而收藏纸币的人，难道还担心一朝之间被吞没吗？假使请顾亭林先生来质问这个提议，他一定会认为纸币是可以推行的了。
纸币论叙 道光二十六年 许槤
世人传说吕洞宾初次见到锺离权（云房），锺离权取石头点化成金子给他。吕洞宾问这金子以后还会变回石头吗？回答说：三千年后，又会变回石头。吕洞宾扔掉金子说：可惜误了三千年后得到金子的人。这件事虽然近乎荒诞，但话语实在蕴含至理。一卷石头，变成金子又能有多少呢？而神仙还担心误了三千年后得到金子的人，他看事情多么明智而用心多么仁爱啊！自从宋朝推行交子，成为纸币制度的始祖，世人认为神仙点石成金之术，没有超过这个的。然而近的几年，远的十几年二十年，全都变回石头了。元朝推行孤钞，以丝为本位，而用金银在中间称量提举，看似金子而实际上是石头。明朝直接使用空钞，那就是还没变成金子的石头。而强行给百姓使用，百姓有真金，反而指着它说是石头，而禁止它流通。当时儒者林立，不知道石头不是金子而给百姓，这是不明智；知道它不是金子而仍然给百姓，这是不仁爱。为什么没有一个像吕洞宾那样的人呢？近代黄金大量流出海外，议论的人寻求点石成金的方法而得不到，于是注意前人已经抛弃的石头，而洞庭王氏的《钱币刍言》立论尤其辩驳有力。学士大夫往往宝藏他的书。我担心石头不可用，而白白驱使黄金资助外洋。又担心人人自以为锺离权，而向官府进献石头。常常想有办法驳斥它，忙碌没有空闲。小弟许楣正在家中休养，最近把他所著的《纸币论》寄给我校正，是为王氏的书而作的。他的见解大多与我相合。首先通论，对于纸币制度的源流、当世的利弊都详尽论述了。其次是纸币利益条论，仍然沿用其利益的名义而揭示其不利的实质。其次是制造纸币条论。其次是推行纸币条论，摘取原议各以类聚，依次诘难，而禁止铜和铸造大钱条论跟随其后。其次是〇论，略举宋金元明的事例一两条，指出它们的谬误，我不再详细论述。我既然阅览并认为它好，即使有未尽之处，也附以按语，交给刻书人刊印。阅读这本书的人，还是不要轻易说点石成金可以了吧。
纸币通论 许楣
第一
纸币不过是纸张罢了。用纸张换取钱，不是用纸张代替钱。用纸张代替钱，这是宋金元沿袭下来的弊端，而不是纸币制度的初衷。现在有提出建议的人，把这种弊端的方法，奉为良法，而他的方法，又是宋金元弊端方法中所没有的，反而认为是宋金元良法中所没有的。最终他日夜精心思考，而视为价值百千万亿的金钱的东西，从别人看来，都是纸张。然而他却说我将要用这些来换尽天下百姓的财富。用纸张换取钱，以至于亏欠百姓的钱，这是宋金元弊端方法中所有的。用纸张代替钱，以至于想换尽天下百姓的财富，这是宋金元弊端方法中所没有的。自从使用白银以来，即使是三尺孩童，没有不知道银是贵重的。然而如果拿一星银子到市场，而说我将要用它来换尽店铺中千万的纸张，那么人们一定会哗然嘲笑他，因为一星银子，固然不可以换尽千万的纸张。纸张对于白银，其贵贱相差很远。人们爱银和爱纸，其相差又很远。千万的纸张，而换一星银子，那么嘲笑而不给。千万的银子，而换一束纸张，那么欣然给予。难道他们明白爱纸而糊涂爱银吗？不知道爱银甚于爱纸，而想用它所极贱的，换它所极贵的，而且想用它贱而少的，换它贵而多的，却说这样天下都争着用银来换纸币。唉，我不知道它凭什么来换。
第二
有人说，按照提议者的话，国家赋税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