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十四　兵政十兵法中

译卷八十四 兵政十 兵法中

遵议整顿兵政敬陈管见疏

云贵总督贺长龄

臣于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御史江鸿升奏整顿兵政一折，国家设立营伍，原以备捍卫之用。近来承平日久，营政渐弛，将惰兵骄，几成锢习。该御史所奏各条，是否实于军政有裨？着各直省总督、巡抚、提督，将各条逐加体察。如有可采之处，即着照折内所陈及所录《训兵六章》，实力讲求，认真训练，务使力挽颓风，士卒皆成劲旅，是为至要。原折、单均着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

遵旨寄信到臣。臣本迂儒，不谙兵事。仰荷圣恩，畀以两省重任。汉、回、苗、夷，交互错处，固须府县得人，尤赖兵威镇摄。谨就该御史所奏各条，悉心紬绎，敬为我皇上陈之。

其一曰严阶级。臣以为此治兵第一义也昔宋太祖承五季积衰之后，习见将懦兵骄，尾大不掉，其弊总由戎行之不整。于是自上而下，痛加裁制，一节一级，钤束必严，用能所向有功，悉成劲旅。宋臣程颢谓韩信“将兵多多益办”，由于分数明；朱熹亦云：“看是统驭几人，祗是分数明，所以不乱。”诚以兵虽众多，而层层管辖，分数既明，则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左右运掉，仍如一人。惟严斯整，惟整斯暇，既整且暇，何往不克？若如该御史所奏，千总、把总操演废弛，而都司、守备不敢揭；都司、守备废弛，而副将、参将、游击不敢揭，上下相蒙，务为姑息，平时既不能约束，一遇征调，岂有纪律？谚云：“寇来犹可，官兵杀我。”是无制之兵，其害更甚于寇，所关匪细。应请如该御史所奏，嗣后千总、把总所管兵丁，有操演废弛者，责成都司、守备揭报；都司、守备所管弁兵，有操演废弛者，责成副将、参将、游击揭报；副将、参将、游击所管弁兵，有操演废弛者，责提成、镇揭报。若所参不实，或任意行私，由各督抚据实奏明，请旨定夺，以免屈抑人才。

臣更有请者：近时营务姑息，已成锢弊。该管官职分虽有大小，同受国恩，岂尽昧良丧心，至于此极？推原其故，一则官职渐崇，兵马每多荒废，本身技艺不能服众，遂以恕己者恕人，操练半成故事；又其甚者，居官不谨，动为其下所胁持，明知弁兵懈弛，不敢揭报。此弊盖十居八九。夫营員自爱者固不乏人，而讲究操守，实心整顿，如前任昭通镇之普陀保，前任开化镇之成玉，至今滇人犹称述之。似此才守兼忧，诚亦未可多得。臣固不敢以重义轻苛求武员，而操守不严，则弁兵不服，营务何由整饬？应请饬下各提镇正己率属，严禁将弁藉端摊派，克扣兵粮，事事加意体恤，以服其心而作其气，营伍自有起色。是否有当，伏候圣裁。

其二曰勤操演。臣以为在人不在法。夫练必先须练弁，练弁先须练将，而尤在赏罚严明。盖将以统弁，弁以统兵，必其技艺优于等辈，方能使之畏服。故平时拔一将，挑一弁，必须悉试其才，高出千人者，方可为千总；高出百人者，方可为百总。又须分别各项技艺，如精于枪者，令教枪兵；精于弓箭者，令教弓箭兵；以及杂项技艺，均令各专所习，方能教练精纯。而为将者，职在督操，须于各项技艺，逐件讲求，方能分别优劣，黜陟允当。然而军械尤不可不讲。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之不利，何异徒手搏人？虽有劲兵，亦难得力。臣前奏带贵州郎洞营參将存住，系圆明园演艺营出身，现署臣标中军副将，该员素娴技艺，制造各项器械，颇有心思。兹令仿照京中健鋭火器等营枪式样，逐渐修制，以期命中致远，可备缓急。惟兵丁类皆贫苦，或家口稍多，即粮饷亦难资养赡，该御史所称外省兵丁，大半兼营他业，职此之由。惟有厚赏之一法，自能使之竞劝。臣在黔抚任內，捐廉筹款生息，每年可得息银七百余两，按日亲试，遇弓硬箭准、施放枪得法者，即面加赏赉。该兵丁知有利可图，不待督教，自然争奋。臣现任总督，每月向有操赏银两，足资激劝。云南省城，共有六营，臣现定每月操演日期，令各营将弁亲到教场，实力操演，枪、刀、矛，均须便捷精熟，火药尤须加

译工匠制造器物，不准节省费用、偷工减料，导致临时急需时无法使用。各项技艺有不符合规范的，责成主管官员限期学习。经过三次限期仍不符合规范的，分别予以责罚或革职。臣挑选技艺较为优秀者，仍按照之前在贵州时的做法，每月必定亲自考核，根据等级差别，当场给予奖赏，并命令省外的各营一律遵照办理，以期每一个士兵都能发挥其作用，每一天都能建立其功绩。这样做是否妥当，恭候圣上裁决。

第三点叫做明确训导。原奏认为这是为了训练士兵的心志，这确实是探究根本的论述。因为力量源自内心，心里明白了道理，那么力量自然就会奋发，所以有勇气尤其贵在懂得道义。士兵大多愚钝鲁莽，身受国家供养之恩，常常视为理所当然，遇到事情不知道报效国家。然而他们的良知依然存在。如果能让管理士兵的官员，经常为他们讲明朝廷设立军队保卫百姓的用意：除了本身的粮饷外，又有红白喜事的赏赐，惠及全家；阵亡者的子孙，给予承袭官职；退伍的瘦弱士兵，也给予一半的粮饷。这些恩德，简直与天地一样高厚。遇到紧急危急的情况，如果不效死向前，良知何在？

又为他们讲明，将领对于士兵，就像父兄对于子弟。平日操练技艺，原本是想让士兵们杀贼立功，恩意何等亲切深厚。如果遇到贼寇就自己逃跑保命，抛弃主将不顾，必定会遭受国法的惩处，徒然被众人唾骂，仍然不免一死。哪里比得上拼命杀贼，反而可以在死中求生，并且可以获得功劳受到奖赏？士兵们既然看透了这一层，勇气必定会百倍增加。

又为他们讲明，士兵们既然同在军营，就像兄弟一般。平日同吃同住，何等亲爱。如果临阵各自逃生，彼此全不相顾，势力分散力量薄弱，必然导致共同陷入死亡。不但良心过不去，即使从利害关系论，也是极错误的打算。像这样时时提醒，人即使再愚笨，没有不被感动的。如果都能激发良知，那么对于公战就会勇敢，如同急于私仇一样；保护主将如同父兄，顾念同伴如同手足。万人一心，谁能抵挡？

《训兵六章》确实如该御史所说，字字激切。臣在贵州巡抚任内，曾经刊印发行。现在奉到圣明的旨意，更应当广泛颁行。恳请命令各督抚提镇，在将领每月集合操练的时候，将《训兵六章》依次轮流讲解，循环往复，务必使士兵明白如话，一听就懂。那么忠义之气自然奋发，全部成为精锐部队。这样做是否妥当，恭候圣上裁决。

译第四条是选拔精锐部队，以备勇猛威武之将使用。这确实是当今紧要的措施。从前周世宗在高平一战中，深知军队中勇健与懦弱不分明的弊端，因此谨慎地加以挑选，淘汰掉疲弱之人，于是成就了精锐之师，作战必定取胜。该御史认为蓄养壮丁，必须耗费巨资，恐怕各将领没有这样的财力。臣认为不必担忧。军营中本有赏赐所需的经费，否则闲置的款项也可以筹措。既然名为选拔精锐，技艺必定是各军中的佼佼者。每逢检阅，得到的赏赐必定很多。遇到职位空缺，也必定优先从这批士兵中挑选补充。既然获得丰厚的赏赐，又有晋升的机会，谁不争先恐后、踊跃请求入选呢？况且随着晋升和补充，久而久之整个军营都会成为精锐部队，在缓急关头尤其可以依赖。所担心的是，官职逐渐升高，技艺逐渐生疏，从前被称为健儿的人，如今却成了懦弱的统帅。这在于督抚、提督、镇将严格地考察弹劾，时常加以鞭策鼓励罢了。军队可以百年不使用，但不能一天不准备。所以有备战之兵，又有速战之兵。一切军装器械，都应当预先储备、早有准备，才能听到警报立即行动。无论边疆还是内地，都应当一律办理。用兵贵在神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现在普遍命令两省各从定额士兵中挑选十分之三或四，务必选取力气强大、胆量壮勇者，另编为一支军队。各自根据技艺的长处，特意加强训练，期望收到实际效用，不追求表面好看。有能兼习多种技艺的，列为特别优异者，按季度造册上报。遇到巡阅的年份，另行考核测试。就以士兵的优劣，作为将官的功过，以期长久不懈怠，可以备用征调。再查定例，主将战死，全队都要斩首。这是因为士兵与将领，本属一体，手足必定保卫头目，才能两利而共存。立法的用意，极为深远。而往往不能执行，是因为全队人数众多，法律难以遍及。所以从前论兵的人认为，各营选拔精锐，应当设立亲随的名目，这样法律才能施行。为什么呢？平日既然受到优待，遇到危难却抛弃将领，这是负心，即使给予连坐诛杀，也没有借口推脱罪责。这个论点似乎有可取之处，应请命令兵部核议，上奏等候圣上裁决。最后一条谈论捕盗之事，援引唐代山东节度使徐商，因为封疆险要辽阔，向来多盗贼，选拔精兵数百人，另外设置军营训练，号称捕盗将。这也是当今的紧要事务。臣以前在贵州巡抚任内，因为下游苗匪多以劫掠为生，上奏请求在古州、镇远两镇挑选壮丁，责令专门捕捉大盗，奉旨准行。近来接到巡抚乔用迁的信称，近年来贵州省的盗匪，较为收敛，似乎有微小的成效。臣到云南将近一年，察看民间生计，大多依赖各厂矿。近年厂务衰退，谋生缺乏办法，很多人流落成为盗贼。加上山川险要辽阔，匪徒出没不定时，缉捕实在关系紧要。应请仿照贵州的办法，挑选士兵捕盗，以专责成。况且盗贼都是亡命之徒，必须拼死出力，才能捕获。这些士兵练习既久，胆气必定增加，用来对抗敌寇，自然能得力。所有遵旨核议的缘由，深知迂腐拘泥不当，便倾尽愚诚，以备圣上采择。伏乞圣鉴训示。

条陈军务疏 咸丰三年

湖北按察使 江忠源

自从逆贼作乱以来，用兵数年，耗费军饷达二千余万。人心没有坚定的意志，地方很少有坚固的城池。大股寇贼猖獗，长久拖延了天子的讨伐。并非贼人多而我人少，贼人强而我人弱，贼人聪明而我人愚笨。而是军法不严肃，谋略不善，贻误至今。应当思考改变计策。微臣效力于军队前线，出入于箭石刀枪之中，至今三年。对于兵勇强弱的情形，事功快慢的时机，如果有所见解，怎忍心不全部献上我的愚见。谨将军事大略中有关得失的，列举八条，为我皇上恭敬陈述。

第一条是严明军法。法律，是将领用来驾驭众人的，使他们出入生死，而没有敢违抗的。将领不执行法律，这就叫做没有将领；士兵不畏惧法律，这就叫做没有士兵。战争兴起以来，法律被玩弄到了极点。全州因为失去援军而陷落，而赴救不力的人相继出现；道州因为弃城而陷落，而望风先逃的人接踵而至。以至于岳州，预先设置防军，不能做早晚的防守；九江厚积兵力，不能遏制水陆的要冲。文武官员以躲避贼寇为理所当然，士兵以逃亡为长策，都是因为畏惧贼寇的念头重，畏惧法律的想法轻。人之常情，谁不畏惧死亡而贪恋生存，而军令必定要求他们舍生取死，确实是因为百人决死，万众不能抵挡；一人带头逃跑，千军自行废弛。如果使将士知道国家法典不可侥幸逃避，自然不得不同心协力，以致死于贼寇。将领有以致死于贼寇的心，谋略自然产生；士兵有以致死于贼寇的心，勇气自然加倍。这样所诛杀的不过一二人，而所保全的常常是千万人。宋仁宗在太平盛世之后，侬智高反叛，官军屡次失利，攻陷无数名城。最后狄青到达军中，斩杀逃溃的将校二十余人，军威才开始振作。嘉庆初年，三省教匪之变，经略额勒登保平定了它。他说贼寇遇到官兵，条条是死路，只有向前接仗是一条生路；官兵遇到贼寇，条条是生路，只有向前接仗是一条死路。所以贼寇常常致死于我，而我军反而畏惧迎击其锋芒。利害的关键，已在此决定。就像粤逆与官兵接战，常常驱使新归附的贼寇在前，而以死党监督在后，名叫排刀手

译遇到有回头张望的，就立即击杀。因此匪党不得不为此尽力。贼人胁迫众人严厉，而我军驾驭众人却宽松。贼人撤退必死，而进攻尚且可以活命；我军撤退可以活命，而进攻却容易送死。谁会不望风先溃散，而预先准备逃跑呢？如果真的想变怯懦为勇猛，不如用严猛来替代宽松。皇上执法来驾驭将帅，将帅奉法来命令偏将副将，偏将副将行法来督责士卒。遇到贼人溃逃却找借口巧妙躲避的，处死；临阵不互相救援的，处死；不听从命令而擅自先撤队的，处死；堵御不力导致贼人逃窜的，处死。军令既然严明，士气自然振奋。讨伐贼寇的成效，大概可以指日而待了。

译第一条是撤换提督、总兵。提督、总兵之下是副将、参将、游击。副将、参将、游击之下是都司、守备。都司、守备之下是千总、把总。依次互相节制。而提督、总兵的地位最为尊贵。太平日子久了，战争不再发生。那些凭借功名显赫的老将，大多已经凋零去世。现在的提督、总兵，大多是通过积累资历、比较俸禄，逐步升迁到高位，并非完全依据功劳和劳绩而获得的。朝廷用虚名来任用他们，来不及选择他们的才能谋略。其中那些久经戎事、深谙战守机宜的人，虽然还有，但平庸无能、占据职位、毫无长处的人，也确实不少。权力尊贵，就想着趋利避害，而偏将副将不敢与他们争辩；地位重要，法律难以骤然施加，而大帅不敢擅自决断。人之常情，在年轻力壮、官职卑微的时候，常常想着奋发有为，显达扬名。等到身居高位，顾虑保全的念头加重，而进取的念头衰退。要求他们忘身冒险，振奋迅疾，以赴事机，就难了。况且军营体制，副将、参将以下，都听从所辖提督、总兵的命令。他们临阵时，必定是提督、总兵先退，然后副将、参将跟随撤退；副将、参将退后，都司、守备跟随撤退；都司、守备退后，千总、把总跟随撤退；千总、把总退后，士卒跟随撤退。提督、总兵不得其人，那么所属的副将、参将以下，都难以期望得力。因此姑且宽容一两个庸碌狂妄的提督、总兵，导致可用的将官士兵一同归于无用。而且军兴已久，筹措军饷更加困难。提督、总兵的薪俸、夫役费用，以及役使护卫的人，都比参将、游击多几倍。计算裁撤一个提督、总兵的费用，可以供养精兵二百人还有余。又何必用有限的军饷，来奉养这些无益的提督、总兵呢？副将、参将以下，责任重大、敢于作战的人，并非没有。他们的资历地位较轻，接到命令不敢拖延；他们刚刚提拔，遇事容易感奋。确实选择那些久经戎行、胆略尚优的提督、总兵，来资任统御，其余一概撤遣。副将、参将以下，量才委用，务必尽其所长。这样军政严明，军粮也充裕。此时幸好有剿灭寇贼的资本，日后仍能获得勇武之用的好处。

第二条是淘汰将官士兵。选拔士兵的方法，胆气第一，朴实耐苦第二，技艺娴熟第三，巧猾懦怯为下等。有武艺而没有胆气，临阵就会忙乱，连平常演习的技艺也忘记了。所以常有力敌百人、技艺高强的士卒，临阵一挥即倒，与未习技艺的人一样。战阵之事，与搏斗不同。两军对峙，旗帜骇目，金鼓震耳。胆怯则心容易动摇，心动则耳目手足都失去常态。质朴耐苦的人，军令容易服从习惯，性情容易调教驯服。令进则进，令退则退。爬山涉水，不知其劳苦；经历夏冬，不知其憔悴。所以众人可以得而使用。至于巧猾怯懦之流，无事时应对奔走，务求观瞻美好；临阵时趑趄退避，专择便利。论功时多方钻营，希图美好提拔；遇败时巧为推诿，谋求私利。将官如此，不足以整顿军队；士兵如此，不足以抵御敌人。白白耗费金钱粮食，毫无补益。这是将官士兵应淘汰的第一种情况。军兴已久，征调频繁，有从军数年逐渐显得疲顿的，有老弱充数不堪驱使者，这叫做疲乏之兵。又如曾经战败，部队溃散，或遇急卸装而得生，或事后潜逃而入伍，惊魂刚定，转战何堪。如果取用充兵，难期望再振作。这叫做残败之兵。当此军饷运输不继之时，岂容这些人更加虚耗？这是将官士兵应淘汰的又一种情况。确实命令各营对这几类人，严格淘汰。选拔胆气充壮者为一等，以备攻剿之用；其次备守营围堵之用。药品既备，攻达乃神；爪牙既强，声威自畅。这也是当今的急务了。

第三条是明确赏罚。胜利有赏，失败有罚，人人都知道。虽然如此，胜利有赏，而所赏的不是真胜，那么不如不赏；失败有罚，而所罚的不是真败，那么不如不罚。无赏无罚，人们还期望有赏罚的时候；赏非其功而罚非其罪，那么人们知道所赏的是主帅私昵的人，所罚的是主帅倾陷的人。惩戒劝勉的作用违背，怨恨诽谤的声音兴起，而军心不可问了。军兴以来，得一胜仗，有功者固然赏随之，而左右随侍之人，先受奖录。逆匪蔓延四年，糜烂六省，未尝行一失律之诛，按一纵寇之罪。胜败本是兵家常事，主兵者每言胜而不言败；功过本不妨互见之事，主兵者不录过而专录功。有赏而無罚，何以昭惩劝而令三军乎？军中赏罚，未可一概论也。战而胜，固当赏矣。然而或杂然旅进，割取他人之首级以冒功；或当追击至要之时，不思乘势掩杀，只顾夺取财物器械马匹，以至大胜变为小胜者，又当罚。战而败，固当罚矣。然而或奋勇前驱，后援不继；或大众却走而一军独前者，又当赏。况且同一赏而厚薄攸分，同一罚而轻重迥别。当视其功罪為等差。大帅惟据营主之禀报，营主又付诸左右之品评。功罪之實，既非采访所能知，又因毁誉而多误。求其权衡至當，然合乎人心，难矣。自非亲历行阵

译以真诚的心意待人，以公正的原则行事，这样才能安抚士卒的心意，从而振奋长期积弊的疲态呢。

译第一条是告诫不要轻率作战。用兵的道理，能够坚守然后才能作战，能够控制敌人然后才不被敌人控制，能够避开敌人的长处，然后才能利用我的短处。广东的叛军狡猾凶悍，颇有盗贼的智谋。我跟随各路军队从广西到湖南，与叛军大小交战一百多场，也曾经详细观察他们扎营布阵的情况，以及快速行进、缓慢停止的状态。叛军扎营时，根据地形修筑堡垒，周围环绕着深壕，墙壁厚达数尺，层层开设射击孔，壕沟宽达数丈，密密麻麻地钉着竹签。他们布阵时，有时分三路，有时分两路，正面部队应对敌人，奇兵有时分抄阵后，有时直捣中坚。他们停止时，收买匪党，四处窥探，伺察我军的虚实以扩大他们的谋略。他们行进时，远远散布虚张声势的消息，像暴风一样突然而至，乘我军惊慌失措以逞其毒辣。我军合力攻打他们的坚固堡垒，常常导致精锐受损。那些未曾与叛军交战的新兵，不熟悉营垒壕沟的样式，将士没有依靠来巩固防御，往往被叛军乘虚而入。陕西征召的军队在湖南，以及湖北、江西、安徽、江南各军之所以失利，都是因为叛军懂得扎营的好处，而我军不知道。叛军分多路进攻，我军往往只用一路抵挡，即使多路同时发起进攻，临阵时彼此也不互相照应，有的左进右退，有的后退前行，叛军得以施展奇正、抄击、伏击的战术。广西、湖南各战之所以失利，都是因为叛军懂得布阵的诀窍，而我军不知道。叛军停止时，应当扼守要害以切断他们的接济，严密布防以堵住他们的逃窜。叛军行进时，应当预先挑选精兵老将，拦头迎击以遏制其锋芒，沿途设伏以扰乱其气势。然而我军围剿叛军时，不致力于扼守要害、严防死守，专门以扑营逐利为事。追击叛军时，不致力于拦头迎击，专门以跟踪尾随为能事。稍有挫折损失，将士的士气就先衰败了，又需要休养十天，才能再次作战。叛军得以助长其凶恶的势头，我军始终不能掌握胜算。这就是军事谋略不可不预先筹划，而轻率作战之所以应当戒除的原因。

第二条是考察地势。兵书说，不了解地利，不能行军作战。所谓地利，不仅仅是图史记载的山川固定的险要，而是观察叛军出入的踪迹而预先设防，察明叛军分合的态势而远距离加以制约。即使是浅水沟渠、几丈高的山冈，如果形势上必须争夺，那么机会就不可偶然丧失。请拿近事来说明。全州蓑衣渡之战，叛军锋芒已受挫折，应当连营驻扎在河东，切断叛军右臂。道州战役，叛军势力本来孤立，应当分兵屯驻七里桥，扼住叛军东窜的道路。长沙被围时，叛军道路都已穷尽，应当驻扎在龙回潭土墙头，堵住叛军西溃的路径。其他如道州双牌莲涛湾六十里的奇险之地，叛军进入死地却放他们生还；湘阴的临资口，岳州的城市陵矶，都是水陆必争的关隘，却放他们逃走。利害关系显而易见，还可以重新验证。事前未能虚心体察访查，预先周密筹划，一旦溃败就难以收拾，后悔也来不及了。计算自从逆匪滋事以来，要害之地疏于防守，良机坐失，像这样的情况实在多得数不过来。祸根近在咫尺，流毒蔓延千里，人的谋划不善，酿成大患，这正是应当引以为前车之鉴的。

第三条是严明纪律。杀贼是为了安抚百姓，安抚百姓才能杀贼。将领发布命令而士兵不敢喧哗，士兵奉行命令而百姓不知道受到骚扰，这就是有纪律的军队。广东叛军所到之处，横刀跃马，市场店铺一空，人民遭到他们的屠杀，子女遭到他们的掳掠胁迫，财物遭到他们的搜刮，房屋遭到他们的焚毁，惨酷的情形，固然已经触目惊心。受害的遗民，怎能不饮恨？然而市井愚民，不识大义，也有认为盗贼的危害还不如官兵的，为什么呢？广东叛军志在挑选富户吞噬，贫苦人家，他们求之不得，而且有时还假装施仁义，愚弄我们的百姓，买饭求水，多给钱款。至于不法的兵勇，不知号令，当他们攫取财物、奸污妇女时，即使是穷苦人家，也很少能幸免。于是百姓不怨恨贼寇反而怨恨官兵了。盗贼诡诈地施以小恩小惠，百姓对盗贼应当有宽恕的话；官军行为如同盗贼，百姓对官兵怎能没有隐恨？如果不随时严厉执行军法以服民心，恐怕民间怨愤郁结之言，将有难以完全查究的。军中除了兵勇之外，还有长夫、余丁、随营贸易的人。兵丁旧习营规，管辖严密，如果命令严明约束，不难一律肃然。乡勇多系四方无赖之民，比兵丁更难管理，但毕竟名义上隶属军籍，有犯法者自然可以按籍查究。至于长夫及随营买卖的人，都是游荡成性，不安于乡土，名义上虽是贸易营生，实则不堪询问其来历，忽来忽往，踪迹无常，甚至伪造兵勇腰牌，假冒其装束，时常到近营各乡村掠取物品，转卖营中，肆无忌惮。乡民误以为是兵勇，不敢格杀，且畏惧其势横人众，不敢奈何。这类人久处营中，熟悉战事，轻生嗜利，习以为常。将来事毕撤遣，散处民间，必然多生事端。从前三省教匪之役，大局已经平定，而诛杀余匪，以及不法夫勇啸聚作乱，又持续了两年，这就是明证。应当命令各营对所管辖的兵丁、长夫及买卖人等，严明约束，遇有干犯法纪者，除兵勇分别治罪外，长夫及买卖人等，尤其应当从重惩处。其中有逃匿他方的，所在地方官一体严密查缉。

译随时加以惩处。罪行严重的就处死。这也是凝聚民心、预防后患的一个方面。

译第一类是胁从。广东逆贼起事时的死党，存活下来的实际上不过几千人。其余则是新近归附的匪徒，以及被裹挟的民众。会党、盗贼与凶恶的痞棍，广东、湖北各州县到处都有。他们平时作奸犯科，扰乱危害乡里。官府常常苦于法律条文的繁琐，便曲意顺从，予以宽贷。一旦有警讯，便率领他们的同类，投身叛乱如同回家一样。还有那些被发配充军、流放，以及被贼人释放的监禁各犯，趁乱逃脱，为贼人奔走效劳。这些人都是甘心追随逆贼，执迷不悟，即使宽恕他们也没有可以宽恕的理由。至于乡村市集的良民，被贼人驱赶胁迫，本来没有追随逆贼的心意，但因为贼人中的禁令非常严厉，无法自拔。又有的因为全家被掳掠，势难两全，在贼人之间犹豫不决，于是历经岁月。等到头发长长了，便与老贼没有区别。想留下则违背了他们归顺朝廷的心意，想离开则恐怕遭受不可预测的杀戮。徘徊无计，进退两难。这类人的苦衷，实在令人怜悯。贼匪从武昌逃窜时，党众剃发潜逃的，也已经无数。即使是其中留长发的贼人，向居民诉说被裹挟的原因，往往无缘无故地悲伤感动，声泪俱下。可见小民都有天良，终究不是邪道所能煽惑的。应当命令各营多写简明告示，射入贼营中。临阵时在附近竖立“投诚免死”的大旗，让他们趁着官军与贼人交战时，丢弃兵器奔赴旗下。并设立一个剃发公局，发给免死执照，资助遣送回家。倘若官兵接连获得大胜，不仅那些不甘心追随逆贼的人，会因为免死而获得生存，即使那些心存两端的人，也将背离逆贼而效忠朝廷。这样既可以用间谍来探知贼人的情况，又可以用闲散人员来离间贼人的党羽。党羽既然已经离散，首犯何难消灭。这对于剿灭贼人的机宜，或许也不是没有补益。

《请撤湖北兵勇另立新军疏》咸丰五年

曾国藩

我私下查访得知，武汉两城三次沦陷，固然由于防守抵御不善，但兵勇积习败坏，也确实有万万不可用的原因。大抵湖北两府一镇，繁华冠绝天下，督抚两标下的士兵，习惯于淫逸奢侈、偷安懒惰，已经很久不能用了。自从咸丰二年广东匪徒来到湖北，到现在不满三年，而全军覆没、大溃败的就有五次。其间小溃小败更是数不胜数。二年腊月初四日，广东匪徒用地道轰破城墙，逆贼的旗帜还没有进入城中，而城内外兵勇，已经狂奔四散，逃匿到各县。这是第一次大溃败。三年春天，署理总督大臣张亮基等人，招集溃散的士兵，增招练勇，在团风击广东匪徒，在通城、广济剿灭土匪，稍有起色。九月十三日，田家镇失守，水陆兵勇，同时丢弃铠甲回奔。这是第二次大溃败。当时我写信给前任总督大臣吴文镕，说湖北的士兵，把奔逃溃散当作平常事，不应当再行收集，必须改弦更张，另外招募额兵，另外招集练勇，然后才能成军，然后才能谈论作战。吴文镕还没来得及更改，就被崇纶参劾，仓促出兵。四年正月十五日，堵城之战，十三营都被踏毁，将弁兵勇，全部逃散。这是第三次大溃败。崇纶、青等人收复溃兵，并广泛招募湖南、四川的勇丁，支撑了几个月，粮饷耗尽，援军断绝。六月初二日，奸细窃取贼旗进入城中，青率领兵勇奔赴湖南，沿途逃散大半。这是第四次大溃败。我与提督大臣塔齐布等人，奉命东征，仰仗天威，幸而收复武汉。总督大臣杨霈又收编溃兵，又招集湖北、河南的勇丁，新旧兵勇，人数将近三万，兵力不能说不雄厚。杨霈屡次上奏报告，也自述战功之多，士卒之勇猛，意思是训练精锐，顿时改变了旧规。没想到广济一败，退到蕲水，又退到汉口，又退到德安、枣阳，万余兵勇，有的跟随撤退，有的星散无归。这是第五次大溃败。古今用来激励军士的方法，是用重赏来鼓舞好胜之心，用严刑来诛杀奔逃溃散的士卒，所以军队可用。现在湖北兵勇，不好胜，又不畏刑，把溃散当作常行的道路，安然不以为怪。如果因循不改，其可笑之处必定比今天更严重。我愚昧地认为应当改变前辙，扫除旧弊而重新整顿。凡是标兵中请求归队的人，一概不收。凡是练勇中曾经败溃的人，也不再任用。大抵山僻之地的百姓多粗犷强悍，水乡的百姓多浮滑，城市多游惰的习气，乡村多朴拙的百姓。所以善于用兵的人，常常喜欢用山乡的士卒，而不喜欢用城市近水的人。我愚昧地认为想要另外招募湖北额兵，应当在襄阳、郧阳等属深山穷谷之中，招选寒苦力作之民，挑选其中英武鸷猛的人，编入兵籍，假以时日而训练他们。与武汉、德安等府远远隔绝，使向来溃散的兵勇浮游无归的人，不得改名混入其中。然后才能得到一旅劲兵，而避免虚耗数万粮饷。古代谋划大事的人，攻克一两个名城，不以为喜；得到一两个良将、数千精卒，则以为大喜。失去一两个名城，不以为忧；失去一两个良将、损伤数十壮士，则以为忧。即使素来号称精劲的军队，或者因为积劳而疲惫，或者因为粮饷匮乏而解散，或者因为不和而骄横跋扈，则更加引以为忧。今天湖北的事情，省城不立即收复，尚不足为患。只是全省没有一

译精锐的军队。就会成为无穷无尽的祸患。即使调动其他省份的军队。侥幸能够收复失地。但本省没有强大的兵力来守卫。终究也不是长久之计。

译臣愚以为，湖北的当务之急，在于另行招募定额兵员，另行招揽新勇。目前收复武昌的关键在此，日后保守楚地疆域的关键也在此。成效虽然稍迟，但事情极为迫切。此前二月二十七日，臣曾上奏，认为江北应当增添两路劲旅：外一路沿江岸而下，内一路沿着岳州的山麓，由蕲州、黄州而出宿州、太州。请求圣旨命令副都御史袁甲三招募寿州、光州的勇丁，从汉阳、黄州的背后出击。不知皇上是否已经批准。如果尚未获准，那么江北千里之地极为空虚。无论江面能否肃清，武昌、庐州能否收复，即使侥幸得以肃清恢复，但流寇四处逃散，旁出横逸，截断我军后路，已经肃清的江面，转眼就会堵塞，已经收复的城池，转眼就会再次失守。去冬的事情，就是前车之鉴，不可不早做打算。恳请皇上关心南方战事，独运神算。纵然袁甲三不能西上，也恳请命令筹划一支劲旅，迅速从黄州背后出击。并恳请命令湖北督抚另外组建新军，将此前溃散的兵勇一概革除，荡涤旧习，重整军威，使江北岸拥有两路足以依靠的兵力，可合可分，可内可外。这不仅对大局有益，即使臣等南岸的陆军，上下两处的水师，也都能有所凭借，有所联络，有恃无恐了。所有关于请撤湖北兵勇、另立新军，以及江北一岸宜添劲旅的缘由，恭折附驿驰奏。恳请皇上圣鉴训示施行。

湖北勇丁溃散拟整顿挑募以期补救片

胡林翼

再，湖北军务吃紧，臣等军饷匮乏，兵士溃散，有不敢不尽之心。但贼势日益猖獗，实在不是靠饥饿的士兵、瘦弱的卒子，能在朝夕之间收功的。提督塔齐布，忠勇至诚，为贼所畏惧，殁于九江，贼必大肆猖獗。即以湖北一省而论，急宜征兵集饷，全力保住荆襄。若非南北夹攻，楚蜀合力，难以期望补救。臣谨就现在情形仔细审视：臣军借口溃散，即使收集大半，士气已不振，也必定不能像从前那样敢战。副将王国才的一军，更加混杂。湖北旧有的散兵勇丁，三月以后，无所归束，先前已经减等酌给盐粮，都应大加裁汰。兵勇不强，弊病在于多而不精，军饷也因此长期匮乏。况且一次溃逃，就恐怕习以为常，恬不为怪。如果不借此裁汰，那么正饷越分越少，欠饷日积月深。外患可忧，内讧更甚，终将溃败，何补丝毫？查有水师现保游击衔都司鲍超，勇敢知兵，臣已派遣他前往湖南，分途另募新兵三千人，限期百日，严明约束，以期迅速来鄂剿办。又想到九江、湖口，江面既无水师，即使围攻经年，贼人往来自如。不如并力从湖南北节节打通，才可水陆东下，合于九江。浙江宁绍台道罗泽南，屡战有功，此前臣曾国藩派他剿义宁，即拟进剿武汉，因塔齐布之丧，而暂回浔阳。应请命令臣曾国藩仍派罗泽南一军，并增加精兵一二千名，迅速由湖南边界来鄂会剿。若仍固守九江，而贼势横出旁逸，蔓延上游，似乎对大局无补。至于荆州一府，是东南一大关键，国家设立驻防镇守，立法极为精微。只是城兵太单薄，战守均难分布。万一贼匪窥伺，深为可忧。应请命令四川督臣黄宗汉，速带精勇一二千名，亲来荆州、鄂城一带堵剿，专督江汉之师，兼理江汉之饷。庶几臣等得以专心攻战，不忧军饷枯竭。且川督在蜀道派兵堵御，不如合力攻剿，则蜀楚均有裨益。这是臣所拟陆军补救的情形。至于贼匪力争长江之险，非水师得力，不能制其死命。侍郎臣曾国藩创立水师，实为识时务的要着。自舢板入湖、九江遭风之后，下游久无水师。故九江、湖口、安庆、庐州，均因江面贼舟充斥，湖港分歧，陆军竟不得手。武汉幸有船只，而臣的陆军先溃，王国才也稍稍引退。水师孤立沌口上游，贼踪已绕出其后。饷道既忧中梗，日久恐被抄袭。此时应力保水师，暂屯嘉鱼、新堤等处，以待陆军之再整。只是水师十营五哨，可战者半，也有经年未曾开仗的。月需军饷四万余两，积欠也达七八十日不等。不如及时汰去怯弱者，以节省虚耗而供养精壮者。知府彭玉麟，经臣曾国藩调赴江西南康，总办内湖水师之事。臣与副将杨载当面商议，退屯新堤，修理船只，将各营水师，均交该副将亲自拣选，极力裁汰，去掉十分之三，每月可节省军饷，以免日久更形支绌。杨载福力主“兵贵精不贵多”之论，诚为洞悉机宜。这又是水师应速裁汰的。臣军已溃散者，昧良丧心，不准补给欠饷。其水师及陆

译勇丁中应当淘汰的，仍需先清偿以往的欠饷，才可以节省将来的开支。眼下军队饥寒交迫，处境艰难，实在难以应付。湖南以一省之力防御贵州、广东、江西、湖北数省的贼寇，军饷也听说长期短缺，形势上难以分拨接济湖北。江西的支应也颇为繁重。北路的军饷，应当专门接济督臣及钦差大臣的军队。恳请皇上命令下部臣指拨其他省份的军饷，并恳请皇上命令四川督臣广泛筹办粮饷，按月接济。臣也应当迅速整顿，挑选招募奋勇之士，务必期望全部歼灭贼寇，早日收复坚固城池，以安抚百姓而缓解皇上的忧虑。是否妥当，理当附片上奏。

译再次陈述兵勇不可添募的片状

胡林翼

再者，臣所统领的军营兵力虽然不算雄厚，但仰承圣上慈爱，谕令臣妥善筹划办理。臣仔细体察，凡是兵勇胜负的关键，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勇敢与怯懦。如果勇怯混杂，兵多也弱；如果勇怯分明，兵少也强。况且兵多则军饷就多，目前水陆两军的饷项，积欠已达五十至六十日不等，不能再行添募，否则反而导致军饷粮食供给短缺。一并附陈。

通盘筹划楚地布置情形的片状

胡林翼

再者，臣胡林翼身着丧服从军，志向在于讨伐贼寇。其必定不能进入安徽的原因，是因为湖北北部供应东征水陆军队的军饷，每年需要数百万两。钱粮漕运是巡抚衙门的专责，连年整顿，稍作补助。所设立的厘金总局及分局多处，头绪繁多，责任无可推卸。并且随时体察，招募建立新营，淘汰弱者保留强者，使东下的各军锐气常新。现在楚地边境敌氛四面逼近，此前尚且只策应皖江南北两岸，近日情形，湖南震惊，更须兼顾南路。自应仍以黄州为各路根本。荆州将军都兴阿，上年围攻安庆，贼势逐渐困迫，因三河失事，孤军无援，经臣官文奏请撤围，以期保全军队。那时该将军已隐然有李光弼割发立誓的决心，过于勤劳，忧愤成疾，其义烈本于天性。水师提督杨载福，智勇兼备，性情也很刚严。该将军与提督的威望已经很高，必定不是他人所能指挥的。况且他们忠勇素来显著，日夜以杀贼为心，也不烦他人督责。其他如多隆阿、鲍超骁勇冠绝全军，李续宜、唐训方质朴诚实不欺，臣等共事最久，诚信相孚，必定能得到他们的心力。假如日后出省远剿，突然归他人节制，恐怕心志不能齐一，性情未必相投。况且楚军除马队外，水陆各军都是南方勇丁，皖军则四川兵勇实居大半，近来又收录投诚的众人，乡土不同，人心各异。若与楚军合并，军情必多疑忌，于事未必有益。不如各剿各路，以专责成，庶几两军不起猜嫌，而大局仍不分畛域。应请此后楚军，无论进入安徽境内，还是进入江南境内，其粮饷军火及调度机宜，均归臣官文及臣胡林翼一人经理。实因相处日久，深悉将士之心，较归各省大臣节制，呼应更为灵便。至于逆首久踞金陵，原本宜并力东征，形成四面合围之势。只是皖中全境糜烂，实难越级急进。去岁三河的挫折，因李续宾忠勇奋发，想一举成功，锐进分兵，突然回归庐州，遂遭前祸。这是舍近求远，欲速则不达，可为炯戒。查安庆为长江上下之关键，舒城、桐城、宿州、太和为江楚之通衢，而东流、芜湖、东西梁山、太平、采石蜿蜒于大江南岸，处处皆有贼踪。如果不节节扫除，即使迅速攻克金陵，也虑及蔓延江浙，后患尚不可支。私下计算，规复金陵，必须先清理皖省；欲清理皖省，必须先清理沿江上下。若能以马步辅翼水师，由宿州、太和、舒城、桐城攻克安庆，步步为营，次第下击，力扼大江，则金陵的接济可断，势将不攻自克。庐州离江较远，又不与楚境毗连，若由六安进攻，陆路运饷极难，又系孤军深入。现派参将余际昌等在英山、霍山之间，只能为六安后路声援，不可麾兵前进。胜保一军，尚不为单薄，现在应援浦口一路，如能得手，自当以全力图复庐州，廓清北境，近规怀远、凤阳，远固淮安、徐州，然后专注东南。楚军亦沿大江而进，曾国藩既定豫章，可由皖南而进，水陆并下，三路分驰，必可扫穴擒渠，以安全局。现在楚军已进太湖、英山，俟湖南分援马步水陆撤回，便拟力图进取。谨将臣等管见所及，通筹布置情形，合词据实附片密陈，伏乞皇上鉴察。

详陈水陆各军进剿机宜的奏疏 咸丰七年

胡林翼

私下认为，本年贼匪大股，上犯楚边，屡次痛剿，幸获肃清。小池口伪城已经克复，湖口县城两岸夹守的伪城及贼船数百号，又已焚夺一空，片帆不返。查九江之贼，倚仗小池口、湖口为犄角。现在一个月内，夺其所恃，浔城岌岌孤立，粮草有余，逃窜无路，克复之机，似有把握。从此大军建瓴东下，直抵金陵，擒渠扫穴，这是天下军民日夜企望的机会了。只是水军万余人，江面千余里，若无总统大员节制调度，则号令不一，心力不齐。譬如舟行有桅帆，而转舵不得人；陆行有良马，而辔策不在手，终必危殆而不安。水师一军，建议于江忠源，创造于曾国藩，而整理扩充，至近年而始大。战舰辎重八九百艘，大小炮位二千尊，江汉之

译军队。如雷霆般迅猛。军威不可谓不盛大。只是从楚地进入吴地，风势有利便不停泊，即便是瓜步、金陵，都可以随机剿办。那些应当与吴、皖两地的统兵将帅互相策应的地方，既不是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所能去商议的；而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严厉刚烈，孤高不合群，也不是其他省份的将帅所能调遣的。况且军事行动，依靠统一就能成功，依靠分散就会失败。唐代九节度的军队在相州溃败，当时名将如郭子仪、李光弼，也不能避免失败。这是因为谋划商议可以借助众人的智慧，但决断必须归于一位将领。这又是军事的大致规律。杨载福、彭玉麟，是曾国藩从风尘中提拔赏识的。自从在湘潭出兵直到今天，早已分为两部，即使不能统为一军，在他们本人本无不和，但两营的军官和士兵，就有才力不相上下的态势。因此这两位镇、道官员又不能互相统辖。查丁忧的兵部侍郎曾国藩，修身谨慎，早已得到圣上鉴察。水师将官，都是他的旧部。吴地形势险要的关键，他尤其留心。先前请求守完丧期，蒙受圣恩暂时准许。曾国藩在家守丧，何曾片刻忘记天下大事呢？现在幸有机势可乘，东南大局，时机不可失。移孝作忠，出来担任职务，天下后世，将更加相信他的忠诚，而不能指责他不孝。事情必定要看到其大局，而时机必定要抢先把握。应请命令曾国藩迅速起程，从湖北抵达九江，立即督同杨载福、彭玉麟、李续宾等水陆各军，会合将军都兴阿长驱直入向东进军。都兴阿忠诚勤勉素来显著，马队勇敢冠绝全军，向来与南勇将士同心协力，必定可以直捣金陵，预先掌握胜算。何况臣还有请求的：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凡是官军所到之处，贼寇必定严密防备。我军锐气仰攻，石头所及之处，徒然损耗精锐，积日累月，士气暗中消减，悍贼乘虚而入，反而导致失败。又贼寇用诡计以坚守牵制我军兵力，转而在我军无兵或兵弱之处，狡猾地想要逞强。是我军胶着在一隅，而贼寇得以出没无常。遵循这种不变的做法，那么士兵日益减少，而贼寇日益增多。这固然是贼寇并非真的多于官军，也不是贼寇真的强于官军。就像四年时，臣同塔齐布、罗泽南等，奋力攻打九江及湖口西岸梅家洲的贼城，十天之间，伤亡极多。五年，罗泽南、李元度等，专攻湖口县城，城池不能攻克。六年、七年，彭玉麟、杨载福约会夹攻，多次血战，因为没有陆军相依，于是没有成效。其不得手的原因没有别的，出兵用正兵而不用奇兵，贼寇得以预先防备。这次李续宾、杨载福事先秘密商议，用陆军五千人，从九江城渡江向北，扬言进剿宿州、太和，而随即连夜潜入水师船只，绕出湖口以下十里，天刚黎明，舍舟登陆，占据城后山巅，扼住贼寇的要害而击打其背部。那时内湖外江水师，血战正酣，贼寇也尽力抗拒。陆军大呼突入，水陆的贼寇，都惊愕失措，不知道这支军队从哪里而来。

译这次军事行动，臣愚以为非常符合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军事机宜。这固然不是臣的智慧谋略所能达到的。私下计算，以陆军精兵六千人，另外筹措每月船费银二万两，雇佣民船四百艘，跟随水师之后，仍然携带长工、锅帐，以及两个月的米粮军火。遇到皖南、皖北、江南等地有贼寇的地方，随机进行小规模剿杀。那么我军所到之处，都是贼寇计谋所来不及防备的。等到他们听到警报调集援军，我军就可以迎战；或者坚守不出，我军也可以另作打算。军队到达之后，贼寇必定设防；设防之后，军队可以迅速撤回；军队撤回之日，贼寇必定松懈防备；松懈防备之日，军队可以再次出击。计划不出几个月，贼寇的伎俩就会穷尽，贼寇的形势必然窘迫了。只是用奇兵进行小规模剿杀，在于审察时机、观察变化。无论南岸北岸，江界皖界，应命令带兵大员，侦察贼寇所在，不拘泥于成法，不在坚城下顿兵，不受邻省节制，不被贼情牵制。动静之机，默存于心。忽往忽来，如出九天而入九渊。不仅贼匪不能窥探其机宜，即使其他省的将帅督抚，也不能推测其用途。如果稍有粘滞，兵机必然迟钝了。又兵勇中敢战的，伤亡必定很多。就像初八、初九湖口之战，水陆中伤共九百多名官兵。血战的奇绩，固然近年罕见。但伤亡过多，就应调回武汉，加意休养，以安慰军心而培养士气。仍然以精兵调赴下游，弥补空缺。轮番交替作战，如环无端。那么往来进退，神变不穷。才不至于拘滞于一隅，反而误了大局。应请求以九江为老营根本，仍以武昌为补换并粮台根本。那么饷银就不会匮乏，而士气常新。必定对讨贼机宜大有裨益。愚昧之见，如果蒙圣明采择一二，可否一并命令曾国藩议复施行。

覆陈征皖地势兵势情形疏 咸丰九年 胡林翼

咸丰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奉皇上谕旨：本日据都兴阿奏移营进规太湖、分路布置情形一折，复奏据称现患腿疾，请赏假调理，已降旨赏假一个月了。莲花塘、枫香驿余贼退至太湖等处，分茅岭之贼退至石牌增垒抗拒，另股复由潜山趋天堂、五河，皆可上犯英霍。该将军现派各军，责成记名副都统多隆阿统带，移营前进，并由官文檄调九江防兵，移札黄梅，饬令李续宜添调四营，前往下游，兵力已不为单薄。惟都兴阿告假在营调理，虽有多隆阿为前敌，而后路尚无大员总统调度。胡林翼到省后，已驰往黄州，着即申明纪律，调度各军，仍以多隆阿为前敌，督饬李续宜等体察情形，节节进剿。胡林翼应否督兵前进，着与官文会商办理。倘因兵力不敷，即着官文酌量调派，为进兵图皖之计，不致迟误事机，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咸丰九年正月三十日，奉皇上谕旨：据都兴阿奏患病未能速痊，恳请续假离营调理，已降旨赏假两个月了。该将军现派剿匪事务正当吃紧，据奏有记名副都统多隆阿为前敌，布置尚无贻误，已将所带兵勇悉交统带。惟军务重大，总须调度有人。胡林翼近在黄州，即着将进止机宜妥为筹划，责成多隆阿督率将士，各加奋勇，不至因主将远离，迁延观望。并着官文与该抚会商妥办，务臻周密，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

臣私下于上年十二月驰抵黄州，将伤败各营，粗略整理，即驰入将军都兴阿营中，看视病状，商酌军情。都兴阿劳瘁致疾，兼受寒湿，近用汤药熏洗，稍见功效。春气融和，当可渐次痊愈。臣于正月初旬，复将黄州各营，大加汰选，择其精实者，调赴太湖。统计多隆阿自统马步五千多人，鲍超、蒋凝学、唐训方等营，通计已逾二万，均归将军都兴阿调遣。下游兵力，不为单薄。黄州现在各营六千人，疮痍之余，从新整饬。据英山、罗田、麻城等县禀报，贼匪数万人，分股窜入霍山、六安，绕出黄州之北面，窥伺上游。臣于二月十二日移营上巴河镇，以期随机防剿。似不宜归下游，致使兵势偏重一隅。倘贼匪竟由六安直犯麻城、黄安，则距太湖大营五六百里，而距黄州仅百余里。兼恐贼势上趨，德安、汉阳各府县，必然震动。黄州现兵六千人，独当一路，尚堪抵御。如或分股窜扰，届时审实情形，必须咨商督臣官文、将军臣都兴阿，于太湖各军，抽拨上援。一俟上游无虞，边防稳固，再遣将抽兵，分途进剿。此现在筹商各路之军情。

军兴九年，每苦于逼城而垒，一意攻坚，士卒摧残，壮志暗销，而主将不觉。及至援贼大至，另股乘虚旁扰，必致贻误事机。是官军注重于前面，而贼计必转袭其后

译官军每次因仰攻而挫损锐气，贼寇便转而用余力乘虚而入。就像七年时，官军全力谋取宿松，贼寇却从蕲州张家塝趁隙窜入。八年时，官军全力谋取太湖，在张家塝又部署重兵，贼寇却又从霍山、商城攻陷麻城、黄安等县。防备一路而空虚一路，往往多有顾此失彼的忧患。过去的事情已经如此，前车之鉴可以借鉴。

译如今太湖石牌之贼，闭匿城中，坚不出战。贼人的狡诈计谋，本意是想凭借坚固的城池挫伤我军士气，然后转向我军空虚不设防之处，趁隙而入，妄图得逞。我暗中观察形势，贼人已凭借城墙设防，必定不是近月内所能建功的。征讨皖省必须谋划三路分进，急切寻求人才，也不是近月内所能斟酌确定的。昨日收到都兴阿的来信，说他的脚病稍有好转，暂时不离开军营，那么前线调度有人，尚不担心他会拖延观望。

臣查黄州一郡，地形像圆形的碗，其东南是黄梅，与太湖、宿松接壤；其东是蕲州、蕲水，再往东北是罗田；其北则是麻城、黄安，都与六安、霍山、潜山、英山、商城、固始接壤。地势散漫，防不胜防。这是皖、楚两地的要害，应以黄州为适中之地，策应则上下都适宜，控制也东西都方便。安庆、庐州、六安尚未收复，那么黄州宜设重兵防守。不仅目前的情形，应当以黄州为根本。臣如果督兵前进，转恐援皖的军队腹背受敌，致使道路中断，粮饷缺乏，实在对下游军情大有妨碍。

黄州一府，财赋繁重，居全省之首。七、八年间，官军血战经营，刚刚平定，得来甚难，丢弃可惜。自然应以得尺则尺、得寸则寸，培养贤才、招抚百姓，谨慎巩固不失为要务。必须保住楚地，然后才能谋划皖地，这又是地势、兵势的确切情形。

只是湖北谋划征讨皖省，已经历时两年，总未得势，是因为兵力只有一路。八年秋季，分兵两路，已见功效。然而尚因贼众兵单，前功尽弃。如今统将又少了一个，兵力更不如从前，轻率冒进，后患更甚。臣愚以为，皖省的地势和贼情，不分兵为三路进剿，必定难以成功。而鄂省现在防剿江、皖，水陆马步已五万余人，加上协济侍郎曾国藩、水师彭玉麟各营的粮饷，总计每月需银三十六万两，每月自筹二十余万两，仍每月短缺十余万两。添兵则苦于粮饷枯竭，分兵又苦于统将太少。湘中将领人才，如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王鑫等，连年凋零，急宜访求造就，以图后继有人，贤才辈出。大概地方得到合适的人，那么财用的来源可以开辟；将领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兵少也可以作战，即使六七千人，也可以独当一路，而财用的支出自然节省。征讨皖省的军队，必须由智略过人的统将，分为三路，期望在一两年内，委任而责以成功。容臣次第访求，专心延揽，再行陈奏。

至于湖北居于皖省上游，鄂军得势，那么地利人和，较之其他省份，情形迥异。因此讨贼的责任，鄂省实在无可推诿。容臣与督臣专心筹商，分别奏报。所有遵旨覆奏的缘由，理合恭折由驿五百里驰奏。

两广总督毛鸿宾

臣私下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同治二年六月初一日，奉上谕：前因侍郎薛焕奏请筹饷练兵，当令户部议奏等因，钦此。伏查现在军务未平，时事正艰难，中外臣工，都应激发天良，顾全根本。只是大臣谋国，不在于言语的美听，而贵在揣度时势所能行。侍郎薛焕所陈述的保固京师一节，想要集合各省的财力，以厚植京畿的藩篱，在该侍郎用意未尝不善，持论未尝不正。而臣要其始终，究其利弊，通盘筹算，觉得其中窒碍难行的地方，事关重大，宜审万全，不得不为皇太后、皇上一一陈之。

臣听说用兵之道，选将为先。将得其人，弱卒可以使；强将非其人，强卒且转为弱。近来各路得力诸军，无不先求大将，有大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哨长，有哨长而后有什长，故能驱遣如意，所向有功。至于统率万人，尤其非智勇兼全，不足以资控驭而妙运用。国朝旧设绿营兵额，每一总兵所统不过三四千，督抚提标也罕有至万人者，诚如重任之难胜也。

况且勇丁非营兵可比，兵久安于行伍，勇多来自田间，军律非所素娴，野性骤难箝制，惟恃管带之将官，孚恩谊以结其心，严纪律以驯其气。故人少则精神尚能贯穿，人多则照料未易周详。苟约束稍失其适宜，即事端从而纷起。今不先议选将，而惟侈言增兵，骛虚名而受实祸，此管带之难也。

勇至四万，必非一乡一邑之人所能足额。查近日部队之多，军威之盛，无过于僧格林沁、曾国藩、多隆阿诸路，皆身经百战，而成此制胜可靠之师。诸臣出征日久，经历数省，就地取材，披沙拣金，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欲集四万之众多于一时，势不能不广搜博采，泛取滥收，五方风气异宜，情形异向，其中美恶难糅，贤愚错交，往往龃龉不合，争相

译不久，聚集数万志向不同、方向各异的人，却想要统一他们的心志，驯服他们的性情，开始筹划时已经费尽周折，最终成效也难以预先保证，这是招募的困难。直隶的八旗和绿营兵，过去都号称雄师，但太平日子久了，士兵们不经历战阵，习惯于安逸闲散，军政因此废弛。督臣刘长佑到任后，军务已逐渐改观，如果能就原有的兵额加以整顿，难道不能挽回积习，大力振奋军威吗？现在在八旗和绿营兵之外，另外设立四旗，不参与外省的调遣，这四镇四万人，必定是直隶有贼寇可以剿灭，才能足以要求他们取得成效。当全境无事时，必定与营兵同样处于安逸闲散之中。人情在危急时就想奋起，在安逸时就容易懈怠。聚集这四万容易聚集难以解散的人，在不作战的地方，甚至结党营私，肆意骚扰。原有的兵额既然已成难以挽回之势，新募的勇丁又无法掌握不松懈的权力，这是约束的困难。十八个直隶省中，像广西、安徽、江苏、浙江、陕甘、云贵等地，满目疮痍，各自有不能自保的形势，固然不用说了。即使是我亲身经历的，如湖南尚称完善，但湖南各营欠饷六个月有余；湖北欠前任安徽巡抚李续宜部勇的军饷多达二百余万。曾国藩先前调成大吉赴援寿州，因为欠饷过于巨大，竟然导致不能移动军队。两省的情形，已经岌岌可危，难以支撑。四万新兵，每年需要军饷约二百四十余万，这是在应办京饷之外，平添二百数十万之多。额内无从再行筹措，额外不敢另外索取，只有这有限的数目，势必仍然依靠挪用和削减来应急需。万一厘捐稍有不足，即使严加责成，但无米之炊，终究束手无策。加上能够筹措的仅仅只有几个省，这几个省的物力盈亏，又各不相同。

译新招募的士兵，不可一日没有军饷。假如各省忽然发生军务，筹措无门；或者道路偶尔发生梗阻，运输不便，那么停止行军等待军饷，贻误军机令人担忧。这就是军饷筹措的困难。

我私下认为，盗贼猖獗，上使君父忧虑操劳，下使天下百姓愤恨。好比父亲有田庄，被奸诈的佃户侵吞，被豪强的奴仆耗损，作为儿子的，自然应当同心协力，清理驱除。各直省，是皇上的田庄；筹措军饷剿灭盗贼，是各位大臣驱除清理的职责，本分所当为，分毫都不容许吝惜。然而如果豢养无数粗野凶悍的人，却无法按时供给他们的衣食，致使他们每天在父母面前喧哗吵闹，这本来就不是为人子者内心所能安忍的。

臣愚以为，目前的祸患在于枝叶而不在于根本。当今两宫皇太后德行崇高如尧舜，朝政清明；皇上圣学已有根基，日积月累，自强不息，这就是培植之道，无以复加。好比大树，根底本来深厚，虽然枝叶之间偶尔有虫蛀蚀，只要加以熏蒸拂拭，不使稍留余孽，以灾祸波及根本，那么根本的元气自然可以畅达于枝叶，而日渐茂盛。此时各省督抚及带兵大员，如果能共同振奋忠诚，各自竭尽智虑，布置战守严密无隙，剿灭一股，就少一股突进窜逃；肃清一路，就免一路被蹂躏。处处都这样，不让一尘波及京城附近，那么京师不待保卫自然稳固。如果担心各路不能一时平定，应当寻求有备无患，那么在直隶总督刘长佑新招募的勇丁中，略微增加其人数，再旁求将才，训练旗营和绿营士兵，淘汰老弱，革除旧习，就足以资以抵御。现在如果再商议增设四镇，那么定额的士兵反而袖手旁观，卸除操练防守的责任，从此营务更加废弛，新募的勇丁也难以保证不跟着效仿。这又是流弊的极致，不可不筹划考虑到的。

臣查薛焕以前巡抚江苏时，所部兵勇也有四万余人，只知道淫掠，不顾防守剿杀，以致困守上海，不能出城半步，一有警报，还必须向洋人乞援。等到现在巡抚李鸿章到上海，依次淘汰遣散，而以一万楚勇，接连攻克各城，直逼苏州。兵不在多，这是明显的验证。臣尚未抵达广东，这项固本京饷，每月能筹措多少，应当等到到任后，再行察看复奏。只是深深思虑事势的艰难，熟筹机宜的利害，既然已经心里知道窒碍难行，怎么忍心缄默不言，辜负三朝知遇之恩。谨就管见所及，披沥直陈，以备采择。伏乞圣鉴训示。

闽事大棘霆营兵不宜分疏 同治三年 沈葆桢

我私下接到提督鲍超的咨文，奉皇上谕旨准许休假两个月，假满后出关剿贼，将他所筹划的分拨勇丁、增兵、协饷等各事宜，请求我切实代为上奏等因。

我私下认为，行军打仗没有比审察敌人更优先的，用人必须尽其所长。臣查回部自唐代至今一千多年，雄视西域，种类流入中原，与汉族百姓杂居，虽然几百年不改变其习俗，其天性悍鸷，生聚繁衍，心志齐一，远远不是其他部族能比的。关外平沙广漠，敌骑如风雨骤驰，用十几营步兵抵挡，勇者无处施展锐气，谋者无处施展智巧，虽然巧妙也必然失败。只有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马队与军营相辅而行，才能成功。这是用兵众的地方。

汪海洋、李世贤鬼域伎俩，变化万端，其羽翼还有十余万人，都是百战之余，怀有必死之志，闽粤土匪从而依附他们。闽地山重水复，千蹊万径，这里攻击那里窜逃，防不胜防，稍涉大意，便落入术中。这必将识士意，士识将心，呼吸相通，首尾相顾，才能成功。这是用奇兵的地方。

鲍超治军，算定后战，度不中不发，虽然仓猝遇敌，必深沟固垒，侦探四出，务必得知贼情，亲自率领诸将，亲观战地，凡敌营的前后左右，山川向背，径途纡折，了然于心。回去询问诸将中愿意作战的人，命令取军令状，于是在厅事画地为贼垒，令诸将各以所派进兵路径，次第按行，使人人如虏在目中。次日才决战。号令一出，悄然无声，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奇正分合，使万众如一身，稍有退却者，虽镇将立即按军法处置。身临前敌，将士能否，一一周知，所以措置营哨各官，必称其职。认为室家近则有所恋，欲人人有致死之心，所以不甚用土人。亲故多则有所恃，欲人人有畏罪之心，所以不甚用乡人。其战必克，楚军见而信之；其罚必行，楚军习而安之，所以乐用楚人。这是鲍超一军的实在情形。

先前鲍超到省，我与往返熟商，私下认为西陲如此紧急，宜统全部西行，再于川省添调额兵，甘省多购良马，方可独当一面，谋出万全。诚以此军系天下之望，必不容使少有蹉跌者也。等到接到闽中军报，林文察阵殁漳州，刘典

译先胜后挫，退守连城。福建战事极为棘手，长江防线也告警急，东南的祸患仍未止息。我私下认为，霆军是远征好还是就近剿匪好？只要将康、侍等逆贼全部歼灭，先解除朝廷对南方的忧虑，再以天下全力肃清西部边疆，剿抚并用，自然就会归顺。然而想要就近剿灭康、侍，也必须动用霆营的全部兵力，才能攻克陷阵、廓清残敌，不是抽调十几营兵力所能完成的。况且担心在新旧部队交接之际，将领们互不相让；在彼此去留之时，士兵们内心抵触。人数骤然分散，军容顿时改变。查问鲍超来信的意思，只是说形势必须兼顾，暂且调停。但实际上出关必须有两万人，才能确有把握。臣愚昧地认为，与其兼顾而两方面都不可靠，不如专顾一方面而必定有所成就。现在鲍超因安葬之事未定，幸蒙恩准休假，无论出关还是入闽，都必须先回籍。可否恳请天恩，俯念福建战事万分紧急，命令鲍超假期结束后，立即兼程由江西进入福建。他的全部部队先由宋国永、娄云发会统前往汀州，以慰民心。湖北军情稍缓，僧格林沁忠勇谋略卓越出众，对关外情形尤其熟悉。如果可以出关督办，必定能奏效。由河南前往甘肃，路途较近。福建肃清后，如果楚、豫捻匪尚盛，鲍超也可以就近移师。如果认为回疆关系重大，非鲍超迅速出关不可，应请命令鲍超统领全部部队前往，使他能够尽其所长。并恳请命令各省筹措饷银，源源接济，专任他负责以取得成功。臣先前因江西军饷万分难支，裁撤精捷、继果、仁右、敬湘等营，兵力立刻显得单薄。霆营调离后，必须另募精锐部队，以巩固边防。霆营进入江西以来，欠饷约三十万，尚须分月清理，以供行军费用。总之，早日奏报一路荡平的战绩，就早日解除一分朝廷的辛劳。除将鲍超原信抄呈御览外，理合恭折由驿六百里驰陈，伏乞圣鉴训示。

译筹办出关事宜疏 同治十二年 左宗棠

肃州收复后，大军应当乘胜进军出关，迅速谋划扫荡残敌，这是人人都知道并能说出的道理。我起初也认为，巧妙的迟缓不如笨拙的快速。但经过体察军情，详细审察局势，我私下有不敢轻易议论的地方，请让我向皇上恭敬陈述。

第一，筹划出关的兵力应当审慎。总计攻打肃州的各路军队，金顺、宋庆、徐占彪以及我先后调派的骑兵和步兵各支队伍，共有六十多营，可以说是很多了。然而攻坚时间既长，损失确实很大。受伤致残的，也不下数千人，这些都是所谓的精锐部队。徐占彪所部的蜀军骑兵和步兵十三营，前后阵亡将士五百多名，带伤的有两千四百多人。宋庆一军阵亡和受伤的人数接近一千名，而染病去世的也有几百人。计算金顺所部的步兵，即使是胡世英的英礼十营，本来就不是优良的部队，又因为在从宁夏调往凉州时逃亡了不少人，虽然幸亏金顺随时补充整顿，得以成军，每次作战他都身先士卒，鼓舞士气，但阵亡的有几百名，受伤致残的也有几百名。这些是我在肃州时深深了解的。肃州收复后，我与各军仔细商议，认为不重新整顿，难以收到实效。金顺、宋庆、徐占彪都认为是这样。于是命令随带的总兵戴洪胜、余起立、提督金庆元、副将欧阳吉星等人，归入头品顶戴记名提督谭上连的统领之下，编成五营，加上骑兵三营，驻守肃州城，修葺城墙壕沟，使其成为雄镇。命令肃州镇总兵章洪胜接替统领。杨世俊旧部的骑兵和步兵四营，以及亲兵小队，驻守嘉峪关，重修边城，以严守关隘。并拨派骑兵和步兵小队分驻关外，以打通玉门关的气势。玉门靖逆营游击的缺额，委派随营总兵衔副将陈南波代理；安西协副将的缺额，委派随营提督吴次汉代理；敦煌沙州营参将的缺额，委派随营副将聂福田代理。各自命令他们淘汰存营中瘦弱的士兵，招募山内的猎户补充，各营都足额五百名实数。按照内地防勇的章程，用月饷要求他们防守本境，兼护运输道路，缉拿游勇。我巡视嘉峪关完毕回到肃州，就撤除徐占彪的骑兵和步兵七营，分别遣返回籍，挑选留下精壮的士兵，编成骑兵和步兵六营，在肃州城外选择水草便利的地方扎营，按日操练，也方便他们养伤待愈。当时因为出关的日期临近，各军整理需要时间，上奏调派张曜的嵩武军，从镇番、凉州前往肃州。而嵩武军到达肃州后，军粮日益增加，甘州、凉州订购运往肃州的粮食，不足以接济各军之用。不得已商请宋庆率领所部回到凉州整理，兼以就地解决粮食问题。宋庆又因为旧部在河南的多，招募补充容易成事，而金顺即将出关，打算将所部现存的精壮士兵，听任金顺挑选补充名额，以便快捷便利。我佩服他全力顾全大局，深知轻重缓急，并符合我的私心。随即又拨派副将冯桂增的骑兵一营，布洛斯螺丝后膛开花炮一尊，命令总兵邓增带领手炮，跟随金顺出关，以顺从他的意愿。计算此时整理就绪，壁垒焕然一新了。张曜一军，骑兵和步兵十四营，队伍整肃，士兵饱食，马匹健壮，堪称劲旅。我又增加新制的连架劈山炮十尊，布洛斯二号螺丝后膛炮一尊，七响后膛枪十杆。凉州副都统额尔庆额的骑兵，除了自己挑选凉州满营百骑外，穆图善拨交吉林二百骑，黑龙江一百骑。我担心兵力单薄，命令总兵桂锡桢带领所部骑兵一营，一起约四百骑，归其统带。计算金顺、张曜、额尔庆额三军出关，骑兵和步兵共一万多人，幸好都精实可用。几个月后，仍可调动劲旅，陆续跟进。这样，士气常新而不衰竭，粮运常裕而不饥饿，用这来制服关外的客土逆回，自然有十全的把握。

第二，筹划出关的粮运应当审慎。

肃州、安西，同属一道，但产粮的丰歉，各属地不同。肃州和奇台，是肥沃之地；安西、玉门大多沙石贫瘠，而敦煌最为肥沃。军兴以来，百姓苦于逆回的骚扰掠夺，又苦于军营的捐税摊派很久了。百姓存活的不过十之三四，田地荒废，占了一大半。官军借着兴办屯田的名义，先发给籽种牛价，抵算采买粮食的银两，搜刮压迫，户口流亡。自从白彦虎逆匪窜出关外，官军覆没，屯田庄园被陷，安西、敦煌、玉门、敦煌的情况更加严重。从前我在肃州，看见难民络绎不绝进入关内，担心流徙的人越来越多，荒地无人耕种，筹银二万两，分给三个州县，并拨派寒衣万套赈济他们，希望留住这些灾民，尽力屯垦，希望将来多余的粮食出售，关外各军可以就近采买，稍微节省劳费。然而目前军粮不能从安西获取，那是不用说的。甘州、凉州、肃州素来称为肥沃之地，连年战乱，受害最重。自从徐占彪偏师直捣肃州，肃州回匪退缩，各军平定河湟，甘州、凉州道路逐渐肃清，农民得以安宁，耕种收获幸获中稔。两年以来，尚且供应官军采买。然而死亡的人很多，平原耕种，不过十之三四，旱地更无人过问。我从兰州到肃州，途中据士民纷纷递呈，请求免除采买。经过再三开导，除了留下民食和籽种外，命令他们全部出售，不要囤积居奇。幸好

译三个郡县的百姓性情朴实忠厚。又知道官军发誓要消灭这些贼寇，并且能够不扰民，于是得以征集到一定数量。总计凉州、甘州、肃州三郡，订购市斗军粮十六万三千多石。按照额定征收的仓斗计算，则有三十多万石，几乎抵得上全省常年规定的赋税总额。虽然议定了优厚的价格，每市斗一石，重三百多斤，给银四两，但民间缴纳并不踊跃，市场价格骤然上涨，每石竟然高达六七两之多。据甘州府县禀报，恶棍乔良廷（即乔铎）、李太和造谣煽惑，阻挠缴纳官粮，导致市场囤积居奇，贫民卖粮无门，军民都陷入困境。臣查访属实，立即命令将乔良廷、李太和大杖处死，并因署理甘凉道萧宗干办事糊涂，将其撤职查办。访闻局员候选知县杜辅仁和甘标后营都司林长兴有贪污欺诈的行为，移交署理甘凉道黄庆章审讯查实后详细弹劾。从此民间缴纳粮食，才逐渐变得踊跃。然而用订购的粮料总数，供给金顺、张曜、额尔庆额三军食用，以及运粮车驼和只防营所需的食用，计算到明年六月新粮成熟，还短缺粮料市斗两万多石。现在打算尽量囊括额定征收的实物及各标营的季粮，陆续填补，还不知道能否够数。况且甘肃地势高寒，麦秋虽然在六月，但民间收割麦子完毕后，必须堆积成垛，等到麦穗脱粒，才方便碾打上市。臣这次七月十九日从兰州出发，八月十二日才抵达肃州，沿途村舍麦垛虽然很多，但缴纳官府和上市的却很少。明年节气虽然早，估计民间缴纳新粮，必定要等到八月，陈粮还应当筹划两个月，这样在新旧粮交替之时，才能得到接济。这就是筹粮甘苦的真实情况。就转运而言，从凉州到肃州共九百里，又从肃州出嘉峪关到玉门县三百六十里，玉门到安西又二百里，共一千四百多里。路上多砂石，用骆驼为宜。只是骆驼不是农家所饲养的，向来民间饲养的，只有骡马牛驴，以供农事，借以应付差役。所有的只有木轮大车，不耐负重和远行。连年贼寇和回民骚扰掠夺，牲畜极少，差车没有供给。上年成禄出关，强行拉来差车数百辆，刚到玉门，车夫就弃车逃回，连骡马也抛弃不顾。从此更加无从着手。

译臣在初夏派遣弁兵从三条路线出关，采购骆驼三千头。又恰逢蒙古骆驼数量少、价格高，实际采购到的还不足一千二三百头，报到者仅有六百多头。臣经过甘州时，道台、知府请求以高价雇用民车，每运输粮食一百斤行走一百里，允许给银四钱；那些应当出差的车辆，允许给银二钱。计算四十多天的时间，民车和差车运输的粮料到达局里，尚不满三千石。幸亏臣先前调集各营的官骡一千六百多头，先后到齐，起运勉强能够周转。而先前在兰州、平凉以民价雇用的商民车驼，以及袁保恒在河州雇办的车辆，也陆续搭运军装军火抵达甘州。于是转运稍微兴旺，肃州才有存粮，以后可以不须高价雇用民车。然而总计从凉州、甘州采购粮食运往肃州，再从肃州用骆驼运至安西州，合计民运车驼的脚价，以及官车、官骡、官驼的员弁人夫薪粮、牲畜草料、口袋什物、局费，一切摊算下来，每粮食一百斤，需要银十一两七钱左右。其劳苦如此，其耗费如此，这难道是此时财力所能承受的吗？如果不是预先筹划节省，而动不动就谈论使用大量兵力，恐怕官军的饷粮接济不上，粮台的储备早早空虚，不但以后不能保住这取之不尽的粮源，即使目前出关的军队，也会时常担忧因饥饿而溃散。这是转运艰难的实际情况。

我私下认为，自古以来关塞用兵，在于精不在多。在国力全盛时，筹划用兵就先筹划草料粮食。如汉代赵充国，古称名将，他驻军酒泉，即现在的肃州治所；敦煌即现在的安西州治所。他所筹划的兵事，重视屯田而罢免骑兵，留下步兵万人，借此节省大量费用，三次上奏极力争辩，最终行之有效，至今谈论西北兵事的人，没有能超出这个范围的。乾隆年间，先臣兆惠苦守伊犁数月，当时北路军队受阻不能前进，其中深入敌境的仅有精兵数百人，最终能够力解重围，宣扬威德于极远之地。大约估计当时北路的士兵和马匹，多也不过数千。那么道路遥远、运输艰难，不能使用大量军队，即使古今太平无事、公私充足的时候，也没有不同的道理，由此可知。

现在拟定出关的金顺、张曜、额尔庆额所部马步军已有一万多人，加上员弁丁役人夫将近两万。正值哈密解除戒严，贼寇踪迹向吐鲁番一带窜逃，军队行进二千里，还不知道能否追上贼寇。如果依次拟定以大军接踵前进，即使在太平无事、公私充裕的时候，尚且难以做到，何况在祸乱十年、人物凋残、财用枯竭的日子呢？臣在肃州时，与各军商议，淘汰疲乏杂乱的弁兵丁役以求精锐，资助遣返伤残成废的弁兵以节省拖累。考察张曜一军，锐气正新，作为头起；金顺一军次之；额尔庆额又次之。宋庆一军，整理需要时间，军装驼只，均须增添购办，请求留下等到明年秋天再后续出发。臣并拟定在所部整锐足恃的各军中，再精选数千人，届时慎重选择总将，率领他们同行。如果上天赐福，甘州、凉州、安西、肃州明年丰收，西征军队粮草充足，再分起层递前进，如同铺席一样，庶几边塞肃清，可以把握全胜。计算日期不过稍微推迟数月，而局势就稳定了。否则军队行进在荒远的边境，既不能因粮于敌，又不能随地征粮，士兵马匹苦于长途征战，求一饱而不得，正恐怕还没遇到贼寇，军心先动摇，对局势无益而又有害。况且战阵之事最忌讳前突后竭，行军布阵，壮士利器厚集于后，那么前队得势，锋锐增加，战胜而兵力愈增，这是必胜的策略。如果全力都注在前行，一泄无余，假设有挫折，没有后续，这是危险的道路。《诗经》说“小心翼翼”，《左传》称“彼竭我盈”，大概都是注意后路的说法。何况出关的军队，所应加意的，不仅哈密以西的客土客回，似乎成效不在于求快，取威不仅在于一战。我这点愚见，之所以不能释怀，就是因此。至于关外军事，除了景廉每年尚且偶尔有书信往来，其余则没有接过只字片语。即使镇迪一道，名义上隶属陕甘总督管辖，而实际上由乌鲁木齐都统及各大臣就近督率，公事一切，由其主持，几十年前，就是这样，臣无从过问。所有哈密以西的粮运事宜，应由出关各军，到当地自行筹划，臣固然不能凭空揣测，也是势力所不及，并非预先推卸责任。谨将筹办出关事宜，据实陈奏，伏乞圣鉴。

请留大枝劲旅以作中原活兵疏

河南巡抚钱鼎铭

我私下认为，京师是天下的根本，豫省是京师的藩篱。藩篱不坚固，那么用来为根本考虑的措施，尚且不够周全完备。近来因为关陇肃清，白彦虎一股，蜷缩在新回部，朝廷讨伐用兵，出关大举，除恶务尽的道理，庙算确实万全。然而臣所担忧的，不在于边庭的骚扰，而在于腹地的空虚。譬如医家审证，外治邪感，必须内固本元。当此沉疴刚愈，营卫脏腑之间，正气未充，其触而即发，起初好像没有病一样，而见证或许尚且束手无策。今日中原的形势，与此有什么不同呢？豫省居于天下之中，大河环绕其西北，实为近畿的屏蔽。所属南汝归陈，旧为捻军踪迹出没之所，伏莽堪虞。自张曜、宋

译庆军两军奉命西征，本省于是没有大兵镇压。库藏匮乏，不能再招募新兵。现在虽然整顿练军，但马步兵只有七营，只能就近捕拿匪徒，不足以远途征剿。空虚的祸患，令人寒心。私下认为用兵之道，应当根据内外形势，权衡缓急，而不能使有偏重的一端。假如西征的兵力尚不敷用，那么倾尽精锐而行，确实有不能兼顾的态势。或者军队行进粮食跟随，兵多而粮食不缺，那么多多益善。对外抵御侵略就是用来对内安定。今天的事情，却又不是这样。金顺、张曜、额尔庆额各自率领所部先后出关，三路进击乌城。兵力足以分布，那么从兵力来说，既不需要增加；从粮食来说，肃州、台站采办转运的费用，已经非常巨大，而哈密开垦屯田，可以指派的荒地，正复不多。如果再有后续进军的士兵，万众嗷嗷待哺，急切等待开饭，不仅没有添兵的利处，反而会受到其害。臣愚以为不如节省一支军队的草料粮食，来供给各军吃饱。直隶总督李鸿章与臣书信商议及此，认为关外只宜屯垦缓进，不宜添兵大举，导致忧虑饥荒溃败。臣日夜愧疚，已经不止一天。过去还认为全陇肃清，安插各回众，顺从就范，没有可以再伺机而动的空隙。年前却有河州安抚回民的闵殿臣叛乱，幸好湘军一战而胜，又有宋庆一军夹洮河布阵作为支援，所以能迅速歼灭。声威大振。否则辗转之间，其蔓延岂能再问。就此推论，中原一片平坦，竟然没有一支大军，来镇抚。万一事机突然发生，就造成坐困。藩篱的防备已经疏漏，根本的忧虑更加重大。后悔莫及，对事情有什么补益。反复思考，拟将宋庆所统全部，调回潼关扼守。西可以照顾秦陇，北可以屏蔽燕晋，豫省也可以依靠作为防备。得到这支大支劲旅，作为中原的机动兵力，使馈运的力量稍微舒缓，而拱卫的防备尤其严密。刍荛一得，是否有当，伏乞圣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