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十七　兵政二十三剿匪五

译卷九十七 兵政二十三 剿匪五

答复魏默深讨论《圣武记》的信

包世臣

仲春时节，收到您的亲笔信，并附上您撰写的《圣武记》十一册，嘱托我加以审定。您虚怀若谷，乐于行善，像我这样荒疏落伍、健忘的人，哪里足以报答您的盛意呢？然而也不敢不竭尽我所知。国家武功的盛况，都记载在官方史书中，卷帙浩繁，多得无法穷尽。您耗费数年的心力，提纲挈领，将零散的材料整合起来，与原书相比，篇幅仅及百分之一，但二百年的大事略备无遗。这本书在文坛风行，流传后世，几乎是必然的。

我认为，兵制是武功的根本，必须列在卷首，详细叙述部队编制、俸禄饷银、军装行粮前后增减裁并的成规。其次列出军法，再次列出军赏，都要从关外一直讲到现行的事例。那些奉特旨办理的，随事声明，以显示详实严谨。至于叙述事件，不必按地域分类，只宜按时间先后顺序，逐案编纂，使事件随时间展开，意义随事件显现，得失的原因，成败的关键，一目了然，这样就深得古人含蓄显露的笔法之意，这本书就不只是以简洁为贵了。

我从小留意军事，根据我所知所闻，从清军入关到安南各案，与您的著作不无出入。然而时间久远，路途遥远，各家的记载，乡间的传闻，未必完全可信，而且难以一一列举陈述。只有川楚教匪一案，我亲眼见证了它的始末，而且当时负责指挥和撰写奏章的人，大半是我的旧识。虽然我亲身参与实务不过百日，但综括其要点，确实有值得陈述的地方。

善于描绘战争态势，没有超过司马迁的。巨鹿之战，所谓“九战绝其甬道”的，只有六个字罢了。在当时自有旧记录可依据，如果每战分别叙述，哪里还能成文呢？即使是樊哙、靳歙等人的传记，也只是依据功劳簿，分别记载亲自擒斩及所率士卒斩获的情况，也没有逐阵按顺序排列。何况近世的军报本来就不完全真实。乾隆末年，和珅掌权，军报都要先拆阅副封，有靠山可以倚仗，凭空捏造，十次中常有八九次。等到大恶人内部被清除，而军官幕僚，凭空捏造的路子已经熟门熟路，这种弊端如果不革除，自古以来用兵，一旦遭受重创，打开生路，没有不丢下武器乞命投降的。难道会有天天不战，战无不胜，边剿边抚，而匪势反而像教匪那样兴盛的吗？

大概教匪先后大小，分为数十股，而领兵官员分据要害，都能单独上奏。一处报捷，就通知各营，以免因重复上报遭到驳诘。这是我亲身经历、切齿痛恨，不久就脱身离开的。所以根据我所审知的情况，为您详细陈述。

乾隆六十年，陕西抓获教首刘松，供出有大徒弟在安徽太和县，名叫刘之协。一方面上报朝廷，一方面飞速发函咨文。而陕西咨捕的文书，与廷寄都以六百里加急同一天到达安徽，没有人能解释其中的缘故。枢要官员说，纯皇帝假寐时，刘之协入梦，因此谕令急捕。然而其中的事宜不能明说。

刘之协先前因事被解送到河南扶沟县，委员前往抓捕，中途泄露了此事，使他逃脱。河南扶沟县主审盗案，说在楼上月下，望见盗贼共五人，四个大汉，一个童子，劫银二百两。当天捕役盘获五人，童子名叫王双喜，四个大汉名叫张汉潮、齐麟、姚之富、高均德。被囊内有银二百两，堂审是嵩山香客，他们的银子是借自安徽太和县照墙后开参药店的刘之协。扶沟关提审质证属实，于是释放双喜等人，而太和县忽然接到安抚使直接发出的六百里加急捕拿刘之协的檄文，令转委县丞前往扶沟。县丞离开扶沟五十里，派遣差役持名片前往。县丞差役入城，遇到县役，于是一起前往刘之协处。刘之协让县丞差役暂缓，县役入衙索取回照。既出城，县丞差役才去投递名片，而县丞也到了扶沟，急追太和县的差役回来。差役说我只管解来，不管解去。扶沟县无可奈何。恰逢营兵分头追捕三天不得，县丞回到太和县，以扶沟县纵逃具文上报。安抚使据此上奏，扶沟县正法，知府以上都外放遣戍。

刘之协等六人藏在扶沟县书吏家十日，才一同前往湖北。而齐麟的案子随即爆发。安徽委员跟踪缉捕至湖北，湖北印委官员藉端勒索。姚、高、张三逆相继起事，称大将军。齐麟的妻子王氏，尤其矫健勇猛，世所称齐二寡妇就是她。楚匪未起时，安徽已捕双喜解京。双喜又名牛八，说是王之明五世孙，都指朱姓以迷惑众人。和相讯问双喜说，这是刘之协的兔子，哪有少主之说。议定外放伊犁，而改他的名字叫发生。等到教匪平定后五六年，还有河南安徽人出京省视他的。案子屡次发生，乃诛发生于配所，而邪说渐绝。

其党羽多在湖北，湖北负责捕盗的官员，择肥而噬，百姓不堪其命，于是〇起。变出仓猝，征调不及，各募乡勇，而募一报十。州县领取帑银，多者至数十百万，而统领京兵与地方大吏过境，供张馈遗，盈千累万。上下皆以豢养贼寇来肥己。教匪杀掳焚而不淫，官兵则杀掳淫而不焚，乡勇则焚杀淫掳兼备。所以民间称官兵为青莲教，乡勇为红莲教，有三教同源的戏谑。楚匪向北的逐渐流入河南，向西的逐渐流入四川，楚地

译差靖。不得不奏请解散乡勇。乡勇解散后没有职业可回归。又聚集起来揭竿而起。那些遭受灾难的善良百姓。没有得到抚恤。跟随贼人如同回家。这就是教匪日益兴盛的原因。等到内库资金匮乏。开捐筹款也不济事。才开始有坚壁清野的提议。遗留的百姓有了依靠和归宿。流窜的匪徒无处掠夺聚集。在深林密竹之中。饥荒和瘟疫相继发生。匪势才开始衰弱。将军成德采用外委陈平川的策略。派遣他带领线人前往收编川陕交界观望的悍匪四百余人。提督杨遇春因此树立大红旗。挑选已经归顺的勇健者隶属旗下。匪徒因此被消灭。从丙辰年到甲子年这九年中。情势变化百端。但这四个方面就概括尽了。记载的人如果能明白这四个方面。那么机宜就显现而法度警戒就具备了。那些匪帮应当各自撰写小传。记录他们的始末以及窜扰的地方。各位统帅也采用史官霍附传的例子。务必取得切实明白。不知是否得当于高明之处。您的著作大多依据官方文书。但也有采自传闻的。如常丹葵贪婪暴虐逼迫变乱。以及连州的瑶族头目。与衙役互相争夺贿赂买通投诚等事。似乎不是官方文书所记载的。敖罕被邻国消灭。是近日的传闻。不便立刻写入书中。傅鼐攻打苗峒。大败而逃。中途饭后。鼓舞众人士气选拔先锋反战。于是擒获首逆。灭掉其峒。威名于是振作。所向皆平。实在是平定苗人的关键。似乎应当补入。其城守以下诸篇。应当自名其书。不应当冒用圣武大名。我目力很差。心思忙乱。草草率复。因为您北行有日期。恐怕心中挂念报答罢了。诸事只为道自爱珍重不具。

译增刻《三省边防备览》序

张鹏飞

我曾阅读贾谊的策论，惋惜他卓越的议论和著名的论断，主张防患于未然，最终却被周勃、灌婴等人阻挠而未被采用。直到汉武帝时期，他的策略才开始施行，整个汉朝果然不再有诸侯国割据的祸患。假使汉文帝当时及早采纳，七国之乱不至于以叛逆告终，后人必定会指责君主过于激进的言论，只是空谈罢了。哪里知道仁人君子的用心，只求国家大计和百姓生计暗中蒙受福泽，怎忍心侥幸等待事变发生来沽名钓誉呢？

如今阅读严乐园方伯所著的《三省边防备览》，深深赞叹他整顿武备、筹划边防的用心，与贾谊相契合。可惜推行不久，他便抱憾离世，不得不重新刻印以广泛传播。所谓三省，是指陕西、四川、湖北。它们的边境相连，犬牙交错，实在是大地上的险要区域。高山密林，绵延千数百里，满眼苍翠葱郁，整天看不见人烟。邻近省份的百姓，贪图这里地广赋税轻，背着孩子而来，在山中搭屋，开垦荒地。本地人把他们称为“新民”。那里的盐米食物，比其他省份便宜一半。失业的游民，以及躲避饥荒的棚民，往往把这里当作逃避罪责和灾祸的巢穴。游民如果有资本，就私下贩卖牟利；如果亏本，就聚集为非作歹，赌博、偷窃、拐骗，无所不为。那些棚民，扶老携幼，成千成百，选择富庶之地勒索食物，一顿饭要吃石米，他们自称“吃大户”，大户把他们称为“挨兵”。供给他们则担心力量不够，拒绝他们则恐怕祸患立刻降临。那里距离县城动辄一二百里，百姓受不了这两方面的骚扰。官府逮捕治理，陕西追捕他们就逃到四川，四川追捕他们就逃到湖北。道路像麻一样纷杂，人窜动像梭子一样快速，咫尺之间隔着省份，彼此的守令都有鞭长莫及的感叹。这就是缉捕不能立即抓获的原因。

然而这还只是小问题。那些更加狡猾的，有红钱、黑钱、大五、帽顶等各种名目。他们结党数十人或数百人，羽翼众多，各自练习拳棒刀枪，用来抵御保护。或者夜间抢劫富人，或者白天抢掠场镇。事先约定遇到兵役追捕，不许解散党羽；如果情况紧急，众人商议散去，才各自逃窜；如果没有商议而一二人先散，众人共同杀死他们。因此他们的武艺既精，党羽也坚固。小的就抗拒逮捕、对抗官府，大的就揭竿而起、图谋叛逆，甚至占据要害之地，公然形成犄角之势。官员愤怒地扑杀，多用兵则转运粮饷困难，少用兵则不能遏制其嚣张气焰，导致烦劳军队平定，经过多年，然后依次削平。查考五代、唐、宋，不胜枚举。姑且以在元朝兴起灭亡的为例，大致概括以前的情形。明成化年间，刘通在房县蠢动，他的党羽李原、王洪、王彪骚扰到四川、陕西，如果不是项忠征讨、原杰安抚，蔓延将不知何时停止。正德年间，保宁贼蓝廷瑞自称顺天王，鄢本恕自称刮地王，十多万众，蔓延到四川、陕西、湖广，如果不是洪钟、彭世麟设计诱捕，其蹂躏更不堪言。

从此以后，在陕西，当时有何冕在西乡星子山啸聚，淡文省盘踞金州王莽山，李三在紫阳高寨负隅顽抗；在四川，当时有刘烈在保宁为盗，曹甫在营山、蓬安焚掠，喻思顺在通江、巴中窜扰；在湖广，当时有荼毒郧西的杨文政，在房县筑巢的王斌，在巴东聚盗的黄中。各地掠夺土地百姓，大肆屠杀。可怜我幸存的百姓，既没有耕牛种子，自己废弃耕耘，千里之内断绝炊烟，一斗米值十金。无论被抢的地方，元气耗尽，即使邻近州县，也疲于奔命，无暇固守边防了。其中最劳师动众征讨的，则是崇祯年间的李自成、张献忠。当这两个贼人趁乱占据三省时，当时杀戮之惨，从古未闻。幸好依靠大军征讨，首恶被诛杀，但流毒余氛，处处掠夺。陕西有刘二虎、小红狼，分踞兴安、宁羌一带；四川有姚黄十三家，在保宁、顺庆、达州、夔州一带盗弄；湖广有郝摇旗、马党塔、杨明启，在房县、竹山、大宁一带窜屯。千数百里的疆域，莫非是枭獍纵横之所。直到康熙二三十年，逐渐捕杀这类人。凡此都是明朝的余毒，见于史志可考。此外，旋起旋扑，为害不烈者，尚不能一一列举。

我朝统一天下，以德安抚百姓，四海之内，来朝贡称臣。偶尔有一二不服教化者，大军所指，无不如摧枯拉朽。唯独这三省边疆，在嘉庆初年，则有白莲教匪之变，最拖延天讨。当时集合满汉军队数十万，剿抚五六年之久，不能奏功，最终依靠龚景瀚太守坚壁清野的策略，才能制伏奔逃的野猪。不到一年，不是逃跑就是被擒，而大恶人在宫阙下被活捉。屈指算来，平定以来，至今二十多年了。痛定思痛，不能不为惩羹吹虀的谋划，凡是谈虎色变，身受其害最深。闲暇时曾探求这三省边境，所以治少乱多的原因，有人说狐狸兔子容易隐藏，攻打难而防守易。其实推究其根源，总因防御日益松弛，安抚不勤所致。那么曲突徙薪，怎能不早做打算呢？如今虽然边烽久熄，民气安宁，但山深箐密，向来是匪人久踞的区域，保不准有漏网遗孽，冷灰复燃吗？保不准有颠木由，旁生侧发吗？因此

译当今皇上即位那年，地方大吏上奏请求仿照明朝专设郧阳巡抚的先例，来总揽其事，以资弹压。当时陕西、四川、湖北三省的总督巡抚分别上奏，将陕西坪县的县丞改为抚民通判，四川、湖北各重要关隘，也都分别作了调整。这种未雨绸缪的做法，确实是鉴于此前匪徒聚集、暗中作乱，历经艰难百战，才能从根本上堵塞祸源。我当时隐居山中，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就想辑录教匪滋事的始末，汇集成书，作为警戒。只是被事务缠身，最终没有完成。没想到方伯当时担任行人，竟然先我一步完成了。我在晴朗的窗前翻阅，见其从地图到文章，大小内容无所不包，简直像张良借箸谋划、马援聚米为山那样详尽。主旨总在于因地制宜设置防务，以垂久远。所谓布置在于审时度势，权变贵在顺应时宜，这确实是安定边疆的大计。只是其中有两三处错误，以及搜集不够完备的地方，我不辞固陋，就凭见闻所及，在后面分别订正和增补。如果执行此事的人，果真能够斟酌古法、比照今情，遵循其防抚策略，或许能像龚遂治理渤海、张纲治理广陵那样，不过需要几十名贤能官员，分布其间，就可以安坐而治了。古人说，祸乱已经形成，数名名将去制服它都不够；祸乱尚未形成，一名循吏去安抚它就绰绰有余。怎么见得古今之人有高低之分呢？然而这个议论一出，必定有人跟着议论它的后患。一种说法是变革正好用来扰民，一种说法是迂阔徒然怀抱忧虑。这些议论确实是对的。只是作为一个受命的小吏，身荷君恩，如果有利于国计民生，那么成败毁誉，哪里有空闲去顾及。即使有人指责我攘臂不靖，我认为方伯蹈了长沙的覆辙，我又怎么敢求得免于物议呢？只有低头接受罢了。

译畿辅剿贼议

王祖源

畿辅是重镇，督师是重臣。外有六军驻扎，内有神机营坐镇。为何区区数百名悍匪，不仅聚集到数千人，而且窜扰数十个州县，而制军又屡次统领军队出省，日久无功？这是什么缘故呢？议论的人说制军因功成而骄傲，无心痛剿；有人说他本来就不是勇敢的人；有人说悍匪中有他的亲兵，难以痛剿。这些都不对。刘制军以一介书生，在两湖、江西、两广从军，被荐保为抚军，难道是庸懦之人吗？过去能以一支军队挫败数万发逆的凶锋，如今面对数千乌合之众的悍匪，竟至一筹莫展，为何勇怯相差如此悬殊呢？大概是因为他心中顾虑太多，因而成功就少。过去在南省，指挥如意；如今在畿辅，动辄慎重名义，既有专擅的讥讽，又有风闻的恐惧，瞻前顾后，期望新练的六军能起作用。六军的设立，本属虚耗，其士兵都是从各营汛调来的，不久就都偷偷逃回。统领他们的人，因为粮饷不充裕，不敢过于严管，怕他们哗变，徒有其名，难以期待实效。谋划的人于是有调遣神机营的想法。神机营的士兵，又都是未经战阵的人，一交锋刃，立即溃退。昔年成萨所带军队在交河的失败，不就是明显的证据吗？况且悍匪都是本地人，向来与各营标声气相通。起初不过数十名亡命之徒，靠私盐糊口，接着就凭借数百人的势力，抢劫行旅，胁迫小村落，勾结营兵，贿赂亲兵。偶尔突然遭遇，就讲和作战。所谓讲和作战，就是枪中没有铅丸，刀矛不直刺，他们向右我就向左，他们向左我就向右。或者遇到民团稍挫其锋，带兵官和地方官就上报上级，冒为己功。民团因此收手，士兵视悍匪为利源，悍匪视士兵为心腹。因而羽翼党徒越聚越多，分成数股，纷扰各州县。州县听说他们来，四门紧闭；窥探他们离去，就上报陈述。如何堵御，如何截剿，在州县只是为了规避处分起见，在上宪也明知其非，却不究查，怕对自己的禄位大有不便。即使有一二振作之员，上司或斥责其妄举，或指责其张皇，立即予以迁撤。只求掩饰，不问利害。既经言官风闻陈奏，钦派大臣建牙拥纛，而人地生疏，属僚未习其心情，绅民未闻其措施，士卒未谙其法令，想要指日成功，恐怕也难以必然。为今之计，不如提拔一位威望素著的制府，严饬各州县牧令，亲自劝谕绅富，不假胥役之手，富者出粮，贫者出丁，选择公正的绅富董率其事。一闻有警，地方官亲自率领乡兵，陈于境上，联络邻境，以应官军，四面兜剿，责其守御，不责其战阵。如有窜逸，立即参罚地方官；如有斩首，立即奖叙绅董。而尤其必须选择重臣来担任督师，为什么呢？因为他心中无所瞻顾，风闻者不敢乱渎，筹饷者不敢制肘。带兵之官，也必须久在行闲、声名卓著的人，调来畿辅，必能奏功。统率诸将，应以乡兵，区区悍匪，指期可歼。既灭悍匪，就将诸将调任南蓟、北蓟提镇协参游。畿辅虽然安定，边防不可不谨慎。有诸将练兵，自然能日臻精劲，使捻逆闻之而不敢北窜，回逆闻之而不敢觊觎，即使偶有宵小跳梁，立可扑灭。所谓乡兵，燕赵之人，古称慷慨，只看牧令能否劝谕。就像深州磨头镇的团练，自咸丰三年至今，号称义勇，邻近村庄倚为长城，听说悍匪今年已三次受其创，而地方官不能驾驭，甚可惜。如果畿辅州县村村如此，悍匪无可安身之地，又何待于剿。督师既以剿为务，如文武员弁，有以抚字进说者，立即予以军法，方不致蛊惑听闻。况且自古误人军国者，开始用抚，抚不成，接着用和，和不行，则祸无日矣，可不虑哉。

筹拟防捕马贼章程疏 同治四年

顺天府府尹卞宝第

我私下认为近来马贼肆行，结队成群，毫无忌惮。事机仓卒，则寡难御众；征调往捕，又缓不济急。臣愚以为总以侦探联络为最要。经谕令所属各州县，必须联络一气。邻封有警，一经传报，即当会合兜拿。不要说邻封与本境无关，贼可瞬息即来；不要说过境不必跟踪，贼也可瞬息而返。马贼凶悍，若大股窜扰，一县之力，或嫌单薄；合之数县，则人众势强，四面兜擒，何难弋获。在邻封可免劫掠之忧，在本境可免窜入之患。明保邻封即暗保本境，互相藉助，裨益实多。现办保甲村团，即本此意以为劝谕。昨日又申明前说，通饬遵行。倘若该州县仍怀观望，定当商同兼尹会参惩处。只是顺属二百里外，多属直隶管辖，若不统为联络，终嫌隔绝。就像前月十

译九日，马贼入境。由迁安、遵化、玉田经过，等到窜扰顺天府所属的宝坻、蓟州时，才据报，已经过了好几天。刚经调遣，贼人已大肆抢掠后离去。似乎不是彼此互通消息，就不能迅速行动。总督大臣统辖全省，与臣共同办理一事，断不会有意见参差。然而州县习气极深，不仅直隶与顺天俨然像邻国边界，即使这个县与那个县也像秦越两国那样互不相关。甚至有的捕役贿赂贼人，不骚扰本境，却贻害邻县。在本境正自以为得计，不知道捕役与贼人未必完全认识邻县，未必不会仿效而行。其实并不能保证自己无事。无奈州县通病，百说不听，界限之见，牢不可破。查访邻县协助缉捕不力，按例有处分，自应申明旧例，责成联络。如果有邻县接到知会不立即围捕的，照协助缉捕不力的例子议处。并请饬下直隶总督一体申明办理。那些与顺天府所属州县交界的地方，遇到有马贼踪迹，令其分别报告。如果有延误，臣即会同总督大臣参劾处分，以警戒迟缓。至于东北两面关门及边墙，缺口不下七十余处。设防则没有这么多兵，修补又没有这么多经费。然而不设法修补，怎么遏制贼人纷窜的路？可否饬令直隶总督派员察看缺口情况，其中有山径崎岖人马不便经由的，暂且放置不论。将易于行走的地方，就地取土石堆砌，酌情派几名弁兵看守。即使有贼人攀爬，也能察觉提防。或者多挖陷阱以阻挡贼马，各就地方情况办理。关口要隘，似乎宜增设弁兵防缉，并在关上添设炮位，口外多派侦探。一有贼踪，随时驰报，以便预先准备。如果有马贼由关口窜入，把守弁兵，应请从重惩处。这样才可以使防范更加严密。并请饬下山海关副都统、密云副都统、古北口提督会商妥议，奏覆施行。

译关于严办土匪以安定地方的奏疏

曾国藩

正月初九日，接到湖南巡抚的咨文称：咸丰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奉皇上谕旨：“湖南筹办拨兵募勇等各项事宜，即责成张亮基、潘铎会同在籍侍郎曾国藩妥善办理。”钦此。又于二月初一日，接到署理湖南巡抚的咨文称：咸丰三年正月初三日，奉皇上谕旨：“朕认为铲除杂草就是为了安定良民，即使有会匪的地方，也是坏民少而良民多。地方大吏只应当剪除各种恶人，就可以保护善良百姓。所有浏阳、攸县各地的匪徒，即着该署督、署抚等认真查办，并着会同在籍侍郎曾国藩体察地方情形，应当如何设法组织团练以资保卫，要悉心妥善筹划办理。”等因。钦此。

由此仰见皇上对南方局势焦虑挂念，无时得以宽慰。去年臣初到省城时，抚臣张亮基调拨湖南外营兵一千名，招募湘乡练勇一千名，来省城防御。到正月初间，粤匪向东窜逃，武昌已经收复，长沙即可解除戒严。署督臣张亮基、署抚臣潘铎都与臣商议，所有留在省城的云南、河南各兵，立即分别撤回；新旧招募的勇丁，也立即分别裁汰。共留下兵勇三千余人，已足以供防守之用。即使偶尔有土匪窃发，也足以供剿办之用。

至于团练一事，臣在前面的奏折中略陈大概，曾说捐钱敛费之难。近来广泛听取舆论，体察民情，知道乡团有多费钱文的，也有不必多费钱文的。合并村落结成寨子，筑墙建碉堡，大量制造器械，广泛聘请教师，招募壮士，经常操练技艺，这是多费钱文的，百姓不乐意服从。不合并村落，不立碉堡，居住虽然分散，但听到呼救声就互相救援；不制作旗帜，不招募勇士，农夫牧童都成为健卒，锄头竹木都成为兵器，这是不必多费钱文的，百姓乐意服从。多费钱文的，不免扰累地方，然而用它来抵御粤匪仍然不足；不必多费钱文的，虽然未能大大壮大声势，然而用它来防备土匪则已有余。

如今粤匪全部向东南下，各县乡团专门以查拿土匪为主。臣因此恳切晓谕，让他们异居同心，互相联络，不多费钱，不甚劳力，以期望百姓鼓舞而听从。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粤逆进入湖南，凡是加入添弟会的，大半依附他们而去。然而尚有余党未尽。此外又有所谓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往往结成党羽，啸聚山谷。如东南的衡州、永州、郴州、桂阳，西南的宝庆、靖州，万山丛杂，尤为匪徒滋生之地。

这是因为近年官吏，也深知会匪不可遏制，只是不希望祸患从自己任内爆发，互相掩饰弥补，以苟且求得一日之安。积压数十年应当办理而不办理的案子，任其拖延；积压数十年应当处死而不处死的人，任其横行。于是酿成目前的巨寇。如今乡里无赖之民，嚣张而不安定。他们看到往年命案、盗案的首犯，常在法外逍遥；又看到近年粤匪、土匪的肆意横行，都猖獗而无人能制。于是认为法律不足凭信，官长不足畏惧。平时制造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如果不是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然无法折服他们不甘心的志向，而消除他们逆乱的萌芽。

臣的愚见，想要纯用重典来铲除强暴。只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使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也不敢推辞。只愿全省没有不破的案子，即使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也不敢推辞。署督臣张亮基、署抚臣潘铕，都想严厉整顿，力挽风气，时时与臣筹商，誓当尽除湖南大小各会匪，涤除瑕疵污垢，扫荡廓清，不敢稍留余孽，以贻君父之忧。

匪徒较多的地方，如东南的衡州、永州、郴州、桂阳州，臣应当前往衡州驻扎数月，就近查办。西南的宝庆、靖州各属，臣应当前往宝庆驻扎数月，就近查办。所到之处常带兵勇数百人，文武官员数员，以资剿捕之用。联络本地的乡团，让他们多找眼线，堵截要隘。以一方之善良，治理一方之匪类，可以期待无巢不破，无犯不擒。这是臣拟办会匪的大概情形。

至于教匪、盗匪，与会匪事同一律。三者之外，又有平日之痞匪，与近时新出之游匪。什么叫游匪？逃兵逃勇，奔窜而返，无资可归，无营可投，沿途逗留，随处抢掠，这是游匪的一种。粤寇蹂躏的地区，财物罄空，室庐焚毁，弱者则在近地乞讨，强者则转徙他乡，或者聚集丑类，随从劫掠，这是游匪的一种。大兵扎营之所，常有游手数千，随之而行，或假充长夫，或假冒余丁，混杂于买卖街中，偷窃于支应局内，等到大营既远，辗转流落，到处滋扰，这是游匪的又一种。

臣现在在省城办理街团，对于这三种游匪，尤认真查拿。遇有形迹可疑，曾经抢掠结盟者，即用抚令旗，恭请王命，立行正法。

译法度。臣在寓所设立审案局。委派两名稳妥官员。抓获匪徒。立即严加审讯。即使是寻常的痞子恶棍。如奸诈的胥吏、腐败的差役、讼师、光棍之类。也加倍严惩。不再拘泥于旧例。一概以宽厚为心。值此多事之秋。强者吞并弱者。大的侵吞小的。不诛杀铲除那些刁悍害民的人。那么善良百姓终究没有安身立命之日。不敢不采取威猛手段来挽救时局。以求对地方有益。

译湖南莠民滋长，事宜严整政体、清除乱源疏，同治十年，张沄。

臣听说平定盗贼的方法有两种。小盗应当寻求安抚他们的办法，不要寻求战胜他们的办法；大盗应当寻求战胜他们的办法，不要寻求安抚他们的办法。然而，如果反叛的踪迹隐藏而未显露，那么战胜他们还不如安抚他们来得妥当。追溯查考粤逆起事的缘由，起初抢劫掠夺之事频繁听闻，州县也常常上报，但高级官员不急于谋划剿办，只是沿袭撤职留任缉拿的旧例，捕获无期，于是相继成为包庇盗贼的行为。逐渐发展到乱局已成，流毒天下。今天的湖南，就是广西过去的老路。六年有益阳之变，九年有湘潭、湘乡、浏阳、益阳、醴陵、道州之变，今年又有益阳、龙阳之变。其余聚集众人抢劫掠夺，未经奏报的，不胜枚举。其气势已经嚣张了。虽然据报已经肃清，但终究没有拔除根本、清除源头。私下担心祸根容易滋生，乱象容易浑浊。当粤寇窜入湖南时，一时在籍的绅士乡绅，激于义愤，并非有贪图利益、羡慕俸禄之心，如左宗棠、刘长佑、刘蓉、王彭、玉麟、曾国荃、郭嵩焘、唐际盛、蒋益澧、唐训方以及刘典等人，亲眼见到曾国藩誓心讨贼，骆秉章又推心置腹待人，于是大家同心协力，驱除巨恶。如果没有这十几个人，湖湘人士，难道能安然谋求朝夕之安吗？骆秉章离去后，各位绅士乡绅也出来承担边防重任，建立丰功。继任者，材力或许有所不及，人望也稍减。于是因循苟且的习气形成，猜忌隔阂的心思兴起，不再是以前官与绅联为一体，而上下之情隔绝了。以臣的愚见，揣度当今的形势，方兴未艾的寇贼容易治理，潜伏的戎狄难以治理。知道其难而尽力拯救，起初没有开启祸端的办法，继而有制约变动的办法，施加整齐的法度，加上变化的方略，略有几条，恭敬地向御座陈述。

一曰严疏防。国家设官治理百姓，是为了安定聚集、教化他们。各府州县，责任有专门的主管，而疏忽防盗贼，律令尤其严厉。如果乱民窃发，叛乱有据，该管官员罪责应当得到，又比疏忽防盗贼更严重。今天的有司，藉会匪的名目，上司不想究治，本官不敢查拿，甚至贿赂通行，诛求无已，明确给予借口之资，于是激成祸乱。起初解任，旋即开复。对于倡乱者，罪不容诛，而酿乱者却置身事外。臣想，聚党称兵，必非一日可集，为何不设禁防？如果说贼有穴巢，为何未先搜洗？即使或从远处而来，为何邻封也漫无觉察？种种推求，殊不可晓。兼之武职大员，带兵追捕，徘徊观望，贼已巡逡逃遁了。查谋反谋叛，原有凌迟斩候之条，而牧民之官，失于抚字，激变良民，律应斩候。统兵将帅，故意迟延，贻误国事，例应斩决。法令昭然，从无偏重。应请饬下抚臣申明军令，这是明罚法之要道。

一曰别良莠。湖南自召募以来直至凯旋，前后数十万人，大的积功至提镇，小的也参游都守。原其意气相许，实为军中同泽同袍之谊，未尝有奸党盘结之心。散归乡里，游手居多，又值水患频仍，湖北流亡总集，大约数万人，不能尽归故土，本省被者，也多不能复业。合此数种饥寒之众，绥辑良难，一或不靖，而概目之为勇丁。臣不敢说其必非，臣又怎敢决其皆是。求饬下抚臣查明抢劫拒捕之徒，尽法惩治；其被胁入伙，及并未入伙者，分别办理。这样莠民去而善良蒙福了。

一曰补行伍。从来盗贼之起，未有不由于穷饿。楚勇初撤时，薪粮所余，尚足自给，久之囊橐空虚，未免穷斯滥矣。夫以百战之余生，获一时之休息，荷国家之奖叙，佩青紫之光荣，抚己惭惶，位置当居何等。即令谋生竭，亦当义命自安。而职分较崇，谁为佣值？庑舂莫寄，甑釜生尘。礼义之兴，难概责之饿莩。微劳之积，又当予以安全。可否俯念饥寒，曲加体恤。原保提镇各官，由各统兵大臣覆加密考，择其尤者，听候恩施。其次分标学习，比照长江水师借补之例，随时借补。副参以下等官，情愿候选者，由兵部酌定章程，咨取履历，送部铨选。守备以下，准其借补本省营兵。均严饬吏胻，不准稍有需索。每授一职，即可安插数人。如果刁悍不驯，仍当随时惩办。既不至终身废弃，必益感圣朝覆育之恩。此亦因时变通之一也。

一曰减援军。楚与黔接壤，黔治则楚治，黔乱则楚先受其敝，楚敝而西南数大省必因之交敝，势使然也。金陵助剿甫完，复继以援黔之举，悉索敝赋，近二十年，席宝田一军，每岁需饷二百余万，顿兵六载，用费至一千余万。

译两。又增加本省各路的防兵。欠发的军饷达到二百多万。除了厘金捐税之外。又设立黔捐以解交贵州巡抚。又设立闽捐局。闽捐实际上是湘捐。专门用来接济席宝田的一支军队。如此狭小贫瘠的省份。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削减消耗。即使上天旋转、大地重新生成。也万万有接济不上的时候。假如一旦水灾旱灾接连到来。变故在仓促间发生。想要坐视不管而道义上不能安心。想要堵截剿杀而力量上不能供给。其祸害将到何处为止。拟请应当援助的一支军队。一半留在贵州作为犄角之势。一半调回省城作为巩固防务的谋划。免除追逼征敛而谋求保全聚集。一切训练乡兵、推行族团、查核保甲、抚恤流亡、广泛积蓄储备等事务。可以依次推行了。至于江苏等省。时时解送遣散的勇丁。这是增加了他们的党羽。不能不采取釜底抽薪的计策。一并恳请圣上命令两江总督大臣及各统兵大臣妥善商议。此后安插散勇的章程。或者暂时停止遣送。以缓解目前纠缠难解的祸患。臣的职位虽然低微。忠诚恳切之心却是一样的。为了保全大局起见。谨此上奏详细陈述。伏乞圣上鉴察。

译关于设法严厉缉拿哥老会匪的奏片

沈葆桢

再，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光绪皇帝下达谕旨。李瀚章上奏说，匪徒设立会名，关键在于高级官员督促命令地方官设法严厉缉拿，不必另外订立章程，命令臣体察情况，仔细妥善商议等因，钦此。臣查考刘坤一关于收缴兵符的说法，意在将祸患消弭于无形。然而不仅巨额款项难以筹措，而且恐怕暗中勾结，外部匪徒凭借内部奸细作为护身符，流弊更加不可估量。李瀚章认为应当设法严厉缉拿，自然是正确的言论。只是哥老会、安清道友，由来已久。如果全部诛杀，则杀不胜杀。只能惩治首恶，解散胁从。而各处所访查的头目，说法各不相同。如果凭空命令缉拿，正恐怕恩怨相寻，传闻不实，首犯漏网，波及无辜。如果畏难苟安，那么小蛇不摧毁，变成大蛇怎么办。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根源，前鉴不远。臣反复思考多次，私下认为前任督臣曾国藩不问其会不会，只问其匪不匪，这两句话可谓要言不烦。因为这类人不能空腹相随，其势必走向盗窃。盗贼得到所求之后，就像野兽逃入旷野，实在众多。倘若有犯必惩，那么他们无法生存，如何能聚集而不分散。这是用兵者切断粮道，不击自溃的方法。只是缉捕是地方官的专责，而近日地方官反而把缉捕当作畏途。就以江苏省的情况而论，伏莽以江北为最多，而地方官的缺额，也以江北为最苦。有极力节俭才免于亏累的，有极力节俭尚不免亏累的。一起盗案发生，捕役有费用，眼线有费用。大的案件不是捕役眼线所能办到的。会营有费用，雇佣勇丁有费用。案件破不破未可知。牧令的力气用尽了。幸而破案，上司拘泥于法律条文，必定命令招解。去省城或数百里或千余里。犯人到了省城必定翻供，翻供必定释放。舟车费用不可胜计。牧令更加无计可施。所以起初隐瞒盗案，继而纵容盗贼，相习成风。隐瞒盗案的认为权宜，纵容盗贼的认为阴私。况且自从有署事一年期满的规定，官署如同旅馆。他们以五日京兆自待，人们也以五日京兆对待他们。谁愿意以缉捕自累，而且兼以为后任累。盗贼如同进入无人之境，而会匪的根基不可动摇了。臣愚以为应当慎重选择牧令并长期任用，不要拘泥于调剂的习惯，使人心无所定向。州县去省城稍远的，遇到劫案定供后，督抚批饬本管道府复审相符，即予就地正法。使人心知警，牧令不至于严重亏累。营弁长于缉捕的重赏，优擢。庶几吏治振作而盗风止息，盗风止息而会匪自然消亡。梼昧之见，未知当否。伏乞圣鉴训示。

示庆藩论土匪

郭昆焘

衡潭之事，日来情形如何。来信说贼踪诡秘，见兵即逃，这是大可忧虑的。土匪初起，未接一仗，官兵的强弱，不是他们所能知道的。如果确实心怀畏惧，自必不敢起事。既然敢于起事，则也必敢于抗拒。现在未战而先逃，私下恐怕是计谋狡猾而未必内心怯懦。引诱我们进入，骄纵我们的气势，因而蹈入我们的瑕疵，借散漫以行其牵制。必将有突然并出击其不备之时。柳君言过其实，于君闲居日久，知己知彼，审时度势应变，似乎都不擅长。李君较能，然而近日气象，也颇不如往昔之沉静。客气多于真气，则朝气将流为暮气。几位先生，均望时时有以警醒之。戈会潜伏太多，声息处处相通，终久不能无事。乘其大起，痛加剿办，使之有所慑而不敢复动，未始非大局之幸。而安危所系，则正在于此时。大要临阵当视大敌为小敌，平时当视小敌为大敌。切勿轻视此贼而已。省城五方杂处，难保无戈会党羽混迹其中。团防固然应当加严，即使添勇之举，也宜先取确实保人，认真挑选，以免误收匪类。杂凑之营，难期得力。用人得当而任人专一，号令分明，事权统一，庶几流弊较少耳。会晤当道时，可为吾致此意为要。连日读张居正集，其通达事理，才力坚卓，实为古今所罕见。处置边事，尤征运量之宏而密。虽稍有未纯，然固救时良相也。你年来能遵吾之训，每日读书一卷，习以为常，吾心甚喜。所贵乎读书者，非徒占毕唔而已，亦非仅练揣摩，借笔墨之驰骋而已。必深探古人志趣所在，精神所注。于其治事，则设身处地，以观其措置之何如。于其论事，则贯彻始终以窥其识解之何如。其有意未惬者，则必曲畅旁通，以折衷于一是。必求心有所得而后止。读书不必贪多，但期有恒。则日积月累，温故知新，自有无穷之益。知之勉之。

温州会匪纪略书后

孙衣言

会匪乱后。

译我曾经想要了解这件事的始末。长久以来没有空闲。不久得到了黄兰洗马所写的关于钱仓贼寇的供词记录。从咸丰十年贼寇初起，到第二年春天福建军队平定贼寇，逐日记载事情，叙述详细直率不避讳。于是综合其大意，参以所听到的传闻，写成一篇《纪略》。让愚昧的百姓可以引以为戒，而后来在我郡做官的人，也有所借鉴。因此附上一篇议论说：唉！监司、太守、县令，难道可以不慎重选择人选吗？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因循守旧酿成祸患，可以贻误天下。而祸患兴起随即消灭，仅仅使一方百姓遭殃，这已经是幸运的了。我们温州的民风，虽然说朴实粗野，但实际上敬畏法律尊敬官员。平时见到州县衙门的差役戴着缨帽下乡，就暗中观察私下议论，所到之处提供饮食，如同款待尊贵的客人。妇女侦察窥视藏匿起来，有所索取，唯唯诺诺听从命令。即使名字在官学里，有时也低头忍受吏胥的呵斥。一旦状纸递入，官员和吏胥就挑选肥缺来吃，必定吃饱才停止。这确实是百姓极可怜的地方。哪里像福建的漳州、泉州，安徽的凤阳、颍州，那些藐视法律喜好作乱的地方呢。咸丰七、八年之间，广东贼寇已经在浙江东西纵横肆虐，而州县官员挟持小人，用捐输困迫百姓，民间开始怨恨。然而也不敢与官员对抗。会匪的动乱，实际上是由客民周荣发起的。周荣聚集在青田、永嘉的山中，瑞安前庄乡的百姓有加入他党羽的，众口纷纭，声势颇为嚣张。瑞安县令傅斯怿，刚有所听闻，就用军队袭击他们，焚烧首匪的住所，他的党羽于是散去。等到他在钱仓，用卜卦算命迷惑百姓，又与赵启等人假借广东贼寇的声势，说入会可以免除祸患。而平阳的乡民为了自身家计考虑，于是被他们所诱惑。然而如果不是翟惟本的平庸无能，那么一张严明的告示就可以呵斥驱散他们。即使到了极点，派遣几十个壮士前往，也都坐着被捆绑了。平阳人虽然偶尔加入会党，但实际上深深害怕连累。他们向县令申诉，想要得到官员的一怒之威，没有一天没有。自从翟惟本一切不过问，百姓才开始屈服而跟随贼寇。然而如果不是道台、府台的平庸，只听信翟惟本的话，这祸患也不能最终形成。大概自从会匪兴起，他们开始进入平阳焚烧民居，匪党不是不自己感到危险。翟惟本重赏他们希望他们离去，而贼寇才知道官员可以玩弄了。其后冯阿三被抓获，匪党更加恐惧。翟惟本为他们掩饰，又假借团练的名义，道台、府台也不再过问，而贼寇才知道道台、府台也可以欺骗了。至于焚烧林洋陈氏家，则是明显与团练作对，认为守令必定发怒，他们的恐惧尤其严重。瑞安、平阳两县县令不敢亲自前往查看，府台派委员往返与贼寇饮酒议和，而贼寇更加知道官员不用兵了。其后陈氏自己招募台州船只攻打钱仓，贼寇散布谣言说官兵将要到来，纷纷献钱求免。官员如果真用军队跟进，局势还可以驱散。至于福建勇军的援救，被官员阻止，而雷渎、渔塘被焚烧，官员又置之不问，而贼寇才真正知道官兵不能一战，反而决心已定。在他们开始时，正直的士人，有地方忧患的，不是不苦口婆心地进言，以至于痛哭流涕。而当时的官府暗中与几个会党勾结，不是衰老昏庸，就是少年巧滑。昏庸的人害怕事端，巧滑的人揣摩昏庸人的意图而促成。而郡邑中一两个奸人乐于为贼寇所用，暗中勾结官员身边的人，虚张声势恐吓，使百姓的情况，不能通达于官员，而官员的情况，没有不全部透露给贼寇的。于是郡城首先遭受灾祸，平阳于是被贼寇占据，福鼎接着被攻破，瑞安被围困。如果不是乌合之众没有志向，饱掠后迅速离去，那么括苍的贼寇可以顺流而下了。如果不是张家珍的团练横亘在贼寇中间，那么泰顺不能守住，而福建的东部边境就危险了。如果不是瑞安百姓誓死坚守，那么瑞城被攻破，而郡城将闻风瓦解了。如果不是福建军队水陆来援，让这贼寇再拖延两个月等待广东贼寇的到来，那么温州的事情就不堪设想了。唉！洪秀全的祸患，前后十年，蹂躏了半壁江山，是广西一两个大吏讳言贼寇酿成的。那么会匪仅仅在温州一隅为祸，难道不是所谓的大幸吗？

译温州的百姓，并不是不可治理的百姓。其中聪慧的人稍微有些狡黠，而粗野的人则非常愚昧罢了。难道他们真的喜欢冒犯上级并习惯于作乱吗？

会党最初兴起时，不过是周荣、赵启等七八个人罢了。等到势力壮大后，也不过是潘英、蔡华等几十个人罢了。如果不是这些昏庸糊涂、奸巧圆滑的官员，只要得到像傅斯怿那样的人，在祸患刚萌芽时就将其折断，可以不杀一个人；即使稍微壮大后再去谋划，杀死十几个人也就够了。

然而官员们却极力隐瞒、固守庇护，导致是非颠倒、举措错乱，以至于攻破郡城，突入闽岭，动用军队半年，杀死几万人，才勉强平息事端。而百姓遭受的伤残破坏，整个府的元气因此凋敝不振。

那么，难道只有良民是被官员陷害致死的吗？即使是会党成员，那些战死或被俘处死的人，难道不是官员实际上误了他们吗？唉！欺骗百姓的罪过，官员大概比作乱的百姓重十倍啊。

我希望督抚大吏，怜悯温州地处偏远，为此慎重选择循良官吏。而治理我们郡县的官员，永远以此为戒。清心寡欲，约束胥吏并亲近百姓，不要放纵恣睢以图自我痛快，致使善良的风气无法伸张；不要姑息偷安，致使桀骜狡诈之徒有所倚仗。严明邪正的区别，谨慎对待治乱的征兆，温州即使百年无事也是可能的。这难道不是我们百姓的福气吗？

又书会匪纪略后

孙衣言

同治二年，我在淮上负责军事，驻扎在寿州。六月时，有人说起前刑部主事孙家泰为寿州殉难的事。我感慨叹息说：“唉，危险啊！真是幸运啊！我们兄弟没有成为孙家泰的后续。”

起初，苗沛霖自称团练，占据凤台的下蔡，暗中怀有叛逆之心。钦差大臣胜保想借他来抵抗捻军，但苗沛霖的意图难以揣测。孙家泰治理寿州的团练，独自直言他是贼寇，与他对抗。等到苗沛霖率领党羽逼近寿州，孙家泰与官兵闭城拒守。苗沛霖派遣几个大头目进入城中，约定官员不得杀害他们。孙家泰趁着众怒将他们杀死。而在此之前，官员误用投降的捻军头目徐李壮守城。苗沛霖便以攻打徐李壮为名，攻破寿州。进入城中后，他在主帅面前叩头，自称是为官府攻破捻军，索要重赏，并要求杀死孙家泰父子，还索要孙家泰所用的蒙时中。官员便将蒙时中交给苗沛霖，蒙时中也被杀害。

唉！我们兄弟想要紧急剿灭会匪，就是孙家泰的志向。而我们兄弟得以免于祸患，不就是所谓的幸运吗？嘻，也是太危险了。

虽然如此，苗沛霖起初时，未曾有一天自居为贼寇。虽然拥众自重，但也时常被官府任用。当时的督师大臣，曾屡次陈述他的功劳，而朝廷甚至任命他为川北道，加布政使衔。那么他俨然就是官员了。而他的部众整齐强大，安徽的兵力，实际上也没有能够制服他的办法。那么以羁縻手段任用他，还有理由。

孙家泰预料苗沛霖必然反叛，急于惩治他，组织团练来抵抗，以消除地方的祸患，不再顾惜自己的身家性命，可以说是义士。而苗沛霖攻破寿州后，力量足以倾覆皖北，官员的祸患迫在眉睫，形势上不能再庇护孙家泰；他索要蒙时中，形势上也不能再与他争辩。所以暂时忍耐眼前的局面，以求在仓促之际解脱，这种情势还可以原谅。

然而苗沛霖最终反叛，反叛不到几个月，就被诛杀。假如在他起初时，胜保等人就能明正其罪并讨伐他，安徽的祸患怎么会到这个地步？那么贼寇固然不可玩忽，而不明正其为贼寇，贼寇也不可治理。

等到苗沛霖被消灭，朝廷才知道孙家泰父子以及蒙时中是被官员所误，下诏昭雪，给予追赠，但死者不可复生了。唉！自古豪杰之士，为国家深思远虑，不能稍行其志，反而以身殉职的，往往如此。难道不可悲吗？

苗沛霖是皖北的悍贼，至于周荣、赵起，则是真正的无赖奸民。他们起初就以建立会党、勾结贼寇为名，焚烧劫掠平阳，潜伏在郡城，反叛的迹象已经很明显了。等到焚烧我的居所八天后，就袭击郡城，杀害官吏，劫夺印信，官员自身都遭遇祸患了。而道、府上报贼情，还称他们是团练，还称他们是报复。

焚烧我的居所，说是报复还可以；攻破郡城，那么所报复的是谁呢？道、府、县令，对于贼寇可以说是有恩了；杀害他们的父兄，劫夺他们的印信，那么所报复的又是谁呢？至于福鼎被焚，波及邻省，那么所报复的又是谁呢？

隐瞒粉饰以酿成祸乱，祸乱既成，就更加隐瞒粉饰以求自脱，这是不肖道、府的一贯伎俩。假如贼势于是炽盛，不可扑灭，像苗沛霖那样倔强于一方，那么孙家泰、蒙时中的旧事，又不肖道、府所乐于做的了。闽督抚水陆两路的援军，贼寇不久就被消灭，我们兄弟也幸运地免于一死。然而能不说是极其危险吗？

唉！人臣承受国家厚恩，为地方生灵考虑，固然不能有所瞻顾依违以求自便。而祸乱是时运中常有的。我希望身为长官的人，不幸遇到变故，就只及早谋划，不要因循迁就，贻误百姓，做不肖道、府所做的事。

我起初到安庆时，湘乡相国询问温州的乱事，我详细地叙述给他听。相国感慨地说：“京朝官在籍治事，即使微末如典史，也与他们为难。所以团练不可为。”湘乡起初也奉命组织团练，后来倡导义旅，自成一军来办理贼寇，而后成功。唉！这是我们兄弟所不及的。

请查办闽省会匪疏

陈庆镛

窃惟福建

译漳州府所属的龙溪、海澄等县，百姓多前往苏禄、息力、吕宋等地进行贸易。他们往往在当地娶妻生子，孩子长大后有的被带回国内，这类人俗称“土生子”。过去他们在海外敛钱聚会已成风气，如今带着这种旧习，蔓延到漳州各属，直至厦门，结成小刀会，也叫天地会。凡是入会的人，需缴纳六百九十三文钱，称为“根基钱”。交完钱后，即发给一枚八卦印，以及红布、白布各两块作为信物，其中小印有口号。各股头各自制作一面小旗，举行歃血盟誓。起初不过是所谓“土生子”的海外商贩偶尔为之，后来逐渐引诱、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散布妖言，竟敢到处张贴狂悖的言辞，城乡皆是如此。此前厦门参将陈兴隆曾缉获一些，稍加收敛，但解送之后，地方官竟从轻定罪，几乎不予惩办。近来有厦门人陈罄，一向以傀儡戏为生，逃匿在龙溪县石美乡南门黄允家中，与同安县属白礁乡的王泉一起，制造谣言迷惑众人，声称陈罄有神通，可以通天，入会者可免罪。于是石美、海沧、白礁各乡的海外商贩，都受到他们的煽动。再加上勾连广东土匪，谣言日盛，于是公然设立敛钱的局，名为“开香”。一开香便有数百人跟随。而龙溪、海澄、同安各县的知县，都明知此事，却不敢过问。因此这些匪徒肆无忌惮，甚至说入会后，上至省城，下至广东，都有资粮相助，不至于缺吃少穿。不过几天时间，入会者已近数万人。其贼首有同安县属白礁乡的王小、长园乡的刘四、山边乡的李景和李青泷，龙溪县属南门的黄允、田里乡的王靖，海澄县属新埯乡的邱姓、尾乡的林姓，他们都奉陈罄、王泉为大头目。他们强行派往各处富裕人家，拦截抢劫各地的商贩，要么入会，要么资助粮草，顺从者平安无事，不顺从者灾祸立至。对于那些难以恐吓勒索的大姓强宗和富裕人家，匪徒扬言起事时先问罪。所以起初是桀骜狡诈的人参与，现在谨慎老实的人也跟随；起初是无赖参与，现在富裕的人也跟随。他们勾结数百个乡村，横行郡县，势力之大无人能制。去年十一月间，贼首王靖、李景、黄允、刘四各自拥众入会，知道文武官员有意包庇，于是白天举旗，联络声势，张贴狂悖字样，远近震惊，厦门为之震动。龙溪县的告示，都被匪徒用黄纸贴盖，另写字号，狂狠至极，而知县却装作不知。随后署理厦门参将陈胜元会同同安县知县图他本，札谕该县凤山、文圃两书院的绅士劝谕，也无可奈何。等到升任兴泉永道的张熙宇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到达厦门，立即命令署县图他本前往贼人聚集的积善里查办。但该县会同营兵，并未到达那里，仅到附近的灌口乡凤山庙，唤出安仁里苏、陈、杨、林各姓的秀才和乡绅出具保结，就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回报地方安静。十二月初一日，有文圃书院的诸生共同来到厦门，当面陈述情况。厅严随即发布告示，一面移咨陆路提督及汀漳龙道，约定日期剿办。然而贼势从龙溪、海澄、同安，逐渐蔓延到长泰、南靖，已波及四五个县，现在又分派奸细，招诱泉州各县乡民，就连台湾也听说颇有动摇。如果不急忙严厉惩办，其危害将无止境。臣认为会匪历来都是由内地土著滋事，这次却是由外洋传染而入，妖气日益炽盛，且门外夷人杂居，难保没有借名色之机，乘机胁迫良民。现在漳泉各处道路阻塞，盗贼公然行凶，如果不迅速办理，何以铲除奸暴、肃清民心？臣既然风闻属实，谨缮折密陈，请旨饬下督抚迅即惩办，或明查，或密访，不要让一个奸民漏网。对于未被诱骗的人，明示晓谕，使党羽解散。并命令当地绅士组织乡勇，作为守望相助的力量。伏念漳州毗邻广东，近日广西土匪常窜入其中，万一防御不及时，诚恐酿成大案。臣为慎重地方起见，是否妥当，伏乞皇上圣鉴。

译附陈剿办闽省下府土匪片 同治四年

闽浙总督左宗棠

再，福建省的民风粗野强悍，以下府兴化、泉州、永春一带最为严重。上府延平所辖的永安、沙县、顺昌等地，李阿四的逆党尚多，往往聚集多人，时常出来抢劫掠夺。延平、建宁、邵武三郡的百姓多游手好闲，他们种山、垦田、造纸、采茶，大多雇佣兴化、泉州、永春各地的游民做工，因此匪类混杂出现，抢劫案件频繁听闻。臣左宗棠驻军延平时，曾搜捕著名匪犯郑基（即下府基），以及聚众抢劫、掳人勒赎的著名各犯五十余名，审讯清楚后正法。并在建宁、延平一带，增派师船，往来巡逻缉查，以保护商旅。那兴化、泉州、漳州、永春各属，背山面海，民风粗野强悍尤其严重，向来有乌白旗、红白旗、小刀会、千刀会等名目，拜会传徒，杀人行劫，无恶不作，结党横行，情形如同化外之地。官府前往抓捕，兵少则啸聚抗拒，兵多则躲入土楼山寨，开枪射击。至于钱粮抗缴不完，遇事列械私斗，还是他们罪行之小的方面。此次发逆攻陷漳州，各属土匪蜂起，有的贪利接济，有的窝藏逆党，有的引导贼兵攻城，有的暗中充当贼谍，捕获正法的，不下数十起。就在昨天漳州收复后，官军向前追击贼兵，锅帐行粮，运送落后者，经过南靖、平和各乡，仍被寨民拦路抢劫，并杀害勇丁、长夫数十人，毁尸灭迹。大概是因为贪图他们微薄的财物，竟残忍到如此地步。诸将领初入福建时，臣因民俗愚昧强悍，骤然难以教化，命令他们勉强宽容，只严明约束勇夫等人，不要侵扰暴虐，以引导善机而明白各自正己之义。无奈积习已深，势难期望其发生巨大改变。若不趁此兵威，急图整理，恐怕发逆之患虽平，而此方后患仍未止息。现在同安上宅、浒井等乡土匪，经郭松林带兵剿捕后，续又报获首犯陈筲一名，斩首示众在案。那平和县土匪，经臬司王德榜命令派提督李运胜、副将林珠等，抓获大坝乡首从要犯曾帮等十八名，以及从逆生员朱以庄、杨景燎二名，均审讯清楚分别正法示众。那兴化、永春等处，也已命令委派道员朱明亮前往查办。漳州附城各处，臣当督饬地方文武各员就近办理，拟先将著名首要各犯，立即严惩，而后责成各乡绅董，编造户册，散给门牌，取具以后不准违犯的互结，暂且作为治标之谋。至于移风易俗、去暴胜残，则非选择廉静明决的守令久任而责其成功不可。臣等不敢纵容养奸，也不忍残害百姓以逞私欲，自当随时尽心察酌办理，以求缓解圣上忧虑。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

与舒云溪制府书

陈庆镛

本月二十日，恭阅邸报，因逆贼窜陷武昌，皇上命四川总督、陕甘总督各赴楚省交界合力追剿，仰见圣主恫瘝在抱，知人善任，使其为民生保固计者无微不至。敬想阁下义气性成，韬钤素娴，此一出为朝廷所倚资，民人所属望，即在私忱，顶祝奚既。查陕西与湖北接壤，险隘莫过于商州一带，万山攒簇，其西为陕之兴安，其东为楚之郧阳，犬牙相错，层峦叠嶂，绵延千数百里，实为坤舆之奥区，盗贼之渊薮。故史所载，动辄曰南山盗贼。姑举前明及我朝约言之，明成化时，刘通蠢动于房县，其党李原、王洪、王彪扰及川陕，非项忠讨之于前，原杰抚之于后，则蔓延不知底止。正德间，监廷瑞伪号顺天王，鄢本恕伪号刮地王，起于保宁，蔓及川陕，非洪锺、彭世麟设计诱擒，其蹂躏不堪言矣。其后在陕界者，何冕啸聚西乡之星子山，淡文省盘踞金州之王莽山，李三负固紫阳之高峰寨；在川界者，刘烈为盗于保宁，曹甫焚掠于营蓬，喻思顺窜扰于通巴；在楚界者，有荼毒郧西之杨文政，巢窜房县之王斌，倡乱巴东之黄中，所在掠地民，大肆屠戮，元气已耗。而最不堪其扰者，则崇祯时之李自成、张献忠，窃据三省之间，杀戮之惨，从古未闻。幸仗大兵吊伐，元恶伏诛，而余氛犹炽。陕有刘二虎、小红狼分踞兴安宁羌，川有姚黄十三家盗弄于保顺达大，楚有黑摇旗马党塔、杨启明窜屯于房竹大宁，旋灭旋起，直至康熙二三十年渐次剪除。而嘉庆之初，又起白莲教匪之变，最难挞伐，合满汉兵丁十余万，征剿五六年之久，不能奏功，然后用坚壁清野之议，始能缚大憝于阙下。嗣后有五狼之兵变，将军山之土匪，不旋踵而扑灭，赖国威正盛之时耳。南山同在光天化日

译然而为何如此喜好作乱？实在是因为本地土著居民，十人中不过两三个。湖南、湖北人占了一半，广东、安徽、江西人占了三四成。各地人口混杂聚居，即使是读书人、绅士家族，也很少有族谱可供查考。其中最容易藏匿奸恶之人的，叫作“木厢”和“耳扒”。他们聚集乌合之众并驱使这些人，都是些无赖之徒。饥饿严重时便出卖劳力，稍微吃饱便沉溺于酗酒、奸淫、赌博，无所不为。这些人大多没有名字，以身材的高矮、面色的黑白、是否光滑或长麻子作为称呼。他们的行为都遵循帮会规矩，并非按照同宗同族的辈分排序，所以名字排行固然不足为凭，即使是姓氏也多属虚构。在陕西犯案便逃往四川，在四川犯案便逃往陕西。像吞舟那样巨大的鱼，屡次漏网逃脱，于是胆子越来越大，心思越发狂妄。嘓匪便跟随他们一起抢劫，遇到官兵也互相协助搜捕。游荡日久，便加入了红钱会、黑钱会。钱匪就是嘓匪。起源于西蜀，散布于南山。其中为首的叫作“帽顶”，暗指他是首领。其次叫作“大五”“小五”，暗指大王、小王。再其次叫作“大老么”“小老么”，意指兄弟。以下叫作“大满”“小满”。新入伙的叫作“侄娃娃”。要去某个县，指着那里的官员姓氏说“赶某家场”。手持器械，技艺精湛，党羽坚固。地方官法令稍宽，他们就聚集起来滋扰生事；查缉严密，他们就离开去别处。乡约、保长不敢正视他们，稍有冒犯，焚掠的灾祸立刻降临报复。白天抢劫集市，夜晚侵扰富户。小的则抗拒抓捕、对抗官府，大的则举起旗帜谋反作乱。

译然而又有传习邪教的徒众，暗中在其中煽动。教匪愚昧而狡诈，嘓匪凶悍而狂妄。教匪依仗虚妄夸饰的小伎俩，嘓匪依仗好杀逞凶的小勇力。嘓匪势力强盛时，教匪便充当他们的谋主；教匪势力强盛时，嘓匪便充当他们的先驱。潜伏的敌人隐藏在草丛中，实在是隐忧。况且目前两湖地区躲避贼寇的人，不知有几千万，辗转流离在南山一带。善良懦弱的人非常惊恐，轻浮躁动的人因此动摇。不必等到贼匪窜入其中，就已经有无法维持的局面。从前东晋之后，在蜀地称雄的李特，就是从陕西进入四川的流民。能不忧虑吗？如今的计策，不如在商州一带，两岸设防堵御，招集南山乡民，修筑寨堡组织团练，仿效前明卢象升巡抚郧阳时实行坚壁清野的方法。嘓匪教匪既然不能充当向导，贼匪自然不能翻山越岭而来。即使来了也无处劫掠。况且南山之内，各处山寨，星罗棋布。大的能容纳数千人，小的也能容纳数百人。选择那些有险要可据守的地方，在山脚下用石头砌成围墙，万无一失。这是防止贼寇从湖北进入陕西的关键策略。至于出奇制胜，大君子自有良谋。言语无法完全表达心意，希望启发我这迂腐愚钝之人。

黔抚乔中丞论会匪启

胡林翼

承蒙秘密询问会匪的情况，苗族百姓一定没有沾染，足见您深谋远虑，令人钦佩感激，无法言表。卑职接到公文之初，在镇远一带，就预先探访询问，都说黎平的会匪极多，古州、丙妹、永从尤其兴盛。有人说会匪的头目，收编盗匪作为爪牙；有人说会匪是从湖南的宝庆、衡州而来；有人说古州等地的商贾，都是广东人，从广东而来。并且说人数众多，兵差勾结一气。等到深入探究其根源，又不能得到确切的证据。这大概就是探访听闻的大致情况。到任以后，仔细访察，也不能深入了解实情。只是在抓获盗匪审讯供词时，偶尔有一个盗犯，在受刑之际，口中呼喊“天柱王菩萨”，极其骇人听闻。又比如盗匪中的老冒、老三，号称大五、大九、大六，是盗匪的首领，他们的匪徒编号，从大一到大十，小一到小十，是湖南纸牌的字样。考察盗贼的名号供词，没有不烧香拜把子的。这则是确有依据的。愚以为有会匪而不做盗贼的，没有大盗而不拜把子的。眼下湖南、四川的会匪，确实有依据。然而不能轻易行动的原因是什么呢？武备松弛，兵气衰弱，国库空虚，人心虚伪怯弱，实在不是朝夕之间所能挽回的。假如办理不善，祸端一发，不可收拾，反而不如暗中转移局势来得妥当。暗中转移局势的方法，没有比除盗更优先的，没有比惩贪更迫切的。国家的败坏，是由于官吏邪恶。自古以来西域、台湾、通州、新宁、桂平等地起事，都是因为官吏贪婪卑鄙，会匪得以借口鼓动，煽惑愚民。比如四川匪徒厌恶戴如煌而爱戴刘青天，就是往事的明证。就像近年新宁的事，因为李博强行平粜，定价每石二千文，而市价仅止一千六百文。又因为差役讹诈，凌辱雷再浩的妻子，以致民心不服，于是李沅发在桂平倡乱。韦俊因为捐监生谬挂“登仕郎”匾额，差役屡次诈取，因而倡乱伪称太平王。此前羡慕登仕郎而不可得，后来却猖獗到如此地步，铤而走险，谁造成的祸端？有会匪的地方，如果得到廉洁官吏主持，必定不会酿成事端。没有会匪的地方，如果让贪婪官吏混入，那么平民也可以酿成动乱，也是一定的道理。其次没有比除盗更好的了。盗匪多是强悍能死的人，会匪正借他们的力量。会匪多是深险难测的人，盗匪必定依靠他们的计谋。剪除他们的爪牙，那么会匪也就会削弱。愚以为无论是会是盗，只要有盗案的一律杀无赦，那么他们就不能有借口。盗匪平定而匪患也就消除了。明知他们是盗匪中的会匪，也只追究他们做盗贼的罪行，而不必追问他们是否是会匪，这样就可以安抚反侧之心，消除无形的祸患。如果计策不出于此，而去访拿会匪，将善良懦弱的胁从者，被兵差凌辱，而首领必定逃脱，并且必定煽动其余党作乱。国家计策和民生，两方面都有损害，祸患不是岁月所能了结的。那么会匪可以不办吗？回答说：办入盗案，就会泯然无迹。那些严重的在狱中病死，法律在于除害而已。不必占据办事的名声，尤其不吝惜办事的费用，那么对于一省之大，天下之全局，都有裨益。这种情况不能向上面显白，尤其不能向下晓示。不能向下晓示的原因，则是百姓可以让他们照着做，不可以让他们知道原因的意思。况且愚以为更有话说，办盗的方法，用兵用差不如用士用民。黎平的兵差，被盗匪杀伤的多。兵士怯懦而差役狡猾，不如乡民朴实。不仅耳目真切可用。从前戚南塘练兵，不取城市中的人而必选农民，就是这个意思。

致翁祖庚学使书

胡林翼

播州多奇士，有可以经世致用的人吗？大方荒凉寒冷，乌撒尤其严重。有耐苦而努力学习的人，那么肌肤坚实而心地坚朴，看待轻佻便利的人，不啻天壤之别。得到广厦千间，每年借支帑金一二万两，招致英俊

译讲求战略方针，那么小股寇贼哪里值得成为祸患。凡是黎平府的文武官员、绅士以及居住在乡间的百姓，只要在学籍册上有名的人，全部编入林翼的保甲团练名册之中。这些人中，才能各有长短，贤良与否也暗中加以区分。大体上，有读书人的村寨容易治理，而没有读书人的地方难以治理。乡正、团长如果任用得人，办理事务一次就能妥当；如果不得其人，屡次整顿仍然不妥当。永从、下江、古州等地，没有士人可用，那里苗族人多而汉人少，汉人不过占千分之一二。除去那些为害苗族的人，苗族势力就兴盛了。那里的团练比内地更加严密，唯独古州没有掌握治理的方法。那里有精兵数千，屯军数千，竟然都无法使用。最近得到一位韩参军韩超，精通戚继光的书，给他一百多名壮士，就可以组成一支精锐部队。然而林翼所担忧的，不仅在于广东的贼寇，更在于内部的匪患。内部匪患值得忧虑的，不在于此时，而在于日后。与广东交界的地方长达数百里，不能说不宽广了。然而这里有险要地势可以防守，有策略可以施展。如果预先储备重金，不费兵力就能擒获贼寇。黎平虽然狭小，并非没有统领千人的将领、统领百人的豪杰。安抚并任用他们，他们就会为我所用，而绝不会为贼寇所用。自古以来，成就大事或败坏大事的人，一定隐藏在民间草野之中。任用他们，他们就是臣仆；抛弃他们，他们就会成为盗贼。这其中的驾驭分寸，细微得容不下一根头发。太平日子久了，文官安逸，武官嬉戏，定额的军队，没有一个可以抵御外侮的。因为他们狡猾懒惰，积习已深。贵州的盗匪众多，到处都是。目前抓获的已有一百多人，杀他们绝不赦免。然而他们向东逃往靖州、天柱，向北逃往清江，几乎把祸患推给邻境。即使潜伏在内地的人，也只是暂时畏惧威严，受连坐法的牵连，互相告诫不要有大动作罢了。难道能改变他们的心意，断绝他们的根株吗？我私下担心日后管事的人失去驾驭之术，吝惜金钱，与士人百姓隔绝，使得乡民看待官府如同面对茫茫大海，那么祸患来临，就会像回声一样迅速响应。身处升卿那样错综复杂的局面，而才识不及；想学渤海那样解开乱绳，而德量不为人知，因此困难啊。剿灭夷族余党盗匪二十多人，管事的人沿袭旧法，不知变通，这就是没有认清问题的本质。实际上，招募五六十名死士和藤牌手，登山越涧，与盗匪追逐，花费不过千金，就可以应对自如了。

译致魏将军侯的信

胡林翼

三月十六日。清江顾倅抄录寄来镇远朱甲翁以及阁下关于天柱、黎平、开泰、清江匪徒情况的通稿。稿中所说匪徒结拜兄弟，聚集百十余人，抢劫村寨，持有火枪。又说在黎平、开泰的皮所地、琐龟尾溪。又说须再查究属于何地。由此便可见阁下对情形尚未深入了解。又说须堵剿楚匪，等到军务完毕再行办理。又稿末开列通督、抚、藩、臬的字样。我反复思考，可商议之处很多。如果稿子已经直接发出，那么祸患才刚刚开始。如果还没有发出，还可以从容详慎地等待成功。这确实对国家大计和百姓生活都有益处。谨逐条陈述，以备甲翁及阁下采纳选择。

一、楚匪进入黎平境内。我在二十日到达黎平。当时贼寇在外骚扰，士兵在内哗变。谈论利益则勇敢，面对敌人则怯懦。想要安定内部呢，还是抵御外侮呢？祸患的萌发，不仅仅是抵御外侮困难。幸好贼寇在二十三日窜出，士兵也逐渐安定。由此便可见未经训练的士兵，将有自焚之势，还谈什么杀敌立功呢？此时贼寇离去渐远，而士兵不能撤走，耗费国家钱财而耽误农事。仅就楚匪一事，官民已焦头烂额。如果再谈用兵，则兵连祸结，将没有尽头。这是弊端一。

一、凡是办事，不外乎孟子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谈天时，则农事刚开始，蒲草杏花初开，用兵则耽误农事，百姓粮食已经亏损，根本先已动摇，已乱的地区没有日子能荡平，而未乱的地区私下担心生变。这是天时不可。谈地利，则阁下以及镇远朱甲、三黎平淡海珊都到任不久，恐怕要害形势尚未周知。这里抓捕那里窜逃，朝东夕西，贼寇行动如鼠，士兵行动如牛。以牛捕鼠，必不可得。兵少则必然抗拒，兵多则必然逃跑。劳师糜饷，终无了时。昔日马援聚米为山，敌人在眼中，所以能得陇望蜀。他征讨五溪蛮，则地利不得其要，所以功效迟缓而谗言因此而起。伏波将军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呢？我在革夷山丙之事，上年闰四月署理，至八月交卸。画图将近百幅，考证察访，将近百人。所以对于要害之处，险僻之区，土人不了解的，我已全部知道。正月初六日约期而会，分布周密，实已得要领。然而尚不免窜逃，尚不免旷日持久。这地方的东西南北，我尚且不熟悉，即使朱、淡两位郡守，恐怕也不熟悉。怎能轻言大举？这是地利不可。筹商合办，即使人人有必胜的把握，尚恐临事有误，何况未必能如我意。调兵以助声威，则将官以下，必须选择而后行。意中可用的官员有几人呢？这是人和之难。这是弊端二。

一、执事所说的匪徒，即黎平的郭继明、姜大五等数人，纠集盗贼，正月间曾投入楚匪，怀疑而不收留，每人给钱二百文，旋即散去。此时黎平大兵云集，该匪也惊疑奔窜，所以潜至清江、天柱边界，本来不是清江的匪徒。我的意见，这类匪徒，本是盗贼，并非真能叛逆。缓之固然难图，急之则生变。道理容易明白。此时楚匪若剿灭无遗，则该匪也闻风丧胆。若以未经训练的士兵，不熟练的乡勇，不熟悉地形的官吏，突然乘胜追击，万一贼匪得志，则胆气必张，祸患才刚开始。我的见解，军务之后，若辈必散归原巢，留备赏需银两，密令地方官设法擒拿惩治，即使每名赏及千金，尚且比大举为得计，为省费，何况不须千金呢？况且歼灭首恶，则余匪不足平定。若抓捕不得手，窜入楚地或粤地，是将授人以话柄。这是弊端三。

一、办事必先自度必胜，而后请示，更须衡量同办事者均可必胜，而后会合大举。此次若径直达大宪，在中丞近在本省，镇静安详，必有先机指示之处。假设不是中丞的镇静安详，或据情入告，或亲自督办，彼时问原者要贼，何以应之？势必强杀数人，冒功虚报，以为了结案件地步。其贻害于国计民生何穷？这是弊端四。

一、办事不外乎用兵、用民、用役的三条途径。兵不可恃，无智愚皆知。新任之官，恩信未孚，民不可恃。黎平府无干差，天柱尤甚，且恐其与盗通情，则差亦不可恃。姑且再迟回，物色耳目，久之必可得手。又于暇时选择武弁，联络乡民，挑选差役，则三者又均可化无用为有用。若急切使用，徒然坏事。这是弊端五。

一、此次藩库已形支绌，而营弁仍多觖望。若藉此军需，以办盗案，其费不少。不如留此经费，以交地方官临时购募，费半而功倍矣。盖捕盗则支应可以节省，而军需则应接不暇，且骄纵异常。这是弊端六。

一、凡办事首在得人，尤须持重。譬如李广射虎，度不中不发，乃能除盗，乃能用兵。此等

译盗匪之中，著名的并不多。如果地方官尽心尽力，必定能设法擒获他们。只是担心缺乏诚心罢了。若有诚心，连金石都能穿透，鬼神都能沟通，不像革夷山、丙地那样凭借险要地势不服从管理，致使兵差不敢进入其巢穴。如果轻举妄动，假如伤害了官员和士兵，那么贼寇的气焰必然顿时高涨。此地处处与湖南、广东交界，一时难以彻底解决。湖南、广东受到他们的骚扰侵害，贼众就会越聚越多。湖南方面上奏，广东方面又上奏，责备都归于贵州一省，这又是湖南匪患的延续。这是第七个弊端。

地方上的事务，用十万兵力尚且不足，用一两个好官吏去做却绰绰有余。就像湖南会匪起事之初，其头目不过三五人。如果得到一两个守法良善的官吏，解决了这几个人，怎么会留下如此大的祸害呢？又如永昌的事件，起初不过是盗匪罢了。因为地方文武官员不得要领，不分辨好坏，起初轻率急躁，把盗贼当作儿戏；后来退缩畏惧，怕寇盗如同怕虎。在无事的时候，见到罪囚就哭泣不吃饭，一味宽容放纵，好像极仁慈的人；等到有事的时候，就纵容士兵杀害百姓来抵挡贼寇，好像极勇敢的人。难怪越逼迫贼众越多。永昌成为十年的祸害，新宁成为三省的祸害，我省应当以此为戒。如果不设法用计谋，老成持重，一旦行动失败，祸害将延续十年，灾祸牵连三省。这是第八个弊端。

总之，这些贼寇因为不知道湖南匪患的成败如何，所以观望拖延，聚集为盗。如果湖南匪患已经平定，这些盗匪必定会散去。散去之后设法擒拿，每抓获一名大盗，用一千两银子悬赏，也是有益的。因为大盗数量有限，而其余匪徒不值得悬赏。如果大举进兵，却看不到益处，尤其万万不可实行。我的浅见如此。鉴于您胸中有千秋大略，爱民爱国，希望您衡量力量审慎行事，务必蓄养威势而持重。即使将来悬赏擒拿未能成功，但只要处处留心，那么人心既已信服，地形也已熟悉，等到农闲之余，还可以审定共同办理。我这点愚见，还望您谅解并教导，那是我的幸运。并请求您与朱甲翁、顾赋亭商议。

译条陈东路情形启

胡林翼

下游的情形，危险到了极点。暂且就我愚陋所知而言，已不下十几件事。麻阳的船户、辰州和沅州的水手，都强悍有力；镇远以上的驿路脚夫，也游荡不羁。近两三个月来，客商止步不前，无以为生，人心惶惶，几乎无法支撑。用官府供养百姓，不如让百姓自食其力。做盗贼而死，忍饥而死，都是死；犯法可以死，忍饥则会立刻毙命，这是可忧虑的第一点。

各府各厅的寨苗，大的一二百户，小的三五十户，连年遭受盗劫，积蓄一空。做良民则既怕盗贼又怕官府和差役，做盗贼则无所畏惧，这将是迫使他们成为盗贼，这是可忧虑的第二点。

良苗终日采集芒草为食，一年四季不能得到一粒粮食入口。耕种所得，遇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借一石谷子，一个月内要还二石到三石不等，名为“断头谷”。借钱借米也是如此，甚至一酒一肉，积累多了，抵得上田产几十上百两银子。心里怨恨却不敢说，那些狡猾的人则将怨恨积累起来，引盗贼来报复，而汉奸始终不自知，反而在盗贼手中损失，却向百姓盘剥来补偿，这是可忧虑的第三点。

苗人的财产全部落入汉奸手中，而差徭采买仍由原户承担。当秋冬催缴的时候，有人甚至挖开祖坟取银饰抵债，令人痛心疾首，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各厅并没有钱粮盈余，专门依靠差徭采买等陋规，作为公私之用。近年民力日益匮乏，官事日益增多，即使按数收纳，尚且叫苦连天，怎能禁止而强人所难？如果力役粟米的征收一概停止，那么苗民脱离教化之外，不知道上下尊卑之分。禁止固然困难，如果放纵而任其多取，那么穷苦百姓怨叹，苗民日益困窘。如果变法而归于受田的汉民，那么差徭采买是已成之俗例，而非赋役之正供，苗寨本无钱粮，汉民岂肯领受？告发纷纷，上下其手，这是可忧虑的第四点。

官府从苗民那里取走十分之三，土司、通事、差役从苗民那里取走十分之七，榨取良民的血汗，以供他们宴饮安逸、沉溺毒酒之资。台拱、丹江、古州、八寨、清平，弊端尤其深重，这是可忧虑的第五点。

汉奸恐吓苗民，无所不至。比如去年十月，传言某人带兵见到黑人就杀，虽然大力晓谕，开诚布公，但造言恐吓的人，就是平日盘剥的人，也就是日后倡乱的人，想借此满足私欲罢了。人心思乱，无法讲理，这是可忧虑的第六点。

官兵数万，已成为废器。即使令千人为营，而贼可破，凡有血气之人，莫不痛心。屯军九千余名，布置各堡，本极周密，然而虚籍徒存，实政无补。数十年之积弊，不能一旦挽回。今日吃屯田饭的，半是刁生劣监，一旦绳之以法，则捏造黑白，煽动愚苗，祸患且更迅速。操之太急，是峭直之弊；委心任运，是胡广中庸之诮，这是可忧虑的第七点。

邪教之兴，随地皆是，根柢既深，萌芽已露。只有大臣持正而不阿谀，小臣奉公而洁己，则无隙可乘，尚可不即举发。黔中近年，大宪兢兢业业，察吏颇严，然而在上者有震动恪恭之心，在下者有得过且过之意，未经患难，不知恐惧，公牍所到，寓目已忘，这是可忧虑的第八点。

天下治乱之机，不外义利二字。人心嗜利则乱，人心嗜义则治。近年嗜利之人，岂惟官哉，凡在官之人皆然，即在野之人亦然。用人而不得所养，虽尧舜之忧勤，不能以治天下，则养人而耗财多。处已乱将乱之世，则赏不得不重，罚不得不轻，故耗财尤多。度支已竭，仰屋空嗟，这是可忧虑的第九点。

祸积于萧墙，势处于危急，而不能不资成案，秉旧例。绛侯之乞怜于牍背，魏尚之见屈于刀笔吏，古今同慨。必至于决裂不可收拾，例案一无所施，而后节目疏阔，则事已不可为，这是可忧虑的第十点。

勤王事者食于官，举义旗者食于民。舍穑事而征正夏，汤是也。孰敢不箪食壶浆以逆将军，诸葛之言是也。南阳太守稽留义师，斩一守而人皆奉令，孙坚是也。天下非鄙吝之人不能聚财，非抑勒不能散鄙吝之财。明怀宗劝谕而不助军饷，李自成脑箍而尽数以献，叔季人心，大抵类是。粤逆入鄂，括取民财计逾千万，设官为董劝，则十万亦难。不至此时，不知悔惧，人心又大抵类此。黔中官兵仰给于藩司库，藩司库又仰给于邻省，转运则有所不能，抑勒则有所不敢，畏首畏尾，势必致官危而民亦不安，这是可忧虑的第十一点。

兼弱攻昧，取乱侮亡，言道学者疑之，而英君贤相之方略，实不外此。自强者，天道之所取；自弱者，洪范谓之极。帝王驭世之微权，必取强桀之人预

译（这是）为了驾驭（局势）。让我为我所用，而不被别人所用。世宗皇帝招募武艺超绝的人，命令史相国统领驻防。哪里是为了驻防呢？这是为了消解天下的英杰之气，而使他们不知不觉罢了。姚启圣督理浙江福建，官署中每年的花费以百万计算，没过几年，海澄公施琅就归附了他的麾下。现在想要镇守摄服边疆，必须天天练兵。贵州东路这一带，地域极其广大，如果不挑选训练八百名精兵，分别驻防、分别捕盗，边作战边防守，就不足以震慑奸邪的萌芽并作为防范的资力。一年的费用，又将从哪里支出呢？这是第十二件令人忧虑的事。贵州的军饷假如不能接续，那么士兵和百姓都会陷入困境，灾祸很快就会到来。将任由他们自己混乱而后自行停止吗？还是将养育壮士而淘汰老弱，核实百姓实情而考察空旷之地呢？非常之事的根源，是百姓所恐惧的。如果实行得不好，就是明末裁撤驿卒那样的事；如果实行得好，就是商鞅变法那样的事。成功者会成为怨恨的聚集地，失败者则会成为灾祸的阶梯。这是第十三件令人忧虑的事。保甲团练，确实是挽救时局的良政。委派官员办事，时间非常短暂，恐怕百姓不信任；地位相隔，恐怕百姓不亲近。那么，如果不是地方长官亲自去做，就不能成功。然而奉行虚文的人没有实意，计较小害的人忘记了大利。上级大员的督促告诫，不亚于把笔尖磨秃、嘴唇说焦；各下属的奉行，只有覆盖和张贴告示。这是第十四件令人忧虑的事。大江东去，望风瓦解，刺探背地的奸细，反而来到贵州，即使是逃匿的残余，也恐怕有勾结煽动的祸患。这是第十五件令人忧虑的事。以上十五件事，姑且就东路来说。然而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毛病多药方少，不是一只手一只脚的力量所能挽回的，也不是空谈剿说所能补救的。概括来说，也不过是练兵、求才、察吏、筹饷这四件事罢了。已经混乱容易治理，没有混乱容易治理，而将要混乱难以治理。林翼的愚笨浅陋，即使耗尽精力竭尽力量，也弥补不了万一。况且一个人的精力有多少？一个人的才识又有多少？如同用石头填海，如同蚊子背负大山，固然知道自己不能胜任了。

译秦省吾家传

梅曾亮

先生名缃武，字省吾。其世系出自宋代学士秦观。经过十一代传到秦维桢，从常州迁居到无锡。先生父亲名瀛，官至刑部侍郎，凭借深厚的古学修养和严正的品行，成为东南地区人士所敬仰的榜样。先生通过援例捐官担任江西知县，曾代理十几个县的政务，但任职时间最长的是彭泽县，百姓爱戴他。等到他去世时，当地为他撰写名宦传。当初离开彭泽时，那些被他平反冤案、免死的人，都攀附着跟随到江边跪拜告别。道光十三年，先生因父亲去世守丧期满，再次任职彭泽，距离前任离任已经二十年了。当时连年灾荒，百姓大多拖欠赋税。每当新县令到任，官吏就屈指计算说：“县令在某年某月某日上任，某年某月某日奏销处分期满，某年某月某日官职应当罢免。”这成为惯例，没有差错。先生不从事鞭打拷问，而是用文教告示晓谕百姓。百姓感念前任的爱戴，按时足额缴纳赋税。马当镇连接湖广和安徽，那里的阁排州是盗贼聚集劫掠的地方。先生连夜奔驰前往，盗贼来不及越过其他边界，先生果断办理案件的情形也如此。上级官员认为他有才能，派他禁止督捕南方的会匪，又让他上奏江西四件权宜行事的事项。他在其他县任职时，能够缓解百姓困苦并得到上级批准的，处处都有。然而他最终却死在彭泽县任上。县人为他护送灵柩回乡。先生有三个儿子，叫俊杰、煦、丽昌。丽昌曾经给我写信，在古文写作方面有心得。梅曾亮说：国家常常禁止百姓结社，但禁令往往不能执行。大概是因为名义上称为结社，而正式追究一个人，就会让成千上万的人惊恐。这种形势常常让成千上万的人互相掩护这一个人，这是驱散他们却反而使他们聚集。只有其中真正有罪的人被查获定罪，不称其为结社，像这样，那么上面想要抓捕的通常不过一两个人，而与朝廷为敌的人就少了。为敌的人少了，那么被惩治的人虽然逐渐增多，但都让他们失去群众支持，这是攻击瑕疵而不攻击坚固之处的策略。这个观点，我是从姚公祖同那里得到的，因为先生治理会匪的事，所以记录下来。

卷九十八 刑政一 刑论

刑论

梅曾亮

天下的法律，没有长久施行而没有弊端的。法律宽松，弊端就浅；法律严密，弊端就深。只是因为法律良好而坚守它，不敢稍微变通法律，以免得罪天下后世，所以弊端就形成而无法挽回。杀人而不忌恨的是贼人，昏庸贪婪残暴的是贼人，这是皋陶的刑法。后世接近古法的没有比得上汉代的，也说杀人者死，伤人及盗窃抵罪。这些都是法律整齐简易的表现。古人不是不知道杀人的情状千差万别，而一切的法律不足以穷尽这些变化。然而宁愿从简略方面处理，认为法律贵在容易知晓而难以触犯。判决一个人的死刑，而能让千万人不敢陷入死地，这就是容易知晓而难以触犯的缘故。而后人说，这些法律还不够详细。于是同样是杀人，却有谋杀、故杀、误杀，有戏杀，有过失杀，有下手加功的杀。因此同样是死罪，却有入情实（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有不入情实（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有立决（立即执行），有缓决（缓期执行），又有缓决而从末减（减等处罚）的。大概一个死罪案件的成立，其文书反复诘问辩难，堆积盈尺的纸张都不够。然后才能由州县上报到刑部，而这个人，像这样有时还不至于死。唉，这是什么立法之严密，却如此难以知晓啊。这是良法，如果改变它，就会承受不仁的名声，而得罪天下后世。虽然心里知道它不对，说暂且跟随众人。跟随众人而失误，这是天下的共同失误。议论法律的人说，有滥生（不该活而活）的，就有枉死（不该死而死）的，这是救生不救死。执行法律的人说，死者已经死了，生者也是百姓的生命。已经死了而冤枉，终究与我杀死的人不同，而我救生的心意，也足以在天下人面前自我辩解。唉，这不仅仅是不能救生，而且增加了百姓的死亡。不仅仅是增加被杀者的死亡，而且增加杀人的死亡。现在乡里街巷中，有杀人者，百姓惊恐地互相告知。某杀人者死，某杀人者不死，百姓也惊恐地互相告知。死与生，是百姓所知道的。说杀、误杀、戏杀、过失杀，则是百姓所不知道的。百姓不知道一个杀人的条例，如此曲折分别，而只看到杀人者有时不死。假如让杀人者全部归于死路，以震慑他们勃然不可遏制的怒气，还有能忍耐的，有不能忍耐的。现在让介于可生可死之间，而先在挥刀之下快意，又有什么忌惮而不汹汹然呢。腊月有毒，吃了立刻死，一人死而没有后继者了。三人吃而一人生，那么后继死者将不止三人。这不是百姓不畏死，是法律误导了他们。所以说不仅仅是增加被杀者的死亡，而且并增加杀人的死亡。唉，计较于一罪的轻重，而卤莽于千万人的死生。遵循法律的弊端，其势本来不至于这样而不得不这样。而人且说，必须这样长吏才开始不得以误杀人。固然，长吏不得以误杀人，而其弊端则使平民都可以故意杀人。天下做长吏的少，而做平民的多，那么法律救人的少，而杀人的多。

读《禹谟》《康诰》，知道故杀、过失杀，自古就区分了。只是古人断案，必定查明实情，判当其罪。即使说罪疑惟轻，也必定确实有所怀疑，才从末减。不像后世狱吏，博取不轻杀人的名声，罪至当死，舞文弄法以生之。唉，法当死者，有时而生之，知法当生者，亦有时而死之矣。罪至